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劳尔夫的交往

当我们开进运河时，船长信守他的诺言，给我一个机会检查信袋，找出总督的信。我一封也找不到上面写有我的名字而由我转交的信，倒是拣出他亲笔写的六七封信，我想这一定是他答应为我写的信，尤其是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克特的和另外几封给文具商人的。我们在1724年12月24日到达伦敦。我先去拜访文具商人（因为首先由那里路过），把基思总督的信给他。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但当他拆开信一看，又说：“哼！这是里德尔斯登写来的。我最近才知道他是个大骗子，我和他已毫无来往了，也不愿收他的信。”这样他就把信还到我手中，转身离开我，去应酬别的雇主去了。我也知道了这不是总督的信，大为惊惶，后来思前想后，把有关情况作了比较，才开始怀疑他的热忱。我找到我的朋友德纳姆，把全部事实告诉了他。他告诉我基思的品格，并说基思绝不可能为我写信，知道他的人没有一个会信赖他。他于是嘲笑总督的异想天开，给我信用保证书，自己却连信用也不能保证。当时我颇有焦虑之色，他劝我“在这里的印刷所中找一个本行职位，提高自己，等将来回美洲时对你的事业也会有极大的好处”。

我们两人都和那文具商人一样，知道律师里德尔斯登是一个流氓。他曾骗里德小姐的父亲立约，毁了他的一半家产。在这信中还有秘密陷害哈密尔顿的计划（他以为哈密尔顿是和我们同行的），基思也是参与其谋的。德纳姆，他是哈密尔顿的好友，认为我就应该让哈密尔顿知晓这件事。所以过了不多的日子，哈密尔顿到英国来时，我一半为了对基思和里德尔斯登的憎恶，一半为了对他的好意，就去拜访他，还把信给了他。哈密尔顿很感激地向我道谢，这封信对于他是很重要的。从这时起，他就成为我的朋友，后来我得到他很多的帮助。

但是一个总督玩这样的把戏，对一个穷苦无知的孩子进行阴谋的捉弄，我们怎么能想得到呢？原来这是他养成的习惯，他希望讨人喜欢，但又一毛不拔，空口白话，只给人以希望。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倒是一个才智聪敏的人，擅长言辞，尽管他有时不注意不属他管辖区域的选民的意见。但是我们的几项最好的法律就是他规划的，且是在他任期内通过施行的，所以他对民众来说也是位不错的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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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尔夫和我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我们一起寄住在小不列颠街，租费每星期3先令6便士，在那时这是我们能够支付的最大数目了。他找到几个亲戚，但是他们都很穷，没有能力帮助他。他现在才告诉我，他的志向是留在伦敦，绝不再回费城了。他没有带钱来，所筹之款都已作旅费用了。我有15个匹斯脱尔，所以他在寻找工作时，常常向我借钱暂且维持生活。他最初希望在戏院里谋一职位，自信有资格做一个演员，但是当他去向威尔科克斯（一个喜剧家、书商）接洽时，却被直率地劝告不要再想那个行业，因为在那个行业中他毫无成功的可能。后来他到佩特诺斯特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处去接洽，要在某种条件下为他编写像《旁观者》报那样的周刊，罗伯茨没有赞同。而后他又企图得到一个文书的职位，在伦敦法律协会旁为文具商和律师们抄写，但也找不到。

我很快地在帕尔默印刷所得到工作，那是当时巴特森内一家著名的印刷所，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一年。我很勤苦，但是我和劳尔夫一起到剧场或别的娱乐场，把薪金花去不少。我们还一起花光了我原来带的15个匹斯脱尔，以后就勉强糊口够用而已。劳尔夫像是完全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我也渐渐地忘了里德小姐的约言，我只写过一封信给她，让她知道我不能立马回去就是了。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个大错误，如果我能重度旧日生活，我一定愿意改正这件事。事实上，以我们的浪费，我已没有能力支付回去的旅费了。

在帕尔默印刷所我被安排去排沃拉斯顿《自然宗教》的再版。他的论点，在我看来，有些不是十分有根据，于是我写了一篇简短的哲学论文，在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论点，题目叫做“论自由与穷困，快乐与痛苦”，我把它题赠我的朋友劳尔夫，印了若干份。我的文章偶然为帕尔默所见，虽然他严正抗议我这本小册子的主张，据他看来是很可厌的，但是他又认为一个青年有这些才智却不为注意很可惜，所以对我很看重。我印行这本小册子又是一个错误。当时我住在小不列颠街，和一位书商威尔科克斯认识了，他的书店就在隔壁。他大量收集了一些旧书。那时尚无流通图书馆，但是我们彼此同意定一些合理条件，内容怎么样我已忘了，大概是允许我任意取走他的书去阅读，读完交还。我感到这事对我有很大益处，就尽我的能力多多阅读。

过了些时候，我的小册子落在一个外科医生莱昂斯的手中，他著过一本《人类判断的正确性》，因之我们相识了。他很赏识我，常常叫我去谈论一些话题，还带我到位于齐普赛街的一条胡同里霍恩斯开的酒店去，把曼德维尔博士介绍给我。他是《蜜蜂的寓言》的作者，是一个幽默的朋友，他在那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他是其中的重要人物，里面的会友大都是最有名的人。莱昂斯又在巴特森咖啡店中把我介绍给佩姆顿博士。佩姆顿答应方便时给我找一个机会去见艾萨克·牛顿爵士，我渴望一见牛顿爵士，但始终没有碰到机会。

我曾得到一些古董，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件耐火的石棉钱包。汉斯·斯隆爵士听说了，跑来看我，请我到他在布卢姆斯伯里广场的家中去，他把他全部的古董给我鉴赏，并劝说我把这个钱包出让给他，因他要买，所以给了我一大笔钱。

在小不列颠街，我们住的屋子里还住着一个年轻的妇人，是一个制帽子的，我想她在修道院区附近是有一个店铺的。她曾受过教育，聪明活泼，谈话风趣。劳尔夫在晚上常读戏剧给她听，他们渐渐熟识了，她搬到别处去住，劳尔夫也跟了过去。他们同居了一些时日，但是因为劳尔夫还没有工作，而她的收入又不够维持他俩和她的一个孩子的生活，于是劳尔夫决定离开伦敦到村小学去教书，以他的一手好字，担任教职是很合格的，尤其是做算学和会计的教师。这件事不管怎样他认为是屈就，自信还有未来的好运气，所以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曾经担任过这样卑微的职务，就把名字改换一下，他借用了我的名字，使我很光荣。因为不久我就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诉我他居住在一个小村落中（我想大约是伯克郡，在那里他教着12个孩子的读本、书法，每礼拜薪金6个便士），他把某夫人托我照管，并希望我给他写信，按照他给的地址寄给学校教师富兰克林先生。

他继续不断地写作，曾寄来一首长篇叙事诗，是他新作的，要我加以批评和改正。我也屡次为他批改，但还是打算劝他不要再写了，有一本新出版的杨氏所著的讽刺诗，我抄了一份寄给他，希望他为此书所动，不要再愚蠢地从事诗歌写作了。这些全都没用，一张张的诗稿继续在他每次的信里寄来。正在这时，某夫人因为他的缘故失掉了她的工作，也失去了亲友，常处在困窘之中。她常来向我借钱，我也尽力省下一些钱来帮助她。慢慢地我也喜欢和她做伴了，在这种时候没有了宗教的束缚，我恃着对她来说我所占的重要地位，就图谋亲狎（又是一件过失）。她愤怒地拒绝了我，还把我的行为写信告诉劳尔夫，于是我和劳尔夫之间的友谊就破坏了。当他再回到伦敦时，他宣称我已把他从前受之于我的厚意一笔勾销，那么，我就知道借给他的和替他垫付的钱都没有收回的希望了。这倒也无关紧要，因为他已无力偿还，并且失掉他的友谊，我反觉得是从重担中解放出来了。我现在开始想积攒一点钱，并希望有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离开帕尔默处，到林肯旅店广场附近的瓦茨印刷所工作，这是一个较大的印刷所，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离开伦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