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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扩张也给文化带来破坏性影响。原先，罗马人传统的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给遗忘了。疯狂地争夺金钱，暴发户故意炫耀的挥霍浪费，以及对人类一切社会准则的冷漠无视，成为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明白，从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结束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危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不断增多的军人对政治的干预——的时期。开始时，提比留?格拉古和他的兄弟盖约?格拉古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他们试图利用店已由竞选获得的保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133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300人一起被杀。过了12年，盖约也被迫自杀，元老院恢复了它的统治。
格拉古兄弟的结局说明，任何领袖人物若无优势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获胜。因而，现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那些在长期边境战争中赢得民众喝采和支持的将领们。战胜北非努米底亚部落的将领马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与在小亚细亚打败米特拉达悌国王的苏拉相对立。在苏拉使自己成为罗马唯一的主人之前，他们两大派展开事实上的内战达数年之久。苏拉于公元前80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复元老院在历史上充当的政治裁决者的角色。实际上，此时的元老院已势力强大、大权独揽，使罗马仅仅是名义上的共和国。不过，拥有最高权力的元老院并未能稳定局势。公元前73年，伟大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爆发，并一时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不过，最后还是财力雄厚的帝国获胜。斯巴达克在战斗中阵亡，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达克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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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及其帝国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建立了能吸收社会各分子的力量的个人独裁统治。虽然这一点现回顾起来很明显，但尤里乌斯?凯撒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当时已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凯撒作为高卢的征服者而声威显赫，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忠实的军队。公元前49年，他渡过把他的行省和意大利分开的鲁比孔河，在一系列辉煌战役中击败了由其对手庞培指挥的元老院的军队。现在，凯撒成了帝国无可争辩的主人。凯撒得到统治权后，原本会做些什么，我们不清楚，因为公元前44年，他被旧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谋杀。
凯撒死后，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与政治冒险家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13年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屋大维在亚克兴角的海战（公元前31年）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33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44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200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七、早期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象。
游览者会注意到，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罗马法中多处提到这一习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人人都躲在家里，无人敢冒险外出，只有盲人们例外，因为他们外出时，有奴隶手举火把护送，保护他们免遭强盗的攻击。当时的诗人尤维纳利斯嘲讽说，谁要是外出吃晚饭而不立下遗嘱，就会受到别人的指责，说他粗心大意。
不过，我们想象中的游览者也会发现，罗马还有一些其他特点，尤其是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悬殊差别，是他们所熟悉的。例如，西塞罗虽然并不是元老院议员中最富有的，可是他拥有六幢别墅，每幢别墅都配有全套班子的家仆和花匠。如果游览者对战争英雄卢库卢斯发表议论，说他夏天用的某幢乡间别墅设计得很好，可不适于冬天居住，卢库卢斯就会哈哈大笑道：”你难道认为我的感觉还远远不及鹤和鹳，不会随着季节的变换而改变住处吗？”另一方面，通常认为罗马富人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上流社会传统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是谴责那些公开炫耀其生活腐化、行为无节制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流社会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忠于职守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相处、因而，罗马上流社会的普通成员并非老是沉湎于纵酒宴乐之中，而是追求奢侈、欢乐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较恬静的生活。
然而，不管富人们过的生活有无节制，反正和穷人的生活很不同。穷人们住房缺乏、房租高、工资低。他们那挤满人的住房都是些东倒西歪、易遭火灾的建筑物，尤其是楼上，虽然房租较低，可得不到水。供给罗马大量水的渠道有11条，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道输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喷泉。住后楼下的街道人来人往，嘈杂极了。小贩大声叫卖货物，兑换钱的人敲着硬币，修补匠敲打锤子，玩蛇人吹奏长笛，乞丐向过路人哀诉自己的不幸。夜间也不两样。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起马车人组成的队伍。据尤维纳利斯说，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他曾问道：”住在这种地方，有可能睡觉吗？沿狭窄、弯曲的街道行进的马车声、赶牲畜人吃喝牲畜停下的咒骂声，使海豹或者皇帝克劳狄本人都无法入睡。”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所以尚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大竞技场有14万个座位，是罗马六个赛马场中最大的一个。虽然驾驶赛马的人出身微贱，通常是奴隶，但如果他们能一直得胜，也可获得巨大声誉和大量财产。街道和住房墙上贴着他们的无数张画像。角斗赛在有5万个座位的罗马大斗兽场进行，角斗形式多种多样，场面残酷。有些人让各种凶猛的动物如熊、象、犀牛、狮子等互相拼斗或与持有武器的人相斗。还有些人让通常装备各种武器的角斗士互相格斗，直至倒地死去。特别使人震惊的是规模空前的大屠杀。在提留斯为罗马大斗兽场举行落成仪式的那一天，杀死了5000头牲畜。图拉真曾让IO000名达契亚俘虏互相角斗至死。
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32英亩，卡拉卡拉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27英亩。这种公共浴室当然比结构简单的浴池要多得多。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没有锻炼身体的设备、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令人钦佩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思想。
最后，罗马在这几个世纪里也是帝国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如前所述，基本上源出希腊，尤其在文学、艺术和哲学诸领域（见第七章第三节）。但是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为爱好实践，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其底层是置于坚硬泥土中的大石头，中层为沙砾，上层是大石板。路面被仔细地造成中凸形，使路面的水排入公路两侧的沟渠。这些出色的公路连同途中的桥梁因建造得好，一直使用到中世纪，有些甚至使用到现在。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O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遇上这种情况，适用什么法律呢，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存在这样的观念：一个民族无论去何处，总携带它自己的法律。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罗马人发展的最终的法律观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不是起源于司法实践，而是从斯多葛派关于有一个理性之神统治宇宙的思想中产生的。或者，用西塞罗的话来说，自然法超出于单纯的风俗习惯或公众舆论之上，”是由大自然确立起来的，通过健全的理智方能发现，而且对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样有效”。虽然法律专家们并不认为自然法无形中对罗马民法起了限制作用，但是他们确实把它看作是人类立法应当顺从的楷模。这一基本原则是罗马的一个伟大贡献，至今仍在起作用。实际上，罗马法是后来公元6世纪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统化的，从而构成欧洲拉丁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现存法律制度的基础。
八、后期帝国，公元284-467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公元193年，康茂德遇刺身亡，他之后的统治者绝大部分和他一样不称职。那时，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掌权。从公元235年至284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近24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3世纪时，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317年）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对各方面实行严格管制是其中的三项，是应种种急需而逐步实施的。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301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等”战略物资”。对这些方面的控制实质上一直扩大到等级制度方面。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这一趋势后来扩大到被认为必不可少或后继无人的各行各业。
在这一困难时期采取的另一政策是实行分区治理。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一划为二，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新都选择这一地点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这座不久后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因而，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座伟大城市，成为罗马和西部帝国灭亡后的数世纪里、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引以自豪的首都。
较后的数世纪里，给后世以深刻影响的另一政策与基督教和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关。君士坦丁作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阶段，多变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见本章第四节）。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广为传播的一种教的东方崇拜对象。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是，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星光灿烂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因而，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到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时，基督徒已数目大增，以致使尼禄相信，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开始历史上对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是策略的。但是，这仅仅使殉难者死后得到神圣的名声，驱使人们努力改变宗教信仰。在4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313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最后，皇帝狄奥多西（379－395年）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虽然罗马旧贵族和普教者尤里安皇帝（361－363年）为了改宗异教，曾打了一场顽强的维护异教的战争，但到4世纪末，还是基督教占居统治地位。
正象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付神圣的架式。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因此，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镇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3世纪和4世纪的皇帝们采用这些措施，勇敢地力求阻挡帝国的衰落。如果光凭决心和努力便能成事，他们原本可取得惊人的成功。实际上，他们确也多少稳定了形势，但只是暂时的。他们作巨大努力的最后结果是延缓而不是避免了帝国的灭亡。从406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的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410年和450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476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军官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这一事件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充当应对”陷落”负责的工具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这一判断可找到一些理由证明其正确性，尤其是如果至今还记得：在较早世纪中被称为日耳曼人的无数小部落后来合并成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和哥特人的较大的政治单位。然而，即使那样，也不是不可抵挡的游牧部落全凭数量上的优势扫除一切。历史学家们估计，入侵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只有10万左右，征服西班牙和法自南部的前开德人也只有10万左右，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的汪达尔人总共才8万，占该地区土著居民的1%。
所以，问题仍然是——罗马为什么会”陷落”？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机质性病是经济。”实际上，这一”机质性病”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技术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象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象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自然是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令罗马圣皮特罗广场坚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可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1世纪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缩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这种倾向也是同样有害的。古希腊散文家普卢塔克说，伟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是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锡腊库萨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后来备受推崇的一门学科——力学的是欧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们通过切合实际的试验和运用各种工具进一步证实，某些问题以当时的理论根据是不可解决的。但是，柏拉图却极为愤怒，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结果，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
奴隶制度通过这些不同的方面，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数千年中，不断地阻止技术革新。奴隶制度对国内市场也起了抑制的经济影响，因为奴隶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遮蔽。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或开始缩小，于是，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到了收缩时期，证明是难以忍受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六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200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9000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78000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涨为20O多万个德拉克马。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向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刀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而且有各种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但是，帝国的疾病是”机质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严格管制虽然起了维持、加强统治的作用，但最终还是没有用的。不过，严格管制不是帝国衰微的原因，而是试图阻止衰微的一剂无效的药。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
因此，西罗马帝国”陷落”而东罗马帝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部的经济不及东部的先进发达。意大利农业从未象中东冲积土流域的农业那样多产。意大利的谷物产量”平均不过是播种量的四倍”。所以，中欧和北欧的沃土在中世纪的技术发展到能够有效地开发它们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样，西部的工业也发生得比较迟，普遍落后于东部的工业。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高卢的情况更是如此，高卢是西部唯一的另一个曾有工业根基的行省。所以，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因”机质性病”而毁灭，但帝国的西部最不坚固，首先屈服，而东部则又生存了一千年。
西罗马帝国尽管灭亡了，可确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最显而易见的是物质方面的遗迹——圆形剧场、竞技场、庙宇、导水管、公路和桥梁。还有就是语言方面的遗产——欧洲的罗曼诸语言。罗马法如前所述，至今仍大量存留在欧洲和南北美洲许多同家的法律体系中。今日天主教会的组织和仪式也要大大归功于昔日罗马帝国的组织和宗教传统。最后，”罗马和平”曾带来长达二个世纪的相对和平和繁荣，从而留下一个代替希腊人的城邦独立原则的帝国统一的传统。在此以后的数世纪里，正是这一传统做起全欧洲蛮族王公们争当大元帅、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或沙皇的妄想和野心。
第九章印度文明
第九章印度文明
政治学是一门关于惩罚的科学。
考底利耶
我认为，我的职责是为全世界谋利。
阿输迦
当我们的研究从希腊和罗马转向印度时，我们便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差别并不只是对比它们的自然环境后自然呈现的差别，即在职业、饮食、居住和服装等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要根本而广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再生和因果报应（关于道德行为所招致的结果的规律）等基本观念和制度有细微相似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印度思想中深奥的抽象观念。更确切地说，它们构成了印度文明的基础，决定了所有印度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所以，如此形成的印度模式也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持续很久，以致印度文明至今仍具有将其与其他一切欧亚文明区分开来的明显特点。
正如下一章将要说到的，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不过，这是在假设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空前未有的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才这样说的。而印度，其早期阶段似乎与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区——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早期阶段基本相似。如前（第六章第四节）所述，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拥有与诸如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同样的生理特征、同样的畜牧经济、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诸神和同样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他们的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脉不是不可逾越的，所以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来来往往地翻山而过达许多世纪。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超过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于是，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印度雅利安人能发展起一个与他们西面的亲族如此根本不同的文明。现可得到的证据很少，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回答。但是，最简单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不太开化地区的亚该亚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遭到征服、受到鄙视，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不能被灭绝、赶走或同化，使原先的文化留存无几。相反地，当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下去。这样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达救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是文化融合。这一文化融合的情况、性质和结果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雅利安人的影响
雅和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有大片草地供放牧牲畜的多雨地带。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史诗《梨俱吠陀》中，旁遮普的河流经常给提到，而恒河仅被提到过一次。不过，渐渐地雅利安人开始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约公元前800年时，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改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也使栽稻成为可能。在旁遮普，栽稻比种小麦和大麦时的产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最初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从畜牧业转向农业，促进了建立新村庄所必需的各种行业，如木工业、冶金业、纺织业和制革业等。随着以河流充当运输剩余粮食的天然交通干线，农业也促进了贸易。贸易刚开始时，通常实行以货易货的办法，母牛为大笔交易中的价值单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铸币出现时，最早的度量衡恰恰正是雅利安印度文明之前所实行的度量衡。城市由原为贸易重地或专营某些行业的村庄发展而来。
经济发展转过来又促进政治上的合并。原先，印度雅利安人象他们西方的亲族那样，由得到长者议会和部落大会帮助的部落首领组织起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恒河平原的部落让位于王国，旁遮普和喜马拉雅山山麓的部落让位于共和国。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摩揭陀凭借自身的有利条件，后来成为孔雀帝国和笈多帝国形成时的基地。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孔雀王朝最初两个皇帝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说的一段名言。他说：”宝库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可以征服整个地球。”
公元前4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他们开筑沟渠，织组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难阳王们现被说成是印度最早帝国的创造者。事实上，他们虽然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321年夺取难陀王位，进而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帝国。
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相平行的是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革。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宴请同伴时的禁忌，等等。但是，到公元前500年时，种姓等级制度连同它的所有基本特点开始起作用。关于种性等级制度的起源，虽然现已提出许多种理论，但普遍同意，肤色是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黑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故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签上（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种族上的划分不再与现实相符合。雅利安部落常常与达塞部落结成联盟，进行对其他雅利安部落的战争。而且，雅利安移民还同采纳雅利安诺言和习俗的土著混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达塞人的祭土开始成为婆罗门，他们的首领成为刹帝利。由于上述原因，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为了切合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在这四大划分内，现已成长起令人迷惑的各式各样的种姓。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会种姓。另一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履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等等。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沾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材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拍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遭受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社会法令和宗教法令的结合，使种姓制度至今仍在起作用。应该指出，种姓制度还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使一个人只要遵守其规定便可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虽然它现已受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并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急迫需要而遭到破坏，但它实际上仍在印度四分之三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发挥作用。
二、改革与反改革
以法、因果报应和再生为基本原则的种姓制度是印度宗教制度的组成部分。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罗为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为神圣的令人致醉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新的神。因而，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这些新神，尤其是湿婆，与在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中的发现物惊人地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园为那时，雅利安人自然会占用当地古代农业文明在数千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些宗教思想和习俗。
与这些新的神相伴而来的是权力愈来愈集中到祭主阶级即婆罗门的手中。这一变革可能也是来自雅利安人之前的宗教传统。婆罗门在某些地区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在交往中，大概学会了后者的巫术和习俗；那时留下的一些遗迹也显示了祭士集团统制一切的浓烈气氛。不管在遥远过去的历史原型是什么，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被大声朗诵。它们通过口头代代相传而留传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分，宣称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随着时间的流逝，婆罗门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权利的精明方案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个较世俗的水平上，婆罗门由于他们的职责所具有的神圣性质而享有很多特权和豁免权。而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巴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因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地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人对来生的希望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忠实地奉行所规定的种姓义务而不管它们也许是多么麻烦或多么卑微，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什么个人作决断的机会了。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另一因素是上文提到过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因为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他们对祭士居支配地位很不满。现在一般认为，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属于蒙古种族。这些因素相结合，促成了那些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对自由的要求提出了——自由是一种比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展了种种训练（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其中只有两个改革运动一直存留到现在，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这两个宗教的创立者可能前面已提到过，开始时都是苦行者，后来以较重实际、更有组织的方式向婆罗门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为一个有制度的组织的，是教主大雄（约公元前540-467年）。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抛弃物质世界，出家为一个赤身裸体的苦行者，漫游12年后得道。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员称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称号。耆那教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而且还有”木石和树”，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小虫吸入鼻孔。今天，大约有1OO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比其人数所预示的要大得多。杀戒即非暴力主义这一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虽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受该教教义的影响极深。
耆那教从未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则不同，在欧亚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古典时代欧亚核心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见第七章第三节）。就印度而论，佛陀教义的意义在于，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佛陀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而且象后来的新教徒那样，认为圣典也应为俗人所理解。因此，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并避开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佛教除了在外部世界获得惊人成功外，在印度本土也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达数世纪之久。但是它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而且从公元600年起，渐趋衰落。到12世纪末，也就是穆斯林土耳其人到达之时，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出是，它未能为应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作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对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自己的种种礼仪。这一事实保证他们尽管道到改革者们的攻击却仍能生存下去。此外，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他们教导说，弥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为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经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够抛弃世界。
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在从事活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获得胜利，正因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实行自然崇拜、献祭和权力赎罪的原始印度教已为《奥义书》的哲学、杀戒的怜悯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变。
三、孔雀帝国
从宗教运动转向政治发展，一个突出的事件是印度出现了第一个帝国——孔雀帝国。如本章前面所述，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西北地区正独自行动，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518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块辖地。
依照希罗多德的看法，这样做是大有好处的。他说：”印度人的人数比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所以他们交纳的贡物也超过了别的每一个民族。”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公元前480年，当泽尔士入侵希腊时，他的军队里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希罗多德的这些叙述很有意义，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仅仅根据外国入侵和外国人留下的历史报道，我们今天就可以掌握到有关印度早期历史的真实具体的资料。可以理解，一个把整个物质世界看作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明，对如时间和地点一类细枝末节是不会感兴趣的。印度历史关心的仅仅是能否使印度哲学中的永恒真理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因而，在现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原始资料中，历史、神话和想象思是难分难离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较注重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外国来客留下的叙述也就显得分外重要。
波斯人入侵之后，历史的迷雾又降临了，直到二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到来之时。亚历山大的入侵与其说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说是一场袭击。他在印度仅待了两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旁遮普的希腊政权就完全消失了。在当时的印度文献中，迄今未发现有任何提及亚历山大之处。不过，他发动的战争确实对印度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亚历山大的同伴们留下的有关印度的印象记。当属最不重要的。不幸的是，这些东西也全未存留下来，只有其中的部分见闻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著作支离破碎地流传下来。这些东西描述了港口、买卖的商品、城市的外观、土著的服装以及诸如一夫多妻、种姓法规和死人火葬一类奇风异俗．但是，这些注重事实的报道也用讲故事的形式说些离奇的事来增添趣味，说什么有身高十呎、肩宽六呎的人，靠蒸气维持生命的无嘴人，下铜球的雨，恒河里长300呎的蛇形鱼，等等。
亚历山大的陆海军在开辟或增加陆海商路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较有实效的。它使从印度西北部经阿富汗和伊朗，然后通达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诸港的东西向贸易迅速发展。亚历山大在整个中东建立的希腊殖民地无疑也为这一贸易作出巨大贡献。亚历山大之后的希腊化国家促进这一贸易达二百年之久。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在以后几年里，他稳步地朝西北方向扩大自己的统治，直到他的帝国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并包括这两条大河的三角洲地区。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连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击退了希腊军队。
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04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区让与孔雀皇帝，并将一位希腊公主嫁给他。作为回报，塞琉古得到500头象，他利用这些象，成功地击退了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对手。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间的媾和标志着孔雀帝国已作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立足于世。有一位名叫麦加斯梯尼的希腊使节曾在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住过好几年，他的观察报告虽然现在只能以第二手的形式得到，却是些很有价值的资料。旃陀罗笈多的儿子频头沙罗（约公元前298-273年）似乎征服了德干，而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则征服了羯陵伽，即印度东部。因而，在后者的统治下，孔雀帝国包括了除南端以外的整个印度半岛。
孔雀帝国的结构和履行的职责已在旃陀笈罗多的私人教师老底利耶所著的《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予以阐明。考底利耶是一位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献身于”成千上万的国王所拒绝接纳的财富之女神”。他的目的是要将”象不好的母牛那样不结果实”的荒原改变成一个”美好的国家”，他对美好的国家作了如下的解释：
在王国的中心区和边围地区拥有首府和省会……力量强大，足以压服部近地区的国王；没有一片片泥泞的、多岩石的、凹凸不平的荒芜的土地，也没有阴谋家、虎狼之徒、野兽和大片的旷野……拥有肥沃的土地、矿山、树林、成群的大象和牧场……用水不靠下雨……商品丰富多样；能够承担起供养庞大的军队和交纳繁多的赋税的重担；居住的农民都具有乐善好施、积极肯干的品质……这些就是一个美好的国家所应有的优点。
无论如何，这些优点在孔雀帝国可见到一些。养护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钵僧往来不绝，车辆众多，使正式的公路法成为必需。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一个海事部专门维护航道和港口。许多寺院的题词证实了向寺院捐款的商会和行会的富有和慷慨。首都华氏城被称为”花城”，以它的公园、公共建筑物、九哩多长的河边地和吸引国内外学生的教育制度而闻名于世。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军队号称有70万人，配备9000头大象和10000辆战车。精干的密探无处不在，通过信使和信鸽将一连串的报告送交首都。严酷的刑罚在《Arthashastra》》【政治经济理论】一书中列有18种，常用作惩罚和逼供的手段。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高效率的、严厉的、官僚政治的社会，充分体现了考底利耶所说的名言：”政治学是惩罚的科学。”
阿育王的统治表明，传统型的帝国统治发生了根本而独特的变化。他在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条敕令中这样写道：
15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十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过灾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从此以后，阿育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他渴望有一个”安全、理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这些敕命与其说是正式法令，不如说是具有国家训诫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发扬伟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与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关心的是人民。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不象现在某些时候所宣称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他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婆罗门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帮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一般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41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这已成为到现代为止的印度历史的一个模式。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治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这一点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四、侵略者、商人和传教士
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可以看到一个经常起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最初是来自希腊人的影响，希腊人在印度被称为雅瓦纳人，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如第七章第三节所述，希腊人发展了犍陀罗艺术，为印度铸币提供模型，而最重要的是，促进了印度与中东间的贸易。接着来的是取代希腊人，并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向南推进的一批批入侵者。被印度人称为帕拉瓦人的帕提亚人，最早发源于里海地区，他们先从塞琉西王朝手中夺取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然后，从约公元前140年起，一伙伙地渗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腊人北去，并最后占据了印度河下游地区。
继帕提亚人而来的是西徐亚人，即印度人所称的沙卡人。他们在月氏人的逼迫下离开中亚，于公元前130年前后，制服大夏的希腊人，然后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最后在古吉拉特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与土著居民相混合，形成后来在印度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马拉塔民族。
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贵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们成功地统一了月氏游牧民族；然后于公元前1世纪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在后面一个世纪里，他们将自己的统治向南扩展，可能扩展到远至印度斯坦与德干之间的纳巴达河。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迦腻色迦（他的统治自约公元130至160年）的领导下，他们的帝国包括旁遮普、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恒河上游地区、阿富汗和今中国突厥斯坦的部分地区。这一帝国跨越当时最热闹的几条商路，所以国内诸地区深受印度人、希腊化国家、波斯人的影响，并在较小程度上受到中国人的影响。贵霜铸币现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埃塞俄比亚、罗马各行省以及亚洲诸国家中被发掘出。这些铸币上都刻有希腊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所倡奉的众神中某些神的名字和雕像。迦腻色迦既在他的铸币上雕出佛陀和波斯诸神，同时又毫无偏袒地保护耆那教和婆罗门教。同样，他既采用印度皇帝的称号maheraja（”伟大的国王”），又采用帕提亚人的称号，即梵文中的叫ajatiraja（”王中之王”），还同时采用中国人的称号，也就是梵文中的devaputra（”天子”）。
3世纪时，贵霜帝国渐渐衰微。其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波斯出现了强盛的萨珊王朝（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富汗，这就割断了贵霜人原在中亚的根据地与他们在印度诸行省之间的联系。3世纪末，贵霜帝国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边沿地区之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这就为印度第二个伟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正象早先与此相似的真空状态曾是孔雀帝国的先导那样。
现在回顾起来，印度与外部世界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这500年间的前所未有的相互影响显然是很突出的。至少，希腊人、帕拉瓦人、萨卡人和贵霜人的帝国都既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都促进了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路线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这也是一个使罗马商人来到印度南部和西部、使印度商人来到东南亚的对外贸易欣欣向荣的时期（见第七章第二节）。
在文化领域，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以乞讨为生的祭司们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诸民族中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报答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并在传播过程中，使一切文化获得大发展（见第七章第三节）。文化的交流决不只是单向的。来自北方的一批批入侵者随身带来了希腊、波斯和中亚的种种影响。公元1世纪时，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由海路传入印度。据传说，圣多马于52年前后抵达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在那里他建立了许多教堂。然后从那里经陆路旅行到东海岸，不过到东海岸后，他的布道遭到强烈反对，并于68年在马德拉斯附近被人杀害。但是，他在马拉巴尔地区的工作结下了丰硕成果，那里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团体一直存在至今无。
五、笈多古典时代
公元4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比。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开始再一次将势力扩张到由贵需帝国溃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笈多时代开始于约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登基之时，笈多帝国在他孙子旃陀罗笈多二世（375至415年在位）的统治下，臻于极盛。旃陀罗笈多二世极力扩张，直到将他的帝国从印度河扩展到孟加拉湾、从北部山区扩展到纳巴达河为止。这些疆界构成印度斯坦传统的边界线——这是值得强调的一点。在政治上，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一隔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形成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笈多帝国似乎享有过引人注目的繁荣，而这一繁荣由于旃陀罗笈多二世实行货币改革、采用标准的金币和银币而又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当时，无论半岛内的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其贸易量均达到新的高度。没多统治之际，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的降低这一点上反映出来：孔雀时期，贷款的利息率为240%；笈多时期，降为20％。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业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组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这些东西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被大量生产。其他重要的行业有治金业、制陶业、雕刻业和宝石切割磨光业。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法显曾在401至410年间在印度逗留，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象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法显还注意到：
人民众多，都很幸福；他们无需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益。如果他们想去，则去；如果他们想留，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各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他们的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梵语，现又卷土重来，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婆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和抒情诗。18世纪后期，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被译成英语，从此以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喝采，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的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赋予的样式出现的编定本。这些编定本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中大量的故事为世世代代作家所采用，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是很杰出的。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有益的交流。公元476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彘田精通希腊科学，而且极有天赋，他实际上对所有各门自然科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疑，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基点可以是任何数；印度人选取10大概是因为他们靠10个手指计数。有了十进制，需要的单数仅为0，1，2，…9。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中的每一个8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就是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要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尽管这些数字具有明显的优点，却长期受到藐视，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而且太易伪造了，因为短短的一划可以把0变成6或者9。直到15世纪后期，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这些发明相媲美。
第十章中国文明
第十章中国文明
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孔子
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
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复杂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中国人一开始都是蒙古种人，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
以上所述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可用来帮助说明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一、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1－256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见第六章第四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1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铁发生影响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原先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流域地区大批的排水工程、为长距离施运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又转过来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使用于各经济部门。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象过去那样向村社头领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当时还新开垦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这一点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源。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俟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秦朝。
二、哲学家和经典
我们前面论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象，迫使他们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这里，我们将探讨存在过许多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家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黄金时代不仅存在于中国作品中，也在《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和《吠陀》中得到描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与儒教相联系的《五经》。按照通常论述它们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经》，即占卜用书。这部书充满民间流传的预兆和占卜术。例如：
如果一只公羊冲撞树篱，而且回不来或进不去，那么，你要做的事将完全失败。
第二部是《书经》，即历史书。此书由周朝早期的历史文件和演说辞组成，不过其中有些材料据现在所知，是后人伪造的。第三部是《诗经》，即诗集，由约300首诗组成，其中大部分诗始于周朝初期。第四部是《礼经》，即仪礼书，由最广泛的哲学见解至最详细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汇编而成。最后一部是《春秋经》，是一部简短的编年体历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间影响鲁国或在鲁国发生的诸重大事件。鲁国是孔子的祖国，这部编年史是孔于按照传统，依据较早的地方记录整理而成的。
从这些经典转向研究、利用它们的哲学导师，比较起来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极度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O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师）于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贵族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
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于他去世约一百年时。这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一个人的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为其成年时的愚笨而苦恼；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于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
孔子在迷信严重、恐惧超自然物的时代里，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当时的人坚信梦在预言方面的重要性、种种占卜术以及死者的灵魂具有令人畏惧的力量。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学说在他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说贯彻了。但是它们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其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公元前2世纪，孔子学说被宣布为帝国的官方教义，其经典著作成为学者和政治家的主要研宪对象。直到20O0多年后，也就是1911年满族王朝覆灭为止，孔子学说一直在中国居统治地位。实际上，即使那时以后，孔子的影响也还继续存在，因为总司令蒋介石权力主张要献身于孔子学说，要运用孔学的原则来解决民国所存在的问题。直到现在，台湾的民族主义政权仍将孔子的生日作为国家节日——教师节来庆祝。
孔子学说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道家学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家学说正好相互补充，满足了中国人民在理智和感情上的需要。孔子学说强调的是礼仪、顺从和社会责任，而道家学说则强调个人的种种奇念怪想和顺从大自然的伟大模式。这一模式被解释为”道”，也就是”路”，所以道家学说的信徒现被称为道教徒。顺从道的关键在于抛弃志向，避开荣誉和责任，在沉思冥想中回归大自然。理想的臣民有粗大的骨胳、强壮的肌肉和空空如也的脑袋；而理想的统治者则是”清心寡欲地治理人民……填饱肚子。…无为而治。”
与孔子学说和道家学说完全不同的是法家学说。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的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这些传统的美德，而应是现实政治中的种种需求，不管这些需求的内容是什么。
法家的这些原则为秦统治者所采纳时，其效能显示了出来。秦统治者利用这些原则开始征服其他诸侯，建立第一个帝国。然后他们又用一惯无情的手段将严密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不过，其结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引起了一个反作用，使帝国在其创立者去世后没几年就被推翻。法家学说信誉扫地，而儒家学说则如前所述，被长期推崇为官方的教义。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法家的一个胜利，因为要由政府来保护和支持一家官方教义，这正是法家的一个原则。诚然，胜利了的儒家学者从未掀起过官方正统思想守护者所特有的迫害异端的狂热；相反，他们满足于独占社会尊重和政府职位。这样，其他学派被渐渐淡忘了；道教因为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和有关精灵、恶魔的传说，成为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宗教，虽然受到儒家文人学士的鄙视，但也得到了一定的宽容。
三、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策动第一次大革命的是秦国的领导人。秦地处中国西北部的渭河流域，这-地理位置本身有助于秦获得胜利，因为渭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难攻易守。秦统治者可以进攻东面的其他国家而无后顾之忧。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318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使秦与中国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点如同早先马其顿与诸希腊城邦的关系那样。最后，秦统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凭借上述这些有利条件，秦统治者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征服周围一个又一个国家。当时的人恐惧地称”秦为野兽”，把秦无情的扩张比做”蚕食”。到公元前221年，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他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始皇帝就是”第一个皇帝”。他的继承人将为”第二个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至千万世，传之无穷”。
新皇帝开始将早先在本国取得辉煌成功的法家学说应用到全中国。他废除了所有的封建国家和王国，将广阔的国土划分为若干行政区，每一行政区都配备一批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向中央政府负责的官员。他还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下令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到首都，以便监视他们；把秦原来的卫戍部队派到全国各地。此外，新皇帝还通过绞一度量衡和货币来实行经济集中化。
从后来的历史看，中国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弃了早先在请王国发展起来的写法众多的语言文字，而代之以全中国都能理解的统一文字。这种统一文字由于中国文字所具有的性质，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且持久的统一的粘合剂。这种文字不是以表示一个词的语音成分的若干注音符号为基础，而是由大量的书写符号即汉字所组戍，每一汉字表示一个物体或一个抽象概念。这种方法正同于西方的数字表示法。尽管西方人可以把”5”念成five、funf、cinque或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有意义而无声音。它们和数字一样，可以表示既念，但每个读者念的时候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发音。因之，秦朝这种新的统一文字（它经过数次修改后一直存在到现在〕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基于同一原因，这种文字也是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受过教育的日本人、朝鲜人或越南人都能阅读汉文，但不会说一个汉字。这种文字对中国后来的民族统一，对中国文化对整个东亚的影响来说，其重要性是不难想象的。
从后来的历史看，当时的这些改革不管其理由多么充分，却侵害了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就文人学士而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法家的学说和政策是他们最憎恶的。因此，始皇帝决定下令”焚书”，使文人学士丧失知识方面的靠山。于是，所有的经典都被付之一炬，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如医学、农业和卜筮方面的书，给保存了下来。但是，”焚书”计划实际上失败了，因为那些文人学土不惜冒一切风险把书藏起来，或者在交出之前将它们整本地背下来。后来，秦王朝覆灭之后，传统文献中的大部分作品又由于先前藏下的书和老人们的回忆而恢复原状。不过，秦的迫害有效地阻抑了周时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知识方面的损失由于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而得到抵销。度量衡和货币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发展。修筑的驰道网以首都为中心，向各方伸展到大部分边远地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驰道，皇帝统一了中国两轮车的车轴长度——这一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车轮在松散的沙土上留下了很深的车辙，使每一辆车子要么循着现有的车辙走，要么以新的车轴来适应之。皇帝还利用国家的统一和力量将疆界向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在西北面，击退了游牧部落，为了防止他们卷土重来，还修筑了世界闻名的长城。长城西起内蒙古，东至大海，延袤1400哩。为了完成这一巨大工程，耗去了大量生命，以致20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要谈起这一事实：有10O万人为修筑长城而死去，长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值一条人命。正如文人学上诅咒皇帝”焚书”那样，老百姓都为筑长城的事咒骂皇帝。
正是这种普遍的憎恶，加上秦王朝缺乏能干的继承人，说明了民众奋起造反和公元前207年、也就是始皇帝去世才四年时秦王朝覆灭的原因。不过，秦的统治虽然如此短命，却给中国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记。中国已由分封制的国家改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一直存在到2O世纪。如果说中国的西方名宇（China）由秦（Ch'in）而来，那是恰当的。
四、汉帝国
秦始皇一举废除了分封制度，不过，继秦而起的汉皇帝更重实际且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开头时，他将封地授予他的儿子们和近亲，不过这些封地的面积比从前周时期的封建国家的面积要小；而且，它们被散置在由国家官员直接治理的行政区之间。后来，公元前127年时，汉皇帝又下了一道法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秦始皇建立的帝国结构又渐渐恢复，只是没有原先的恐惧和压迫。因之，汉帝国繁荣了四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汉帝国就其辽阔的领土来说，也和罗马帝国相似。在最初的60年间，汉统治者主要是集中全力恢复国家的力量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到了”好战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87年）时期，帝国的疆界大大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南面的部落地区被并吞，不过在帝国的这一部分地区开始由操汉语的人居支配地位之前，经过了长达好几个世纪的中国人移居该地区和当地诸民族被同化的过程。最大的扩张发生于西面，在西面，中国探险队穿过中亚，与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从而大大增加了取道丝绸之路的贸易量（见第七章第二节）。
游牧匈奴在骑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取之不尽的马匹。事实上，中国人为了他们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也只好与游牧部落进行贸易交往。但是，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封建战争后期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括，一板扳机，就射出矢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开始初步呈现现在所具的规模。
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汉帝国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300O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
居汉帝国之首的是皇帝，他不仅被授予全部的世俗权力，而且还要对其臣民的实际的幸福和繁荣负责。对皇帝本人尊严的强调体现在他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他主持的朝廷或神殿的长时间的仪式中，体现在为每一种场合所规定穿的长袍上，体现在有大群的官吏、朝臣、太监和妃妾侍侯在他身边，有漂亮的马车供他去旅行，还有宏大的陵墓供人们日后用庄重的仪式去安放他的遗体。
居皇帝之下的是两名高级官吏，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和首相。他们经常与皇帝接触，负责政府的实际工作。在他们之下的是九卿，分掌如下职责：宗教礼仪，宫殿警卫，照管御用车马，惩处罪犯，接受外国领导人的敬意和贡物，记录皇族、宗室的名籍，征收国家税收，管理帝国财政。
除中央政府之外，还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县、乡的地方官僚机构。基层官吏分派到如下任务：征收捐税（包括谷物、纺织品或现金），捉拿罪犯，维护公路、运河和粮仓，提供驿马和一连串的驿站来维持帝国的邮政。
据说，公元1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一名。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够小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这也很典型，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颇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治理国家犹如煮一条小鱼：不宜过分”。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3000人；在汉时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已达30000人。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考试分三种级别举行；通过任何一级的考试均可获得三种学位中的一种。这三种学位大致相当于西方大学中的学土、硕士和博士。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参加考试，可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常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由于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德家原则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个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虽然中国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汉时期，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象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虽然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对后世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重要性，但从保存中国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历史著作是一个指望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中国的五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里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但是公元前1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其内容比那时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
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清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的各种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之，中国史学家虽然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
五、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当然，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活动家，但是几代以后，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虽然有时会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堕落，但总的趋向是朝下坡路走，直到成功的起义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这实质上是汉朝初期的模式。”好战的皇帝”武帝（公元前141-87年）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把中国的疆界远远地扩展到中亚。但是在这过程中，使帝国的资源耗粮过度。为了应付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甚至在朝廷，各种预兆也被解释成是上帝的警告，说王朝的末日快到了。
实际上，王朝只是被王莽暂时地篡位（公元9-25年）。王莽原是很有权势的大臣，已控制朝廷约30年。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使富裕家族疏远了他，他们激烈地反对这位篡位者。在这同时，黄河下游的灾变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驱使破产的农民加入盗匪和叛乱活动。游牧部落也趁机利用这种混乱局面入侵中国，洗劫首都，并于公元23年在首都杀死王莽。继承王莽王位的是前汉朝皇帝的一位远亲。
后汉（公元25－222年）的历史基本上与前汉相同。在前、后汉交替之间的长期战争中，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后的开始阶段，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又开始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184年，中国东部和四川爆发大起义，直到215年才被镇压下去。王朝经过这次打击再也恢复不过来了。
当时的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象。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变为要塞，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地衰落，城市相应地缩小。公元222年，汉朝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正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相似。
第十一章古典文明的终结
第十一章古典文明的终结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罗伯特?洛佩斯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后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从而根本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3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因地而异。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幸免于难；拜占廷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金人的侵略，因此，其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将叙述古典文明的意义及其衰落，阐明西方开始走向世界统治地位的情况和原因。
一、古典文明的历史意义
明确地说，古典文明同上古文明一样，都是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归根到底，它们都依赖于农民群众的劳动，正是农民群众的劳动，提供了维持统治者生存的剩余产品。
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尽管在细节上彼此不同，但总的社会结构还是相似的。社会的顶层是统治一切的国王和皇帝。下一层是贵族和高级官吏——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伊朗的武士贵族、印度的王子和中国的诸侯和大臣；另一特权阶层是祭司集团，如：印度的婆罗门、伊朗的祅教增、基督教教士以及儒家世俗文人。再下一层是遍及各地、从事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及施放高利贷的贸易者和商人。而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劳动者和手工业者，他们中间有些是自由民，其余都是农奴或奴隶，两者间的比例随地区和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在这一般模式中，希腊最初是个例外，它由各小城邦组成，没有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和以市民大会及议会为基础的政府。希罗多德把这些共和制城邦和同时代的波斯帝国作了鲜明的对照，后者由专制君主统治，下设地方总督管辖各行省。然而，希腊的这一例外是短暂的。的确，泽尔士未能征服希腊，亚历山大却征服了波斯。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城邦的胜利，因为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采用了波斯专制统治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同样，在罗马，专制君主取代了共和派，他们通过希腊化王国，以波斯和埃及为模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君士坦丁时期，罗马帝国与其说象伯里克利的雅典或西塞罗的罗马，不如说更象波斯帝国。
与社会阶层的形成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差别的形成。贫富悬殊比比皆是。特权阶级穷奢极侈，城乡广大劳动者则贫困悲惨。下面这段话，选自公元1世纪中国汉代的一篇散文，它是当时古典文明国家中广大农民贫困处境的典型而又真实的写照：
赌客偶然遇见一位正在除草的农夫，只见他头戴草帽，手拿一把锄头，脸膛黑黝黝的，手脚布满了老茧，皮肤粗糙如树皮，双脚笨拙象熊掌，蹲在田里，汗水淋淋滴在泥土上。赌客便对他说：”炎暑盛夏，你却在耕田种地，瞧你背后满身汗碱。你双腿象烧焦的树桩，皮肤犹如皮革，就是鞋锥也戳不进；你步履蹒跚，腿脚畸形且疼痛。说你是树木吧，你的身体和四肢却能动，说你是禽兽吧，你分明生就一张人脸。生来如此卑贱，真是命苦啊！”
我们不妨将人民大众这种艰难贫困的生活，与下文中所描写的富人的优裕生活作一番比较，此文根据汉代一份资料改编而成：
富贵人家住着高楼，房屋梁椽交错，梁椽经过精雕细刻，外表装饰富丽堂皇。……内室寝床选用头等木材精制而成；华美绣幅悬挂窗前；片片屏风相互交搭，以保幽静。质地优良的绫罗绸缎大批充斥富人家庭。……显贵阶层身着上等狐裘、鼠裘和野鸭绒羽衣。……宴筵中常有一道道烧肉、鱼片、小羊肉、鹌鹑、柑桔以及泡菜等各类美味佳肴。……
自然，那些富贵人家还需要适当的交通工具，来往于长安城（汉朝首都）的各条街道。只见街上停放着一排排马车，银闪闪、金灿灿，配有各类器具。马匹收拾得整洁干净，蹄上钉着蹄铁，身上备有马鞍，悬挂着珠宝，并由镀金或上漆的嚼子以及金色或镶嵌的缰绳予以控制。……除这些奢侈品外，还应记住饲养马匹所需的相当大的费用：一匹马所吃的谷物，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六口人的口粮。
富人们还有许多娱乐：他们常以观看动物、斗虎和异国伎人的表演自娱。演奏不再限于民间节日这样的特殊场合，乐曲和舞蹈也比过去更加精彩。富人家这时还拥有配备铃鼓的五人乐队和家庭歌唱队。……
在各文明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水准，必然意味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随着古代文明的到来，乡村的低俗文化和城市的学校、庙宇及宫廷的高雅文化，取代了新石器时代的同一的文化（见第六章第一节）。古典文明时期，文化上的分歧仍在继续，这时，欧亚大陆所有高雅文化的核心是那些”圣书”——伊朗《亚吠陀》经解合刊、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以及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全书》。由于这些经文是知识的基础，因此它们统治着教育，而这种教育往往带有死记硬背和一味墨守成规的特点。中国的考试、印度的辩论、希伯来人和基督教的师生对话，都是用来测验学生对某一指定的知识体系的掌握程度。
这些圣书还用来向人们灌输忠诚和服从的思想。任何拒绝接受官府训令，或反对社会制度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不恕之罪，今生来世均将受到惩罚。在所有高雅文化中，”地狱”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是那些敢于反对世俗或宗教首领的人们的永久集中营。一般说来，来世受惩罚的威胁极其有效地维持着社会现状。不过，各地农民的戏谑话表明，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盲目的信徒。印度北方就流行着这么一句俗语：”世上三个吸血鬼：跳蚤、臭虫、婆罗门。”
古典文明的低俗文化，和古代文明的文化基本相同；与农田、作坊及家庭的日常工作有关的经验知识，大体上还是一样。为平息或控制可怕的超自然力量，各处都有相似的仪式、典礼和迷信活动，而这些东西与高雅文化所信奉的正式的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例如：印度农民对破义拟中富有哲理的玄虚阐述一无所知，但都知道残忍的妖怪、食生肉的吸血鬼和夜间出没人世、嘴里喷火、吞噬死尸腐肉的魔鬼。同样，有位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这样评论道：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不应分成儒、佛、道三家，更确切地说，应当分成两个等级。即：普通百姓为一个等级，学者为一个等级。
普通百姓崇拜古代的、佛教的、道教的及其他来源的诸神和自然物。……学者们却只信奉上帝和祖宗，有时也敬奉孔子、佛陀、老子和几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从不信奉其他神灵。……普通百姓相信占星术、历书、释梦、泥土占卜、巫术、骨相学、手相术、招魂术、各式算命、符咒、魔术以及各种迷信；学者们很少相信这些玩艺。普通百姓经常出入各类庙宇和神殿；学者们则回避这些地方，只光顾圣堂、孔庙和词堂，有时也去历史伟人的庙地。无知的人认为宗教仪式是神秘的；学者们认为纯属形式而已。无知的人多是宿命论者，认为祸福均由神灵直接支配；学者们却不相信命运。……无知的人们敬神，主要是为了求神赐福，尤其是为了求神保佑他们的子女平安，保佑他们生活富裕，长命百岁；学者们的崇拜，并不企求神灵恩赐，只是为了表示敬意。
除这一共同的阶级基础外，诸古典文明还都具有一种持久性和永恒性。尽管这些文明相互作用，反映了欧亚大陆新的普遍性影响，但实际上，这几个世纪中，它们依旧保持了各自的特征，从未有过一种文明统治另一种文明，或一种文明将其特征永远强加于另一种文明的情况。事实证明，希腊文化对中东的影响是短暂的，佛教在中国也未能取代儒教，相反，在其传播过程中却被汉化了。
造成地区独立性的原因是，近代之前，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缺乏技术和经济资源，无法将其控制扩大到外部地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地区间的霸权是行不通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赋予西方不仅控制欧亚大陆，而且控制全球的能力和动力。由于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农业基础相同，因此，谁也没有占绝对优势的能力和组织来战胜各地所形成的地区自尊心和自我意识。看看中国佛教高僧玄奘的情况，便知这一点是何等强烈。玄奘在629年到645年的十几年中，参观了印度许多佛寺，然后，他决定回国。
那烂陀（佛寺）的僧侣们听说他要走，都恳求他留下，说道：”印度是佛陀降生之地，佛虽离开尘世，但却留下许多遗迹。我们依次朝觐，崇拜他，赞美他，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幸福的呢？你既千里迢迢而来，又为何要走呢？况且，中国是个…微不足道的蛮族的国家；他们鄙视宗教和（佛教）信仰，这就是佛陀为何不降生那里的原因。那里的人们思想狭隘，秉性极为粗暴，圣贤之人都不去；那里的气候寒冷，国土崎岖，你应三思。”
法师（中国僧人）答道：”佛祖既然创立了教义，就应传播于天下，岂能独自享有，而忘却那些无知的人呢？此外，在我的国家里，法官享有尊严，法律处处受到尊重；君主贤明，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道和正义被推崇备至，年高望重之人受到尊敬；而且他们知识渊博，其智慧不亚于神明；他们以天堂为楷模，知道如何计算天体七星的运动；他们发明了各种器具，确定了一年四季……你们怎能说佛祖未去我的国家，是因为它无足轻重呢？”
这件事清楚地说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于西方的分裂扩张主义，古典时期的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才开始在欧亚大陆各地区衰退。即便如此，这些宗教、哲学和社会制度今天仍富有极大的生命力，罗马法律和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印度教及种娃制度在印度延续不断的生命力，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二、衰落的根源
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为它们都是农业文明。或换句话说，几千年来，它们始终处于生产技术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约翰?梅纳特?凯因斯察觉并着重强调了这一停滞状态：
史前至近代初期，使本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每一项重大成就，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而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
凯因斯这一论点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早期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容易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在此之前，马匹仅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塔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最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长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时，也较为罕见。
意味深长的是，唯有战争提供的动力，能稍微抵消这一普遍存在的技术上的萧条状态。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合，以及所谓的”希腊火”（公元8世纪），即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机械的汽油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不能解决文明古代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增加财富。但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上所述，当时开始了恶性循环，尤其在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衰亡之际，这种情况更有证可查。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的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性质。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它的技术落后。他说：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技术上比中世纪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双田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只得用牛耕地推车；水磨虽已出现，但似乎为数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担负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中世纪，没有一个王国家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技术已濒于崩溃，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开发新的生产力，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庙、天主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显然可见，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需有力的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它们之所以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原因。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便利宗教仪式。公元1世纪，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建造了一种能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同一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石柱的机械，并说：'为百姓们提供食物吧！”尽管盛情可嘉，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观点使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产业中心。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中国，人们热中于蓄长指甲就是例证。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缺乏高贵的色彩，与美好的名声背道而驰。”公元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垂目，毕恭毕敬”，他写道：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克发的阳光透过一块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下层结构及其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便池内上下水温相等。……还有速记，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决不是一个仅仅为生产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区。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相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下层工匠缺乏动力。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说明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的兴亡，情势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通然不同。W?W?罗斯托在以下商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以工业革命开始划时代的、开拓性的”起飞”以前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规定了农业文明无法突破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确实缺乏系统的理解；这种环境能使发明成为多少有点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75％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或其它性质的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和葬礼上。当时的社会准则与人们易得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
三、蛮族的入侵
3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人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二千纪使用青铜和铁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至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预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
游牧民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见第六章第二节）。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游牧民族同周围文明中心的互相影响日益增进，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这种经济、军事力量，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总是被采用。侵略还常常是一个冲击力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中国长城前的失败，或蒙古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的形成管往往使游牧民这支具有平缓的冲击力的队伍向西编斜，最终形成了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袭；突厥人和蒙古人通常又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斯拉夫人、维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如同入侵者成份，多种多样。在中国，公元222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国击败了它的对手，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抵达南京，由此统治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从此，中国出现了两部分割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
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南半部由中国皇帝相继统治；北半部则由各突厥-蒙古征服者管辖。中国人视南方皇帝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否认北方统治者的帝王称号。实际上，这几个世纪中，南北两部都支离破碎，只是北方由于长期连遭蛮族侵略，受到的破坏最为惨重。”在蛮族的冲击下”，一位权威人士说：”不难想象，牧畜经济可能代替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阿尔泰语可能取代汉语。”
我们将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确实经历了这一根本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因为这里的中国人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即使游牧民大批涌进，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因此，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这样，589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在鼎盛时期。然后，5世纪，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现在知道得很少。但可以推测，或许发生过许多战争，或许进一步遭受侵略。
7世纪前半叶，封建领主局利沙兼用外交、军事手段，成功地统一了印度北方大部分地区，从而暂时揭开了印度历史上这层模糊不清的面纱。但曷利沙帝国组织松散，由一些独立强大的藩王组成；他们之所以承认曷利沙的宗主权，与其说是对帝国权力的归顺，倒不如说是对他个人的尊敬。因此，曷利沙经过41年英明统治，于647年去世后，其摇摇欲坠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印度历史再次蒙上一层模糊不清的面纱，直到13世纪穆斯林突厥人出现，并逐步强行统治了印度大部分地区。
这几个世纪的特征是侵略和分裂一再发生。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样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帝国没再出现，只有过一些以个别人物所作所为为基础的昙花一现的氏族霸权或王国。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拉杰鲁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杰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杰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杰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尽管印度经受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她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四、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轻微的变动。这一地区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听懂。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象反对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注定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事实上，偷牛是引起他们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定居莱茵河沿岸的法兰克人，最早完成了从畜牧业向农业的过渡，因此，人口和总实力的增长也最快。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为生。不过，这给他们以更大的机动性，至少最初弥补了人数不足的缺陷。
这些部落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先驱。
部落的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日耳曼人知道织布，制造金属器具和带轮子的车，但不知道书写，这就是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
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但出于无奈，还得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边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他们可怕的外貌及其周密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象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
很明显，是一支新崛起的联盟，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两年后，即378年，西哥特人认为他们受到了罗马官员的虐待，大为恼怒，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而，打破了罗马人战无不胜的神话。随后数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意大利、高卢以及巴尔干半岛。
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不久后再度发生），最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万幸免于难。这虽不足为信，但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然而，匈奴人的大肆破坏，粉碎了罗马帝国对西部诸省的控制，实际上，这时日耳曼部落可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迁渡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455年，一支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三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见第八章第八节）。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汉王朝和发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6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5世纪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结合在一起，形成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主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蛮族的侵略虽摧毁了罗马城，君主坦丁堡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500年。这几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称为拜占廷帝国，如此命名是因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西部诸省成为各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眼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统上更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文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
五、蛮族对西方的继续入侵
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个联盟，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这些阿瓦尔人开始为西方所知晓，他们象前匈奴人那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
这些袭击导致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迁移。阿瓦尔人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八起到了意大利（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赶进了孤立的山区。新来的斯拉夫人作为农业劳动者，从此扎根于巴尔干半岛北部，被赶走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则湮没无闻，直到近代，才作为阿尔巴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作为罗马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多瑙河北岸。因此，7世纪时，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分布已形成现在的格局：希腊人在南部，阿尔巴尼亚人在西部，罗马尼亚人在东北部，斯拉夫人则居住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然而，身居”大宰相”要职、意志坚强的宫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查理?马特最为杰出。”马特”意即”铁锤”，他从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并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见第三章绍三节）。
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765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斯拉夫人诸国，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年圣诞节，教是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书记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扎尔人，于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
北欧人，即维金人的侵略范围最广，他们是与陆上游牧民相同的海上游牧民。维金人制造了一种船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金人正是乘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林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两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金人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顺流而下，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起初，8世纪末和9世纪，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北欧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幸免于难。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金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无论他们定居何处，最终都被现存的基督教国家所共吞。例如，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金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如此凄凉的前景。
六、西方历史的独特性
纵观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侵略活动，很明显，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迎然不同。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扰。拜占廷帝国因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公元226年，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人王朝。萨萨尼亚人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织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因而，波斯能击退奥克苏斯河沿岸游牧民的进攻浪潮；但同拜占廷的战争，弄得双方两败俱伤，使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夺易如反掌。
如前所述，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并非太好。两者均遭到蛮族的蹂躏，不过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时期形成的独特文明。因此，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5世纪初复活，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会注意到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这使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于1000年、15O0年或18O0年在欧洲复活，他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为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他还会发现，罗马的帝国结构已为一群新的民族国家所替代，古老的谋生之道正受到新的农业技术、新的贸易、新的行业的挑战；这种新贸易是与世界上一向无人知晓的地区进行的贸易，而种种新行业则是使用一些无需传统的人力畜力驱动、可节省劳动力的奇特机器。
这无疑说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廷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但也无济于事。
恰恰是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它的起因必须予以重视。如本章第二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诸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唯独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
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如中国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象中国那么富饶。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因此，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北方曾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话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恢复了正常秩序，才使这一危险化为乌有。但在西方，侵略活动连绵不断，阿瓦尔人摧毁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维建立的功绩；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国。因而，西方出现了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规模的消亡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这里所说的”文化”，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因为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设法从这些侵略中幸存下来，得庆重生。但是，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便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中，许多主要发明由此传播出去。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原因恰恰因为中东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所有地区的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第四编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第四编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
（500-1500年）
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时期也是以各种侵略——前者是以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后者是以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拉开序幕的。然而，与古典时期不同，中古时期的各个世纪，都是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宣告结束的；这些侵略实际上波及欧亚各地区。7世纪初，伊斯兰教武士的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O0年中，他们占领了自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半陆地。
这些巨大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规模宏大，却并不象前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在庞大的穆斯林世界里，土生土长的希腊-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湮灭，反而溶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如前章所述，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唯独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完全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能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产生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的。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动，标志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种项目的双向交流；其交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要承认的更加统一的交流的王国之中。
小林恩?瓦特
第十二章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第十二章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正如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中世纪和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见第七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这几个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仅象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数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疆土如此空前辽阔，使欧亚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络、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一、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大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的继续存在，促进了贸业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渡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时需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758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缎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宋朝（96O-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明朝（1368－1644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不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可说明这一点。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苏门答腊的一支海盗船队企图拦韵，结果全军覆没。后来几次航行更加遥远，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中国人还去过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每到一处，他们就劝导或强迫当地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1445年，他们才到达佛得角。
1433年，皇帝突然下谕旨终止了这些著名的远航。远航起讫的原因至今仍是个谜。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陆上对外贸易的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朝廷的威望，或是为了寻找皇帝的一位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前辈。另据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或是由于宫廷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历来存在的相互倾轧。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撤离，在东亚和南亚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区。于是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发展成中国人短期内就建立起来的强大海军。因此，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二、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14世纪中叶，意大利一本小册子通过描写一条起自顿河河口的塔那、横穿中亚的商路，概述了蒙古和平时商业的重大意义。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60个人同行，也会感到如呆在家里一样安全。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无意之中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商人通常沿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经商。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来的欧洲人，并非外交使节，而是两个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然而，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由两条路线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防运到这些港口。第一条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足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沿领河而上，或许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可到达波斯湾，直接去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非常便宜，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经纪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撮合经售，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陆上贸易的恢复只是短暂的。原因之一是，1368年蒙古人被赶出中国，蒙古帝国全面崩溃，从而使中亚再度分裂，导致欧亚大陆间的贸易瓦解。更重要的是，伊儿汗国的合赞汗（1295－1304年）改宗伊斯兰教，无意之中切断了欧洲人去香料群岛的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航线，用船运输，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已知道香料的产地及其价格，从此开始寻找避开穆斯林这一障碍的新道路，结果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三、技术传播
穆斯林帝国和蒙古帝国，不仅影响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影响了技术的传播，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一直为阿拉伯人所使用。但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这种帆船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不过，阿拉伯帆船操纵更加灵敏，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由于这一点，它不久便在地中海东部诸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11世纪时，它已成为正式的运输工具，遍及地中海。尽管这种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穆斯林帝国横跨北非、中东和南亚，同欧亚大陆各地区保持联系，从而疏通、调顺了知识、技术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850年至925年，居住在巴格达的一位阿拉伯医生和科学家的下面这段叙述，可作为说明这种相互交流的一例。它告诉人们，中国人是怎样从穆斯林那里得知加伦；加伦（公元130－200年）是希腊一位名医，他的许多著作早被译成阿拉伯语。
一位中国学者来到我家，并在镇上住了大约一年。五个月内，他学会了用阿拉伯语说话、写字，而且，的确达到了口才流利、书法精通的程度。后来，他决定回国。临行前一个月左右，他对我说：”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谁愿口述加伦的16部著作，让我笔录下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时间不够，顶多只能笔录一小部分。他却说：”我恳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时间，以最快速度为我口述。你将看到，我记录得比你口述还要快。”于是，我和一个学生一起，以最快速度为他口述加伦的著作，但他记得更快。我们不相信他记得都对，后经核对，才发现完全正确。我问他为什么能记得这么快，他说：”在我国，有一种书写方法叫速记，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想要快速记下某些东西时，使用这种写法，事后，可以随意将它们整理成原来的文字。”但他又说，即便是位敏于学习的聪明人，要掌握速记，至少也得20年。
这段叙述所描写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见表1）。
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
大约与现在相隔的世纪
方板链泵
15
轮式碾磨机
13
水力轮式碾磨机
9
水力冶金鼓风机械
11
叶片式旋转风选机
14
活塞风箱
14
拉式纺机
4
手摇纺丝机械（11世纪出现的一种纺车上的均匀捻线锭翼，14世纪水力已应用于纺机）
3-13
独轮小车
9-10
航海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