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门户

但是现在我们又遭遇到另一件难事，这是我绝没有想到的。梅雷迪斯先生的父亲，根据我的了解和指望，他是应当为我们的印刷所付款的，他预付了100英镑现金。但是我们还欠设备商人100多英镑，他们变得不耐烦起来，就向法院告了我们。我们交了保释金，但是看起来，如果这笔款子不能如期偿付，这件官司必将立即判决和执行，而我们极有希望的前途就一定会和我一起遭到毁灭，因为印刷机和铅字必将出卖以清偿债务，也许只好半价卖掉。

在这个困难中有两个忠实的朋友，他们的好意，只要我有记忆之时，我将永志不忘。他们互不认识，分别到我那儿去了，也不是由于我的请求，两人都肯垫付足以使我自己经营印刷事务的全部金钱，如果我认为可行的话。但是他们不愿意我和梅雷迪斯继续合作，因为他们说，时常看见他在街上饮酒，并且在酒店里玩下流的娱乐，已是声名狼藉了。这两个朋友就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告诉他们，如果梅雷迪斯能够履行合同中他的职责，我不能有散伙的计划。因为我想，由于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若能做一定就去做的事，我对他们的恩惠亏欠甚大，但是如果他们后来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我们的合作才必须解散，那时我自己才有自由去接受我朋友的帮助。

这样，这件事停顿了一些时候，我才对我的同伙说：“也许你的父亲不满意你在我们的事务中只承担一部分，并且不愿意用单独为你垫付的钱而为我和你两人垫付。如果是因为这个缘故，告诉我，那么我将把全部事务让出来给你，我自去找事情好了。”他说：“不是的，我的父亲真的已束手无策了，并且是真的没有能力了，而我又不愿再去逼他。我看这是一种对我不合适的事业。我素来是学做农业的，跑到城里来实是我的愚蠢之举，以30岁的年龄，来做一个新行业的学徒。我们威尔士人有许多都跑到北卡罗来纳去立业，那里的地是很便宜的。我很想和他们一起去，仍做我的旧业，你可以找朋友来帮助你。如果你担当下我们共同的债务，归还我父亲所垫付的100英镑，代我付清我个人的小额借款，再给我30英镑和一副新马鞍，我就放弃这个合伙经营，一切东西都归你所有。”我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起草了份协议，签字盖章。我把他要求的东西给了他，然后他就立刻到北卡罗来纳去了。第二年他从那里给我写来两封长信，信中有着对那个地方的气候、土壤、农业状况等很满意的描写，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是聪明在行的。我把那信印在报上，大家甚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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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他去了，我就求助于我的两位朋友，又因为我不肯在两人之间有所偏爱，我把我所需要的钱，也就是各人愿意供给的钱，各取一半。还清了合伙时的债务，我就独立进行业务，登报声明那个合伙已取消了。我想此事大约是在1729年。

约在这时民众有要求更多纸币的呼声，在本州现存的只有15000英镑纸币，而那些纸币不久就在市面上不大见到了。有钱的居民反对增发，凡是债权人都武断地反对全部的纸币，因为他们恐怕会像新英格兰一样造成纸币跌价。我们曾把这一点在我们的讲读会中讨论，在那里我是站在增发纸币一方的，我确信在1723年初次发行的那笔小数目纸币，会使商业提高，就业机会、人口也有所增加，因为现在我见所有的老房子都住了人，而许多新的住房也在建造；反之，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初次在费城的街道上散步，吃我的面包卷时，我曾看见在胡桃街，与二街和前街之间的房屋，大部分的门上贴着“招租”的告示，在栗子街和别的街道上的许多房屋也差不多，这种情形，使我想到城里的居民都要一个个离开此地了。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辩论愈积愈多，我撰写并印行了一本不署名的小册子，题为《纸币的性质与需要》。这本书颇为普通公众所欢迎，但是富人却不喜欢它，因为这本书加强了增发纸币的呼声，恰巧在富人之间没有一个写文章的人能够批驳这本书。他们的反对减弱了，于是议院终于以大多数票通过了增发纸币的议案。我的议院中的朋友们想起我曾有微劳，以为当由我承印纸币以奖赏我。这是很获利的生意，对我大有帮助。这是另一件由于我能够写作而得到的利益。

纸币的效用，因时间和经验而变得明显到用不着再多辩论的地步了，所以没有几时纸币就增发到55000镑，在1739年达到8万英镑，以后因战事而增发到35万英镑。在这个时期，商业、建筑和人口数都有增加。然而我现在想发行纸币应有一个限度，超出了限度的数量是有害的。

不久，我又因我的朋友哈密尔顿的介绍，获得承印纽卡斯尔纸币的生意，那时我以为这又是一件有利的生意了。在小本经营者看来，小事情也显得重大了。至于这些生意，据我看来，也确有很大利益，因为它们对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他又为我介绍承印政府的法典和选举票，这些业务在我做这个行业时一直是由我来做的。

我现在开了一家小小的文具店。店中兼卖各种发票，是市面上所仅见的最无错误的一种，能做到这点，要依赖我的朋友勃伦脱纳尔的帮助。我也卖纸张、羊皮纸、账簿等。怀特马什，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排字工人，一个很出色的工人，现在到我这儿来和我一起工作，他勤恳而有恒心。我还收了一个学徒，是阿奎拉·罗斯的儿子。

我现在开始把为开印刷所而欠下的债慢慢还清。因为要巩固商人的信用和声望，我不但注意到勤劳和节俭的实际情形，也要避免那种趾高气扬的形象。我穿得很朴素，从来不在消闲的娱乐场所出现。我从不出去钓鱼和打猎。真的，只有时因一本书籍把我的工作耽误了，但那也是不常有的，而且是隐蔽的，不会受到指摘的。为了表示我并不高高在上看不起我的职业，有时我把店中购置的纸张装在手推小车上，穿过街道，推回家中。于是，人家敬我为一个勤劳节俭的青年。我买东西从不拖欠，那些进口文具的商人都拉我做客户，还有别的商人主动把书籍供给我代销，所以我的生意进行得很顺利。在这时候，凯默的信誉和事业一天天地衰败了，终于逼得他把自己的印刷所卖掉来还债。他跑到巴巴多斯，在很苦的环境下住了几年。

凯默的学徒戴维·哈里，这个人在我和他一起工作时我曾教过他的，在费城也开了一个印刷所，并买了许多印刷设备。我起先觉得哈里是一个劲敌，因为他的朋友们是很有能力的，并且有很大的信誉。我于是建议和他合伙，我真幸运，他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了。他很骄傲，穿得像个绅士，生活奢侈，喜好许多消遣游戏和户外娱乐，债务缠身，根本不管他的事业。在这种情形下，什么生意都丢开他了，他没有办法，就和凯默一样到巴巴多斯去了，并且把印刷所也带了去。在那里这个学徒用他的旧主人做工人，却常常生口角。哈里仍旧入不敷出，终于被逼得卖掉了印刷机，而回到宾夕法尼亚乡间去工作了。那个盘下哈里的印刷所的人仍用凯默工作，不几年凯默就去世了。

现在费城除了布雷福德的老店以外，没有和我竞争的印刷所了。布雷福德现在生活富有而舒适，用零散的工人，做一点生意，并不是很热心于这个事业。不过他是管理邮局的，因此一般认为他有更好的机会去得到新闻，认为他的报纸上的广告传布得更远，因此他的广告也比我的报纸多，这对他是有利的，而对我是不利的。虽然我也的确是由邮局派送报纸，但是公众的意见却仍对我们两人的报纸有两样看法。我派送报纸是贿赂邮差，由邮差暗中派送的，布雷福德甚至恶意到禁止邮差这样做，这件事使我很愤慨。我认为他做这件事太卑鄙了，有朝一日等我做到他的职位，我绝不会效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