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闯费城

我哥哥发觉我要离开他时，就设法阻止我被这城里别的印刷所雇用，他遍告每一个主人，于是他们就一概拒绝给我工作。我那时便打算到纽约去，那里离波士顿近，也有一家印刷所。我是极倾向于离开波士顿的，当时我考虑到我已经引起统治者的憎恨了，并且，从议会在我哥哥一案中的专横处置来看，也说不定我若仍留在那里就会立时陷于困境；而且我的有关宗教的轻率论辩，开始使善良的人们怀着憎恶的心情把我指为异教徒或无神论者，所以我决定离开波士顿。但是那时我父亲袒护我的哥哥，如果我试图公开出走，他会设法来阻止我。最后我的朋友科林斯答应为我略施小计。他为我的旅行与一个纽约的帆船船长商量，异想天开地说我是他的一个年轻朋友，曾和一个恶劣的少女私通，她的家族定要强制我和这个少女结婚，所以我不能露面和公开离开。这样我就卖了一些书，筹措了一点钱，偷偷地上了船。由于我们遇到顺风，第三天，我已到了纽约，离开老家也差不多300英里了，一个年仅17岁的孩子（1723年10月），对那地方的任何人都不了解，也没人介绍，而且只有很少的一点钱在我的口袋里。

我想学航海的壮志这时已经消磨掉了，不然的话，我现在倒可如愿以偿了。但是，因为此时已有了手艺，且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熟练的印刷工人，我便到纽约的老威廉·布雷福德的印刷所去找工作。他是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家，因为和乔治·基思吵架才搬过来的。他不能雇用我，因为要做的事很少，而人手已经够了，但是他说：“我儿子在费城最近失去了他的一把好手——那个名叫阿基拉·罗斯的工人去世了，如果你到他那里去，我相信他可以雇用你。”费城离这儿有100英里远，我坐上了一只船动身前往安博依，留下我的行李经由海道运去。

在穿过海峡时，我们遇到一阵狂风。那风把船帆撕裂成好几片，使我们无法进入基尔，而把我们推送到长岛去。在途中，有一个喝醉了的荷兰人，他也是一个乘客，跌到了水中。当他就要沉没时，我伸手一把抓住他的头发，把他拖起来，弄到船上来。他掉进水里，倒使他稍微清醒了一点，睡觉前，他从衣袋中拿出一本书希望我给他弄干。原来这本书就是我素来喜欢的作者班扬的《天路历程》的荷兰文译本，铜版印刷，纸质优良，装帧得比我所看到的原文本还好。后来我发现它曾被译成欧洲好多国的文字，并猜想，或许除了《圣经》以外，阅读这书的人比任何书都更多。令人钦佩的约翰·班扬是我所知道的把叙述与对话混合起来写作的第一人，这种写作方法很能吸引读者，使读者在最有兴趣的地方停留下来，好像被拉入伙并出席辩论会一样身临其境。笛福在他写的《鲁滨孙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宗教的献媚》、《家庭教师》和其他作品里都是模仿这本书而得到成功的，还有理查逊也在他的《帕梅拉》中这样做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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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驶近长岛，才发觉那是一个大浪汹涌、不能登陆的石滩，于是我们就抛了锚，使船向着岸边旋转摇摆。有些人来到水边，我们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向我们呼叫，但是因为风是那么大，浪是那么响，我们彼此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在岸边有几只小船，我们打手势，招呼他们用船来接应我们，但是他们或许不认识我们，或是认为那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就走开了。天色已晚，我们除了等待风停没有别的办法了。在那个时候，水手和我都尽可能地睡下了，而且还是和那个浑身还湿着的荷兰人挤在小船舱里，浪花打过我们的船头，水溅落到我们身上，所以不一会儿我们就和那个荷兰人一样差不多成了落汤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躺了一夜，只得到一点休息。第二天风停了些，我们要尽量在天黑以前到达安博依。在水上我们已待了30小时了，没有食物，没有饮料，只有一瓶污浊的甜酒，而行船的那水也是咸的。

晚上我觉得自己浑身发热，就躺在床铺上。不过，我曾在什么书上读过，说饮冷水对于寒热病很有益处，我就照此方法来办，出了大半夜的汗，病就好了。在早上，摆渡上岸，我就登陆步行，向着50英里外的柏灵顿前进了，别人告诉我，在那里可以找到载我到费城去的船。

一整天都下着大雨，我全身都淋湿了，到午间很是疲乏，就停留在一个小旅店里，在那里住了一夜，这时才想，要是永远不离开家多好。我又显得很可怜，有人来盘问我，我发现自己被人怀疑成是一个私逃的童仆，并且这种嫌疑将置我于被扣押的危险之中。不管怎样，第二天我动身走了，到了晚上又住到离柏灵顿剩下不到8英里或10英里的约翰·布朗医生开的旅店里。当我吃点心的时候，他跟我攀谈起来，知道我曾读过一点书，也就待我很和气、很亲密了。我们的交好在他生前一直未断过。我猜想他从前是一个走江湖的医生，因为没有一个英国的或欧洲各国的城市他不能加以详细说明的。他有些学问，也很聪敏，确是一个了不起的非教徒。数年以后，他滑稽地把《圣经》改为拙劣的韵文，就像科顿改译维吉尔的诗那样。用这种方法，他使许多事实变得很荒谬可笑，如果他的作品加以印行，定会对那些头脑迟钝的人有害处，只不过那书永未付印罢了。

在他的旅馆里我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到了柏灵顿。但是我很伤脑筋，因为发现那趟班船已在我来以前刚开走了，并且在下星期二以前再没有别的船走，而这一天才是星期六。因此我又回到镇上的一位老妇人处，我曾向她购买过预备在船上吃的姜饼，请她帮我拿个主意。她邀我留住在她家里等候下一班船去费城，我因步行已觉疲劳，就接受了她的邀请。她知道我是一个印刷工人，叫我留在那个镇上从事我的职业，她原不懂开业是要有机器和铅字的。她殷勤招待我，伴以极大的好意给我牛肉吃，仅仅接受我一瓶麦酒的回报。我想我自己必须得等到星期二了。黄昏时我到河边去散步，有一只船路过那里，我发现它是开向费城的，船中载着几个人。他们带我上了船，由于没有风，我们全程都是划船而行的。大约到半夜了，还看不见费城。有些同伴确信我们一定已经过了费城，就不要再向前划了。别的人也不知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这样我们就回船向岸驶入一条小湾，在一个旧栅栏附近登岸。10月的夜里很冷，我们用木条生了火，在那里围着火一直待到天明。一个同伴认识这地方是库柏湾，距离费城不远了。果然我们一驶出小湾就望见费城了，约在星期日早上八九点钟到了那里，在市场街码头登岸。

我对这次旅行作了很详细的叙述，并且还要同样详细地写我初次进入那个城市的情景，这样你可在心中比较一下，我最初的情况和我后来在那里显露头角时是多么不同。我穿的是工作服，因为我的衣服从海道还未运过来。衣服由于旅行弄得很脏，我的衣袋里被衬衫和袜子塞得满当当的，不知道向谁也不知道向什么地方去寻找住宿之处。连日的赶路划船弄得我很疲乏，又饥饿，并且我的全部现钱只合一元荷兰币，还有约合一先令的铜元。那些铜元，我作为票费给了船上的人，他们起初不收，因我曾帮着摇过船，但是我坚持叫他们收了。一个人当他只有一点钱的时候，比他钱多的时候还更慷慨一些，也许是怕别人认为他只有一点点钱。

于是我就在街上散步，四下里乱看，直到在市场附近碰见一个拿面包的孩子。我多次都是以面包当一顿饭的，我就问他从哪里买到的，并立刻按他所指示的走到面包店里，向店中人买面包，想来也会像我们在波士顿一个样子的东西，哪知在费城他们好像并不做那个。于是我说买三个便士的面包，他们告诉我他们没有那样的面包。既然这样，我就不管价钱多少，是不是极便宜，也不问他的面包叫什么，我要他给我价值三便士的任何一种能吃的东西。他按照我的话给了我鼓鼓的三个大面包卷，我被那么多的量吓了一跳，不过我还是拿了它就走开了。此时口袋里已没有空地方，我就在两臂下各夹了一个，吃起另外一个面包卷来，我就这样子沿着市场街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里德先生的门前，他是我未来妻子的父亲。当时我未来的贤妻正站在门口，瞧见了我，认为我做出了一个极为愚蠢可笑的样子，说实话，我那时的样子肯定就是那样。后来我转身走下栗子街和胡桃街的一段，吃着面包卷走了一路，又绕回来，发现我又在市场街码头，距我坐船进来的地方不远，我走到那里喝了一些河水。因为一个面包卷我已吃饱，就把另外两个送给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她们是跟我们一路坐船来的，正在等着向更远的地方去。

这样吃过饭后，有了精神，我又到街上散步，这时候在街上有许多穿着整洁衣服的人，他们都向同一方向走去。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结果被引入市场附近一个教会的大会堂去了。我在他们中间坐下来，四下里看了一会儿之后，听不到有人讲话，因为过度的劳累和夜间缺少休息，我觉得非常困倦，就沉沉地睡熟了，一直睡到散了会有一个人好心地叫醒了我为止。这就是我在费城第一次走进去和睡在里面的房子。

我又朝着河边走去，注视着过往的行人，碰到一个年轻的教友会教徒，我觉得他相貌和善，就向他打招呼，请他告诉我什么地方旅客能够住宿。我们那时正站在一个写有“三水手”的招牌附近，他说：“这里就是一个能留容旅客的地方，但此店名誉不佳，假如您能与我同行，我将带您到一处较好的旅馆去。”于是他领我到水街上的“克鲁克”旅馆。在那里我吃了一顿饭，并且，正在吃时，店主问了我一些试探性的问题，因为从我的年龄和外貌看来有些可疑，好像我会是一个私自逃出来的人。

吃完饭以后，我的睡意又来了，店主把我领到一个床铺跟前，我连衣服都没脱，躺下去就睡，一直睡到晚上6点钟，被叫起来吃晚饭，饭后又早早上床睡下，很酣沉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尽量把自己装扮得整洁一点，就往安德鲁·布雷福德印刷所去。在店中我看到了老板的父亲，这个老人我在纽约见过，他是骑马而来，在我来之前就到了费城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很客气地接待我，请我吃早饭。不过他告诉我他现在并不缺人手，因为新近已补上一个了，但是在这城里另外还有一家印刷所，是一个叫凯默的人新开设的，这个人也许会雇用我。如果不用，我也会受到欢迎住在他店里，他会先给我一点工作做着，一直等到我找到较好的工作为止。

老先生说他可以陪我一块到新印刷所去。当我们找到凯默，布雷福德说：“我的邻居，我领来一位和你同行的青年来看你，也许你正缺少这样一个人吧。”凯默问了我一些问题，放了一个排字盘在我手里，看我怎样工作，随后就说他不久即可用我，虽然他现在还没有事情要我来做。他把他以前没见过面的老布雷福德认为是全城人中一个对他怀有善意的人，就谈论起他现在的事业和计划来。当时老布雷福德不说出自己原是另一个印刷所老板的父亲，提出巧妙的问题和小小的疑问来引出凯默的话。凯默说他希望不久就把这一行业的大部分生意抓到他自己的手里，并把他的意图他仗恃着什么势力和他打算用什么方法进行，都全盘托出。我站在旁边，都听到了，立刻看出他们之中的一个是精明奸猾的老手而另一个却不过是个不谙世故的新手。布雷福德离开之后，我告诉了凯默这个老年人是谁，他不禁大吃一惊。

我见凯默的印刷所中只有一架陈旧破损的印刷机，一副已磨损的英文铅字，他自己正用它们排一篇阿基拉·罗斯的追悼诗。这个人前面曾提到，是一个有天才的青年，有善良的性格，在这城市里受到敬仰，是议会的秘书，并且还是一个好的诗人。凯默也写诗，但写得很拙劣。他那不能说是写诗，他作诗的方式就是把他的思想直接用铅字排出来。这样就没有原稿，而排字盘又只有一套，追悼诗就几乎需要占用全部铅字，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他的忙。我极力想把他的印刷机（他从来没用过它，他也不懂得怎样用它）修理好以便用来工作，答应在他把追悼诗编排就绪以后，我就立刻到印刷所印完它。之后我又回到布雷福德的印刷所，他暂时也给我一点小活做。几天之后，凯默派人叫我去印完追悼诗。那时他又弄到另一副排字盘，且有一本小册子要重印，因此他安排了我的工作。

我看这两位老板都对他们的行业很不够格。布雷福德本来不是学这个的，又很缺乏学识；而凯默虽然有点像个有学问的人，却又仅仅是一个排字工人，一点也不懂得印刷工作。凯默曾经是法国先知派的教徒，还能仿效他们的热烈讲演。在这时，他不表白他信仰任何一个教派，但是必要时却有点各派都信。他对人情世故全然无知，并且在他的天性里，我后来发现，有很多的无赖成分。他不喜欢我在他这儿工作却寄住在布雷福德那里。不错，他确是有一个空房，但没有家具，所以他不能留我住宿，不过他在我曾经提到过的那位里德先生家里给我找到了寄宿的地方，他也是凯默的房东。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行李和衣服运来了，我的打扮在里德小姐眼里比她第一次碰巧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的样子可文雅体面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