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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
“联合政府”政策最初的失败发生在中国。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一方面声称要把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政府，一方面又利用中共军事力量的存在制约国民党，其政策左右逢源，目的就在于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斯大林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中国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苏军撤离之前感到，国民党的反苏情绪以及美国的介入已经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便再次鼓动中共接管东北政权，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也对中共占领区开展了肆无忌惮的大举进攻，于是形成了国共在东北乃至全国的激战局面。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72]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当然，莫斯科关注的中心在欧洲，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73]但是，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并非没有影响，从这个角度观察，“联合政府”政策在中国的失败，似乎已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
在西欧，对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挑战，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首先出现在法国，而是在比利时。在1946年3月范阿克尔再次受命组成的内阁中，比共的成员由原来的2名增加到4名。8月政府改组后，情况依旧。是年秋天，作为议会的第一大党，代表右翼的天主教党改变了以往试图单独执政的方针，宣称准备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恰在此时，共产党无意中犯的一个错误，为天主教党提供了机会。1947年3月，因抗议政府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的政策，内阁中的4名共产党人同时提出辞职，并导致首相辞职。再次组成的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排除了共产党。这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162个议席，而反对党只有40席。[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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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引起莫斯科震动和恐慌的挑战确实出现在法国。不同的是，比利时共产党在形式上是主动退出政府的，而法国共产党却是被右派蓄意赶出政府的。在1946年11月的大选中，法共获得占总数28.2%的选票，在议会总共619个席位中夺得182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法共自恃在议会中席位居首的优势，要求由党的总书记多列士担任总理并组织政府，但遭到中右派人民共和党的坚决反对，以至引起内阁危机。最后，只得请出德高望重的社会党“教皇”、74岁高龄的雷昂·布吕姆组阁。1947年1月22日，以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为总理的第四共和国首届内阁组成。社会党占有9个部长职位，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占5个。多列士出任副总理，弗朗索瓦·皮佑（共产党）任国防部长。[75]但是，表面上阵容强大的三党联合政府，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
冲突主要反映在战后的殖民地政策和工资政策两个方面。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戴高乐支持的人民共和党，以及总理拉马迪埃和海外事务部部长马里尤斯代表的社会党右翼，决心对胡志明所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军事镇压，以此来恢复法国对那里的殖民统治，遂于1946年11月23日炮轰海防市，并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则主张结束战争，通过与胡志明谈判解决问题。1947年3月20日，共产党发言人雅克·杜克洛发表讲演警告说，战争政策“将会耗尽法国的资源，导致法国依赖其他大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从而丧失法国的民族独立性”。不过，法共并不想因此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3月22日，当政府就对战争拨款问题要求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时，法共议员投了弃权票，而法共部长们却投了赞成票。[76]但是在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个殖民地问题上，法共则表现出强硬的立场。3月29日马达加斯加岛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法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军事镇压，并要求取消4名马达加斯加议员的豁免权。在4月16日的内阁会议上，法共部长严厉谴责法军在马达加斯加的大屠杀，同时谴责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并中途退出会议以示抗议。[77]三党联合政府的内部关系日趋紧张，在美国的支持下，右翼党派决心把共产党踢出政府。
早在3月间，奥里奥尔总统就认为“如果目前这种政府形式维持不下去，不如分裂”，并指责拉马迪埃“行动迟缓”。改组内阁的密谋和计划由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4月下旬，拉马迪埃与布吕姆商议此事，一致认为“解除共产党人的职务对法国及共和国是生死攸关的”。刚从莫斯科参加四国外长会议归来的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比多也向拉马迪埃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行动。4月25日晚，拉马迪埃向其密友、国民教育部长马塞尔—埃德蒙·纳日朗透露：“我已下定决心，要将共产党人赶出政府。”4月30日，拉马迪埃悄悄地征求了法共部长以外所有内阁成员的意见，并取得了一致赞同。与此同时，社会党领导机构——指导委员会在社会党议员的压力下经过激烈辩论，以10票对9票通过决议，敦促拉马迪埃改组内阁。拉马迪埃还召见了三军参谋长勒韦尔将军，命令他增调部队，加强对巴黎安全保卫的部署，以防不测，法国各军区司令也奉命让军队处于戒备状态。[78]
拉马迪埃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在工资政策上的争论。1947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炭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供应不断减少，面粉和黄油储备已经用光，肉类来源几乎断绝。面对通货膨胀和工资冻结的严重局面，4月25日，雷诺汽车制造厂基层工会自发地组织了工人罢工。法共和法国总工会都先后表态，支持雷诺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在5月l日晚奥里奥尔总统出面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多列士声明法共反对政府冻结工资的政策，其他法共部长也都表示支持正在扩大的罢工运动，狄戎还补充说，三个月来法共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政府有分歧。结果，内阁会议不欢而散。此后，法共部长们既不出席内阁会议，也不辞职，试图以此逼迫政府改变政策或集体辞职。5月4日，拉马迪埃在国民议会要求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所有法共议员及内阁成员都投票反对政府。第二天，拉马迪埃便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公告，终止5名共产党内阁成员的职务，并于5月9日成立了没有法共参加的新政府。[79]
意大利的情况与法国类似，只是排挤共产党的手法有些不同。1947年1月，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在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中，了解到美国对意大利寻求经济援助的要求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在意大利政府中发挥作用。5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更直接暗示加斯贝利，只有将极左翼从他的政府中赶出去，才有可能谈到美国的援助问题。美国驻意大使邓恩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于是，5月13日加斯贝利以政府内出现众多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当5月31日组成新政府时，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已经被排除在外。[80]
在法国和意大利接连发生的事件表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破产，这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极为不安和恼怒。6月3日，莫洛托夫给驻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发出指示，要求约见多列士并向他传达所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信。多列士可以抄写信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原件要立即销毁。日丹诺夫在信中说：“联共（布）中央对近日法国发生的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的政治事件非常担忧。苏联工人多次请求我们向他们解释法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法国的力量对比已不利于共产党感到很担心，这一变化造成的政治后果也令他们不安。但是由于缺乏信息，我们很难给予他们明确的答复。……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是与联共（布）中央协商过的。你们自己清楚，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你们采取的这些步骤，联共（布）中央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后，日丹诺夫强烈要求法共向莫斯科通报信息。[81]显然，斯大林担心的不仅是“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无法继续，更令他不安的是那里的共产党擅自行动，有脱离莫斯科指挥棒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日丹诺夫这封信的内容也通知了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受莫斯科主张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影响，东欧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亦有所抬头。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联合政府”政策的命运同样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如果说在西欧这一政策的破产表现为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那么在东欧则表现为共产党（多数情况下与社会党联合）把其他政党排挤出政府。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那里的权力已经完全被共产党垄断，其他东欧各国共产党都有其要对付的政敌。为了把农民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右翼社会党人驱逐出政府，甚至取消它们作为真正的反对派的资格，各国执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技术手段”和“非常措施”。
所谓技术手段，就是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捷共领导人对待作为体现国内政治民主生活的选举制度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哥特瓦尔德在1946年4月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阶级、我们的党和劳动人民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纠正这种机械式的投票……以便获得对工人政党有利的结果。”已经公布的俄国档案证实，至少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1946～1947年的选举中就发生过这种现象。[82]以罗马尼亚为例，1945年3月6日，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国王批准成立了以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阵线政府。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与西方达成妥协，吸收民族自由党和全国农民党的领导成员入阁，并准备在全民、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议会选举。然而，对于姗姗来迟的1946年11月的选举结果，当时所有的西方观察家和罗马尼亚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都一致认为是伪造的，美英两国也公开指责选举没有代表民意。[83]现在档案材料披露的罗共领导人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些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选举前，乔治乌—德治信心十足地对莫洛托夫说，为了确保取得选举的胜利，“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波德纳拉希在苏联使馆的谈话更加明确：“我们希望在投票时得到的实际选票可以达到55%～65%，但是我们需要得到的是90%的选票，而做到这一点，将要借助于选举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性和某种‘技术手段’。”[84]
所谓非常措施，就是制造政治案件，利用掌握中的权力机关打击反对派。这是比较容易也更为普遍使用的手段。在匈牙利，由于共产党的力量较弱，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85]在1945年11月的普选中，小农党取得巨大胜利，在议会中占有近60%的席位。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为了履行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小农党同意增加共产党在内阁中的席位，而共产党以退出政府相威胁，取得了内务部长的职位。到1946年4月，利用小农党的分裂，共产党不仅控制了最高经济委员会、国防部等关键部门，而且还让更为好斗的拉伊克·拉斯洛接替过于书生气的纳吉·伊姆雷担任了内务部长。到了10月，作为小农党的领袖，纳吉·费伦茨总理实际已被架空。两个月后，国防部和内务部在既末通知总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逮捕。在随后几个月对这起“反共和国阴谋”案件的审讯中，大批小农党核心或骨干人物受到牵连，纳吉·费伦茨的密友、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也遭到指控，并被苏联人神秘地逮捕。[86]1947年1月在与苏联大使普希金的谈话中，费伦茨承认小农党议会党团中确实混有反动分子，但是“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夸大阴谋，试图利用自己在侦察机关的优势败坏小农党领导人的名声并引起该党的分裂”。“共产党正在没有任何根据地中伤和迫害独立小农党的某些成员”。费伦茨还向苏联人提出，为了给“联合政府的工作创造一个健康的基础”，“希望共产党也做出让步，准许我们小农党的成员进入警察系统和地方政权机关”。[87]费伦茨哪里知道，匈共的矛头最后就是指向他本人的。在4月29日对莫洛托夫的汇报中，拉科西指出，不仅纳吉·费伦茨总理是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很可能共和国总统蒂尔迪·佐尔坦也与该阴谋有牵连。拉科西还坦言：“很遗憾，在阴谋分子那里没有发现武器仓库，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揭露他们了。我们需要某种紧张的局面。至少，我们希望把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再次提到首要地位。”[88]一个月后，拉科西便利用费伦茨出访瑞士之机，在突然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提出对他的叛国指控，费伦茨被迫辞职，流亡国外。[89]
在波兰选举前的几个星期，掌握政府权力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对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非常措施：“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逮捕了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并举行了几次审判，旨在证明农民党与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选区内农民党候选人资格，禁止波兰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90]结果，农民党在1947年1月的选举中“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损伤”。工人党向莫斯科报告说，鉴于米科拉伊奇克还有很大影响，“今后仍然必须对农民党施加压力，对它采取攻势”，除了继续实施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外，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机关，首先是行政—政治机关中清除波兰农民党成员”。[91]其目的正如社会党领导人贝尔曼所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对待政府态度上能够循规蹈矩的反对派”。[92]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也先后发生了清洗和排挤反对党的类似情况。[93]总之，到1947年春天，东欧各国联合政府的社会政治基础大大缩小了，即使保留在政府内的非共产党部长，也只能是俯首帖耳。作为一项政策，“联合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如前所述，东欧各国共产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宽容”政策，或多或少都带有被迫性，而党的生存及其利益所在，又必然要求他们在政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破坏“联合政府”的行为最初大多是东欧各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渐渐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这种要求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各党基本上是持反苏立场的，只有共产党牢牢掌握政府的方针和方向，才能保证对苏友好政策的实行。在莫斯科认定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之一在于诱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控制以后，特别是当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借口共产党无法替代政府做出决定，而试图违背苏联的意旨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斯大林终于决心放弃“联合政府”政策了。[94]此后，随着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斯大林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一方面督促和逼迫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打开了通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之后，所谓联合政府在东欧已经不复存在。
总体说来，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对于东欧确有扩张性，但对于西方却不具进攻性。“联合政府”政策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与西方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制度，斯大林也确曾设想以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模式逐步把各国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因此可以认为，正如斯大林本人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反复解释的，这一政策推出伊始并非一时之计，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陷入了一种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首先，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其次，莫斯科既要东欧各国共产党吸纳内心对苏联持有敌意的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府，又要各国政府保证与苏联政策的一致性，而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则都要为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互相争斗。因此，“联合政府”政策必然是短命的。对于冷战的起源而言，“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源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又成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倡导的各国以不同政治形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模式。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冷战政策的最终形成，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复活。
[1] 在这方面，除了过去大量的传统学派著作，约翰·加迪斯的一部名著很有代表性。在这部显然是回归传统的书中，作者强调，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见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7，pp.290-293、295。
[2] 详见：David Holloway，Stalin and the Bomb：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1939-1956），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168；V.O.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13，1995；Aleksei M.Filitov，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Ⅱ，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3-53，New York：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1996，pp.3-22；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Cambridge and La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5-276；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15、21。
[3]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5～66页；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4]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4-8，Вестник，1995，№4，с.116-118。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68～671页。
[5]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49，Вестник，1995，№4，с.118-11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72～673页。
[6]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Вестник，1995，№4，с.124-14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84～713页。该报告还认为，在战后不久的将来，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第712～713页），这个见解对日后的苏联对华政策不无影响。
[7] AVPRF，f.6，op.6，d.603，p.45，l.34。转引自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p.8。
[8]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14，д.143，л.31-89。转引自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Европа：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1939-1947//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1，с.90。另参见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c.19。
[9] 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pp.16-18.
[10] 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372、374-375、377-378；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1947-1956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1994，с.6、21。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另参见Лебедева Н.，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 Междунаротный жизнь，1994，№5。
[11] 罗伊·麦德维杰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王桂香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第274页。
[12] Корниенко Г.М.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е участника，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18；艾·哈里曼、伊·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三联书店，第275～276、279～280页。
[13] CDA（保加利亚国家档案中心），Find 147 B，op.2，ae.1025，l.1-6。该文件复印自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收藏的英译本保加利亚档案，下同。
[14] 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77，оп.3с，д.174，л.3。转引自Марьина В. В.（отв. ред.）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с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1944-1948，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с.94。
[15] 当然，莫斯科并非否定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在1944年1月17日苏联情报局的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耶夫认为，目前宣传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各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宣传苏联的制度”，但强调这种宣传要避免“公开”和“直接”的形式，而应该“朴实”地进行。РГАСПИ，ф.88，оп.1，д.998，л.1-2，转引自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94。
[16] 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的公开讲话中说：“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其目的之一就是“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不发生，至少也要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398～399页。
[17] 费南德·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方光明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3、146页。
[18] Ronald Tiersky，French Communism，1920-1972，New York &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118。转引自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05页。
[19]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324～325页。
[20]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第二卷，第3页。关于战时希腊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情况，详见David H.Close ed.，The Greek Civil War，1943-1950，Studies of Polariz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p.97-155；R.Craig Nation，A Balkan Union？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1944-8，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125-143。
[21] 塞顿·华特生：《从列宁到马林可夫》，邵国律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第402页。
[22] АПРФ，ф.45，оп.1，д.390，л.85-93，Источник，1995，№4，с.152-15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7～737页。
[23]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313～315页。
[24] Silvio Pons，“Stalin，Togliatti，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Paper for the Conference“Stalin and the Cold War，1945-1953”，Yale University，23-26 September 1999，pp.1-3.
[25]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495，оп.74，д.259，л.8。转引自Наринский И.В. Сталин и М. Торез，c.19-20；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10-411，《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80～282页。
[26] 《意大利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第90页；马契拉·弗拉拉、毛里齐奥·弗拉拉：《陶里亚蒂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258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326～328页。
[27] СтрижовЮ.И. 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о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Источник，2003，№2，с.51-52。埃尔科利是陶里亚蒂流亡时的曾用名。
[28] 参见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368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234、245～248页。对于莫洛托夫派遣的波波夫小组的任务，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见Смирнова Н.Д. “Гре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на париж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1998，с.8-9。
[29] АПРФ，ф.3，оп.64，д.99a，л.40。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251页。
[30] 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22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247～248页。
[31] 有关“百分比协议”的俄国档案已经全部解密，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参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1～726页。
[32]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881～882、884～886、891、920、933、951～952页。
[33]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Vol.7，Washington：GPO，1969，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37-1945гг.，Книга 2，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с.37-40。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Том Ⅳ，Книга 2，с.68-71。
[3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页。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页。
[38]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8～9页。
[39]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3；《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51页）。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40] 《毛泽东年谱》，第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41]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42]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216页。
[43] 详见Vesselin 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Stalin，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73-275；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конц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 6，с.152-153；Валева Е.Л.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Болгарии，1944-1948 годов//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1999，№4，с.24。
[44] 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75-276.
[45] CDA，CMF 434，k.77-78.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52.
[46] 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76-277.
[47] CDA，f.1B，op.7，ae.398，l.1. Димитров，Дневник，с.487、494-495；Вал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Болгарии，с.27-30. 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80-281.
[48]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2；《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50页。
[49] CDA，Fond 146B，op.4，ae.639，l.20-28.
[50] CDA，New Declassified Record，№5032，T.II，p.10；АПРФ，ф.45，оп.1，д.252，л.28-39，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1944-1948гг.，Москва：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1997，с.355-361，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第86～93页；Dimitrov，Revolution Released，Gori and Pons（eds.），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p.282-283；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518；《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70～371页。
[51]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534-535；《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85～387页。
[52]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详见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план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115-116。
[53] Поп И.И.，Россовская М.И.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чехословак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с.92.
[54] Серапионова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116-117.
[55]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Вестник，1995，№4，с.130、13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93、706页。
[56] 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с.499-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39～140页。
[57] АВПРФ，ф.06，оп.6，п.42，д.551，л.3-6，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2-55，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31～33页。参见Гибиан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 6，с.152；Яжборовская И.С. Вовлечение Польши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блок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проблемы и методы давления на поль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40-е годы//ИВ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с.90。该委员会设在波兰卢布林，亦称卢布林委员会或卢布林政府。
[58]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64.
[59] АВПРФ，ф.6，оп.6，п.42，д.548，л.9-1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36-42，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4～20页。
[60] 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с.499-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66～185、218～219页。
[61] АПРФ，ф.45，оп.1，д.355，л.33-62，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443-46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14～136页。米科拉伊奇克与科瓦利斯基原同属一个农民党，后该党分裂。
[62] Charles Gati，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6，p.82.
[63] АВПРФ，ф.06，оп.6，п.34，д.416，л.9-13，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94-98，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14页。
[64] АВПРФ，ф.07，оп.5，п.43，д.93，л.7-8，T2157，с.111-11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8～20页。另参见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第138页。
[65] АВПРФ，ф.07，оп.5，п.43，д.93，л.14，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11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21～22页。
[66] АВПРФ，ф06，оп.7，п.28，д.372，л.6-8；АВПРФ，ф.077，оп.25，п.115，д.37，л.44-4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234-236、242-24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23～25、26～27页。
[67] АВПРФ，ф077，оп.27，п.11，д.121，л.25，转引自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79-80。
[68] АВПРФ，ф.06，оп.7，п.28，д.371，л.60-64，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271-274，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34～38页。
[69]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Мурашко Г.П.，Носкова А.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1944-1948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3，с.186-189；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461～462页。
[70] АВПРФ，ф.06，оп.7，п.29，д.377，л.4、14-15、18-19，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290-291、293-294、299-301，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1～42、43～44、45～47页。
[71] АВПРФ，ф.06，оп.7，п.29，д.377，л.22-24，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303-305，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8～50页。
[72] 关于苏联对中国内战爆发的影响，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73] 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1947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74]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894～895、899～900页。
[75]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3～39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第30页。
[76] 详见Mark Atwood Lawrence，Transnational Coalition-Building and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in Indochina，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Vol.26，№3，Summer 2002，pp.453-480；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2页；阿·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陆伯源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48～49页。
[77]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40～41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2页。
[78]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43～44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0～31页。
[79] 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第48页；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41、44、46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0页。
[80] 史志钦：《意共的转型与意大利政治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110～113页；Melvyn P.Leffl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the Marshall Plan，Diplomatic History，1988，Vol.12，№3，p.281；华特生：《从列宁到马林可夫》，第408～409页。
[81] АПРФ，ф.45，оп.1，д.392，л.33-34，Наринский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c.24-25.
[82]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901，л.33，参见Мурашко，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94-95。
[83] Ерещенко М.Д. История，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Совет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Румынин）//Гибианский（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91；《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476～477页。
[84] АВПРФ，ф.06，оп.8，п.44，д.733，л.19-20；АВПРФ，ф.0125，оп.34，п.131，д.16，л.104-111，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Ⅰ，с.535-536、541-546，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548、554页。
[85] 苏联驻匈使馆在1946年度的政治总结报告中就抱怨，共产党应对“警察局里的过火行为”负责。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1，д.11，л.24-29，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609-61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5～108页。
[86]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509～512、518～520、523～525页；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1，д.11，л.47-49，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608-609，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3～104页。
[87] 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0，д.7，л.20-23，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61-562，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90～91页。
[88]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9，л.7-21，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613-62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9～121页。
[89] 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14，л.129-13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641-647，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22～128页。
[90]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80，л.1-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51-555，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卷，第575页；Бордюгов Г.，Матвеев Г.，Косеский А.，Пачковский А. СССР-Польша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дчинения，1944-1949гг.，Москва：АИРО-ХХ，1995，с.193-198；《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332～334页。
[91]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284，л.19-25，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87-591，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80～181页。
[92] АВПРФ，ф.0122，оп.29，п.208，д.7，л.81-84，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I，с.592-594，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85页。
[93] 详见《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494～501页。Ерещенко История，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Гибианский（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c.91；Мурашко，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97；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徐先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3页。
[94] 关于对待马歇尔计划的立场上苏联与波、捷的分歧及其解决，参见Наринский М.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Чехов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отв. ред.），Февраль 1948，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Москва：Ин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1998，с.67-83；Mikhail M.Narinsky，“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CWIHP Working Paper，№9，1994.3；Anderson，Sheldon，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1947-1949，Diplomatic History，1990，V.15，№4，pp.473-4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