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章没有充分概括晚期罗马帝国许多最重要的问题，对此我57们未加掩饰。所缺少的是一个基础，即对个别行省之状况的认识。

历史学家的零星记载、大量已经收集到的铭文和纪念性建筑的遗迹提供了确凿有用的事实，有些是直接的，有些靠推断得出；但其中无法填补的巨大空白反而更加令人困惑。这里，我们只能以插话的方式汇集行省的基本事实；作为生病国家开裂的伤口，这些事实无论如何值得仔细关注。首先，我们来看看当时与不列颠命运密切相关的高卢。

高卢杰出的专制君主一度挫败入侵的H耳曼人，有力保卫了西部。但他们继位过程中的暴行，对外来敌人的持久战事，以及最终发生在特垂库斯与意大利皇帝这两派之间的内部争斗(为奥勒良的高卢战役和他在马恩河畔的卡伦斯战役所终结)--这些都导致难以忍受的普遍苦难增加了，使一切政治和道德约束瓦解。现在，针对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的战事重新开始；后者在奥勒良统治期间(274年)曾经被君二匕坦提乌斯·克罗鲁斯将军击败于温迪什，克罗鲁斯的儿子君士坦丁恰恰在同一天诞生。不过，胜利似乎仅仅把更多不倦而年轻的民族从莱茵河对岸招了过来。让酒量好的军官先灌倒他们的使者，再套出机密，这一招不再管用了。他们不再惊叹于精心设计的盛大场面：皇帝在新月形的队列前接见他们的代表，皇帝本人身披紫袍站在高坛上，他面前有军团的金鹰、帝王塑像以及镶金并带有银枪标记的军旗。在普罗布斯统治时期，战争再次规模庞大，假如缺少这位皇帝的才干和勇气，高卢肯定失守了。即便如此，还是兴起一个新的派别，主要分布在里昂及其周边地区，它仿效波修姆斯和维克多里亚的所作所为，公然争取高卢帝国的延续。戴克里先日后在分割皇帝权威之时，或许考虑到这些情况。不过此前，普罗布斯在日耳曼南部征服的土地再次丢失，不幸的高卢再次受到日耳曼游牧部落的蹂躏。卡里努斯确实击败他们，还给高卢留下一支军队；然而，为了准备与篡位者朱利安和不断逼近的戴克里先的战争，他必须召回这支军队。整个高卢的社会组织随即走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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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农民突然之间以惊人的力量崛起，从此以后这种现象在古代法兰西的大危机中一再重复。农民当时生活在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奴隶制状态中，尽管人们并不总是用奴隶制来指代这种关系。许多农民实际上是农场奴隶；另一些是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还有一些人称作coloni(隶农)，即上缴一半收成给领主的佃户。同时也有处境较好的承租人，他们以货币支付租金；最后是一大批所谓的自由劳动者和工资挣取者。但现在所有人因为共同的不幸团结起来。为了分割后的国家的需要，地主们被横征暴敛掠夺殆尽，而希望从农民身上取回损失，就像法国贵族在普瓦蒂埃战役结束后做的那样，当时他们需要赎金以换回与好人约翰一道被俘的骑士。前者造成的后果叫巴高达运动，后者的叫扎克雷起义(1358年)。农民和牧羊人成群结队离开自己的茅舍，像乞丐一样四处游荡。在到处吃闭门羹并被城市驻军驱逐的情况下，他们聚集成 bagaudae(巴高达)，意为"团伙"。他们宰杀自己的牛，狼吞虎咽地吃肉；他们以农具武装自己，骑上农庄的马，跃过平坦的乡村，不仅仅为了果腹，还要在丧失理性的绝望中蹂躏它。接下来他们威胁到城市，城市中一贫如洗的无产者急欲抢掠，常常为他们打开城门。普遍的绝望和高卢土著期望铤而走险的情绪使他们的军队在短期内迅速扩充，以致他们大胆推举埃利安努斯和阿曼杜斯这两人为皇帝，由此重新提出建立高卢帝国的主张。这些乡巴佬皇帝的宫廷一定鱼龙混杂、稀奇古怪；3世纪已经将许多勇敢的农民和奴隶之子推上世界王座，但这些人一般首先在军队而后在帝国总参谋部里见习过皇权。埃利安努斯和阿曼杜斯可能不具备这样的资历，但也许他们可以提出另一点，足以压倒所有其他劣势。从7世纪开始，基督教的文献传统把他们变成基督徒，因此为他们反对崇拜偶像的皇帝的立场提供了合法性。有把握断定，在参加巴高达的劳苦百姓中，许多人是基督徒，还有形形色色受迫害之人，甚至罪犯。

比起遭受蛮族压力更大的高卢北部和东部，高卢南部和西部似乎较少受这次运动影响。在距万森一小时路程之处，马恩河汹涌的水流在即将汇入塞纳河之前冲击成一个半岛，在它的山脊上后来建起圣莫代福赛的本笃修道院。古代凯尔特人对于选择这种位置作为要塞(oppida)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偏好，当然在埃利安努斯和阿曼杜斯将它作为"巴高达要塞"之前，半岛本身已经拥有壁垒、壕沟和围墙。"巴高达要塞"这个名字已历经几个世纪，尽管在公元285-286年间上面几乎已经无法建造更多东西了。他们以这一任凭涉水或摆渡都无法靠近的牢不可破的要塞为据点，对远近各处发动突袭，并把战利品带回要塞。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不仅不费周折地勒索弱小城市，还围攻较：穴的城市。他们成功攻占了历史悠久且土地广阔的奥古斯都努姆城(奥顿)，对于这座城市的神庙、长方形会堂或浴室，他们毫不心慈手软，一切遭到劫掠和破坏，城内居民被驱逐流放。

在巴高达用相同手段摧毁一座座城市和防御蛮族入侵的各处要塞之前，必须将之铲除。这是当时的凯撒马克西米安努斯· 赫丘利的职责，胜利：勾他赢得奥古斯都的头衔。我们只知道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迅速完成任务，他通过直接进攻粉碎了几股势力，又在一场瘟疫的帮助下靠断绝粮草迫使其他人投降。引发这次起义的横征暴敛是否直接得以缓解，这点非常值得怀疑，因为抱怨赋税过多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不过，国家的总体形势间接得以改善，日耳曼人消沉了几十年，篡位举动也停歇了。但在5世纪，甚或4世纪，类似的起因又制造了类似的后果。巴高达重新抬头，几乎可以据此推测，它从未完全平息过。

但我们还是回到戴克里先时期。高卢的许多地区依然衰败凋敝。例如，奥顿城的地主深陷债务，直到君士坦丁时期仍未恢复元气，无法推进原有的灌溉和开垦工作。他们的土地退化成沼泽和荆棘；勃艮第的葡萄藤枯萎了，野兽出没在树木繁茂的山丘中。"远至索恩的平原地带一度安乐富足，只要能将水治理好的话；如今低地化为河床或泥沼。一望无际的葡萄藤变成灌木丛，新的植株也无法种下。......从大道转向贝尔吉卡高卢的那点(也就是从奥顿)望过去，满目荒芜、寥寂和阴郁的旷野，甚至连军事大道也崎岖不平，产品运送和信件往来因而困难重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中世纪，约在圣女贞德时代，当时情况如此糟糕，可以说从皮喀特到洛林见不到一座直立的农舍。但在二十年间．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就可以从似乎是对衰老民族的致命一击中恢复过来。

马克西米安和君士坦提乌斯的千辛万苦、持续不懈的努力代价几何?他们投入最高的技能和勇气来保住莱茵河，这为收复内陆提供了可能，但还不是收复本身。尽管如此，两位君主的努力产生了实际效果，日耳曼人长期感受到他们的打击。马克西米安好几次像普罗布斯一样，强行跨过莱茵河，征服了(287～288年)勃艮第人、阿勒曼尼人、赫鲁利人和法兰克人。君士坦提乌斯将巴塔维亚人的国家从法兰克人手中解放出来(294年)，并击败阿勒曼尼人；后者通过可怕的朗格里斯之战(298年；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是300年)再度入侵，此役他们有六万人阵亡。的确，罗马人得到日耳曼人一次内部危机的帮助，遗憾的是，我们对这场危机知之甚少，只知道"东哥特人消灭了勃艮第人，但阿勒曼尼人为战败者拿起武器。西哥特人伙同泰法勒人，向旺达尔人和戈皮迪人进攻......勃艮第人夺取阿勒曼尼人的地盘，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如今阿勒曼尼人希望重新夺回丧失的土地"。显然，这里解释了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下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签署过的一份独特的停战协定，它仅在短期内被撕破。君士坦丁大帝将要带来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得以在不受过分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实行。同时，在远东，297年的和约以及萨珊波斯沙普尔二世的年幼也肯定有利于达到相同的目的。

与此同时，马克西米安和君士坦提乌斯已经完成莱茵河边界的防御工事。"沦为森林般漆黑的、野兽出没的城市"获得重建，这次著名的重建定然局限在河边"驻扎着骑兵和步兵队伍的堡垒"的附近，虽说颂辞作家用这些话来歌颂一个重现的黄金时代。在曾经矗立过城市的地方，4世纪只剩下堡垒，即便如此，差距仍然很大。

也许只有北方的皇帝驻地特里尔才在重建过程中恢复了几分宏伟壮丽。从法兰克人来袭，或许还有巴高达侵犯所留下的废墟中，兴起一个大竞技场、几座长方形会堂、一个新广场、一座庞大的宫殿以及好几幢奢华的建筑。不幸的奥顿找到热心的鼓吹者尤曼尼乌斯，他在这里展现出较好的一面。他是君士坦提乌斯的私人秘书(magister sacrae memoriae)，可能因为工作重要而领有一份超过二万六千法郎的津贴，同时还兼着奥顿一些学校的总监的闲职，其祖父是雅典人，曾在奥顿谋有教职。如今他立志把自己的全部收人投资到对这些学校有益的事情上，尽管他也有家庭；此外，他先把君士坦提乌斯后来又把君士坦丁的仁慈的注意力引向这些破坏严重的机构与这座荒废的城市。正是这种追慕古风的爱乡情结使我们接受并同情许多公元头两个世纪的希腊和亚细亚的智者，他们的生平保存在菲洛斯特拉托斯的《智者列传》中。我们必须试着理解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奇特混合体，它交织着崇高庄严与阿谀奉承。尤曼尼乌斯说："带着谦卑的崇敬我接受奖赏，但对授予我的荣誉，我希望将之作为礼物。......对于一个现在情绪如此低落、不愿力争荣誉的人来说，他能不希望建造一座纪念碑，在身后留下美名吗?"重建后的学校将教导人们如何得体地赞美统治者；口才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老马克西米安被很不恰当地比作"Hercules Musagetes"，意即缪斯的首领；因为对他来说，任命奥顿一所学校的校长与骑兵队或禁卫军打交道同样重要。但是，这座城市整体上的重建还得等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君士坦丁才有能力通过有效的免税和直接的财政补贴给予它真正帮助。尤曼尼乌斯对君士坦丁人城(311年)的描述几乎是催人泪下的："为了您，我们倾尽可怜的资源，装饰r通往帕拉蒂乌姆的街道。尽管如此，我们至少还举着所有行会和团体的标志，举着所有神像。您数次见到仅有的几件乐器，那是因为我们不断抄近路匆匆追上您的缘故。您大概已经注意到穷人善意的虚荣。"

在荒凉的高卢北部和东部地区，克劳狄和普罗布斯统治时期所推行的组织体系无论好坏还得维持下去：日耳曼战争的俘虏被安置为农场奴隶，一些人则作为自由农民，另一些人甚至成了边境守卫。颂辞作家发现，值得赞美的是，所有的市场大厅里坐满了等待命运发落的俘虏；母玛维安人和弗里斯人曾经是身手敏捷的盗贼，现在却满头大汗地耕田种地，并把牲畜和谷物拿到市场上出售；这些往昔的野蛮人如今服从罗马的征兵和军事纪律；君士坦提乌斯将法兰克人带离最偏僻蛮荒的海岸，教他们在高卢的荒野上农耕和服兵役，等等。事实上，这些是迫不得已才进行的实验，的确孕育着危险；北部高卢已经半日耳曼化了。一旦这些俘虏的同族人再次入侵高卢，就会在当地居民中找到忠实的盟友，除非中间相隔了很长时问。

君士坦丁的好运、才能和冷酷成功阻止了不测的发生。在父亲去世后第一年(306年)，仿佛命中注定似的，他打败了法兰克人联盟，联盟成员属于后来所谓的里普利安法兰克人(显然包括卡蒂人、阿姆普西瓦里人和布鲁克特里人)。当父亲在世时，他们曾经越过莱茵河；如今他击败他们，并且俘获他们的大王阿斯卡里希和莱伽斯(梅洛伽斯)。两人被扔给特里尔圆形剧场里的野兽，让人印象深刻的剧场废墟至今仍可在葡萄园中看到。同样命运还降临到许多布鲁克特里战俘的身上，这些人"作为军人太不可靠，作为奴隶又太任性了"；"作为牺牲品，他们人数之多连野兽都感到乏味"。

公元313年和大约319年，对法兰克人发起的两次短期战役被历史学家一笔带过，其重要性因此肯定微不足道。君士坦丁甚至重新夺回莱茵河右岸的部分地区，并在科隆建造了一座巨大石桥，它一直保存到 10世纪中叶，终因倾圮毁坏和摇摇欲坠而被鄂图大帝，的兄弟布鲁诺大主教推倒。桥头堡是狄韦提亚军营，即今之道伊茨。人们定期举行节日--法兰克节 (1udi Francici)来庆祝胜利。在313年的凯旋式上，注定一死的法兰克人迫不及待地冲向野兽。

试图全面描摹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下古代高卢的画卷，乃徒劳无功之举。因为直到瓦伦提尼安一世时期，我们才有更翔实的材料。上文已让我们大致了解了乡村人口的命运。但高卢人对于贫困的体会要比帝国许多其他民族更深切。体格卓越、高大强壮的高卢人注重容貌，喜爱干净，讨厌衣衫褴褛地走动。这些十足的酒鬼尤其钟爱葡萄酒和其他易醉的饮料，却具有与生俱来的军人气质，到老都不知害怕，不畏困难。一般认为这归功于强健血液的供应充足，人们还将他们与瘦弱的南方人对比，后者一天吃一个洋葱还会饿，在战斗中却惜：血如命，也没什么多余的鲜血。连美丽健壮的高卢妇女亦不怕战斗；她们在伸出白皙的双臂、"炮弹般"拳打脚踢的时候真可怕。这类农民不能逼迫太甚，一定程度的不幸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次大爆发后来果真如此。

不过，贫穷和饥馑同样在城市里蔓延。在这个几乎完全农业型的地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财产就是土地，要么出租给佃户，要么由奴隶耕种；因此，城市居民充分体会到乡下人的苦难。此外，这里与整个帝国一样，国家通过城市议会的机制压制富人一，它让占有土地超过二十五英亩的人负责征收被摊派的、常常任意增加的地区赋税。一些人有时为了逃避责任，不惜借助极端手段，后来甚至逃到蛮族那里。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还能找出极其富有、穷奢极欲的例子，最现成的解释是所谓元老家族的留存，这些家族的地位来自世袭，除了拥有 clarissimi(最杰出的)的头衔和其他荣誉称号，还享有免于担任市议会成员的权利，这一职位让其他城市居民破产。另一种解释包含在古代高卢人引人注目的民族性格中：他们偏爱各种派系，容易在必要时结成庇护关系，由强者保护弱者。到朱利乌斯·凯撒时期，这种关系已过度膨胀，凯撒发现民众受贵族奴役。五百年后，几乎同样的抱怨再次出现。萨尔维安哀叹小佃户的命运，他们因压榨的官员和不公的法官而陷入绝境，将自己和自己的财产都交给大土地主。"就这样，他们的块块土地变成大道，自己成了富人的隶农。儿子不能继承任何东西，因为父亲曾经要求过保护。"个别高官显贵、公有地的独立承包者之流由此得以将，"袤无垠的latifundia(大地产)连接起来，然后依照古代传统，向自己所在的城市或行省展示慷慨，例如建造辉煌的公共建筑，而与此同时，与他相关的一切皆听任其意愿或消失或留存。即使无法举例说明，这点依然是高卢城市为什么外表华丽气派(这并非拜皇帝慷慨所赐)，然其贫穷且声名狼藉的惟一解释。就神庙、圆形剧场、剧院、凯旋门、喷水池、浴场以及纪念性城门而言，南部高卢的城市尤其能与大多数意大利城市媲美，这点已得到有关遗迹证实。即便在今天，它们依然是当地的装饰物，正如当它们完好无缺时曾令诗人奥苏尼乌斯赏心悦目一样。除馈赠外，市议会成员无疑还经常使用自己的或城市的资源，帮助支付必要开支。现在该谈谈高卢的教育机构了。通过保护引以为豪的罗马文化，它们确保了这方土地的重要地位。任何重返旧式凯尔特生活方式的念头消失了：每一份努力都旨在成为罗马人。民众必然尤其卖力，譬如，忘却自己的语言；单靠罗马的殖民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如此彻底地压制它。或许可以拿阿尔萨斯的语言环境同古代高卢的进行类比；古老的语言继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在所有高等教育或官方事务中，新语言已经占据显要地位，人人都以使用它为荣，无论他所掌握的新语言多么不济。高卢古老的宗教也必须披上罗马式外衣，众神不仅在名称上，还要在造型呈现上服从(只要行得通)罗马的风格；那种风格一旦敢从南部懂得艺术欣赏的古城中冒出来，就显得非常土气和讨厌。不过至少有一次，人们要求古典雕塑家表现一个纯粹的凯尔特偶像，即神秘的大母神，她通常以三联神形象被崇拜，发式花哨，膝上摆着盛放水果的碗。一大群当地神祗的名字无法翻译成拉丁文，只能靠不带偶像的题献性铭文来表现。

作为强大的祭司阶层，德鲁伊特教徒曾经掌管高卢宗教，现在又67如何呢?很久以前，他们与当地贵族一起构成统治阶级。贵族控制政府和战争；德鲁伊特教徒则充当法官、掌管秘术、营造浓厚的迷信氛围，由此将民众的整个生活罩在巨网之下。他们的禁令是可怕的惩罚；谁要是被排除在祭祀典礼之外，就被视为不洁，不受法律保护。因为献身给神，德鲁伊特教徒享有免税权，无需服兵役。也许他们的圣所(或者神庙，如果能这样叫的话)占地广阔；他们肯定拥有贵金属宝藏，而且数量多得名扬天下。

德鲁伊特教徒早已从这种崇高位置上跌落下来，但我们说不出什么时候或怎样发生的。朱利乌斯·凯撒的巨额勒索肯定殃及神庙财产，影响到德鲁伊特教徒的势力。这种势力再经过罗马崇拜与自身崇拜的混合、经过引进罗马祭司而进一步缩减。在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期间，不满的震动已然出现；至少提比略不得不"取缔高卢的德鲁伊特教徒和类似的占卜者和医师"。但他们甚至在克劳狄之后仍有活动。据苏维托尼乌斯说，克劳狄"彻底取缔了他们极其残忍的、奥古斯都早就禁止罗马公民信奉的宗教"。这里指的是人祭。克劳狄还反对德鲁伊特教徒使用危险的护身符...例如某些据说能保佑人们在争论和向皇帝申诉时取胜的毒蛇蛋。这一阶层的凝聚力如今定然丧失了。德鲁伊特教在德勒和夏尔特尔(Chartres)之间召开会议的次数逐渐减少。教徒前往不列颠的举动也告终止，自占以来，不列颠的学校就被当作传授德鲁伊特教智慧的最高学府，但那里现在也罗马化了。不过德鲁伊特教徒直到基督教时代仍在活动，毫无疑问是因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抛弃德鲁伊特教徒所奉行的迷信仪式。他们在公元3世纪的处境不难想象。有教养阶层早已采纳罗马式生活方式，断绝了与本民族原有祭司之间的任何联系。

结果，祭司们丧失了崇高的精神权威，变成巫师、江湖骗子和占卜师一一这种转变与埃及祭司的转变相类似。德鲁伊特教的女祭司尤其触动我们，她们仿佛日见衰落的古代世界的吉普赛人。奥勒良就帝国皇位继承事宜询问她们中的许多人一或许询问一个女祭司团，这肯定不是开玩笑，因为开这种玩笑是危险的。有时候，她们未经请求就说出预言。一位大胆的妇女毫不顾忌后果，以高卢方言对亚历山大·塞维鲁喊道："走吧，不要指望任何胜利，不要相信你的士兵!"在通格利人的领土上(靠近列日)，一位信奉德鲁伊特教的女房东与低级军官戴克勒斯，即后来的戴克里先一道清算日常伙食费，她告诉他："你太贪吃，又太小气。""我有朝一日做了皇帝，就会大方的，"他答日。"说真的，"女主人应道，"你杀死一头野猪后。就会当上皇帝。"

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西部依旧保留着凯尔特特征和语言的痕迹，德鲁伊特教肯定在这一地区坚持最久。我们知道，4世纪一个信奉德鲁伊特教的家族来自这一地区，其家族成员位列波尔多学派最有学识的修辞学家之中。他们享有一定声望，因为家族世袭了凯尔特太阳神贝莱努斯的祭司职位。但意味深长的是，他们发现，把这种联系希腊化，称自己为福玻修斯和德尔斐丢斯是有利的。

在他们继续存在的地方，德鲁伊特教徒大概尽力维持这一膜拜的活力，直到基督教时代晚期，普通民众把古凯尔特人特有的巨大而不成形的石制纪念物献给这一崇拜，诸如柱子、石板、圆柱、长凳、神道等，在这些地方，人们夜间点燃火把，尽情狂欢。但深深的黑暗掩饰了凯尔特异教的衰落。到后来，由于时间问隔久远，德鲁伊特教徒作为巨人、德鲁伊特教女祭司作为仙女继续留存。那些石制纪念物在人们眼中显得神秘兮兮，教会枉然地对它们施以驱邪术。

在马克西米安让高卢顺从的同时，不列颠又发生叛变。这一方面是伽列努斯统治期问三十僭主接连篡位的尾声；另一方面亦为最终失去不列颠的前奏，这大约发生在公元140年之后。

自普罗布斯时代起，不列颠岛附近水域就像高卢海岸一样，云集着如今称作法兰克人(后来的塞利人)、撒克逊人的海盗。要对付他们，需要一支舰队，它事实上就驻扎在布伦港(格索里亚库姆)。马克西米安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授予卡劳修斯，一位熟悉这片海域并在巴高达战争中表现英勇的士兵。卡劳修斯是门奈比人，出身神秘，可能没有罗马人血统。他不久就利用职权，使出非同一般的计谋：先纵容海盗畅行无阻地劫掠，再在他们返回途中截击，以便将战利品据为已有。他的财富引起注意，察觉一切的马克西米安下达了处决命令，但卡劳修斯成功逃脱。他用丰厚礼物收买了士兵以及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这样，他还在高卢时，就自荐为皇帝 (286年)，可他不打算留在那儿。他将自己的整支舰队转移到不列颠，那里的罗马士兵立即拥护他，整个不列颠一下落入他的掌控；马克西米安缺乏追捕他的最基本的手段。他统治这个当时富庶的岛屿长达七年，捍卫了北部边境不受夙敌古苏格兰人的侵犯。他将布伦及其附近地区留作避难和抢掠的桥头堡，即中世纪末期加来港扮演的角色。作为不列颠的统治者，卡劳修斯试图保护罗马教育和艺术，但由于他与低地国家的法兰克人联盟，他和手下的罗马人穿上了他们的服装，并将他们的年轻人吸纳进陆军和海军，这里可以学到罗马人所有的战争技艺。假如英格兰在卡劳修斯和其他类似继承者那里再这样孤立下去一段时问，就会毫无疑问地蛮族化，而无法接纳并将自身融入罗马一基督教教育中去，这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遗产。另一方面，这个岛屿突然意识到自己海上霸主的未来角色，造就了一番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以此为基地，一个大胆的暴发户统治了塞纳河口与莱茵河口，他的恐怖行动扩及整片海岸。不过，他受人拥戴的惟一基础是：现今为他效劳的海盗不再骚扰沿海；此外，他要保卫北部边境。

马克西米安被迫装备一支新舰队(289年)，不过这一努力似乎失败了，所有有经验的船员都在为篡位者效劳。出于担心卡劳修斯进一步扩张，皇帝们决定妥协(290年)。他获得这个岛屿和奥古斯都头衔；不管怎样，不再阻止他继续使用这个头衔了。但皇帝们决心不让他得逞很久。他们一收养两位凯撒，就找到某个借口，或许是布伦的形势，来违反协议(293年)。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包围了布伦。卡劳修斯的海军耐着性子，听任它所驻扎的海港被一道防波堤封锁，继而落入围攻者手中。这些事件或许影响到英格兰岛内的情绪，让篡位者信赖的一个战友阿莱克图斯有了刺杀他的勇气；民众和军人立即承认阿莱克图斯。现在，君士坦提乌斯不慌不忙，为未来征服不列颠打下广泛而坚实的基础，首先要保证右翼安全，为此需制服那些占据巴塔维亚的法兰克人。他击败他们(294年)，将他们中的大部分迁到特里尔和卢森堡附近的罗马人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又装备了一支新舰队，并在两年后(296年) 为发起总攻做好一切准备。阿莱克图斯在怀特岛部署了一支舰队，以监视敌军动向；但正在塞纳河口航行的帝国海军将领阿斯克勒71皮奥多图斯得到浓雾的掩护，在西海岸某处登陆。在这里，他将船只付之一炬，显然是因为兵力不够，无法划分出一支攻击队和一支海军护卫队。阿莱克图斯原本预计君士坦提乌斯会利用布伦舰队在伦敦附近发起主攻，现在不知所措，不得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皇西逃，途中遭遇阿斯克勒皮奥多图斯。这可能是发生在几千人之间的一场相当微不足道的战斗，但阿莱克图斯的战死却决定了英格兰的命运。当君士坦提乌斯在肯特登陆时，他发现这个岛已被征服。让颂辞作家聊以自慰的是，这场战争中流的血来自蛮族雇佣军。

君士坦提乌斯有必要将这个岛在卡劳修斯统治下享有的相同好处再次赐予它，尤其是在保卫边境和长期驻留此岛这两个方面。由于法兰克人现已臣服，前一方面不难达到；至于后一方面，在和平时期，他来回奔波于特里尔和约克之间，后来就死在约克(306年)。正因如此才拯救了相当可观的罗马文化，它在英格兰与哈德良长城以北的苏格兰、在英格兰与隔海相望的爱尔兰之间造成差别，这种差别至今仍可察觉。5世纪的劫难来得太迟了，无法全然抹去罗马文化的深刻痕迹。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描绘当时日耳曼人的情形，不仅包括生活在帝国边境上的，还包括踪迹远至北部和东部的日耳曼人。作为帝国的未来继承人，他们值得仔细关注，虽说君士坦丁的时代对他们而言恰好是不景气和内部分裂的时期。必须重视哪怕最简短的札记和评语，以便尽可能逼真地再现那一长串零零星星、转瞬即逝的民族。

不过面对这一任务，作者的兴致却消沉下来，因为古代日耳曼历史这个主要问题激起人们多年的科学讨论，而作者没有学力对此贡献只言片语。雅各布·格林《德语史》一书的结论，不仅会在许多方面改变迄今为止关于西部目耳曼人的流行假说，还会将日耳曼人的起源或近或远地追溯到多瑙河与本都地区的古老民族那里，特别是达契亚人和盖塔人，甚至西徐亚人，并把盖塔人与后来的哥特人等同起来。这会彻底改变人们关于日耳曼人之势力和范围的现有观点；也将在同等程度上改变斯拉夫人的古代历史，人们会认为，斯拉夫人作为古代的萨尔马提亚人，居住在上述日耳曼诸民族之间，并与他们混居。

然而，在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去世的半个世纪里，即便我们至少可以精确地展示从尼德兰到黑海的边境民族的处境、迁徙和混居，其内部状况依然是个谜。日耳曼人的特性自塔西佗时代以来是如何发展和转变的，几次大的部落联盟的原因何在，促使本都的哥特人突然在3世纪走上征服之路的动力是什么，他们在4世纪上半叶为什么又同样引人瞩目地消歇下去?关于这些问题的材料，我们去哪儿找呢?到哪儿才能找到标尺，来衡量罗马生活方式渗入日耳曼边境地区的程度?有些日耳曼人为罗马帝国所接纳，但我们甚至对这些人的习惯和状况都知之甚少，无论他们作为士兵还是隶农。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简短地提一下帝国北部边界上遗留的战争，就像前文提到莱茵河战争时的那样。从一些扼要的文字记载来看，这些北部战争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意义；几乎所有附带情况，连地点和方位都被不声不响省略掉了。

"马科曼尼人被彻底击败了"。马科曼尼人在马可·奥勒留统治下组成一个大联盟的核心力量，它真正威胁到帝国存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句话是我们关于这个民族的惟一记载(299年)。

巴斯塔奈人和卡皮人显然是下多瑙河地区的哥特人，他们被戴克里先与伽莱里乌斯打败(294--295年)。继十万巴斯塔奈人在普罗布斯统治期间定居在罗马领土上之后，所有卡皮人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

萨尔马提亚人显然是多瑙河地区时常让人发愁的斯拉夫人。戴克里先起先单独向他们发起战争(289年)，后来又联合伽莱里乌斯一道征讨(294年)；同样把他们中的许多人迁移进帝国。君士坦丁以一场远征(319年)惩罚了他们后来的入侵，并取了他们的国王劳西莫德的命。但在晚年(334年)，君士坦丁据说把不下三十万萨尔马提亚人纳入帝国，在他们因为一次奴隶起义而被驱逐出家园之后，那些奴隶显然是他们先前征服的一个民族。不幸的是，几乎所有评判如此大规模接纳整个民族的背景说明竟告阙如；我们既无法区分强制和自愿迁徙之间的界线，也无法推测导致罗马统治者采取这些措施的军事或经济考虑。哪怕只有一份条约留存，也会比所有猜测更具说服力，而我们必须借助猜测，并通过类比来重构事件的整个过程。

史料还提到哥特人的一次入侵(323年)，显然与先前及以后入侵的性质不同，或许是因为某一单个部落受罗马暗中纵容而穿过防守糟糕的边境。据说君士坦丁以进逼威慑敌人，而后击败之，并迫使他们交还掠走的俘虏。如果联系到他对李锡尼的进攻(将在下文交待)，整场战争就多了一丝暖昧色彩。几年之后(332年)，君士坦丁及其同名儿子在不堪骚扰的萨尔马提亚人的请求之下，向哥特人的地盘、大概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进军。据说有十万人显然包括双方)因饥寒交迫而死。国王阿里亚瑞克之子也被扣作人质。紧接着就发生了上面提到的对萨尔马提亚人内部事务的干预，以及他们的迁徙。

始终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何谓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这两个名称包含了一整系列的部落，它们最初是一个整体，但早已另立门户；其教育水平在本质为罗马城市文化与野蛮狩猎生活这两极之间的各个程度和梯度上都有表现。由果及因地来看，乌尔菲拉斯的哥特语圣经(出现在君士坦丁身后不久)的存在和性质不说明，即使早在君士坦丁时代，相关部落的教育状况已可得到高度评价。不过其他遗存则暴露了野蛮人的粗俗。将现有的一个个特征全部纳入一幅画卷，既非本书作者意图所在，亦非他力所能及。

同样无法充分关注哥特人这幅域卷的边饰，即罗马的或曾经属于罗马的多瑙河地区的达契亚(特兰西瓦尼亚、下匈牙利、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潘诺尼亚(上匈牙利，包括西部和南部的邻近地区)和摩西亚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因为作者没有掌握这些地区的大量新发现。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一时期，这些地区属于军事边境，多多少少与今天一样，所不同的是，当时是为了防御北方，如今却为了防御南方。自阿拉伯人菲利普之后，战争警报在这一地区从未停息，奥勒良实际上被迫将图拉真好不容易征服的达契亚让给哥特人。但这之前和之后，在受威胁较小的地区内肯定流行着一种意义重大的罗马文化；即使在因为多次迁徙而被连根拔起的土壤中，罗马文化的影响也没有被彻底抹掉，一直可以辨识地流传下去，例如在瓦拉几亚人的罗曼语中。像温都波那(维也纳)、卡伦图姆(圣佩特罗内尔)、穆尔萨(奥西耶克)、陶如努姆(塞姆林)和最重要的瑟缅(米特罗维卡)，以及后来南部的奈苏斯(尼撒)、萨蒂加(索菲亚)和希默斯山上的尼科波利斯，这些城市连同整个富饶的沿多瑙河一线，必然包含在财富和重要性上远甚于莱茵河边界的环境条件。假如有朝一日，现代人能够把多瑙河地区这些古老城市中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的瓦砾碎片清理掉，这些地区罗马人的生活必将重75见天日。在这些地区，假如一支能够接受文化的日耳曼人，通过与精力充沛的北部伊利里亚居民融合，而成功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持久的王国，那么世界历史将会迈向不同的方向。

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最终在黑海遇见希腊人的殖民地，其中大部分是米利都人的。这些殖民地作为历史超过八百年的希腊文明的北部前哨，已将本都变成"好客海"(Euxeinos)。它们中的一些早已同某些蛮族部落合并，组成所谓的博斯普鲁斯王国，范围涵盖大半克里米亚以及离刻赤海峡更远的高加索山麓，由此控制了通往亚速海的入口或许还有沿海的大片土地。钱币和铭文证实，这里的王位继承直至亚历山大·塞维鲁时期都没有中断；接下去断断续续出现了伊宁提墨诺斯、忒兰内斯、托索西斯、法雷安泽斯这些名字，在君士坦丁统治下的317年到320年，还有过一位名叫拉达姆萨德斯的国王。罗马将其东部边境上的小王国接连变为行省，只有亚美尼亚和博斯普鲁斯保留下来，这些王国越来越疏远罗马，并毫无疑问地蛮族化了。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博斯普鲁斯人与萨尔马提亚人结盟，对他们沿着整个本都东部的邻邦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战争。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在小亚北部同他们作战，他号召锲尔索尼苏斯人从西部侵入博斯普鲁斯人的土地，这一策略非常成功。博斯普鲁斯人被迫妥协，将远至刻赤地区(即潘提卡皮乌姆，米特拉达梯大帝2的古都)的几乎整个克里米亚拱手让给锲尔索尼苏斯人。此前，希腊殖民地幸好承认了自己作为罗马帝国之附庸的责任；而博斯普鲁斯的统治者却以为，帝国反正陷入普遍危机，故可以不尽任何义务。像沿黑海的希腊城市那样，这些国王依然只称作执政官(archons)，这个头衔原用于古希腊城市的首席行政官；但他们又像非希腊人那样，毫不犹豫地采用了"众王之王"的称号，波斯统治者一度使用过它。

我们还是从这个小王国回到西部。富饶的古希腊殖民地的发现才刚刚开始充实俄国南部的博物馆，其中两个殖民地尤其让人心生同情，因为它们不顾自己所处的环境，为保留希腊生活的纯粹和完整而热情努力着。维克多里厄斯·锲尔索尼苏斯城(今之塞瓦斯托波尔)是本都的赫拉克勒亚城的殖民地，因此也问接是墨伽拉的殖民地。附近的帕尔森尼乌姆海岬带有宗教记忆；这里依然矗立着陶里人胡搅蛮缠的阿耳忒弥斯的神庙，在伊菲革涅亚当祭司之前，女神需要人祭安抚。城市的钱币上铸有女神像。在罗马统治下，锲尔索尼苏斯再度繁荣，到戴克里先时期，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其领域甚至扩充了；在内部，它保留了全部希腊制度，并因为胜利而享有完全的免税权。公民依旧组成一个delllos(德谟)3；在领导议会的执政官中，有一人的名字被用作当年的名字，如同在雅典一样。执政官之下是各级官员，像将军(strategoi)、市场管理员(agoranomoi)、体育训练司理(gymnasiarchs)一一这些通常是荣誉性质的任命，要为国家服务，而这些服务一定常常让任职者付出高昂代价。例如，异教时代末期的一块碑铭表彰阿里斯托吉尼斯之子德摩克拉特斯，不仅由于他的立法提案、演说和两度出任执政官，还由于他几次自费充当使节前去觐见皇帝(戴克里先和君士坦提乌斯?)，并出钱支付各种节日和公务的开销，勤勤恳恳地管理一切事务。铭文这样结束，"献给保护人、无与伦比者、故乡之友，来自高贵的议会、威严的人民"。他得到的奖赏就是这块碑铭，以及每年正式宣读一份特别的荣誉法令。如同中世纪晚期帝国的自由城市一样，锲尔索尼苏斯拥有性能出色的大炮。在对博斯普鲁斯人的战争中，它同时使用了载有弩炮的战车；其炮兵赫赫有名。

历史悠久且一度强大的奥尔比亚(今之奥查科夫附近)为米利都人所建，它同样关注对自身希腊特征的保护。奥尔比亚人自称在语言习俗上承袭爱奥尼亚人。他们对《伊利亚特》耳熟能详，但忽略非爱奥尼亚的诗人；许多有名望的晚期希腊作家是奥尔比亚人。其内部制度和官职与锲尔索尼苏斯相比毫不逊色。这个城市基本可以避开居住在周围的蛮族的骚扰，但不时需要缴纳贡赋。安东尼·庇护曾支援奥尔比亚抵抗陶里一西徐亚人；至于它后来是如何在日见骚动的强大哥特人的包围下谋生的，尚有待发掘。

仿佛为了藐视持续受到威胁的自身处境，希腊人，包括那些远居本都北部的希腊人，都对阿喀琉斯这一民族英雄理想的古老化身怀有特别敬意。他是本都的真正统治者，许多铭文用Ilovrdpzre(本都执政官)称呼他。在奥尔比亚，如同沿海所有其他城市一样，他拥有辉煌的神庙。人们"为了和平、丰产、城市的勇敢"而向他供奉牺牲。为纪念他，人们举办低音长笛和投掷铁饼的节日竞赛；男孩们的竞走尤其著名，比赛在附近称作"阿喀琉斯跑道"的沙丘上进行，因为据称英雄本人曾在同一地点举办过竞走。如果说亚细亚出身的蛮族(规模不大的辛德斯人)居住在这个沙丘上，那么离多瑙河出口不远的位于本都的琉克岛就完全属于阿喀琉斯的幽灵。一座白色峭壁(像古人描绘的那样)从黑海中挺拔而起，部分为悬崖环绕。无论海滩上或僻静的山谷里，住宅人声皆无；惟有成群白鸟盘旋于峭壁之上。航行经过者无不深怀敬畏。上岛之人没有一个敢留下来过夜；在造访神庙与阿喀琉斯之墓，查看访客自古以来存放的还愿供品以后，航行者便在傍晚时分再度启航。波塞冬曾向忒提斯神允诺，此地留给她儿子，不仅仅用作葬身之地，也为了他幸福永享。但阿喀琉斯并非惟一的居住者。渐渐地，传说又把其他英雄和受祝福的灵魂派来与他做伴，这些灵魂生前过着无可指摘的生活，死后宙斯不愿将他们留在奥库斯2的幽冥之界。那些形似神翠鸟(halcyon)的白鸟受到毕恭毕敬的对待。或许，它们就是那些幸福灵魂的化身，这种命运正是异教徒魂牵梦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