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与勘误

(在这个标题下，布克哈特附加了许多参考后来研究而写的注释，其中部分是书目，部分是对正文某些论点的扩展。在后一类注释中，有两条尤其值得注意，它们更充分地揭示了布克哈特的想法。一英译者)

认识到，关于公元324年敕令的摘要，应当强调，尽管有各种轻视的言论，继续宽容异教是被明确指示的。君士坦丁渴望双方享有同等地位，这事实上注定对基督教有利。但他不想把深谋远虑公开，也很难迫使他对异教采取雷厉风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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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们有机会对君士坦丁总的历史功绩再说两句。他冒险用了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大胆的一击(此前可能不止一个皇帝考虑过这样一击，但肯定都惊惶失措地退却了)，也就是说，他把帝国和旧宗教分离开来，旧宗教尽管把膜拜帝王强加于臣民，但由于处于坍塌状态而无法进一步帮助国家权威了。这意味着，甚至在年轻的时候，甚至在迫害以前，君士坦丁定然已经想到怎样对付基督教会了：面对整个异教世界，基督教会虽然势单力薄，却是帝国境内除军队之外惟一有组织的力量，余者皆为细碎的尘埃。他敏锐地感到这个力量日后可以帮助帝国，并采取了相应行动，这正是构成君士坦丁不朽名声之要素。这连同冷峻而崇高的才智、连同完全不为任何基督教情感所动的内心世界，意味着非凡的坚定和机敏。与英格兰的亨利八世一样，君士坦丁懂得如何在每次转变上使单个措施顺应流行趋势，他差不多直到最后才无所畏惧地把蔑视和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给予异教。

边码第312页以下：隐修制的整套概念，包括其实际发展和年代顺序，近来随着魏因加登的著作《后君士坦丁时代隐修制的起源》(Weingarten，Der Ursprung des M6nchtums im nachkonstantinischenZeitalter，Jena，1877)的问世而被大大改变了。这本论著认为，《保罗传》被哲罗姆当作传奇，《圣安东尼传》的作者不是亚大纳西，更不用提许多其他考证性的结论了。如果我未能根据这些论点而大幅度改动以前的论述，乃是基于这种考虑，此类虚构作品一一如果当真如此--仍然是其时代精神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因此从文化史角度看仍然具有真实性(至于安东尼，我认为极端苦修主义与他先前受到的神学和哲学教育相结合，是颇为可能的)。但我不得不感到，必须比魏因加登更加充分地强调隐修者是对留院隐修阶段(cenobite stage)的预备。此外，我觉得把"于沉默中论证"(argumentum ex silentio)运用在尤西比乌斯和其他主教那里有点问题；或许他们一点也不关心隐修制，而对自己觉得重要得多的问题全神贯注。最后，我认为总的来说苦修主义，即使在其令人可怕的阶段，很可能是严厉的基督教教义和见解的产物。那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在塞拉皮斯神庙隐修的人一直残存到基督教时代，对此我并不否认；但不管这种隐修士的生活多么简朴，与公开生活的遁世者相比，二者差别之大，远远超出我们这位作者的设想。

关于古代的原始资料／摩西·哈达斯

为了重构历史，布克哈特充分使用了古代的原始资料一一既有文献又有钱币和铭文、既有专业历史又有纯文学(belles lettres)--"和近代的权威著作。后一类以今日眼光看多半已显陈旧，布克哈特自己的著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在古代作家之中，布克哈特最常用的是基督教作家尤西比乌斯(主要是《君士坦丁传》。)和拉克坦提乌斯(主要是《论迫害者之死》)，异教文献则是《奥古斯都史》(Scriptures Historiae Augustae)、阿米亚努斯·马赛利努斯、奥里略·维克多和《颂辞})(Panegyrici)5，参考这些著作对于研究这一主题无法回避。关于所有这些原始资料的史学价值，学界评价历来大相径庭，为了方便读者，有必要对此略加陈述。

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约265～340年)是高产作家，作品涉及圣经注释学、护教学和教会史。关于圣经的著作除了通常的评注，还包括研究圣经地名的工具书《专有名称录》(Onomasticon)；主要的"护教"著作是十五卷《福音之准备》和二十卷《福音之证明》(有超过十卷传世)；十卷《教会史》(此外尚有一部关于年代学的短小作品)是这一领域内的开山之作，为后世历史学家竞相使用。他所有篇幅长的作品对早期作家之摘录翔实丰富，价值尤其高。尤西比乌斯写作时，基督教已经是得到承认的宗教，他第一个把世俗研究者的客观方法运用到教会学术中去。如果从客观史学的角度考虑，显然，《君士坦丁传》确实容易受到责难，像布克哈特宣称的那样(参看边码第272页 367 以下)。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完全公正，因为它事实上属于颂辞，客观真实在这类作品中必须向大量阿谀奉承让步，这在当时是举世公认的。但如果这种开脱之辞维护了尤西比乌斯的品格，却仍不能确定《君士坦丁传》的真实性。

如果说尤西比乌斯在希腊教父的著述中标志一种过渡，同样的过渡在拉丁教父著述中则由拉克坦提乌斯(约生于250年)体现。他的教义著作包括《论创世》、《神圣原理》和《论上帝的愤怒》，但包含历史材料的著作是《论迫害者之死》。这篇论文叙述了先前所有迫害基督教的皇帝所遭受的可怕死亡，连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的退位也被解释为上帝的责罚，用意在于显示上帝对选民的关心，可能也为了阻止李锡尼对基督教采取敌对措施。在布克哈特身后，学界倾向于认为此文乃伪作，但近来钟摆又荡回来，觉得出白拉克坦提乌斯之手。无论这位作者是谁，种种迹象表明他亲眼见证了发生在尼科美底亚的迫害，不管他的证词有多么偏颇。

《奥古斯都史》提供了从哈德良到努梅里安(117-284年)期间的皇帝、凯撒和篡位者的传记，但在244年到253年之间空白一片。此书声称作者共有六人--斯帕提亚努斯(Aelius Spartianus)、伽利卡努斯(Vulcacius Oallicanus)、兰普里迪乌斯(Aelius Lamp ridius)、卡皮托利乌斯(Julius Capitolius)、波利奥(Trebellius Pollio)和沃皮斯库斯(Flavius Vopiscus)，还声称书写于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统治的期间。有些学者承认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另一些学者认为此书出自一人之手，写作时间比声称的要晚差不多一个世纪，六位作者之名只是附在上面增加可信度的。不管怎样，此书作为历史价值不高，它主要关心微不足道的流言蜚语，各种谎言假话穿插其间，俯拾即是。阿米亚努斯·马赛利努斯(约生于325年)写了一部从涅尔瓦到瓦伦斯时期的历史，共三十一卷，其中前十三卷失传了；剩下的部分涵盖了353年到 378年。历史学家基本上同意吉本的评价，认为阿米亚努斯"明智而公正"，而他的证词"无懈可击"。但书中顺带出现了一些评论，如"基督徒彼此之间的敌意超过了野兽对人的狂怒"(卷2，章5)，有些人认为此类评语暗示了阿米亚努斯大体上敌视基督教的偏见。

奥里略·维克多与阿米亚努斯·马赛利努斯有私交，曾于389年出任罗马城的市政长官(Prefect)，并于360年完成共分三部分的历史。前两部分一为《罗马种族之起源》(有关埃涅阿斯的传奇)、一为《论名人》(有关早期王政时期和共和国)，与本书不相关；第三部分题为《凯撒列传》，写的是帝国，具有许多与阿米亚努斯著作相同的优点。布克哈特所谓的"第二个维克多"是一部摘要，表面上是维克多写的，实乃独立作品，附在《凯撒列传》之后。

《颂辞》汇集了在特定场合下写给不同皇帝的十二篇演说辞，内容因恭维过头而倒人胃口。毫无疑问，此书并非伪作，如果谨慎利用，不失为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八篇与这一时期有关：第二篇，献给马克西米安，作于289年4月21日(罗马诞辰之日)，地点在帝国北方一个城市；第三篇，献给马克西米安，为他祝寿；第四篇，尤曼尼乌斯请求皇帝重建奥顿的学校；第五篇，献给君士坦提乌斯，作于297年3月1日，关于征服不列颠；第六篇，为君士坦丁和荚丝塔之婚礼而作，307年；第七篇，为君士坦提乌斯而作，纪念特里尔建城，310年；第八篇，以特里尔的名义感谢君士坦丁，311年；第九篇，庆祝君士坦丁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作于特里尔，313年；第十篇，拿扎里乌斯歌颂君士坦丁在位十五年，321年。

布克哈特频频引用的其他作家还包括：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索纳拉斯、尤特洛皮乌斯、希罗狄安；教会史家索克拉底、索佐门、克雷涅的摩西；教会作家德尔图良、哲罗姆、亚大纳西、阿诺比乌斯；为修辞学家立传的菲洛斯特拉托斯和尤纳皮乌斯；小说家阿普列尤斯、赫利奥多罗斯、朗戈斯。

译后记

如果奥古斯都时代的一个罗马人误入桃花源，错食长生药，待到奥古斯丁时代复返尘世，定然感慨人事皆非。他将发现，帝国现已一分为二，西部皇帝叫霍诺留，常驻米兰，很少来罗马；东部皇帝叫狄奥多西二世，住在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新首都。称呼皇帝的方式变了，他不再自谦为"首席公民"(princeps)，而是高高在上的"君主"(dominus)，他接见任何人，中间无一例外，总隔着帘子，人们竟然还向他匍匐跪拜，他身边则簇拥着众多宦官。霍诺留长期受将军斯提利科左右，此人系汪达尔人，这类蛮族以前被投入斗兽场，供人消遣，如今不仅大量充斥军队，还纷纷跻身元老院，以致元老头衔的光环早已黯然失色。按部就班晋升到执政官的阶梯(cursus honorum)仍然存在，但阶梯上的各级官职有名无实；相形之下，各类握有实权的官职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军人的数量同样多了许多，他们以前只驻扎在需要防御的行省，现在到处都有，但似乎仍不够多，无论罗马抑或行省城市，早先无需防御，如今却为清一色石头城墙环绕，这些厚实的城墙无声地诉说，这是一个数量高于质量的时代。他又从小酒馆的攀谈中得知，皇帝为了获取更多税收，已立法限制社会流动，比如，铁匠的儿子只能当铁匠；而生活在城镇中要比在乡村幸运，因为税收负担相对轻些；但与此同时，个别富绅显贵动辄一掷千金，仿佛今天即是末日。

然而，最让他不可思议的是，昔日司空见惯的大大小小的神庙或关闭、或废弃、或改作他用，不少迹象表明，有的还遭到焚烧打劫。须知，"罗马和平"(Pax Romana)就是"神的和平"(pax deorum)，国家理当敬奉诸位神祗，与他们和睦共处，否则会招致众神愤怒，为国家带来灾难。现今频频入侵的蛮族该不会就是受众神差遣，前来惩罚世人的背信弃义的吧?他惊异地得知，皇帝三十几年前(382年)就不再担任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他目前崇拜一个叫耶稣的救世主，此人生前多行奇迹，法力无边，后来被钉上十字架，以前的皇帝迫害他的信徒，但眼下他们得势了，十字架作为惩处奴隶和异族的残酷刑具不仅遭废除，反而被当作护身符流行开来。他们不仅积极地传教，还反过来迫害不信耶稣的人，那些金光闪闪的朱庇特、密涅瓦、阿波罗神像被熔化再铸成金币，前不久他们又把埃及亚历山大里亚讲授柏拉图的一个女哲学家当街杀死(415年)。长方形会堂(basilica)原来用作市政建筑，现在成了这种新宗教的神庙，其中有些还存放着早些时候受迫害致死的殉教者的遗物，显得神庙不像神庙，坟墓不像坟墓。至于这种新宗教的教义，实在晦涩难懂，信徒内部时常为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吵得四分五裂。

尽管如此，新宗教所产生的深刻社会影响可以轻易感知。皇帝嫌角斗太血腥，已下令禁止，但取缔这一喜闻乐见、根深蒂固的娱乐很难立竿见影，罗马城就照样举办，不过皇帝本人早已不再资助。反感角斗似乎透露出对道德严肃性的关注，但这种道德趣味却与奥古斯都时代的大相径庭。奥古斯都鼓励臣民多生多育，立法奖励子女满堂的父亲，对未婚者继承遗产则多加限制。现在，相关限制废除了，那些出于热爱上帝而选择独身的人不但不会受到处罚，反而值得赞美。主教如今社会地位显赫，一旦派立为主教，宛如升上新的等级(ordo)，不仅可以裁决基督徒之间的民事纠纷，更享有免税特权。主教派立时有的已婚，但派立后再有性行为，就会遭人白眼。虽说如此，贵族仍不再以馈赠各种华丽恢宏的公共建筑为荣，而是想方设法当选为主教。另一些信徒干脆变卖家产，住进荒漠，彻底弃绝尘世生活，这些人被奉为道德完美的榜样，其中一些已经蜚声整个帝国，吸引众生不远万里前去朝圣。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童贞备受珍视。受监护的女孩长大后若要嫁人，监护人必须证明她是处女；如果监护人诱奸了她，将被流放，全部财产充公。强奸犯应当被活活烧死，且不得上诉。如果违背女孩父母之意占有她，就算她愿意，也不再可以娶她；非但如此，女孩的默许纵容使她也应当被活活烧死。保姆如果鼓励女孩私奔，将被灌下沸腾的铅水。如果处女遭诱失身而父母知情不报，父母应当被流放，任何揭发他们隐瞒实情的奴隶将受到奖赏。连惨遭奸污的处女也要受罚，因为她本可以安全地呆在家里；但为了显示皇帝仁慈，只罚她丧失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的权利吧一一但她因此可能得不到嫁妆，再也找不到好丈夫。在古典时代，"童贞" (virginity)指处女(parthenos，virgo)的未婚状态，而不是指没有性经验，尽管两者常常重叠。在理想情况下，女大当嫁，与其他家庭建立持久联系，并通过生儿育女、避免通奸来体现贞节(sophrosun，castitas)。但基督教把童贞重新定义为永久禁欲，它不再象征匆匆易逝的青春，而代表了永恒。这从本质上挑战了丈夫与妻子可以适度、合法的性结合的古代观念，显得与一个以宗族和王朝为基础的社会格格不入。不仅如此，童贞还成了女性和男性都应保持的美德。维护没有性经验的身体，其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仪式，能够为短暂的尘世逗留换取永恒的生命。亵渎童贞好比不可弥补地破坏了整个仪式，必须严厉惩处，无论罪犯还是受害人，一律难逃责任。

作为首位支持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是彻底促成这些转变的分水岭式人物，而他在历史上总是激发黑白分明的评价，这是由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使得怎样理解他的统治总是触及怎样评价基督教的使命和发展这根敏感的神经。早在4 世纪，争议便已出现。他和他儿子们尚在位期间，异教徒安提阿的李巴尼乌斯就把他当作体现美德的光辉典范，更不用说基督徒拉克坦提乌斯和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了，他们认为他的道德正直、他所成就的幸福和功绩超越了此前所有皇帝。尤西比乌斯还转述了皇帝亲口诉说的异象：在公元312年向罗马行军的途中，时近正午，天色转暗，他和所有士兵亲眼看见一个发光的十字架形胜利纪念柱，高悬天空，位于太阳之上，上面刻有"以此征服"的字样。基督教传统认为这个十字异象促成了君士坦丁的皈依。

但公元361年他的儿子都死后，诅咒盖过赞美。新皇帝朱利安以前小心翼翼地应声附和赞美，登基后不再有所顾忌，公然信奉异教，并谴责他的叔叔是不计后果的革新家，摧毁了罗马的古老风纪。他拿君士坦丁和亚历山大大帝以降的著名皇帝类比，无非想让他处处相形见绌。在朱利安眼中，君士坦丁热衷声色犬马，聚敛并挥霍了大量财富，他之所以皈依基督教，是因为耶稣保证骗子、不洁者和杀人犯能够立即获得宽恕。尤纳皮乌斯进一步把朱利安的讥讽发挥成一种历史解释，责难君士坦丁及其皈依基督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尤纳皮乌斯在378年之后写作，罗马军队这年在阿德里亚堡被哥特人击败，这是帝国自3世纪以来遭遇的首次重大失败。尤纳皮乌斯穷根溯源，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君士坦丁没有在公元314年举办百年节；更谴责他的私生活和政治手段皆毫无道德可言。就前者来说，他和情妇生下长子，后来怀疑长子和妻子通奸，泯灭人性地将他处死，君士坦丁的母亲为孙儿打抱不平，他再杀掉妻子。沿着朱利安的提示，尤纳皮乌斯把君士坦丁的皈依和这两桩命案联系起来：君士坦丁试图弥补自己的过失，遂求助异教祭司，但得不到满足，一个从西班牙来的骗子告诉他，基督教能够擦掉所有污点，他欣然皈依基督教。至于后者，君士坦丁也决非像其歌功颂德者吹嘘的那样正直。他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攻击李锡尼；其实是他先违背协议，试图收买李锡尼的手下；李锡尼战败后，君士坦丁又违背誓约，残忍地将他谋杀。而君士坦丁对军队和国家的改革皆为彻头彻尾的失败。左西莫斯在5世纪至6世纪之交添油加醋地重复了尤纳皮乌斯。不过，詈讦很快又被赞美湮没了。这并非因为历史学家纠正了偏见，而是因为君士坦丁作为第一个基督教皇帝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无论在东部还是西部，君士坦丁成了中世纪君主的楷模，他所奠定的基督教帝国成了世上天国。古典学术研究自文艺复兴以来开始复苏，古人分歧的阵阵回声很快荡漾在近代关于君士坦丁的评价中。左西莫斯的著作由德国人文主义者约翰·勒文克劳(Johann L6wenklau)重新发现，他于1576年在巴塞尔出版了一个拉丁文译本，强调左西莫斯比尤西比乌斯和5世纪的教会史家更可信；左西莫斯对君士坦丁功过之分析公允而精当，尤西比乌斯则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颂辞作者，只会一味歌功颂德，自然无法画出君士坦丁的真实肖像。人文主义这回遭到反宗教改革情绪的驳斥。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Baronius)反复指责左西莫斯心怀叵测、谬误连连，他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对君士坦丁横加抨击(philippic)；相形之下，尤西比乌斯才值得信赖，李锡尼咎由自取，谁让他先挑衅君士坦丁的。巴罗尼乌斯甚至能在尤西比乌斯讳莫如深处读出上帝之手的干预。尤西比乌斯对上述两桩命案缄口不语，巴罗尼乌斯越俎代庖，认为它们肯定是上帝对君士坦丁过分宽容异教的惩罚。

显然，书写君士坦丁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怎样在相互敌对的古典文献中取舍。吉本认为，要想公正地勾勒出君士坦丁的形象，只有"把他的最热忱的崇拜者也不加否认的那些缺点和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也不得不承认的那些优点综合起来"。但即使表面上最中立的研究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争议，《罗马帝国衰亡史》论述基督教部分遭遇的种种非议，就是很好的例子。

巴塞尔人雅各布·布克哈特于1852年出版《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怀疑主义至此登峰造极。在布克哈特看来，君士坦丁见到的惟一"异象"是怎样利用基督教为世俗目标服务，就其本性而言，君士坦丁是不为任何宗教情感所动的冷酷政客。他对君士坦丁宗教真诚的诋毁建立在对教会作家，特别是对尤西比鸟斯的猛烈攻击之上，同时又将左西莫斯当作可能呈现事件真正来龙去脉的历史学家。迫切捍卫教会名声的学者抓住这点，严厉批评布克哈特，并为君士坦丁和尤西比乌斯辩护。

诺曼·贝恩斯(Norman Baynes)于1930年在英国学术院发表题为《君士坦丁大帝和基督教会》的演讲，提出要想在君士坦丁研究上取得突破，必须重视他自己的信函和敕令，从而为相关现代学术研究奠定了较可靠的基础。提摩太·巴恩斯于1981年出版《君士坦丁和尤西比乌斯》(Timothy D． Barnes，Constantine and Eusebius．Cambridge，Mass，1981)，在这本迄今为止关于君士坦丁最细致、全面的研究中，巴恩斯宣称，君士坦丁从公元312年起一直忠于基督教信仰，真诚地相信自己肩负着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一把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至于他那些明显暧昧的宗教态度，其实反映了小心谨慎，而非内心的怀疑或犹豫。巴恩斯批判考察了所有现存叙述，并为全书配上适量的原始资料引文。但这种写作风格恰恰是布克哈特刻意避免的，他在第一版序言中已声明，本书无意面面俱到，只想捕捉这个过渡时代重要而基本的种种特征，把它们塑造成明白易懂的整体。此外，不应忘记，布克哈特生在深受宗教改革传统影响的家庭，家族中出过几位新教牧师，他在转向历史和艺术批评之前，曾在巴塞尔获得神学学位。而他对自己使用的作家有全面、彻底的掌握，知人论世，洞达世故人情。几乎可以肯定，后人的异议不会让布克哈特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论断。意味深长的是，时至今日，有关君士坦丁及其时代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依然是其中最著名、被阅读最多的著作，一版再版，风行不衰。布克哈特勾勒的图景、他的见解和技巧自始至终得到公众最广泛的认可。

1949年，本书英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摩西·哈达斯 (MosesHadas)翻译出版，对学界冲击甚大。当时，英语学界自吉本以来正首次试图重新评估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的历史地位，布克哈特所采用的文化史(Kuhurges出ichte)方法启迪了一代学人。他放弃了传统上以事件为中心、按年代顺序进行的叙述，转而围绕政治、宗教和文化三个主题展开，通过揭示三者之间的互动来描述文明的演进。这种方法不再聚焦伟人的丰功伟绩，而是强调产生丰功伟绩的文化背景，能够帮助人们把这个时代理解成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或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它还有助于人们跳出历史实证主义的陷阱，后者相信历史的意义在于揭示事件的前因后果，为此又必须仔细甄别所涉及的事件或史实的真伪。在布克哈特看来，解释事件并不意味着寻找因果链，而在于发现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因果观念只是一种线性观念。社会并非由一连串线性的事件组成，而是高度复杂、相互联系的体系，其中任何一处变化都会牵动整体，诱发多重反应。更重要的是，原始资料之真伪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反映的是时人的感觉、情感、欲望、臆断、观念和信仰。伪作对于洞悉它所产生的时代精神往往比真品价值更高；而文学作品如果运用得当亦可用来书写历史。毕竟，文化史主要关心信仰和态度，而不是事件。这种宽广的视野和对实证主义的颠覆在(后)现代心灵那里产生共鸣，为挑．战传统史学提供了火药，直接影响到晚期古代学派日后强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重视思想心态的研究取向，并促使人们的思索从历史现场开始--"时人信仰什么?"

"他们怎样对变化做出反应?"这类问题远比"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信仰是否正确、有用与否?"来得重要。在过去三十几年中，晚期古代学派异军突起，成为晚近人文学科发展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关于这一学派思想的初次总结，参看G． W． Bowersock，P． Brown，and 0． Grabar，eds．LatP Antiquitv：A Guide to the Postclassical World．Cambridge．Mass，1999)。而布克哈特敏锐捕捉到的重大时代特征，诸如晚期希腊文化的复古倾向、地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彰显、异教神秘主义的盛行、主教作为政治力量的兴起、修道院的出现、苦修运动的壮大等等，已成为晚期古代研究精耕细作的对象。

不过，布克哈特在一个方面与晚期古代学派存在深刻的分歧。奥古斯都代表的古典世界与君士坦丁代表的后古典世界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它们是否衰落的先兆，预示了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崩解?君士坦丁通过皈依基督教而最终抛弃了罗马古老的价值观，这是否加速了衰落的进程?难道只有奥古斯都缔造的和平与秩序才是古典理想的体现，而对它的任何偏离必然意味着衰落?对于这些自吉本以来始终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晚期古代学派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感知不到断裂、沉沦和衰落，而只看见一系列传承、更新和转型。这种观点或许不会让布克哈特感到陌生。4世纪晚期的拉丁诗人克劳迪安曾把罗马比作形容枯槁、气息微弱、步履蹒跚的老妇，同时代的基督教诗人普鲁登提乌斯则让她因基督教而返老还童。布克哈特决心为这些差异唱挽歌：帝国政府因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而逐渐僵化，虽说这种僵化在拜占庭帝国那里让部分古代世界又苟延残喘了一千年；荷马和维吉尔的宗教被一种寻觅更深刻的宗教体验的欲望所侵蚀，再遭到狂热东方秘仪的冲击，最终被新兴的基督教以致命一击；探讨哲学没落成孤独的追求，哲学家在孤零零的梧桐树下发表演说，除了蝉没人听；古典艺术传统则屈服于追求富丽堂皇的东方趣味，名贵的材料与铺张的美感取代了对形式与和谐的关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是伟大而绝望的过渡时期，伴随基督教兴起的是古代异教个人主义的衰落。本书出版八年后，布克哈特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艺复兴或许是孕育希望的过渡时期，伴随中世纪基督教衰落的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

本书译自哈达斯教授的英译本。熊莹译第1、2、3、4、10章，卢彦名译第7、8、9章，其余部分由我翻译，最后由我全面校订和统稿。译文力有未逮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教正。英译本没有印行布克哈特的注释。布克哈特不太喜欢引用同行研究是他为当时学界诟病之处，加之这类参考书籍年代久远，既搜寻不易，又反映不了当下研究进展，即使印行也难以发挥参考价值。至于布克哈特对原始文献的运用，哈达斯教授作了一篇《关于古代的原始资料》，特予保留，我又在此基础上以脚注形式附上主要原始文献目前通行的英译，以便进一步阅读。布克哈特的风格是点到即止，对于不熟悉相关背景的读者或有难度，因此我不揣浅陋，对一些较生僻的人物、地名、典故和术语酌情加注(本书未作说明者皆为中译注)，初衷是想实现布氏的"明白易懂"，惟愿不致因此使原书显得乏味，而妨碍读者认识到全书实乃一篇敏锐博学的论说文(versuch，essay)。在图文书大行其道的时代，笔者自配了一些图，惟愿不致因此打断读者对布克哈特睿智的关注。借此机会，我要特别感谢黄洋教授为中译本撰写的精彩序言。感谢陈仲丹、郭长刚、戴晖、王秦伟等师友对翻译此书的鼓励和帮助。最后，还要感谢陈恒，没有他的信任和督促，也就没有这本译作。

宋立宏

2005年岁末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