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生活

我相信我的叙述漏掉了我初次从波士顿到费城的情形。

船离开布劳克岛时没有风浪，我们船上的人经常钓鱼，而且钓到的不少。在此之前我还是固执地绝不吃荤腥，有时我想起特赖昂说的话：“吃一尾鱼跟无故杀人一样，因为没有一尾鱼曾经或能够伤害我们，所以它们不应该被判处死刑。”这些话似乎很有道理。但由于我从前是喜欢吃鱼的，当鱼沸热地出锅时，真是香气扑鼻，我几次都在原则与嗜好之间徘徊选择。直到有一次，有人把一条大鱼剖开时我看到有许多小鱼从它的腹中取出来，于是我想道：“如果你们自相残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吃你们。”从此，我就大吃鳕鱼，并且和别人一样吃荤，不过有时偶然吃素。做一个理性的动物是这样方便，他想做什么事就可以找出或造出一个理由来。

凯默和我在熟识的基础上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一点也不知道我要自己开业了。他还保留着很多他从前的宗教热诚，很喜欢辩论，我们曾争辩过多次。我常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和他辩论，使他陷入圈套，起先用离题甚远的问题问他，一步步地引他到这一点，遂使他陷于窘迫或矛盾的圈套中。到后来他小心谨慎到一种可笑的地步，对最平常的问题都几乎不回答，先要问我：“这句话你要引我到什么地方来为难我呢？”不管怎样，这使他对我的辩驳能力极为赞誉。当时他正打算建立一个宗教派别，极力拉我做他的同盟。他宣传教义，而我就去驳斥一切反对者。当他把教义解释给我时，我觉得其中有些我不能同意的疑点，除非我有自己的解释或在其中加进我的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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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默满脸留着长胡子，因为在摩西教律中有一处说“胡须的一角也不可损坏”，他还谨守礼拜六为安息日，这两点对他都是最重要的事。我两样都不喜欢，但在有条件时可以同意奉行，那就是叫他承认我的不吃荤腥的教义。他说：“我恐怕我的身体撑不了。”我保证他不吃荤会更好一点。他经常吃得很多，因此我想让他半饥半饱，那一定很有趣。他答应如果我能和他搭伙，他就试试。我照办了，我们吃素吃了3个月，规定由邻居的一个妇人烧好了菜拿来，我给她一张单子，上列40种菜，预备轮流调换，40种菜中既无鱼肉又无鸡鸭。在那时，素食很省钱，使我更觉合适，每星期的花费不过18便士多些。我以前已很严格地奉行四旬斋，拿开普通食品就来吃素食，拿开素食就再吃普通食品，一点也不觉得不舒服，所以我想那种戒荤吃素必须渐渐进行改换的说法是没有多大道理的。我进行得很快活，但是可怜的凯默却受苦不堪，对这计划渐生厌倦，急于要吃埃及烧法的肉，就买了一只烤乳猪。他请我和两个女朋友与他一起吃，但是这烤猪上桌太早了，他不能忍住诱惑，就在我们来之前把它吃完了。

在这时期我向里德小姐求爱，我极尊敬她、爱她，而且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也一样爱我。但是她母亲认为我即将远行，加上我们两个又太年轻，才刚过18岁，所以她就深思熟虑防止我们太快地进行到我所希望的谈婚论嫁的地步，建议我们把婚事放在我回来之后再考虑，那时我自己开了店再结婚当更为方便了。也许她想到我的希望不易达到，而我还幻想能够达到。

在那时我所交往的人有查理斯·奥斯本、约瑟夫·沃森、詹姆斯·劳尔夫，都是爱读书的。前面两个是城中有名的公证人或转让证书代理人查尔斯·布罗格顿的秘书；另外一个是商人的秘书。沃森是一位虔诚而聪慧的诚实青年，另外两人对宗教信仰却较为随便，尤其是劳尔夫，他和科林斯同住在我处，都不能使我安宁，给我添了种种麻烦。奥斯本聪明、正直、坦白，对于朋友诚恳而友爱，但是对于文学作品太喜评头论足。劳尔夫聪明、文雅，极会讲话，我想我从来不曾认识过这样善于说辞的人。他们两个人都喜欢作诗，且尝试自己作些小诗。我们四个人在星期日很快乐地到斯库基尔河边的树林中去散步，在那里我们轮流诵读，并对所读的书加以评论。

劳尔夫喜欢写诗，他自信必能成为伟大的诗人，而且可以靠诗致富。他断定最伟大的诗人在开始作诗时，必定是和他一样有许多错误的。奥斯本劝他不要妄想，说他并无诗人的天赋，且劝告他不要在他本行以外乱想。在商界中，虽然他没有资本，但以他的勤劳和信用必能置身于工厂中服务，到了相当的时期，就能独立营商了。我承认我也常常为了自娱而学写诗，不过是求文字上的进步，并无远大志向。

在学诗这件事上，我们曾有过这样的建议：我们每人在下次集会时都要带一篇自己作的诗来，以求促进我们的鉴赏、批评和修改能力。文辞与表现力是我们所注重的，暂不注重创作，因此我们就议定将《赞美诗》第十八章重写。会期将近时，劳尔夫先来看我，告诉我他的诗已经写好，我告诉他我很忙，又无诗兴，一点也没有写。于是他把他的作品给我看，叫我评论，我大加赞赏，说据我看来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但是，奥斯本从来对我的任何作品都不承认有一星半点的价值，吹毛求疵，千般指责，那不过是出于嫉妒罢了。他不大嫉妒你，我想请你拿这篇诗作为你自己写的。我假装没有空闲，所以不曾写。那时我们就可以听听他对这诗说些什么。”这件事商定以后，我就立刻抄了一遍，看起来就像是我自己的诗作。

轮到我们聚会了。先读沃森的作品，诗中颇有美点，但更有许多缺点。读奥斯本的作品，更较优胜，劳尔夫一秉至公，指出几点错误之处，但也称赞了它的优美处。他自己说没有作品。我向后退缩，好像请他们原谅，说没有充足的时间修改等等的话，但是他们不肯放过，必定要我拿出来。于是我把抄好的劳尔夫的这篇诗读了又读。沃森和奥斯本甘拜下风，共同赞赏。劳尔夫稍加批评，还给改正了几处，但我为我的“原文”辩护。奥斯本反对劳尔夫，告诉他说他的批评并不比他作的诗好，于是我们的辩论终止。当他们两个人一起回家时，奥斯本仍旧表示赞赏我的作品。他说，幸亏他先抑止自己过分夸奖，否则我还会以为他是在阿谀奉承呢。他说：“谁想得到富兰克林居然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这样绘声绘色，这样有力，这样炽热！他写得比原文还好哇。虽然在他平常的谈话中，似乎他用字不选择，措词含混和错乱，但是，天哪，他的诗写得多好哇！”当我们下一次聚会时，劳尔夫把这个圈套拆穿，大家都嘲笑奥斯本。

这件事更让劳尔夫决定要做一个诗人。我尽力劝阻他，但是他仍继续作诗，直到蒲柏为他医治了，他才成为一个很好的散文作家。以后我还会提到他。其余两位恐怕没机会再提到，所以要在这里说一下。沃森在几年之后死在我的怀中，我颇为悲痛，他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一个。奥斯本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在那里成为著名的律师，赚了很多钱，不过在年轻时就死了。他和我曾经郑重约定，谁先去世，得在死前向另外一个作友谊的拜访，并评述所在地方的风土人情。遗憾的是他没有履行这个诺言。

总督似乎很喜欢和我为伴，因此我常到他家中去，他常常提起助我开业的那件事，好像已成定局一般。他答应在我动身时除了开给我一封专供为购买机器、铅字、纸张等必需费用的信用保证信以外，还有几封给他朋友的介绍信。我为这几封信拜访了他好几次，但他老是指定一个未来的时间，就这样推托延宕，船期也曾数次推迟，直到开船之期已到，我去他那儿告别和拿信时，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接见，说这位总督正忙于写信，但是在船到之前他要先到纽卡斯尔去，在那里他必定会把信交给我。

劳尔夫虽然已经结婚，并且有一个孩子，仍决定与我同行。想来他是要设一个分销处贩卖货物，以取佣金。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和他妻子的家族不和，他打算把她丢给他们，从此不再回来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告别，并对里德小姐作了一番承诺，就上船离开费城了。船停在纽卡斯尔，总督果然在那里。但是我到他的寓所去时，他的秘书代他出来见我，极度谦恭地传达口信说总督为重要的公事忙着，不能见我，但是一定会把信送到船上，他诚心地祝我航行顺利，速去速回。我只得懊恼地回到船上，但仍不曾有所怀疑。

安德鲁·哈密尔顿先生带了他的儿子和我同船而行。他是费城著名的律师，还有教友会的商人德纳姆先生，马里兰州的铁厂老板奥奈思和罗赛尔先生，头二等客舱都被他们占去了，因此劳尔夫和我只得在三等舱找到一个铺位。船上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以为我们不过是平常人罢了。哈密尔顿先生和他的儿子（名叫詹姆斯，后来做了总督）从纽卡斯尔又回费城去了，因为他被人用巨款请回去为一只被扣留的船辩护。正在我们开船之时，弗伦奇上校上船来了，待我很有礼貌，我和我的朋友这才引人注意，别的绅士们请我到头等舱去住，那里正好空出了两个位置，所以我们就搬到那里去了。

知道弗伦奇上校已把总督的信带到船上，我就向船长要那些要由我面交的信，他说信都已一起放在袋中了，现在不能拣出来，但在我们到伦敦上岸之前，可以有一个机会拣出这些信来。我也就安下心来，于是船就继续航行前进。我们在舱中有很多可交往的旅伴，大家相处得很好，还有哈密尔顿留在那里的许多旅行中需要的东西，所以旅行很愉快。在途中，德纳姆先生和我结为至交，在他生前我们的友谊是一直持续着的。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一次航行却不大愉快，因为有许多日子天气都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