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菲尔德牧师

1739年，一位可敬的游行布道牧师怀特菲尔德从爱尔兰到我们这儿来，颇受人注意。起先，他被允许在我们的几个教堂内传道，但是这些教士不高兴他来，立即拒绝他登台传道，于是，他只好在野外传道。所有宗派和教派的教徒听他说教的人数很多，我也是听众之一，观察到他的演说对于听众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慑服力，而且他们又是怎样地赞美他，敬重他，不管他对他们如何斥责，并说他们天生是“半兽半魔鬼的东西”。可以看出我们居民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这是很奇怪的。从前对于宗教毫不关心，视为无足轻重，现在看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都宗教化了，所以如果有人在黄昏时行经城市，总能听到每一条街上的各个家庭在唱赞美诗。

因为气候不良，在野外集会总觉得不大适宜，于是没有多久就有人建议建造一个会场，于是指派筹款的人员，而充足的款项立即筹到足以购地造屋的数目。屋子是100尺长，70尺宽，样式仿威斯敏斯特教堂。由于人们以充沛的精力来做这个工作，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提前完工了。房屋和地基委托给一个保管委员会，任何教派的牧师如果愿意向费城民众布道，就可用这所会场，建造的目的不是专为某一个宗派的便利，而是为普遍的居民的便利，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派一个传教士来向我们传布伊斯兰教，他也可登台演讲。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以后，他沿路传道经过诸殖民地而到佐治亚州，这一州的移民还是新近开始的，唯一适合于这样一种事业的人该是勤劳耐苦、习于工作的民众，但是这种民众没有，到那里的却是一些亏本的店主，有许多懒惰、游荡习性，不能偿还债款的破产的人，他们才由牢狱中放出来，他们是不配去做开垦工作的，并且不能忍耐新殖民地的艰苦，许多人死掉了，留下许多无人供养的孩子。他们的悲惨境遇引发了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仁心，他决意在那里建立一所孤儿院，使他们可以受抚养和教育。于是他掉头向北回来，宣传这一种施救办法，因为他的口才激动了听众，人们慷慨解囊，就募集了一宗巨款，我自己就是一个受他感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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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成他的计划，因为那时佐治亚州缺乏材料和工人，而他的建议是以很大的费用将其从费城运到佐治亚州去建立孤儿院。我以为，如果在费城建筑，再把这些孤儿带来要好一点。我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他，但是他执于他原来的计划，不听我的忠告，于是我拒绝捐款。没有多久，我碰巧有一次出席他的说教，我猜得到他要以集款而收场，我暗自决定他从我这里必是一无所得。我的口袋里有一把铜元，三四个银元和五个金币。在他继续讲下去时，我开始软化了，就决定把铜元给他。后来他的演说感动了我，使我羞愧了，就决定把银元给他，而他的结尾又是那样的可赞美，等到收款者持捐款盘来时，我倾囊付与。在这一次说教中，还有一个我们俱乐部的人在听，他关于在佐治亚州建造孤儿院的意见也和我一样，他早料及这一次必要捐款，所以他在从家里来的时候预先把口袋倒空。在演讲完了时，他还是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他付钱，就向站在他旁边的邻居借些钱来捐。这个请求很不幸，也许那人是听众之间唯一不被这位传道师所感动的人。那人的回答是：“好友霍普森先生，无论何时我都愿慷慨地借钱给你，但是现在却不能，因为你似乎有点昏迷了，我觉得现在捐钱毫无道理。”

有几个怀特菲尔德的仇人恶意地疑心他会把这些钱用作他自己的个人挥霍，但是我和他是关系很密切的老相识（他的讲演录和记事册等是叫我们印的），对于他的忠诚毫无怀疑，并且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据他的一切举动，他是一个完全诚实的人。我们并无宗教上的关系，所以我想我的有利于他的保证该有更大的价值。确实的，他有时为我祈祷，希望我皈依，但是他的祈祷从不曾得到答复，我仍独行其是。我们只是普通的交谊，双方均以诚恳相待，直到他去世。

下面的例证多少可以表明我们交谊的立场。有一次他从英格兰到波士顿来，写信给我，说他将立即到费城来，但是他不知道在这里他可以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已知道的他的老朋友和房东贝内泽已搬到日耳曼城去了。我的回答是：“你知道我的住处的。如果你不以它的简陋而见弃，那么我诚心地欢迎你。”他回复说，如果我为了基督的缘故而为此义举，我将受到上帝的恩宠。我又回他：“不要误会我，这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只是为了你。”我们的一位朋友听到这件事很滑稽地说，他知道这是这些教中圣人的习惯，当他受到任何好的接待时，便把理该负担的担子从他自己的肩上搬开，而归之于上天，而我却想把它放在地上。

最后一次我看见怀特菲尔德先生是在伦敦，那时他和我商议关于他的孤儿院的事，他的意思是想把它改办为专门学校。

他有响亮而清楚的嗓子，并且发音准确，一丝不苟，所以很远的地方也能听到并理解他的意思，尤其是他的听众无论怎样多，总是肃静地注意听讲。有一天黄昏，他在法院石阶上传道，法院是在市场街的中间，第二街的西侧，两条街都很远地站满了他的听众。那时，我站在市场街的最后面，好奇地想知道他的声音能够传到多远，就沿路向河而退，直到我走近前街还能听到他的声音。后来，因为那条街上人声嘈杂，才把他的声音淹没了。当时，假设是个半圆，我与他的距离就是半圆的半径，半圆之中都站满了听众，每一个听众大约占2平方尺，我推算起来，大概有3万以上的人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演讲。这使我相信报纸上说他在野外曾向25000人传道的记载和古代历史上的大将向全体军队训话一样，这种事我以前是不相信的。

因为我时常听他布道，渐渐就能很容易地区分他新的演讲和那些在他旅行时的演讲的不同了。因为常常复讲的缘故，所以他的旅行演讲是那样有进步，每一个重音、每一个重字、每一个声调的抑扬是那样完美地配置，即使人家对于他的题目毫无兴趣也不能不乐于听讲。它使人愉快，正如听一首名家的乐曲一样。这是游行传道师所具有的一种优点，足以超过常驻牧师，因为后者不能以复讲的形式使他的演讲有所改进。

他的写作和印刷品常常给予他的仇人可乘之机，因为这些东西常有不小心的措辞甚至错误的意见。如果在传道时讲出，能够随后解释，或再以别的话相辅而使其意义适当，或者干脆取消这些话，但是落了笔墨便不能了。批评界猛烈地攻击他的写作，为此他的信徒人数减少而再不见增加了，所以我想如果他从未写过任何东西，他死后必将留下人数更多和更重要的教派，而他的声誉也必将日渐增长，因为他并没有作品可以作为责骂的根据，他的皈依者也可自由地尽其热忱赞颂他，认为他是一个多方面的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