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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转向东部边疆；在这里，帝国同样为它的生存而奋斗。戴克里先继承了叛乱和血腥的战争；他和共治者必须付出无尽艰苦的代价，以保卫和局部地收复东部。
其实，注定成为最可怕的敌人仍在睡眠。阿拉伯人有朝一日终将带着刺刀和《古兰经》遍及整个东部，但现在仍然住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东，他们分成上百个部落，专注于占星术和偶像崇拜，致力于占卜和祭祀。一些人已经皈依犹太教，接下来一个世纪里甚至出现几个信奉基督教的部落。这个民族的中心在麦加的克尔白。由以实玛利(易司马仪)所建。附近的欧卡兹每年举办为期4天的集市，除贸易和祭拜之外，还有诗歌竞赛，竞赛遗存的七首《穆阿莱嗄特》(Muallaqdt)一直流传至今。与罗马偶尔的接触是友好的。阿拉伯骑兵在罗马军队中服役。阿拉伯人造访巴勒斯坦的占老圣地也不少见，这些圣地同时充当市场，例如位于幔利的亚伯拉罕的橡树；但他们多数情况下是危险的邻居。我们只知道戴克里先将战败的萨拉森人当作俘虏，而不清楚具体细节。在皇帝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争夺战中，他们只在4世纪末期才被首次提到，显然，他们的时代尚未到来。
自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以来，更大、更近的威胁来自萨珊波斯王国。考虑到这个王国规模中等、人口可能稀疏，罗马人显然占尽各种优势。难道帝国不能轻而易举地抵挡这些分布在从上幼发拉底河到里海与波斯湾、向东延伸至霍尔穆兹海峡的民族的进攻吗?实际上，萨珊人的进攻更像掠夺性的侵袭，而非征服战争。但危险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巨大而麻烦的，因为皇帝们常常同时受到来自日耳曼人的威胁，再加上频繁的叛变和篡位，故无法将全部资源用于东部。由于它是罗马帝国的宿敌，且考虑到其引人关注的内部局势，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萨珊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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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萨珊王国类似于仿制品，它宣称要恢复一种久已消失的局面。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人的古代王国，王国大部分落人塞琉西王朝手中；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部山地国家的叛乱致使帕提亚王国的阿尔萨克王朝崛起，该王朝被迅速蛮族化。作为小亚细亚的继承者，罗马人不得不对阿尔萨克王朝发动艰辛的战争，之所以困难，与其说由于这个松散的联盟国家具有特别的内在力量一一它的最高国王其实受到大诸侯的牵制，不如说是由于这一地区的性质根本不利于军队进攻。在最后一位国王阿塔巴努斯迫使卡拉卡拉的继任者马克利努斯签署耻辱的和约并撤退之后，他由于阿尔达希尔·帕佩克(阿尔塔薛西斯·萨珊)的篡位而倒台，后者声称自己有波斯古代统治者的血统，并立刻纠集法尔西斯坦的波斯人在他身边整装待命，以便依照东方传统用一个新的统治民族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帕提亚人。他不仅想恢复大流士和薛西斯的古代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其制度，还想用琐罗亚斯德的古老教义取代帕提亚人的占星术和偶像崇拜。数千名麻葛聚集在一次会议上；据说已被遗忘的道地的拜火仪式又奇迹般恢复了；国王成了麻葛的首领；麻葛的建议和占卜具备与国王同等的权威。作为回报，麻葛授予他神的头衔，实际上授予了．yazata(天使)的头衔，即奥尔穆兹德的仆人；他具有与星辰相同的出身，可以自称为太阳月亮的兄弟。基督教徒不承认任何这类说法，结果他们的命运比在罗马帝国更加不济；罗马虽然要求人们向皇帝献祭，但没有这里盛行着的教条式狂热。似乎许多基督徒在帕提亚时期已经逃到这里，阿尔萨克王朝或许出于政治考虑而宽容了他们；如今：这些人全都落人麻葛手中。后来，在沙普尔二世统治期间(310～382年)，在波斯权势非常大、并得到皇后支持的犹太人据说参与了大迫害，不下二十二位主教在这次迫害中丧命。
在离波斯波利斯不远的一座峭壁上，可以看见古代波斯国王的陵墓，它们以简朴的古波斯风格雕刻而成，形制庞大。萨珊王朝不愿放弃这一圣地；底部添加的一系列浮雕表现了战争、仪式和狩猎的场景，国王在所有画面上皆作为首要人物出现。敌对的罗马帝国似乎为这一工程提供了能工巧匠 (或许是战俘)；至少那些雕塑在大体上与少数残存的建筑一样，显示了衰落的罗马艺术的影响。主要遗迹是一些通往带有圆形拱门的山洞的人口，以及菲鲁兹一阿巴德和萨比斯坦两地的宫殿，它们按照罗马浴场式样设计，带有巨大的壁龛般的通道和拱顶的房间，但非常粗制滥造。严格讲，没有神庙；膜拜的中心地点是圣火庙或祭火坛；正是在祭坛台阶上，我们能定期发现为麻葛簇拥的国王。
宗教正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改革家摩尼希望从基督教、帕西人的拜火教和佛教的因素中提炼出新的、更崇高的统一体，他劳而无功地携带五味杂陈的学说出现在波斯。白赫兰一世让自己的大学者在辩论中击败他，然后剥掉他的皮，将之绷在戎迪沙普尔的城门上，以为普遍警示。然而，我们却发现，有一次一位国王试图将臣民从麻葛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伊嗣俟一世(400--421年)让儿子"斑马"白赫兰在远离宫廷之处，由一位崇拜偶像的阿拉伯酋长，即后来皈依基督教的希拉的诺曼抚养成人。但王子最后却得不到承认，"因为他接受了阿拉伯人的习俗"，他要同由贵族拥立的国王克斯拉(或赫斯鲁)争夺王位。在离王室驻地玛丹的不远处，萨珊王朝的王冕被放在两头饥饿的狮子中间，要看两个王位竞争者谁能先拿到。克斯拉主动让"斑马"白赫兰进行首次试探，白赫兰杀死两头狮子，立即将王冠戴在自己头上。但宗教正统依旧如日中天。科巴德国王后来 (491-498年)遵循宣扬共产和共妻的异端导师玛兹达的指示，反对他的大起义便出现了，他被迫在"废弃的城堡"里度过一段时间。只有在这个王国的最后岁月里，才能感受到大规模的信仰衰竭。
政治事务方面呈现出常见的亚细亚专制的场景。民众只能表达崇敬。在新国王发布首次告谕时，所有人身体俯卧，脸贴地面，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国王下令起身。即使在罗马帝国东部，谦卑发展到如此地步也用了很长时间；在戴克里先统治下．俯卧仍限于宫廷内殿。这个姿势还包含了喜悦的成分，东方人对显著的仁慈或公正行为的喜悦提供了在专制面前人人平等的心理安慰。但国王被一群身份不明的贵族包围，他们也许是阿尔达希尔从法尔西斯坦带来的世家大族。这些显贵似乎在宫廷中同麻葛分享了势力，还不止一次尝试自行革命。正是这些贵族迫使白赫兰二世(296-301年)和大麻葛 (祭司[Mobed>中的祭司)屈服，正是他们推举不情愿的白赫兰三世登上王位(301年)，也正是他们砍断沙普尔三世营帐的绳索，使他在帐篷倒塌时窒息而死。但在王位继承的许多问题上，这些显贵以如此谨慎的方式行使其决定权，以致罗马帝国很可能对波斯人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因素羡慕不已。他们担心王朝的延续是很自然的，因为其自身地位就取决于世袭权利。罗马皇帝之替换像转动的万花筒，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霍尔穆兹二世死后(310年)，波斯的世家大族将王冠放在他一个怀孕的妻子身上!她坚称孩子一定是男孩，霍尔穆兹本人很久以前就从占星术士那里获得答复，说他将生下一位伟大而胜利的国王。男孩果然出生了；显贵称他为沙普尔二世，他们替他掌管王国直到他成年。他每天在宫廷里正式露面十次。幸运的是，他刚强有力，很早就显得越来越独立；他的生命和统治延续了七十二年，实际统治时间恰好与路易十四一样长。与路易的另一个巧合在于，他也强迫贵族离开自己的乡村城堡，定居在他视线所及的首都玛丹(古代的泰西丰和塞琉西亚)。
不过皇位继承，正如已经提过的，并非不带暴力，尽管国王们试图通过在有生之年加冕一位王子来避免暴力(参看边码第36页)。显贵通常支持萨珊家族内的各王子，麻葛可能也一样；连公认的国王也担心亲戚篡位。为了消除父亲沙普尔一世的疑虑，霍尔穆兹一世给他送去自己切下的右手(这带有将象征物转化为实物的东方特色)，但父亲拒绝接受这种无力再统治的高尚表白。
相对于一贯粗鲁的帕提亚人，萨珊政权在内部显然使用更高明的手段来达到更高目标。好几位萨珊国王的善行义举见之于文献记载，一向被当作东方君主的理想：保护农业，建设灌溉工程，维护正义，编纂法典，兴修实用和装饰性的建筑(至少在皇家大道上)，奠基新城，资助远近的学者和艺术家。对于所有国王，无论他们的外表还是思想都被遵照亚细亚方式，用琅琅上口的韵文加以有效传播。王朝缔造者阿尔达希尔一世的话，听上去像是王国总体命运的座右铭："没有军人则没有王国，没有钱则没有军人，没有民众则没有军人，没有正义则没有民众。"国王必须通过这种迂回路线才能洞见国家的道德目标。在任何情况下，军事安全都是首要任务。对于这个如此困扰罗马帝国的王国来说，它自身同样承受着来自外部的威胁。阿拉伯人开始从南方步步进逼，据说麻葛甚至在当时就知道他们有朝一日会征服波斯。在沙普尔二世未成年时期，他们已经从波斯疆域内夺取了大片土地，如今这位国王在他统治的第十六年(326年)，对阿拉伯人展开可怕的复仇战役。他在波斯湾建造一支舰队，又航行穿过阿拉伯半岛。在经过对巴林岛以及对泰明、贝克·本·瓦伊尔、阿布多尔凯斯和其他部落的大屠杀后，他在幸存者的肩上钻孔并穿绳，由此驱使他们；而君士坦丁只不过将日耳曼俘虏扔给特里尔竞技场的野兽。
另一危险敌人来自北方的里海地区，即厌哒人，或被误称作"白匈奴人"。他们属于突厥部落之一，似乎生来就注定要在几个世纪里给近东带来劫难。"斑马"白赫兰(420438年)打赢他们的战役属于冒险经历，有多个描述版本，构成他传奇生涯的一部分；不过他将这些游牧部落赶过阿姆河大概确有其事。然而，他们此后不久就找到机会，干涉伊嗣俟二世两个儿子之间的王位继承战(456年)；对于遭到废黜而逃往他们那儿寻求庇护的大儿子菲鲁兹，他们以大军作支持，重新将他扶上王位。从那时起，萨珊王朝不再拒绝他们的影响乃至干预，还常常向他们交纳岁贡。
这一王国后来的盛衰荣辱及其在科什鲁·努希尔万2统治下的最后辉煌，无需在此交待。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的特别事件。
在伽列努斯和三十僭主时期，帕尔米拉王国支持罗马反对波斯人。奥登纳图斯打败了曾经击败过瓦勒良的傲慢的胜利者沙普尔一世，一直追击他到泰西丰。但后来奥勒良进攻帕尔米拉人时，萨珊的政策转而支持后者，目的是维持一个较为弱小的邻邦。白赫兰一世派军队去帮助芝诺比娅，而这支军队同女王本人一样，被罗马皇帝击败。必须以礼物向奥勒良及随后的普罗布斯求取和平。然而，普罗布斯还在筹备波斯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由他的继任者卡鲁斯发动。辉煌的胜利再次使罗马军队越过底格里斯河，但却因为卡鲁斯突然驾崩和其子努梅里安返回罗马(283年)而失去意义。正如可以预料的，白赫兰二世经过些许犹豫之后，迫不及待地利用戴克里先继位之际整个罗马帝国的大混乱，以巩固自身并扩张至西部。在一段时期内，皇帝们只能随他去，因为眼前的麻烦占据了注意力。他们必须先对付亚美尼亚。
这个国家由已经覆灭的帕提亚阿尔萨克王朝皇室的一个旁支统86治，原本享有罗马的保护。但当罗马帝国在瓦勒良和伽列努斯统治下开始解体时，沙普尔一世在当地派系的帮助下征服亚美尼亚。被害国王考斯罗之子特里达特斯仅仅因为王室仆人的忠诚才保住性命，并在罗马皇帝的保护下长大成人。他天生惊人的力量和崇高的精神，甚至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赢得胜利，看上去特别适合复兴父辈所建的王朝。尼禄曾经将亚美尼亚授予与他同名的祖先，如今戴克里先据说也对特里达特斯做出同样的举动(286年)。特里达特斯发现自己的国家正遭受有组织的压迫，甚至宗教压迫。异族统治者信奉不宽容的帕西人的拜火教，他们砸碎亚美尼亚国王的神像和日月神像，而在巴伽旺山上建造祭奠圣火的圣火庙。贵族和平民很快聚集在他周围；波斯人遭驱逐，财宝被夺回，甚至出现了一位获救的公主。马姆哥带着追随者倒向新统治者，此人自称西徐亚人，但可能是曾被沙普尔流放到亚美尼亚的土库曼人的酋长。但纳尔萨召集人马重新征服亚美尼亚，并迫使特里达特斯再次寻求罗马人的保护。这时，戴克里先与他的共治者已经控制住多数敌人，现在得以将注意力转向东部。当这位资深皇帝率军前去征服已叛乱一段时间的埃及时，他把对纳尔萨战役的指挥权授予他的凯撒伽莱里乌斯；他们的联合指挥部设在安提阿。不过两场无关大局的战斗以及由于伽莱里乌斯的过分冒进而丢掉的第三场战役，再次使位于卡里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荒凉平原浸透了罗马人的鲜血，以前克拉苏曾在这里断送十个军团。与此同时，马克西米安的凯撒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收复了反叛的不列颠，这样，罗马武力只在幼发拉底河显得低人一等，已征服埃及的戴克里先为此备加恼怒。战败的凯撒在返回途中和他在叙利亚碰面；尽管凯撒本人身披紫袍，戴克里先还是罚他在士兵和宫廷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自己的战车旁边跑上一英里。这一事件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戴克里先统治的真正风格。伽莱里乌斯的忠心没有丝毫减弱；他的惟一要求是允许他通过胜利洗刷耻辱。现在，能耐稍逊的亚细亚人被难以对付的伊利里亚人取代，后者连同一支作为辅助军的哥特雇佣军大举进攻；他们总共只有二万五千人，但都是一流战士。这一次(297年)，伽莱里乌斯渡过幼发拉底河，转移至亚美尼亚的山区，在那里，他发现民众支持罗马行动，而主要由骑兵构成的波斯军队不像在平原作战中那样可怕(在波斯人中，据阿米亚努斯说，步兵仅仅被当作随营人员)。伽莱里乌斯本人在只有两人陪同的情况下，侦察了疏于防守的波斯军营，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他大获全胜。一场大规模屠杀之后，国王纳尔萨负伤逃往米底；他和他的显贵的堆满丰富战利品的营帐落人胜利者手中，妻妾和许多亲属也成为俘虏。伽莱里乌斯了解此类抵押品的价值，以仁慈和关照对待这些俘虏。
有关这场战争的现有纪录简单贫乏，但关于随后和平谈判的记载却细致入微。纳尔萨的心腹阿帕布翁单独向伽莱里乌斯提出初步建议，其中，夸张的亚细亚式谄媚奉承相当逗人。罗马和波斯对他而言是世界的两盏明灯、两只眼睛，绝不能互相刺激。只有伽莱里乌斯这样伟大的统治者才可能征服纳尔萨；即便如此，世事无常。波斯的局势究竟多么危急，可以从如下事实中体现，国王听凭罗马人的"慈善"来决定所有政治条款，仅仅要求归还他的家人。伽莱里乌斯先对使节严词相向，提醒他瓦勒良皇帝曾被波斯人折磨至死，但接着又对他温言软语了几旬。再后来，皇帝和凯撒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尼西比斯城会面。这一次，作为胜利者，伽莱里乌斯受到最高礼遇，但他再次表现出对戴克里先至高决断的忘我服从，谢绝原本轻而易举的对于近波斯的征服，后来只兼并了那里更具价值的边境地区。一位秘书希克里乌斯·普罗布斯被派往纳尔萨那里，后者已撤到米底，以争取时间、聚集部队给疲乏的罗马使节留下印象。普罗布斯在阿斯普鲁杜斯河受到接见，缔结了一项条约，规定纳尔萨割让五个行省，包括库尔德人的领地和远至旺湖的整个上底格里斯河地区。条约将他们早前占有的上幼发拉底河地区指定给罗马人，同时又为他们的保护国亚美尼亚竖起屏障，当然，这在帕提亚征服之前原本属于亚美尼亚人。另外，东南部的一大片土地也割让给他们，特里达特斯再次被任命为国王。伊比利亚的国王自此以后也变成罗马人的附庸；这是一个巨大进步，因为亚美尼亚以北这个崎岖不平的山区(差不多相当于现代的格鲁吉亚)及其境内好战的居民可以作为前哨阵地，应对从高加索山方向来的蛮族入侵。这些条款一达成，扣留在安提阿的纳尔萨的家人就被送还。
整个边疆如今都配备了堡垒和驻军。近亚细亚随之而来的承平时期持续了将近四十年，直至君士坦丁逝世。获胜的皇帝们很难意识到，他们伟大的胜利实质上为基督教的和平传播铺平道路，而基督教恰恰是他们痛恨的。波斯通过摩尼教及其五花八门的迷信对罗马帝国施加的负面影响将在下文涉及。
尽管后来掺杂了甚至包括什叶派伊斯兰教l教义及其文化在内的成分，从4世纪阿米亚努斯和6世纪阿加塞阿斯的描写中，仍能部分辨别出波斯民众及其习俗。他们鼻子上方是连到一块儿的弯眉，眉下是暖昧的眼神和精心修饰的胡子。现今仪式所通行的某些规则还与过去一样。至于他们古老的节制名声，尚有一丝残存。脂粉气的奢侈浪费与高涨的个人勇气之间的奇特结合，与厚颜无耻的自夸与追求私利的狡猾一样，依然是他们特有的品性。他们宽大而鲜艳的服装和亮闪闪的饰品引起罗马人注意，今天依然耀眼。习俗取决于宗教信仰，比如，将尸体喂狗和吃腐肉的鸟就只有在帕西人之拜火教流行的地方，才顺理成章地存在下去。他们的许多迷信被伊斯兰教根除或者转化为神话故事。对萨珊时期的波斯人来说，一切日常生活，包括走的每一步和每个转弯，充满了或危险或诱人的巫术，圣火庙里的圣火不断发布神谕。伟大的沙普尔二世还不知足；在正宗的麻葛中，一些人懂得招魂，他们必须在危急关头为他招徕魂魄甚至庞培的魂。
常有人评论萨珊习俗至少在某些方面与西方中世纪习俗非常吻合。首先是麻葛的僧侣式禁欲，以及他们能够与贵族并肩而立的教士般的地位。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有关这点的细节，连对他们如何确保自己作为一个阶层的方法都一无所知。贵族本身及其虚张声势的骑兵，却是十足西欧式的。它与国王的关系从形式上看属于封建类型，其首要职责是在战争中提供协助。正如纪念碑上所表现的，这些波斯武士身披铠甲、头戴缀羽饰的帽盔、手持矛剑、驾驭装备豪华的骏马，非常像我们中世纪的骑士。同骑士一样，他们行动的灵魂是冒险，无论在战争抑或爱情方面。传说很早就把"斑马"白赫兰之类的形象转化成此类人物的光辉典范；而神话时代的英雄，如鲁斯特姆或费里敦，也已受到崇高礼遇。这种浪漫精神其实与任何不切实际一样，与罗马方式形成鲜明反差。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亚美尼亚。迄今为止，这个国家连同其勇敢而可教育的民众一向留意外来的影响与痕迹；它仅仅取得一种相对初级的文化，并很快屈服于新的、持久的贫穷与奴役。但特里达特斯时期 --同时也是皈依基督教的时期--构成一个辉煌的间隔期。以亚美尼亚教会为表现形式的基督教有朝一日会成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主要支柱。
亚美尼亚编年史家克雷涅的摩西(活跃于440年前后)如是记载：照耀者格列高利来自阿尔萨克王朝皇室的一个旁支，他在孩童时代经过一连串奇特遭遇，被带到罗马的卡帕多西亚，在那里由基督教家庭抚养长大，后来娶了一位信基督教的女人玛丽亚。经过三年婚姻生活，他们分开了，以便在自愿禁欲的情况下献身上帝。他们两个儿子中，年纪小的成了隐修士，大的继续过家庭生活。格列高利接着跟随当时还是异教徒的特里达特斯回到亚美尼亚，他面对极大危险，开始皈依民众。从其他资料中，我们得知一位女圣徒里普辛与他共患难，她后来甚至殉教而死，不过皈依工作进展迅速。在戴克里先302年的迫害之前，格列高利为特里达特斯和很大一部分民众施行了洗礼。因为谦卑，他不愿参加尼西亚公会议，从332年起，他作为一名隐士在今天称作马尼亚岩洞(Mania Caves)的群山中度尽晚年。他亲自任命自己的儿子阿里斯塔克斯作为继承人出任主教或大祭司。他的死不为人知，牧羊人将他埋葬；很久以后，尸体被发现，隆重下葬于索丹。特里达特斯比君士坦丁活得长，他在342年被贵族毒死。不久，内战和外来的干预就将阿尔萨克王权以及同样世袭的阿尔萨克祭司卷入巨大的不幸和混乱。不过，皈依的印记在经过接下来的所有异族政权之后依旧保留下来。基督教通过僵化了的一性沦形式，至今仍然团结着散居远及奥地利的亚美尼亚人，但不包括(属于罗马天主教的)东仪天主教会的信徒，后者目前包含了他们民族最好、最高级的一些文化因素。
这就是罗马东部友善和敌对的邻国的情况。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时代，帝国亚细亚各行省所安享的太平仅仅因为大的帝国战争而中断了一小段时间。描绘这一时期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需要专门而大量的研究。我们将仅仅局限于指出一个在几个世纪里给帝国带来耻辱的疼痛处，即伊索里亚人2的强盗国家，它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始终是棘手问题。
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王国逐渐衰落，西利西亚人早期的海盗和奴隶贸易渐趋活跃，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西利西亚曾长期作为全地中海海盗的根据地和避难所，但它终于在难忘的共和国末期被庞培大帝剿灭。甚至从那时起，古老的伊索拉就被当作内陆的匪穴之一，在伊索拉北面，所有位于西利西亚本部北面的地区开始被称为伊索里亚。由火山构造的丘陵地带崎岖不平，山峦险峻，坐落其中的城市更像城堡。不知是不是因为残留的强盗习性自海盗战争以来在这个偏远地区得以保存的缘故，还是帝国下层民众因为完全缺乏监督而刚刚采取了这种生活方式，总之，世纪的伊索里亚人是小亚细亚南部的祸患。在三十僭主时期，他们发现将首领屈白良立为皇帝是有利可图的。他在伊索拉拥有宫廷，铸造货币，在这个荒山僻野称霸了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不知道伽列努斯的将军考西索琉斯是怎样抓到他的。不管怎样，他的死并不意味这个国家被征服了，因为伊索里亚人由于担心罗马皇帝进一步报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克劳狄·哥特库斯统治期间，又对他们发起新进攻。战争这次进行得很成功，皇帝现在可以拟订计划，将伊索里亚人南迁到西利西亚，予以安置，并由一位忠实的部下替他接手他们杏无人烟的地区；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叛乱。不过克劳狄的早逝似乎阻止了这项计划的实施，伊索里亚人很快变得像以前那样大胆活跃。在普罗布斯统治时期，他们的一个强盗首领莱迪乌斯令吕西亚和潘菲利亚也岌岌可危。他不仅通过待在易守难攻的克雷默纳(位于彼西底亚)而免遭任何攻击．还通过播种和收割杜绝饥饿之虞。至于那些曾遭他驱逐、罗马指挥官又不得已想送还的不幸居民，他把他们从城墙上掷到峡谷里。一条地下通道起自克雷默纳，从罗马军营下穿过，通往野外一个遥远的秘密地点；莱迪乌斯的人利用通道不时将牲畜和粮食带进城，直到敌人发现为止。于是莱迪乌斯感到有必要通过杀戮将团队人数减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少数妇女被留了活口，供大家共同享用。最后，他手下最好的一个炮兵与他吵翻，投奔了罗马人，他从罗马人的营帐那里向城墙上的一道口子发射炮弹，莱迪乌斯利用这道口子作嘹望台。这个强盗首领身负致命重伤，但强逼手下人发誓，不要放弃要塞；这无济于事，他一死，誓言就破了。不过，这一胜利取得的最佳效果是在一段时间内保住彼西底亚；东邻的伊索里亚依旧掌握在强盗手中。这一点在戴克里先时代的一段评论中表达得相当清楚："自屈白良时代起，伊索里亚人就被看做野蛮人。由于他们的土地位于罗马疆域之中，他们便被一种新式边防军所包围，仿佛这里是敌对边境似的。他们只有靠地理位置保护自己，因为他们既没有突出的体格，又没有制造危险的勇气；既没有出众的武器，也不特别聪明。他们的惟一实力就是所居群山的易守难攻。"对于那种新式边防军以及他们针对强盗民族的作战方式，我们通过四世纪的好些实例已经相当熟稔。帝国单单为这个目的，招募了不下三支军团，后来至少又招了两支。参谋总部显然设在西利西亚的大数和潘菲利亚的锡德，佩雷阿斯则是军需品的临时存放处，而部队要么驻扎在内陆的村庄和堡垒里，要么以流动纵队的形式四处活动，但再也不敢冒险深入群山，因为经验已经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块卵石从陡峭的山坡上滚下，任何罗马战术都将无济于事。当伊索里亚人进犯西利西亚、潘菲利亚、彼西底亚以及利考尼亚时，必须在平原守候他们；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再把他们就地正法，或者送到像伊康。这种热衷寻欢作乐的大城市的圆形剧场的狩猎区里。但就连西利西亚海岸都无法一直得到保护；山地民族旧有的海盗习性不时猛烈爆发出来，以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例如在355年左右)，他们占据沿海的大片土地，逼迫船只紧贴着对面的塞浦路斯海岸航行。在他们看来，围攻西利西亚的第二大城市、重要的塞琉西亚·特拉切奥蒂斯，似乎不算什么胆大妄为之举；只有靠一支庞大的罗马援军才能让他们撤围。接下来，他们凭借由堡垒和城墙组成的防御体系，再次成功地躲进山区好几年，直到359年又大规模出动，以抢劫恐吓这一地区。据说让他们息事宁人的，是有效的威胁而非惩罚。据记载，他们在368 年重新人侵潘菲利亚和西利西亚，杀掉所有落人手中的人。一队轻装罗马士兵及其指挥，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新柏拉图主义者穆索尼乌斯，在逼仄的峡谷里遭遇攻击，全军覆没。此后，伊索里亚人被步步进逼和四处追击，不得已只能求和，他们在交出人质后获得和平。日耳曼尼克波利斯是当地最重要的人士之一，一向充当喉舌，在这些和谈中又为他们代言；文献不曾提到任何一位特别有权势的首领或王公。八年之后，在瓦伦斯统治时期，伊索里亚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大约公元 400年时，将军塔西佗被迫肃清西利西亚的强盗；404年，将军阿尔巴赞修斯击败伊索里亚人，但他收受了贿赂，后者于是依旧横行霸道，历多年而不断。所以他们一直到拜占庭晚期才消失，其间伴随着进攻、防御和表面上的臣服。这一民族人数不多，必定被彻底蛮化了。罗马人只把他们当作敌人；可以理解但不无遗憾的是，对于伊索里亚人发展出的政治、道德和宗教状况，我们没有相关描述。在许多方面，他们之于罗马，仿佛切尔克斯人之于俄罗斯，但在本质上又不相同。伊索里亚起码经过表面上的希腊化，后来才逐渐蛮化。这样一个过程能够不受阻挡地进行，本身就是对罗马帝国内部形势在不止一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现在转到地中海南岸。在罗马帝国最不幸的领土中，我们再次发现埃及，戴克里先在这里残酷镇压了埃及历史上自居鲁士之子。
征服以来的无数叛乱中的一个，从而给自己招致可悲的名声。罗马人对待埃及的态度是一种奇特的混合物：一方面，他们从骨子里藐视本地人(埃及人连同移居这里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并对他们严加控制；但另一方面，他们历来尊重有上千年历史的法老时期的记录和纪念建筑，以及现存的遗迹我指的是那种神秘的祭司宗教，其伊西斯膜拜、象征符号、咒语和巫术是晚期罗马世界最不可或缺的。以横征暴敛控制埃及的一个罗马总督或(上将军)2会前往有百座城门的底比斯和斐莱朝圣，并让人把自己名字刻在门农石像的小腿上，又加上一段话，宣称他在黎明时分听见著名的回声。古物研究者和游客的世俗好奇心，以及有教养人的浪漫95 向往也主要是冲着埃及和她古老的文明而去。以弗所的色诺芬与赫利奥多罗斯所著传奇的发生地就在埃及；他们有趣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安西娅与哈布罗克莫斯、提阿哥妮斯与卡瑞克莱亚两对情侣，其中，埃及强盗团伙扮演的角色与现代小说家通常赋予意大利匪帮(banditti)的角色一模一样--更不用说锡尼西乌斯的富有象征意义的传奇了，他给阿卡狄乌斯时代的事件穿上古埃及的外衣。"关于埃及的各种传闻，"赫利奥多罗斯说，"都让希腊听众极度着迷。"在造型艺术上，埃及风格也很时尚，尤其在哈德良统治期间。再往后不少年，又兴起对埃及风景的喜爱，诸如神奇动物、三桅小帆船、凉亭和哺育生命的尼罗河岸边的娱乐场所，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流行时尚偶尔会采用中国式图案。著名的帕莱斯特里纳的镶嵌画就属于这类性质。
但埃及的实际情形却是残酷而可怕的。古代文明如果在历经辉煌之后落人异邦人和相对野蛮的征服者手中，并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被无动于衷地转手，就容易呈现一种让外来统治者震惊的阴郁而乖张的特质，虽说这种名声并不完全贴切。波斯征服标志这一态度的肇始；埃及人不仅因为征服和压迫本身，也因为其古老宗教公然遭到藐视而一直怀恨在心。波斯人朴素的光明崇拜与新臣民的众多半动物的神祗之间发生冲突；一方视为神圣的东西恰恰在另一方那里是污浊的。因而兴起无休无止的叛乱，即使血流成河也无法平息。波斯人之后的希腊统治者在这方面没有这么格格不入；希腊式信仰在近东和埃及的多神教里并不寻找区别，而是非常急切地寻找亲缘关系。对把宙斯当作自己祖先的亚历山大大帝而言，阿蒙大神等同于宙斯。甚至早在亚历山大之前，希腊人就毫不怀疑，阿波罗就是埃及的何露斯，狄俄尼索斯是奥西里斯，得墨忒尔是伊西斯；如今他们终于在尼罗河上找到一半奥林匹斯众神的对应者。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在亚历山大的将军瓜分其巨大遗产时获得埃及，他与他组建新王国的直接继承人一样，尤其关注在某些事务上安抚埃及人。沿袭波斯人残暴的统治方式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波斯人没有必要把每种民族习性踩在脚底，这只能激起绝望的叛乱。他们的利益毋宁在于建立组织完善且独立自主的军事和官僚等级制，目的仅仅为了施加必要压力，从而将国家财源汇人王室金库，那里的储备金额多得不可思议，尽管这个国家有十五万士兵和四千艘船只。埃及古老和原先的土地划分单位nomes(省)照旧保留下来。即便社会等级制度也不构成威胁，因为土著的武士等级不复存在。祭司及其对神庙的统治受到鼓励，他们的崇拜由于王室的隆重参与而得到发扬，虽说他们同时被勒索了大量赋税。施主托勒密(Ptolemy Euergetes)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埃斯内(Esne)神庙，其风格与古埃及风格没有显著区别。与他同一世系的国王继续对自己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并被当作"拯救神"同伊西斯和奥西里斯一起受人崇拜，地位甚至更高。这最明显象征了一种融合，它通过下面这个事实被日益充分地领会，即希腊人在外国殖民地上不再与世隔绝，他们散居在这个国家中，与埃及人混居。不过，新的大都会亚历山大里亚依然以希腊文化为主导。在这里，已变得国际化、并以我们称之为希腊化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希腊风格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世界上一度没有任何城市可以在壮观、在物质和精神活动上同亚历山大里亚媲美；但也没有任何地方像亚历山大里亚这样显现出如此集中的腐败，此地三个民族(包括犹太人)通通偏离了纯朴的民族习性，他们需要的是治安而不是政府。在阿克兴胜利之后，奥古斯都接管了这个其间已有点衰落的国家，它存在的惟一理由这时突然变成伺候罗马，即作为罗马的财源和粮仓。没有一个行省像它这样被密切监视，既因为当地民众危险的本性和不祥的预兆，又因为它非凡的重要性。未经皇帝允许，任何罗马元老或骑士不得访问这个国家；埃及总督一职非常重要，任职者受到高度信任，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地方需要如此尽心地防止叛乱和篡位。自然，总督必须被授予全权；他的外在举止旨在刻意向埃及人体现他们的古老王权，至少总督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务巡行确实让人想起古埃及的皇家威仪。人们可以看见他领着一大群随从，包括祭司在内，沿着尼罗河上上下下，所乘坐的镀金精致画舫是托勒密王朝引进的奢侈品。隶属总督的各级官僚体系事实上维持了托勒密时期的原样。民众几乎不在考虑之内；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否挑选哪怕最低级的官员，也不知道除对皇帝表示效忠以外、他们能否因任何其他目的而集会。这里防止内忧外患的占领军寥寥无几，即使相对于精简的罗马体制来说也是如此。奥古斯都之后不久最多只有两万军队，而当时居民有八百万(其中一百万是犹太人)。与后来的阿拉伯人一样，罗马人也把孟斐斯地区当作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尼罗河就是从这里开始分流的；因此一支军团永久驻扎在巴比伦，即现代开罗旧城。在承平时期，士兵需要疏通尼罗河水道、排干沼泽等等。普罗布斯甚至动用他们建造神庙和其他纪念性建筑。假如这里能产出预期的利润，花费就不会过大。为了获取预期利润，罗马张开海口。整个粮食产量的五分之一(相当于法老统治下的要求)，或者作为土地税的部分等价货币，甚至有可能是双倍的什一税再加上土地租金，必须上缴国家。寺庙财产也不能豁免。这样，每年上缴的谷物超过150万英担，除此之外，还需缴纳人头税和高额的进出口税。这些关税比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还要多，因为整个罗马世界已渐渐习惯于使用主要通过埃及转运的某些印度商品。据称，关卡从尼罗河口一直设到上埃及和红海；税吏都是埃及人，显然，没有其他人更适合这份可恨的差事了。至于矿井，也许只有一小部分对国家直接有利。埃及价值不菲的矿石、科普托斯的祖母绿、赛伊尼的红色花岗岩、克劳狄山的斑岩，作为奢侈品点缀在服饰和建筑上。除了尤其擅于发现矿藏的阿拉伯人，数千罪犯也在矿井内干活。
至于民众的职业和经济状况，我们可以假定，上埃及和中埃及能被尼罗河水灌溉的地方完全致力于农业，而活跃的各类纺织品、玻璃器皿和陶器的制造局限于下埃及，位于此处的尼罗河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也为农业提供了巨大便利。在上游地带，我们可以想象伟大的古代城市事实上已经荒废，只剩下毁坏不了的神庙和宫殿；至少后来建造的托勒密城(在吉尔贾附近) 超过了所有这些城市，可以同孟斐斯媲美一但并不意味着超过很多。可以十拿九稳地推测，下游地带的人口主要由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构成，他们一无所有，索取的也很少。他们的勤奋至少在亚历山大里亚让哈德良赞誉有加："这里没有人无所事事。一些人吹玻璃，其他人造纸，还有些人纺织；人人都有职业并以此为天职。连风湿患者和盲人都有工作，那些双手残废者也不闲着。"这是否表明地产极度分散，或恰恰相反，表明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尚不能确定，因为我们不知道，例如，下埃及的寺庙财产和皇室领地究竟有多大。但由于巨额赋税，甚至自由领地实际上也不是免税的。
有记载附带提及一个地区，叫布科利亚，位于现代达米埃塔附近，一支或许被忽略了多个世纪的古老民族在此发展出强盗政制。在意大利本土，帝国有时让强盗帮肆行无忌。正是在强大的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及其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眼皮底下，非常能干的布拉·菲利克斯伙同六百人，对整条阿庇安大道强制征税达两年之久。几十年后，又有记载附带提到，在阿尔班加附近的热那亚·里维埃拉，有一个著名而富有的强盗家族，它可以雇佣两千个武装奴隶为己所用。前文已说过伊索里亚以及那里被容忍的情形。但对埃及的布科利亚人，连马可·奥勒留也不得不发动战争。"他们揭竿而起，"狄奥·卡西乌斯说，"并且鼓动其他埃及人也起来反抗；一位祭司[和>伊西多鲁斯领导他们。他们先诱捕了一名罗马军官；他们装成妇女接近他，似乎想贿赂他，让他释放他们的人。接着就杀死他和他的同伴，用这位同伴的内脏起誓为盟，再吃捧他们。......他们公然与罗马人交战，并获得胜利。还差点夺取亚历山大里亚，要不是阿维丢·卡西乌斯打败他们的话。卡西乌斯从叙利亚赶来处理，他的手段是瓦解他们的团结，再分而击之，因为不能冒险用战斗去对付那群疯子。"
真正的布科利亚人不足几千人，假如人数重要的话，他们很可能就在罗马帝国史上被省略掉了。假如行省历史不致如此湮没无闻的话，我们应该能在帝国其他地方找到类似例子，即古老而受压迫的民族沦落为新的蛮族的例子。布科利亚人 (Bucoles)之名意为"牛倌"，100这暗示它所代表的古老社会等级的一丝残余；但这些人显然同牛没有任何关系，除去或许是偷来的那些牛。尼罗河中部一港湾的涨潮注入靠海一个大湖，湖周围芦苇丛生的沼泽就是这些为社会遗弃之人的住所，或至少是藏身地；这里也许是埃及最不卫生的场所，因而没有人争论它的归属。在这里，布科利亚人部分住在驳船上，部分住在小岛上的茅舍中；幼童被一条长度恰好能防止落水的皮带系着。
特有的独木舟穿行在莎草中，出人水道只有他们自己找得到。有记载提到强盗村落，但或许指的就是湖边那些定居点。任何人只要不赞成寻常有组织的社会，都可加入布科利亚人；他们发展出的个性体现在马可·奥勒留统治期间的暴动中。这些人甚至相貌也可怕，头发垂到眼睛，后背披着长发。拿相距几天路程的地方与之对比，反差非常显著：富裕而勤奋的亚历山大里亚；沼泽地中的强盗国家；玛瑞提斯湖西部的最后一批犹太隐居者；附近尼特里克沙漠中的最早一批基督教隐修士。布科利亚人自愿不与基督教有任何关系；即使到4世纪末期，这些"疯狂的野蛮人"中也没有一个基督徒。
现在，是时候考虑埃及人在晚期罗马的性格和特殊命运了。"埃及人会感到羞耻，"阿米亚努斯写道，"如果不能展示他那黑瘦的身躯，上面留有因拒绝纳税而领受的条条鞭痕。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严酷刑具能让铁了心的埃及强盗供认姓名。"这就是下层阶级对待长官的态度。在任何一场波及广泛的灾祸中，无论战争还是歉收，抱怨一上来总是针对政府的。民众叛乱成性，即使面对较开明的统治者亦如此。在平时，这表现为恶毒的挖苦，它一旦发自奴颜婢膝的奉承就没完没了。一位受人尊敬的罗马贵妇不得已作为总督夫人住在埃及，她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达十三年之久，也不允许任何埃及人进入她的屋子，这样起码可以被人忽略。那些无法这样保护自己的人则不得不忍受最下流的流言与歌谣，"在亚历山大里亚人看来非常惬意的事，对于受害者却是恼人的"。至于卡拉卡拉，就我们所知，他们却找错对象；他屠杀成千上万人来报复，这场大屠杀让人回味了很多年。奥古斯都和尼禄要聪明些，他们毫不在意亚历山大里亚人的嘲弄，反而在他们巴结和谀扬的才能中找乐子。
埃及人显得特别偏爱吵架斗殴，也爱好无与伦比的欺诈和争讼，不仅对上级如此，对自己人也一样。这些平时阴郁的人有时会因为燃烧的怒火和疯狂的辱骂而面红耳赤，起因或许仅仅是一声问候没有得到回应，或在浴室里没有被让出地方，要不然就是狂热的虚荣心受到伤害。由于最轻微的骚乱可以被心怀怨恨的数千人当作发泄内心不满的信号，此类事变总是包含普遍的危险；这样，在埃及负责秩序和顺从的官员就能找到实施非人道镇压的理由，至少皇帝在场时可以如此。众所周知，和平只有在流血之后才能恢复。亚历山大里亚的特色在于，对竞技场赛车手狂热的派系支持通常导致暴力和杀戮，这种局面的出现比帝国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早，或许早在托勒密时代就有了。
有一件事尤其能煽动这类古老、遭误解、受凌辱的民族做出疯狂举动，这就是他们的宗教，尽管已经退化并丧失了所有道德活力，宗教依然取代了失落的民族纽带。所以对埃及人来说，先是他们的异教、然后甚至基督教都可以作为通道，以排泄无形的、受压抑的怒火。102释放宗教狂热的需要是现实存在的；时间和命运决定了目标。异教的罗马小心翼翼，不在这些事情上冒犯他们。在访问这个国家时，皇帝们参加仪式和祭祀；在纪念建筑上，他们始终以古代埃及国王的形象出现，还用铭文这样写，"永生的，伊西斯的宠儿"；神庙由他们建造或竣工，或者作为他们的还愿品。不过在埃及境内，因为寺庙之间彼此妒忌，始终存在宗教仇视的情形，这表现在崇拜不同的神圣动物上。尤维纳尔和普鲁塔克为我们留下这方面的风俗画。如果他们对世上这一最古老文明的朦胧勾勒缺乏神圣庄严的成分，而我们又不愿看见这种成分完全被践踏在尘土中的话，不妨带着纯粹的愉悦来欣赏这些画。一个城市的正统信仰并不反对食用在另一个城市受到崇拜的动物。"在我所生活的时代，"普鲁塔克写道(《伊西斯和奥西里斯》)，"奥克西林库斯(意为狗鱼镇)的人抓住一条狗，作为牺牲宰杀，再吃掉它，仿佛狗肉以前就是祭肉似的，实则因为塞诺波利斯(意为狗镇)的人食用奥克西林库斯，即狗鱼。他们因此卷入战争，相互施加诸多伤害；不久，因为罗马人的惩罚，他们又都恢复秩序。"尤维纳尔(第15首诗，第33行以下)讲到坦提拉人对奥姆比人的可耻进攻，后者当时正在欢度节日，酩酊大醉，未加防范；坦提拉人不仅残肢和杀戮，还吞食一具遭肢解的尸体，就像上文所说的布科利亚人那样。下面的传说很容易流传开来，古代一位国王深谋远虑，为不同地方指定了不同的动物膜拜，因为如果没有由此酿成的持续敌对，就无法控制人数众多又不安分守己的埃及民众。在概括异教的章节中，我们还得回过来讨论这一强大的宗教，以及它的祭司、术士和它对希腊罗马异教的傲慢态度。
埃及人的语言后来以科普特语的形式保留下来，但不再是这一宗教的主要媒介。来自帝国各地的人迫不及待地服膺于时兴的迷信。亚历山大里亚以希腊文化为主导，然其作坊和港口积聚了一帮乌合之众，像尼罗河流域的其他地方一样疯狂，让基督徒深感痛惜。当一位占卜师在这里用疯狂的即兴讲话把民众鼓动起来之后，德西乌斯的迫害整整提早了一年(251年)。行刑技艺同样在这里得以改进，这在受压迫的民众中间是很自然的。那些遭迫害之人的脸庞和眼睛被尖尖的芦苇秆刺穿，又被拖到走道上，敲掉牙齿，打断四肢，等等，更不用提正式审判所受的严刑拷打了。
实际上，这一民族的整体性格令罗马人十分厌恶。在广阔的罗马帝国境内，只要与游走四方的埃及人打交道，就能预见粗俗莽撞的举止，"因为他们从小接收的就是这种教育"。当着官绅，甚至皇帝本人的面，他们呼喊和尖叫，让人无法忍受。因而在通过惩戒让埃及恢复理智的时候，几乎不会有良心的不安。世纪中叶以后，普遍的灾难以战争和瘟疫为形式折磨着帝国，致使人口减少；除此之外，埃及还经受了特有的灾祸。
伽列努斯统治时期(254-268年)发生了一件事。一位亚历山大里亚官员的奴隶受到军方鞭笞，因为他带着几分埃及式嘲弄说，他的便鞋比士兵穿的要好。群众同情他，暴民聚集在埃及总督埃米利安努斯的住宅前，尽管一开始并不知道谁是这场骚动针对的目标。不久，人们开始扔石头，拔剑，怒骂之声不断高涨；显然，总督要么沦为暴民的牺牲品，或者，就算他所作的努力能够控制住暴民，等待他的只有免职和惩罚。在这次危机中，他自命为皇帝，显然是应军队的要求，军队既痛恨懒散的伽列努斯，又需要有人领导他们对付正在骚扰埃及的蛮族，而不必纠缠于琐碎职责。他带军穿过埃及，将入侵民族击退，并把粮食扣押在国内。也许人们正盼望着此类救援，就像西部在这一时期通过波修姆斯及其继任者也得到了类似救援。然而，在埃米利安努斯为穿越红海的一次远征做准备的时候，埃及却把他交给伽列努斯派来的将军蒂奥多图斯，后者把他作为囚犯送给伽列努斯。他或许在罗马图利乌斯监狱里被绞死，就在朱古达曾被饿死的地方。
在复仇过程中，伽列努斯是否对这个国家施以额外特殊的惩罚，不得而知。无论如何，这不可能给他带来好处，因为他很快再次失去埃及(261年)，虽然只有很短一段时间，但情形很可怕，虽说具体情形只能猜测。我们不知道，在马克里阿努斯主宰东部的十年间，亚历山大里亚掀起什么战斗，也不知道作战双方是谁。不过在这一时期末尾，主教狄奥尼西对这座城市的描绘几乎因为暴行而认不出来了；主干道，也许就是著名的三十斯塔德长的街道，像西奈半岛的旷野一样荒凉；已荒废港口的水域被鲜血染成红色，附近尼罗河水道上漂浮着尸体。
伽列努斯重新夺回埃及，但在他的继任者克劳狄·哥特库斯与奥勒良在位期间，伟大的帕尔米拉女王、托勒密王朝的孙女两次以她的名义征服埃及，或至少亚历山大里亚。对于一个平素不好战且老境颓唐的民族而言，这显示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民族骚动(如同好几个行省里类似的运动)；芝诺比娅在埃及既有效忠者又有反对者，两派都很强大，而土著军队似乎同时增援两边军队。帕尔米拉人胜利了，但他们自己的王国不久便毁于奥勒良的伟大战役(273年)。埃及人中间曾经敌视罗马的帕尔米拉派现在只能指望最严厉的惩罚；可能出于绝望，一个定居在埃及的名叫菲尔姆斯的富有的塞琉西人起来当皇帝。关于此事的惟一资料使我们肯定，作者并没有把同一时期阿非利加历史上出现的三个同名人物混为一谈；但他对此处涉及的这位埃及篡位者的描述显得如此矛盾，而几乎不可能指同一个人。他所说的菲尔姆斯骑在鸵鸟背上，能消化河马肉和一整只鸵鸟，遑论与鳄鱼亲近了；他身上放有一架用大锤敲打的砧琴。同一个人也是芝诺比娅的朋友和近臣，以及埃及最大的商人和实业家之一。他吹嘘他单凭造纸厂的盈利即可维持一支军队；他手上握有为阿拉伯人和布莱米耶人供给的大笔合同，这些人控制了同红海及非洲内陆的贸易；他的船队经常航行到印度。在其他地方，批上皇帝紫袍的人是官员、行省贵族和冒险家；但在埃及，意义重大的是，尽管接连不断的战争以毁灭威胁过他，一位大商人仍然敢斗胆称帝。
奥勒良希望迅速铲除"王位窃贼"；他在战斗中击败他，然后将他围困在亚历山大里亚。这里，菲尔姆斯及其党羽似乎在原来的皇家堡垒布鲁奇翁一带坚持了一段时间；至少，在奥勒良逮住并杀死菲尔姆斯之后，他认为将市内那庄严堂皇的一带全部夷为平地是适宜的。因此，托勒密王朝的宫殿化为灰烬，王朝宏伟的陵墓、维系晚期希腊文化所有精神联想的博物馆以及上面竖有高高穹顶的神殿入口处的巨大圆柱都未能幸免于难更不用说遭到毁坏的剧院、长方形会堂、花园等建筑。这究竟是报复，抑或只是胜利者的战略考虑?我们切不可忘记，假如叛乱的埃及限制粮食出口，正如菲尔姆斯所做的，那么帝国的某些地方就会遭受饥荒。但假如必须做出如此牺牲，以使一个城市无力叛乱和防御，那么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同样是可悲的征兆。
对于埃及人而言，这一破坏只能充当又一个刺激。在普罗布斯统治期间 (276-282年)，或许更早一些，最精力充沛的一个将军，即高卢的萨图尔尼努斯来到埃及，大胆的亚历山大里亚人立刻拥护他为皇帝。萨图尔尼努斯被这种想法吓坏了，逃往巴勒斯坦。由于他不了解普罗布斯宽宏大量的性格，他在进一步思索之后依然手足无措，于是含泪把阿佛洛狄特神像上的紫色褶子短裙裹在身上，而他的党羽纷纷向他效忠。让他感到安慰的是，起码他不会独自毁灭。普罗布斯不得不派出军队，不幸被俘的篡位者在违背普罗布斯意愿的情况下被绞死。稍后，普罗布斯被迫再次在埃及挑起战事，因为长期造成危险的努比亚的布莱米耶人已经占领了部分上埃及，尤其是我们已经提过的尼罗河上的托勒密城。难以和解的造反居民同布莱米耶人暗中串通。布莱米耶人是瘦弱、黝黑、油滑的沙漠民族，已经控制了红海与尼罗河港口城市之间的交通；要征服或毁灭他们同样不切实际，因此至少有必要不时加以遏制。这一次，罗马将军同样占到上风，并且必然施加了严厉惩罚。但在戴克里先时期，埃及全境再度叛乱，为时长达数年之久，因为皇帝们在此期问不得不从几乎未曾征服的高卢出发，去重新征服不列颠，推翻迦太基一个篡位者，击退摩尔人部落的入侵，并沿着几乎所有边境发动战争。当布莱米耶人再次控制上埃及时，亚历山大里亚一个此前不甚知名之人，即埃尔皮迪乌斯·阿基莱乌斯自称为奥古斯都(286年)。过了十年后(296年)戴克里先才能干涉。他在二十二岁的君士坦丁的陪伴下穿过巴勒斯坦向埃及进军，后者高大威严的仪表使皇帝相形见绌。由此再度形成对亚历山大里亚长达八个月的包围，引水渠在此期间被摧毁；杀掉阿基莱鸟斯之后，又迎来另一个可怕惩罚。军队大概恼羞成怒，把整座都市洗劫一空，篡位者的党羽被张榜通缉，一大批人遭处决。当戴克里先骑马入城的时候，据传他命令军队要一直杀到鲜血没过他坐骑的膝盖；但在离城门不远处，这匹马被尸体绊倒，膝盖沾上血，杀戮命令方才立刻取消。此地长期以一匹铜马为标志。
在中埃及，布西里斯城完全被毁。上埃及也好不了多少；这里富饶的集市科普托斯自然是布莱米耶人的立足之处，它遭受的命运与布西里斯相同。这一次，戴克里先(根据尤特洛皮乌斯的说法；借鉴尤特罗皮乌斯的基督徒奥罗修斯则对此不置一词)发布了许多有后续效力的谨慎法规。无疑基于充分理由，他废除奥古斯都为这里创建的区域划分和组织，将埃及分为三个行省，以与帝国其他地方的组织一致。实现贸易往来的安全靠扶持诺巴特人，他们是来自大绿洲的另一支阿非利加部落，如今成了布莱米耶人的竞争对手。诺巴特人受帝国长久雇佣，赛伊尼上游一片狭长的不毛之地割让给他们，他们从此居住在那里，守护边境。
由于兵力与财富耗尽，有必要使出这类权宜之计，也不得不向诺巴特人和布莱米耶人交纳贡赋，这些并非戴克里先的错。但让这些人保证履行义务的方式却很有戴克里先的风格。位于边境的斐莱岛顺带获得簇新而牢固的防御工事，神庙和祭坛得以重建，或者是将现成的神庙和祭坛重新献给诺巴特人与罗马人共同的sacra(圣物)，并配备共同的祭司。两个沙漠民族都奉行埃及人的信仰，布莱米耶人有人祭的特殊嗜好；他们如今得到或保留了一种权利，即在特定的神圣季节将伊西斯神像从斐莱运到他们的领地，并在那里保留一段时间。一块现存的碑铭描绘了圣舟在尼罗河上运送女神神像的庄严过程。
与此同时，一座新城在上埃及已遭毁坏的科普托斯附近兴起；皇帝将它命名为马克西米安波利斯，以向最年长的共治者表达敬意。
这里也许只是驻军要塞，也有可能是原来阿波罗波利斯的新叫法。沉浸在悲哀和消沉中的亚历山大里亚至少获得些许安慰；因为戴克里先再度将定量粮食配给这个城市，这种恩惠意大利以外的许多城市都开始享受。作为回报，亚历山大里亚人现在按照戴克里先的在位时间纪年，而总督庞培乌斯在302年出于对他的敬意而造了纪念柱，它被误称为庞培的纪念柱。柱上的铭文依然可见："献给万分神圣的独裁者，亚历山大里亚的保护神，不可战胜的戴克里先。"这块巨石取自一座早期的公共建筑，或者原来打算用于一座一直未能完工的建筑，它高高矗立在难以辨认的塞拉皮斯神庙的废墟之上。最后，一段有点晦涩难解的晚期记载告诉我们，戴克里先当时下令收集古埃及人关于金银制造的所有著作，再付之一炬，让埃及人无法再通过这类方法获得财富，也就无法趾高气扬地反对罗马了。精明的评论认为，如果戴克里先真的相信炼金术，他肯定是为了自己和帝国的需要而把这些书保留下来。而不大可能像吉本推断的那样，戴克里先的措施纯粹出于善意的教化。也许，炼金术同埃及其他令人厌恶的迷信有关，后者是这个以自身方式虔诚信教的统治者希望阻止的。
戴克里先结束埃及的造反，稳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问。他真的能够用智慧从根本上帮助这里，改善当地居民的性格，或至少使他们在长时期内屈服吗?通行的帝国新法规真的足以令叛乱不再有吸引力或不可能了吗?最有可能的解释已经做出。首先，皇帝权威之分割在行省内部防止了土著和地方篡位者崛起。此外，君士坦丁以后，埃及人的激情在基督教会的辩论中找到发泄口，对于这个不幸民族不断衰竭的精力而言，这显然比绝望地反抗罗马官员和军队要合适一些。基督教刚刚合法，梅利提派和阿里乌派的争吵就挑起一连串神学上的骚乱。但在埃及，异教徒同样狂热地投身于自己的宗教，不惜以流血起义来捍卫它，这种情况在帝国其他地方不曾出现。
从某种角度来看，埃及与阿非利加所有地方一样，是罗马帝国最高枕无忧的属地；除了一些半野蛮的部落他们的入侵只需适当努力即可轻易击退，边境上只有漫漫黄沙。当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的边境受到强大敌对民族的威胁时，这里相对薄弱的驻军只要合理布防，就足够应付了。因为在当时，做梦都想不到一种宗教的、耀武扬威的狂热有朝一日会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势不可挡地席卷和同化罗马帝国的整个南部和东部。在3世纪，阿非利加北部沿海肯定比后来任何时候都人丁兴旺。阿尔及利亚的纪念碑，后人记载的大量主教辖区，相当可观的文化活动及其在晚期罗马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些所暗示出的情形，无法通过相对贫乏的表面事物而予以公正评价。尤其是凯撒所收复的迦太基，凭借地理位置已跻身帝国一流、也最危险的城市之列。这座城市的道德堕落后来腐蚀了勇猛的旺达尔人，就像卡普亚的穷奢极欲腐蚀了汉尼拔的士兵一样，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狄多为天神阿斯特洛克建造的神庙才是让帝国致命的，并非由于其媚态丛生的庙妓，而是由于它所发布的颠覆性神谕以及对不止一位篡位者的支持。天神神像立于狮身之上，手中挥舞着闪电和权杖，从神像上垂下的紫色长袍被披在不止一个皇帝反对者的肩上。如今，在戴克里先登基之际，又有某个名叫朱利安的人起来反对他。我们对此人的出身和下场一无所知；他定然是所谓Quinqueg entiani(五民族联盟)的首领，马克西米安曾被迫讨伐这个联盟，我们对此亦知之甚少。他们无疑是毛里塔尼亚人，即来自北非的西半部分，阿特拉斯山至今在此构成一道屏障，使这里许多小民族受不到正面进攻。如果罗马官员没有玩忽职守的话，无需担心这些民族任何重大的占领。马克西米安休整好些年之后才打了这场战役(297年)，由此可以推断，危险并非迫在眉睫，运送到意大利的粮食也未曾中断。由于埃及的叛乱直到前一年才结束，帝国可能差不多快要放弃来自阿非利加的粮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