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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美洲的气候通常也比非洲的气候更富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平原炎热、潮湿。大陆南、北两极异常寒冷，但是，英、法移民在他们于格兰德河以北开拓的殖民地内繁荣起来，西班牙人也在墨西哥和秘鲁感到安适自在，墨西哥和秘鲁成为他们的两个主要中心。那里的气候跟西班牙没很大差别，无疑与酷热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对照。
种族几乎全部土著民族都是从西伯里亚东北部渡过白令海而来的移民的后裔。所以说几乎全部，是因为还有少数民族是在白令海移民到达之后，从南太平洋的岛屿抵达南美洲西海岸的。这些南洋的亚尔古英雄发现过南美洲多少次，至今不知，但是，仅仅从已驯化的植物得到的证据，便足以证实他们多次渡洋远征的事实。当业已高度驯化、离开人类的帮助就无法幸存的同样植物在太平洋两岸均被发现时，它们的分布只有用人类的迁移来解释。
然而，欧洲人在南北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中，至少有99%的人是渡白令海而来的种族的后裔；这一点仍是千真万确的。不久以前，人们认为，印第安人最早渡海去南北美洲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000年时。新的考古发现和碳-14年代测定法的使用，使这一估计得到大幅度修订。现在，普遍同意人类出现于美洲大陆的时间为距今20000年时，而且，这仅是个大概数，也可能早于20000年。印第安人的最后一次大迁移大约发生在3000年前。然后是爱斯基摩人，他们继续来回横渡白令海峡，直到近代政治环境迫使他们留在海峡的一边或另一边时。无论如何，到这时，在美洲最接近亚洲的地区，人口已相当稠密，阻止了进一步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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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渡海到美洲大陆对早期印第安人来说，并不困难。那时，由于地球表面的水大半被冻结成冰床，海面比现在低得多。因此，最早的移民穿过了宽130哩、连接亚洲东北部和北美洲西北部的陆桥。海面上升后，乘原始小船能轻易地渡过白令海峡，因为海峡很窄，渡海时能一直看见陆地。后来较先进的移民可能是先从亚洲驾船到美洲，然后继续沿西北海岸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登陆，直接在那里定居下来。
渡海到阿拉斯加的人，大多继续前进，穿越育空高原中部的一个冰床峡谷，进入北美洲中心地。推动他们奋力前进的力量也就是驱使他们迁移到美洲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并受到了来自后方部落的源源不断的挤压。这样，南北美洲很快就为分散的狩猎者部落所占据。
所有印第安人，不论其起源如何，都可以归入蒙古种人。他们头上都长着独特的、笔直乌黑的头发，脸部和躯体则汗毛稀少；他们颊骨高凸，幼儿脊骨基部还出现蒙古种人斑点。不过，在不同部落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最早的各种美洲印第安人比起后来的美洲印第安人，与蒙古种人的差别要大得多，因为他们在我们今日所认识的蒙古种人充分进化之前，便已离开亚洲。这些移民到美洲后，立即向四方分散，并以近亲繁殖的小群体在各种地带定居下来；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存在种种独特生理类型的原因。
美洲印第安人在所操语言上的差别较其生理外表上的差别要大得多。的确，要概括他们的语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每一种语音和语法结构都可以被找到。这种语言上的多样性和生理上的多样性一样，是由于印第安人在很长时期内小群小群地迁徙到南北美洲，到达后继续四处漫游、不断分散，才发展起来的。方言的变化很快变得很突出，发展成为各别的语言。彼此密切联系的语言可发现于美洲广为分隔的各地区，它反映了诸部落四下迁移的程度。最后结果是，现已有2，000种独特的印第安语被分类。这说明，印第安人语言方面的变化几乎不亚于整个东半球；在东半球，据今所知，公元1500年时存有语言3000种。印第安诸语言无论就其词汇量或其他任何方面而言，均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约24000个词，钦译《圣经》使用了约7000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使用了27000个词；火地岛的雅甘人员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迟缓的民族之一，却也拥有至少30000个词的词汇量。文化人类学者已在美洲大陆划分出大约22个文化区——大平原区、东部林地、西北海岸区，等等。还有一种基于食物获取方式的分类法较为简单，它将美洲大陆的文化分为三大类：渔猎采集文化、中间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法不仅较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也颇有意义；它有助于解释何以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入侵的反应十分多样。
高级农业文化位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间农业文化通常在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在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文化的这一地理分布有力地表明了如下事实：南北美洲与非洲相反，其最先进的地区不是位于距欧亚大陆最近的地方。原因在于，西伯利亚东北部并未如同对非洲人作出了大量贡献的中东和地中海流域那样乃一大文明中心。而且，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极区的气候条件也明显地无助于象苏丹草原区所具有的那种迅速的文化发展。因此，在南北美洲，进步的速度不是取决于某地区与欧亚大陆的接近度，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适合农业的发明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南北美洲的农业首先是在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惊人相似的一些地区，即无需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清除森林、有足够降雨量供农作物生长的高原区，发展起来的。
大约公元前700O年，玉米开始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谷地得到培植。以后数千年中，两种主要的玉米品种通过杂交发展起来一种适应于半干旱的墨西哥高原，另一种适应于潮湿的热带沿海地区。同时，其他植物如不同种类的两种南瓜、葫芦、宽叶菜豆、辣椒、苋和鳄梨等，也得到了培育。农业从中美洲的这一最初的发源地向北面和南面传播。约公元前3000年时，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不过，直到公元750年才发生很大影响，因为在这以前，玉米尚处于原始状态，食物采集的生产率较高。同样，在北美洲东部，印第安人直到公元800年才开始主要以农业为生；800年前后，他们发展起基于若干种玉米、蚕豆和南瓜的田间种植。在这期间，农业已从中美洲向南传播，于公元前75O年前后传到秘鲁。但是，秘鲁还存在着很古时代的、非中美洲的玉米和蚕豆品种，这表明不仅墨西哥高原，而且安第斯高原可能也有过原始的植物驯化地。
总的说来，印第安人驯化的植物有100多种，也就是说同整个欧亚大陆驯化的一样多——这确是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农产品的50％以上皆从印第安人培植的作物中得来。在人们作出种种发现、令人信服地证实东、西两半球的农业各有独立的起源之前，美洲的植物没有一种曾在东半球得到栽培。
印第安人发明农业的地区，也是他们最先进一步发展农业并逐渐创立起”高级农业文化”的地区。这转而又深深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一般说来，其结果和在欧亚大陆一样，使定居人口大大增加，并产生了与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无直接联系的复杂的文化活动。换句话说，也正是在这些高级农业文化中，有可能发展起在某些方面可与西非相媲美的庞大帝国和复杂文明。不幸的是，这些土生土长的美洲文明突然为西班牙人所制服，从而，除了所驯化的宝贵植物外，未留下什么东西。
美洲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英属洪都拉斯境内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境内的阿兹特克文明以及北起厄瓜多尔中部、南至智利中部、纵贯3，000哩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以其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巨大发展而闻名于世。它的成就包括独特的石头建筑，列名于各时代伟大艺术中间的雕塑，以字体或记号为传统表意符号的表意文字，以及可表明玛雅人胜过同时代任何欧洲天文学家、表明玛雅人是能干的数学家的天文知识。同爱好艺术、文化的玛雅人比较起来，阿兹特克人粗野、好战——这一对比可使人联想起东半球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悬殊差别。阿兹特克人更注意军队，他们训练所有强壮的男子从事战争，规定所有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的国家也组织得更为完善，有十分发达的法院系统和照管穷苦人的种种安排。
印加人在物质成就方面甚至比阿兹特克人更先进。他们的出色的公路、堡垒和神庙是用巨人的石块建造的，石块衔接严密，即使500年后的今天，也无法将小刀插入石缝间。广泛的灌溉系统使印加帝国成为繁荣的农业区，其中有些灌溉设施至今仍在使用中。最重要的是，印加人创立了南北美洲唯一的、一体化的、生气勃勃的国家——一个适合于对外无限扩张、对内严格控制并施以家长式统治的国家。国家统制的手段包括：实行土地、矿藏和牲群的国家所有制，强制信奉官方的太阳教，仔细地编制供征税和征兵用的人口调查表，废黜地方世袭酋长，强迫居民到新地方定居以同化被征服民族，以及由国家主办集体婚礼等。印加帝国很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
虽然上述成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事实却仍旧是，相当少数的西班牙冒险家能推翻并无情地摧毁这三大文明；而且，这是在墨西哥和印加帝国至少各有300万人口（现有些估计数为这一数字的5倍以上）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原因，最终可以用南北美洲的与世隔绝来解释；与世隔绝使印第安人远远落后于欧亚混血人，尤其是落后于技术发展格外早的欧洲人。到公元1500年，美洲大陆才达到了西欧在公元前1500年、中东在公元前3500年便已达到的文明阶段。
当冲突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而发生时，这恰恰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意味着印第安人发觉自己在经济和技术上远远落后于侵略者所代表的文明。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不应用来遮掩他们在更多的物质领域严重落后的事实。这种发展的不均衡以中美洲为最甚，在安第斯山区也很普遍。如农业，印第安人驯化植物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生效甚微。尽管他们人口很少达到东半球的人口密度，其耕作技术的发展还是从未能超出供养自己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们的工具仅仅是用石块、木头或兽骨制作的。他们不会熔炼矿石，虽然他们确也同金属打交道，但几乎只是出于装饰上的目的。他们唯一能建造的船是独木舟和远洋筏。他们没有为了陆上运输而利用轮子，他们知道轮子，但只是将它当作玩具。除了安第斯山区所使用的、不能驮运重担的美洲驼和羊驼外，人的背脊是他们唯一可得到的运输工具。
对这种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不应过于夸大。虽然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来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炮时，显然处于严重的劣势，但遭受了最初的打击以后，他们渐渐习惯于火器和骑兵。而且，西班牙人不久便发现印第安人的武器锋利耐用，开始喜欢印第安人的棉制盔甲而不喜欢自己的。有位征服者叙述道，阿兹特克人拥有两座装满各种武器的军火库，其中有许多武器饰以黄金和宝石。它们包括大小不等的盾、军刀和一种大砍刀。大砍刀得用双手挥动，刀口镶以燧石，极其锋利，比我们西班牙人的剑更能砍杀。此外，长矛较我们的长，加上一端的矛头，足足长一寻，也镶有若干块锋利的燧石。矛头锐利、坚硬无比，能刺穿最坚固的盾，而且切割起来象剃刀一样快；因此，墨西哥人甚至用这些燧石刮脸修面。弓、箭也非常出色，箭头有单尖端和双尖端两种，弓上置有射箭用的合适的皮带；抛石索则配有特意为其制作的圆石；还有一种大型的盾，设计得很巧妙，不用时可以卷起来，仅在战场上才展开，能将人的整个身体从头到脚完全遮盖住。
这表明在西班牙人获胜的背后，除技术上的悬殊差别外，还存在其他因素。一个因素是印第安请民族的政治组织松散。除西班牙人征服前一个世纪里建立的印加帝国外，任何地方的印第安人都没有超出部落发展阶段。而印加人则似乎为其帝国的极其严格的统制所削弱，因为当皮萨罗杀死他们的皇帝时，他们便缺乏继续进行抵抗的主动性。此外，西班牙人能到处利用印第安人之间的不和，唆使一方反对另一方。例如，科尔特斯倘没有曾为阿兹特克人所征服的、心怀不满的土著部落的积极援助，便无法赢得他的胜利。
在墨西哥，西班牙人还因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而得到帮助。阿兹特克人认为战争是一种短期的宗教仪式上的努力；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捕获俘虏，用其心脏供奉神灵，以保证胜利。这种做法导致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为了捕获俘虏，印第安人不得不进行战争，而为了赢得战争，他们又不得不提供更多的俘虏以博取神灵的欢心。最后结果是，征服前不久，阿兹特克人沉溺于一次次大规模的人祭。印第安人为了维持献祭用的牺牲品的供给，进行着单一的为战斗的战斗，即所谓的”花之战”；这是一种属于礼仪的争斗，目的是获得献祭用的俘虏而又不遭受正规战争所引起的经济混乱。这类军事传统显然是一种严重的障碍。西班牙人杀人以争胜，阿兹特克人则努力捕获俘虏。
中美洲和安第斯高地以外，是食物来集文化区和中间农业文化区。这些经济生产率更低的地区，总的发展水平也相应地更低，因而，更易受到欧洲人的侵入。首先，其人口稀少，不过，现有的各种估计数大相径庭。以目前愈益受到怀疑的较低的数字为例，印加帝国有人口300万，而南美洲其余地区才100万左右。同样，格兰德河以南地区有人口300万，而以北地区也才100万。当欧洲人到来时，这些更不发达的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简直缺乏足够的人数来坚守阵地。他们这方面的弱点由于最早的探险者所带来的疾病而变得更加严重。印第安人缺乏免疫力，被时疫夺去了大批生命，因此，早期殖民者常会发现有空无一人的村落和遭遗弃的田地可予以接管。以后，当大批移民从欧洲迁来时，印第安人毫无希望地给淹没了。首先来的是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南北美洲，很少遇到竞争和抵抗，因为南北美洲不同于非洲，没有竞争的士著商人阶级。接着出现的是移民，他们为宜人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前来的人数不断增加，淹没了不幸的印第安人。虽然后者有时在绝望中拿起武器，但他们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缺乏团结和基本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随着得胜的白人占有上等土地，随着印第安人被驱逐到居留地或令新主人不感兴趣的更不可取的地区，这场不平等的争斗较迅速地结束了。
显然，美洲的力量对比截然不同于非洲。地理环境、较少的人口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较低发展水平，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印第安人，使欧洲人得以接管南北美洲，而这时，欧洲人在非洲仍被限制在少数沿海据点。对比起黑人，亚当?斯密称印第安人为”可怜、孤弱的美洲人”，确是颇有道理的。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与世隔绝的程度超过了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是世界上是孤立的一块大陆。这种孤立使某些古代形态的生命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桉属植物和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动物的哺乳动物。18世纪后期，最初的英国移民到达时，澳大利亚还幸存着仍处于旧石器时代阶段的古代类型的人。这些土著居民是大约30，000多年前渡海而来的三个不同种族集团的后裔；30000多年前，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之间仅为狭窄的海峡所分隔。这三个种族在当代土著居民中依然可分辨出来。人口占多数的是身材高条、四肢细长的种族，他们皮肤褐色、体毛很少、头发波状、胡须卷曲，因为居住在对白人无用的沙漠地区，所以能大量地生存下来。在大陆的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则住居着另一截然不同的、只有少数幸存者的土著种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淡褐色、体毛很多、胡须浓密。沿东北海岸，是澳大利亚唯一为茂密的热带雨林所覆盖的地区，那里栖息着第三个种族集团。他们是黑人中的一部分，个子矮小、体格单薄、有着蓬松的鬈发和黝黑的皮肤。
这些种族的文化决不是相同的。文化最先进的是生息在东南地区的种族；那里雨量充足，适宜长期居留。不过，整个大陆的土著居民由于完全与世隔绝，仍都处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阶段。其发展的迟缓在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除了出于装饰上的目的，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住房在干燥地区是由简单、露天的防风林构成，在湿潮地带则由低矮的圆顶棚屋组成，这些棚屋都是用任何可到手的材料匆匆拼凑而成的。他们的主要武器为长矛、掷矛杆和飞标，都是木制的。他们不知道陶器，所用的器皿只是少数编织而成的袋子和篮子，偶尔还有用树皮和木头制作的碗。作为食物采集者和狩猎者，他们具有高超的技能且足智多谋。他们以范围广泛的植物和动物为食物，对动植物的种类、习性和特征有详细的了解。他们竭尽全力地维持他们所赖以为生的动植物的繁殖率。但是，因为不是食物生产者，他们用以保证充足的食物供给的方法不是栽培，而是举行宗教仪式。典型的仪式是，将血液和他们渴望猎物或植物会增多的地方的泥土混合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政治组织几乎与技术同样落后。象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而，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不过，这些土著居民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礼仪生活。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一天归来的妇女，必须按照严格的规定和所有亲属一起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间，若有哪位男子打喷嚏，凡听见者都得用手拍打自己身体，拍打的部位随他们与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澳大利亚社会的这些非物质方面如此复杂，以致对专门研究原始风俗的学者们来说成为一件乐事。但是，这些方面的过早发展在18世纪后期欧洲人到来时，帮不了土著居民什么忙。如果拥有繁荣的文明和广泛的农业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无法抵抗白人，那么，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澳大利亚人显然更没希望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欧洲人到来时，总共才30万左右。他们缺乏进行有效的抵抗所必需的武器和组织，而且，他们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不同，对获取、使用白人的”火棍”不大感兴趣。因此，不幸的土著居民大批地被英国移民残忍地杀死，这些移民中，有许多人是用船从拥挤不堪的监狱装运来的不法囚徒。疾病、酒精中毒、彻底的屠杀和大批土地的没收相结合，使土著人口减少到今天的45，000人左右，外加约80，000混血人。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一位移民在以下这番颇有代表性的话中，暗示了澳大利亚人所受到的待遇：”澳大利亚土著种族同莫希坎人以及其他许多已知的部落一样，由于天意，似乎注定要在文明的进步面前从其本土消失。”
因巴斯海峡而与澳大利亚相隔绝的约2500名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更是悲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所缺乏的东西，塔斯马尼亚人也缺乏，而且更为缺乏。他们没有掷矛杆、飞标、网和其他一切捕鱼的工具。英国把他们最冷酷的罪犯送上塔斯马尼亚岛，这些人于1803年登陆后，便开始追猪土著，仿佛土著都是野兽一般。在短短数十年间，大部分塔斯马尼亚人被消灭。最后一名男于死于1869年，最后一名女子死于1876年。这位女子名叫特鲁加尼尼，生于1803年，即白人入侵的头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遭灭绝的整个时期。她临终曾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是，尽管她的请求很可怜，她的骷髅还是被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这是一个因为恰好定居在地球上某一难以进入、也受不到外界促进的地域，故而注定灭亡的民族的命运的适当纪念物。托马斯?阿特金牧师曾亲眼目睹这些土著的灭绝，不禁推断出某些不仅适合于塔斯马尼亚，也适合于世界上所有类似区域——在那里，欧洲人遇到了物质技术发展受阻碍的民族——的结论：
的确，从所归纳的大量事实来看，我以为这是神授的政治学的一条普遍法则：如果靠狩猎、捕鱼和挖掘地上的野草、块根果实过活的原始部落同以畜牧业，农业和商业为正业的文明种族发生冲突，那么，原始部落会在文明种族的进步面前消失。……
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
5个世纪前，哥伦布踏上了圣萨尔瓦多这座巴哈马群岛中的小岛。他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东南亚，因此他把当地的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哥伦布死后不久，1513年，巴尔博亚（Balboa）到达了太平洋，1519年至1522年，麦哲伦（Magellan）的探险队完成了环球航行，这时哥伦布的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美洲是一个”新世界”这种认识引起了人们对印第安人起源的思索。他们要么起源于新世界，要么就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到那儿去的。认为美洲大陆人类单独起源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将意味着存在二元的创造——在大西洋彼岸的伊甸园里也有一对亚当和夏娃——这种信条与旧约的教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于是人们一致同意，印第安人必然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现在又产生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子孙是怎样从旧世界移居到新世界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激烈的争论，在过去四个世纪里差不多提出了几十种理论，而且到今天仍然不断有新的理论冒出来。
绝大多数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依据的是信念而不是理性。各种各样时髦的理论象走马灯似的，盛行一时便一闪而过，每一种都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知识和偏见。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最早的一种流行理论是犹太失落部落说，因为对当时来说旧约所记载的古代希伯莱人种学材料几乎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唯一已知的样式。因此早期的理论家确信，印第安人是公元前721年为亚速王所征服、从撒马利亚带走的希伯莱部落的后裔。一些失落部落说的拥护者认为，那些希伯莱人是通过穿越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到达新世界的，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他们是经波斯到中国、再到白令海峡这条路线到达那里的。
18世纪时，欧洲人对古代地中海各民族尤其是腓尼基人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腓尼基人以其航海本领而闻名，据信，他们曾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并曾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然而，随着19世纪埃及的考古发现，埃及开始被认为是美洲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由于中美洲的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非常相象，所以人们广泛地把这一理论当作事实。还有其他许多关于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的时髦理论随兴随灭。这样，我们的”印第安佬”便被追溯到希腊人、特洛伊人、罗马人、伊特鲁里亚人、塞西亚人、蒙古人、中国佛教徒、曼丁哥人或其他非洲人、早期爱尔兰人、威尔士入、北欧人、巴斯克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甚至缪和亚特兰蒂斯这两个”消失的大陆”的幸存者那里，而这两个大陆据传在11，000年以前就分别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沉没了。
所有这些说法都证明是不能成立的，或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只有一个例外：10世纪末期北欧人定居纽芬兰得到了科学的证明。为什么这么多人曾经相信或者仍在相信这么多毫无根据的理论，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错误地认为，相同的习俗就意味着共同的起源。相反，你可以到任何一所第一流大学有关人类关系领域的档案处，要一份世界上所有民族具有某些特定习俗——如表亲联姻的详细。你可以很快从全世界的民族中得到几十个具有相同婚姻习俗的例子，他们这种相同的婚姻习俗不可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但是，由于早期的作者不熟悉现代人类学这门科学，所以会想当然地认为遥远过去年代的相同习俗之问存在着历史联系。
同样，表面上相似的制度或结构经仔细研考，也证明是截然不同的。埃及和中美洲都发现了金字塔，但是中美洲的金字塔是宗教仪式的中心，而埃及的金字塔则是巨大的陵墓。下面这个事实也同样重要：最新的发掘工作揭示出中美洲的金字塔几千年来是不断演进的。中美洲金字塔经历长期发展这一事实，推翻了金字塔建造技术是从大西洋彼岸完全成熟地移植过来的理论。同样，在加利福尼亚一种叫”尤基”（Yuki）的土语中，KO这个词意指”go”（”去”），horn意为”come”（”来”），然而没有人根据这个例子能得出结论说，尤基语和英语历史上曾存在联系。
即使古代旧世界的多数航海者到达了新世界，他们的文化将立即统治新世界的习俗这种说法也是大有疑问的。那些认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或其他民族的小群体能够到达新世界，并且在广大范围的土著居民中传播他们的文化的人，必须考虑一下18个西班牙人（16个男人和2个女人）的经历，他们在科尔特斯（Cortes）到来的6年前曾因船只关事到达尤卡坦海岸。除两个男人沦为当地酋长的奴隶外，所有的人都作为牺牲献祭并被吃掉。其中一个幸存者完全成了土著人，他戴着精巧的鼻塞以及他所归依部落的耳环，并且拒绝放弃其新的生活去重新加入科尔特斯的队伍。同样，我们知道威金人确实到过纽芬兰，但他们都因当地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而被迫放弃了建立殖民地的努力。因此，直到现代的连发枪和机枪出现之前，小群体的到达要么被全部消灭，要么就被当地的文化所同化。
这就是为什么1968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召开的一次学术专题讨论会得出如下结论的一些原因。其结论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威金人的接触（那是在纽芬兰）——在哥伦布之前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从这一半球到另一半球的人工造具的确凿的考古发现”。这次讨论会还一致认为：”目前并没有确实可靠的证据证明，在哥伦布之前人类曾跨越大洋把任何一种植物或动物从旧世界引进到新世界，或者从新世界引进到旧世界。但这绝不是说，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
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这类讨论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首先，它提出了人类文明如何发展的基本问题——人类文明是从一个或若干旱期的中心扩散开去，还是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独立创造。这个问题不仅触及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起源，而且牵涉到全球各个文明的起源。文明是从中东向西北欧、北非、南亚和东亚传播呢，还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独自发展成长起来的呢？扩散传播论者和独立创造论者之间的争论长期持续着，
我们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关于扩散传播和独立创造两者的不同程度的问题。这种不同的程度并不取决于先入为主的看法基础上的虚幻想象，而是取决于艰苦的研究和对结果的客观评价。考古学家对人类史前史的发现越多，就越发认识到人类的所有分支对其环境的反应都是具有创造力的。他们的反应和成就的性质及其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历史和地理背景，尤其是前面述及的他们受外界刺激影响的程度。
历史研究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门外汉仍然认为，各色欧洲人、亚洲人或非洲人高举文明的火炬，在前哥伦布时代踏上了新世界的海岸。事实上，今天的人类象旧石器时代最初的人类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即使这种解释与已知事实不符时仍是如此。我们以采集为生的祖先迷信他们的图腾、巫师或者巫医。现代人对于飞碟、占八卦、纸牌算命以及占星术也有同样的迷信。本文的读者将会认识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的天文学教授埃布尔（G．Abel）所作的下述报告的重要性：
“我曾对选我的天文学概论课程的普通大学生进行民意测验，发现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对占星术感兴趣，并且相信占星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方同行们的讨论，我了解到同样的比例到处存在，而且它也许相当准确地反映出美国人信仰占星术的比例。据估计，美国大约有不下5，000名占星学家在这个领域谋生，有1200家以上的日报辟有占星术的专栏。”
埃布尔教授的报告作于1975年。那以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相信占星术的人在逐步增加。198O年到1985年间，美国13岁至19岁的青少年中，相信占星术人数的比例从40％上升到55％。
（张宇宏张广勇译李国海校）
第二编新兴西方的世界，1500-1763年
第二编新兴西方的世界
（1500-1763年）
中世纪大半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百端，并受到了威胁。由于地处传统的侵略路线——从中国北部横贯欧亚大陆、直抵中欧多蹬河流域的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末端，他们历来易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因而，出现了一批批游牧入侵者——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只要帝国衰落、使他们有机可趁，他们便利用自身无与伦比的机动性闯入诸文明中心。
近代初期，随着生气勃勃的新兴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了。新兴西方在技术上，尤其是在武器和船舶制造方面占上风，这就使西欧人在世界各大洋上获得了以往一向为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所享有的同样的机动性和优势。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欧亚大陆这时为一只巨大的钳子所包围。其中一条钳臂由俄国的挺伸组成，俄国从陆上横越西伯利亚，挺进到太平洋；另一条钳臂由西欧的扩张构成，西欧绕过非洲，扩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与此同时，其他西方人以哥伦布打头阵，向西大胆地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并环航全球。
诚然，在这数十年间，土耳其的禁卫军以亚洲的无数前辈为榜样，正进逼多辎河流域、围攻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但是，若将此事置于世界历史舞台上，这只不过是一次仅具有局部意义的小规模行动。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最初伊比利亚人的海外扩张、稍后西北欧洲人的话动以及与此同时俄国人朝太平洋方向的陆上扩张。这些也是本编以下各章要论述的主题。
第六章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1500-1600年）
第六章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
（1500-1600年）
美洲的发现、经由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航道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
亚当?斯密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的欧洲扩张中居首位。乍一看，这似乎有悖常理。16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由于有许多摩尔人和犹太人留居该地区，种族和宗教的多种多样成为穆斯林统治留下的一份剩余遗产。此外，众所周知，16世纪以后，伊比利亚的国家迅速衰落了，并在整个近代中始终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那么，如何解释16世纪时西、葡两国短暂而辉煌的扩张呢？本章首先探讨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起源问题，然后论述东方和美洲大陆的帝国建立过程，最后阐明16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衰落的原因和征兆。
一、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根源
宗教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哪里都没有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样显得更其重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他们长期反穆斯林的圣战记忆犹新，始终为这种记忆所激励着。对欧洲其他民族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但在伊比利亚人眼里，则是一个传统的、永远存在的敌人。半岛大部分地区曾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即便到15世纪，南部的格拉纳达仍为穆斯林的据点。此外，穆斯林还控制着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又在不断增长，使整个地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其他欧洲人参加十字军远征是凭一时高兴，而虔诚、爱国的伊比利亚人则认为，进行反伊斯兰教的斗争是不可动摇的、必须履行的责任——是宗教义务和爱国需要的结合。
航海家亨利王子率先于1415年以他在攻占直布罗陀海峡西岸的城市和要塞仲达时表现出来的勇敢而出名。同样，伊莎贝拉女王为强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动，决心消灭穆斯林据点格拉纳达，并将战争推入敌人在北非的领地，就象葡萄牙人先前在仲达所做的那样。伊莎贝拉干1482年开始对格拉纳达的讨伐，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向前推进，直到1492年获取最后胜利。胜利后，西班牙人立即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梅利利亚城。1492年，女王还下了一道法令，要求西班牙的所有犹太人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离开西班牙；10年后，又对留居卡斯提尔的穆斯林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
当地理大发现揭示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于消灭，有新的异教徒有待于从盲目崇拜中解救出来时，伊比利亚人的讨伐运动扩展到了大洋彼岸。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阿方索?德?亚伯奎在围攻马六甲时，曾用这样一些赞美之词激励手下士兵，他说：”我们将为我们的主出色地效劳，把摩尔人从这地区驱逐出去，扑灭穆罕默德教派之火，使它今后永远不会重燃。”同样，曾追随科尔特斯前去墨西哥的征服者之一贝尔纳?迪亚斯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我们废除了印第安人中间的盲目崇拜和其他令人憎恶的东西之后，上帝保佑了我们的努力，我们给男人、妇女和所有征服后出生的孩子施洗扎，要不然他们的灵魂可能已下到地狱。”
诱使伊比利亚人去海外的还有四群岛屿——沿非洲海岸而依次南递的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和西越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这些群岛所以很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它们富饶多产，还因为它们提供了战略基地和泊船港口。葡萄牙人于1420年开始拓居马德拉群岛，他们首先获取高质量的木材，然后生产可致厚利的蔗糖。当巴西人制低糖价与他们抢生意时，他们从克里特引进了白葡萄；直到现在，独特的马德拉甜葡萄酒仍是用这种葡萄酿制的。
马德拉群岛无疑隶属葡萄牙人，加那利群岛则大不相同，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要求占有它。经过上诉罗马教皇和在当地进行凶猛的争斗之后，葡萄牙人放弃了对加那利群岛的要求，而西班牙人则承认其他三个群岛归属葡萄牙人。这一解决办法迫使葡萄牙人南下时须远远驶入大西洋，以避免以加那利群岛为基地的西班牙私掠船。因此，他们的第一个泊船港口是亚速尔群岛。他们有条不紊地勘探亚速尔群岛，至15世纪中期，已抵达最西面的岛屿；到那里，约需横越大西洋的四分之一。
整个15世纪中，水手们不断发见位于大洋远处的岛屿。自然，他们会设想有更多的岛屿尚待发现和开发。为了替前往东方提供踏脚石，大西洋航海图上密布了这种想象中的岛屿。1492年，哥伦布与伊莎贝拉达成的协议规定，他应率领一支探险队”去发现和获取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和大陆”。
不过，在15世纪的海外冒险事业中，起带头作用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西班牙姗姗来迟，而且，它投身海外事业通常是出于对葡萄牙首创精神的反应。葡萄牙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疆域不大，且位于大西洋沿岸，三面为西班牙领土所包围。这有效地保护了葡萄牙人不会因受诱惑而将自己的财力浪费到欧洲战争中去。由于亨利王子的领导，他们开始致力于远洋事业。其二是葡萄牙掌握较多的航海知识，主要是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的。里斯本地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与佛兰德人之间的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交通线上；葡萄牙人通过在皇家海军中雇用意大利船长和领航员，趁机获取了航海知识。亨利王子还进而加以发展，他集合起一群出色的、颇有才能的海员，其中包括意大利人、加泰隆人，甚至还有一名丹麦人。此外，亨利去世后，”国王继续从事亨利的工作，使葡萄牙人在航海术和地理学方面成为所有欧洲人中最有知识的。由于这种稳定的、始终如一的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葡萄牙人取得了对西班牙邻人和竞争者的决定性的优势。
1415年占领休达以后，葡萄牙对探险的兴趣迅速增强了。穆斯林战俘泄露了有关穿过撒哈拉沙漠、同苏丹诸黑人王国进行古老的、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情报（见第五章第一节人那时以前的数百年中，后者一直用象牙、奴隶和黄金来换取各种制成品和盐。由于西欧那时普遍地极缺乏金银，葡萄牙尤其如此，所以，开发这一黄金贸易的可能性引起了亨利王子的兴趣。据他的副手迪戈?戈麦斯说，亨利听说了”商人们从突尼斯沿海到延巴克图和冈比亚的坎托的通道”。戈麦斯还说，这一消息”使他'亨利'想经由海路探寻这些地方”。换句话说，亨利最初的目标仅限于非洲，未扩展到东方。
1445年，葡萄牙早期的探险前进了一大步，因为这一年，亨利王子的船长们通过了沙漠海岸，并在它下方发现了一片绿叶繁茂的新地区；这片新地区”为棕榈树和其他美丽的绿色树木所覆盖，甚至那里的平原也如此”。到亨利去世时，葡萄牙人已沿海岸勘探到塞拉利昂，并建立了许多沿海两站，使他们至少能吸引自己想得到的一部分商队贸易。后来，至1487年，葡萄牙人又在内陆货物集散地沃丹设立了一个商行驻外代理处，使他们能获得更大一部分南北向的商队贸易。
在此期间，甚至在亨利去世以前，葡萄牙人所向往的目标已开始不仅仅是非洲，还包括印度。当时，欧洲前往东方的通路为控制整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势力所封锁，对欧洲人来说，地中海是一所牢狱，而不是一条大道（见第二章第七节）。因此，除了作为中间人牟利的威尼斯人外，欧洲人渴望找到一条”前往香料产地东印度群岛”的新路。亨利王子最初开始他的行动计划时，并未想到印度，但是，随着他的船队沿非洲海岸越来越往前驶去，他的视界自然会从非洲的商队贸易扩大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从那时起，发现和控制香料路线成为葡萄牙人政策的首要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当亚伯奎激励围攻马六甲的部众去'扑灭穆罕默德教派之火”时，他也强调了得到物质利益的前景。他说：”我确信，如果我们从他们（摩尔人）那里夺去马六甲的贸易，开罗和麦加将会彻底毁灭，威尼斯将得不到香料，除非它的商人到葡萄牙去购买。”
二、哥伦布发现美洲
如果考虑到葡萄牙在远洋航海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伟大发现即美洲大陆的发现乃在西班牙的赞助下取得，似乎是有悖常理的。似乎更有悖常理的是，取得这一成果的原因竟在于，葡萄牙人在地理知识方面比西班牙人更先进，并正确地估计出哥伦布的计算给果是错的。15世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问题不在于地球的形状，而在于它的大小以及大陆对海洋的关系。哥伦布根据马可?波罗对亚洲东西宽度的估计（一个过高的估计），根据这位旅行家关于日本距亚洲大陆有1，500哩的报告（一个极为过高的估计）以及托勒密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一个过低的估计），推断出分隔欧洲和日本的海洋宽不到3，000哩。因此，他认为前往亚洲的最便捷之路是通过横渡大西洋的短期航行；这也是他向各朝廷提出的方案。葡萄牙人由于亨利王子的缘故而富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并较好地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知识。他们确信地球比哥伦布所认为的还大，诸海洋也更宽，前往东方的最近便之路是绕过非洲而不是横越大西洋。为此，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请求资助时，遭到拒绝。两年后，哥伦布来到西班牙朝廷，起先也遭到拒绝，但最后赢得了伊莎贝拉女主的支持。
1492年8月8日，哥伦布率领由可靠的水手和饱经风霜的能干的船员操纵的三艘帆船，从帕洛斯角启航。到9月6日，远征队已把加那利群岛丢在后面，驶入烟波浩淼的海洋。很幸运，一路顺风，但是，随着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的过去，船上的人们烦操不安起来。为了平息他们的忧虑，哥伦布发布了有关已行航程的假消息。10月7日，发现了飞鸟，但在地平线上仍没出现陆地。甚至哥伦布也焦虑起来，这时他已西航很远，按他的计算；应已见到日本。10月9日，他许诺要是三天内再看不到陆地，就返航。恰好在三天期满前，瞬望台发现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命名它为圣萨尔瓦多。这是预示着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时刻。
世界历史的最大嘲弄之一是，哥伦布至死还确信，他已抵达亚洲。他确信圣萨尔瓦多岛离日本所在的位置非常近，下一步是找到日本。当他向西南航抵美洲大陆时，他相信自己到了马六甲海峡附近某地。哥伦布坚持自己的错觉这一点，带来了重大结果：它鼓舞人们进一步勘探南北美洲，直到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大笔财富。但是，如果西班牙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仅仅偶然发现了一个远离亚洲大陆的新世界，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会离开这片最初看来既没吸引力、也无利可图的荒原。假使那样的话，美洲大陆也许会在数十年内无人理会，尤其是因为葡萄牙的达?伽马在此期间已开辟了绕好望角到印度的极为有利的航路。
西班牙君主忠实地支持哥伦布，投入大笔资金为他装备了另外三支远征队。但是，直到1518年西班牙人才在墨西哥偶然发现富裕的阿兹特克帝国。从哥伦布首次探险至这次意外的发现，时近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段时间里，随西班牙人踏勘西印度群岛中看来似没什么前途的无数岛屿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首次远航中，哥伦布在回国以前探勘了古巴和海地。1493年，他又率领一支由17条帆船组成的、令人敬畏的舰队离开西班牙。他这次远航的目的是要在海地建立起殖民地，以此为基地，继续航行到附近的日本和印度。尽管对西印度群岛的探险很勤奋，还是未能发现与他所寻找的东方诸王国有一点相象的任何国土。而更糟的是，哥伦布虽是一位老练的航海家，却是一名拙劣的行政官。他作为海地新殖民地的总督是失败的；当他于1496年返回西班牙时，土著在反抗，殖民地处于一片骚乱中。二年后，哥伦布开始第三次航海，这次他发现了特立尼达岛和奥里诺科河河口。但是，由于海地再次爆发骚动，他的总督职务被取代，继任者用镣铐将他解送回国，他的君主仍支持他，于1502年派他进行第四次亦即最后一次的航海。他探查了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一长片沿海陆地，但是仍未见到有中国的迹象。西班牙君主明智地拒绝进一步支持他；他虽没有穷困潦倒，却满怀怨恨，于1506年死去。
哥伦布的伟大发现最初看来象是一个重大失败。数千名冒险家成群结队地前往西印度群岛，只是令人扫兴地找到少量黄金。然而，美洲大陆的发现确引起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直接反应，它促使葡萄牙人环航非洲，由海路直接抵达印度。
三、葡萄牙在亚洲
在此期间，葡萄牙人一直在从他们沿非洲几内亚海岸的贸易中获取相当大的利润。粗胡椒、黄金、象牙、棉花、糖和奴隶这时已通过葡萄牙进入欧洲贸易。仅仅奴隶贸易就供养了里斯本的六、七十个商人。值得注意的是，征服者迪亚斯在阿兹特克首都看到奴隶拍卖时，曾情不自禁地评论道：”这奴隶市场的规模和葡萄牙人在几内亚的黑奴市场一样大。”
亨利王子的后继者继续进行亨利对西非海岸的开发。1487年，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因为这一年，当巴托洛米乌?迪亚斯沿海岸探险时，遇上大风，大风连续13天将他的船队向南刮去，其时一直见不到陆地，当风变小时，迪亚斯朝西非海岸驶去，但发现他们早已不知不觉地经过了海角。他在印度洋的莫塞尔贝登陆，并想要进一步探险，但手下那些疲倦的、受惊吓的船员迫使他返航。返航途中，迪亚斯第一次见到这个大海角，定名为风涛角；他返回后，葡萄牙国王重新命名为好望角。
1487年，葡萄牙国王派身为语言学家、士兵、间谍和外交家的佩罗?达?科维利亚由陆路出使印度；以搜集有关这一国家的情报。科维利亚会说阿拉伯语，他沿传统的商人路线行进到开罗和亚丁，接着乘一条阿拉伯独桅帆船到印度的卡利库特。他侦察了印度西海岸即马拉巴尔海岸诸港口，然后搭另一条阿拉伯船返回东非。在东非，他先访问了许多阿拉伯城镇，再回到开罗，最后在阿比西尼亚结束全部行程，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一生的最后13年；不过，在离开开罗之前，他已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写成一份千金难买的报告，寄回里斯本。
这些探险与其他几次取道陆路和海路的探险一起，使葡萄牙人成为欧洲地区内对世界地理学和商路最有知识的人。然而，由于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困难因素，他们在迪亚斯绕过好望角后未能继续前进。结果如前所述，哥伦布成为抵达美洲大陆的第一人，尽管他坚持声称美洲为东方。较有见识的葡萄牙人虽然从最初起就半信半疑，但这时也加紧开辟和占有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领四条帆船从葡萄牙启航，于1498年5月底驶入卡利库特港。这一航海功绩不及哥伦布的伟大。达?伽马能在南航途中停靠葡萄牙各贸易站，而且，他通过各种来源知道了东非沿海诸阿拉伯城市。他曾停靠其中一座港市米利恩迪，在那里结识了著名的阿拉伯领港员艾哈迈德?伊本?马德吉德，后者指导地渡过了印度洋。由于这次航海的后果，伊本?马德吉德对自己所做的悔恨莫及；他死后名声很坏，至今仍受到他同一教派的人的咒骂。
达?伽马在卡利库特未受到热烈欢迎。居住那里的阿拉伯商人自然会因他们传统的垄断受到威胁而惊恐，尽力阻挠这些欧洲闯入者。此外，葡萄牙的贸易货物多半为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织物，不适合印度市场。事实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级程度。这从达?伽马奉献给卡利库特统治者的礼物的品种——羊毛织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脸盆以及罐装的油和蜂蜜——上可清楚地看出来；这类礼物肯定不会给人以好印象。因此，达?伽马与卡利库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难，不仅因为当他阿拉伯商人的敌视，更重要的是，还因为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达?伽马的一位同伴说：”我们没能……使这些货物按我们希望的价格出售……因为在葡萄牙能卖得300里尔的一件很漂亮的衬衫，在这里仅值……30里尔，而30里尔在这国家是一笔巨款。”
达?伽马费了很大努力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离港回国，于1499年9月到家。这船货的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队的费用的60倍。令人眼花缘乱的视野展现在满心欢喜的葡萄牙人面前，曼努埃尔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主”的称号。对这些称号的接受是相当认真的。葡萄牙人决心垄断沿新航路的贸易，不仅将其他欧洲人排除在外，也把数百年来一直在印度洋上经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排除出去。为了坚持这些要求，葡萄牙人采取了无情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在遇上他们所憎恨的穆斯林时。达?伽马曾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发现几条从麦加返航的无武装船只。他捕获了这些船只，并且，用他的一个葡萄牙同伴的话来说：”在搬空船上的货物之后，禁止一切人将船上的任何摩尔人带出来，然后下令把船烧了。”还有一个同时代的葡萄牙人宣称：
诚然，对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确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权利；在欧洲，我们还承认其他人有反对我们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不得超出欧洲范围，因此，葡萄牙人作为海洋的主人，没收任何未经许可使航行于海上的人的货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经过数千年的地区隔绝之后，使欧亚大陆的两种文化首次面对面的这一划时代的会合的性质就是如此。欧洲人是好斗的侵入者。他们夺取并保持着主动权，直到渐渐地但不可抗拒地上升为世界各地的主人。这种对世界的前所未有的统治，乍看起来是难于理解的。为什么只有大约2O0万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高度文明的、拥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亚洲诸国家呢？
一个原因是葡萄牙人运气极好，能利用不久就开始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巨大的金银供给。大批大批的金银来自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金库，也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它们来得恰是时候，使葡萄牙有足够资金与东方通商。如果没有这笔天佑的横财，葡萄牙人本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令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制成品。正如达?伽马所发现的，葡萄牙制造的衬衫的价格等于印度衬衫价格的10倍这一事实表明，葡萄牙人原本很难找到可用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香料的东西。这种东西由美洲的银矿提供了。东方总是渴望接受金银。达?伽马离开印度时，卡利库特国王让他转交一封给葡萄牙国王的短简，内容是，”贵王朝的瓦斯科?达?伽马先生来我国，我很高兴。我国盛产肉桂、丁香、生姜、胡椒和宝石。我请求您用来交换这些东西的是黄金、白银、珊瑚和鲜红的布。”美洲提供了国王所需求的金银，从而使绕好望角航路的贸易得以充分发展。因此，有人评论说：”哥伦布的航海是对达?伽马的航海的必不可少的补充。”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的另一原因在于印度次大陆的不统一。葡萄牙人到场时，印度北部被新来的莫卧儿侵略者控制着，他们感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贸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马拉巴尔海岸，则在印度教的一些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他们彼此不和。相形之下，葡萄牙人及其欧洲后继者有着单一的、持续不变的目的，这种目的绰绰有余地抵消了他们资源方面的低劣状况。欧洲人显然是不团结的；他们之间充满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纷争。但是，有一点他们完全一致——需要向东扩张，以获取利润并战胜伊斯兰教。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欧洲人所表现出的志在成功的决心比亚洲诸民族进行抵抗的意志更坚定。整个15世纪中，葡萄牙人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富，派出一支又一支远征队；这种持续不变的远征运动是亚洲所没有的。当达?伽马完成历史性的航海而归来时，葡萄牙朝廷准备迅速地扩大成果。它为有组织的贸易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其中包括在马拉巴尔诸港口设立商行驻外代理处和每年派出若干持有皇家特许状的舰队。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还因为他们的海军力量占有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葡萄牙人具有将舰艇编队布阵的本领，而不是依靠组成舰队的舰艇各自单独作战。更重要的则是葡萄牙人的海军火炮和射击技术。西欧人当时正发展起新的、有效的海军火炮，这种火炮使他们能将舰船用作流动炮台，而不是用作为部队提供膳宿的运输船（见第二章第四节）。火炮而非步兵这时成为海战的主要工具，火炮是用来攻击敌舰而不是攻击舰上人员的。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发展，葡萄牙人才能在印度洋上粉碎穆斯林海军力量，从而控制香料贸易。
当然，由此并不可以得出，葡萄牙人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海军火炮控制范围以外的陆上地区。实际上，印度人很快就开始雇用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人来加强他们原始的大炮。大约12年后，有个葡萄牙指挥官评论说：”我们与之作战的民族不再和过去一样……火炮、枪支和要塞都依照我们的惯例。”这意味着，葡萄牙人以其非常有限的人力，没有希望征服一个陆上帝国。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调整了自己的目标和战略。
他们的目标是垄断香料贸易，并在可能的地方击败穆斯林敌人和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排斥以往一向把香料从产地运送到地中海东部诸港口的阿拉伯中间人。这并非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阿拉伯人经营这一贸易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从亚历山大到马六甲的整个地区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有着很深的根基。此外，阿拉伯人是爱好和平、品行端正的居民。他们在经济上为自己所定居的地区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只要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公正对待，他们就不企图夺取政治权力。因此，随着每个外侨社团都能享有习俗、宗教和贸易方面的自由，大部分地区呈现着一派互相容忍的景象。1442年，即葡萄牙人到来前仅半个世纪时，有位波斯旅行者访问了卡利库特，之后，他报道了一种理想的、放任主义的统治方式；
安全感和公正原则已稳固地确立，因此，商人们把许多货物从沿海各国运到那里；他们不会想到有必要检查帐目或照管货物，便卸下货，毫不犹豫地送货利市场和集市上去。……每艘船，无论它来自哪里或将开往何方，入港时都会得到和其他船一样的待遇，不会遇到任何须忍受的麻烦。
根据上述背景，可以理解，要求作为”海洋主人”的贸易垄断权的葡萄牙人，会被看作是无法容忍的野蛮人和狂妄之徒。因此，葡萄牙人不仅不得不与阿拉伯商人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还不得不和当地印度教的大多数王公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葡萄牙人尽管遭到反对，还是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在数十年间使他们大发横财的亚洲帝国。
这一帝国的缔造者是杰出的阿方索?德?亚伯奎，他从1509至1515年任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他的策略是，通过夺取对出入印度洋的狭窄的海上通道的控制，粉碎阿拉伯人的贸易网。他攻占了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这两个岛是分别通往红海和波斯湾的关口。在印度，他企图占领卡利库特，但失败了，遂攻取位于马拉巴尔海岸中部的果阿城。他以果阿作为主要的海军基地和大本营，果阿直到1961年以前一直是葡萄牙的属地。在东面，他攻克马六甲，控制了与远东通商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两年后，即1513年，第一艘抵达中国口岸的葡萄牙船驶进广州港。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访问。葡萄牙人起先同中国政府闹纠纷，因为马六甲的统治者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他们逃到北京控告凶暴、野蛮的欧洲人。但是，葡萄牙人及时地获得了在广州下游的澳门设立货栈和居留地的权利，他们从那里继续从事在远东的交易（见第四章第四节）。
亚洲的葡萄牙帝国就其实际范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仅包括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但是，这些属地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每年，葡萄牙船队沿西非海岸——那里密布着向船只提供粮食和整修的贸易站——南航，绕过好望角后，驶入葡萄牙的另一属地、东非的莫桑比克港；然后，乘季风越洋航抵科钦和锡兰，在那里，把从周围地区收购来的香料装上船。再往东去是马六甲，马六甲使葡萄牙人得以进入东亚贸易；在东亚贸易中，他们充当了中间人和运输业者的角色。因此，葡萄牙人不仅在欧洲和东方之间的贸易中获利，还从纯粹的亚洲贸易——如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中牟利。
凭借这张由贸易站和要塞构成的网，亚伯奎实现了他在围攻马六甲期间向部下提出的目标。他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对印度洋的传统垄断，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和威尼斯商人争夺他们以往通常在地中海东部请港口获得的”香料”。亚伯奎取得成功的程度可由以下事实中估计出来：在1502－1505年的四年中，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获得的香料平均每年仅100万英镑，而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他们曾获得过平均每年为350万英镑的香料。与此相反，葡萄牙人的香料进口却从1501年的22万4千英镑上升到1503-1506年间平均每年的230万英镑。
这些统计数字说明了为什么埃及人会在威尼斯人的全力支持下，于1508年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去帮助印度王公把葡萄牙的侵占他人权利者从印度洋中赶出去。埃及人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于1517年征服埃及的土耳其人继续从事反对葡萄牙人的运动，在以后数十年中派出了好几支舰队。他们也没有成功，香料依旧绕过好望角流向欧洲。不过，不该因此以为那些经由中东的老路已完全废而不用。实际上，它们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又重新获得大部分已失去的贸易。
结果表明，并非所有优势都在外洋航线这一边。诚然，葡萄牙人的船比较起往返于红海、波斯湾与地中海诸港口之间的商队的有限运输量，能承运较多的货物。此外，若取道绕好望角的航线，只须进行一次长距离运输，而若取道从香料群岛到印度、再到红海和波斯湾、再到地中海东部诸港口的路线，则须进行多次代价很高的装货、卸货和重新装货。
但是，绕好望角长距离航行时，船只常失事，代价高昂，而且，葡萄牙人由于没有任何商品可用来交换有利可图的海外货物，就用船装运美洲大陆的金银去收购香料；因而，他们出售香料的价格得高到足以支付往海外和朝国内航行的费用。结果，葡萄牙人进口的香料在西欧比起由陆路从中东购进的香料，常便宜不了多少。此外，人们普遍认为，香料在长距离的海上航行期间往往会失去香味。这也许是威尼斯人散布的流言，但很有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根据。葡萄牙人的货物是装入口袋，由漏水的船运送，它们得通过有剧烈的气候变动的地域。
还有，葡萄牙人未能对外洋航线建立完全的垄断，因为葡萄牙的贪官污吏为求报酬，通常乐于让阿拉伯人的船驶入红海和波斯湾。最后结果是，在达?伽马远航之后，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远远没有被逐出贸易领域；整个16世纪中，他们成功地与葡萄牙人相竞争。直到下一世纪印度洋上出现更能干、经济上更强大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时，老资格的意大利中间人和阿拉伯中间人才被排挤掉，传统的中东商队路线才因外洋航线而黯然失色。
四、世界的分割
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发现引起了关于新发现地区的专有权问题。这一问题以往从未搅乱过中世纪欧洲，因为同其统治者们有任何真正的关系的整个欧洲地区，已为一些在情感和体制方西相象到足以能开始相互交往的国家所占有。当欧洲开始扩张时，欧洲各国彼此心照不宣地采用了一种便利的原则，即基督教国家有权把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的诸土著民族。还有一种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认的原则是，罗马教皇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的地区的世俗专有权。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下过一道训令，授权葡萄牙人占有他们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行进时所发现的一些地区。这篇训令的措词和其条款一样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经过细致的审议，并在考虑了我们所作的审议之后，我们颁发教皇的许可证，授予阿丰索国王以侵入、征服和统治所有尚处于基督的敌人萨拉森人或异教徒统治之下的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完全而绝对的；我们颁发教皇的许可证，是希望这位阿丰索国王、王子及其所有继承人以独有的权利占领和占有上述的岛屿、港口和下述的海洋，因此，所有虔诚的基督教徒未经这位阿丰索国及其继承人的允许，决不可侵犯他们的专有权。在已经获得或有持获得的征服地中，凡是伸展到巴贾多角、几内亚海岸的诺恩用以及整个东方的征服地，从今以后永远归阿丰索国王专有。
当哥伦布从他确信自己已抵达东印度群岛的首次远航中返回时，西班牙朝廷担心葡萄牙人会提出反要求，遂敦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西班牙的专有权。1493年5月4日，亚历山大教皇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处划一分界线，线以西地区授予西班牙，以东则授予葡萄牙。1494年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议定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将分界线再西移270里格。这一改变的结果是使葡萄牙获得对美洲巴西的所有权。当时，西班牙人相信通达东印度群岛的路线是向西，以为自己在谈判中占了便宜。实际上，这一分界线使葡萄牙获得当时前往印度唯一可行的航线。
葡萄牙继达?伽马远航之后在香料贸易中获得的财富，使其他欧洲国家狂热地深寻别的通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哥伦布寻找中国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毁掉向西航抵亚洲的希望。从到那时为止发现的种种荒凉地带之间穿过也许仍是可能的。西班牙冒险家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在巴拿马地峡的达连勘探黄金时，看见太平洋；这一偶然发现促进了探航的希望。两片汪洋为一狭长陆地所分隔的这一新知识，鼓励着探险者们去寻找前往东方的无从捉摸的航路。
在这些情况下，一类新的职业探险家于16世纪初出现。其中多半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是当时最有知识、最富经验的探险家），所以，他们忠于本民族的精神不太强，为任何愿意资助他们的君主进行探险。意大利人中包括为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的阿美利哥?韦斯普夺，为法国航海的约翰?韦拉扎诺和为英国航海的卡伯特父子；葡萄牙人中则有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胡安?费尔南德斯和斐迪南?麦哲伦，他们都为西班牙航海。
只有麦哲伦找到了通往亚洲的航道。西班牙派遣他，是因为随着香料货物经常运至里斯本，西班牙认识到在围绕香料群岛的这场竞赛中自己正被打败。西班牙声称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规定的分界线是笔直环绕全球的，遂派麦哲伦去开辟西往亚洲的航道，希望他至少能找到位于分界线的西班牙一边的香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麦哲伦的远征是航海事业中一篇伟大的史诗。他率领一支由五艘均为100吨位的帆船组成的船队，于1519年9月10日从塞维利亚启航。3月，他到达巴塔哥尼亚，在那里发生了一场叛乱，这可能是由葡萄牙奸细煽动起来的，因为葡萄牙激烈反对这种对它在东方的优势的挑战。麦哲伦设法镇压了叛乱，处死了反叛首领；至10月，抵达如今刻着他名字的海峡。大海汹涌澎湃，他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越海驶入太平洋。其间，一艘船失事，另一艘船被遗弃，他率领剩下的三艘船沿智利海岸向上方航行，至南纬15o处时折向西北。
后面80天中仅见到两座杳无人迹的荒岛。一名船员生动地叙述了这数月间忍受的苦难。
我们所吃的饼干不再能称为食物，它们只不过是些粉末和吞噬了饼干的蛆虫，而且，粉末浸透了耗子撒的尿，散发着叫人无法忍受的臭气。我们不得不喝的水是同样恶臭、令人作呕。为了不饿死，我们甚至被逼得吃一张张皮革，这些皮革是遮盖大桅下桁、防止其磨损绳索用的。它们经常受水浸、日晒、风吹，变得非常坚硬，得先在海里泡上四、五天才能变软；我们将它们泡软后就煮来吃。实际上，我们常不得不靠吃木屑过活，就连耗子这种极叫人憎恶的食物，大家都贪婪地寻找，一个耗子能卖得半个达卡金币。
苦难不止于此，我们最大的不幸是正遭到疾病”坏血病”的侵袭；得病后，牙床肿得老大，把上下领牙齿都包藏起来，使病人无法咀嚼食物。我们有19个伙伴死于这种疾病。……除开已死去的人，我们还有25至30个水手患病，他们的胳膊、腿和身体其他部位都遭受着可怕的痛苦。……
3月6日，他们驶抵一座岛屿，可能是关岛，他们在那里得到了粮食。同月16日，他们到达菲律宾，麦哲伦和手下40名船员在当地一次战斗中被杀。残存的西班牙人靠当地领港员的帮助，航行到婆罗洲，再从那里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摩鹿加群岛即香料群岛，他们最后抵达香料群岛的时间是在1520年11月。葡萄牙人那时已在那里，他们毫不迟疑地进攻剩下的两艘西班牙船（还有一艘船已被离弃在菲律宾）。尽管遇到所有的障碍，西班牙人仍能获得丁香货物，然后，取道不同的航路启航回国。试图重越太平洋的一艘船因遇逆风而折回，被葡萄牙人捕获。另一艘船则成功地完成了一饮令人难以置信的航行；它先穿过望加锡海峡、越过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岸向上方驶去。1522年9月3日，这最后一艘幸存的船——船体严重漏水、船员已大批死亡的”维多利亚号”，缓慢费力地驶入塞维利亚港。不过，这一船香料货物的价值足以支付整个远征队的费用。
西班牙人又派出一支远征队，它于1524年到达香料群岛。但是，这次远征是一次惨败，因为葡萄牙人已在那里站稳脚跟，向他们挑战已无利可图。此外，西班牙国王当时正同法国交战，亟需金钱作军费。因此，1529年，西班牙国王同葡萄牙签订萨拉戈萨条约。通过这一条约，他放弃了对香料群岛的全部要求，并接受在香料群岛以东15。处划定的分界线；作为回报，他得到35万个达卡金币。这一条约标志着地理大发现史上一个重要章节的结束。葡萄牙人对香料群岛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605年该群岛丢失到荷兰人手中之时，而西班牙人则继续对菲律宾群岛感兴趣并最后于1571年征服它们，尽管该群岛位于萨拉戈萨条约规定的分界线以东。不过，在这之前很久，西班牙已将注意力转向美洲大陆，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其价值和东方的香料不相上下的大笔财富。
五、征服者时期
1519年是麦哲伦离开塞维利亚、开始著名的环球航行的一年，也是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离开古巴、发动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同样著名的远征的一年。科尔特斯在远征中，迎来了所谓的征服者时期。从1500至1520年这前20年，已是探险者时期；那时，许多航海者打着各种旗帜探查整个南北美洲的东西两侧，以寻找通路。在随后的30年代，数千名西班牙冒险家赢得了第一个庞大的欧洲海外帝国。
这些冒险家当为伊比利亚征伐传统的产物。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到美洲是希望发财，就象留在欧洲的冒险家受雇于外国统治者或去与穆斯林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作斗争，也是期待发财一样。这样的人不会成为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属岛的理想移民。他们太骄傲、太不安定，不适宜做持久的工作。他们互相争吵，虐待印第安人，并老想去寻找经常听说到的金矿。然而，恰恰是这些令他们与定居社会格格不入的品质，使他们能在侵占由美洲印第安人发展起来的两大文明中心方面立下惊人的功绩。
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就是这些运气颇好的战士中的一个。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是位学法律而未成功的学生。1504年，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5年后，参加了对古巴的征服。在这场征服战中，他战功卓著，遂当选为派往尤卡坦的一支探险队的总指挥，其任务是调查传说中生活在内地的文明城市的居民。1519年3月，科尔特斯在今韦拉克鲁斯附近的大陆海岸登陆。他只有600名部下、几门小炮、13支滑膛枪和16匹马。然而，凭借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将赢得巨大的财富，并成为一个异乎寻常、高度先进的帝国的主人。他能取得这一惊人成就的原因前面已提到过——是西班牙人的勇气、无情和优良武装，印第安人的不切实际的作战战术，以及科尔特斯能巧妙而又果断地加以利用的印第安人内部的不和。
科尔特斯上岸后先毁坏所有的船只，以向部下表明，如果他们失败，已无返回古巴的希望。接着，经过几次战斗之后，他与仇视阿兹特克霸主的各部落达成协议。假如没有这些部落提供的食物、搬运夫和战斗人员，科尔特斯原不可能赢得他所赢得的一些胜利。科尔特斯通过利用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领蒙提祖马的迷信，没有遇到抵挡就进入首都将诺奇蒂特兰城。他虽然受到蒙提祖马的礼遇，却奸诈地将蒙提祖马囚禁起来，扣作人质。这种厚颜无耻的欺骗不可能长久维持。印第安人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的祭司鼓动他们起来反抗。西班牙人毁坏当地神庙的政策激起了印第安人的一次起义，起义期间，蒙提祖马被杀。科尔特斯在黑夜夺路逃出都城，出逃时，失去了三分之一部下和大半辎重。但是，他的印第安盟友仍保持忠诚，而且，他从古巴得到增援。数月后，他回来了，以一支由800名西班牙士兵和至少2，50O名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围攻都城。战斗十分激烈，并拖延了四个月。最后，1521年B月，残存的守城者交出了他们的城市，城市几乎已完全化为碎砖破瓦。如今，墨西哥城就坐落在它的位置上，原先的阿兹特克人的首都几乎没留下一处遗迹。
更为鲁莽冒险的是一支有180人、27匹马和8门火炮的西班牙远征队对印加帝国的征服。远征队的总指挥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他是一个西班牙军官的私生子，目不识丁，当过流浪者。他在经过最初的几次探险、获悉印加帝国大体的位置后，于1531年同他的4个兄弟一起，动身进行伟大的冒险。皮萨罗在翻越安第斯山脉时耽搁颇久，之后，于1532年11月15日到达已荒废了的卡哈马卡城。第二天，对这些陌生的”蓄络腮胡子的男子”感到好奇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正式访问了皮萨罗。皮萨罗仿效科尔特斯，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轻信的皇帝监禁起来，并残杀了他的许多随从。皇帝为获得自由付出了一大笔赎金——占地长22呎、宽17呎、高达7呎的一堆金银物品。皮萨罗攫取这笔财物后，却以惯常的背信弃义和固执向阿塔瓦尔帕提供这样的选择机会：或者作为异教徒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或者作为基督教徒受洗礼，然后被绞死。这位不幸的皇帝选择了后者。于是，印加帝国处于无领袖的境地，而印加居民已习惯于家长式管辖，所以，他们进行不了什么抵抗。数星期后，皮萨罗开进首都库斯科，将它洗劫一空。第二年，即1535年，他动身去沿海地区，在那里兴建利马城；利马至今仍是秘鲁的首都。
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成功鼓舞着其他征服者进入南、北美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寻找更多的战利品。他们没有找到可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财宝相媲美的东西，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却掌握了整个南美洲和很大一部分北美洲的主要地形。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从秘鲁沿着亚马孙河抵达其河口。至这一世纪末，他们已熟悉了从加利福尼亚湾南达火地岛、北至西印度群岛的整个南美洲的海岸线。同样，在北美洲，弗朗西斯科?科罗纳多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锡沃拉的七座黄金城，跋涉数千哩，发现了大峡谷和科罗拉多河。曾在征服秘鲁过程中崭露头角的埃尔南多?德索托广泛探察了后来成为美国的东南地区。他于1539年在佛罗里达登陆，向北前进到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再往西行进至密西西比河，然后，从密西西比河与阿肯色河的汇合处沿密西西比河抵达其河口。这些人和其他许多同他们一样的人为西班牙人开辟美洲大陆的方式，与后来的拉萨尔、刘易斯和克拉克为操法语和英语的诸民族开辟美洲大陆的方式一样。
六、欧洲的第一个殖民地帝国
到1550年，征服者们已完成他们的工作。西班牙人继续发展其海外属地的道路这时已畅通。由于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不象亚、非两洲的土著居民那样密集或被高度地组织起来，伊比利亚人有可能大批地在美洲拓居并强行推广自己的文化。因此，他们建立起欧洲的第一个真正的殖民地帝国——一个完全不同于非洲和亚洲的纯粹商业帝国的国家。
这些恃强凌弱的征服者作为帝国缔造者是颇为能干的，但作为帝国行政官员则平庸无能。他们不能过安定的生活；他们陷于内讧中，在长期的争斗和目相残杀的战争中使自己的士兵大批死亡。例如，曾征服秘鲁的皮萨罗兄弟5人中，只有一人历经这些战争而幸存，而且，他是在西班牙监狱里给束自己的一生。这些征服者如果不受干涉，也许本可以逐渐发展起建立在剥削土著劳力基础上的、分散的、实际上独立的封建社区。但是，西班牙王室无意让这样的事态得到实现。它已抑制了西班牙国内的封建倾向，不会容忍出现新的海外封建贵族。因此，征服者们被强行树立王权和王室公正原则的官僚所取代。
居于这一帝国行政结构顶端的是西印度事务院，它设置在西班牙，受到君主的严密监督。它负责作出一切重要的任命，并对殖民地事务行使一般管辖权。美洲的最高权力是委托给分别坐镇在墨西哥城和利马的两名总督。墨西哥城的总督领导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它包括北美洲所有的西属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岛、委内瑞拉和菲律宾群岛。利马的总督负责秘鲁总督辖区，它包括南美洲剩下的西属殖民地。这两大总督辖区再分成较小的单位，由检审法院即地方议会统辖；检审法院是仿照以往为管理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的地区而在西班牙设立的机构建立的。这些检审法院配备的工作人员是专业律师，他们通常没有过多的家族自豪感或军事野心，因而成为理想的王室仆人。16世纪时，这种检审法院在美洲有10个。
西班牙在南北美洲的行政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征服者及其后裔要求拥有放手对付印第安人的权力。他们论证说，土著无能、不可靠、奸诈，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基于强迫劳动的、无拘无束的地方领主统治权。强大的天主教会强烈反对这种论点。天主教传教土——尤其是著名的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坚持认为，印第安人是君主的臣民，和西班牙移民一起享有同等的权利。他们坚决主张，希望居住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应撇开印第安人过活，应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同时，印第安人将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酋长的治理下，不过，他们得服从于仁慈的王室官员的权力，得接受传教士给予的帮助。
最后结果如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是采取有点折衷的解决办法。君主准许以”保护者”即大授地主闻名的有功的征服者有权向指定的印第安村庄提取规定的贡物，还有权征集强迫劳动。作为回报，大授地主必须服兵役并支付教区牧师的薪水。征集强迫劳动的规定显然打开了酷待土著的大门。因而，在16世纪中叶得到修改。迫使土著劳动的做法仍能实行，但这种强制是来自政府机构而非私人权力，而且，须按官方工资标准向如此征求来的劳动者支付报酬。毋庸置言，这些保护措施并不总是得到执行。诸殖民地距马德里太远了，它们彼此间也过于隔绝。然而，事实依旧是，西班牙人严肃、认真地讨论了一个无先例可援的问题；虽然他们实施了一种肯定是剥削印第安人的制度，但不象西班牙的敌人所声称的那么严重。
对西班牙殖民地帝国的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金银源源而来。首先，存在着以往由世世代代的土著匠人制作的无数金银物品，征服者们迅速地将它们熔成锭块。接着，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发现了丰富的银矿，派土著劳力大量开采。他们必须向国王的官员登记自己的所有权，将所有贵金属运至官署加盖戳记，并按其价值的五分之一的比率纳税，即缴纳五一税。从历贴至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总计18，600吨注册的白银和200吨注册的黄金。未经注册、私运入西班牙的金银现被不同地估计为从占总数的10%至50%；较小的百分比可能更接近实情。
除了开矿外，拉丁美洲的主要生产事业是大庄园的农业和牲畜饲养业以及位于热带沿海地区的种植场的单一经营。大庄园雇用印第安劳力生产粮食，以供自己消费和出售给附近的城市及矿区。种植场则完全不同，主要使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而且仅仅生产一种供应欧洲市场的作物。最早的种植场是在大西洋诸群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种植甘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后，这种经营方式又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场以及稍后南北美洲的烟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七、伊比利亚的衰落：欧洲的背景
16世纪时，伊比利亚国家在欧洲海外事业中遥遥领先，从东方的香料贸易和美洲的银矿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是，到这一世纪末，它们却从各自的领先地位急速倒退。法国、荷兰和英国正愈益成功地侵犯葡届东方帝国和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权益。要找到伊比利亚国家的这一衰落的根源，就须简要地考察当时各国的政治和战争。因为正是伊比利亚国家卷入欧洲当时的冲突这一点，可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它们精疲力竭和衰落的原因。
16世纪欧洲政治的显著特点是王朝的竞争和冲突。15世纪时，西欧已有一些强大的民族君主国发展起来；16世纪时，这些王朝间的均势被通过联姻而惊人地崛起的西班牙王室所破坏。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哈普斯堡王室的腓力。胡安娜和腓力的儿子查理继承了西班牙联合王国、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殖民地以及哈普斯堡王室在中欧的世袭领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卡等四个公园和蒂罗尔州）。另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玛丽还传给他勃艮第领地，包括弗朗什孔泰、卢森堡和富裕的尼德兰。为了给这座堂皇的大厦作最后点缀，查理不顾分别来自法、英两国年青的君主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的反对，于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查理五世在19岁当上统治者时，领有的地区比从早7世纪查理曼帝国崩溃以来任何一位君主所拥有的地区还要大。
西欧一度看来似乎会再一次以一个庞大的国际组织统一起来。但是，欧洲其他王朝，尤其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决心阻止哈普斯堡王室的霸权。结果，爆发了长长一系列的哈普斯堡——瓦卢瓦战争；战争主要在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进行。弗兰西斯一世极想找到援助，便与穆斯林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里曼一世结盟。这一结盟使当时的基督教徒大为震惊，他们谴责它是”邪恶的联盟”，是”百合花和新月的渎圣的给合”。然而，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继续协力反对哈普斯堡王室，从而反映了中世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已为王朝利益所取代的程度。应该记住，查理在进行这些战争时，主要耗费的是西班牙人的鲜血和西班牙的财富，特别是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中。
那时的欧洲不仅为王朝斗争，也为宗教斗争所分裂。正是在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公开反对教会的某些做法，从而导致一场后来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永久地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这两大阵营的运动。由于路德拒绝放弃其主张，查理于1521年宣布路德为歹徒。但当时，土耳其人正向多瑙河上游进逼，在1529年，他们实际上已包围并几乎攻占地处欧洲中心的维也纳城。查理不得不在土耳其人的猛攻面前首当其冲；这就阻止他迅捷对付新教异教徒。待到查理能抽身对付时，他们已与中世纪时期的其他各种异教徒运动迅然有别，强大得教人无法把他们消灭。经过旷日持久的反新教徒斗争之后，查理被迫于1555年接受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该和约允许德国各诸侯和城镇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作选择。
第二年，查理五世退位，隐居于一家修道院，他失望了。他已对付不了那些极其巨大、使他无法控制的力量。他将奥地利及其属地传给其弟斐迪南（斐迪南还被选为继查理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将帝国余下部分——西班牙、意大利属地、美洲殖民地以及包括尼德兰在内的勃艮第领地——传给其于腓力二世。腓力同他父亲一样，是个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也注定要遭受挫折和失败。他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同法国的王朝斗争，还继承了和新教的宗教斗争。奥格斯堡和约仅适用于德国，因此，当新教传播到北欧其他地区时，新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发展起来。尼德兰的情况尤其如此，腓力试图强迫那里所有的臣民接受天主教。1567年，荷兰人反叛，由此产生的一场剧烈的斗争到1598年腓力去世之际仍在蔓延。此外，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腓力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来进行，而且，这场战争不仅在陆上进行，也在海上进行，不仅同荷兰人打，也和英国人打。
除这些王朝势力和宗教势力之外，16世纪的欧洲还深深地受到经济竞争的影响。整个欧洲贪婪地注视着源源流入葡萄牙的香料和大量流进西班牙的金银。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渴望打破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垄断，都希望同日渐发展的西属美洲殖民地通商，都想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尽管教皇亚历山大已将海外世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作了划分。因此，英国人论证说：”尚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领土要求只有在业已有效占据的地区才会得到尊重。同样，法国人坚决认为”在西班牙国王未曾占有的地带，他们〔法国人」不该受到干扰，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亦如此，他们也不会同意被剥夺海洋或天空。”
荷兰人进行叛乱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方面。腓力向尼德兰征收繁重的税，并为了西班牙的商业利益，对荷兰人的商业实行限制。同样，英国人援助荷兰人，不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们预计，如果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控制被打破，西班牙殖民地就会更易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攻击。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可由以下事实表明：1562年，即荷兰人开始叛乱的5年前，约翰?霍金斯开始其著名的航行，非法将一船奴隶贩运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回来时成为普利茅斯最富裕的人。1564年，他又将另一般奴隶贩运到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地峡，返回时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他的第三次远航因受到西班牙人的伏击，惨遭失败。但是，霍金斯作出了示范，以后数十年间，英国船长们在援助荷兰人的同时，还劫掠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1588年，腓力为了报复，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伊丽莎白的富有经验的船长们击败无敌舰队，从而打破了腓力欲使天主教西班牙统治欧洲的希望。10年后，腓力和他父亲一样，失望地去世了。西班牙再也没能从这一世纪人力物力过度的、无效的浪费中恢复过来。
现回顾起来，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他们试图不仅在海上，也在陆上扮主要角色。这与英国后来实行的颇为成功的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英国的战略是，置身于大陆事务的外围，只有在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涉。这种战略使英国人能全力以赴地保护、发展自己的殖民地。而西班牙则和法国一样，集中注意力于欧洲大陆，并不断地卷入欧洲战争。最终结果是，英国人能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庞大帝国，而西班牙人却先后失去了对自己帝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
八、伊比利亚的衰落：起因和征兆
虽然伊比利亚国家无可置疑地为国外纠纷所削弱，但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实质的原因是，它们经济上一向长期依赖西北欧。它们在开始海外扩张以前是这样，在那以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经济良机，相反，这些帝国同母国一样，作为母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
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同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整个地转移到北方是有关系的。这一转移的原因在于，北欧的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见第二章第三节），使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新的大宗贸易（谷物、木材、鱼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投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
北方的贸易由汉萨同盟控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16世纪，荷兰人建立起一支庞大、有效的商船队，很快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带，从而逐退了汉萨同盟。以往，大西洋贸易一向由随带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控制，而如今，则由携带散装货朝南行驶的荷兰人控制。在这新的贸易格局中，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在输出品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铁矿，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黄金和塞图巴尔的盐。作为回报，它们得到了各种冶金产品、盐、鱼以及它们自己的羊毛——这些羊毛已由外国加工成织物。
这些经济落后的伊比利亚国家能率先从事海外扩张，仅仅是因为它们幸运地兼备有利的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但是，这一扩张没有经济实力和经济动力作后盾，这就说明了伊比利亚国家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利用它们的新帝国。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诚然，有数十年西班牙的工业由于海外制造品市场的突然发展而受到促进，然而，约156O年前后，工业的发展停止了，随即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似乎颇有停常理的是，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微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余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2％，他们却拥有95一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的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剩下的3%是教士、商人和专门职业者，其中不少人为犹太人；就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意义来说，他们不能算一个中产阶级。比较起享有社会地位和声望的贵族，他们大大地黯然失色。因此，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损于任何绅士的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这种伊达戈精神的破坏性影响在经济的各部门——在对牧羊业而非农业所显示的偏爱里，在对勤劳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驱逐以及议会对商业和工业利益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均可感觉到。因此，16世纪上半世纪中西班牙突然繁荣的经济最终衰退了。
这一衰退结束了克服伊比利亚传统的经济落后和对西北欧的经济从属的任何可能性。它也注定伊比利亚的殖民地陷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90％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以法律严禁外国人参与其间，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输出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此外，外国的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话，通过代理人来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的以下这番抱怨话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随即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对美洲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的剥削，使调整西班牙半封建的、以陆地为基地的、贵族的经济和社会成为多余之事。…1600年以后，当欧洲诸维新国家正在对关于特权、”专制国家”、战斗的教会、公共权力的私人收益享用以及堪称财富的是金银而非产品的观念和做法来示怀疑时，这些惯例和观念却在西班牙和西属美洲扎下新的根。
第七章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
第七章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
（1600-1763年）
我希望看到亚当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将地球划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国王弗兰西斯一世
1600至1763年期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上并超过了西、葡两国。这一发展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首要意义。它使西北欧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最生气勃勃的地区。西北欧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化上控制了世界，直到1914年为止。它们的实践和制度成为各地诸民族的典范。
西北欧的世界霸权实际上直到1763年以后才实现。但是，1600至1763年是为这一霸权奠定基础的阶段。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人获得了他们在印度的第一个立足点，荷兰人把葡萄牙人赶出东印度群岛，西北欧各强国在非洲海岸设立贸易站，英国人和法国人成为格兰德河上游一侧北美洲的主人，还控制了格兰德河以南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
本章将分析西北欧居首位的根源以及荷兰、法国和英国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一斗争以1763年英国发展为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强国而告终。
一、西北欧居首位的根源
西北欧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和海外事业中，并非从完全的默默无闻跃居领导地位。如前章所述，基础是在中世纪后期随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主要商船航线也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而打下的。除经济优势外，西北欧还拥有对经济利益格外敏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气氛。荷兰、英国甚至法国的贵族决不是轻蔑地看待经商事业，他们总是乐于参加任何有可能获利的商业冒险。此外，由于商人和金融家就象绅士参与商业那样加入贵族行列，北方具有大得多的阶级流动性。1726年，丹尼尔?笛福评论说：”英国的贸易造就着绅士，而且已使绅士布满这一国家，因为商人的孩子，或至少是他们的孙子，开始与出身最高贵和出身于最古老家族的人一样，成为地道的绅士、政治家、议员、枢密院官员、法官、主教和贵族。”这番评述所反映的社会观念与极大地促成伊比利亚衰微的缺乏辨别力的伊达戈精神恰好相反。
最后，西北欧从物价-工资-地租的差异中得到了帮助。16、17世纪时，英国的物价上涨256%，而工资仅上涨145%。西北欧的地租也严重地落后于物价，1549年，英国一个乡绅抱怨说，地主们正穷困起来，因为”这王国大部分田地仍维持过去的地租”。这就是说，社会的三个主要成分——劳动者、地主和企业主——中，企业主是在通货膨胀的这些世纪里获得极高利润者。这些利润再被投资于开矿冒险事业、工业企业和商业经营，结果，西北欧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曾将155O至165O年这一时期描述如下：”近代世界编年史上，从未存在过对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来说如此持久、如此可贵的一个良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了”。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于西北欧说明了为什么西北欧国家会领先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并在世界事务中取得支配地位——这一地位官们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二、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西北欧国家自然妒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些生利的帝国。然而，它们长久地忍住不去侵犯这些帝国的活动范围，这不是出于对教皇训令的尊重，而是因为害怕伊比利亚的势力。因此，英国人和法国人转向超出伊比利亚活动范围的北大西洋。1496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国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他发现了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里盛产鱼——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物。
然而，首先开发纽芬兰浅滩的却是葡萄牙人，大批鳕鱼很快就源源流入葡萄牙。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久追随葡萄牙人之后，到16世纪头10年，布列塔尼、诺曼底、康沃尔、德文和萨默塞特的渔民们经常前往纽芬兰浅滩。随着渔船的增加，贸易的性质起了变化，由直接出售”鲜”鱼改为每隔较长时间后在市场上销售数量大得多的”干”鱼。夏季几个月里，渔民们为了晒干、修补渔网，为了烟熏、腌制捕获物，在陆上搭起临时掩蔽所。捕鱼作业达到很大的规模，因而至少在两个方面给欧洲以重大影响。当时，欧洲每年部分时间里有许多人过着近于忍饥挨饿的生活；鳕鱼的经常、巨量的供应，对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西北欧沿海各国并不满足于捕获鳕鱼。他们仍渴望香料，但是，他们还不准备向葡萄牙对绕好望角航道的控制进行挑战。因此，他们为了寻找一条可通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开始了长长一系列无效的探险。他们推想道，既然事实已出人意料地证明热带是可通过的，北极也应如此。1553年，一支由三艘帆船组成的远征队怀着取道东北航道驶抵中国的明确目的离开英国。领队休?威洛比爵士带了爱德华六世的一封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写成的公开信，信中声明道：”发现和贸易为远征队的唯一目的”。这封信是写给”居住在靠近强大的中国帝国的世界东北地区的国王、君主及其他统治者”。
这三艘船在刮大风期间分散了，其中两艘船在威洛比的率领下抵达巴伦支海。船被冻牢在那里过冬，全体船员无一幸存，可能死于坏血病。第二年夏天，俄国渔民发现了船、尸体和威洛比的日记簿。日记簿上的最后一段记录作为欧洲扩张所带来的牺牲和悲剧的纪念品是值得注意的：
因而，留在这一避难所”巴伦支海”，过上一星期，就如度过一年，而且，天气非常恶劣，严寒、大雪和冰雹，使天气仿佛冬季似的（当时正值9月），我们认为最好是在那里过冬。为此，我们派出三人朝西南南方向走，看看能否找到有人烟处，他们走了三天的旅程，可什么也没发现；之后，我们又派另外三人向西行了四天的路程，他们也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接着，我们再派三人往东南方向走三天，他们回来了，同样没有找到别的人们或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
在此期间，剩下的一艘船在理查德?钱塞勒的率领下驶抵白海的德维纳河河口。威洛比枉费辛苦地寻找的”聚居地”在这里发现了。经过与当地人长久的讨价还价，钱塞勒和他的一些船员于冬季坐上马拉的雪橇，开始了从白海到莫斯科的惊人旅行。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旅行。钱塞勒知道了俄国沙皇伊凡四世（雷帝）的势力和财富。后者也很高兴首次和一个西欧国家建立直接联系。1555年，英国商人为利用这新的贸易机会，创办了莫斯科公司。
其他探寻东北航道的试图总是面对一道冰墙而告终。因此，人们的兴趣转移到发现一条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对西北航道的寻找是从英国人马丁?弗罗比歇在1576至1578年间的三次航海开始的。弗罗比欧努力组织这几次航海，因为他认为发现西北航线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成之事，一个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若能做成这件事，就会闻名于世，交上好运”。他第三次航海返回时，用船满载了他以为是含金矿石的黑石头。当这些石头被发现毫无价值而抛弃在达特福德港时，他对名声和财富的希望亦随之烟消云散。
继弗罗比歇之后还有长长一连串探险家，其中包括约翰?戴维斯（1585至1587年间探险）、亨利?哈得孙（1607至1611年间探险）、罗伯特?拜洛特和威廉?巴芬（1615至1616年间探险）。他们都是英国人，因为在早期探险项目中，寻觅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国人自己的事业。他们谁都没有成功地航抵太平洋。过了三个世纪后，才有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越过包覆于北美洲大陆北端的、充满冰块的海域。不过，早期探险家的工作确取得了实际成果。他们发现了相互连接、为进入美洲大陆最盛产毛皮的地区提供一道后门的哈得孙海峡和哈得孙湾。这一知识后来使英国人能在一个如果他们不了解这情况、本会让法国人独占的地区进行竞争。
北欧人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他们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由于葡萄牙的东方属地仍受到非常强大的保护，北方人首先攻击西班牙最薄弱的美洲殖民地。法国人自从开始他们同哈普斯堡王室的断断续续的战争（自1516年查理五世即位迄1559年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签订）以后，一直以拉罗歇尔为基地，从事对南美洲北岸的海盗活动和私掠巡航。法国袭击者所造成的损害是相当大的。1556年，弗朗索斯?勒克莱尔船长——西班牙人管他叫Pie
dePalo（”独腿航海者”）——以10艘船进攻哈瓦那，洗劫了这座城市，并彻底毁坏了港内所有的船舶。
当时正在西属美洲露面的英国闯入者则试图在和平的、商业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他们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业不能满足殖民地需求这一点所提供的机会占便宜。西班牙殖民地最需要的两种商品是布匹和黑奴，英国人生产了前者，并能在西非购买到后者。约翰?霍金斯爵士的著名航行前文已提及。霍金斯作为英国奴隶贸易的创始人赢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因为他很精明，能意识到这种形势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又大胆得不顾法律上的考究使采取行动。1562年，他作了第一次航行；他在塞拉利昂觅得奴隶，再运到伊斯帕尼奥拉（海地）换取兽皮和糖。利润高得惊人，以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几名枢密院官员也对他的第二次航行进行秘密投资。他遵循与前次相同的步骤，然后，满载一船白银返回，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强烈抗议这种非法贸易。尽管霍金斯以和平方式用奴隶交换殖民地商品，但实情依旧是，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对外国人来说是非法的。这不是海盗行径，但肯定是一种侵犯行为。伊丽莎白希望仍与西班牙保持和平，不准霍金斯再去西印度群岛，然而，1567年，霍金斯说服她改变主意，允许进行一次最后的航行。这次冒险结果是一场灾难；由于每年一度的护航队出乎预料地早数星期自西班牙到达，霍金斯的船队在西印度群岛一港口内遭到伏击。船队五艘船中，有三踱被击沉或捕获，其余两艘分别由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在即将沉没的状态下于1569年返抵英国。
第三次航行的厄运标志着英、西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平地、合法地通商的希望。如果贸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经营，必然要用其他手段进行。获利的机会对英国人和其他北方人米说太大了，使他们抑制不住自己，也无法忘却。在以后数十年中，新教的船长们是作为海盗和私掠船船长。而不是作为和平但违法的商人前往西属西印度群岛。
此外，当时欧洲的其他一些事件使天主教和新教两大势力间的摊牌日渐逼近。在霍金斯去进行第三次航行时，尼德兰已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并促成一场拖延多年的激烈战争。1570年，教皇开除伊丽莎白女王的教籍，并准许英国臣民解除他们对女王的效忠誓约。两年后，数千名法国新故徒于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在巴黎和外地被屠杀。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显然正在趋向战争，战争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派无敌舰队侵犯英国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两个对手是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霍金斯和德雷克使无敌舰队惨遭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是对他们在西印度群岛所蒙受的灾难的甜蜜报复。
欧洲的这些发展极度地影响了海外事态的发展。同西班牙的正式开战（葡萄牙其时已卷入）消除了可能已限制新教势力的任何抑制性因素。他们大胆且公开地闯入伊比利亚帝国范围——不仅闯入西班牙的美洲，还闯入葡萄牙的东方，而且，他们愈是侵入，愈是受到进一步侵入的鼓励，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出乎意外地虚弱。荷兰人是最先能利用伊比利亚衰落所提供的机会的人。17世纪对荷兰来说，将是”黄金世纪”。
三、荷兰的黄金世纪
17世纪，荷兰的势力和繁荣显著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颇为有利。斯海尔德河、马斯河和莱茵河这些大河的入海口皆在荷兰境内，为荷兰提供了西朝英国和大西洋的优良港口。此外，荷兰背靠巨大的德国内地，面傍欧洲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一条为北南方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方向，从芬兰湾到英国——的交通枢纽。沿这些航线运送的基本贸易商品有：比斯开的鲱鱼和盐，地中海地区的酒，英国和佛兰德的布匹，瑞典的铜和铁，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亚麻、大麻、木材和木制品。
荷兰人是通过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开始他们的伟大发展。其商船队的崛起全靠当地沿海渔业以及较后生利的鲱鱼水产业；后者是在大群大群的鲱鱼不可思议地从波罗的海回游到北海时才发展起来的。荷兰人充分地利用这新的富源。他们发明了保存、腌制和烟熏的新方法，并向欧洲各地出口他们的捕获物，以换取谷物、木材和盐。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建立，荷兰人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得到新的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运销欧洲各地。作为回报，他们向伊比利亚国家供应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海军补给品。
1566年，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反抗斗争的爆发，大大地帮助了荷兰人。当时，工业、商业地位重要且为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卫普，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逃往阿姆斯特丹。1585至1622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从30，000增至106，000；促成这一人口增加的安特卫普人还为荷兰的海外扩张提供自己的金钱和技术。
荷兰人在其事业中也因他们的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沿海船——一种造价低廉、却拥有巨大容积的普通运输船——而得到很大帮助。以往，典型的商船一向用笨重的木材建造，船尾设炮座平台，可架置火炮，在必要时作军舰用。荷兰人首先冒险建造一种为仅能运送货物、不可装置火炮的目的而专门设计的商船。三桅商船船身宽、船底平、居住舱室有限，因此，具有最大的货舱空间，而且极其节省建船材料。这种缓慢、丑陋但便宜、宽敞的大轮船是开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兰商船队的主要依靠。
16世纪末叶，各种意外的事相结合，驱使荷兰人公开地向葡萄牙在东方的霸权挑战。一件事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进行了著名的环球航行（1677-1580年）；经这次航行发现，葡萄牙人远非东方主人，他们树敌甚多，要防守极长的商船航线和广为分散的据点。葡萄牙的东印度群岛似乎不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1580年西、葡两国王权的联合，使诸新教国家以从前对西班牙的恐惧和仇恨来对待葡萄牙。葡萄牙这时在欧洲和海外都被视作敌人，因此，它的帝国成为诸新教强国攻击的对象。此外，尼德兰的反抗运动妨碍了殖民地商品在北欧的运销。因为荷兰人不再能从伊比利亚各港口得到货物。以往有一段时间，英国人一直是在地中海东部诸港口获得东方产品，但这一贸易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军舰封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航道而被抑制。在这些压力下，荷兰人和英国人决定，既然他们不再能从里斯本和亚历山大得到香料，那就直接到东印度群岛去取。
首要的任务是搜集可靠资料，以指导航海者找到绕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葡萄牙人为了将这类情报秘而不宣，采取了最有力的预防措施。1504年，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颁布法令，严禁地图中包含有关远于刚果的航线的任何说明。凡是泄露这类情报的早期地图均被搜集、销毁或篡改。尽管有这一检查制度，葡萄牙人的航海秘密还是逐渐泄露出去。对北方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是荷兰人简?哈伊吉恩?冯?林索登于1595年发表的描绘世界地理情况的《旅行日记》。林索登曾作为葡属果阿的大主教的仆人在印度生活7年，所以，他能在书中为取道绕好望角的航线提供详细的航行指导。
林索登的著作在发表那年即被用来指导第一支荷兰船队前往东印度群岛。为期二年半的远征蒙受了重大损失，原先的289人中只有89人返回。然而，贸易是如此生利，尽管人力和装备遭到损失，荷兰人仍获得了巨大利润。第二支远征队更幸运，净得400%的利润。于是，荷兰人纷纷涌入东方海域；1598年一年中，远航东方的船队就不少于5支，有船22艘。从一开始起，荷兰人就胜过葡萄牙人。他们是更好的海员，能够用他们的三桅商船较便宜地运输香料，而且，由于他们本国的工业优于伊比利亚国家的工业，他们的贸易商品也较后者价廉物美。一个出乎意外的复杂情况是，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和商人往往利用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之间的竞争提高物价和港务费。1602年，荷兰人采取对策，将他们的各种私营贸易公司合并成一家国营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荷兰人而论，根据公司从国会收到的特许状的条款，公司享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公司还被授予开战或讲和、夺取外国船、建立殖民地、修筑城堡和铸币的权力。公司在和土著统治者打交道以及成功地驱逐畏缩的葡萄牙人时，充分利用了这些权力。早两年即1600年时，英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故不过荷兰人。英国公司的认购资本较荷兰公司小得多，而且只能定期地得到，因为英国商业股东仅供资金给单独的航行。每次航行之后，他们就分配资本和利润，结束他们的帐户。此外，英国公司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这是可理解的，因为英国大体上仍是农民国家），而荷兰人则从其注重商业的政府那里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荷兰人尽管居于有利地位，最初却容忍了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的竞争。他们仍在为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而战斗，无力再树敌。但是，1609年，荷兰人与西班牙缔给安特卫普休战协定后，便转身反对英国人。争夺垄断权的斗争结果是明白无疑的。荷兰人有多达五倍于英国的船只，而且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修筑了一系列使他们得以控制形胜要地的城堡。此外，荷兰人还有天才的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的服务，科恩为其国家做了先前阿尔布克尔克为葡萄牙所做的事。他在任职期间（1618-1629年）把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赶走，并使其后任们能够将葡萄牙人逐出马六甲（1641年）和锡兰（1658年）。科恩也骚扰英国人，阻止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渗透，迫使他们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据点。同样重要的是，科恩还培养和发展了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亚洲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绕好望角到欧洲的贸易量。那时以前，葡萄牙人已参与这一贸易，然而，科恩大大深入一步，他在”福摩萨”（台湾）建立一个基地，从那里控制了前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业航线。
起先，荷兰东印度公司行意识地试图避免获得领土所属地。阿姆斯特丹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把葡萄牙势力在东方的衰落归因于它将力量和资本消耗在领土征服上，警告荷兰公司不要犯类似错误．但是，公司在努力建立贸易垄断权的过程中，被逐步导向它所希望避免的领土扩张。垄断权只有通过设防据点网才能得到加强。设立据点需要与当地统治者订立条约，条约导致联盟，而联盟促成保护关系。到17世纪末，荷兰人实际管理的地区仅一小块，然而，已成为荷兰的保护国的国家却很多，构成一块大得多的地区。接着，18、19世纪期间，荷兰全部并吞了这些保护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域帝国。
约170O年以后，出口香料到欧洲的益处减少了，不过，科恩发展起来的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弥补了这一点。此外，大约在这同时，荷兰人通过将咖啡树引进东印度群岛，发展起一种新的经济资源。1711年，他们才收获100磅咖啡，而到1723年，他们却在销售1，200万磅咖啡。因而，随着欧洲人养成喝咖啡的嗜好，荷兰人成为这种外来饮料的主要供应者。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这种种手段，在整个17和18世纪中平均每年得股息18%。
然而，荷兰人的海外活动并不仅限于东印度群岛。在环绕斯匹次卑尔报群岛的北极海域，荷兰人实际上垄断了捕鲸业。在俄国，他们远远胜过英国莫斯科公司。他们还控制了繁盛的波罗的海贸易，成为西欧的最重要的海军补给品——木材、沥青、焦油、制绳索用的大麻以及制风帆帆布用的亚麻——的主要供应者。
他们的商船队早在1600年时就拥有10，000艘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荷兰的造船厂高度机械化，几乎一天能生产一条船。此外，船的制造和操作颇经济合算；荷兰船主可以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因而，他们充当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波罗的海之间的运输业者。英国人直到18世纪才能在商船运输方面与荷兰人竞争。
在美洲，荷兰人于1612年在曼哈顿岛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这一殖民地从未扩展起来，到1663年也只有1900人。然而，对干在欧洲与美洲的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之间经营生利但违法的运输业的大量荷兰船只来说，它起着基地和票据交换所的作用。实际上，英国人在1664年攻占新阿姆斯特丹，主要是为了堵住他们重商制度上的一个无法容忍的漏洞。
在南北美洲较南面，荷兰人通过荷兰西印度公司开展活动。公司创办于］621年，目的是开发西、葡两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未曾牢固占有的财富。经过10年打打停停的战斗，荷兰人控制了从巴伊亚一直到亚马孙河的巴西海岸。但是，公司不愿意、也无力承担维持足够的驻军所需的开支，这段沿海地带到1654年全部丢失。荷兰西印度公司也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加拉加斯、库拉索岛和圭亚那建立殖民地。他们在这些地方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因为他们引进了甘蔗，甘蔗很快成为整个西印度群岛的带来巨大收益的作物。
荷兰所有殖民地中最持久的是1652年在南非好望角开拓的一小块殖民地。这不是一个贸易站，而是为了向去东方的途中的船只提供燃料、水和新鲜食物而建立的一块真正的殖民地。公司一名官员得知中国人是所能得到的最廉价的殖民者，希望让中国人移居好望角。要是我们推测一下，如果他的建议被采纳，后来的事态发展原本会如何不同，那是很有趣的。但是，东印度群岛的荷兰官员拒绝提供中国苦力，而是劝诱荷兰的许多布尔人即农民和法国一些胡格诺派教徒一起移居那里。这块殖民地很快使证明了它的价值。它向荷兰船和其他一些船只提供的鲜肉和新鲜蔬菜帮助制服了坏血病，拯敕了数千名海员的生命。如今，这些布尔人的后裔占居住南非的300万欧洲人的五分之二。他们组成了唯一约、持续至今的荷兰语言和荷兰文化的海外核心。这与今天占据地球很大一部分表面的大量操英语的民族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对照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荷兰人不能保持他们在其黄金般的17世纪中享有的首要地位。
四、荷兰的衰落
18世纪时，荷兰在经济发展和海外活动方面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其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英、法两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针对荷兰人的歧视性法令。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商船队。从1651年起批准通过的若干《航海条例》可作为上述立法方面的例子；这些《条例》规定，凡是商品均不许进、出口于任何英国殖民地，除非运送商品的船只是英国船只，即为英国或英国殖民地所制造、拥有并由它们配备至少三分之二的船员的船只。立法之后，英国商船队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这些《条例》的通过和英国航运业的增长有多大程度上的联系，至今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荷兰人以及对要价较高的英国运货者颇为不满的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持久的抗议表明，这两者间至少有若干联系。
荷兰人还为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1652至1674年因商业纠纷而与英国交战，1667至1713年因路易十四的领土野心而与法国交战——所削弱。荷兰人在这些战争中特别易受到敌人的伤害。他们的商船速度缓慢，实际上无人操纵。他们的正规海军由于他们专注于商船队，通常受忽视。因此，当荷兰船只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为驶回本国港口而穿越英吉利海峡时，受到两面夹攻，而攻掠它们的英国私掠船，尤其是法国私掠船，则得到绝好的收获。塞廖尔?佩皮斯叙述道，他在一艘被捕获的荷兰的印度贸易船上，发现了一个人在世界上所能见到的处于混乱中的最大量的财富……。胡椒通过每个漏缝散落出来。人踩踏在胡椒上，我在没了膝盖的丁香和肉豆蔻中行走，整间整间的房舱都堆得满满的。还有大捆大捆的丝绸和一只只铜板箱，我看见其中有只箱子打开着。”这些劫掠达到很大的规模，使英国人在1652年战争开始后的两年里，从荷兰人那里夺得大约1700艘商船作为战利品。
《航海条例》以及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并不能完全说明荷兰衰落的原因。事实上，荷兰的贸易量在1698至1715年期间达到顶峰，而且，在那些年月里，荷兰商船队的规模仍为英国的两倍，可能等于法国的九倍。但当时，荷兰在全部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下降。团此，所出现的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衰落。荷兰人并没有渐渐不行，而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迎头赶上。其根本原因在于荷兰人缺乏保持自己原先的扩张速度所需的资源。法国人拥有众多的人口、繁荣的农业和一个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均有出海口的富裕的祖国。英国人也拥有较荷兰人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并享有海岛位置带来的巨大禆益；地处海岛，使他们无须付出时常遭受入侵的代价。此外，英国人还有其海外殖民地的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作后盾，而荷兰人仅在南非南端有一小块孤立的殖民地。因而，我们发现，英国输出品的价值从1720年的80O万英镑上升到1763年的1，900万英镑，法国输出品的价值由1116年的1200O万里弗尔增长为1789年的50000万里弗尔。已经达到顶峰的荷兰人完全不能和如此的增长相匹敌。归根到底，18世纪时，荷兰让位于英国和法国，其原因与20世纪时英、法两国让位于美国和苏联的原因正相同。
五、英、法竞争
18世纪的标志是英国和法国之间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斗争。这两个国家面对面地在全世界——在北美洲、非洲和印度——竞争。
在北美洲，英、法两国的殖民地有许多共同特点。它们大约于同一时候极拓居。它们都位于大西洋沿海地区和西印度群岛。那里土著居民较为稀少、原始，使英国人和法国人不象西班牙人，无法希望靠土著劳动者生活，尽管他们在一些产糖的岛上确是依靠黑奴劳动者。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找不到贵金属，他们只好靠农业、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养活自己。
北美英属殖民地大致可分成三类：主要生产烟草的弗吉尼亚及其紧挨着的邻地；从事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的新英格兰及其小批小批的不信奉国教的居留地。由于带来极大利润的甘蔗种植园而最受高度评价的英属西印度群岛。总的来说，这些英属殖民地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稠密，远远多于法属殖民地人口。它们的另一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驾御。每个殖民地都有一名总督、一个咨询会议和一个法院系统，三者都由英国任命。几乎每个殖民地还有一个民选的立法议会，它通常与委任的官员们不和。
议会是英帝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当时，欧洲其他殖民帝国中均没有起重大作用的代议制机构。这是可理解的，因为英国与法国和伊比利亚国家不同，是在代议制政府正在母国获得力量的时期里开始殖民地拓居的。总之，英属殖民地民选的议会狂热地捍卫他们所认为的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东西。他们与伦敦政府最通常的争吵的原因在于，后者坚决认为所有殖民地产品都应用英国船只送往英国。这在皇家官员看来，似乎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因为他们也给了殖民地用自己产品垄断国内市场的权利。然而，殖民地的商人和种植园主由于不能使用较便宜的荷兰船只、不能将产品输往更有利可图的非英国市场而强烈抗议。1677年，即美国革命前一个世纪，马萨诸塞议会公然致函伦敦枢密院说：
根据法律学者通常的言论，我们恭顺地认为，英国的法律仅限于四海之内，不施及美洲……我们在议会里没有代表，故考虑，我们不该在自己的贸易中受到英国法律的妨碍。
北美法属殖民地因其战略位置而非常出色。最初的法国据点于1605年、1608年及1642年分别在阿卡迪亚（即新斯科会）、魁北克及蒙特利尔建立。法国人以圣劳伦斯河流域为开拓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利用无与伦比的内陆水系向西推进到苏必利尔湖，向南推进至俄亥俄河。1682年，法国贵族拉萨尔划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声称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所有，并命名为路易斯安那，以纪念路易十四。因而，法国人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便已侵入北美大陆的中心。
这引起了复杂的情况，因为18世纪英国王室发出的殖民地特许状大多附文授予”从大海到大海”即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之间的地区。显然，每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并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时，相竞争的英、法两国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便将经受考验。不过，开始时，法国人在土地占有方面占很大优势。他们的探险者最先开辟了这些地区，然后，他们的官员沿着从圣劳伦斯河到路易斯安那的路经修筑了许多堡塞。大西洋沿海的英属殖民地有效地被从圣劳伦斯湾到墨西哥湾的一条巨大的弧形地带所包围。
法国人不仅占有北美洲的制高点，还拥有纪律和团结方面以巨大优势。法属殖民地不存在难驾驭的民选的机构。负责各殖民地防御的总督和处理财政、经济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皆由巴黎任命。这种安排较之嘎吱嘎吱响的英国代议制制度更灵敏、更有效。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只能请求和怂恿他们的议会采取某种行动步骤；他们几乎不能下命令，尤其是从他们的薪水基金由议会投票决定以后。在法属殖民地，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下命令，而他们的部下则加以执行。
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也是近邻。这地区主要的法属殖民地为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英属殖民地则为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巴哈马群岛。这些殖民地作为同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通商的贸易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们最可贵的东西是它们的热带产品——糖、烟草和靛青——这些产品补充了法、英两国的经济。
在非洲，到18世纪初，法国人已在马达加斯加岛、戈雷岛和塞内加尔河河口安家，英国人则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落户。非洲沿海的这些殖民点起了经营黄金、象牙、蜂蜡和奴隶交易的贸易站的作用；其中，奴隶占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印度群岛产糖殖民地的发展增加了对当地劳动力的需求之后。不过，非洲很少受到18世纪英、法竞争的影响。争夺这块大陆的真正的斗争直到19和20世纪才来临。
相形之下，印度与北美洲的那些殖民地相似，是英、法激烈冲突的地区。17世纪初，英国人被荷兰人逐出东印度群岛后，便退到印度次大陆。到这一世纪末，他们已在印度营建了四个较大的据点，东海岸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西海岸的苏拉特和孟买；苏拉特是印度最早的英国贸易站，孟买则是葡萄牙公主于1662年嫁给查理二世时作为嫁妆带给英国的。1604年，法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它很快就开始不起作用。它于1664年复兴，到这一世纪末，法国人在两个较大的据点——加尔各答附近的金德讷格尔和马德拉斯附近的本地治里——安置下来。
17世纪时，凡在印度居住、经商的欧洲人都是经强大的莫卧儿皇帝容许后才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是举止规矩、不是谦卑地请求享有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权，后者原可能会轻易地把他们赶进大海。18世纪时，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欧洲人从被勉强容忍的、限制在少数沿海前哨基地的外国商人变为逐渐控制印度整片整片地区的爱寻衅的入侵者。
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莫卧儿帝国的崩溃。1605年，杰出、开明的皇帝阿克巴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未能信奉其宗教信仰自由和薄赋轻税的英明政策。1658年即位的莫卧儿最后一位有名的皇帝奥朗则布尤其如此。奥朗则布是一个穆斯林狂热者，他的宗教迫害，特别是其晚年阶段的，使印度教臣民和他疏远；他不得不进行连续的战争，而战争又导致赋税更加繁重、人民更为不满。1707年，随着他死去，莫卧儿帝国开始土崩瓦解，由于他没有固定的继承人，其儿子们为王位争夺了两年。然后，1712至1719年，五位傀儡皇帝相继在德里进行统治。在这些情况下，地方统治者开始宣称独立，建立起世袭的地方王朝。马拉塔人代表模糊的、早期的意义上的印度民族主义，从他们在西面的孟买以南约100哩处的首都萨达拉扩张到离东面的加尔各答不到200哩的地方。中央政权的瓦解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使它们得以从纯粹的商业组织转变为地区霸王和贡物收集者。它们修筑堡塞、供养士兵、铸造货币以及与周围的印度统治者缔结条约，因为印度已不存在能拒绝它们行使这种主权权利的中央政权。
六、英国的胜利
当时，相竞争的英、法两国在印度、非洲和南北美洲控制的一批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两个帝国在17、18世纪中的相互争斗以英国的压倒的胜利而告终。一个原团在于，法国更感兴趣的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欧洲霸权。从16世纪起，法国波旁家族就首先全力以赴地侵犯意大利，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王室作斗争。路易十四曾有位大臣叫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真正地对发展法国的经济感兴趣，试图鼓励贸易和殖民地拓殖。但是，其有名对手是国防大臣弗朗索斯?卢瓦，他只关心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战役和领土扩张。最后，卢瓦占上风，并在这种情况下，树立起一个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传统。1758年，当勇敢的将军蒙卡尔姆派使者到巴黎去说明加拿大危急的军事形势、要求立即予以援助时，他得到的答复是，一个人在住宅着火的情况下，不会试图去救马厩。直到19世纪波旁王朝被推翻后，法国才又致力于海外事业和海外扩张。
英国胜利的另一原因是，移居殖民地的英国人较法国人多得多。到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狭窄的山麓地区的英国移民有30万，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的法国人仅2万。这种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起因于巴黎拒绝让法国新教徒即胡格诺派教徒移居殖民地，而马萨诸塞大部分地区却由因不能遵从圣公会教义而离开英国的不从国教派聚居着。再一重要因素是，法国土壤较英国土壤肥沃。法国的农民群众深深地依恋自己的土地，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收入，无须求助于移居外国。但是，在英国，为了替不断发展的纺织工业生产更多的羊毛、替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更多的粮食，大规模的目地已进行了一些时候。在联成一片的、科学经营的土地上，比在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小而分散的条块式田地上，能更有效地生产羊毛和粮食这些商品。圈地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然而，也意味着社会混乱和不幸。这正是托马斯?莫尔爵士所谴责的，他愤怒地写道：
其祖国的一种贪婪、不知兄的水老鸦，一种真正的瘟疫，可以绕地一圈，把成千上万英亩土地图进一道栅栏或树篱内，农民们被推出他们自己的……他们这些贫穷、单纯、不幸的人，男子、妇女、丈夫、妻子、没有父亲的孩子、寡妇、悲哀的母亲及其幼小的婴儿，不得不用种种方法上路。……在他们到处游荡、直至精疲力竭时，除了去偷窃，然后被公正地、理所当然地绞死，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呢？要不然，去乞讨。然而那时，他们还将被当作无赖而关进监狱，因为他们四处闲逛、不干活。没有人愿意给他们一份工作，尽管他们从未象现在这样乐于贡献自己。
正是这些被逐出家园的人们提供了从英国移居殖民地的群众基础。
此外，还有不少英国绅士动身去美洲。他们因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固定不变的地租的共同影响而处于困境，于是，去政府部门寻找工作，但是，如果他们恰好是清教徒，寻找工作只能是徒劳无益。实际上，许多清教徒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丢了自己的官职。萨福克的约翰?温思罗普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在沃兹法院被撤职后，不再能维持他的庄园、庄园主的住宅、仆人和他已渐渐习惯的生活水平，他便卖掉田产，率领一伙清教徒移民前往马萨诸塞，在那里，他当选为殖民地的总督。
这些因素共同说明了英、法两国移民数量上的巨大差别。对这差别的意义估计再高，也不过分。美国革命爆发时，英属殖民地的人口不少于200万，即相当于操英语的世界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763年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和20年后美利坚共和国对英国的胜利。
英国工业的惊人发展也有助于英国在海外竞争中的成功。英国在1550至1650年这100年中的工业发展只是在1760年以后的工业革命期间才被超过。事实上，后来的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正是在这较早的时期里打下的。英国工业最初的急速发展之所以会出现，部分地是由于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引起了对军需物资的需求。英国人响应这一需求，在由法国、德国及佛兰德的难民和移民引进的许多新技术的帮助下，大大地发展了他们的采矿、冶金和化学工业。
在整个17世纪中，从中世纪就已开始的呢绒制造业仍是英国的主要工业和最宝贵的输出品来源。在新工业中，采煤业的发展极其惊人。煤这时已广泛地用作燃料并使用于需要高温的工业如制糖业。煤的产量从1550年的20万吨左右增长到1700年的300万吨。这一发展包括了采矿设备和排水机械的改进，这些改进促进了后来蒸汽机的发明。水力也比以前得到更广泛的利用，水击锤已使用于锻工厂。当时显著发展的其他工业还有制造火炮、黑色火药、硝石、玻璃、纸、明矾和盐的那些工业。
法国工业在产品数量方面大致和英国不相上下。但是，应记住，法国人口为英国的三倍以上，而且，法国人与生产布匹和金属器具的英国人大不相同，倾向于制造奢侈品。此外，法国的技术进步受到行会系统的妨碍，行会系统在这国家被组织得有条有理，非常强大。大体上，可以说，工、商业界与其说是在法国受到鼓励，不如说是在英国，因为法国工、商业界缺乏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工、商业界的政治势力。
英国繁荣的经济以各种方式促进了英国的海外事业。它为殖民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本；这是一个须考虑到的重要事实，因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最初需要大量经费。它们和西班牙殖民地不同，出产不了金银，提供不了可利用的土著劳动力。因此，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化的发起人不得不完全用欧洲人的劳动力来移植整块整块的社区。他们必须为这些人提供运输、工具、种子和装备。所有这一切都包括大量的资本支出；通常，资本从伦敦较之从巴黎更有可能随时可得。在英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金钱更多，而且，不是象在法国那样投资于庞大的常备军和精心装饰的宫廷，而是取可得到的、流动的形式。英国的工业也提供了更便宜、更耐用的商品，使英国殖民者和商人胜过他们的法国竞争者。例如，在北美洲，英国皮毛商人能向印第安人提供较为价廉物美的毯子、水壶及火器，以换取后者的毛皮。
此外，英国工业对海军建设有充分准备。这一事实，加之英国统治集团对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英国海军在长长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占优势的原因。路易十五宣称，”在法国，除行家维尼特的海军外，决不会有别的海军”与这类似的情况，英国历史上是肯定不存在的。英国的海军优势是个决定因素，因为在布雷斯特附近海面上巡航的一支英国分舰队能切断法属殖民地与其母国的联系，使它们无依无靠，这种情况曾一再发生。
英、法两国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的竞争直到17世纪末叶才导致相互开战。那时以前，英国人与荷兰人的矛盾要多得多，他们之间有遍布全球的冲突点——北大西洋的渔业、东方的商站、美洲的殖民地以及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这些争端促成1652至1674年的接连三次的英荷战争。其后，当英国人认识到法国人正取代荷兰人、成为他们最可怕的对手时，形势改变了。荷兰资源有限，且已过了其全盛时期；法国却是个远为富饶、人口多得多的国家，而且正在急剧地加紧海外活动。大不列颠的光荣革命（1688年）也促成了英、法相互间的疏远：它撵走了在英国复辟专制制度和恢复天主教时依靠路易十四的友好帮助的斯图亚特王朝。取代斯图亚特王朝的是荷兰的尼德兰联省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他是个坚定的新教徒，也是路易十四的主敌。因而，威廉三世的继位使英国和荷兰联合反对法国。1689年，开始了几乎拖延一个世纪、直到1763年英国大获全胜为止的接连四次的英法战争。
所有这些战争都有两个方面：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欧洲方面的战争是围绕王朝野心、尤其是法国路易十四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野心进行的。海外方面的战争则起因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印度的势力均衡、在美洲的相冲突的领土要求、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条件以及对世界商船航线的控制。由于这些战争的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的区分极其明显，每次战争都是在欧洲以一名字相称，在美洲以另一名字相称。因此，这些战争载入历史的名字为：奥洛斯堡联盟之战或威廉王之战（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或安妮女王之战（1701－1713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或乔治王之战（1743一1748年），七年战争或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年）。
前三次战争就其海外方面而言，是非决定性的。在欧洲，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路易十四被有力地击败，腓特烈大帝成功地占领了西里西亚地区，使普鲁士迅速跻身于欧洲强国的最前列。但是，在大部分海外战事的发生地美洲，只有孤立的、非决定性的战役。法国人享有大部分印第安部落的支持，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传教士比英国传教士活动力强得多，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殖民者人数很少，不象无情地向前推进、开始涌满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英国殖民浪潮那样，对印第安人构成巨大威胁。法国人和其印第安盟军一起，屡次掠夺和烧毁英国人的边远村庄。但是，英国人利用其优势的人力和海军力量，进攻易受海路攻击的今新斯科舍和布雷顿角岛境内的法国殖民地。
前三次战争的最后结果是，英国人获得新斯科会、纽芬兰和哈得孙湾地区。但是，这些征服留下一个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法国人是否会保持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从而把英国人限制在大西洋沿海地区呢？这问题由第四次战争作最后答复，第四次战争也解决了印度的前途问题。
这场重大的战争称为七年战争，因为它在欧洲从1756至1763年进行了七年。但在美洲，由于占有俄亥俄河流域的竞争愈益加剧，它早两年就开始了。1749年，当英国政府向弗吉尼亚和伦敦资本家为拓殖流域地区而组织的俄亥俄公司颁发特许执照时，英属殖民地居民已开始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络绎不绝地进入流域地区。但当时，法国人正在西宾夕法尼亚修筑一系列堡塞——普雷斯克艾尔堡（伊利）、勒伯夫堡（沃特福德）和文南古堡（富兰克林）。1754年，俄亥俄公司通过在莫农加希拉河和阿勒格尼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汇合处设立一城堡，反击法国人。法国人迅速攻占这城堡，加以扩建，并为纪念加拿大总督而命名为迪凯纳堡。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的年青的弗吉尼亚州人赶紧率兵前往那里增援英国驻军。不幸的是，他到得太晚了，未能提供任何援助，而且，他本人于1754年7月4日被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军击败，不得不撤回到山脉的另一边。
第二年，为了夺回迪凯纳堡，英国将军布雷多克率领一支正规军到达美洲。但是，他拒绝接受手下殖民地官员关于如何进行新开辟地战争的劝告，其部队遭到惨败，他本人阵亡，英国人的败北一直继续到1756年底。法军司令官是马奎斯?蒙卡尔姆，他是一位在欧洲久经沙场的将军，不过，他很快就使自己适应新开辟地环境，卓越地领导了法国和印第安军队。1757年，战争发生重大转折，主要是由于威廉?皮特（老）进入英国内阁。这位后来成为查塔姆伯爵的皮特，是一个有远见卓识和富有感染力的自信的人。”我相信我能拯救这个国家”，他说，”别的人都不行。”他将财力集中于海军和殖民地，同时资助在欧洲继续作战的同盟者、普鲁士的腓特列。他的战略正如他所说的，是在德意志平原上争取到一个帝国。
皮特的战略取得辉煌的成功。他的得到加强的海军清除了海洋上的法国人，而美洲殖民者则为他的领导所鼓舞，加入英国正规军，组成一支大约5万人的军队。按美洲战争的标准，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它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法国堡垒。战争的高潮随围攻魁北克而到来；魁北克是法属加拿大的中心，是由厉害的蒙卡尔姆防守的一个天然大堡垒。直立圣劳伦斯河两岸的峭壁似乎是攻不破的，疾病又削弱了围攻的部队，失败着来无可避免。英军司令官、33岁的将军詹姆斯?沃尔夫在绝望中决定采取十分冒险的行动。他派3，60O名士兵在深夜渡河到魁北克城上游一侧的某个地点，在那里登陆，然后沿一条险峻的小道爬过灌木丛和石坡，爬上一块高地即俯瞰魁北克城的著名的亚伯拉罕平民1759年9月13日早晨，决战打响了。沃尔夫和蒙卡尔姆均阵亡，但英国老兵们获胜。几天后，魁北克投降。第二年，蒙特利尔也陷于向前推进的英国人手中。这是美洲法国殖民帝国的结束，因为英国对海洋的控制阻止了巴黎的任何援救。
在印度，英国人亦取得了完满的成功。那里的形势截然不同于美洲，因为英、法两国政府对印度都没有领土野心。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也是如此，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在印度的代理人应绝对地专心于商业。他们仅对利润感兴趣，而且对花费在非商业目标上的每个便士或苏表示不满。然而，与在印度的代理人联络要花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后者常利用这一事实独自行动，使公司卷入印度事务中。后者这样做还因为当时莫卧儿帝国正在崩溃，为扩大个人财源和建立帝国提供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
第一个大规模地干涉印度事务的欧洲人是法属印度总督约瑟?杜布雷。即便是他，至少开始时，似乎也不是为了领土扩张而对领土扩张感兴趣。相反地，他希望获得领土，是为了能从税收和其他政治收益中得到更多的经营商业的资本。虽然杜布雷减少了由他指挥的法国军队，但他通过以欧洲军事方式操练土著印度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些经过训练的印度军队即印度兵使他能支持对印度各种王位提出要束者，能逐步建立起对他本人感恩图报的土著统治者的庇护制度。这种做法十分有效，因为少数欧洲军队或印度兵能在对阵战中战胜人数多得多的纯粹的印度军队。然而，杜布雷于1754年被召回法国，因为公司担心他的侵略策略将导致同英国的战争
随着英、法之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战争破干1756年降临到印度。开始时，由于杜布雷的活动，法国人处于较强大的位置。他们占据较多的领土，拥有大一倍以上的战斗力量，而且还在土著王公中间施加较广泛的政治影响。但最后，英国人赢得压倒的胜利。这里，又是海军优势为决定性因素。英国能从欧洲运来军队、金钱及供应品，同时阻止法国这样做。英国人还得到了罗伯特?克莱武的鼓舞人心的领导。克莱武是一名多年前当职员出身的公司官员，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和领悟印度政治的才能。1756年，他得知欧洲的战争后，立即向孟加拉进军。在以往靠与欧洲通商致富的印度商人的支持下，克莱武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打败亲法国的穆斯林统治者，他把自己的傀儡安插在王位上，并为自己和公司勒索了巨额赔款。在战争的剩余阶段中，英国海军使克莱武能随意地将其军队从印度的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同时，还切断了法国各据点之间以及它们与法国之间的联系。1761年，随着法国交出在本地治里的主要根据地，战争结束。
七年战争的海外方面是由美洲的魁北克和印度的本地治里的陷落决定的。但是，欧洲的战争一直拖延到1763年即交战国缔结巴黎和约时。美洲法属殖民地中，法国仅保有南美洲的圭亚那、纽芬兰沿海的无足轻重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以及包括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在内的西印度群岛的少数岛屿。因此，英国从法国得到了整个圣劳伦斯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区。这些区域几乎杳无人烟，被认为其价值不及盛产蔗糖的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这两个岛已归还法国。实际上，它们是由于西印度群岛的英国种植园主的坚决要求才被归还的；这些种植园主担心法国糖岛的竞争，如果糖岛给包括在英帝国商业结构内的话。
西班牙于战争晚期站在法国这一边参战，因此，被迫将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作为补偿，法国把路易斯安那西部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给予西班牙。在印度，法国人保有他们在本地治里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设施——事务所、货栈和码头。但是，他们被禁止修筑防御工事或在印度王公中间寻求政治目标。也就是说，法国人是作为商人而不是作为帝国建立者回到印度的。
巴黎和约签订时，英国政治领袖霍勒斯?沃波尔评论道，”烧掉你们的希腊和罗马书籍——有关微不足道的人们的历史记载吧。”这句颇有远见的评语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和平解决办法的长远的、世界性的涵义。就欧洲而论，条约允许普鲁士仍占有西里西亚、成为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对手。然而，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远为重要的意义的是巴黎和约的海外影响。根据和约条款，法国遭到了甚至比荷兰在17世纪、西班牙在16世纪所蒙受的更为耻辱、更为彻底的失败。西班牙和荷兰虽然威信扫地，但各自仍保有大量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在美洲和菲律宾群岛，荷兰殖民地在东印度群岛，而法国，不仅威信丧尽，还被剥夺了其几乎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诚然，法国在19世纪逐步建立起一个仅次于英殖民帝国的新的殖民帝国。但是，对世界历史而言，重要的事实是法国在18世纪丢失了北美洲和印度。这意味着格兰德河以北的美洲以后将发展成为操英语的世界的一部分．俾斯麦后来评论说，美国和英国操同种语言这一事实，是近代外交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态发展已支持了这个观点。
法国被逐出印度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它意味着英国人将在那里代替莫卧儿人。英国人一旦在德里安顿下来，就完全走上通往世界帝国和世界首位的道路。正是由于范围广阔、人口稠密的次大陆所提供的这块无与伦比的根据地，英国人能在19世纪扩张到南亚其余地区，然后远远地扩张到东亚。
英国历史学家J．R．格林对1763年的和平解决所引起的这些发展的世界性涵义作了很好的概述：
七年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到现时为止，欧洲国家的相对重要性已从它们在欧洲范围内的属地获得。但是，从战争结束起，英国较其周围国家重要还是不重要，已无关紧要。英国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正如英国自己的海上帝国声称它是北美洲的霸主和印度未来的霸主那样，英国突然远远胜过那些由于其位置仅在一块大陆内、注定要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中处于较低微的地位的国家。
第八章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第八章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在整个俄国历史上，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是疆界，是关于控制一个奔放不羁的国家的自然资源的斗争的主题；这国家，由于俄国人的不断迁移的运动，由于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以及与其他民族的混合，已扩张到一个大洲里。
B．H．萨姆纳，《俄国简史》
在西欧人向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俄国人正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对西伯利亚的一片片广阔的陆地的控制，是可与美国朝太平洋岸的西进运动相媲美的一篇史诗般的传奇。实际上，不断向前推进的疆界给俄国人的性格和俄国的制度留下了如同它给美国人所留下的一样持久的标记。
不应设想，在欧洲诸民族中，只是俄罗斯人为一条疆界所影响。中世纪时期，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见第二章第三节）。好几个世纪中，欧洲各民族，尤其是日耳曼人，将殖民界线沿波罗的海海岸、顺多瑙河向东推进。但是，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这种内部的拓殖不再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主题。它由海外殖民取而代之，西欧诸民族把精力集中于开辟和勘探新世界中的新的边远地区。相反，俄国人继续由陆路扩张到从其门阶向外伸展的辽阔的欧洲平原上去。这一巨大的事业迅速地进行了若干世纪，直到1895年中亚的最后一个穆斯林汗国被征服为止。因此，疆界在整个俄国历史进程中就象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那样，是一个主要因素，并不出人意外。本章将探讨俄国向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扩张的性质和过程。
一、俄国扩张的地理环境
为了理解俄国人横越欧亚平原的惊人扩张，必须了解这些平原的地理情况。打开地图，首先看到的是它们的令人惊愕的面积。确实，俄国与巨大——无限的空间相联系。有句农谚说：”俄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这世界包括地球陆地表面的六分之一，比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合在一起还大。当夜晚降临到波罗的海海岸的列宁格勒时，在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天正破晓。这两座城市间的距离是5000哩，而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间的距离为3000哩。在考察俄国向东、美国向西的扩张时，应该记住这一对比。
俄国大片陆地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其惊人的地形上的一致。它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块平坦的平原区。乌拉尔山脉确以南北方向横亘在这些平原上；通常认为，它把俄国分成不相连的、独特的两部分——欧洲俄国和亚洲俄国。但实情是，乌拉尔山脉只是一道平均高度仅2，000呎、狭长的、久经消蚀的山脉，而且，它们逶迤南下到北纬51o处便不再延伸，留下一块伸展到里海的、宽阔平坦的沙漠区为缺口。在这些情况下，整个平原区必须看作是一个地理统一体——欧亚大陆的次大陆。这种地形上的一致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俄国人能如此迅速地扩张到这整个地区、为什么这地区至今仍在莫斯科的控制下。如果要划一条穿越欧亚平原的分界线，那么，这条分界线不应是沿乌拉尔山脉竖穿南北，而应是横贯东西，把东南面有着沙漠和半沙漠环境的中亚同北面有着森林和冰冻的首原的西伯利亚区别开来。
地括当代大半个俄国的欧亚平原为一条从黑海伸展到太平洋的天然边界所围绕。这条边界由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山脉、沙漠和内海组成——它从西面的高加索山脉起，往东依次为里海、乌斯秋尔特沙漠、咸海、克孜勒库姆沙漠、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山区、天山山脉、戈壁沙漠，最后是东至太平洋的大兴安岭。围绕欧亚平原的山脉圈挡住了来自太平洋的湿风和来自印度洋的温暖的季风；这一点可解释中亚的沙漠气候和西伯利亚的寒冷、干燥的气候。西起波罗的海、东迄太平洋的整个辽阔的西伯利亚实质上有着同样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短暂炎热，冬季馒长酷寒。气候的一致和地形的一致一样，促进了俄国向东的扩张，因为边疆开发者在东西5，00O哩的整个平原区感到同样的安适。但是，边疆开发者发现，中亚沙漠区是陌生、可怕的。他们还发现，这些沙漠被迥然有别于西伯利亚软弱的部落的、军事上强大的穆斯林汗国占据着。结果，俄国人直到他们抵达更北面的太平洋已有250年时才控制中亚沙漠地带。
俄国的扩张不仅受到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还受到河流系统的影响。由于地形平坦，俄国的河流普遍漫长、宽阔，没有湍流的阻碍。因而，它们作为贸易、殖民和征服的通路和交通工具，是非常宝贵的。此外，它们不仅夏天适于小船航行，冬夭还适于雪橇滑行。在乌拉尔山脉以西，著名的河流有流入波罗的海的西德维纳河、向南流入黑海的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和顿河以及先往东、再折向南流入里海的伏尔加河。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灌溉西伯利亚平原的四大河流是西面的鄂毕河、中央的叶尼塞河、东北面的勒拿河和东南面的阿穆尔河。由于整个西伯利亚从巨大的西藏高原往下倾斜，这些河流中的前三条都向北流入北冰洋，而第四条是向东进入太平洋。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的出口在北冰洋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它们的经济效用。然而，事实依旧是，这些河流和它们的许多支流一起，提供了一直伸展到太平洋的一张天然的交通干线网、俄国人一旦越过乌拉尔山脉。用不了做多少搬运工作就能从一条水路转入另一条水路。这样。他们以之字形不断东进，追捕有毛皮的动物。
影响俄国人扩张的速度和进程的最后一个地理因素，是存在于俄国各地区的土壤和植被的结合。有四种主要的土壤——一植被带并行横穿俄国东西。在遥远的北方，沿北冰洋海岸的是荒芜的冻土带，全年除夏季6至8个星期的生长期外，一直封冻。在生长期阶段，太阳从不下落，将短暂然而旺盛的生命赐予无数野花——紫罗兰、雏菊、勿忘草、黄水仙和蓝花。
冰土带的南面为泰加林带即森林带。它是四个植被区中最大的一个，宽600至1，300哩，长4，600哩，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在其北部区域，主要的林木是针叶树和桦树；再往南，则混合生长着榆、欧洲山杨、白杨和枫。在这些森林中，俄国人感到非常安适，他们能在始终不失去这种熟悉的保护性覆盖物的情况下穿越整个欧亚大陆。许多俄国作家描写了他们森林的美丽和森林对于他们人民的意义。下面这段引自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中的描写是很有代表性的：
森林象一队黑幢幢的军队，向着我们迎面开来。枞树撑开翅膀，象大鸟，白桦树象小姑娘，沼地的酸气从田野上吹来。狗吐着红舌头挨着我走，它不时停下来嗅嗅地面，莫名其妙地摇晃着狐狸似的脑袋。外祖父披着外祖母的短褂子，戴一顶没有遮檐的旧帽，眯缝着眼，莫名其妙地笑着，轻轻移动着瘦腿，好象偷偷儿似的。外祖母穿着蓝上褂，黑裙子，头上蒙着白头巾，象在地上滚着一般地走，要跟上她是很难的。
越近森林，外祖父的兴致越高；他用鼻子报很吸着空气，咳嗽着；开始他断断续续、模模糊糊地说，后来，他陶醉了，说得快乐而且美妙：
“森林是上帝的花园，它不是谁种植起来的，是上帝的风，神圣的呼吸把它吹大的……年轻的时候我当船夫，到过日古里地方……唉。列克塞，我经历过的事物，你是见不到的了！奥卡河上的大森林，有从卡西莫沃一直到穆洛姆的，也有从伏尔加河对岸一直伸到乌拉尔那么大的，是呀，这一切都是无穷无尽的，神奇的……”
在森林带的南部边缘，森林渐渐稀疏，林木渐渐矮小，直到完全让位于开阔、无树木的大草原。在这里，可见到由数千年的腐草形成的肥沃黑土。如今，这里是俄国的面包篮，但过去好多世纪中，一直是苦难和灾祸的发源地。大草原曾是欧亚大陆中部骑马掳掠的游牧民的老窝。当这些游牧民足够强大时，他们就沿最少遇到抵抗的路线出击——往往向西侵入中欧或向东侵入中国。他们对东欧易受侵害的俄罗斯人的进攻更频繁。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森林区的斯拉夫农民与大草原的亚洲游牧民之间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冲突。起先，游牧民获胜，结果是蒙古人对俄国的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但最终，森林中的斯拉夫居民强大起来，不仅能赢得自己的独立，而且能扩张到欧亚平原以外的地方。
第四个区域即沙漠区，面积最小，从中国开始，向西仅伸展到里海。我们已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不易进入、恶劣的气候和土著民族的军事才能，沙漠区直到19世纪末叶才为俄国的扩张浪潮所吞没。
二、俄国的早期扩张
约1500年前，俄罗斯人从他们在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涅曼河和德维纳河的上游区的发源地向东推进。他们从发源地以巨大的弧形成扇状展开，在辽阔平原的召唤下，继续前进到北面的北冰洋沿岸、南面的黑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及更远的地方。迁移到东面或东北面的俄罗斯人仍在森林的遮蔽下。他们在森林区内很少遇到抵抗——那里只有分散的、组织不严密的芬兰部落；他们或与之通婚，或轻易地将其逐走。
这些早期的俄罗斯殖民者把农业和林业结合起来。农、林业间的比例取决于位置。在北部林区即针叶树林区，由于气候酷寒、土地贫瘠和空旷地很少，农业是次要的。因而，这一地带的殖民者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诱捕动物、捕鱼和采集蜂蜡、蜂蜜、树脂、钾碱及其他森林副产品上。往南去，在混合林地带，经营农业是主要活动。殖民者由于森林的各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森林，但是，更多的时间是花费在耕作上。黑麦为主要农作物，不过，大麦、燕麦、小麦、亚麻和大麻也得到种植。主要的耕作方法是在被火清除植被的森林或灌丛地带的灰烬上，或者在偶而寻得的荒凉草原的空地上，进行临时性播种。这些空旷地经过连续几年的种植之后，或者被离弃、回复为荒地，或者作为粗陋的牧场被保留、直至其生产率得到恢复。这种做法使人联想起美洲的边远地区，是原始、浪费的，但关系不大，因为森林无穷尽地连绵不断。
在这些情况下，家宅分散、村落根小，是普遍的规则——没有集中的村庄或城市。当时确已出现的少数城镇是沿主要水路作为贸易中心发展起来的。位于担负南北交通的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地处控制东西贸易的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的情况就是如此。正是长途贸易为公元9世纪发展起来的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基辅是这国家的中心，但这国家仍是水路沿岸各公国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基辅本身由于坐落在森林区和大草原的交界处，极易受侵犯。因而，它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对游牧骑兵进行不断的斗争。某些强大的基辅统治者时常能对南抵黑海、西达多淄河的地区宣称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一力量的显示是短暂的；俄罗斯殖民者无法移居到基辅以南和以东150哩外的地方，因为游牧民侵略的威胁就象达摩克勒斯剑悬挂在他们头上。
1237年，剑降临了；蒙古人象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那样扫荡了俄罗斯地区。蒙古人入侵前，基辅被当时的旅行者描绘成是一座有豪华的宫殿、8个市场和400所教堂——包括圣索菲她大教堂——的宏伟的大都会。然而，入侵8年后，当方济各会修士乔安尼斯?迪?普兰诺?卡皮尼在去蒙古首都的途中经过基辅时，发现这座昔日的首都只有2O0所住宅，都城四周尸横遍野。
蒙古人继续将其毁灭性的侵略推入中欧，推抵意大利和法国的大门口。然后，他们自动撤退，仅保留了欧洲的俄罗斯地区。他们的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庞大帝国没有作为一个统一体而长久地幸存。它分裂成地区性的几部分，其中所谓的金帐汗国包括了俄罗斯地区。金帐汗国的首都，亦即其后两世纪的俄国首都，是位于今斯大林格勒附近的萨莱。如此，森林和大草原之间的古老斗争随着大草原及其游牧民族的胜利而决定性地解决了。
俄罗斯人这时交出他们在大草原的一些小飞地，撤回到森林深处。在那里，他们只要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纳贡，就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渐渐地，俄罗斯人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坐落在远离危险的大草原的森林区深处的莫斯科公园。莫斯科除了较不易为游牧民所接近外，还具有其他有利条件。它位于从第聂伯河通往东北地区的两条交通要道的交叉处。由于流向不同方向的许多大河流经莫斯科地区时相互也最接近，莫斯科能通过内陆水系得益。公园还享有它的一系列统治者爱和平、尚俭朴、工心计的有利条件。这些统治者耐心而无情地增加他们的领地，直到莫斯科成为新的民族核心。14世纪开始时，公国的面积大约为500平方哩，而到15世纪中叶时，已增长到15，000平方哩。一个世纪后，即伊凡雷帝统治期间（ID33-1584年在位），所有俄罗斯公园都已纳入莫斯科的统治之下。
“俄罗斯士地的增长”完全改变了俄罗斯人和蒙古人即当时更通常地所称的鞑靼人之间的均势。原先，鞑靼人获胜是因为他们与充满斗争的基辅国家迥然相异，内部团结一致，而且还拥有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军事上更先进。然而，到16世纪时，俄罗斯人统一在莫斯科之下，而金帐汗国除去在乌拉尔山脉东面的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汗国外，还分裂为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这三个敌对的国家。此外，俄罗斯人的军事技术也正向前发展，因为他们能从西欧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尤其是火枪和火炮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得益。1552年，当伊凡进攻喀山的鞑靼人时，他在火炮方面的优势加之一名丹麦技师在监督用地雷炸毁喀山要塞围墙时所提供的帮助，证明是决定性的。地雷爆炸以后，俄罗斯人成功地迅速攻占要塞，然后占领整个喀山汗国。他们顺伏尔加河而下，扫荡流域地区，于1556年轻易地攻克阿斯特拉罕。为了巩固占领地，俄罗斯人没伏尔加河岸修筑一系列设防据点，一直修筑到位于阿斯特拉罕的伏尔加河河口处。于是，俄罗斯人成为巨大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主人，抵达南面的里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
这时，俄罗斯人向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的那边进行无限扩张的路敞开了。有些新地区是以武力赢得的，西伯利亚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类型的扩张将在后面两节中予以论述。还有一些地区则是按照欧洲人向美洲印第安人购买曼哈顿岛以及俄亥俄河和其他大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的方式、通过与土著首领的个人交易获得的。俄国著名作家塞吉?阿克萨科夫在其回忆录《一个俄国绅士》中生动地描写了这种方式的扩张：
……你只须邀请某些地区12个土生的巴什基尔人首领接受你的款待：向他们供上两三头肥羊，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宰杀、整治，再拿出一桶威士忌酒、几桶发酵的烈性巴什基尔蜂蜜酒和一桶自己制的家乡啤酒——顺便说说，这证明即使在过去的日子里，巴什基尔人也不是严格的穆斯林——其余的事就极其简单了。确实，这种款待据说一次也许要维持一星期甚或二星期：巴什基尔人不可能匆匆忙忙地办事，每天都得向他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喂，好朋友，现在是讨论我那事儿的时候了吗？”毫不夸张地说，宾客们一直在整日整夜地大吃大喝；但是，如果他们对款待尚未感到完全满意，如果他们唱自己的单调的歌曲、吹奏长苗和跳他们那种在同一地点站起或蹲下的奇特舞蹈尚未非常尽兴的话，那么，他们当中地位最高的首领就会啧啧地咂巴着嘴、摇晃着脑袋、满脸尊严、不朝询问者瞧上一眼地回答说：”时候还没到，再替我们拿头羊来吧！”当然，羊随时可得，啤酒和烈酒也是现成的；于是，醉醺醺的巴什基尔人又开始唱歌、跳舞，一个一个地在他们感到合适的地方倒身睡去。然而，世界上的每件事都有个结束；这样的日子终于到来：一天，大首领坦率地正视主人说：”我们感谢你，非常感谢！现在，你想要的是什么呢？”交易的其余方面是遵循一种固定的方式。买主开始以真正的俄罗斯人天生的精明说话：他向巴什基尔人保证他完全不需要任何东西；不过，他听说巴什基尔人是非常仁慈的，所以前来乌法想和他们建立友谊，如此等等。然后，不知怎么地，话题会转到以下方面：巴什基尔人的领土厂袤无垠；现在佃户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会缴纳一、二年地租后便不再缴纳，然而继续生活在这土地上，好象他们是土地的合法所有人；驱逐他们未免有些鲁莽，因而诉讼已不可避免起来。这些话是符合事实的；接着，买主有礼貌地提出，他乐意帮仁慈的巴什基尔人减去一部分已成为他们的负担的土地。结果，整片整片地区的买卖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成交。交易由一个法律文件确定，不过，对土地的数量，文件上从不作规定，也无法规定，因为土地从未得到过测量。通常，边界由下述这种界标确定：”从某某小河口直到狼道上的死椈树，从死椈树直到分水岭，从分水岭到狐穴，从狐穴到索尔塔姆拉特卡的空心树，”等等。圈起一万、二万甚或三万俄亩土地的界标是非常明确、持久的！而所有这些土地的代价也许是100卢布和价值100卢布的礼物，款待的费用不在内。
三、越过乌拉尔山脉
俄罗斯人的胜利使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不复存在。但是，克里米亚和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鞑靼人仍保持独立，并继续以不断的袭击骚扰俄罗斯殖民者。由于本章后面所要讨论的种种原因，俄罗斯人在18世纪末叶以前，不得不遭受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劫掠。不过，他们能轻易地消灭西伯利亚汗国，并在这样做时，不知不觉地开始向太平洋岸的史诗般的进军。
翻越乌拉尔山脉和征服西伯利亚的主要是豪爽能干、称为哥萨克人的边疆开发者。这些人有许多方面与美国西部的边疆开发者相象。他们大多是为了躲避农奴制的束缚而逃离俄国或波兰的从前的农民。他们的避难所是南面荒芜的草原区，他们在那里成为猎人、渔夫和畜牧者。正如美国的边疆开发者变为半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变为半鞑靼人。他们热爱自由、崇尚平等，然而，横蛮任性、喜欢抢劫；只要似乎有利可图，他们随时乐意去当土匪和强盗。俄国著名小说家果戈里对哥萨克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如下生动的描写：
没有一种行业一个哥萨克不懂得：蒸酒、造车、制火药、干铁匠和钳工的活几，此外再加上拚命游荡，象一个俄罗斯人那样地喝酒和酗酒，——这一切都是他能够愉快胜任的。除了认为战时应召是一项义务的登记过的哥萨克之外，需要迫切时，还可以在任何时候募集到一大群一大群的志愿兵，只要副官走过所有村庄和小镇中的市场和广场，站在货车上，扯开噪门喊道：”喂，你们，酿啤酒的人，酿蜜酒的人！你们别再酿啤酒，躺在后灶上，用肥胖的身体去喂苍蝇啦！快去赢得骑士的光荣和荣誉吧。你们，耕田的人，制荞麦的人，牧羊的人，跟娘儿们胡搅的人！你们别再跟着犁走，把黄皮靴踩在泥土里，别再偎在老婆身边；消耗骑士的精力啦！该是去获得哥萨克的光荣的时候了！”于是这些话就象火花落在干燥的木材上。耕田的人折断了犁，酿蜜酒和酿啤酒的人丢掉了桶，砸破了琵琶桶，手艺匠和商人把手艺和店铺都打发到魔鬼那儿去，敲碎了家里的罐子和其他用具，纵身骑上马去。
这种边疆环境的一个典型产物是叶尔马克?齐莫非叶维奇；他是一个顿河哥萨克和一个丹麦女奴的儿子，生着蓝眼睛和红胡子。他24岁时，因盗马被判处死刑，所以他逃到伏尔加河，成为河上一伙强盗的首领。他不加区别地劫掠俄国船只和波斯商队，直到政府军队前来围剿。于是，他率领手下那伙人溯伏尔加河逃到上游的支流卡马河。在卡马河流域，有个叫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的富裕商人已于那时以前得到当地大片土地的特许权。斯特罗加诺夫努力开拓自己的领地，可是，来自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游牧民的袭击使他一再受挫。组织这些袭击的是西伯利亚鞑靼人的穆斯林军事首领、双目失明的古楚汗。面临这种困境，斯特罗加诺夫对叶尔马克及其手下人很是欢迎，雇佣他们来保卫拓居地。
强盗叶尔马克这时表明他具有一个庞大帝国缔造者的品质。先前皮萨罗和科特斯在美洲为西班牙所做的事，他在西伯利亚为俄国做到了。叶尔马克凭着征服者的大胆，决定最好的防御是进攻。1581年9月1日，他率840人出发，深入古楚汗的本土向他发动进攻。叶尔马克同西班牙征服者一样，享有武器优良的巨大优势。他充分配备了使土著感到恐怖的火枪和火炮。古楚虽然已得到入侵者能指挥雷和闪电刺穿最坚固的钦于甲的情报，但为了挽救其首都锡比尔，仍拚命作战。他聚集起30倍于叶尔马克军的兵力，派其儿子马梅特库尔指挥防御。鞑靼人躲在砍倒的树木后面顽强地战斗，用阵雨般的箭抵挡向前推进的俄罗斯人，似乎逐渐占上风。然而，在一个紧要关头，马梅特库尔负伤，鞑靼军处于无首领的境地。双目失明的古楚绝望地南逃，叶尔马克占据了他的首都。俄罗斯人遂将这都城的名字给予乌拉尔山脉东面的整个地区，这地区开始称为锡比尔即英语中的西伯利亚。
叶尔马克把远征的结果报告斯特罗加诺夫，并直接给沙皇伊凡雷帝写信，请求宽恕他过去的罪行。沙皇得知叶尔马克的成就，非常高兴，取消了对他及其手下人的所有判决，而且还示以特殊恩惠，赐予他一张取自自己肩上的昂贵毛皮、两套装饰华丽的盔甲、一只高脚杯和大量金钱，作为礼物。叶尔马克这时显示了一位帝国缔造者的远见，试图与中亚建立商业关系。他派出的使团最远到达古老的布哈拉城。但是，叶尔马克注定不能活着完成其野心勃勃的计划。南方的老古楚一直在煽动凶猛的游牧民反对俄罗斯人。1584年8月6日夜间，他的一支突击部队趁叶尔马克及其同伴在额尔齐斯河岸睡觉之机，向他们发动进攻。叶尔马克为保住性命济死作战，并试图游过河去逃走。据传说，因沙皇赐予他的盔甲过重，他淹死了。
鞑靼人尽管取得这一胜利，却是在打一场不可能取胜的仗。他们的敌人过于强大，他们无法把敌人向后推到乌拉尔山脉以西。甚至古楚最后也意识到作进一步抵抗无济于事，提出投降。随着他的降服，俄罗斯人挺进西伯利亚的第一阶段结束。通向太平洋岸的路打开了。
叶尔马克的功绩给民众留下的印象反映在描述他冒险活动的一首民歌中。以下两节叙述了叶尔马克在远征之前对哥萨克们的告诫，还表明了他与沙皇的关系：
“哈，兄弟们，我的勇敢的首领们！
为你们自己准备好船只，
预备下杉木浆架，
预备下松木浆！
靠上帝的帮助，我们将上路，兄弟们；
让我们翻越陡峭的群山，
让我们到达异教徒的王国，
让我们征服西伯利亚王国，
那将使我们的沙皇、我们的主人喜欢。
我要上公正的沙皇那里，
我将披上黑色斗篷，
我将归顺公正的沙皇。”
“啊！贤明的沙皇，您是我们的希望；
请别下令将我处死，而叫我讲出我要说的话，
因为我是叶尔马克，齐美菲叶的儿子！
我是顿河强盗的首领；
是我，曾渡过蓝色的大海，
渡过蓝色的大海——里海；
又是我，曾毁坏许多船只；
而现在，我们的希望、我们贤明的沙皇，
我给您带来了我那叛逆的脑袋，
还一起带来了西伯利亚帝国。”
贤明的沙皇开口了；
他-一令人敬畏的伊凡?瓦西里维克说：
“哈！你是齐莫菲叶的儿子叶尔马克，
你是顿河勇士们的首领。
我宽恕你和你的那伙人，
我宽恕你，是因为你那忠实的服务，
我将壮丽的、静静的顿河作为永恒财产赐予你。”
四、征服西伯利亚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是一个非凡成就。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同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以小得惊人的力量在短短几年中赢得一个庞大帝国。事实证明，古楚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汗国仅仅是一个内部没有坚固实体的薄弱外壳。一旦外壳刺破。俄罗斯人便能行进数千哩而遇不到严重对抗。他们的推进速度是令人惊０愕的。叶尔马克在1581至1584年间出征。当时，沃尔特?雷利爵士也于1584年在北卡罗来纳的罗厄诺克岛登陆。到1637年，半个世纪内，俄罗斯人已到达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跨越的距离比美国的太平洋岸至大西洋岸间的距离多一半，而英国殖民者在这期间还没翻越到阿勒格尼山脉的另一边。
俄罗斯人推进迅速的原因可用各种因素来说明。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气候、地形、植被和河流系统均有利于入侵者。各土著民族由于人数少、武器差、缺乏团结和组织而处于不利地位。此外，还应考虑到哥萨克的毅力和勇气；他们跟法属加拿大的非法猎取毛皮者一样，在荒原忍受了极大的困苦和危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可概括为一个词——”毛皮”。黑貂皮引诱他们从一条河流经过陆上搬运继续前进到新的河流、如此地不断东进。
哥萨克一边椎进，一边修筑象美洲边远地区的碉堡那样的设防据点或要塞，来保护他们之间的交通。西伯利亚的第一个要塞建在靠近锡比尔、位于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汇流处的托博尔斯克。俄罗斯人发现这两条河流是鄂毕河的支流后，就划船顺鄂毕河而下，结果，发觉自己把船搬上陆地运一段距离便可进入下一条大水路叶尼塞河。至1610年，他们已大批到达叶尼塞河流域，并建立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要塞。在这里，他们遇到自征服古楚以来最先极力抵抗他们的一个好战的民族布里亚特人。俄罗斯人避开布里亚特人，折到东北部，遂发现勒拿河。1632年，他们在那里建立雅库茨克要塞，并与土著、温和的雅库特人进行可牟厚利的贸易。但是，布里亚特人不断进攻他们的交通线，因此，俄罗斯人发起一场野蛮的灭绝性战争。最后，俄罗斯人获胜，并继续推进到贝加尔湖；1651年，他们在那里建立伊尔库茨克要塞。
在此期间，一支支探险队已从雅库茨克朝四面八方进发。1645年，一伙俄罗斯人到达北冰洋岸。两年后，另一批人行抵太平洋岸，建立鄂霍茨克要塞。次年，1648年，哥萨克探险家西米诺?杰日尼奥夫从雅库茨克出发，进行一次非凡的旅行。他顺着勒拿河往下游航行。他发现某些河段非常宽阔、令他见不到两岸；有如大陆般大小的三角洲填满了一道分水岭的碎石。杰日尼奥夫经过三角洲之后，便沿北冰洋海岸向东航行，直至到达亚洲真正的顶端。然后，他顺一条后来被称为白令海峡的水路而下。在一次风暴中失去两条船后，他驶抵阿纳德尔河；在那里建立阿纳德尔要塞，距莫斯科不少于7，000哩！杰日尼奥夫送了一份有关其旅行的报告给坐镇雅库茨克的总督；总督将报告归档后便遗忘了。这份报告直到维图斯?白令进行官方的探险之后才被重新找到；白令是于1725年出航去确定美洲与亚洲是否在陆上相连的——这问题，杰日尼奥夫早77年就出色地解决了。
至此，俄罗斯人未曾遇到任何能阻挡他们的力量。然而，当他们从伊尔库茨克向前推进、抵达阿穆尔河流域时，他们不仅仅遇着对手，他们碰到了当时正臻于鼎盛的强大的中国帝国的前哨基地（见第四章，第二节）。
饥饿驱使俄罗斯人来到阿穆尔河流域。严寒的北方出产的是毛皮而非粮食，而欧洲俄国的谷仓则好比是在另一行星上。因此，俄罗斯人怀着希望、向南折到阿穆尔河流域；据土著传说，那里土壤肥沃、长着金黄色的谷物，是一块极好的地方。哥萨克瓦西里?波雅尔科夫接受了从勒拿河到阿穆尔河开辟一条小道的任务。他的非凡的远征和杰日尼奥夫治北冰洋岸的旅行一起，在西伯利亚探险史上据有突出地位。
波雅尔科夫于1643年6月15日率132人从雅库茨克出发。他溯勒拿河及其支流而上，在一个地方穿过42道急流，失去一条船只。他在途中过冬后，次年又顺阿穆尔河而下。当波雅尔科夫驶抵松花江时，他派遣地人去勘探这条支流。这群人除两人外，全遭伏击，一天后被杀死。主力队伍到达阿穆尔河口，他们在那里过冬，因天气寒冷和缺乏食物，备尝了可怕的艰辛。转年春天，他们大胆地驾小船驶入公海。他们向北沿着海岸前进，抵达鄂霍次克海，然后经由陆路返回雅库茨克。几乎占原探险队的三分之二的80名成员，在这为期3年、行程4，000哩的旅行中丧生。波雅尔科夫带回480张黑貂皮，还写了份报告；他在报告中宣称对阿穆尔河的征服是可行的。
一连串冒险家继波雅尔科夫之后进入阿穆尔河流域。他们攻占阿尔巴津城，修筑一系列要塞，以典型的哥萨克方式屠戮抢掠。他们在中国边缘犯下的这些暴行最终使中国皇帝极其恼怒，他于1658年派一支远征队北上。中国人夺回阿尔巴津，把俄罗斯人从整个阿穆尔河流域清除出去。但是，他们一撤离，俄罗斯冒险家就成群结队地回来。于是，又一支中国军队被派到阿穆尔河，与此同时，两国政府为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经过许多争论，尼布楚条约于1659年8月27日签订。
这条约除了极其重要的条款外，还对两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是中国与欧洲一大国签订的第一份条约；由于中国代表团有耶稣会会士任译员，条约用拉丁语拟定。边界确立在沿阿穆尔河以北的外兴安岭一线上，所以，俄罗斯人不得不完全地从有争议的流域地区撤走。作为回报，第四条条款授俄罗斯人以商业特权；该条款规定，两国臣民可以自由地超过边界、不受干涉地从事买卖。以后年代中发展起来的贸易是由商队从事的，它包括了黄金和毛皮；俄罗斯人用黄金和毛皮交换茶叶。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俄罗斯人获得了日后成为其民族饮料的东西。俄罗斯人很快就成为甚至比英国人更爱喝茶的人。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俄罗斯人在亚洲扩张的第一阶段终于结束。以后170年中，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规定，停留在阿穆尔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他们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又继续南进；那时，他们比在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的时代时强大得多，而中国人则相对地衰弱了。
五、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