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英国

我们的新总督丹尼上校，把上述由皇家社得来的奖章给我捎来，在市政府为他而设的盛宴中赠送给我。他附说着对我表示敬意的谦词，如他所说，他久已认识我的品格了。饭后，在那时有一种习惯，大家都喝一点酒，他引我走开到另外一间屋里，告诉我，他的英国朋友曾劝说他和我结交，说我能给他最好的劝告，而颇有益于他。于是他极力与我要好，又坚许我无论何事，在他权力之内的都可以为我效劳。他对我说了许多，也说到业主对于本州的良好处理，如果那种久经继续的对他策略的反抗能够消减，而他和公众之间的和谐得以恢复，那么我们大家便可共享其利，尤其是我个人。事实上这件事非我莫属，而我也可以得到适当答谢和丰厚的报酬，等等。那些饮酒者见我们没有立即回到席上，便把马德拉酒送过来一罐。这位总督放怀畅饮，他那恳求和报酬的话也就愈多。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意思，说感谢上帝，我的经济状况尚可，业主的恩惠于我无用。既为议员之一，不可承受任何的恩惠，毕竟我和业主并无私人的冤仇。如果他所提议的公益法案确是为了公众的福利，那么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强烈地去拥护和推行了。我过去之所以反对，就是在于那些法案在事实上都是只为业主的利益着想，而对于民众牺牲太大。我该好好地感谢他（总督），因为他对我谆谆告诫。任何事件在我力之所及的范围内，我必尽力使其行政得到便利，同时希望他不要像前任那样不幸地带着业主的训令而又无力办理。

对我所说的这番话当时他自己并未有所解释，但是当他后来和议会办事时，争论又发生了，而我如往时一样地力加反对。其时我是个起草委员，首先反对关于传达训令的请求，其次反对关于训令的摘要，这些文稿在其时的议案录和我以后刊行的《读史评论》上可以找到。但是我们私人间并无嫌隙，我们常在一起。他是个文士，阅历又深，谈吐甚为温雅。他告诉我，我的朋友劳尔夫先生仍活在世上，他是英国最好的政论家，在弗鲁德里克王子和英王的争端中曾被雇用，至今每年可得300英镑的恩俸，但作为诗人，他的声誉确实不佳，后来诗人蒲柏曾在《敦西亚得》中诋毁他的诗，但是认为他的散文却不逊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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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议会觉得业主固执地欲以命令束缚他们的代表，而这种命令不仅于民众利益不合，并且损及英王的事务，决定对此向英王控诉，指定我做他们的代表，到英国去呈递请愿书和办理诉讼。因为议会曾照会总督，愿献6万英镑供英王之用（其中1万英镑是由那时的将军劳登勋爵支配），但是此事总督完全拒绝通过，就为了顺从业主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