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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中世纪的罗马和文艺复兴的曙光 第六十九章
罗马教皇的权威。选举教皇的方法。教皇们向阿维尼翁的迁移。五十年节或圣年的创立。罗马的贵族阶层。
在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初一段时期，我们的目光全都无例外地集中于那座曾为全世界一大半地区制订法律的都城。我们一直注视着她的命运，始而是赞美，最后是怜悯，无时不全神贯注；而当我们的注意力从太阳神庙转向各行省时，我们会把它们看作是从这棵帝国大树的躯干上被砍下的许多枝杈。在博斯普鲁斯岸边修建的第二个罗马城，迫使这部历史追随着君士坦丁的继承人这条路线；而我们的好奇心却又忍不住想去看看欧洲和亚洲的最遥远的国家，探索一下拜占廷君主国的漫长的衰落过程的原因和责任者。查士丁尼的征服使我们又回到第伯河边，又注意到那个古老的都城的解放；但那一解放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或者是更为加剧的奴役。罗马已经被劫走了她的财物、她的众神和她的恺撒；哥特人的统治也并不比希腊人的暴政更不光彩和更残酷。在基督纪元的第八世纪，一个有关偶像崇拜的宗教争端促使罗马人起而重新要求独立：他们的主教同时变成了一个自由民族的世俗的和宗教的父亲；至于重新由查理大帝所恢复的西部帝国，它的头衔和形象至今仍装饰着政体独特的现代德国。罗马这个名字无疑至今仍使人止不住肃然起敬：社会风气（无论其影响如何）已大不相同：纯粹的血统也因流入千百条不同的渠道而变得混杂了；但她的废墟的庄严景象和对她过去的伟大的回忆，都能重新燃起一种民族特性的火花。中世纪的黑暗也曾展现出一些并非全然不值一顾的场面。在我重温过罗马城，大约在君士坦丁堡遭受土耳其军队奴役的同时，默默接受教皇们的绝对统治时的状况和革命活动之前，我是不会结束我现在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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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12世纪之初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期，罗马被拉丁人尊为世界的都市，尊为教皇和皇帝的权力中心所在，他们从这座永恒的城市，得到头衔、荣誉和掌握行使世俗统治的权力。在我们的叙述中断了这么久之后，这里重新说明一下，查理大帝和奥托的继承人乃是在一次国民议会上，从莱茵河彼岸选出，也许不是多余的；但这些王子在没有跨过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到第伯河畔寻求皇帝的王冠之前，却都满足于较谦逊的日耳曼国王和意大利国王的称谓。在距城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们的临近受到了大队手执棕榈枝和十字架的教士和人民的欢迎；他们举着绘有可怕的狼和狮、龙和鹰的形象的军用旗帜，借以代表着共和国的已离去的军团和共和国的追随者。皇帝三次重申继续维护罗马自由的誓词，第一次在桥上，第二次在大门口，第三次是在梵蒂冈的台阶上；按旧的习惯分发赏赐的作法隐约让人想起最初的恺撒的宏伟气度。在圣彼得大教堂里，由他的继承人对他进行了加冕礼：上帝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混在一起；“我们的主子教皇胜利万岁！我们的主子皇帝胜利万岁！罗马和条顿军队胜利万岁！”的呼声已表明了公众的一致赞同。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称号、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令以及查理大帝和奥托的榜样，便构成了皇帝们的最高统治：他们的头衔和形象已刻在教皇的钱币上；他们的司法权则由他们授予该城的卫队长的正义之剑体现出来。但是，一位野蛮人主子的名字、语言和习俗都唤醒了每一个罗马人的偏见。萨克森或法兰克尼亚的恺撒是封建贵族政治的头目；他们，对那些也许无能获得自由，但已对奴役生活感到难以忍受的远方的人民行使民政和军事权力，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服从。每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都有一次，也仅只有一次，率领一支条顿仆从军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我已经描述了他进城和加冕时的安静的秩序：但这种安静秩序一般总被把他们的统治者视为入侵者的罗马人的叫嚣和叛乱活动所打乱：他总是匆匆离去，而且大都感到羞愧难当；并且，由于统治时间的短暂，他的权威常受到嘲弄，他的名字也被忘怀了。日耳曼和意大利的独立运动的发展破坏了皇权的基础，而教皇的胜利却拯救了罗马。
①读者已久未接触到罗马了；我建议他们回忆或重读一下本书第49章的内容。
对于它的两个统治者，皇帝是靠他征服的权力进行岌岌可危的统治的；而教皇的权威却建立在虽较软弱却更牢固的意见和习惯的基础之上。清除掉了一种外国影响，使牧人又重新回到了羊群身边，并更受到他们的爱戴。一改专断的、靠金钱收买的日耳曼教廷的提名办法，上帝的代理人由一个几乎全是本城人或本城居民的红衣主教团自由选举。行政官员和人民的鼓掌通过是对这一人选的确认；而在瑞典和不列颠为人所服从的基督教会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从罗马人的选票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同样的选举制度为首都选出一位君主和一位教皇。人们普遍都相信，君士坦丁把罗马的世俗统治权交给了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最不敬神的怀疑主义者却曾十分高兴地辩论过，皇帝是否应有此权力，和这一赐与是否有效的问题。事实的真相，他的这一赐与的真实情况，却是深深埋藏在共四个世纪的无知与传统之中；它那传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永久性的结果之中了。domibnus或主的名字铸在主教的铜币上；他们的头衔已得到表示效忠的欢呼和誓言的承认，并且，在日耳曼恺撒的由衷或不由衷的赞同下，他们早已对这座城市和圣彼得教堂的遗产行使着最高或从属的司法权。那满足了大家的偏见的教皇的统治和罗马的自由思想也并非全不相容的；稍作更深入的研究便会揭示出他们的权力实有一个更高的来源——被他们从希腊暴君的邪说和压迫下解救出来的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在一个迷信的时代，皇权和僧侣势力的结合看来似乎必会产生相互加强的作用，而掌握天堂大门的钥匙便将会是赢得世俗人的服从的最可靠的保证。一个职位的神圣性确有可能因其人的过错而大为减色，但是，那10世纪的种种丑闻却被格雷戈里七世和他的继承人们的严厉的，也更危险的美德所抹掉；而在他们为了教会的权力进行的雄心勃勃的争夺中，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成功必然都同样会增强人民的崇敬。他们有时会沦为迫害的牺牲品在穷困和流放中流浪；而那种使他们甘愿殉教的使徒的狂热情绪，又必能在每一个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好感和同情。有时，他们从梵蒂冈发出雷霆般的呼叫，便可以选定、审判和罢黜世界各地的国王；最骄傲的罗马人也不可能因为服从于一位查理大帝的继承人、吻过他的脚、为他执过镫的教士而感到丢人的。就连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应在平静和荣誉中保护过教皇的住所，正是从那里，一个虚荣而懒散的民族获得了其生活资源和财富的绝大部分。教皇的每年固定的收入也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教会的许多在意大利境内和在各省中的世袭财产都曾被各种不敬神的人所侵占；这一损失也不可能通过声称，而非实际，拥有不平和他的后代所留下的数量更大的捐赠，而得到补偿。但是，梵蒂冈和太阳神庙却是依靠川流不息并日益增多的朝圣者和求神者供养的：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已扩大了，教皇和红衣主教全为来自宗教的和世俗方面的评判而疲于奔命。一套新的诉讼程序在拉丁教会中建立了上诉的权利和法规；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大寺院住持都被请去或召去在圣徒们的门前恳请、申诉、控告或评判。有人曾记录下一件难以想象的奇事，两匹分属于美因茨大主教和科隆大主教的马匹，越过阿尔卑斯山跑去又跑回，却仍然驮有满载的金银；而人们很快就了解到，无论是朝圣者还是诉讼的事主，他们所以能胜诉主要取决于他们所献财物的价值，而并非全靠他们有理。这些异邦人的财富和虔诚常被有意加以炫耀，他们所花费的钱财，不管是宗教还是非宗教方面的，都作为给罗马人的报酬在各种渠道中流通。
如此强大的动力应该可以使罗马人民自愿而虔诚地坚决服从他们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父亲了。但是偏见和利害的作用往往被难以控制的感情冲动所扰乱。那砍倒树木摘果子的印第安人和抢劫商队的阿拉伯人全都是出于同一种野性的动机，这种动机使他们为了眼前利益看不见将来，为满足一时之贪欲而放弃掉保证长时间可以享有的最重要的福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圣彼得的圣殿受到了罗马人的蹂躏，他们杀伤朝圣者并抢劫他们的供品，却没有想一想，他们的这种不友好的野蛮行为截断了多少同样会带来许多财富的朝圣者的来路。甚至迷信的影响也是忽高忽低，不完全可靠的；那些理性受到压抑的奴隶也常会靠自己的贪欲或骄傲而获得解放。一种对教士们所讲神话或神谕的虔诚的轻信，对野蛮人的思想起着极大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头脑却最难于尊重想像而放弃感官享受，难于为一个遥远的动机，为一个看不见的、也许是理想的目标，而牺牲掉现实世界中的贪欲和私利。一个人处于年轻气盛之时，他的行动总会和他的信念相矛盾，一直到年龄或疾病或灾祸的压力唤醒他的恐惧感，迫使他自愿偿还虔诚敬神和悔恨的双重债务。我已经说过，现时期对宗教的冷淡态度对教士的平静与安全是最为有利的。在过去的迷信统治时期，他们在许多方面寄希望于人类的无知，而对于人类的暴行又充满了恐惧。那不断伸长，必然已使他们成为地球唯一拥有者的财富，实际是交替由悔罪的父亲赠与而又被残暴的儿子抢去：他们的人身受到崇拜或遭到欺凌；那出自同样的信徒之手的同样的偶像，或被供在圣坛上，或被踩在脚下。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武力便代表着显赫的头衔和号召大家服从的标尺；在武力的骚乱中，法律和理智的冷静呼声很少有人注意或理睬。骚乱的罗马人鄙视他们的主教对他们的管制，并嘲笑他的无能；而他所受教育和他的性格又都不容他体面或有效地行使合法的权力。他被选出的动力和他生活上的虚弱，都清楚地显现在他们的眼前；而经常和他十分接近又必然使他的名字和他的教令在野蛮人世界中所产生的崇敬大为减弱了。这种差异并没有逃过我们的历史哲学家的注意：“尽管罗马教廷的声名和权威在对它一无所知、对它的性格和行为全无了解的欧洲偏僻地区，是那么令人恐惧，而教皇在本地区却几乎无人尊敬，以致他的宿敌包围着罗马的城门，甚至还控制着该城的他的政府；那些从欧洲最边远地区派来向当代最大的权势人物表示最恭顺的、甚至是奴颜婢膝的服从的使节们，却发现身不由己，很难于走近他，俯伏在他的脚前。”①
①见休谟的《英格兰史》，i卷419页。这位作家还根据菲茨·斯蒂芬的说法，向我们讲述了亨利二世的父亲若弗勒对教士们犯下的一件离奇的暴行。“在他仍是诺曼底首领的时候，塞斯的牧师团公然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径自进行主教选举：就因为这件事，他下令将所有的人，包括当选的主教，都给阉割了，并要求将所有人的睾丸装在一只盘子里送给他看。”对于他们所受的疼痛和遭受的危险，他们自然有理由抱怨，不过，既然他们都曾发誓不近女色，他也只不过是夺去了他们的一件多余的好东西而已。
自从原始教会时期以来，教皇就不得不甘心忍受别人的反对、侮辱和暴力。12世纪中叶，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发动了一次复兴共和国的运动。阿诺德被阿德里安四世（英格兰教皇）和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皇帝驱逐出罗马，随即被活活烧死。但是一种包括设有元老院的共和国形式的政府却从此建立起来了。
罗马教皇的选举方法
野心是在基督教的葡萄园里早就存在、生长迅速的杂草。在最初的几位基督教皇帝的统治时期，圣彼得的宝座则由一种人民选举制度下的选票、收买和暴力进行争夺：罗马的圣殿遭到血的污染；而从3世纪到12世纪，教会不断受着经常发生的分裂活动的骚扰。在最后的审判权掌握在民政官员手中的时候，这类骚扰还只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它的长处已在断案公正和普遍受人青睐方面受到考验；不成功的竞争者也不可能长时间干扰他的对手的胜利。但在皇帝的特权被剥夺以后，在认为基督的代言人决不应受任何世俗法庭的约束的原则建立起来以后，每一个主教的圣职出缺的时候，都可能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卷入一场争吵和战争。红衣主教和下级教士、贵族和人民的呼声是很含糊和涉及诉讼性质的：自由选择已被一个，或者已没有最高领导，或者有也无人服从的城市的动乱所压制。在一位教皇逝世的时候，分裂的两派在不同的教堂进行双重选举：选票的数量和分量、时间的先后，以及候选人的才能，可能起着相互平衡的作用：教士团中最受尊敬的人也分成两派；而对教皇十分恭顺的相隔遥远的皇帝更不能从一些虚假的偶像中辨认出合法的偶像来。皇帝经常是分裂的制造者，主要出于使某位友好的教皇反对怀有敌意的教皇的政治动机；而竞争的双方都将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毫不为良心所动的敌人的侮辱，不得不从他的为贪婪或野心所驱使的追随者手里贿买选票。直至亚历山大三世最终废除了在教士和人民中举行的混乱的选举，把选举权全部归于红衣主教团时，一种和平的永远不变的继承办法才建立起来。通过这一重要的特权，主教、教士和副主祭这三个教级彼此同化了，罗马教区的教士团高居第一位：他们是被一视同仁从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挑选出来的；而他们所拥有的最富有的管区，最重要的主教地位，绝非与他们的头衔和职位不相称的。作为最高教皇的副手和使节的天主教会的元老们，都身着象征殉教者或皇权的紫袍；他们骄傲地自认为与国王平起平坐；而他的尊荣又因他们的人数极少而显得更为突出。直至利奥十世统治时期，他们的数目一直很少超过20或25人。这一明智的安排消除了一切怀疑和丑闻，并且是那样彻底地破除了分裂的根源，以至于在600年的时间里，双重选举仅有一次使这一神圣团体的团结出现分裂。但由于通过的票数必须在三分之二以上，这一选举常常因红衣主教们的私利和情绪而一再拖延；而在他们延长他们各自的独立统治的时候，整个基督教世界便处于无首领状态。在格雷戈里十世登位之前，就曾出现过近3年的教皇空缺时间，他决心制止此种无理状况再次出现；他的训令在经过一些阻力之后，被正式收入神圣的法典之中。一位教皇死去后可以有9天安排葬礼和等待远处红衣主教到达的时间；到第10天，他们每人带着一个仆人便全被关进一间没有任何隔断墙壁或布幔的大屋子或秘密会议室之中；但是门由两边都锁着，并有该城的行政官员们把守，不容他们和外在世界有任何联系。如果3天之内还没有完成这一选举。那他们的丰盛的午餐和晚餐桌上便会只有一碟菜了；而8天之后则更减少为仅靠面包、水和酒维持生活了。在教皇位置空缺期间，红衣主教均不得动用教会的经费，并且除非遇到特殊紧急的情况，也不得擅自行使教会的管理权：选举人之间的任何协议或许诺都被正式宣布为无效，而他们的忠诚则由他们的庄严宣誓和天主教的祈祷加以保证。有些不便执行或过份苛刻的条款都逐渐变得缓和一些了，但是禁闭的原则却始终一成不变地严格坚持：他们还被敦促，考虑到自身的健康和自由，尽快加速这分娩的时间；而使用选票或秘密投票等办法的改进更把这秘密会议上的斗争用一种善良和礼貌的柔软面纱给掩盖起来了。在这一制度下，罗马人被排除在选举他们的君主和主教的活动之外了；而处于狂野和不可靠的自由的狂热之中的罗马人，似乎对失去这一无法估价的权利毫无所感。巴伐利亚的皇帝刘易斯恢复了伟大的奥托的办法。在经过与行政官员进行协商之后，罗马人民全聚集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上：阿维尼翁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被废除了：对他的继承人的选定是通过他们的同意和欢呼批准的。他们自由投票通过一条新法令，教皇1年之中外出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离开罗马的距离也不得超过2天的路程；以及，如果三次召唤后他仍不返回，那他便将被降职或免职。但是刘易斯忘记了自己的虚弱和那个时代的偏见；在日耳曼军队驻区以外的某个地方，他这个无用的、有名无实的权势人物被抛弃了；罗马人看不起自己的创造；这位非正式选出的教皇向他的合法君主乞求宽恕；而红衣主教的绝对权威也因这种不合时机的攻击而更加牢固地竖立起来。
教皇们向阿维尼翁的迁移
如果选举始终在梵蒂冈进行，元老和人民的权利也便不会遭到肆意践踏了。但在那些不曾把将他们的一般居住地安置在罗马城和教区视为神圣原则的格雷戈里七世继承人不在的时候，罗马人自己忘记，同时也被遗忘了。对那一教区的管理的重要性并不如管理统一的教会重要；教皇如生活在一个他们的权威永远遭人反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城市之中，决不会感到开心。从对皇帝的迫害活动和意大利战争中，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逃到友好的法兰西的怀抱之中；从罗马的动乱中，他们小心谨慎地撤退到阿纳尼、佩鲁贾、维泰博及其邻近城市等一些更为宁静的地点，到那里去了却余生。当羊群因牧羊人不在而受到欺凌或陷于贫困中的时候，他们会被一道严厉的命令将他们重新召回；并告诉他们，圣彼得并未把他的宝座安置在某个偏僻的村庄，而是在世界的都城；更或者通过一次可怕的威胁，说是罗马人将武装前往摧毁那些胆敢为他们提供退避所的地点和人民。他们只得服服贴贴地跑回来，而等待迎接他们的却是因他们逃跑而引起的损失和一大堆债务的帐单、住房租金、变卖食物以及为在宫中服侍的仆人和外族人所支付的各种费用。在短暂的和平，或者也许是有力的统治之后，他们又会被新的动乱赶出家园，然后又被专横的或客气的元老院邀请书召回。在这类不时发生的回避中，这些梵蒂冈的流亡者和难民都很少离开这座大都市很远或很久；但是，在14世纪初，那位圣徒的宝座却似乎从此永久性地从第伯河畔迁移到了罗讷河边；而这次迁移的原因可能可以从卜尼法斯八世与法兰西国王的激烈争斗中去找。被逐出教会和明令禁止教会武装受到三个等级的联合势力以及高卢教会的特权的排斥；而教皇又并没有做好对待公正的菲利普胆敢使用的世俗武器的准备。教皇住在阿纳尼，在他丝毫没有怀疑会出现什么危险的时候，他的皇宫和他本人却受到了由一位法国使臣诺加雷的威廉和出身一个高贵但怀有敌对情绪的罗马家族的斯基阿拉·科隆讷秘密组合的300名骑兵的袭击。红衣主教们都逃走了；阿讷尼的居民被劝改变了原来对待教皇的效忠之心和感激之情；但无所畏惧的卜尼法斯却像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们一样，独自赤手空拳坐在他的椅子上，等待这些高卢人的刀剑加身。一个异邦的敌对分子诺加雷愿意执行他主子的命令：由于科隆讷内部的私愤，他受尽口头的侮辱和殴打；在他被囚禁的3天里，他的生命受到了由于他的顽固态度挑起的愤怒，使他们更额外加之于他的种种折磨的威胁。而他们的奇怪的拖延使得教会的热情追随者赢得了时间，并增添了勇气，把他从罪恶的残暴中救了出来；但他的傲视一切的心却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卜尼法斯在一心要复仇的颠狂中死于罗马。他死后的名声因一些引人注目的贪婪和狂傲的罪恶而受到污损；他那甘当殉教烈士的勇气也不曾使这位教会卫士进入圣徒的行列；他是一个（用当时的编年史的话说）像狐狸般进入，像狮子般统治，像狗一般死去的高大的罪人。他的职位由少有的性情温和的本尼狄克十一世继承。然而他仍将菲利普的邪恶的密使逐出了教会，并将最大的诅咒加之于阿纳尼城及其人民，这一诅咒的影响在迷信者的眼里至今还能看到。
在他逝世以后，秘密会议上令人乏味的、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的局面，被法兰西派巧妙地打破了。他们提出的似乎可行的主张被对方所接受，那就是在40天的期限之内，他们将从由反对派提名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位。列在名单上第一位的是他的国王和国家的凶恶的敌人皮尔多的大主教；但他的巨大野心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他的良心只听从财富的召唤和一位恩主的命令，这恩主从一个迅速前来的信使口中得知，选择教皇的权力已全操在自己的手中了。条件在一次私下会晤中一一谈妥；而且事情办得如此迅速和机密，在秘密会议上，全体一致通过了对克力门五世的选举。两派的红衣主教很快就惊奇地接到了，要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前去与他相见的召唤；而到了那里，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再也不用想回去了。出于喜爱和许诺，他已表明他更喜欢住在法国；而在他拖带着他的教廷，穿过普瓦图和加斯科涅，一路上由他花钱匆匆光顾了那些城市和女修道院之后，他终于在那，作为罗马教皇的所在地和基督教世界的都城已繁荣了70多年的阿维尼翁停留下来。陆路海路畅通，更有紧靠罗讷河之便，阿维尼翁的位置真可谓四通八达。法国的南部几省并不曾屈服于意大利；新的宫殿被修建起来，供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居住；而教会的财富很快便吸引来了各种为奢侈效力的技艺。他们已经拥有了附近的土地，那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的维那伊辛郡；后来又欺负那不勒斯的第一位女王，普罗旺斯的女伯爵简，年轻和处境困难，从她手中以8万弗罗林十分低廉的价格买下了对阿维尼翁的主权。在法兰西君主政体的阴影之下，生活在一群恭顺的人民之中，教皇真正受到了他们长期求之不得的尊荣而宁静的生活；意大利却由于他们的不在而感到寂莫，至于处于孤寂和贫困中的罗马，也可能后悔不该让自己的不加控制的自由，将圣彼得的继承人赶出了梵蒂冈。她的后悔已为时过晚，也毫无作用：在老一辈的成员死去之后，充实这一神圣组织的便都是些法兰西的红衣主教，他们对罗马和意大利都极为厌恶和鄙视，因而确定了一系列与他们的本国有着切不断的连系的民族的，甚或各省的教皇。
五十年节或圣年的创立
工业的进步造就了意大利的各共和国，并使它们富足起来：它们处于自由之中的那一时期，正是它们在人口和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方面最繁荣的时期；而它们的手工劳动也逐渐发展为高雅和充满智慧的艺术。但是罗马所处的位置却不是那么有利，土地的出产也不那么丰富：当地居民的性格因懒惰而变得猥琐，因狂傲而忘乎所以；他们一厢情愿地想着全国臣民的贡赋必能永远足够供养这教会和帝国的都城。这种成见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不断前来使徒们的殿前朝拜的朝圣者的鼓舞；而教皇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圣年制度，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并不亚于给教士们带来的好处。自从巴勒斯坦失守以后，那曾一度用于十字军的普遍的宽容的原则却空无对象地保留下来；而教会的最有价值的财宝却被从公共流通领域隔绝达8年之久。一条新渠道被致力于使野心和贪婪的罪恶互相调合的勤奋的卜尼法斯八世打开了；这位教皇有足够的学识收集每当一个世纪之末曾在罗马进行的世俗的游艺节目，并使它们复活起来。为了毫无危险地测定公众轻信的程度，他适时地发布一篇布道演说，巧妙地散发了一份报告，并当场请出一些年老的见证人；在1300年的1月1日那天，圣彼得大教堂挤满了要求在这神圣时刻得到传统的宽容的信徒。那位长时间观看着已使他们的虔诚之心感到极不耐烦的教皇很快就根据那古老的证词相信他们的要求完全正当；他于是向所有在这一年中，和在每一类似时期都愿诚心诚意到圣彼得和圣保罗这两个使徒的大教堂礼拜的天主教徒们宣读了一份完全免罪的赦罪文。那表示高兴的欢呼声传遍了整个基督教世界；一开始还只是从最近的意大利几省，最后则从遥远的匈牙利和不列颠等王国，大批的朝圣者挤满了交通要道，他们都希望通过这一趟不管多么劳累和花费多少钱，但可以免除服兵役的危险的旅行中，清洗掉他们的罪恶。在这大批人群的行进中，什么地位或性别、年迈或虚弱方面的差异全都被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在街头和教堂里，许多人被急于拜神的人流活活踩死。要估计他们的人数显然很难，更无法知道精确数字；这数字也很可能被一位对类似情况颇为熟悉的乖巧的教士所夸大了：然而有一位当时协助进行礼拜仪式的明智的历史学家却肯定告诉我们，每天呆在罗马城中的外地人始终不曾少于20万；而另一位目睹者则认为，那一年里曾前来罗马的总人数为200万。其中每个人只拿出一点点供俸也能聚成一笔皇家的财富；有两位教士，手拿耙子，不分昼夜站在那里，不加清点地把抛在圣保罗祭坛上的成堆的金银财宝收集起来。很幸运，当时恰赶上是一个和平、富足的时期；即使草料比较缺乏，住旅馆和客栈的费用都贵得要命，卜尼法斯的政策和罗马人民眼睛盯着钱的好客精神却能源源不断地提供面包和酒、肉和鱼。在一座没有贸易或工业的城市里，所有偶然聚集的财富都会转眼消散：但下一代人的贪婪和嫉妒又请求克力门六世早早为本世纪的那一时期作准备。这位和善的教皇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宁愿自己遭受损失，为罗马提供了这一点可怜的安慰；并通过实际使用摩西五十年节的名称以为自己的改变正名。他的召唤得到了响应；朝圣者的人数、热情及慷慨都不在原始的一次之下。但是他们却遇到了战争、瘟疫和饥荒三重灾害：许多妻子和少女在意大利城中被奸污；许多外地人被那些因不再有主教管束而不知检点的野蛮的罗马人抢劫并杀害。而这期限之所以会一再缩减为50年、33年和25年，大约可以归之于教皇的急躁情绪；尽管其中的第二个限期是和基督生存的年岁正好一致。无节制的宽容、新教徒的叛乱，以及迷信思想的衰落，都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五十年节的价值；但是，那最后一次，第19次节日，对罗马人来说倒也仍是欢乐而大有收益的一次；一个哲学思想上的嘲笑是不会影响那位牧师的胜利，或人民的欢乐的。
罗马的贵族阶层
11世纪之初，意大利完全暴露在君主和人民都同样不堪其苦的封建暴政之下。人类固有的权力得到了她的为数众多、很快就把它们的自由和统治从一城市扩展到邻近乡村的共和国的维护。贵族的宝剑被折断了；他们的奴隶被赋与公民权；他们的城堡被拆毁；他们也开始接受一般社会习惯和服从；他们的野心受到以获得本市荣誉为限的约束；在最狂傲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贵族社会中，每一个贵族也都得受法律的约束。但是，罗马的软弱而秩序混乱的政府却无力胜任管束她的怀有反意的儿孙，他们对她的行政官员在城墙以内或以外所行使的统治权不屑一顾。现在已不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争夺政府管辖权的政治斗争：贵族们依靠武力维护他们个人的独立；他们的宅邸和城堡都筑有对付包围的工事；他们之间的私人争端仍在他们众多的陪臣和家仆之间进行着。在出身和感情方面，他们和他们所在的国家全然无关：一位真正的罗马人，如果确有这种人存在的话，可能会完全拒绝接受那些不屑于接受公民称号，一味狂妄地称自己为罗马亲王的目空一切的外乡人为罗马人。在经过一系列情况不明的革命斗争之后，所有有关家谱的记录都丧失尽净；姓比的贵与贱的区别也已不复存在；不同民族的血液已在千万条渠道中混杂；哥特人和伦巴第人、希腊人和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和诺曼人都曾靠皇家的赏赐或勇猛换得特权，占有最大部分财富。这类例子很容易提出；但是一个希伯来族的人被提升至元老和执政官的高位的事，又是在这些悲惨的流亡者的长期被监禁的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在利奥九世时期，一位富有而学识渊博的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并在接受洗礼的时候荣幸地使用了他的教父，当时在位的教皇的名字。这样利奥的儿子彼得的热情和勇气便突出表现在格雷戈里七世的事业之中，他已把管理克雷森提乌斯然塔楼、哈德良的堤防，或照现代的称谓，安吉罗的城堡的工作交托给了他的最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父子二人都是众多子孙后代的父亲：他们的靠高利贷聚集的财富都由该城最尊贵的家庭分享；他们结盟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以致这位改变信仰者的孙子竟因其与圣彼得宝座的亲属关系而飞黄腾达。教士和人民中的大多数都支持他的事业：他在梵蒂冈统治了好几年；仅只有圣伯纳德的辩才和英诺森二世的最后胜利，曾给阿纳克莱图斯戴上自封的教皇的帽子。在他被打败并死去以后，利奥的后代便不再那么显赫了；在现代贵族中再也没有人吹嘘自己的祖先出自犹太家族了。我并不打算一一列举在不同时期衰败的或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荣誉的罗马家族。古老的弗兰吉帕尼执政官家族的名声得力于在一次大饥荒时与人割分或分吃面包的慷慨的壮举；这类慷慨的举动，较之和他们的科尔西盟军一起，沿着他们的工事，在该城中划出一块宽敞的地方来作为特区，要更为光荣得多；看来应属于萨比安血统的萨韦利家族一直维持着他们最初的尊贵地位；现已过时的姓氏卡皮祖基刻印在第一批元老的钱币上；孔蒂家族保留了西格尼阿伯爵家族的荣誉，但并未保留住其财产；而安尼拔尔狄家族，如果不是那位迦太基的英雄的后代，便必是个极其无知，或过于谦虚的家族。
但是在本市的这些贵族和亲王之中，或者是在他们之上，我要特别提起两个敌对的家族科隆纳和乌尔西尼，他们的家事是现代罗马编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ⅰ．科隆纳的名字和武力的来源问题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题目；我们的演说家和考古学家们也并不曾忽略掉图拉真石柱或赫耳枯勒斯的柱头，或基督遭鞭打的柱子，或那曾在沙漠中引导以色列人前进的光柱①。他们于1104年在历史上首次出现，说明了这一姓氏的强大和古老，同时也表明了它的简单含义。由于对卡韦的篡位，科隆纳惹怒了帕斯加尔二世，使他不惜动武；但是他们在罗马的坎帕那合法地占有扎伽罗拉和科隆纳的世袭封地；而这两镇中的后者也许装点着一些由一座别墅或庙宇残留下来的高大石柱。他们同样拥有邻近的城市托斯库卢姆的大约一半；这便足以使人肯定相信，他们必是10世纪时曾是教皇教区的暴君的托斯库卢姆的后裔。根据他们自己的以及一般的看法，这个家族的最原始、最遥远的发源地是莱茵河畔；这个家族，在700年的大变迁中，经常功绩显赫，而且始终以富有闻名，日耳曼的统治者们决不会因和这一高贵家族具有或真或假的血缘关系而感到丢人的。在大约13世纪末，它的最有权势的一个支派中，包括了1个叔父和6个兄弟，他们全都在军队或在教会中出人头地。他们中的彼得被选为罗马元老，他乘坐着一辆凯旋车进入朱庇特神殿时，受到一阵不切实际的，称他为恺撒的欢呼声；约翰和斯蒂芬被尼古拉四世封为安科那的侯爵和罗马尼阿的伯爵，这位恩主对他们这个家族是如此偏爱，后来在一张讽刺画中被画成了一个被监禁在一个空心柱子中的形象。在尼古拉四世死去以后，他们的傲慢举止使得无人不十分厌恶。那两位红衣主教，一个叔父一个侄儿，都拒不承认卜尼法斯八世的当选；科隆纳在一段时间中同时受到他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武力的压迫。他声称将组织一支十字军以对付他个人的敌人，他的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位于第伯河两侧的城堡被圣彼得的以及其他与之为敌的贵族军队所包围；而在他的主要据点帕勒斯特林那或普拉内斯特被捣毁以后。这块地方便被用一个犁铧划破，表明这里将永远被遗弃了。这6个被贬斥、放逐、加罪的兄弟乔装改扮，在欧洲流浪，始终没有放弃得救和复仇的希望。抱着这双重的希望，法兰西教廷自然便是他们的最可靠的避难所：他们推动并引导了菲利普的事业；如果他们真的曾对这位被禁锢的暴君的不幸和勇气怀着崇敬之心，我倒应该赞赏他们的宽宏大量了。他的民政措施被罗马人民所废除，却恢复了科隆纳的荣誉和财产；而通过他们的损失或可大致估计出他们的财富，而通过为死去的教皇可能有的同谋者和继承人而支付的10万金弗罗林的赔偿，也可估算出他们的总的损失。所有对他们的宗教上的谴责和贬斥都被他的谨慎的继承人所禁止；这个家族的鸿运在经历过这一场短暂的大风暴之后，变得更加稳固了。斯基阿拉·科隆纳的勇敢主要表现于囚禁卜尼法斯，和很久以后为巴伐利亚的刘易斯加冕；以及，由于皇帝的感激之情，给他们的纹章上的柱子加上了皇冠。但是，在这个家族中名声及功劳占第一位的是年长的斯蒂芬，彼得拉克极喜欢他并把他看作是一位非他自己时代的人所能比拟，在古罗马时代也毫不逊色的英雄。对他的迫害和流放使他向各个民族展示了他在和平与战争时期的才能；处于困苦中时他不是一个让人怜悯的可怜虫，而是让人尊敬的对象；危险的出现激起他为自己的名字和国家争气的雄心；若有人问他，“你的堡垒现在在哪里？”他总把手放在心口上回答说，“在这里。”他以同样的善意期待重新繁荣的日子；直到他老迈的生命终止之前，斯蒂芬·科隆纳的祖先、他本人，以及他的儿孙们都使他的英名在罗马共和国和阿维尼翁教廷中永垂不朽。ⅱ．从斯波莱托迁移来的乌尔西尼家族12世纪被人称作乌尔苏斯的儿子们的几兄弟，来之于一位仅知道是他们家族的父亲的显赫人物。但他们很快就因他们这个家族人口众多、英勇善战、他们的坚固的城堡、他们在元老院和教士团中的荣誉，以及两个来之于他们的家族和血统的人，切莱斯廷三世和尼古拉三世荣任教皇，而使自己显然有别于一般罗马贵族了。他们的大量财富可以说是靠早期的大量任用亲属为官弄来的：圣彼得的产业大都被慷慨的切莱斯廷转到他们之手；而尼古拉则更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极想让那些君王互相结盟；然后在伦巴第和托斯卡尼建立新的王国；并赋与他们罗马元老的终身职务。所有被发现有助于形成科隆纳家族的伟大的东西都将同样有助于增进乌尔西尼家族的荣誉，并反映在，在2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扰乱着这个基督教政体的久远的世仇中，各不相让的斗争中。他们的争吵的真正根源是彼此妒嫉对方的名声和权势；但是，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显得与众不同的空名，科隆纳采用了吉贝林的名字并加入了帝国党；乌尔西尼则接受了圭尔夫的称号，并决心为教会的事业卖力。在他们的相互对立的旗帜上各画着鹰和一串钥匙；而意大利的这两大派别在他们对他们之间的争端的产生和性质早已全被忘记的时候，斗争得却更为激烈了。在教皇迁往阿维尼翁之后，他们为争夺这个空缺动武；而每年选举两位敌对元老的这一可笑的妥协方案又使他们的不和的祸患永久化。由于他们的私仇，使得这座城市和地区变得一片荒芜，而他们的交替胜利又使两派势力始终起伏不定，无法取得均衡。但是直到那位最著名的乌尔西尼家族的保卫者遭到小斯蒂芬·科隆纳的突然袭击并将他杀死以前，这两个家族中还不曾有一人死于对方的刀剑之下。他的胜利因被指责违反了休战协议而显得并不光彩；而他们的失败则更以在教堂门口杀害一个无辜的男孩和他的两个仆人的下流手段进行了报复。然而，获胜的科隆纳同一年一度的同事被宣布为任职5年的元老。而彼得拉克的缪斯，却在他心中引起一种向往、一种希望、一个预言，相信这位慷慨的年轻人，他的可敬的英雄的儿子，定会重振罗马和意大利，使它们恢复昔日的辉煌光彩；相信他的正义之剑将斩尽那些力图颠覆这大理石柱的永恒基石的狼、狮子、毒蛇和熊。
①当是以科隆纳（原文colonna）颇近似column（柱子或石柱）一词，故有从各种名柱上追本溯源之议。——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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