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巴尼计划

1754年，又将与法兰西开战了。商部大臣命令各殖民地推派代表集合在奥尔巴尼开会和美洲土著人六邦的酋长商议彼此的防卫方法。哈密尔顿总督接到了这个命令，通知议会，说请他们趁此时机预备合适的赠品送给印第安人，且推举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自己，偕同托马斯·佩恩先生和秘书彼得先生为代表宾夕法尼亚的委员。议会赞成这个推举，预备了赠品，虽然他们不太喜欢款待外省人，我们约在6月中旬和别的委员会于奥尔巴尼。

在路上，我拟订了一个计划，使各殖民地在一个政府之下联合，为了防卫和别的重要目的，这是很需要的。到我们经过纽约时，我在那里把我的计划拿给詹姆斯·亚历山大先生和肯尼迪先生看，他们两人都是对于公共事务很有认识的，受了他们赞许的鼓励后，我大胆地提交代表大会。这时又有几位委员也制成了同样的计划。联合会应否成立是应讨论的先决问题，这个问题结果全场一致通过予以成立。于是大会指定一个委员会，一个殖民地一人，审查这几个计划和报告。我的计划稍加修改，幸得采用，因此就报告大会。

照此计划，总政府应有一个总督治理，总督由英王任命，并予以相当的援助，还应有一个总参事会，由几个殖民地民众代表在他们自己的议会里开会选举。代表大会上天天争辩这个问题，与土著人协商防务相提并论。其间发生了许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是终于一切都克服了，这个计划全场一致同意。于是将议案送到商务大臣处，并分别告知各州的议会。但它的命运很不佳：议会不加采用，因为他们都以为这个计划太“集权”了，而在英国却估量着它太“民主”了。由于商务大臣不赞成，也就不呈请英王裁可。但是还是立了另外的一个计划，以为是解决这同一目的的更好办法，照此计划，各州的总督和几个他们本州的市参事会会员应行集会、招募军队、建筑堡垒等，其费用由英国的金库拨给，这笔费用以后由英国议会通令向美洲征税偿还。我的计划连同计划的理由可在我已刊行的政治论文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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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冬季，我住在波士顿，对于这两个计划曾和总督雪利做过好几次的讨论。我们讨论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在那些论文中见到。和我的计划持不同的和反对的理由，反使我认为那个计划倒是真正的折中办法。而我仍旧认为它可以使两方都满意，如果被采用的话。这些殖民地这样地联合起来可以有充足的力量以保卫他们自己，那么就可以不需要英国的军队，而其后向美洲征税以引起血战的事当然更可以避免了。不过这样的错误不是新近才有，历史上充满着国家和君主的错误多着呢：

环视全世界，能知己善者有几，

知而行之又有几。

那些治国的人，在他们的手上有许多的事情，大概不高兴把考虑和执行一个新计划的困难拉到自己身上。最好的国家大计于是就很少能有先见而采用，只是被时势所逼罢了。

宾夕法尼亚的总督，把我的计划提交议会，表示他对于这个计划极为赞成。据他看来，作者的判断非常精确有力，他以为的确值得他们严密郑重关注。其时我恰巧缺席，议会为几个人所把持，但就在这时讨论了，这件事我以为不公平，议会完全不加注意地就把它搁置一边，使我大为懊丧。

这一年我去波士顿旅行时，在纽约碰到我们的新总督莫里斯先生，他正从英国到达那里。我和他在以前就很熟识的。他奉命接替哈密尔顿先生，哈密尔顿因和英国大业主辩论，疲于奔命，就辞职了。莫里斯先生问我是否以为他必将遇到行政上的困难。我说：“不！你也许倒可以和衷共济地处理行政，只是你留意不要和议会发生争论。”他高兴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如何能够忠告我避免争论呢？你知道我是喜欢争论的，争论是我最大的娱乐。无论如何，为感谢你对我的忠告，如果可能，我将尽力避免争论。”他有理由喜爱争论，他的口才很好，是一个敏捷的诡辩家，因此在辩论的谈话中他大概都能取胜。如我所闻，他在孩提时已深受争辩的教育了，他的父亲在饭后环坐桌旁时，使他的孩子们习惯于互相争论，以为消遣。但是我认为这种练习不大聪明，因为据我的观察所及，这些喜欢争辩的、反驳人的人，大概做起事来都不幸。他们有时得到胜利，但是他们决不能赢得好感，而好感将是对他们更为有用的。我们分手之后，他到费城，而我到波士顿。

在回来时，我在纽约看见一册本州的会议录。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没有兑现他对我的诺言，他和议会已经处在激烈的争论中了。在其任职期间，他与州议会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争斗不断。在这件事情上，我也有份的。因为当我参加议会之时，我立刻就被指定让每一个委员会来答复他的演说和咨文，并受各委员会之托进行起草工作。我们的复文和他的咨文一样常常都写得尖酸刻薄的，有时竟是粗鲁地咒骂。当他知道议会里的复文是我写的，人们通常会认为，当我们相遇时，将难免相互厮杀一场。但他却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以致我们两人间并未因争论而引起个人的嫌隙，而且我们常常一起吃饭。

一天下午，在激烈的公开争辩以后，我们在街上遇见了。他说：“富兰克林，你必须和我一起到我家去消磨这个晚上，我这里有几位你所喜欢的朋友。”说完他拉着我的胳臂，把我领到他家里。在晚饭之后的饮酒欢谈之中，他开玩笑地告诉我说，他很佩服桑乔·潘查的意见，当有人要把一个政府交给他时，他要求这个政府得是治理黑人的政府，这样，如果他不能和他的民众意见一致时，他就可以卖掉他们。坐在我身旁的他的一位朋友说：“富兰克林，为什么你还是帮助这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徒？你卖掉他们不好吗？业主们会给你好价钱的。”我说：“这位总督还没有把他们涂得够黑。”在他的一切咨文中，他总是拼命向议会的脸上涂抹黑色（意为诽谤），但是他们等到他一涂上去立即把这个颜色擦掉，反而很厚重地回涂到他自己的脸上。这样，等他知道自己仿佛就要被涂得像一个黑人的时候，就像哈密尔顿先生一样，倦于这种争论而离职了。

这些公开的争论其实都是发自业主——我们世袭的统治者。当为了本州的防卫而需要任何款项时，他们便以非常卑鄙的手段指令他们的代理人，不要通过一个征收必要租税的议案，除非这个议案规定他们的大片地产特别免税。他们甚至和代理人订约要这些人遵守这样的指令。议会3年以来都反对这种不公平的做法，然而终于被迫屈服。继莫里斯任总督的丹尼上校，竟敢不遵守那些指令。那件事怎样发生的，我在后面再说明。

我的事情讲得太快了。在莫里斯总督执政时，还有一些事情该提起。

我们和法国已在交战状态中了，马萨诸塞州政府计划袭击克朗波因特（1755年），派昆西先生到宾夕法尼亚，派波纳尔先生（后来的波纳尔总督）到纽约，请求帮助。我既是在议会中，对议会的情况比较熟悉，又是昆西先生的同乡，他便请我予以照顾和协助。我把他的申请书向议会宣读，大家都同意了。他们票决资助1万英镑，用以置备粮食。但是这位总督拒绝同意这个议案（议案中还包含另外一笔钱供给英王使用），除非插入一项业主的产业免缴任何一部分必需的税的话。这个议会，虽然很愿意有效地帮助新英格兰，却不知怎样去完成这个志愿。昆西先生十分卖力地想得到总督的允诺，但他就是固执己见。

我于是提出一个不需总督过问也能办到这件事的法子，就是以证券向贷金管理处支钱，因为依据法律，议会有预支款项之权的。其实那时候贷金管理处只有很少的钱或者竟没有，于是我建议这种证券应在一年中收回，并负担5厘的利息。有了这种证券，我以为粮食就很容易购备了。议会毫不犹豫地赞成了这个建议。证券立即印了出来，我也是掌管签发证券的委员会中的一人。收回证券的经费是全省一切纸币贷款的利息和国产税的收入，这大家知道是很够用的了。这些证券立即得到信用，不但购买粮食还可以通用，就是手里有现款的许多有钱人，也投资于那些证券。他们觉得这是很有利的，因为证券在手，可取得利息，而一有急需又可像现钱般通用。因此他们都热心地购买，在几星期中证券便销售一空了。这件重要的事情就用了我的法子而完成了。昆西先生用一个漂亮的纪念物来答谢议会的帮助，使命完成后，他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从此以后同我结下了最忠诚与最亲切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