第三十八章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一般评述。

　　在476到496年间，法兰克国王在高卢建立起他的政权，并皈依了基督教。在征服阿基坦和勃艮第之后，于536年在高卢地区建立了法兰西王国。被从高卢逐出的西哥特人占领西班牙。在455—582年间，萨克逊人在不列颠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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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不辞辛劳评述了，在基督纪元后大约500年间，从幸运的图拉真和两安东尼时代到西部帝国被彻底消灭时，罗马帝国的衰亡情况。在那个不幸的时期，萨克逊人凶恶地和当地土著争夺不列颠的所有权：高卢和西班牙则被强大的法兰克和西哥特王国以及斯威弗人和勃艮第人的附庸王国所瓜分：阿非利加完全暴露在汪达尔人的残酷迫害和摩尔人的野蛮骚扰之下：罗马和意大利，直到多瑙河岸，普遍受到一支野蛮雇佣军的侵害，后来，东哥特人提奥多里克的统治接替了它的无法无天的暴政。所有的使用拉丁语因而更应称为罗马人和享有罗马人特权的帝国臣民，普遍受到外来侵略者的凌辱和蹂躏；而日耳曼的一些得胜的民族则在欧洲的西部诸国建立了一种新体系的生活方式和政府。奥古斯都的无能的想像中的继承人君士坦丁堡的帝王们还隐隐约约代表着罗马的威严。不过他们还继续统治着从多瑙河到尼罗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东部地区；在意大利和阿非利加，哥特和汪达尔王国受到了贾士丁尼的武力颠覆；而希腊皇帝们的历史却仍能提供长长的一系列有启发意义的教训和有趣的革命经历。

　　关于西部罗马帝国衰亡的一般评述

　　希腊人在自己的国家被压缩成一个省份之后，还认为罗马人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并非由于他们的才干，而不过只是由于共和国的幸运。那盲目地分派和施舍她的恩惠的喜怒无常的命运女神，现在愿意（这是当时使用的奉承的语言）敛起她的双翅，从她脚登的圆球上下来，把她的皇座牢固地、永远不再改变地安置在第伯河岸上。有一位较为聪明的希腊人，以哲学家的思维，写了一部关于他自己的时代的历史，通过向他的国人揭示出罗马之所以伟大的深厚的基础，从而剥夺掉他们那种无稽的自欺欺人的慰藉。罗马公民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国家所抱的忠诚是得到教育的习惯和宗教的偏见的肯定的。荣誉，还有美德，是共和国的宗旨。有抱负的公民全都竭尽努力以求无愧于一次胜利所带来的庄严的荣誉；罗马青年，每当他们一见到家中所挂祖先的图像，马上便会意气风发，彼此争强斗胜。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温和的斗争已最后确定了使人民议会的自由意志和元老们的智慧以及一位皇家行政官的施政权统一起来的整个制度的坚定、对等的平衡。每当执政官一举起共和国的旗帜，每个公民，按照过去宣读的誓言，都有责任必须拿起刀剑为自己的国家出力，直到他了结他10年兵役的神圣职责。这一明智的制度源源不断地把新生的一代自由人和士兵送上战场；同时他们还会得到，虽曾英勇抵抗一阵，最后却屈服于罗马人的勇猛，并和罗马人结成同盟的意大利诸多好战的、人口众多的邦国的支援。那位曾激起小西比阿的高尚品德、亲眼见到迦太基的毁灭的明智的历史学家曾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军事制度；他们的赋税、武器、操练、上下级关系、行军和扎营的情况；并指出这个百战百胜的军团的实际力量显然高于腓力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方阵。根据这些和平与战争的制度，波里比乌斯推断出这不知道恐惧、不甘心安逸的人民的精神和成就。那个如果人们及时筹谋加以阻止定能予以粉碎的十分庞大的侵略计划竟然试行成功；一种对正义的永久的毁弃竟得到了以谨慎和勇气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美德的支持。在战役中有时也会失败，但在一次战争中永远胜利的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以迅速的步伐，一直向幼发拉底河、多瑙河、莱茵河和海边行进；那些原可以用以代表他们的民族和国王的金像、银像或铜像，一个个相继被铁的罗马王国粉碎了。

　　一座向一个帝国内部扩张的城市的兴起，这样一件少有的奇怪现象，很值得具有哲学头脑的人的思索。但罗马的衰败可是过分雄伟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于成熟；毁灭的原因随着领土的扩张而不断增加；一旦时机成熟，或由于偶然事件抽去了人为的支撑，那无比庞大的机构便会由于无能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倒塌。它毁败的过程再简单明了不过了；我们应感到奇怪的，不是罗马帝国怎么会毁灭了，倒应该是，它怎么竟会存在得如此长久。在远处作战沾染上异族人民和雇佣军各种恶习的常胜的罗马军团，先是压制共和国的自由，后来则是冒犯皇帝的威严。急于维护个人安全和公众和平的皇帝，苦于无计，只得采取了破坏他们的纪律的下策，使得他们对他们的君王和他们的敌人一样的可怕了；军事政府的活力趋于松弛，最后更为君士坦丁的不公平的制度所彻底毁灭；从此整个罗马世界便被野蛮人的洪流所淹没了。

　　一直来常有人把罗马的衰败归之于帝国中心的移位；但本书已经表明政府的权力只是曾被分割而并未转移。东部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皇座；西部则一直仍为一系列在意大利定居声称自己对军团和各省享有同等继承权的皇帝所占有。这一危险的新情况损伤了这一双重统治的力量，却增加了它的祸患：为一种压制性的随心所欲的体系服务的工具日益增多；而在提奥多西的堕落的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的，不是谁的才德更为出众，而是谁更沉溺于无聊的奢靡。可以使具有高尚品德的自由人民团结一致的极端的灾祸，却只会加剧一个趋于没落的王国的分裂。阿尔卡狄乌斯和霍诺留互相敌对的心腹之人向他们的共同敌人出卖了共和国；而拜占廷朝廷则以漠不关心，或甚至喜悦的心情，观看着罗马的屈辱、意大利的不幸和西部的丧失。在接下去的几代统治之下，两帝国又恢复了联盟关系；但东罗马在给以援助的问题上，迟疑不决，犹豫不定，十分不得力；而希腊和拉丁的分裂，则又因为永远存在的语言、习俗、利益，甚至宗教方面的差异，而更为加深。然而，这一有利事态，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君士坦丁的判断。在一段长时间的毁灭过程中，他的固若金汤的城池抗拒住了野蛮人的胜利的军队，保护住了阿非利加的财富，不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都能控制住了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一些重要海峡。君士坦丁堡的建立主要应说是有功于东部的保存，而非推动了西部的灭亡。

　　既然宗教的伟大目标是求得将来生活的幸福，如果有人说基督教的介入，或至少对它的滥用，对罗马帝国的衰亡具有某种影响，我们也完全可以不必惊愕或气恼。教士们卓有成效地不停宣讲忍耐和自强的学说；社会的积极向上的美德遭到了压制，尚武精神的最后一点残余，也被埋葬在修道院中：公私所有的财富中的绝大部分都被奉献给了慈善事业和拜神活动的无止境的需求；士兵的粮饷多被胡乱花在成群以禁欲、洁身为唯一品德的毫无实用的男女身上。信仰、热忱、好奇以及更为世俗所有的怨毒情绪和野心燃起了神学论争的火焰；教会，甚至整个国家，都陷入常会形成血腥斗争而且永远无法调和的宗教派别纷争之中去；罗马世界遭受到一种新形式的暴政的压迫；受尽迫害的教派全变成了他们的国家的暗藏的敌人。然而，党派性，不管如何有害和荒唐，却是团结，也是分裂的中心原则。来自1800个圣坛的主教向一位合法的、正统的君主反复灌输绝对服从的观念；他们经常举行的会议和不断的通信，保持着相距遥远的教会之间的联系；通过正统基督教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盟，福音教的仁爱精神，虽受限制，却得到了加强。僧侣的神圣的懒散被一个奴性和女性十足的时代所衷心接受；但是，如果迷信不能提供一条正当的退路，同样那种种过恶也可能会诱使那些平庸的罗马人，出于更下流的动机，抛弃掉共和国的旗帜。那些纵容并肯定信徒们的天然意向的宗教观念是很容易使人们甘心服从的；但基督教的纯正的真正的影响却可以从它对北部野蛮入教者所产生的虽不完美，但大为有益的作用中去找寻。如果说君士坦丁的改信新教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败落，他的胜利的宗教却减缓了它倒下时的冲动，并缓和了那些征服者的残暴心性。

　　这一可怕的革命完全可以用于教诲目前这一时代的人民。一切都只着眼于，都仅只为了，推进他本国的利益和荣誉，乃是一个爱国者的职责：但一位哲学家却应该可以放大他的眼光，把其居民已达到同样文明和开化水平的欧洲视为一个大共和国。力量的均衡仍容有高下波动。我们自己或邻近王国的繁荣仍会有交替起伏情况；但是这些局部的事态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损伤我们所处的一般幸福状况，不能损伤使我们欧洲人及其殖民地明显有异于其他人类的艺术、法令和习俗体系。地球上的野蛮民族是文明社会的共同敌人；我们可能会带着急切的好奇心想问一问，欧洲现在是否仍处在过去频频破坏罗马的军力和制度的各种灾祸的威胁之中。也许同样这种思考将向我们说明那个强大的帝国究竟如何会倒下，并使我们了解到实际保证我们的安全的可能的原因。

　　ⅰ．罗马人完全不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危险程度和自己究竟有多少敌人。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北部欧罗巴和亚细亚地区充满了数不清的贫穷、凶恶、好斗的狩猎和游牧的部落；勇于拼斗，随时急切地渴望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野蛮人世界经常处于战争冲动的冲击之中；高卢或意大利的和平却因遥远的中国革命而动摇。从获胜的敌人面前逃跑的匈奴人转而向西方进军；这股汹涌的人流还更以俘虏和同盟者的逐渐增多而日益壮大。那些向匈奴投降的逃跑的部落，他们又转而试图攻城夺地；一批又一批无数的野蛮人队伍以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压向罗马帝国；而且，如果排在最前列的被消灭了，空出的地方立即便会有一批新的进攻者补充上来。这种可怕的移民潮已不再是来自北方；一直被归之于人口增多而出现的长时期的安静实际是技艺和农业进步的可喜结果。日耳曼再不像过去只是散处在丛林和沼泽地带中的一些荒凉的村落之中，现在已可以提出一份包括2300个围有城墙的城镇的名单来了：丹麦、瑞典和波兰都先后建立了基督教王国；汉萨同盟①的商人和条顿族的骑士沿波罗的海海岸，一直把他的殖民地建到了芬兰的海湾。再从芬兰海湾直到东海一带，俄罗斯已逐步形成一个强大的文明的帝国。犁铧、织机和打制铁器已被引进伏尔加河沿岸、奥彼河和勒拿河地区；连最凶狠的鞑靼游牧民族最后也不得不俯首贴耳。独立的野蛮统治现在已被限制于极为狭窄的范围之内；而卡穆克斯人或乌兹别克人的残余兵力已十分有限，不可能对欧洲的大共和国构成严重威胁了。然而，这一表面上的安全却不应使我们忘记了新的敌人和意想不到的危险仍有可能从几乎在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的鲜为人知的民族中忽然涌现出来。曾在从印度到西班牙一带占领大片土地的阿拉伯人或萨拉逊人，在穆罕默德在他们的野蛮的身躯中注入充满热情的灵魂以前，一直在贫困和受人轻蔑中喘息度日。

　　①13至17世纪，以德意志北部诸城为主建立的北欧城市商业和政治联盟。——译者

　　ⅱ．罗马帝国是通过它的成员的独特的完美的联合，牢固建立起来的。臣服的民族，不但放弃了独立的希望，甚至也不再有独立的愿望，都愿接受罗马公民的称号；西部各省完全是那些野蛮民族硬从母国的怀抱中强迫拉走的。但这种团结却是以牺牲民族自由和尚武精神为代价换取来的；那些没有活力和动力的自甘卑下的省份则完全依仗一些雇佣军和听从遥远的朝廷指挥的总督来保障它们的安全。千万人的幸福，完全由一两个其思想已为所受教育、奢侈生活和独裁大权所败坏的人或甚至是孩子所左右。帝国正是在提奥多西乌斯的未成年的儿子和孙子统治时期遭受到最大的伤害；而在这些无能的君王似乎已达到成人年龄的时候，他们却又把教会交给了主教，国家交给了宦官，行省交给了野蛮人。欧洲现在被分成，虽大小不一却很强大的，12个王国、3个受人尊敬的联邦和一些较小的但仍然独立的国家：至少随着统治者人数的增多，帝王将相的才能有了更可显示自己的机会；因而当阿尔卡狄乌斯或霍诺留再次在南部的皇座上睡大觉的时候，一个尤利安或塞密拉米斯却可以在北部进行统治。对暴政的滥用由于彼此恐惧和感到羞耻的影响而有所收敛；一些共和国已恢复了秩序和稳定；专制王国已吸收了一些自由，或至少是温和的原则；由于那一时期的一般风尚，当时最不完备的制度也多少具有一些荣誉和正义感。在和平时期，由于有那么多敌对势力互相争强斗胜，因而刺激了知识和手工业的进步：在战斗期间，欧洲的军事力量在较为缓和、不分胜负的战争中得到了锻炼。如果从鞑靼人的沙漠地带出来一位野蛮的征服者，他便必须接连击败俄罗斯的强大的农民、日耳曼的众多的军队、法兰西的勇敢的贵族和不列颠的无所畏惧的自由人；他们也许还会全部联合起来，进行共同防御。即使得胜的野蛮人能使自己的奴役和破坏的铁蹄直踏到大西洋岸边，也会有10万只船装上那文明社会的残余部分逃脱他们的追赶；而欧罗巴将又会在现已到处是她的殖民地和机构的美洲世界复兴和繁荣起来①。

　　①美洲现在至少已有600万欧洲血统的人和后代；他们的人数，至少在北部，还正有增无已。不论他们的政治情况如何变化，他们肯定仍会保存住欧洲的本色；我们还可以十分欣慰地设想，很有可能，英语将在一个庞大的、人口众多的大陆上普遍流行。

　　ⅲ．寒冷、贫困、危险和劳累的生活加强了野蛮人的力量和勇气。在各个时代，他们都曾对一直不注意，后来仍不注意使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和自己的自然财力保持均衡的彬彬有礼及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印度人和波斯人进行欺凌。希腊、马其顿和罗马等古代好战国家教育了一批批士兵；通过正常的进化过程，锻炼了他们的身体、训练了他们的勇气、壮大了他们的实力，并把他们所占有的铁都打制成适用的强有力的武器。但是，这种优越性却在不知不觉中随着他们的法律和习俗逐渐衰落了；而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人的软弱无力的政策武装并教会了粗暴强悍的野蛮人雇佣军，使他们对帝国进行毁灭性打击。火药的发明改变了军事技术；它使得人可以随意使用自然界两大强劲的能量，空气和火。算术、化学、机械学、建筑学都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敌对双方不惜采用最复杂的进攻和防御的方法来互相对阵。历史学家可能会愤怒地看到，为准备一次围城所花费用足够建立和维持一个繁荣的殖民地了；但我们却不能因看到要颠覆一座城市花费巨大，而且十分困难，而感到不高兴；也不能因看到勤劳的人民必须用超越和填补军事能力的衰竭的技术加以保护而感到不悦。大炮和防御工事现在已成为阻止鞑靼人的马队进攻的坚固的屏障；欧洲在将来已肯定不会再受到野蛮人的冲击了；因为，在他们能发动进攻以前，他们必须已不再是野蛮人了。他们在战争科学方面的缓慢的进度，正如我们以俄罗斯为例可以看到的那样，总会永远伴随着用于和平时期的技艺和内政政策方面的改进；而他们自己也必须能站在被他们征服的那些开化民族之中而毫无愧色。

　　如果这些想法被认为可疑或不尽正确，我们倒还可以找到一个更卑下的安慰和希望的源泉。古代和现代航海家的一些发现，一些最开化的民族的家史或传说，都表现了没有法律、没有技艺、没有思想，几乎也没有语言的身心俱裸露无余的野人的面貌①。也许原始的普遍相似的人种便都是从这一卑下状态逐渐发展到指挥其它动物、肥化土地、渡过海洋，以及观测天象的。他在智力和体力的改善和锻炼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多种多样、极不平衡的；一开始无比缓慢，然后随着速度的加快而逐渐增快：几个世代的辛勤的往上爬的努力之后准会有一阵迅速的滑坡现象；地球上的几个气候带都曾感受到过光明和黑暗的变化。然而，4000年的经历应该已增大了我们的希望，减少了我们的恐惧；我们无法确知，人类在向完美迈进中可能达到何等的高度，但我们却可以正确地断言，在地球表面的自然状况继续保持下去的情况下，决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种重新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社会的改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1．诗人或哲学家只是靠一个单一的头脑来说明他的时代和国家；但这超人的理解或想像力是一种稀有的自发的产物；荷马或西塞罗，或牛顿的天才，如果能凭一位帝王的意志，或思想家的教训制造出来，那它也便不会那么让人钦羡了。2．法律和政策、贸易和制造业、技艺和科学等等所带来的好处是更为牢固、更为长久的；许多个人都可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在各自的岗位上，推进全社会的利益。但这个整体结构却是技术和劳动的结果；这个复杂的机器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趋于败坏，或者为暴力所毁。3．对人类来说幸运的是，更有用，或至少是更必须的技艺并不需要出众的才能或民族的屈服，便能进行；不需要一人的特殊能力，或众人的团结。每一座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必须有能力并愿意永远保持对火和金属的利用；繁殖和利用家畜；熟悉狩猎和捕鱼的方法；熟知最起码的航海知识；熟悉不完备的耕种谷物和其它营养食物的技术；并知道进行简单的交易。个人的天才和公众的勤劳可能被彻底消灭，但这些牢固的植物都能抗住风暴的袭击，在最不适宜的土壤中扎下永恒的根。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的辉煌的时代，也因笼罩着无知的乌云，而暗然失色；而那些野蛮人却推翻了罗马的法律和宫殿。但是镰刀，那撒旦的发明和象征，却仍然年复一年在收割意大利的庄稼；而在坎佩尼亚海岸边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拉斯特利冈人的筵席①。

　　自这些技艺被首次发现以来，战争、商业和宗教热情便一直在新旧世界的野蛮人中散播这类无价的礼品：它们相继四处流传；它们再也不可能消失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安然接受这个可喜的结论，承认世间所度过的某一个时代都曾为人类增加，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增加真正的财富、幸福和知识，也许还有良好的品德②。

　　①要在这里举出许多诗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权威性的证据来，是很容易的，不过却可能令人厌烦。因此，我这里只想请大家去看一看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所提出的无可怀疑的决定性的证据。当食鱼人在他所在的时代沿着红海岸边漫游的时候，他必然只会和新荷兰的土著人相似。凭想像，或者凭推理，我们还可以设想一种比这类已懂得某些技术、掌握某些工具的野蛮人，还要更低得多，完全处于绝对自然状态的人种。

　　①不详。——译者

　　②一项发现的价值几乎总被贪婪、残酷和狂热情绪所污损；民族之间的交往又必然带来疾病和偏见的传播。只能靠我们自己时代和国家的高尚品德使之形成一个独特的例外。在当今皇上的命令下接连进行的五次远航，完全是出于对科学和人类的真纯、博大的爱。正是这位君王，为了对社会的不同阶层表现他的仁慈，在他的首都兴建了一所印刷术学校；并向南海诸岛引进了对人类生活大有用处的蔬菜和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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