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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丹尼尔·戴–刘易斯

在拍摄《我的左脚》（My Left Foot）期间，饰演爱尔兰艺术家与作家克里斯蒂·布朗的丹尼尔·戴–刘易斯为了表现主角脑性麻痹的症状，几乎都坐在轮椅上，哪怕是在休息时间，他也拒绝起身。他不仅坐着轮椅来回各个拍摄场景，还要求大家必须叫他克里斯蒂，并且在用餐时间负责喂他。为了拍摄这部电影，戴–刘易斯还练习用左脚作画，正如他在拍摄《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Mohicans）时为了饰演边疆居民而学习使用18世纪工具狩猎与制作陷阱一样。此外，在拍摄《以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时，戴–刘易斯为了一个屈打成招的场景，足足三天三夜不睡觉，以感受当事人遭受的折磨，他还雇用一名警察来讯问自己。在拍摄《杰克和罗斯的情歌》（The Ballad of Jack and Rose）时，他刻意与妻子分居，好让自己感受濒死男子的孤寂。在拍摄《林肯传》（Lincoln）时，即使不是在演出状态，他也维持高亢的肯塔基腔，而且要求片场的人看到他都要叫他总统先生。

戴–刘易斯是“方法演技”的著名奉行者。这种表演方式由苏联剧场导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创，于20世纪30年代闻名于世。导演认为，成功的表演者必须让自己完全投入主角的性格与精神之中。想完全体现角色，不只是外观动作，还包括精神气韵，“因为那才是努力的重点，才是探索的目标。喝茶、微笑，并不如探索那么吸引人”。戴–刘易斯的目标不只是洞悉他饰演的角色，好让他能真实地传达角色的精神，他的目标还在于探索自己。戴–刘易斯说：“我对于跟我的生活相差极远的角色一向很有兴趣，那些角色的奥秘令我心向往之。用非主流的话来说，我选择用别人的人生来探索自己的人生。”1

方法演技体现了许多高同理心人士拥有的一项习惯：他们愿意投入体验同理心的极限运动。与戴–刘易斯一样，他们认为理解他人的最好方式就是直接体验他们的生活，让这些经验蚀刻在他们的皮肤与心灵上。这个过程不会造成人格的合并，完全磨灭自我的认同，而这个状态既不可能发生，也没有人希望它发生。应该说，它是超越自身经验、信仰与情感的限制来进行思考。男人饰演女人，富人饰演穷人，年轻人饰演老年人，这种状况相当常见。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人要像最优秀的演员一样敏感、多变，而且拥有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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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学习也许是要求最多的一种培养同理心的方法，它远比交谈或看场电影要来得困难，却可能产生最丰厚的收获。从事经验学习有几种方式，每一种都颇具挑战。在范围的一端是身体的“融入”，就像戴–刘易斯为了饰演布朗而坐在轮椅上好几个月。另一种选择是“探索”，我们要像人类学者一样外出探索与仔细观察与我们不同的人生与文化，进行一场同理心的旅行。最后一种形式是“合作”，在充满考验或创伤的环境下，与他人一起工作，使我们与他人达成同理心的结合：这种状况与其说是设身处地，不如说是同舟共济。在这段经验旅程中，我们的伙伴包括了首开先河的卧底采访记者、胸怀抱负的阿根廷医生，以及你当地的合唱团成员。

融入：成为一名隐秘同理心者

我们如何学习？我们的教育体系倾向于通过二手的文字与影像来学习。但是，西方文化有500多年的时间承认最有效的学习来自实际经验。达·芬奇描述自己是“经验的门徒”。他的解剖学知识不是来自阅读医学典籍，而是来自解剖尸体。18世纪，卢梭认为：“真正的教育不是由原理构成，而是实践。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不断地自己教育自己。”20世纪的哲学家杜威相信：“所有真实的教育是通过经验达成的。”2

想学习关于自己与其他人的知识，通过经验无疑是最好的做法。在同理心的历史上，最早了解经验的重要性的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3世纪初，在造访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后，圣方济各对于教会积聚财富感到不齿，于是他与教堂门口的乞丐更换衣物，就这样衣衫褴褛地乞讨了一整天。守贫因此成为圣方济各日后创立兄弟会的特征。

到了现代，圣方济各在罗马进行的实验受到卧底记者与作家仿效，他们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尝试在社会底层生活：待在贫民窟，在低薪工厂上班，在街头讨生活。这种采访又叫“角色报道”（role reporting），而这种同理心融入的方式源自19世纪晚期，多数支持这种做法的人是为了揭露社会不公、不平等与剥削。与此同时，采取这种做法的人通常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希望面对自己的特权与偏见，于是潜入与自己迥然不同（至少外表看来是如此）的阶层生活。3

接下来，我将依照年代顺序介绍4位最重要与最具原创性的隐秘采访者，希望这些高同理心人士的故事能激励大家亲自尝试经验融入的做法。

首先是英国社会改革家比阿特丽斯·韦伯。1858年，韦伯出生于一个成功的商人与政治人物家庭。韦伯几乎是自学出身，她早年的观念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影响，倾向于维多利亚式的自助与个人主义哲学，并且把贫困视为个人的性格失败与道德瑕疵。韦伯的观念在她所属的上层中产阶级相当流行。

19世纪80年代晚期，韦伯的想法出现根本的变化，事情开始于她协助英国知名慈善家查理·布思在伦敦贫民窟进行的贫困社会调查。韦伯开始调查码头工人的生活状况，虽然找不到什么工作机会，她还是勉强在码头找了份工作。韦伯进入男性工人的俱乐部，跟工人们混在一起。韦伯是个烟枪，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相当罕见，却让她成功融入这群工人。1887年，她获得一次特别的经验，使她的想法出现转变，她当时穿着脏裙与无纽扣的靴子到东区的纺织血汗工厂应征女纺织工。在吃了好几次闭门羹后，终于有家犹太人经营的小纺织厂愿意雇用她。她与三十几名妇女和女孩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每12小时换一次班。韦伯的速度显然跟不上其他人，而且经常出错。

韦伯只待了4天，但她将这段体验的描述投稿到杂志上，题为《女工日记》，引发回响。体面的资产阶级社会成员拥有第一手的贫困生活经验，可谓闻所未闻，而且这还是一名女性的亲身体验。韦伯描述遭剥削的薪资水平与工作的劳苦：“我的手指极为酸痛，我的背痛得快断了。”此外，她也做出了父权思想的评论，批评其他女工的行为不检，说她们“乱搞男女关系”，而且“还对这种淫乱的生活乐在其中”。结果，1888年5月，韦伯被传唤到上议院特别委员会针对血汗工厂一事作证。

实际的贫困经验也使韦伯反思自己的政治信念。韦伯在自传里写道：“我对大城市的长期贫困做了调查，因此对工人的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现在可以站在工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从工人的观点来看，工业革命是一场“巨大而残酷的实验”，而且“被证明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韦伯转而反对个人主义的自助意识形态，表达了对资本主义与“逐利企业”的“伦理反感”，并且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之后，韦伯把自己的人生全奉献在推动工厂环境的改善与支持合作社及工会运动上，并成为社会主义“费边社”的领导人物（她的丈夫悉尼·韦伯也是其中之一）。随后，韦伯夫妇共同创办了《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于一名前伦敦“名媛淑女”来说，这的确是不寻常的遗产。4

自从韦伯到东区血汗工厂担任纺织工后，此地便吸引了许多具有同理心的人士前来隐秘采访。1902年，美国冒险家杰克·伦敦在东区当了8个星期的岸上水手，他把这件事写在《深渊居民》 （People of the Abyss）里。然而，最著名的探索者首推乔治·奥威尔。在特权阶级教育（包括伊顿公学）中长大的奥威尔曾说，这个特权经验使他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小势利鬼”。之后，他便到缅甸担任殖民地警察。在国外，他对于自己成为帝国主义的象征感到作呕，因此1927年回到英国后，他便决心挖掘国内穷人的生活境况。他写道：“我想将自己隐没在被压迫者中，我要成为其中一员，为他们发声，对抗残暴的统治者。”奥威尔不想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批判贫穷，他要亲自体验贫穷。于是他决定成为伦敦东部街头的游民，脱掉西装，换上肮脏的工作服，仅靠面包与人造奶油维生，晚上与流浪汉、乞丐与失业工人窝在到处都是虫子的廉价旅社里。

奥威尔的态度比韦伯坚决：他不只是待几天，而是长达数年的时间，他从事数次隐秘采访，有时会隐姓埋名数星期。他从不在口袋偷偷预备几张钞票，也不会在情急之下跑到萨福克他父母舒适的住宅求援。奥威尔一直提醒自己假扮游民只是暂时的，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因此他永远无法碰触到真正的苦涩与沮丧，也不可能理解生命中无可遁逃的艰困。不过，这仍可让奥威尔学习到许多生活的重大课题。他在《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的末尾写道：

我再也不认为所有的游民都是喝醉酒的无赖，也不期盼我施舍时乞丐会感激我，看到无业的人整天瘫软无力，我也不感到惊讶……当然，我不是说绝大多数游民都是理想的人物；我只是说，他们也是普通人。5

奥威尔的卧底采访不仅挑战了他原有的偏见与假定，也让他获得新的友谊，使他对陌生人充满好奇，而他也搜集了绝佳的文学材料，为他的作家生涯提供养料。换言之，同理心的好处不仅是伦理的，也是个人的。

绝大多数隐秘探访产生的同理心，就像奥威尔一样，是跨越阶级界线的。而约翰·格里芬决定做点更不寻常的事：跨越种族的隔阂。约翰·格里芬1920年生于得克萨斯州，他是个不凡的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加入法国地下组织，协助将犹太儿童从德国偷渡到英国。1945年，炸弹爆炸使他双目失明，但他还是努力写下畅销小说，10年后，他居然奇迹般地重见光明。格里芬因为眼盲而受到歧视，加上他曾目睹纳粹的反犹主义，因此他对美国中南部的种族隔离深有体会，决心将种族歧视的不公不义公之于世。格里芬写道：“黑人告诉我，要让白人理解黑人的现实，唯一的方法就是让白人一觉起来发现自己成了黑皮肤。”于是他真的这么做。1959年11月，他用药物方法将自己的皮肤染黑成非裔美国人，然后花了6个星期在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佐治亚州与南卡罗来纳州游历与打零工。

一开始，格里芬在新奥尔良做擦鞋工，他很快就遭受了白人顾客的非人待遇，他们显然没认出格里芬是白人。他回忆说：“他们付钱时，好像把我当成石头或柱子一样，根本没正眼瞧过我。”格里芬每天都感受到自己的尊严遭到践踏，种族隔离使他必须走好几英里的路才能找到黑人用的厕所或黑人可以坐下来喝咖啡的地方。他不仅遭到言语辱骂与暴力威胁，当他走过白人身边时，往往会感受到“仇视的眼神”：

不到几个小时我就发现，大家不是以我的人格而是以我的肤色来判断我。他们不把我或其他黑人当人看，因为他们早已被刻板印象蒙蔽。他们认为我们跟他们根本“不同”：我们没有责任感；我们的性道德观跟他们不同；我们的智力受限；我们生来有韵律感；我们慵懒且随遇而安；我们喜欢西瓜与炸鸡。

格里芬将他的经验写成一系列的文章，刊载在黑人月刊《墨色》（Sepia）上，而且也写了一本书《假如我是“黑人”》（Black Like Me）。今日，我们也许会认为白人没有必要为非裔美国人发言，不仅更反映出地位落差，也让人感到违反伦理——为黑人发声的应该是黑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当时，美国白人鲜少聆听黑人反对种族隔离的声音，因此《墨色》才同意刊出格里芬的作品。这是个明智的决定：格里芬的揭露获得强烈的回响。他的种族平等主张获得了媒体的注意，而他也成为重要的民权运动发言人，与马丁·路德·金一起在美国各地校园演说。然而这么做是有代价的。格里芬与家人收到极端种族主义者的死亡威胁，因此被迫离开美国。一年后，他们返回美国，但三K党还是不放过格里芬，他们用链子将格里芬痛打一顿，然后将他遗弃在密西西比州无人经过的道路上任其自生自灭。他很幸运地生还了，而且决心继续他的政治运动。

今日，《假如我是“黑人”》仍是美国大学与高中学生必读的作品。它传递了格里芬想表达的同理心价值：“唯有我们完全站在他人的角度，体会自己在那样的状况下会如何反应，我们才能了解歧视的不公不义，以及各种偏见造成的泯灭人性的悲剧。”6

如果同理心融入的极限运动有名次之分，那么首奖或许该颁给德国的调查记者京特·瓦尔拉夫。1983年3月，他在报纸上登了广告：“外国人，身体强壮，工作种类不拘，重体力劳动或肮脏工作均可，任何薪资均可议。有意者请致电358458。”瓦尔拉夫想揭露在联邦德国工作的数十万土耳其劳工辛苦、低薪与不合法的劳动环境，于是他决定将自己变成土耳其劳工。他过去也曾进行过卧底采访，到过化学工厂，还曾假扮酒鬼进了疗养院，但这次是他最大胆的尝试。这一次不只是几天而已，他隐姓埋名了两年之久。

戴上黑色隐形眼镜、黑色假发与说着一口“外国腔的破德语”，瓦尔拉夫从事一连串辛苦的移民工作。他曾经清理屎尿淹到脚踝的建筑工地厕所，也曾在没戴防尘面具下连续好几个小时铲运焦煤，以及在充满有毒气体的钢铁厂里工作。不仅所处工作环境恶劣，他还要忍受来自联邦德国老板与员工的种族歧视笑话与冷嘲热讽。他也曾在麦当劳打工与参加各种医疗实验，结果导致他的牙龈流血。有时他会主动出击，例如他会到天主教教堂，看看对方愿不愿意为土耳其人施洗（尽管他表现出对《圣经》的熟悉，教士还是将他拒于门外）。逐渐地，他的角色阿里内化成他的一部分。瓦尔拉夫在他的作品《我在最底层的日子》（Lowest of the Low）中写道：“我越来越认同阿里。晚上，就算我说梦话，说的也是破德语。忍受这一切需要很大的力量，但我只需要忍受一段时间，我的外国同事却要忍耐一辈子。”

瓦尔拉夫在离开最后一份工作时说道：“我们当中已经渐渐有了种族隔离的形貌，它就发生在这里，在我们的‘民主体制’里。我体验到的工作状况，跟历史书上描述的19世纪没什么两样。这些工作肮脏、繁重，足以耗损你最后仅存的气力；更糟的是，我必须忍受屈辱与轻视。”瓦尔拉夫的作品引起了爆炸性反响。它的销量达200万本，被翻译成30种文字，使政府对雇用非法劳工的公司进行刑事调查，同时也让联邦德国好几个邦开始改善契约劳工的工作环境。瓦尔拉夫把版税捐出来成立基金会，作为协助移民劳工的机构。对瓦尔拉夫来说，卧底采访的经验固然让他成为欧洲知名的调查记者，但焦煤工厂的工作让他好几个月口水都是黑的，而且罹患长期的支气管炎。7

由于韦伯、奥威尔、格里芬与瓦尔拉夫的努力，使得经验同理心成为揭露社会不平等的既有手段。近来，英国的波莉·汤因比与美国的芭芭拉·艾伦瑞克两位记者也借由亲身投入底层工作，揭露在低薪经济中民众努力存活的境况。不可否认，他们的隐秘采访只是暂时的，最后终究能回到原本舒适的生活之中。但他们毕竟坚守了以经验为基础的原则，而非仰赖传闻或书本，他们付出了更多的承诺与牺牲，而不只是像观光客一样待在开着冷气的巴士里浮光掠影地观看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以为这么做就叫“下乡”。

谈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少有人愿意像瓦尔拉夫一样在钢铁厂工作几个月，好扩展自己的同理心。我们很可能选择一条与我们的生活差别没那么大（但依然具有挑战性）的方式去做。你可以参与由流浪者关爱慈善团体组织的基金募集活动，尝试露宿街头一晚，或者跟其他数十万人一样参与乐施会的活动，例如“生活在贫穷线下”，你要连续5天每天只靠一英镑过日子，全世界可是有14亿人生活在这条线以下。

有些人倾向于自助式融入。如果你已习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你可以尝试体验一下靠领取最低薪资或失业补助生活的日子。这是曾在硅谷工作的投资银行家图沙尔·瓦希什特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毕业生马修·切里安的做法。2012年，他们回到故乡印度，并且尝试在几个星期里每天只靠全国平均薪资过活，也就是一天100卢比（两美元）。切里安向我坦承，他们在班加罗尔过着贫苦的生活，其实是有点儿作态，毕竟他们只是“暂时的过客”。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还是学到很多，例如在没有充足饮食的状况下，身体与心灵都很容易感到疲乏。切里安也说，他们发现“同理心是民主的重要条件”。设身处地为人着想非常重要，少了这个条件，“少数群体的权利永远不会受到重视”。8

如果这种“财富对调”实验不合你的口味，那么你可以尝试“神的对调”。如果你虔信某个宗教，你可以尝试花一个月的时间参加别的宗教信仰的仪式，包括与人文主义者聚会。这种做法如同曼德拉一样，当他被囚禁在罗本岛时，尽管他自己信奉的是卫理公会，但他还是参加每个宗教的仪式。9你也可以跟你的穆斯林邻居一起守斋戒月，或者与你的基督徒邻居一起过四旬节。接下来，你可以尝试“工作对调”，你可以跟工作与你完全不同的朋友一起工作，或许你可以花几天的时间跟着他们学习，你可以得到一点儿汽车技工或木偶师的经验。如果你的孩子正学着走路，而照顾孩子的工作绝大多数是由你的伴侣负责的，你何不让他（她）休息一会儿，花一整个星期自己一个人照顾孩子？你会惊讶地发现，照顾孩子是压力极大且累人的工作，你会理解自己应该多负担点儿家务才算公平。

最后一项挑战是“感觉对调”。如果你失去了感知能力，那会是什么样子？为了了解这种感受，你可以去“黑暗对话体验馆”，这是德国社会企业家安德烈亚斯·海内克创立的全球性的公共展览馆。参观者完全处于黑暗之中，由视力受损的向导引领你走完全馆。当你尝试在卖场买东西时，你会花很多工夫找硬币。当你只拿着一根白手杖穿越车水马龙的道路时，你会稍微陷入恐慌之中。然后你会在一片漆黑之中小心翼翼地喝着饮料。几乎每个参观者都认为这是个具有冲击性且令人难忘的经验。

黑暗对话体验馆让许多民众体会到同理心的融入。从1988年创立以来，在30个国家超过130座城市举办展览，为6 000名盲人提供工作，接待了超过700万名参观者。海内克说，他的目标是要鼓励人们“对于身体健全与不健全产生不同的想法”，使人们对他人产生更多的宽容与理解。海内克同时也是阿育王基金会的“同理心会员”，这是一个由全球各地的社会企业家组成的组织。海内克在解释黑暗对话体验馆背后的用意时，引用了同理心哲学家马丁·布伯的话：“学习的唯一方法就是面对面接触。”10

探索：同理心的旅程将如何改变你

浪漫的革命者。社会正义的提倡者。狂热的意识形态者。杀人犯与恐怖分子。或者只是一张贴在你大学宿舍墙上的酷海报。

切·格瓦拉对许多人来说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但很少有人把他当成同理心的象征。当格瓦拉还是阿根廷的年轻医学院学生时，他绕着南美洲旅行，这次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打破了他原本狭隘的上层中产阶级世界观，让他对南美洲的贫困与不平有更深刻的认识。后来他在1954年加入共产党，并且参加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反政府军。这趟旅行显示同理心不只是通过直接融入其他人的生活而产生（像格里芬那样）。借由旅行的经验，我们可以探索与观察其他文化与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从中也能产生同理心。然而我们将看到，格瓦拉的复杂故事将使我们陷入困惑，到底同理心与暴力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1952年，23岁的格瓦拉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与他的朋友——既是医生同时也是生化学家的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从事一次时间长达一年的摩托车之旅。当时的格瓦拉还不是个革命分子。他的传记作家乔恩·李·安德森写道：“他的朋友或亲戚都想不到他日后会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连格瓦拉自己都想不到。”11格瓦拉的家族有贵族血统，他对橄榄球的兴趣远大于革命。格瓦拉什么书都读：他涉猎过马克思，也读过弗洛伊德、萨特、惠特曼、弗罗斯特与赫胥黎。格瓦拉跟许多年轻人一样，利用间隔年骑着他的La Poderosa（这是一部排量500毫升的诺顿摩托车，后来因为解体被丢弃）外出旅行：他希望认识一些女孩，想来一场冒险，满足自己流浪的渴望。

然而，到了旅途末尾，格瓦拉经历的一连串体验使他的同理心油然而生。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他看到一名担任仆役的老妇人因为没钱看病只能等死，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格瓦拉试图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医学知识来医治她，并且给了她一些药丸，但为时已晚。某天夜里，他们遇到一名失业矿工与他的妻子，“两人在荒野中冻僵了，彼此紧紧相拥着”。格瓦拉把自己的毛毯给了那对无家可归的夫妇。格瓦拉回忆说：“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冷的一晚，但那一晚也让我稍微靠近了人类这个奇怪的物种。”他对于秘鲁与玻利维亚安第斯山区农村原住民的贫困感到震撼，也对当地地主作威作福的态度感到愤怒。12

虽然格瓦拉与格拉纳多旅行主要是为了游玩，但他们沿途也从事了一些医疗工作。他们一路上研究了麻风病，而且自愿留在秘鲁亚马孙地区一个麻风村里几个星期。他们在圣巴勃罗停留期间的经历，对格瓦拉造成很大的冲击。一方面，他对于当地医疗设施的缺乏与医疗人员的无感而讶异；另一方面，他也对医治病患这件事充满成就感，他喜欢到处开玩笑，跟村民一起踢足球。

格瓦拉回想自己的南美洲之旅，写道：

我亲眼看见了贫困、饥饿与疾病；我看见人们因为没有钱而无法医治自己的孩子；大家在持续的饥饿与惩罚后，似乎都麻木了，连父亲也接受孩子死亡是个不重要的偶发事件。在我们身处的美洲，这群受压迫的阶级过的竟是这种日子……我想尽一己之力来帮助这些人。13

当格瓦拉面对严峻的现实时，他的特权背景似乎帮不上什么忙。真正让他敞开胸襟面对美洲大陆人民困境的，不是书本，也不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讨论，而是他的旅行经验。历史学家卡洛斯维拉斯说：“格瓦拉的政治与社会意识觉醒，与他直接目睹贫困、剥削、疾病与痛苦有关。”14或者，就像格瓦拉在结束了摩托车旅行后说的：“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在我们的‘美洲’流浪，对我的影响远比我想象得大。”15

格瓦拉的旅行使他产生了同理心，他的心中因此燃起了强烈的愿望，即减轻民众的痛苦。但是，光凭这一点是否就能说格瓦拉是同理心的典范？有人不认为如此，因为他日后的行为实在称不上是同理心的表现。他不仅拿起武器成为一名游击队的战士，发展出强烈的专制倾向，而且成为一名无情的“最高执行者”，在古巴革命分子于1959年掌权时，他下令处死了数百名“战犯”。16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不应该将格瓦拉的名字从同理心的历史中抹掉，原因有二。首先，他年轻时的南美洲之旅，确实激励他投身于寻找“社会药方”，而非游击战。他决定回到阿根廷，完成医学院的学业，计划运用一己的知识，让贫困的南美大陆能获得良好的医疗条件。他之后的变化发生在两年后的1954年，他目睹中情局在危地马拉发动政变后，决定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民选的左翼政府遭暴力推翻，这使格瓦拉相信武装斗争才是改革社会与政治唯一可行的路。正如他说的，“我生于阿根廷，我在古巴作战，我在危地马拉成为革命分子”。17

第二个理由也许比较具有争议性，那就是格瓦拉不是唯一用非同理心的方法达成同理心目的的人。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刻，人们想减少世上的苦难与不公，却发现一切方法都已尝试而且失败，于是认为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动用暴力。举例来说，20世纪30年代，超过三万名作家、诗人与政治活动分子（其中包括了乔治·奥威尔）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中与共和派一起对抗法西斯主义者，支持西班牙的工人与农民。人们比较少提到的例子是曼德拉，他其实也支持这种做法。

曼德拉：我爱我的敌人，我痛恨的是令我们相残的体制

今日我们认为曼德拉是同理心的代表人物。或许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像他一样，愿意站在政敌的立场思考，并且用人性对待他们。自从1990年获释以来，曼德拉一直持续寻求与南非白人和解。举例来说，在1995年世界杯橄榄球比赛期间，曼德拉要求南非黑人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伍，尽管队伍里几乎都是白人，而队伍长期以来一直是受憎恨的种族隔离的象征。18曼德拉知道，对白人投以同理心是后种族隔离时代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他希望以此避免国家陷入内战。

然而，如果让时光倒流，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故事。曼德拉从年轻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同胞在种族隔离下受苦感到不忍，而他也感受到法律制度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帮凶。起初他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宝剑”，可以用来对付种族歧视，于是他成为律师。然而，1946年，曼德拉与其他非洲民族议会青年联盟成员对于法律与立法改革抱有的可能性幻灭，他们于是转而支持非暴力的抗争行动，这是效法甘地在印度进行的抗争。曼德拉认为，他们“必须违反法律，必要的时候要为自己的信念入狱”。

几年后，曼德拉认为这种做法也失败了，于是他寻求更激进的做法。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曼德拉成为使用武装暴力来达成非洲民族议会政治目标的领导人物。他阅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而且秉持着非洲民族主义的理想，他梦想能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他甚至在自家客厅墙上挂了斯大林的照片（此外还有罗斯福、甘地与丘吉尔）。到了1955年，他深信游击战是唯一的出路。他在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写道：

对我来说，非暴力不是道德原则，而是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算不上什么道德上的善……最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使用武装与暴力抵抗。我们已经多次使用非暴力的武器，演说、代表、威胁、游行、罢工、静坐、自愿入狱，但都没有用，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遭受铁腕压制。自由斗士在艰难困苦中领悟了，是压迫者决定了斗争的本质，被压迫者只能被动地使用压迫者使用的手段。某方面来说，对方这么对你，你只有这么对付对方。19

于是曼德拉在挫折、愤怒与无能为力的感受驱使下，终于成了革命分子。他走向地下，组织了“民族之矛”，也就是非洲民族议会的武装团体。他研读了游击战术，包括格瓦拉的作品，而且前往埃塞俄比亚学习制作炸弹与“像士兵一样思索”。曼德拉在受审时表示，在1962年8月他被捕之前，他一直是民族之矛的关键人物。曼德拉入狱期间，民族之矛仍持续活动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在南非各地进行破坏与炸弹攻击，虽然已经尽可能减少人命伤亡，但还是杀死了一些平民。结果，国际特赦组织从未要求释放曼德拉，因为该组织从不为支持或使用暴力的人发声。20

不过，到20世纪80年代末，曼德拉已开始看出，同理心才是建立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最有效的政治工具，而非枪炮暴力的威胁。他了解自己必须与政府建立信任关系，进行合作而非对抗。他也对先前的敌人产生人道主义态度与同理心，而这也成为他获释后的行动方针：“在狱中，我对白人的仇恨消退了，我对体制的憎恶却与日俱增。我希望南非知道，我甚至爱我的敌人，我恨的是令我们彼此相残的体制。”21

曼德拉与格瓦拉是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与社会正义观南辕北辙。举例来说：曼德拉相信代议制民主，格瓦拉则倾向由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曼德拉显然从未像格瓦拉那样实施政治处决，因此不像后者那样恶名昭彰。不过，曼德拉与格瓦拉还是有共同点：他们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方式从事政治，他们认为武装斗争是获得正义的正当与必要手段。虽然两人都受到同理心的激励，但两人使用的是今日高同理心人士绝对不会采用的手段。凡是反对使用暴力的人（包括我在内），以及反对通过目的使手段正当化的人，也许可以试着挑战自己，设身处地思考格瓦拉或曼德拉这样的政治人物。如果我们置身在格瓦拉或曼德拉面对的环境里，我们是否也会感到没有选择，只能违反我们的同理心本能而采取武力，从而使我们与他人的生命陷入危险？

旅行，驱散偏见迷思的最好方式

以旅行的方式探索这个世界通常不会遭遇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绝大多数人旅行时不太可能受到激励而成为一名革命分子，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反而是我们未能刺激出强烈的同理心反应。我早年曾到印度尼西亚、中国与尼泊尔旅行，我所做的不过是依循《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或《易行指南》（Rough Guides）的旅游指示，来到已经有许多游客走过的小径，所做的冒险不外乎前往世外桃源的海滩或山区。这类旅游指南不会告诉你如何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同理心”这个词不可能出现在指南的索引里。当时的旅行并未带给我任何挑战，也未改变我的人生，而我也未能体会在19世纪创立旅游业的托马斯·库克说的，旅行最大的好处：“旅行可以驱散传说的迷雾，扫除从襁褓时期开始积累的偏见，借由面对面的接触，使我们获得完全的理解。”22

那么，我们如何确定旅行可以拓展我们的同理心视野？格瓦拉提供了解答：我们脑中应该有个计划来指引我们。格瓦拉的计划是自愿留在秘鲁的麻风村几个星期，并且沿路拜访麻风病专家与医院。旅途中，尽管他无法忘情，通过喝酒跳舞吸引女性注意，但格瓦拉的心中存有计划，使他能深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也使他看到马丘比丘以外的众多印加遗迹。

开始采取同样的旅行方式之后，我原本狭窄的世界观开始松动了，而我的同理心赤字也开始大幅减少。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个夏天，我自愿到危地马拉丛林担任人权观察员（我到危地马拉研究当地的寡头政权是几年后的事）。令我震惊的不只是当地居民遭到严重剥夺的现象（这些居民绝大多数是原住民玛雅人，内战带给他们严重的伤害），还有我观察到的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还记得我刚到那里的前几天，有个名叫贝尔纳贝的小男孩到我的小屋，让我看他的画。画的下方是习以为常的绿色丛林，但上方的天空完全不像是孩子画的。他先是画了一颗蛋，接下来旁边又画了蛋孵化成一只鸟，再来是鸟变成一架小飞机，然后小飞机旁边竟是一架充满压迫感的武装直升机，而直升机居然开火射击。这幅可怕的演化图像构成了我对这群丛林原住民的最初理解。他们的心灵，即使是孩子，都已被内战的暴力所侵蚀渗透（尽管当时内战已进入尾声）。虽然贝尔纳贝当时唱着一首有关蝴蝶的儿歌，他的画也是随意涂鸦的作品，但画作本身显示出全然不同的故事。我后来之所以有数年的时间继续投入危地马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与社会正义议题，贝尔纳贝的画是原因之一。

有许多组织可以帮助我们规划不同的行程，提供自愿服务的机会，使原本用来休闲的旅游能转变成同理心之旅。当然，你也许想到泰国的海滩避暑胜地好好休息，但你还是可以抽一点时间到当地学校义务教孩子英语。或者，你也可以参加Traveleyes旅行社规划的旅游，他们专门为视觉不便的民众提供旅行的机会，也欢迎视觉正常的人参与。视觉正常的人不仅能在旅游中协助视觉不便的人，他们也会发现眼盲的人在触觉、听觉与嗅觉上远比他们来得敏锐，而这足以让这趟旅行产生丰富的收获。

我乐于见到每条大街与每家购物中心都开设一家同理心旅行社。当你走进同理心旅行社时，你期待自己能得到什么？你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与友善的服务员交谈，你会谈到自己的人生志向，你想认识苦无机会接触的人，以及你想探索那些你感到好奇而且毫不了解的领域。从讨论中，他们会评估你的同理心需求与希望，提供给你量身打造的全套行程。你的冒险旅程将从你的家门口开始。如果你说你对北非文化有兴趣，那么他们也许会送你到当地摩洛哥餐厅的厨房工作一个星期，或者你会自愿到难民营与移民支持中心报到。我已经知道这类创新的旅行社的名字，如果你想加盟的话，记得去找“同理心旅游——抛下你的个人包袱”（Empathy Escapes — Unpack Your Personal Baggage）。

合作：为什么应该参加地方合唱团

经验的同理心来自直接融入，或来自旅行探索不同的文化。除了上述两者之外，同理心也能借由合作产生。当一群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或者彼此拥有共同的经验时，很容易构成一个关怀圈，而且会在无意间产生同理心的融合。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表示，合作可以让“彼此毫无瓜葛或利益冲突，彼此相处不融洽或地位不平等，彼此之间缺乏理解的人结合为一体”。23

想探讨合作与同理心的关系，最好的切入点就是观察人类对灾害的反应。文化思想家丽贝卡·索尼特走访北美与墨西哥遭遇天灾（如“卡特里娜”飓风）与人为灾害（如“9·11”事件）的灾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些灾民在谈起受灾的过程时，脸上经常出现“幸福的神采”。24他们描述的不是创伤与悲剧，而是共同体的感受：原本不相往来的邻居，在灾后全自发地聚在一起清理家园。他们也提到对个人价值与连带感的感受，大家在搭建的简易厨房烹煮，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发挥同理心协助需要帮助的人，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搭救。

索尼特提到一名巴基斯坦的年轻穆斯林在逃离倒塌中的双子大楼时不慎跌倒，此时一名哈西德派犹太教徒抓住他的手，将他救往安全的地点。该穆斯林对索尼特说：“真想不到他会出手救我。要不是他，我可能已经被玻璃与碎屑掩埋。”一名年轻的建筑师回想“9·11”事件后有许多志愿者协调捐赠的粮食、靴子与其他必需品到事件发生地。他说：“大家真的是齐心合力在做这件事，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你会发现有些人明显是外来移民，英文还不太灵光，而有些人假日原本只会待在家里做填字游戏，但现在全都来到现场帮忙。”有些人注意到纽约的气氛就像个凝重的嘉年华：“没有人上班，但每个人都主动跟陌生人说话。”25

索尼特发现媒体对灾难的标准陈述总是“民众惊慌地到处奔逃，自顾不暇”，但这些并非事实，更常见的是民众很快就聚集起来彼此帮助，并且以小区为单位组织了救济单位。他们没有中央指挥体系，也没有层级，但行动起来井井有条，官方的力量到来已是很久之后的事：

地震、爆炸或巨大风暴肆虐破坏之后，绝大多数民众都是利他的，他们快速地援助周遭的人，并不区分彼此是陌生人、邻居、朋友，还是亲人。灾难发生时，灾民自私自利、惊慌奔逃甚或打家劫舍的说法，跟现实相去甚远……人性在面对灾难时，呈现出来的多半是适应环境、提供助力、慷慨、同理心与勇敢。26

索尼特的研究得到一项成果，我称之为“同理心合作原则”：当人们共同面对紧急的状况，或让他们追求共同的目标时，往往容易引发同理心。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指我们要四处寻找灾害发生地，才能成功召唤同理心。我们可以找陌生人一起合作一项计划，同理心不一定要是计划的主要目标，但同理心会在合作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进入合作者的心灵，使合作者对他人抱持的假定与无知渐渐消除。我们逐渐发现，我们的渴望和生活与其他我们素未谋面乃至于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紧紧交织在一起。

同理心合作原则的最著名例子发生在1971年，地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恶名昭彰的三K党领袖克莱本·埃利斯在一次公共会议中被劝说加入了教育委员会，处理当地学校的种族问题。他被迫与非裔美国民权活动分子安·阿特沃特共事，阿特沃特一直是他痛恨的人物。但在共事的过程中，埃利斯发现，他与阿特沃特的共同点多得出人意料，例如他们两人都出身贫困，为了赚钱两人都做过清洁工作——他是杜克大学的工友，而阿特沃特则是帮佣。埃利斯放下了偏见，他不仅对阿特沃特的态度改观，也对她的黑人社群产生不同的看法：“我开始正眼看黑人，跟他们握手，把他们当成普通人……我觉得自己好像重新活了一遍。”10天后，他在一场社群会议中，当着上千人的面，把他的三K党党证撕掉。他后来成为民权活动人士，而且是某工友工会的领导人，该工会有70%是非裔美国人。埃利斯与阿特沃特成为终身的好友。27

最近的例子是“西东合集管弦乐团”，这是1999年由文化评论家爱德华·赛义德与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共同创立的乐团。这个乐团集合了中东的年轻音乐家，因此你会看到来自特拉维夫的犹太大提琴手与来自拉马拉的穆斯林小提琴手一同演奏的情景。巴伦博伊姆说：“把我们的做法说成是和平计划是溢美了。我们的动机不是如此。乐团成立的目的不是和平，不管你演奏得好还是不好都跟和平无关。乐团成立主要是避免无知。我们的计划是基于这样的精神：我们相信人必须认识彼此，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了解他人的想法跟感受，但我们不一定非同意对方不可。”28这当中的巧妙之处在于，乐团的成员不需要参与同理心工作坊来克服文化差异，他们只需要一起演奏音乐就行了。

这么做管用吗？不一定。有些评论者认为，管弦乐团不是社会和谐的乌托邦，而是让有野心的年轻人有机会在德高望重的巴伦博伊姆面前一展才华。还有一些评论者提到音乐家之间的冲突，例如有些阿拉伯人认为以色列人在演奏阿拉伯音乐时缺乏感觉。这是个现实的评估：一起工作会造成团体内的嫌隙，也会产生合作情谊。29但西东合集管弦乐团给人的印象一直是互信互助的演奏团体。巴伦博伊姆回想起曾经有这么一个时刻，一名以色列人与一名叙利亚人共享一个谱架，两人都用大提琴弹奏相同的音符，显示出同样的力道与表现方式：“他们尝试着一起做这件事。当他们演奏同一个音符时，光是这么简单的事，就能使他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看待对方，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共同的经验。”乐团中的以色列成员，中提琴手阿米哈伊·格罗斯认为，乐团就像一个“人性实验室，可以向全世界展示如何与他人相处”。30为了挑战困难的曲目，乐团甚至演出了瓦格纳的作品，这是纳粹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时演奏的作品。

我们可能未受过训练，无法成为乐团的成员，但我们可以歌唱，或至少乐在其中。在英国，团体歌唱，特别是小区的合唱团，似乎正兴起一波19世纪以来所未见的强大复苏潮。其中一个触媒是《合唱团》（The Choir），这是2006年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电视剧。其情节是年轻而充满魅力、但有时又带些怪癖的合唱团团长加雷思·马隆来到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并且临时找了业余人士，在仓促之下成立了合唱团，他将训练团员参加大型而公开的表演活动。他曾经与不同的团员合作，包括邮局员工、学童、军职人员的妻子与女朋友，以及住宅区的居民，这些合唱团演唱的地点五花八门，从伦敦的阿尔伯特音乐厅到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合唱比赛。参加的人都说这种经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合唱带给他们自信，使他们为自己与他人感到骄傲，让他们产生共同的归属感，同时也让他们知道了许多好歌。但这个经验也产生了预期之外的东西，那就是同理心。

马隆的合唱团将许多人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原本互不相识，或者是生活与工作的地点相近，但彼此的社会与职业背景大不相同，因此很少互动。在曼彻斯特机场合唱团里，一名信奉锡克教的飞行员旁边站着负责处理行李的人员，此外还有一名安全警卫，站在他旁边的是一名非裔加勒比人，而且还带了威尔士的血统。在英国公用事务企业“赛文·特伦特水资源公司”，高级主管站在歌声完美的管道工人旁边，努力地唱到该有的音高。在英国皇家邮政公司，马隆注意到“预演与实际演出的结果，使就职于同一家公司但彼此从未谋面的一群人结合成紧密的团体，现在他们以朋友相称”。31最引人注目的冲击发生在刘易舍姆医院，这里的合唱团逐渐打破员工对其他层级人员的成见。如马隆所言：

我在休息时间跟一个名叫阿龙的制药公司的清洁工聊天，他说，参加合唱团之后他才了解上层的人压力有多大。埃迪，是位毒舌的血管外科医生，总是有点慌张地来参加预演，或许是因为他才帮一名可怜的病患割除了某个部位的缘故。在合唱团里，大家并肩唱歌，无论是亚伦还是艾迪都获得了安慰，也让他们更有人性。32

这些成果并不让我们惊讶：同理心合作原则的作用原本就是如此。的确，合唱团内部也会出现冲突，团员可能会为了谁可以独唱而起争执。但一般来说，紧锣密鼓的练习，加上共同面对的挑战，这些都足以让人越过内部的藩篱，产生牢固的友谊并相互理解。虽然电视节目强调经验的美好部分，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团员们产生的同志情感与同理心是非常强烈的。刘易舍姆医院的一名护士说得很好：“参加合唱团最好的一点，就是它让整个医疗体系里担负不同职责的人能联系起来。我在新生儿病房工作，一般来说我跟外科医生、清洁工或语言治疗师不会产生任何关系。参加合唱团让我有机会跟他们互动，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拓展我的人际关系。每家医院都该成立一个合唱团。”33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这种合作的机会？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尽管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西方鼓吹个人主义文化而传统也不断瓦解，在我们的周遭依然还有许多可能。你也许参加了一个社区合唱团，或促使当地图书馆继续开放的团体。你可以每个星期日下午到公园踢五人制足球，或成立一个男女不拘的编织团体。总之，想办法让自己参加一个团体，团体是促进合作的温床，可以让不同背景与不同年龄的人产生同理心。一开始，你也许还摆脱不了自己的成见，但没过多久，你将乐意与股票经纪人分享种子，也会帮老修女除草。34

你唯一需要担心的是，社区与社区之间会因为拥有各自的计划与组织而壁垒分明。宗教、民族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都拥有一段黑暗的历史，导致社会分裂以及让人与人彼此对抗。对于这些，我们应该谨慎提防。“我们”是一个“危险的代名词”，社会学家森尼特说，因为它加强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区别。森尼特又说，“社会纽带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互信感”。35当我们必须一起工作时，例如在合唱团里或遭遇灾难之后，我们就融入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社群之中，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同理心与社会和谐，而非不宽容。19世纪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类就像所有动物一样，天生倾向于互助。36我们应该努力创造相互依存更加紧密的社会，让互助与社会合作协助我们的同理心自我茁壮成长。

学习同理心的语言

加拿大比较宗教学者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在麦吉尔大学教授伊斯兰教研究时，要求学生要在斋戒月斋戒，要遵守伊斯兰教的节日，并且依照时间祈祷，即使在黎明时也要起床祈祷。为什么？因为史密斯相信，学生不可能仅靠书本就能了解另一种信仰。37在许多学习领域，经验可以决定一切。木匠不可能靠着书本学会使用刨子。钢琴家不可能整天只看曲谱就能弹出悠扬的乐音。他们必须练习、练习、再练习。

培养同理心也是如此。唯有步入经验世界，通过融入、探索与合作，我们才能大大提升自己的能力，理解他人的情感与思想。你也许跟奥威尔与穆尔一样富有勇气，他们把培养经验同理心当成极限运动（如攀登冰壁或高空跳伞）。或许，你比较喜欢通过旅行探险的方式进入陌生的文化。又或者，你比较适合在星期三晚上下班后参加合唱团的练习。

学习同理心就跟学习语言一样。你也许已经将教科书看得滚瓜烂熟，每个正确的例句你都会背诵，但如果你真的想精通外语，你还是必须找当地人每天练习才行。也许一开始你会说得结结巴巴，但语言逐渐会变成你的第二天性，你会养成用外语思考的习惯，甚至就连做梦也会使用外语。同理心的练习也是一样：唯有将手册丢到一旁，从事经验冒险，我们才能真正学会同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