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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办法在自家客厅改变世界吗

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写道：“我最早是借由阅读才明白外面还有各形各色的天地，才开始想象别人是过着何种人生。”1他的说法十分迷人：读小说有助于我们摆脱自我与个人经验的桎梏，扩展同理心。然而，许多现代文学理论家对此嗤之以鼻。心理学家平克说：“他们觉得这个想法太平凡、太健康、太庸俗、太滥情，而且太‘奥普拉’了。”2批评者认为，即使阅读最打动人心的小说，也几乎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实际行为，反而会加深偏见。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文学、摄影、电影等作品确实能带领我们踏上想象之旅，接触截然不同的人生，在放下小说或走出剧院之际，我们更容易做到对他人感同身受。

对高同理心人士而言，虽然文字与照片只是提供二手经验而非实际经历，但依然应该被严肃看待，而不是被当作清粥小菜。因为好几个世纪以来，艺术作品始终能驱使大众从心有同感到付诸行动，例如对抗童工制度或投入反战运动。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妥善接触各类书籍与艺术作品，不只是为了获得消遣娱乐，更是为了激发自己的同理心。

我把这个称为“椅子同理心”，代表一种在自家客厅旅行的方式。不过，当你靠上躺椅，不只可以在旁边摆本书或手持DVD（数字通用光盘）遥控器，还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社群网站、电玩游戏、网络聊天室和其他形式的网络资源，都为椅子同理心开辟崭新天地，让我们可以跟全球成千上万的人联系交流。数字时代已然到来，同理心的未来涉及许多重要议题：像脸谱网这样的网络社群是有助于大家建立更紧密有益的人际关系，还是只会让人际互动变得肤浅和流于表面？我们是否会发展出“网络人格”，变得更爱自我陶醉，而非更容易设身处地？理想的同理心APP（应用程序）该是何种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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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发现互联网的潜力被夸大，甚至可能会成为全球同理心革命的一大威胁。不过，我们还是先从数字时代返回铁器时代，在古希腊剧场就座吧。

戏剧与电影：用敌人的眼光看待战争

公元前472年的春天，雅典人在剧场外大排长龙，准备欣赏希腊悲剧创始者埃斯库罗斯的最新剧作《波斯人》（The Persians）。这出戏非比寻常，不仅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不像一般戏剧取材自神话故事，而且令观众大感震惊的是，这出戏是从他们的死敌波斯人的眼光出发创作的，而8年前雅典人尚在萨拉米斯战役中与波斯人厮杀得你死我活。

这出戏描述波斯王薛西斯一世派遣军队远征希腊，却被他们的死敌希腊人杀得片甲不留。当将士们在萨拉米斯惨败的消息传回波斯，波斯长老院的长老放声哭喊：“唉，悲痛复悲痛！知悉消息者尽皆哀哭，此残酷痛苦实出人意料。”埃斯库罗斯没有颂扬雅典军队，反而关注那些丈夫战死沙场的波斯女子，描述她们为“痛苦徒然各流泪，余生孤寂哀恸泣”。观众深受吸引，体会敌军的切身痛苦，得以从波斯人的角度看待萨拉米斯战役。

虽然有些观众也许会对雅典的胜利沾沾自喜，对波斯的战败幸灾乐祸，但埃斯库罗斯要求他们在欢庆凯旋之际，也对战败的敌军好好发挥同理心。更惊人的是，埃斯库罗斯自己稍早之前曾在马拉松战役中对抗波斯大军，亲生弟弟更在战场上不幸丧生。也许他在编写此剧时，想起命丧沙场的雅典人总共是191位，战死的波斯人却多达6 400位。研究古典文学的彼得·史密斯写道：“他绝对会想到，许许多多波斯妇女在那天成为寡妇，而且跟希腊人相比，更多波斯人痛失爱子。”埃斯库罗斯大概时常想象他们悲戚哭号的模样。3

包括《波斯人》在内的希腊悲剧会在每年的酒神庆典上演出，而酒神乃是变形之神。事实上，希腊人认为戏剧有教化观众之效。现代人关在自己家看DVD，古希腊戏剧则是众人齐聚的盛大活动，大家一起为剧中角色的个人痛苦与道德两难潸然泪下，彼此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有教化心灵之效：借由观看悲剧，观众能以开阔眼光观照自身苦难，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有机会同情他人。作家卡伦·阿姆斯特朗认为，观众因为波斯人掉下眼泪，或在赫拉克勒斯一时失去理智杀掉妻儿之后，为流露悲痛的他动容不已，这时他们——

就陷入酒神式的出神，亦即跨出根深蒂固的成见，涌起一种在观剧之前料想不到的同理心……悲剧让我们看见艺术如何唤起怜悯之心。举凡戏剧、电影和小说都有助于我们发挥想象力，进入别人的人生，感同身受，认同跟我们天差地别的人们。4

在古希腊时代，戏剧确实是大受欢迎的艺术形式：酒神庆典期间，囚犯甚至得以暂时出狱观赏戏剧竞赛。现代人多半偏爱电影而非戏剧。然而，我们有多少次在电影院陷入出神，跨出自我呢？这取决于个人喜好。你可以轻松观赏动作片、奇幻冒险片或喜剧片，这类电影很少迫使观众设身处地看事情。然而，很多电影经过导演悉心拍摄，足以让观众深有同感，与希腊悲剧的感染力不相上下。

其中一类电影格外有感染力，其起源可追溯至《波斯人》这类戏剧，那就是以敌军士兵为叙述视角的战争片。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硫磺岛战役执导过两部电影，在2006年上映。这两部影片可谓佳例。《父辈的旗帜》（Flags of Our Fathers）采取标准手法描绘战争的悲痛，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的角度看待硫磺岛战役。《硫磺岛家书》（Letters From Iwo Jima）则罕见地从日本兵的角度呈现这段血腥交锋，甚至全片采用日语发音。这部电影呈现“敌军”的立场，尤其着重描绘他们战败后的痛苦屈辱，借以质疑过度简化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与凯旋主义，打破“我们”与“他们”的界线。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谈起本片时说：“这部影片最终要传达的是，每位母亲在失去爱子之际，无论她们是日本人、美国人还是其他任何国籍，都会展现出动人的哀痛。”5埃斯库罗斯绝对会对他的说法深表赞同。

就这类战争片而言，如果你想有一段极为难忘的酒神式出神体验，1930年上映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是绝佳选择。这部电影改编自埃里希·雷马克的小说，描述德国步兵保罗·鲍默的故事。他是年轻学生，满怀爱国情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身军旅对抗法国。惊人的是，这样一部从德国士兵角度出发的好莱坞反战电影，竟然能在战争结束才十余年之际问世。更非凡的成就在于，该片也许是电影史上最能激起同理心的杰作。特克尔认为这部影片“让我们清楚看见战争的可笑”。6

电影当中，保罗一度置身于枪林弹雨，跳进壕沟寻求掩蔽。没过多久，一位法国士兵跳进同一条壕沟，保罗不假思索地抽出匕首朝他的胸口刺上一刀。他伤势很重，但仍在呼吸。保罗洗掉双手的斑斑血迹，眼睁睁看着他在自己面前受尽折磨，缓缓走向死亡。外面依然炮火猛烈，保罗不得不在壕沟过夜，无法回避面前的他。起初保罗很讨厌他临死前的喘气声，但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开始同情他。“我想帮你。”保罗说，并给他一点儿水喝。可惜为时已晚，他已魂归西天。保罗忍不住讲了一段痛彻心扉的独白：

我并不想杀你。我是想救活你。若你重新跳进这条壕沟，我不会拿刀刺你。你也清楚，当你跳进来的时候，你是我的敌人，我很怕你。然而，你不过是个跟我一样的人啊。可是我却把你杀了。拜托，原谅我吧。快跟我说啊，说你原谅我了！……噢，天啊，你死了！不过你比我好，你脱离了苦海，现在他们再也无法伤害你了……噢，天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们？你跟我，我们只不过想活下去而已。为什么他们要送我们上战场彼此厮杀呢？若没有步枪和这身军服，你跟我还可以称兄道弟啊。

这是把“别人”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的绝佳例子：保罗学会把敌人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明白对方也只是将领政客手中的棋子。接下来，保罗展现出更深沉的同理心。他把手伸进那个士兵的外套口袋，拿出他的身份文件。他名叫热拉尔·杜瓦尔，旁边还有一张他妻女的照片。现在保罗明白他不只杀了一个敌人，还杀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他有家人，有感情，有家庭等待他回去，跟保罗并无二致。“我会写信给你太太，”保罗对死去的他说，“我会写信给她。我保证会照顾她的一切要求。我会帮助她，也会帮助你的父母。请原谅我吧。原谅我吧。原谅我吧……”他伏在杜瓦尔冰冷尸身的脚旁，痛哭失声。

《西线无战事》赢得193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席卷全球各地，吸引数百万观影人次，传达同理之心与反战思想，影响力无远弗届。“我看完《西线无战事》之后变成了和平主义者。”电影史专家安德鲁·凯利说。成千上万个观众也跟他心有戚戚焉。饰演保罗的卢·艾尔斯甚至从此拒绝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不愿入伍上阵。艾尔斯回想《西线无战事》掀起的巨大回响，认为这部影片：“让观众知道德国人跟你我抱持相同的价值观……只是面对比自身大得多的力量，只好身不由己……《西线无战事》成为世界大同的先声……世人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的。”7

《西线无战事》问世之后，许多人认为其威力十足，恐煽动人心，因此各国政府纷纷跳出来阻止人们观赏，以防止反国家主义和反战思想的传播。奥地利、意大利、新西兰、苏联等国都禁演这部影片，至于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则对其严格审查。其在德国尤其引发争议。某份支持纳粹的报纸认为这部影片是“犹太人的谎言”，以及“出于仇恨的电影，根本是在诋毁德国士兵”。影片在柏林首映之夜，纳粹分子在戏院里靠小白鼠和臭气弹造成混乱，纳粹高官约瑟夫·戈培尔则在场外带领示威抗议。6天后，这部影片在全德国被禁演。8 1933年希特勒掌权以后，原著作者雷马克担心遭到迫害而从德国逃到瑞士，他的妹妹却没有这种好运：10年后，政府为了报复她哥哥的逃亡行动，在人民法庭将她判罪，处以斩首之刑。

电影绝对能激起观众心中的同理心。我们借由电影走进少数弱势人群的内心世界，一窥他们如何受到压迫，这类电影包括《辛德勒的名单》，或是澳大利亚电影《末路小狂花》（Rabbit-Proof Fence）。后者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主角是两个属于“被偷走的一代”的原住民混血女孩，她们在20世纪30年代试着逃离白人政府设立的再教育营。或者你可以选择观赏《象人》（The Elephant Man），该片主角约翰·梅里克生于维多利亚时代，因恶疾导致外表畸形，遭社会排斥。你绝对不会忘记他在片中是如何大喊：“我不是动物，我是人类！”有些电影带领我们踏进遥远的文化，明白在喀布尔街头长大的男孩会面临何种两难困境，如《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有些电影带我们领略人生的艰辛挑战，如主角为听力障碍人士的《悲怜上帝的女儿》（Children of a Lesser God）或对抗贫穷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有些导演尽力呈现角色生不如死的痛苦：朱利安·施纳贝尔执导的《潜水钟与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是个佳例，该片善用精湛熟练的摄影技巧提升渲染力，片中主角全身瘫痪，只剩左眼皮可以活动，观众能感受到深陷此症是何其难以承受。

然而，如果电影用上太多特效，恐削弱力道，难以激起多大的同理心。詹姆斯·卡梅隆此前执导的华丽炫目的科幻电影《阿凡达》（Avatar）便属一例。政治学家加里·奥尔森认为《阿凡达》是“最能激起同理心的危险电影”。（对他而言，“危险”是正面用词，代表“在政治上表现激进”。）9卡梅隆希望我们能同情纳美人，他们有蓝绿色的皮肤，身高三米，爱好自然，但他们的星球遭人类和不知名企业破坏蹂躏，这显然是隐喻当前逐渐恶化的自然环境与原住民处境。男主角马林·杰克·萨利是一名海军陆战队下士，他占据一个纳美人的身体，设身处地，后来转为认同纳美人的生活方式，替他们挺身奋战。问题在于，电影特效与高科技花样掩盖了原本应激发同理心的寓意，例如外星巨龙与强力武装宇宙飞船之间的空中激战就会模糊焦点。相较之下，《西线无战事》这样的电影拍得简约，近乎剧场演出，可以激发个人同理心，情绪感染力更胜《阿凡达》。10

我无意叫大家拒看任何无法激起同理心，或根本无此意的电影。电影能直接呈现情景或对话，让我们设身处地感受各种人生，而这些人生我们原本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了解。我们可以不再只关注电影的娱乐效果，而是关注哪些电影有助于刺激思想与行动，让我们更敏锐善感，更有同理心。我在此提出一个建议：请建立你个人的同理心电影俱乐部，找来三五好友，列出大家都感兴趣的主题观影单，例如关于年华老去或狱中甘苦的片子。你们一起观赏，详加讨论，再把影片名单与心得发布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

摄影：影像的政治力量

自中世纪以来，基督受难像被用来传达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肉体痛苦。其早期画风清淡文雅，但从16世纪起变得残酷血腥，钉子插进肉里，伤口迸裂，鲜血淋漓，看画的人既能看见基督承受痛苦，也能感受到他肉身的剧痛。比方说，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在1515年画出伊森海姆祭坛画，画中的基督被残酷地拉开双臂，手指朝天，可见他先前曾被绑在刑具上审问，然后才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光是看见这幅画的图片就会手指抽痛，掌心冒汗。（我还会冒起鸡皮疙瘩，虽然我不信基督教。）诚如艺术史学家吉尔·贝内特所言，画家完全是刻意采取这种能激起同感的画法：

中世纪后期发展出的画作旨在激起虔诚信仰，不只是把文字形诸画面，成为“给文盲看的《圣经》”，更要使芸芸大众心生同感并起而效仿，借以传播基督的牺牲精神，传播受苦的意义。11

根据新兴的神经美学研究，无论宗教画还是世俗画都有激发移情作用之效。一份有关米开朗琪罗与戈雅作品的研究指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能产生“自动移情反应”，借由“具体模拟”作用直接感受到影像所传达的情绪。12不过，除了刺激神经系统，视觉影像能实际影响个人与社会行为到何种程度呢？摄影可以提供解答。20世纪初，摄影取代绘画，跃居静态影像的主要媒介。为求了解摄影作品如何扭转世人的冷漠无感，我们不妨回顾早期的社会纪实摄影，看一看刘易斯·海因的石破天惊之作。

20世纪初美国盛行雇用童工，将近1/6的未满15岁儿童受雇于农场或工厂。131904年，慈善基金会“国家童工委员会”成立，大力推动立法禁止雇用童工。在1908—1924年，他们聘请曾在纽约当过学校老师的海因在全美拍摄童工。这项工作艰困难行，毕竟没有一家工厂想让摄影师四处窥探，拍下低薪童工赤脚做苦工的照片。然而海因自称器械推销员或消防检查员，常获准进入工厂，拍下血淋淋的画面。多年下来，他拍过在纺织厂大型纺织机上做工的6岁孩童，在煤坑工作全身覆满漆黑煤渣的年幼男孩，半夜三点在罐头工厂剥牡蛎壳的年幼女孩，还有在棉花田、玻璃工厂或其他血汗工厂孜孜工作的成千上万个童工。

这些震撼人心的照片出现于全美各地的报纸杂志，以及国家童工委员会发行的一系列刊物上，证明剥削童工确有其事，改革派人士并非无的放矢。这些照片引起群情激愤。一位记者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参观完海因的摄影展以后写道：

要求立法废除童工的最有力证据……正是这些照片，从中可以看见痛苦折磨，道德堕落，极度匮乏，对悲惨童工的身心百害无益。这些照片远比任何文字作品更触及人心。触目惊心的真实惨况令人难以卒睹，难以承认文明世界竟然有这种事。14

文化历史学家艾伦·特拉亨伯格认为海因的照片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在于照片胜过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大众对照片中的童工感同身受，从而“发自内心地感到悲悯”。15一张张照片不只深刻影响个人，也促成公共政策的转变。历史学家拉塞尔·弗里德曼写道：“他们的处境惨不忍睹，民众因而相信美国必须立法废止童工。”1912年，美国国家儿童局应运而生，属于联邦政府层级，旨在消除雇用童工现象。在1910—1920年，美国的童工数量减少一半，部分原因正是海因的照片发挥了功效。16

从海因的时代开始，社会纪实摄影经历了许多关键阶段，不断演变。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多罗西娅·兰格跟沃克·艾文斯借由照片让无数美国人明白乡下贫农的悲惨境遇：身为季节性农工的母亲带着挨饿的子女，心力交瘁满脸绝望；亚拉巴马州的佃农流露悲惨眼神。20世纪60年代，越战的照片证明残暴影像有办法掀起政治变革。摄影记者黄功吾拍下遭汽油弹袭击的一个赤裸女童，该照片成为美国国内激发反战浪潮的一股动力，也让军方和政府相信控管手段必须更加滴水不漏，避免这类画面出现在大众眼前。这些照片不仅可以激发大众对受害者的同理之情，也能唤起恐惧、怒火、歉疚，以及道德上的反感。1720世纪6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的饥荒照片也纷纷出现，达到异曲同工之效，例如唐·麦卡洛克在比亚法拉拍下一个白化病男孩挨饿的画面，该照片广获关注。

20世纪70年代中期，摄影评论家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质疑这类呈现贫穷或暴力的画面是否仍能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回响。率先引领批评声浪的是苏珊·桑塔格，她在影响深远的著作《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中指出，世人已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看过千千万万个悲惨受苦的画面，越来越无动于衷。“残忍的影像一次一次反复出现，渐渐无以冲击人心，”她写道，“在这几十年间，尽管‘关怀摄影’唤醒良知，却也造成麻木之效。”18从那时起，桑塔格的后现代追随者纷纷指出，这类彰显民众不幸、社会不义与人权不彰的影像已太过泛滥，如果我们在报端看到难民争先恐后扑向补给品，或有童兵瞪视摄影镜头，我们有时仍会大感吃惊或心生怜悯，但通常不会付诸长期行动。他们认为我们遭受情绪轰炸，早已疲乏。19

然而我们确实如此麻木不仁吗？上千个推动社会正义的团体组织显然并不同意，所以才会继续靠照片促使大众关注受害群体，并支持他们的要求。不妨瞄一眼慈善团体寄给你的传单，你会看见被地雷炸断一条手臂的女孩，或是一家人站在被地震摧毁的家园旁边。人道主义组织的研究显示，虽然有些人会直接把传单扔进垃圾桶，但也有些人会起心动念，捐钱出力。

过去10年间，这类旨在激起公众关注的照片大有转变，开始更关注文化层面。提倡国际平衡发展的慈善机构以前会运用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例如站在干枯大地上的饥饿孩童，他们显得无依无靠，历尽痛苦折磨，无辜的童年惨遭侵害。今日这种照片依然俯拾即是，但我们越来越能看见照片中的人物的尊严与力量，例如扛着锄头的非洲农妇，或是在新辟水井附近一起玩耍的孩童。这类照片欲唤起的与其说是同情悲悯，不如说是移情反应：我们跟照片中的人物并无二致，应该心怀尊重，而非心存怜悯。

照片具有威力的更佳明证来自我们没有看见的画面，或者更精确而言，来自不准我们看见的画面。比方说，数千名军人与平民丧生于近年的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但我们看见过几次他们残缺焦黑的尸身？几乎不曾吧。西方政府会定期审查照片，因此我们难以看见“我方”士兵四分五裂的头盖骨，或是碰巧遇上突袭行动而被射成蜂窝的孩童，这类画面即使在夜间时段也无从看见。（然而我们却能在半夜播放的惊悚片中看到血肉模糊的死尸。）布什政府禁止媒体播放伊拉克战争亡兵的棺木上覆盖着国旗的画面。政治学家葛瑞·奥尔森认为各国政府不让民众看见战争实际的残酷画面，以免人们生起同理心，不愿支持军事行动：“美国高层施展层出不穷的诡计骗术，意图遏止大众产生同理心，因为他们确实对此忧心忡忡。”20由政府的忧虑可知，照片确有颠覆民心的力量。

这一切跟培养同理心到底有何关联？如果我们只听桑塔格的说辞，也许不太会相信照片有助于我们踏进别人的生命。然而，其实照片始终极具效果，有助于我们了解陌生人的痛苦磨难。文化思想家苏西·林菲尔德问道：“为什么照片能让我们看见残酷暴行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照片清楚呈现身体的痛苦，无比真实，不容辩驳，效果非文字与绘画所及……照片胜过任何形式的艺术与媒介，观者会立刻自心底涌起一股情绪，与自身以外的世界彼此相系。”21海因对此效果一清二楚，它至今依然影响当代杰出的社会纪实与政治摄影家，诸如詹姆斯·纳赫特韦、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吉勒斯·佩雷斯与戴维·戈德布拉特。

此外，照片有助于提升视觉智能。学习不仅包括阅读文字与分析数据，也包括把图像记在脑中。如果你想一窥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下的生活，必然得读曼德拉的自传，但也不妨观看戈德布拉特的摄影展，展出的是他于1970—1980年所拍摄的南非白人农民及专载黑人的通勤巴士。如果你想了解巴西的贫富不均与欠债奴工，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所拍摄的塞拉佩拉达金矿矿工定会让你难以忘怀。摄影正如电影，皆为激发同理心的有力媒介。

文学：我们能从小说中学习同理心吗

将近300多年以来，文学评论家与作家始终争论不休，无法确定小说是否有助于读者学习如何设身处地，达到移风易俗之效。文学在18世纪饱受怀疑，许多人认为浪漫小说（尤其是来自法国的作品）会使年轻人内心败坏，满脑子淫思异想，进而违反法律乱尝禁果。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小说（尤其是社会问题小说）有助于提升个人道德与文明程度。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只消花几个晚上阅读狄更斯的《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或《艰难时世》（Hard Times），就会发现城市里仍有许多人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贫富差距日渐加剧。2219世纪最大力提倡文学力量的是乔治·艾略特（本名为玛莉·安·埃文斯）。她深信阅读有助于建立“同情心”，或是今日所谓的同理心：

无论画家、诗人或小说家，他们给我们最大的好处乃是激起同情心。许多要求奠基于概念和数据，得靠同情心包装，诉诸已然炙热的道德情操。然而，伟大艺术家所捕捉的生命切面却有办法唤醒一般大众，刺激自私分子，使大家留意到自己生活以外的万千世事，从而提高道德情操。斯科特带领我们走进勒基·马寇贝基特的小屋，或娓娓道出“两个牲畜贩子”的故事；沃兹沃斯吟出“可怜苏珊”的梦想；金斯利笔下的奥尔顿·洛克巴望着大路旁的一道门，门后通往他这辈子第一次看见的树林；霍尔农描绘出一群烟囱清洁工。这些作品使上层看见下层，消除粗劣的隔阂，效果胜过几百场布道大会，胜过几百篇哲学论文。艺术最贴近生命，有助于扩大经验，超脱自身，与他人心手相系。23

维多利亚时代认为文学能激发同理心，这份信心近年颇有复兴之势。哲学家马莎·努斯鲍姆建议大众阅读写实小说，因为这类作品根植于日常生活，不会过度空想或风格晦涩。狄更斯或艾略特的写实小说提倡“富有同理心的想象”，有助于提升公众道德，对抗崇尚自私的当代文化。努斯鲍姆认为，在我们读到角色艰苦奋斗的情节时，“仿佛会套上他们的眼光，看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世事”，结果我们会变得“关心他人的生活福祉，尽管我们与他们的人生处境天差地别”。心理学家平克跟她所见略同，认为“阅读是转换观点的技术”，而写实小说“能吸引读者站在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那边，思其所思，感其所感，从而拥有更广袤开阔的同理心”。认知心理学家暨小说家基思·奥特利掀起一波新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踏入小说中的幻想天地有助于增强同理心，你会更有办法从他人的眼光看待事情”。 24

因此，将来每个推动同理心革新的人都该读写实小说，猛啃约翰·斯坦贝克、扎迪·史密斯和其他名家的大作？文学研究家苏珊·基恩认为话先别说得太快。基恩高度怀疑文学能够激发同理心，她认为努斯鲍姆和平克太过一厢情愿，虽然目前有些研究指出认同角色能培养利他主义与有利社会行为，但那些研究“尚无定论，而且几乎向来夸大其词，只求凸显阅读的功效”。换言之，也许你会觉得自己跟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 （Middlemarch）笔下的多罗西娅十分相似，但读她的故事不太会改变你的待人处世之道。基恩提出许多反对论述。她认为小说读者不见得会更有同理心，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聪明的小说家可能会让我们迷上败德的主角，染上他们的偏见。此外，阅读是很主观的行为，每个读者对小说世界的反应各不相同，很难论断哪种叙述技巧（例如第一人称叙述）最可能激发同理心。25

我想，基恩夸大其词了。我同意即使我们对书中角色的苦难感同身受，我们的实际行为也不见得会大有改变，但许多证据显示小说有办法影响读者一生，例如很多人读完《汤姆叔叔的小屋》，转为反对蓄奴制，读完《雾都孤儿》，挺身反对救济院系统，或在读完《西线无战事》的原著小说后，成为反战分子。26许多人读完早期的女性主义小说，例如多丽丝·莱辛出版于1962年的《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对女性有了全新认识，从而促成妇女解放运动。有时整个世代的想法会因为一本书而改头换面，像是《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 Bird）就有此等威力。该书写道：“你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人，除非你能以那个人的眼光看事情,你得钻进他的皮囊，穿着它四处兜逛。”

此外，如果你回顾自己的人生，应该会想到有些小说确实激起你的同理心。就我个人而言，我立刻想到的是扎迪·史密斯的《白牙》（White Teeth）里的一个场景。在某家意大利餐馆里有位服务生，他替客人点餐时，客人几乎不会正眼瞧他。为了重拾尊严，他梦想在脖子上挂上一块牌子，向全世界宣告：“我不是什么服务生。我爱学习，爱奋斗，爱研究科学。我太太名叫阿尔莎娜，我们住在伦敦东区，却想搬到北边。我有个朋友叫阿奇，还有其他朋友。我49岁了，但有时候仍有女人在街上回头看我。”每当我置身餐厅，总好奇每个男女服务员会在牌子上如何介绍自己。仅仅是这种简单想象，我就因此注意起他们的个人性情，与他们的互动方式也稍微随之改变。

克里斯托弗·沃克林的《我干的事》（What I Did）是我最爱的另一个例子，小说叙述者是一位6岁男孩。故事开头，他拿着鞋子坐在家里的楼梯上，父亲对他吼，问他怎么半天不下楼，当时他们正要出门去公园。我们钻进这个男孩的脑中，得以明白他无意激怒父亲，而是正在做一项复杂无比的科学实验，想弄清楚摩擦力如何防止屁股滑下楼梯。当初我读得哈哈大笑，但也更懂得我那个4岁大的儿子，突然明白他许多惹人生气的习惯不过是有趣的实验，我该加以鼓励而非出声制止。（比方说，他会把饮料在两个玻璃杯之间倒来倒去，通常弄得一团糟。）这本小说让我明白自己不够努力，没有好好探究他到底有何想法。后来我采访身兼创意写作课程讲师的沃克林，我问他，如果作者无法让读者对主要角色生起同理心，那本小说是否仍能成功：

不，我不认为读者非得喜欢主要角色。（虽然全英国上下的大小读书会都证明这样颇有帮助。）然而，为求小说主角真实可信，作者必须让读者知道角色来自何方。比如：那个角色有何欲求？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如此可以建立动机，有助于情节进展。可是更大的问题在于：那个角色如何看待世界？如果作者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好好说服读者，读者就会仿佛完全换颗脑袋，即使阅毕全书，也会继续牵挂角色之后的遭遇。27

同理心是小说叙事的核心。无论纯文学还是大众小说，优秀小说家都能激起同理心，使我们（哪怕只是片刻）摆脱自己的皮囊，以另一种眼光看世界。你不妨好好想一想哪些作家或作品最能让你睁开眼睛，看见别人的生活。你可以从写实主义经典着手（但得避开说教意味太浓的作品），但更有趣的做法是找“疗愈阅读师”寻求建议。疗愈阅读是一种独特的阅读疗法，由作家暨艺术家埃拉·伯绍德和小说家苏珊·埃尔德金率先提出，自2008年在伦敦的人生学校开始发展。你把阅读习惯与人生困境告诉疗愈阅读师，就能拿到量身定做的“阅读处方笺”，里面的建议符合你的个人品位与当前处境。28如果你是想增强同理心的科幻小说迷，疗愈阅读师也许会推荐厄休拉·勒古恩的女性主义科幻经典《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如果你正打算去印度旅行，他们也许会推荐罗因顿·米斯特里的《微妙的平衡》（A Fine Balance）。如果你想深入探讨人性与同理心的极限，科马克·麦卡锡的《路》（The Road）想必是最佳之选。

但愿有一天，所有公共图书馆都会提供专业的疗愈阅读服务，帮助民众妥善选书，不至于在每年新出版的数十万本书面前茫然无措。不过在那之前，你现在就可以列出自己最爱的同理心小说清单，发布在全球首个“同理心数字图书馆”网站上，从本书的网站（www.romankrznaric.com/empathyrevolution）就能链接到该图书馆。此外，你也可以列出自己最爱的非小说书籍、电影、照片，或任何有助于你设身处地看待他人的艺术作品。如此一来，你就贡献出一己之力，替人际关系的未来留下更多的全球性资源。如果想多了解图书馆的信息，可在本书结尾与网站上获得更多资料。

在线文化：从数位革命到同理心革命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数位革命有助于拓展椅子同理心。数字网络不同于书本、电影或照片，可以让全球千千万万个人实时联系。目前全世界的网络用户已突破27亿人，就连上海的工人和马拉维的佃农都会用手机上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机用户多过欧洲。）29此外，网络平台允许双向互动，不像电影或小说只有单向灌输。我们只要点几下鼠标，就可以跟几乎任何国家的人交谈，如同面对面聊天，但我们其实依然坐在家中抱着自己的猫。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指出，在线文化会让我们迎向一个落实同理心的文明，“互联网的新发展可能会在一个世代之内促成人类想法的改变，全球正面临转折点……我们能推动扩及全球的同理心运动，这已非遥不可及的梦想”。30

我们该如何利用数字科技在21世纪创造一个富有同理心的时代？我先前的想法是找出一套绝佳的同理心应用程序，帮助许多人学习如何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并与彼此建立亲密情感。然而，我的寻找过程不太顺利，我发觉现有的网络平台难以促成同理心革命，现有的数字科技与应用程序反倒会腐蚀人心，害得同理心日益低落。

后来我在自家厨房重新燃起对网络文化的希望。每逢星期天早上，我的孩子们会在牛津市起床，下楼跟悉尼的祖父母共进早餐。如何办到这一点？这就有赖Skype（一款即时通信软件）的帮忙了。祖父母会在笔记本电脑上出现，旁边摆着果酱与吐司。我的孩子们还在学习讲话，我爸则试着别声音太大而盖过他们的话，因此起初大家聊得不太自然，但渐渐得心应手，不太受软件功能打扰，尽管有汪洋万里阻隔，依然能借由聊天培养关爱与同理心。诸如Skype等工具让来自世界两端的对话变为可能。我遇到过英国的老师替班上学生与肯尼亚学童彼此配对分组，大家可以上网聊天，明了彼此生活的差异。我也遇到过几个组织试着让富裕国家的咖啡迷跟贫穷国家的咖啡农一起上网聊天。31

我刚开始寻找绝佳的同理心应用程序时，对“轮盘聊天室”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个聊天室在2009年由一位俄罗斯青少年创立，如今在全球约有150万用户。你登录聊天室之后，会与另一位陌生人随机配对，彼此视频聊天。如果想换对象，只要点选“下一位”，就能跟下一个人建立联系，对方可能来自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市，也可能来自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我很快发觉轮盘聊天室里没有多少同理心可言。大家平均每两秒钟就点选“下一位”，罕有机会彼此深谈。更重要的是，诚如媒体学者谢里·特克所言，你常会碰到对方在自慰，对你毫不礼貌，或对你毫无兴趣。“轮盘聊天室把人际关系推向极端：脸蛋身材成为目标。”特克表示。使用者不欲探索彼此的共同人性，毕竟既无兴致亦无诱因。32原则上，像轮盘聊天室这样的平台能让陌生人面对面聊天，原本应该能大大激起同理心。倘若换个名字（例如“同理心交流站”），搭配弹出式聊天菜单，应能吸引到想了解异国文化的网友。

我找到另一个网站“Ambient”时燃起一线希望。这款应用程序能“让你在周围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获得乐趣，甚至改变人生”。首先你得建立个人档案，列出爱听的音乐，爱读的书，还有其他兴趣，等你出门上街时，手机会显示周围是否有用户跟你兴趣相投，甚至显示你跟对方是否有共同好友，你可以传信息过去，例如邀他们共进咖啡。问题在于，这款程序跟多数交友应用程序一样，旨在让你跟志同道合或交友圈重叠的对象彼此联系，但通常得遇到天差地别的对象才会刺激同理心。

电玩游戏又如何呢？我认为帮助不大，毕竟许多游戏都诉诸枪械与暴力。比方说，《侠盗飞车：罪恶都市》（Grand Theft Auto:Vice City）的玩家是靠引诱并杀害妓女以取得分数。这类游戏很难推动同理心革命：事实上，玩家容易在自私野蛮的游戏世界变得精神变态。33不过据我所知，市面上有越来越多诉诸同理心的游戏，也就是游戏界所谓的“模拟他人游戏”。最近我试玩《癌症恶龙》（That Dragon，Cancer），在游戏中扮演一位父亲，4岁大的儿子罹患癌症晚期。这款游戏与众不同，你没有任何神奇力量，反而得处理濒死之苦与死亡之痛，玩得伤心欲绝，感叹不已。34我推荐的另一款游戏是《和平调停人》（Peace Maker），你在游戏中会担任以色列总理或巴勒斯坦总统，在双方冲突期间试着找出两国皆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游戏设计人员表示这是一款“提倡和平的电脑游戏”，并强调“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在于激起同理心，从多重角度深入了解对方”。35这款游戏鼓励玩家建立认知同理心，因为获胜关键在于通盘考虑各种利害关系人的观点，兼顾激进派与温和派，促使大家携手合作。这款游戏以照片和影片呈现双方冲突所造成的平民伤亡，例如播放某位巴基斯坦妇女因亲属过世悲哭的画面，因此也能激起情感同理心。

不过我们还是实事求是一点吧。《和平调停人》这类游戏仍属凤毛麟角，目前也尚无严谨研究检视游戏玩家是否会在真实世界付诸行动，实际展现同理心。此外，大多数软件开发商无意设计有助于激发同理心的网络平台，因此我们只剩轮盘聊天室这样的网站可供选择。然而，你大概会想，诸如脸谱网和推特等热门社群网站正让无数世人彼此联系，交流想法，分享心情，例如互诉生活挫折、政治观点或宗教见解，这种无远弗届的交流对话难道无法促成全球性的同理心变革吗？

遗憾的是，这只是乌托邦式的美梦。就激发同理心而言，社会媒体与数字科技实在有利亦有弊。雅龙·拉尼尔是一位思想家暨虚拟现实的先锋，他的观点有助于探讨这个议题，并能套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拉尼尔相信，“面对任何科技时，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它会如何改变人类”。36我们得探究网络世界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与性情。

拉尼尔抱持悲观看法，认为今日盛行的社交媒体与数字网络正在抹除大家的独特个性。他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波网络浪潮期间，许多人会自行设计风格独具的网站，展现出一种“自大炫耀”之感。在个人网站百花齐放的时代结束之后，“各种由雄厚资金支持的网站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吸引首度上网的年轻人群在脸谱网这样的网站建立千篇一律的个人页面”。越来越多的网友把现有框架套在自己身上，借此界定身份，而非追求独一无二的多变样貌。37小说家扎迪·史密斯认为这样的结果是“个人特质遭到抹杀”。她提醒我们：

我们现在最爱以脸谱网接触外界，但脸谱网最初由一个哈佛大学大二学生创办，依据的是他身为哈佛大学大二学生的个人成见。你的感情状态为何？（选一个吧，而且只能选一个。你得让大家知道。）你有在“过日子”吗？（快发布照片证明。）你有正确的个人喜好吗？（列一份清单吧，项目包括电影、音乐、书籍和电视节目，但不含建筑、想法或植物。）

有了这些分类，你更容易知道自己跟对方有何共同之处，方便彼此“联络”，但每个人的复杂特质却遭抹除。此外，通过脸谱网交流的质量高低有待商榷。史密斯认为多数社会媒体“使得用户之间的联络变得贫乏浅薄……脸谱网认为互相分享个人琐事就是所谓的‘友谊’”。38爱面子的人通常认为在脸谱网有数千名“好友”十分重要，在推特有数千名“追踪者”亦然，由此证明人际关系乃是重量不重质。越来越多证据也显示，由于数字文化追求快速，我们的注意力渐渐不够集中，很快就会分神。我们不断迅速切换窗口与程序，习惯于一种被称为“持续分心”的状态，越来越无法长时间全神贯注于某一件事，像是读文章或聊天。39

问题在于，要培养同理心最好是与人深交，我们必须了解别人独一无二的世界观，而非只看预先想好的在线个人档案。网络帮助我们接触全世界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你们都爱折纸，或信仰天父，或关注热带雨林保护工作），也让我们留意陌生地方的重大事件（日本正遭台风侵袭，大马士革爆发街头抗争），但各个网络平台并非被设计用以协助使用者踏进别人的内心。它们旨在促进用户快速交换信息，而非较为困难的交流情感。我们是否真的有办法靠短消息、推文和表情符号传达最根本的想法与情感？我想恐怕不行。除非我们是俳句诗人，否则很难单靠140个字道尽我们的身份与生命关怀。

根据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家埃利亚斯·阿布贾乌德的见解，问题主要不在于数字文化“抹平”我们，而是在于它让我们人格分裂，渐渐发展出与平时不同的“在线人格”或“在线身份”：“所有会上网的人都有个虚拟自我坐在身旁。”40此外，虚拟自我开始支配起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人把上线当成常态，醒着的时间超过一半都拿来上网：美国青少年每天平均上网8小时，更新脸谱网状态，观看影片，发信息给朋友。41

阿布贾乌德认为另有在线人格确实有点好处，例如有些人觉得在网络上比较容易敞开心扉。此外，在网络上表露身份不必害怕遭歧视：如果你是住在得克萨斯州乡间的十几岁男同性恋，也许能在网络上找到归属，但在现实生活中出柜可能会遭众人疏远。然而，在线人格的坏处也显而易见。阿布贾乌德强调的一大坏处在于在线人格容易导致自欺与吹嘘。无论是填写交友档案，还是像阿凡达般获得崭新人生，我们都很难不“假装更苗条，更受欢迎，或更加成功”。我们总忍不住在交友网站谎报职业、薪水或学历，以及为自拍照修图。

另一个坏处在于，网络匿名恐造成“在线放纵效应”，让人觉得可以为所欲为。我的在线文章或访谈视频底下不时会出现极端刻薄无礼的评论，若亲自面对面，对方几乎不会口出恶言。网络霸凌也成为学童之间的严重问题。阿布贾乌德清楚指出，“言行举止在一般场合会受到规范，在网络上却时常失控”。42

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在线人格容易流于自恋，进而影响到平时的人格。在线自恋最清楚的表征就是“自我搜寻”（又称作“自恋搜寻”），其定义为“上网搜寻出现自己的相关网站与出现次数”。47%的美国成人承认做过自我搜寻。43此外，有些人会出现成瘾症状，像是不断查看自己的推特有多少追踪者，耗费数小时修改个人档案，或者刻意发文吸引别人加你“好友”或替你“点赞”。事实上，我们正在变成虚拟广告板，向网络顾客推销我们的人格。难怪现在有研究指出，一个人在脸谱网与其他用户交流越频繁，在自恋测验中的得分就越高。44

不过，显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自我搜寻或同意每个交友邀请。有些人会利用网络的力量广泛唤起同理心，激发政治变革。2009—2012年，政治抗争在全球风起云涌，纽约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马德里出现学生抗争，突尼斯和德黑兰也有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些统统有赖于数字科技与社群网站，否则根本无法发生。抗议人士靠脸谱网彼此集结，以推特散布消息，借Yfrog（在线相册）、Flickr（图片分享网站）跟YouTube（视频网站）把照片与视频四处传播。政治分析家保罗·梅森认为手机使社交媒体更具威力：“我们可以看到，每当群众遭受镇压，就会有一只只的手高高举起手机，宛若一只只鸵鸟，纷纷拍下镇压或反抗的照片，实时呈现在全球面前，让政府无从遮掩。”45

激起这股抗议狂潮的因素很多，包括怒火、经济困境、反独裁主义、对政府的失望，还有对个人自由及社群意识的渴求。杰里米·里夫金认为同理心亦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伊朗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充满瑕疵的选举结果。其中一位年轻女子名叫娜达，以前是医学系学生。就在朋友为她拍照之际，她竟惨遭军队射杀。一小时以内，全球数百万名网友已经知道她的脸谱网，查出她的家人，了解她的观点。现在全球有数百万名年轻人深深认同她，把她当作姊妹。全球民众对她感同身受。这是同理心革命的开端。46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知道数字科技有助于传播强烈情绪，例如同理心或怒气。然而我们也看得出来，如果单靠数字科技与社交媒体本身，实在无法长期延续大型抗争所需的情绪能量与实际行动。社交媒体是一个绝佳工具，可以用来立刻招集民众参与抗议行动，把当前状况传播到全球各处，却难以提供必要的养分，帮助社会运动取得长远的成功。参与人士无法单靠推特阐明他们原本显得笼统的政治目标，无法发展领导体系与策略，也无法长期维持支持者的热情。一般而言，这些有赖于面对面开会讨论，得耗费许多时间苦心组织。另外也别忘了，虽然网络可以使非常多人涌起强烈的同理心——相信你还记得有关科尼的纪录片^[1]，却通常难以在现实世界激发星火燎原的实际行动。我们也许会陷入所谓的“懒人行动主义”时代，大家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看一段影片，或是点击一份在线请愿书，就算是实际参与政治行动了。47

现在回来谈谈个人，我们又该如何界定自己与数字科技的关系？我们越来越深陷网络世界，得扪心自问网络如何重塑人格特质与人际关系。网络是否让我们得以跟一大堆人泛泛而谈，却不思建立深厚情谊，以致无从激发同理心？我们在网络上是否变得自我陶醉，自我吹嘘？在探讨网络文化会如何影响性格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我想乐观其成，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目前这种形式的数字革新不是通往同理心文明的康庄大道，反而可能让世界重回20世纪70年代的氛围，“自我的年代”死灰复燃。数字科技似乎使人类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

如果你想扩展同理心，并守护现有成果，就该在接触网络时妥善思考，甚至谨慎以待，千万不要只求网上风风光光，却不反思网络如何影响自己平时的人格身份与人际关系。苏格拉底对此也许会说：认识网络上的你自己。如果你厌倦网络上此起彼落的闲聊瞎扯，开始渴求深厚情谊，或者你变得以自我为中心，麻木不仁，那么你也许该着手减少上网时间，别老是跟这颗“全球电子大脑”休戚与共。

尽管我疾声警告，却依然一心一意想找出最有效的同理心应用程序。然而，我意识到我们也许该跳出现有的程序，开发出专门用于扩展认知同理心与情感同理心的全新软件。我衷心期盼精通计算机技术的读者能挺身而出，开发像轮盘聊天室和《侠盗飞车》般广受欢迎的同理心软件。

颂扬出神作用

远从古雅典人在酒神庆典为台上角色落泪悲泣开始，文学艺术已激起一代代人开始同理心之旅。举凡戏剧、电影、小说、绘画和摄影，各种艺术形式都有办法引起希腊人口中的“出神”，助我们暂时跨出自身，踏进其他人生与文化。如果出神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就会如同电影《傀儡人生》（Being John Malkovich）的情节，你可以爬进纽约一栋办公大楼的小门，从隧道滑进某位知名演员的脑中，通过他的眼睛观看世界。

椅子同理心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些局限。有些评论家认为摄影和小说等媒介功效不大，无法唤起深刻同感，无法激起实际行动，反倒可能害我们变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然而，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品位，选择最有助于激发同理心的作品（虚拟同理心图书馆该有这类作品），那么我们会以崭新眼光看待世界，实际推动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我担心我们已过于夸大数字科技的潜力。数字科技唾手可得，坐在自家椅子上就能轻松上网，但我们得保持小心翼翼的态度，别让网络腐蚀我们设身处地思考的能力。网络正渐渐“包山包海”，供我们接触照片、电影、文学与其他艺术作品，但我们得小心不要因此疲乏，变得无动于衷。

在发展同理心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踏进别人的生命，但有些做法困难重重，甚至无法实行，例如实际体验或当面对谈就时常属于不可行的办法。男性该如何实际体验怀孕的种种感受？该上哪里找萨摩亚岛的长者跟你畅谈宗教，讨论爱的意义？因此，我们永远需要椅子同理心带领我们踏进远在日常生活之外的隐秘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