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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会
我的朋友们心想我参与这些事情,将为教友会派所反对,而因此失掉我在本州议会里的地位,因为在那里教友会派占大多数。一位青年绅士,他也有几个朋友在议会里,希望取代我为他们的秘书,告诉我说议会已决定在下一次选举时不选我为秘书了。于是他以好意劝我告退,这样比被黜退体面一些。我对他的回答是,我曾读过或听到过从事公众事业的人所立的一条规矩,就是绝不营求一个职务,也绝不拒绝请他做的职务。我说:“我赞成他们的规矩,我将实行之,并且还要附加一点:我绝不营求,绝不拒绝,也绝不辞职。如果他们要将我的秘书职务委与另外一个人,他们很可以从我这里取去,但我不会拱手相让,假使我丢了这个职务,绝不放弃乘机回驳对手的机会。”此后我不再听到这类话了。在下一次选举时,我如平时一般毫无异议地又当选了。他们不喜欢我与州参事过从甚密,因为他们曾和总督争论过军备案,而议会为了此事曾很久地受到迫害。如果我自愿和他们少往来,教友会派议员是很乐意的,但是他们不能只为了我热心团练的缘故而罢免我,此外他们也不能找到别的理由。
确实的,我相信设立防卫团一事,他们中的无论何人不会不同意,只是不能得到他们的助力罢了。而我觉得,出于我意料之外地,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人明显地赞成防卫,只是反对侵略的战争。许多讨论这个问题的赞成或反对的小册子印出来了,有几本是优秀的教友会教徒著的,也赞成防卫,我相信该教的多数青年都是可以被说服的。
关于救火会里的一事,使我能够洞察到教友会教徒的志趣。为鼓励建筑炮台起见,曾有建议说我们应该用现存约有60英镑的钱买彩票,照我们的规矩,不待下届大会决议,不能移用此款项。这个会共有30个会员,其中22个是教友会教徒,只有8个人是别的教派。我们八人准时出席了会议。虽然我们想有几个教友会教徒和我们联合,我们显然也不能得到多数。只有一位教友会教徒詹姆士·莫里斯先生出面反对这个提案。他表示甚为遗憾,说会中竟有这样的议案,据他说教友会的教友都反对这件事,并且也许会造成冲突使救火会破裂。我们告诉他不至于到那种程度,我们是少数,那么如果教友反对这个提案,而票数比我们多,我们必得合于一切社会的习惯而服从多数,当讨论这事的时间到来时,就投票决定了。他说依规矩必得现在就做这件事,但是,他料定有许多会员颇想出席以反对此事,那样才算公正,准予稍迟一些时间,等他们出席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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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争论时,有一个侍者来,告诉我说有两位绅士在下面想和我谈话。我跑下去,见是两个我们的教友会教徒。他们告诉我有8个教友会教徒正在酒店里开会,必要时,他们决定来赞助我们,但他们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做到,希望我们不要叫他们来帮助,因为他们投票赞成这样一个提案必定要和他们的长者和教友们发生纠纷。现在这样的情形我们已经可保有多数了,我就又跑上去,表面上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以后,表示同意延迟一小时。这件事莫里斯先生认为满意极了,但是他的投反对票的教友却一个也没出现,这使他大吃一惊。在延迟的时间终了时,我们以8对1通过此案。在那22个教友会教徒中,有8个是准备投票赞同我们的,还有13个,由于他们缺席,表示他们无意反对这个议案。我后来计算了一下,教友会教徒真正反对防卫的只是21比1。因为这些人都是那个教会的忠实会员,而且在他们中间都有很好的名声,对会议上提出的议案都相当关注。
有声誉又有学问的洛根先生,始终是属于那个教派的,他写了篇东西给他们,宣布他赞成防卫战,并且以许多有力的论证,来支持他的意见。他交给我60英镑要买彩票来建筑炮台,并嘱咐把抽到的奖全部用在这件事上。他告诉我下面一段他的老主人威廉·佩恩关于防卫的逸事。他少年时和他的主人从英国渡海过来,做他的秘书。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他们的船被一艘军舰追逐,他们以为是一艘敌船。他们的船长准备抵抗,但是告诉威廉·佩恩和他的教友会同伴,说他不希望他们帮助,他们可以躲进舱里去。大家都进去了,只有詹姆士·洛根决定留在甲板上,而被派为看守一尊炮。这个假想敌已被证明是艘友船,所以并无战争。但是当这位秘书跑下去报告消息时,威廉·佩恩很严厉地责骂他,说他不该逗留在甲板上,又去帮助抵抗那艘军舰,违反教友会的教义,尤其是船长并没有要他去。当着大伙的面给这样的责备,惹恼了这位秘书,他回答说:“我是你的仆人,为什么你不命令我下来?但是当你觉得危险的时候,难道你不愿意我留在那里帮着打那艘军舰吗?”
我参加议会已有好多年了,议会中的大多数都是教友会教徒,使我常有机会看见他们在每一次英王下令要他们帮助筹谋军备时,由于自己的非战主义而受到窘迫。他们一方面不愿得罪政府,而绝对拒绝;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违反教义而得罪他们的教友。教友会的大多数人,于是就用种种遁辞来推脱,而当无法推脱时,又假装听从。通常的方法是最后在“为英王之用”一辞之下给予金钱,却从不问这笔钱是怎样用的。
但是,如果这个要求不是直接出自英王,那句话就觉得太不合适了,于是又发明一些别的办法。例如,当火药缺乏时(我想是路易斯堡守备队用的),新英格兰政府恳请从宾夕法尼亚发给一些,由总督托马斯向议会极力催促,但他们却不能给钱买火药,因为火药是战争的一个要素。可是他们投票通过资助新英格兰3000英镑,把这笔钱交给总督,专用来购置面包、面粉、小麦,或别种粮食。枢密院有些人想给议会再增加困难,建议总督不要接受粮款,因为这不是他需要的东西,但是他回答说:“我要拿这笔钱,因为我很明白他们的意思,所谓别种粮食就是火药。”结果他买了,而他们并没有反对。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暗示出这种情况,当我们担心在救火会里不能通过我们的提议购买彩票时,我曾对一位会员,我的朋友辛格先生说:“如果我们失败了,让我们提议用这笔钱置备火机。教友会不会反对,于是,你举荐我,我举荐你,做购置这个东西的委员,我们可以买一尊大炮,这也确实是火机呀。”他说:“我明白你在议会里这么久是进步了,你的提议正和他们的小麦和其他粮食是一样的。”
教友会遭到的困难是因为它已经建立和公布一种教义,认为“没有一种战争是合法的”,既经公布,他们即使想改变,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这种种困难使我想到我们之间的另一个教派的谨慎行事了,那就是浸礼会派。在这一派刚出现时,我就和这派的一个首创人迈克尔·韦尔费厄相识。他抱怨地跟我说他们被别派的狂热教徒猛烈地诽谤,以可恶的教义和行为加在他们的身上,而这些东西与他们是完全不相干的。我告诉他新教派往往有这种情形,要止住这样的诽谤,我以为公布他们的信条和他们的教规也许会好一点。他说,这已在教徒间提议过了,但是没有得到同意,理由是这样:“我们最初集合起来成为一个教派的时候”,他说,“以上帝之惠使我们心思这样地明白,认识几条我们曾敬为真理者实是谬误,还有我们认为谬误的实是真理。他时时乐于以更远大的光明赐予我们,而我们的教义已有改进,我们的错误也已有减少。现在我们不敢妄自以为我们达到了进步的终点,性灵神学知识已臻于完善。并且我们还怕,如果我们刊印我们的信条,我们自身被它束缚了,限制了,也许就不愿意再接受改进的办法,而我们的继承者将更有甚者,因为他们想他们的长老和创教者之所以这样做,会以为是神圣而不可违反的东西。”
这样谦逊的态度在教派中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例子,每一个别的教派都以为自身持有一切真理,而那些与它相异的都是错误。正像一个人在雾天旅行,在他前面的离他稍远的那些路上的人,他看起来都裹在雾中,在后面的和在两旁的田野里的人也都是一样,但是靠近他的东西都显得很清楚,虽然其实他也是同其他人一样身在雾中。为了避免这种困窘,教友会教徒近年来已渐渐对议会和政府的公务持冷淡态度,宁可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不背弃他们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