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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走向衰落的三帝国
蜀的衰亡与灭亡
群臣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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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死后，北伐也宣告失败，这之后的蜀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值得特笔的大事。接替诸葛亮先后任尚书令、大将军负责执政的蒋琬、费祎、董允都是才能卓越的人物，这三人与诸葛亮在蜀国号为“四相”。但是好景不长，后来蒋琬因病不幸去世，费祎又被魏的刺客暗杀。此后诸葛亮建立的体制逐渐惰性化、空洞化，蜀国开始走向衰亡。
蜀国的群臣本来就是由一些不同来历的人组成的，比如简雍、麋竺、孙乾等是当初从北方跟随刘备来到蜀地的；诸葛亮、蒋琬、伊籍、马良等是从荆州加入刘备阵营的；费祎、董和及其子董允等是以前刘璋的部下，他们的内部关系则更加复杂，因此自然会产生一些不和。实际上，诸葛亮在五丈原刚死，军中就发生了魏延与杨仪的内讧。主张继续北伐的魏延与主张撤退的杨仪意见对立，杨仪派人杀了魏延，后来杨仪也失足而死。这两人本来就势同水火，事事对立，诸葛亮生前就很担心。魏延被杀后，首级被送到杨仪处，杨仪踩着魏延的首级骂道：“庸奴！复能作恶否？”不仅如此，他还把魏延一门夷灭三族。可见彼此仇恨之深。
蜀内部诸如此类的内讧和互相憎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刘备即位当初，为了完善各种制度而任命的学士许慈和胡潜关系也很坏，两人因为意见分歧，互相恶语相向，最后竟发展到持鞭威胁对方的地步。刘备实在看不过眼，就在宴会的席上安排俳优表演他们两人的闹剧，暗示他们和好。即使如此，刘备还是不得不用这两个人，说明蜀人才严重不足。
其他的，还有魏延与刘琰、杨仪与刘巴、诸葛亮与黄元、张裔与岑述、姜维与张翼、姜维与杨戏等，《蜀志》群臣传中，有关群臣不和的记载很多。魏、吴内部虽然也为争权夺利屡屡发生内讧内乱，但是蜀的这种对立，与其说是为了争权夺利，还不如说是个人之间的反目争吵。刘备和诸葛亮活着的时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镇住局面，但是在失去这两个强有力的领袖之后，蜀被这些大臣内部的钩心斗角搞得什么事情都不能顺利进行了。
但是，皇帝刘禅既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又缺乏面对问题的魄力。他虽然宠爱宦官黄皓，却没有像吴国最后一个君主孙皓那样变成一个暴君，这已经是很值得庆幸的了。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刘禅连当暴君的气力都没有。所幸的是宦官黄皓也只不过是一个贪图私利的小人，对政治并没有什么野心。总之，蜀国君臣从上到下都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进取之心，陷入了坐以待毙的状态。
群臣中唯一不甘寂寞的是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北伐的姜维。他前后多次进击陇右，争取到当地羌族的归顺，但是终究寡不敌众，而且因为他本来是魏的降将，所以在蜀内部颇受排挤，孤立无援，最后逐渐陷入困境。
名士舆论的压力
我们在前边已经说过，刘备即位时，居群臣之首的是许靖和刘巴，他们均为当时的名士，与同为名士的魏的高官王朗、陈群等都有交往。这两个人都是为躲避战乱而从客居的交州辗转来到蜀地的，所以可说是别无选择才为刘备服务的。
特别是刘巴，以前刘备在荆州颇得众望时，虽然许多名士都争着投入刘备的麾下，但是只有刘巴一人不但不从，反而投奔了曹操。刘备当然对他怀恨在心。不久曹操命令攻打荆州南部，刘巴再次回到荆州。但是因为荆州被刘备占领，刘巴回不到北方去，只能逃往交趾。后来他为投靠刘璋来到了蜀，没想到刘备也进了蜀。一直躲着刘备的刘巴肯定觉得很尴尬。没有办法，他只好向刘备道歉，刘备也不记旧恨，重用了他。
这样做，都因为刘巴是当时的名士。这些名士的言行对当时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舆论影响很大。为了对抗集中了大量名士的魏，刘备不得不重用许靖、刘巴这样的名士。刘备任命许靖为最高级别官僚太傅，让刘巴起草即位的诰命，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演义》给读者的印象是凡事诸葛亮都排第一，但是其实作为名士，他的地位远不如刘巴和许靖。诸葛亮其实一直相当敬重这两个人。
但是对名士的这种客气却成为蜀的弱点。刘巴受到刘备的重用后，态度逐渐变得傲慢。他与张飞交恶，虽然诸葛亮从中苦心调解但他照样不理。刘备听说此事后心中不悦，责怪刘巴对自己的统一大业不尽心，一心只想回北方的魏，一面又说也只有自己才能用得了刘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备不得不重用名士的苦衷。蜀还有一个叫来敏的人物，他的父亲来艳曾做过汉朝司空，因此他本人也属于名士之流。来敏也是通过刘璋的关系当上官的。这个来敏除了徒有一个名士的空名外，没有任何本事，而且言行也有失常轨。但是就因为他是一个名士，竟一直官居高位。重视名士，成为自认汉王朝后继者的蜀的宿命。
这种重视名士的姿态，不可能不影响到蜀的其他官僚。对这些暂时寄身于蜀的北方名士的优待，严重打击了其他官僚们的进取心。而在名士的数量上，蜀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魏。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还应该是魏而不该是蜀，这种悲观论逐渐弥漫朝野。魏的名士陈群、王朗屡次给许靖和诸葛亮写信劝降，就是瞄准这一点，其目的就要在舆论上对蜀施加压力。蜀投降魏时，魏大将邓艾在给蜀国臣僚的信中写道：“自古圣帝，爰逮汉、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强调正统皇帝只能是出自中国的北方。对于邓艾的这个主张，蜀国群臣大概内心都点头称是。蜀国在军事上失败以前，其实早已败给这种舆论了。
与蜀以及魏的重视名士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吴的孙权。吴国名士的代表人物是张昭，但是孙权几乎从来没有听过张昭的意见，他甚至明言，赤壁之战时如果听了张昭的意见，自己早就变成叫花子了。孙权还说刘巴要是搭理张飞，那他就不是一个名士，这正是他对名士的一个讽刺。但就是这样一个孙权，也不能完全不把张昭的名士地位放在眼里。他虽然与张昭一直尖锐对立，但是对张昭却终生礼遇。从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以名士为中心形成的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舆论的重要性。吴其实与蜀一样，最后也是败给了这种舆论。
冷淡的本地舆论
对于蜀来说，更为不幸的是不仅来自北方的名士不尽力配合，就连蜀本地的知识分子也对蜀的前途持冷淡态度，甚至对魏更有好感。
蜀的学问中心在位于成都东北部的广汉郡。其特征是盛行谶纬，也就是预言之学。广汉是近年发现的一种独特的青铜器文化三星堆文化的所在地，可以想象，这种古代独特的文化在这一地区被中国化，儒教广泛普及之后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得到继承，形成了重视预言的风气。王莽篡夺前汉王朝时，对谶纬之说大加利用，当时广汉的谶纬学者哀章就捏造《金策书》预言王莽为真命天子。到了后汉时代，广汉的谶纬学者也一直层出不穷。对刘璋之父刘焉说蜀地有皇帝之气的，也是广汉学者董扶。
另外，名声稍次于董扶的还有周舒。周舒在解释“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春秋纬》中的预言时说，“当涂高”就是指魏，他的话在乡党学者里引起反响。与董扶齐名的还有任安，任安的弟子杜琼也说：“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现在日语中还有“法曹”一词）。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他们不惜牵强附会，认为这都是曹氏要取代天下的预兆。
当时蜀国学问最高的大学者谯周就是杜琼的弟子。谯周效仿老师杜琼解释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思就是说刘备和刘禅，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就是“准备禅让”，暗示蜀将被魏所取代。话说到这一步，与其说是预言，还不如说是对刘备、刘禅父子的调侃和讽刺，简直就是不怀好意。还有一个广汉出身的彭羕竟背地称刘备是“老革”（老朽或老兵之意），结果被刘备所杀。
谯周对北伐也持反对意见。他写过一篇富有寓意的文章《仇国论》，专对仇国之间的事情进行了议论。文章虚构了因余和肇建两个国家为例，因余意为因此剩下的小国，用来指蜀，肇建意为初建的大国，用来指魏。因余国的高贤卿与伏愚子互相问答。高贤卿认为就像以前弱小的汉高祖打败强大的项羽那样，因余国也能战胜肇建国。对此，伏愚子主张应该首先让人民休养生息。不用说，高贤卿暗指的是主张北伐的蜀国高官，伏愚子就是谯周自己。当时的蜀国因为连年北伐，国力疲弊，人民困苦。外来的一些人把北伐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对本地人来说，被无端地卷进这种徒劳无益的战争却完全是飞来横祸。谯周的《仇国论》正是这种呼吁体恤人民疾苦的本地舆论的一个代表。可见，蜀国这个外来政权，已经失去了当地人民的支持。
魏军大举攻入蜀国兵临城下时，用名分和利害来劝说刘禅投降的就是这个谯周。在蜀国的群臣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反驳谯周的主降论。《三国志》作者陈寿就是这个谯周的弟子。看来他以魏为正统著《三国志》，并不完全是为了顾及继承了曹魏的晋朝的面子。
蜀的自取灭亡
景元三年（262），已经掌握魏国实权的司马昭（司马懿次子）终于决心攻打蜀国。姜维得知这个消息后上表后主建议加强防备。但宦官黄皓只信巫鬼，故意把姜维的奏书按下不报，使蜀国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魏国将要袭来的消息。翌年景元四年八月，魏大举伐蜀，三路大军从洛阳出发，征西将军邓艾率领三万精兵，绕道最西边的狄道直指姜维军驻屯地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同样率三万精兵从祁山进入武都以断绝姜维退路；镇西将军钟会率领十万大军，分头从褒斜道、骆谷道、子午谷道挺进汉中。
魏军本来的计划是只要邓艾和诸葛绪把蜀军主力姜维军牵制在西方，钟会率领的大部队就会顺利攻入成都。但是没想到姜维却巧妙绕到诸葛绪军后方使其退却，进而守住了自汉中入蜀的要塞剑阁（参见图36）。这使得钟会大军无法自汉中南下，魏军甚至产生撤兵的打算。但是邓艾却出乎蜀军的意料，从阴平翻山越岭，出现在剑阁与成都之间的江油。成都告急，刘禅急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抵抗邓艾，但是诸葛瞻的部队到了江油附近的涪就不再前进。邓艾一举击败诸葛瞻的前锋，迫使诸葛瞻撤退到绵竹，诸葛瞻在绵竹战死。绵竹与成都近在咫尺，成都顿时大乱，刘禅招集群臣商议，有的主张逃往南方四郡，有的主张投吴。最后在谯周的说服下刘禅选择了投降。同时，刘禅还命令姜维等各地将士无条件投降。姜维回天无力只好命令兵士放下武器，蜀将士都愤恨交加，拔刀斫石。自魏军大举伐蜀起，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结束了。
67 剑阁 亦称剑门关。自汉中入蜀的天险要道，有栈道。在四川省剑阁县
我们客观看一下当时的形势。首先成都当初驻有四万兵力，诸葛瞻到底带走了多少兵力虽然无从可查，就算带走一半，那么成都还至少有两万守军。而邓艾军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肯定已经不是当初的三万兵力，而且军粮也不会剩下多少。而且当时吴接到蜀的增援请求后，已经派兵前往寿春。如果姜维在剑阁堵截住兵粮匮乏、有意撤退的钟会大军，成都守军能够死守不放的话，那么蜀还是完全有可能取胜的。但问题是蜀国君臣早已失去了抵抗的气力。诸葛瞻没有一鼓作气攻打翻山越岭而来疲弊不堪的邓艾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蜀不是败给了魏，而是自取灭亡。政权中唯一主张彻底抗战的北地王刘谌，直到最后也不愿投降，他在祖父刘备庙中先杀了妻子然后自刎而死。
68 姜维墓 位于剑门关附近。为纪念姜维在此地与钟会对战，后世修建
钟会谋反
邓艾没想到刘禅毫无战意，束手就擒，不费吹灰之力无血入城，顿时趾高气扬，向司马昭写信进言，主张趁灭蜀之时，一鼓作气收拾掉吴。但是被邓艾占了头功的钟会这时心里当然觉得不美。他篡改邓艾送往洛阳的书信，诬告邓艾谋反，使邓艾被关进囚车押送回朝。在此之前没有随邓艾一同进军而是选择了与钟会合流的诸葛绪也遭钟会诬陷，被剥夺兵权送回洛阳。这样一来，钟会就独揽了讨蜀大军的统率权。
钟会是魏太傅钟繇之子，其兄钟毓也是魏的高官。钟氏一族为颍川出身的名门豪族，在魏国的序列中地位在司马氏之上。当时魏国大权已经完全被司马氏掌握，司马篡权迫在眉睫。讨伐蜀国，其实也是为篡权做铺垫。钟会是一个自视很高的野心家，他在出兵伐蜀的当初，就可能已经有所算计了。但是司马昭更有心计，他早已看出钟会心有异志，但还是派他领兵伐蜀。
钟会排挤走邓艾进入成都以后，就与投降的姜维共谋，决定谋反。钟会的野心是，如果成功则能取得天下，即使失败，也能像刘备一样独霸一方。而姜维也企图利用钟会再兴蜀国，所以他暗中劝刘禅要耐心等待。但是司马昭得知钟会进入成都的消息后，立刻亲自坐镇长安，派贾充率兵入蜀。司马昭这一出人意料的行动，吓坏了钟会，他召集讨蜀将领将他们控制起来，姜维则建议格杀勿论，就在钟会犹豫不决的时候，消息泄露，魏将士激愤反叛，两人死于乱军之中，其阴谋也就此失败。钟会死后，卫瓘任监军，他在绵竹杀死被押送洛阳途中的邓艾。就这样，魏和蜀的主将邓艾、钟会、姜维三人在不足半年期间全部丧命。《演义》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姜维的阴谋，其实真正的黑幕是司马昭。
钟会的谋反使成都城内陷入混乱状态，蜀国太子刘璇被杀，与关羽有杀父之仇的庞会也趁乱杀了关羽一族。本来该杀的宦官黄皓，反倒靠贿赂逃了一命。
吴完全没有想到蜀国竟那么轻易地就投降了魏国，得知钟会被杀的消息后，立即发兵西进攻蜀，但是蜀巴东太守罗宪向魏军求援，阻止了吴军的进路。罗宪曾经出使吴，但这次他却没有选择与吴协力复兴蜀国的道路。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吴蜀同盟早已形同虚设，蜀的人心早已倒向了魏国。
乐不思蜀
蜀灭亡后，刘禅与家属一起被送往洛阳。跟随刘禅的只有郤正、张通等几个旧臣。司马昭对刘禅一族非常优遇，封刘禅为安乐县公，子孙五十多人均受封为诸侯。当然这些都是做给吴国孙氏看的，想用厚遇来收买吴国人心。有一天，司马昭宴请刘禅，席间演奏蜀乐，蜀人听了都心酸落泪，唯独刘禅照旧喜笑自若。司马昭看在眼里，不由地感叹：“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还有一次，司马昭问刘禅想不想蜀，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郤正听他这样回答，忍不住对刘禅说下次司马昭再问的时候，要痛哭流涕地回答：“先父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后日刘禅按郤正教的那样回答后，司马昭笑说，怎么跟郤正说的话一样？刘禅吃惊道：就是郤正教的啊！惹得举座哄笑。
这是一个用来说明刘禅愚暗的人人皆知的故事。但是果真如此吗？也许是因为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才编造出来的故事也未可知。安乐县是今北京北边的一个地名，刘禅实际上从来没有去过该地。估计当时为了说明刘禅投降后生活安乐，故意选了这个地名。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刘禅也就只能听从安排，做出乐不思蜀的样子来。刘禅完全犯不着把蜀挂在嘴上去招人怀疑。但对刘禅来说，因为从北伐的巨大压力下解放出来，也许是真心感到快乐。刘禅的内心世界，别人是无法知道的。
魏国内乱、司马篡权
明帝的苦恼与死去
魏明帝曹叡的生母甄氏本来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曹叡的父亲曹丕对甄氏一见钟情遂纳为妻。可是曹丕后来开始宠爱郭氏，争风吃醋的甄氏被赐死。曹丕即位后，皇后就是郭氏。母亲的死给曹叡幼小的心灵肯定留下了不小的创伤。有一天，曹叡和父亲曹丕一起狩猎，遇见一只母鹿带着小鹿。曹丕射杀了母鹿，又叫曹叡射小鹿。可是曹叡哭着说：“陛下已经杀了母鹿，我怎么能忍心再杀小鹿呢？”可以想象，曹叡父子间因甄氏之死留下了相当的感情纠葛。曹丕直到临死才终于决定立曹叡为太子。
明帝曹叡二十四岁即位后，马上追谥生母甄氏为文昭皇后，又不断向已经成为皇太后的郭氏打听甄氏死时的情况。郭氏惶恐不安，不久郁闷而死，也有人说是被明帝所杀。明帝得知自己的母亲甄氏是被口填糟糠、发裹脸面埋葬的，遂用同样的方法埋葬了郭氏。但是不幸的是，明帝后来也因为宠爱后娶的郭皇后（与文帝的郭皇后无关），把元配的毛皇后杀了。他虽然憎恨父亲苛待母亲，结果却做出了与父亲同样可悲的事。曹氏父子都宠爱姓郭的皇后，大概也是命运的作弄吧。明帝人很聪明，而且沉着果断，一表人才，但因为口吃，所以总是沉默寡言，这大概和他幼时所受的心理创伤不无关系。
明帝的在位时间与诸葛亮的北伐基本处于同一时期。他冷静指挥以司马懿为首的将军们，冷静对应来自蜀和吴的攻击，没有给对方丝毫可乘之机。而且当年父亲的竞争对手叔父曹植还活着，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明帝亲自坐镇长安，就有谣传说明帝战死，曹植将继位。对这些来自内部的各种压力曹叡也都顶住了。
但是诸葛亮一死，蜀的北伐也随之偃旗息鼓，西方大患解除，明帝的心情一下子松懈下来，开始暴露出他刚愎自用的本性。首先他不顾长期战乱造成的国力衰竭和人民困穷，开始大规模营造洛阳宫殿御苑。群臣竭力反对，但是明帝不但不听，反而动员大臣们上御苑筑山工地搬土，这可以说是一个粗暴之举。
明帝还在景初元年（237）改历。按照当时儒家的观点，历有夏、殷、周三朝使用过的三种古历，夏历的正月是现在的阴历的一月，殷历的正月是阴历的十二月，周礼的正月是阴历的十一月。他们还对应天地人把这三种历进行区分，称夏历为人统，殷历为地统，周礼为天统，并称三统。他们主张历应该随王朝交替而改变。这是汉代学者董仲舒以来的儒家主张。因为汉朝用的是夏历人统，所以取代汉朝的魏就应该改用殷历地统，但是文帝时却没有实施，所以到了明帝在位期间才开始付诸实施。这个举措是采取了学者的意见，算不上是明帝的蛮行，但是以十二月为正月，毕竟给许多事情带来不便。像这样按三统改历的做法，这之前曾有王莽，这之后也只有武则天搞过。
明帝还耽于内宠，在后宫集中了大量宫女，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对于军人的女儿，凡是嫁给官吏平民的都被强制拆散，重新配给军人，又从中挑选有姿色的都收入后宫，供自己享乐。他的这些强行政策引起了朝野的强烈不满。
不过，明帝还没有荒淫到不理政事。大概他也有心向内外显示一下自己做皇帝的威严，所以在景初元年（237）命令毌丘俭率兵讨伐自己一直耿耿于怀的辽东公孙渊。前面已经提到过，公孙渊与吴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这次出兵因为大雨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当公孙渊自称燕王，露出独立苗头时，明帝马上于第二年派司马懿率兵扫讨，消灭了公孙渊。但是不幸的是翌年，即景初三年（239）正月一日，明帝突然死去，年仅三十五岁。明帝之死，标志着魏国实质上的灭亡。
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之争
明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即位。明帝的皇子皆早夭，曹芳不是明帝亲生，据说家系不明。这也一直是明帝的一块心病，他在病重时选了曹爽和司马懿来辅佐幼小的曹芳。曹爽是曹氏一族的实权派人物曹真（本姓秦，因与曹操关系好改姓曹）之子。明帝本来打算让曹操之子，与自己从小关系亲密的燕王曹宇当曹芳的监护人，但是近臣刘放等人以反对皇族参政为由，进谗言使明帝放弃了起用曹宇的念头，而是推荐曹爽当监护人，又把灭公孙渊后一直驻扎辽东的司马懿紧急召回。这就是以曹爽为中心的曹氏一族和以司马懿为中心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的开端。
这一年十二月，历又改回到原来的夏历。表面上的理由是说因为明帝元旦死去，为了回避元旦成为服丧日，所以改历。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否定明帝的政治。
曹爽掌握实权后，一面重用自己的亲信何晏、丁谧、李胜等人，一面把年长的司马懿奉为太傅，使其远离政权，开始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曹爽本为太子党公子哥，其亲信也多为一些自诩为名士的轻佻浅薄之士。其中何晏是后汉末期外戚何进的孙子，因其母后来成为曹操的侧室，所以从小在宫中与曹操之子一起长大。
三国皇帝的婚姻观
明帝的近臣里还有一个与何晏境遇相似的人物，叫秦朗。秦朗的父亲是吕布的部下秦宜禄。曹操消灭吕布时，关羽三番五次向曹操提出想娶秦宜禄的妻子。说得多了，曹操由不得想看看这个秦宜禄的妻子到底有多么漂亮。结果这一看不要紧，曹操干脆把她收作自己的侧室。关羽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恨的是咬牙切齿。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演义》中的那个英雄关羽的另一面。秦宜禄因为妻子被曹操霸占，不仅受到张飞的嘲笑，最后还死在张飞手下。秦朗与何晏一起在宫中长大，两人的生母，尹夫人和杜夫人分别又都为曹操生了孩子。
后世把这个秦宜禄的妻子误以为是吕布的妻子，又进而把她与貂蝉（虚构人物）混为一谈，结果就产生了关羽和貂蝉交好，或者关羽斩貂蝉等虚构的传说。这些传说虽然没有被《演义》所采用，但是元代以后，作为《关大王月下斩貂蝉》等戏剧题材，在民间广为流传。
霸占他人妻室纳为自己的侧室，这种行为虽被人诟病，但是目中无人的曹操对这些议论根本就不在乎，他对秦朗和何晏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养育。本来曹操的正室卞夫人就是娼家出身。当时名门望族结婚都很讲究门当户对，曹操的婚姻观似乎与那些豪族官僚有所不同。卞夫人在儿子曹丕即位后，被封为皇太后。而曹丕，也娶了袁熙之妻甄氏。但甄氏后来失宠，没能在有生之年当上皇后。
把曾经是别人妻子的女性
上皇后地位的是刘备。刘备本来有甘夫人、麋夫人以及孙权妹孙夫人，但是刘备即位后却封吴氏为皇后。这个吴氏原来是刘璋之兄刘瑁的遗孀，后被刘备纳为妻。刘备选吴氏做皇后，一说是因为有巫师算出吴氏有贵人之相，也有说是刘备想借此笼络刘璋旧部。不过，刘备和刘瑁虽然是远缘亲戚，但却同为刘姓同属汉朝皇族。娶同族人的遗孀做妻子，这在儒教伦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有人怀疑刘备是否真的是汉朝皇族。另外刘禅的两个皇后又都是张飞的女儿，姐姐死后，妹妹又接着做皇后。这种姊妹先后嫁给同一男人的现象，在日本现在也还时有耳闻，可以说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按当时儒教的伦理，这也是犯禁的。蜀国皇帝的婚姻观由此可见一斑。
娶侄女为妻的孙权
我们再来看一下吴，吴又是如何呢？孙权有好几位夫人，其中徐夫人是孙权姑姑的孙女，也就是孙权的侄女。孙权的第六子孙休，在弟弟孙亮被废黜后，成为吴的第三代皇帝。孙休的皇后朱夫人是孙休姐姐的女儿，也就是孙休的侄女。中国异姓的表兄妹之间可以结婚，但叔叔侄女之间的通婚也太离谱，用儒教伦理来看这可算得上是禽兽之行被大加禁止的。吴国皇帝的婚姻观与蜀一样，也很不正常。
由此可见，在三国时代儒教伦理还没有像后世那样浸透到民间的角角落落，一般人的结婚还相当随便。三国皇帝的婚姻都与儒教伦理规范有所偏离，这也许只不过是随了民间的风俗习惯而已。但是他们的臣下中那些出身名士豪族阶层的人们，都已经成为热心的儒教伦理的信奉者，其中出现了不少为了不事二夫立志守寡的贞女。君主臣下间的这种伦理观的差异，给君臣关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龃龉，这也是三国均在短期间内灭亡的一个原因。这一点表现得最为鲜明的，就是魏。魏的大臣里汇聚了为数众多的豪族阶层，并且对儒教统治也极为标榜。曹氏一族与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是在这样一种伦理观互相背离的背景下展开的。
另外，何晏与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结婚，可是金乡公主的生母不是别人，正是何晏自己的母亲尹夫人。就是说何晏与金乡公主是异父同母的兄妹。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真可谓是禽兽不如。对此，《三国志》注释者裴松之解释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金乡公主的生母应该是秦朗生母杜夫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以司马懿为首的当时大多数官僚来说，皇室的这些婚姻只能是一些令人难以启齿的丑闻。其实在儒教伦理传入以前，朝鲜半岛的王族和日本天皇家原则上都是近亲结婚。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揭开儒教这层面纱，中国实际上与朝鲜以及日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
司马懿的反击
大将军曹爽及其党羽亲信，操纵着年幼的皇帝，屡改制度，并擅自伐蜀给魏带来巨大损失。这些虽然司马懿都看在眼里，但他却尽量回避与曹爽发生争执。司马懿诈称有病，不问政事，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但是曹爽阵营并没有完全放松对司马懿的警惕。
曹爽亲信李胜赴任荆州刺史，临行他借机去向司马懿辞行，想刺探司马懿病情。只见司马懿由两个侍女搀扶着蹒跚而出，手哆哆嗦嗦地把侍女递上的衣服都掉在地上。司马懿又指着嘴说口干，侍女端粥给喂，司马懿却吃不到嘴里，把粥流了一脖子。李胜告诉司马懿他将赴任荆州，司马懿说：是吗，并州边远，好自为之。李胜说：不是并州，是荆州。司马懿还是说：是吗，是并州吗？李胜见状匆匆告辞。李胜回去报告曹爽说：司马懿已形同走肉，不足为虑。曹爽这才放下心来。司马懿的表演之逼真实在是让人不能不佩服。刘备和孙权也善于做戏，但都远不及司马懿来得高超。
曹芳即位十年后的正始十年（249，后改为嘉平元年），司马懿终于开始行动。这年正月，曹芳往高平陵祭拜明帝，曹爽等随行。司马懿趁机以皇后之命关闭城门，宣读历数曹爽罪状、要求即刻罢免其职的上奏文。曹爽在城外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束手无策。亲信桓范劝曹爽带皇帝去许都，以天子之名号召全国对抗司马懿，曹爽拿不定主意，最后决定放弃抵抗向司马懿投降。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苦的曹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被砍头。司马懿先把他们一族锒铛关起来，不久就找借口将曹爽及党羽亲信夷灭三族。事后司马懿被任命为宰相，但他却固辞不就。但是毋庸赘言，司马懿此时已重归政界，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与曹爽关系亲密，也是曹爽姻亲的夏侯霸就是在这个时候亡命蜀国的。
皇帝亲自发动政变
嘉平三年（251）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继承了权力。三年后的嘉平六年，司马师废少帝曹芳，把曹芳贬为齐王。对外的理由是说曹芳荒淫无度，但最主要的理由恐怕还是因为曹芳当时已经二十三岁，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任人摆布了。而另一个理由是皇后的父亲张缉这时也暴露出反司马氏专权的苗头。
曹芳之后，高贵乡公曹髦被迎立为皇帝。曹髦是文帝曹丕的孙子，当时还只有十四岁。但是这个曹髦却与司马师的愿望相反，是曹氏一族出类拔萃、富有气概的一个人物。一次司马师私下问钟会现在的皇帝如何，钟会答道：“才同陈思，武类太祖。”就是说文采与曹植相同，武勇堪比曹操。司马师回答说：若真如此，社稷之福也。不过，这恐怕不是他的真心了。
果然曹髦即位后对学问艺术非常感兴趣，经常聚集群臣一起作诗，或议论儒教经典。学者们经常被皇帝问得张口结舌。其间，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去，弟司马昭又继续独揽大权。曹髦对自己充当司马氏傀儡的现状早已不满，终于在甘露五年（260）五月，做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决断：发动宫中政变，铲除司马势力。
曹髦首先秘密叫来亲信王沈和王经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他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王经等十分震惊，急忙劝阻。但是曹髦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掏出早已写好的诏书扔到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说毕带领宫中僮仆数百，鼓噪而出。
听到这个消息司马昭肯定也大吃一惊。他派手下贾充带兵进宫看个究竟。看到皇帝手持利剑怒目圆睁，兵士们都踌躇不前。贾充唆使部下成济道：“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于是上前一戈将皇帝刺死。曹髦此时年仅二十岁。作为皇帝，他死得可谓空前绝后的壮烈。被许诺“今日之事，无所问也”的成济，最后被司马昭以大逆不道之罪夷灭三族。
曹髦之后，燕王曹宇之子曹奂被迎为新帝。曹奂当时还只有十六岁，而且这个时候其父燕王还在世。年号被改为景元，司马昭任相国，晋封晋公。接下来就只有等待篡权的机会了。
反乱频起
从司马懿发动政变起，魏国内部就开始不断发生反乱。当然大部分不是对魏，而是对司马氏的。
最早的事件是嘉平三年（251），征吴前线最高司令官，官任司空的征东将军王凌欲拥立曹操小儿子楚王曹彪为帝。王凌的叔叔就是当年讨灭董卓的英雄王允。但是王凌的这个计划因为事前走漏风声而败露，王凌自杀，楚王也被赐死。
第二次是嘉平六年（254），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亲张缉共谋杀司马师，拥夏侯玄辅政，夏侯玄是曹爽的亲戚，曹爽生前两人交往甚密。但事情泄露，三人一起被杀。这是曹爽残党发动的一次政变。夏侯霸投奔蜀国时曾劝说夏侯玄一起亡命，但夏侯玄没听。不然也不会落到这个结果。上边我们已经述及，这个事件也是造成曹芳废位的一个原因。
第三次是翌年，正元二年（255），也是征吴前线最高司令官扬州刺史文钦与镇东将军毌丘俭因不满司马师的专横，在寿春发动叛乱。毌丘俭是魏国夙将，在讨伐高句丽中战功显赫。这两人与曹爽以及李丰、夏侯玄等都有亲密交往。这次司马师亲自带兵前往寿春镇压，毌丘俭兵败被杀。当时吴的宰相孙峻带兵往寿春增援，途中得到叛乱失败消息，只好撤兵而回。文钦及其子文鸯亡命吴国。文钦当年曾经对吴使过诈降之计，这次是真的投降了。司马师因这次讨伐叛逆辛劳过度，回朝后不久就病死了。
69 毌丘俭纪功刻石拓本 为纪念毌丘俭讨伐高丽，正始六年（245）前后建立的石碑。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现于吉林省吉安市
第四次是甘露二年（257），还是征吴前线最高司令官诸葛诞在寿春起兵造反。毌丘俭与文钦起兵时曾劝诸葛诞一起造反，诸葛诞不但一口回绝，还积极地帮着司马师进行镇压。可是诸葛诞同样与夏侯玄有密切交往，这使他感到不安。一次贾充从洛阳来寿春看他，告诉他洛阳城中诸臣都盼着司马氏禅代帝位，问他怎么想。诸葛诞听了大骂，把贾充赶了回去。不久司马昭下书召诸葛诞回朝，诸葛诞自知事情不妙，遂决意举兵。
诸葛诞这次吸取了毌丘俭和文钦失败的教训，他先与吴联系，把儿子诸葛靓送到吴，对吴表示臣服。吴马上派魏的降将文钦父子与将军全怿、全端率兵前往寿春救援。接着又派将军朱异、丁奉增援。还怕人数不够又派大将军孙綝率大军出征。司马昭也不甘示弱，他要求皇帝和皇太后亲赴前线坐镇，自己率二十六万大军出征寿春。这时，魏在关中的兵力被大量调往寿春，蜀将姜维趁机攻魏。魏蜀吴三国大决战迫在眉睫。
但是就在这时，吴荆州夏口守将孙壹和吴都建业的全怿的侄子全辉、全仪却相继降魏。这当然不是偶然，十有八九是魏策反的结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钟会以全辉口吻做一家书，劝诱寿春城内的全怿等开城投降。而这时，诸葛诞与文钦发生内讧，文钦被杀，其子文鸯也投降于魏。结果，敌我之间、友军之间都打了起来，发展成一场大混战。最后诸葛诞战死，司马昭险胜。而对于蜀将姜维的进攻，守将邓艾等采取了以前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战术，坚守不出，顶住了姜维的进攻。这场由诸葛诞之乱开始的大战，是魏蜀吴三国最后一次决定命运的举国大战。
最后一次是景元五年（264，后改咸熙元年），钟会在灭蜀以后企图据蜀自立，但事败被杀。至此，司马氏的对抗势力被一扫而光。司马昭晋封晋王，下一步只等着伺机篡位了。
第二次禅让
可是第二年，也就是咸熙二年八月司马昭还没当上皇帝就死了。这年十二月，司马昭的长子司马炎接受魏帝的禅让，当上了皇帝。这就是晋武帝。魏建国四十五年后，又把四十五年前的那场蹩脚戏重新搬上舞台。但是魏文帝在父亲曹操死去十个月后才登基，可是晋武帝却在司马昭死后仅四个月便匆忙即位。如此性急是有他的理由的。
司马炎的弟弟司马攸，过继给伯父司马师为嗣。司马攸人望很高，也有才能，其声望不在其兄司马炎之下。其父司马昭也非常宠爱他，曾经想把他立为后继，只是考虑到长幼顺序才作罢。不过晋王之位本来就是司马昭之兄司马师的，而且司马昭曾保证自己死后将把晋王位还给司马师家。也就是说应该让司马攸继承。所以司马炎每日如坐针毡，与当年曹丕和曹植的情况非常相似。司马炎匆忙即位，大概与此有很大关系。司马攸后被封为齐王，但是因受哥哥武帝的怀疑，郁愤而死。
70 晋武帝 司马懿之孙司马炎受魏禅让即位皇帝。选自《历代帝王图卷》（波士顿美术馆藏）
吴国内政与内讧
孙权晚年的郁闷
孙权最大的不幸就是活得太长了点儿。孙权的父亲孙坚三十七岁死去，长兄孙策二十六岁死去，唯独孙权很长寿。昔日曾经同甘共苦打天下的周瑜、鲁肃、吕蒙，包括对手曹操、刘备都相继辞世，甚至连曹丕、曹丕的儿子曹叡、诸葛亮也都死了，孙权还活着。孙权一直活到七十岁。孙权的晚年，应该是相当孤独和郁闷的。对孙权打击最大的是，在他六十岁那年太子孙登先他而去，年仅三十三岁。孙权当年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把太子孙登送到魏国当人质，就是因为他偏爱孙登，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孙登身上，孙登之死无疑使孙权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从此，阔达宽厚的孙权，变成一个倔强顽固的老人。
71 孙权墓 位于南京市孝陵（明太祖朱元璋墓）参道旁
孙权宠爱的王夫人生有孙和、孙霸二子，令人费解的是，孙登死后，孙权一面立孙和为太子，一面又对鲁王孙霸格外疼爱，甚至待遇与太子没有两样。这导致家臣分裂成太子派和鲁王派，互相争权夺利，在此过程中有许多臣下无辜被杀，宰相陆逊也痛心而死。这个无谓的争端前后持续了九年，直到赤乌十三年（250），孙权终于决定废太子，赐鲁王死，立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太子，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之后又过了两年，孙权才终于死去。
长沙走马楼简牍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附近的走马楼街日资百货大楼建筑工地，发现了多处历代古井。从其中一处三国古井中出土了不下十万片的大量简牍。简牍是纸张发明以前用于书写的木片和竹片，用绳子穿起来就成了书卷。“册”就是一个表现这种书卷的象形文字。虽然近年中国接连有这样的发现，但是如此大量的简牍出土，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作为三国时代的文物，这更是史无前例。
现在的长沙市自战国时代以来，其位置几乎未变。走马楼这个地名就来自明朝的王府，估计在三国时代，走马楼这个地方也应该同样是官厅的所在地。这批简牍里有的还能看到上面写着的年号，其中最早的是汉建安二年（220），最晚的是吴嘉禾六年（237）。由此可以推断，这些简牍应该是吴国地方政府的文书。
孙坚在黄巾之乱之后曾任长沙太守。但是这个地方正式成为吴的领土则要到建安二十年（215）吴和蜀第二次分割荆州以后了。简牍中能看到“步侯”、“吕侯”、“吕岱”等文字，这都是当时活跃在这一带的吴将步骘和吕岱。特别是步骘，被封为临湘侯，而其封地就是长沙。简牍有“临湘侯相靖”文字，是步骘部下的名字。另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简牍中找不到魏的年号黄初，全部用的是建安，这足以说明孙权对魏表示的归顺，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假象。
吴的租税户籍文书
这批简牍的内容可以分为租税、户籍、给上级官厅写的报告、个人书信、名刺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租税和户籍的简牍。佃田租税券书，写在一种叫做“吏民田家莂”的木简上，这种木简长约50厘米左右，比一般的木简要长，年代大部分为嘉禾四年到五年之间。“莂”是符契的意思，也就是把契约的内容在一个木简上左右各写一遍，然后从中间劈开，一半作为纳税证明交给纳税人，一半作为收据由官府保管。“吏民田家莂”木简有用凿子劈开的痕迹，而且上部都写有“同”字或者相当于“同”字的符号，说明这是官府保管的符契的一半。从木简所记录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纳税的方法大致如下。
72 户籍木简（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996年长沙市走马楼街古井发现的大量吴户籍木简，是了解当时民众家庭构成、地方行政情况、户籍管理方法等的一级资料。左边的木简长约26.5厘米、厚约5毫米
首先把吏或民耕作的土地分为租借国家的二年“常限田”和自己开拓的“余力田”，再根据两种田是“旱田”（歉收）或“熟田”（丰收），决定应该缴纳的米、布、钱等税额。其中布和钱可以折算成米，歉收时税金免除。米上缴到仓吏，布和钱上缴到库吏，每次发行收据竹简，年终在此发行合计起来的木简。这个木简就是“吏民田家莂”。木简上记录有税额、纳税日期、纳税人、官府领收人名等。另外，余力田中有写作“余力火种田”的木简，说明这个地方当年的农业是刀耕火种。
其次是有关户籍的内容。这是地方官吏向上级报告当地居民情况的文书档案，也是用符的形式。符的最后常写有“破莂保据”（劈下一半收据保存）文字，上面还写有如内容有误，愿受处罚等文字。户籍的记载当然包括姓名、年龄、吏·民·军等身份、家庭结构等内容，有意思的是还有“长五尺”、“长六尺”等有关身长，“盲两目”、“聋耳眇目”、“肿两足”、“腹心病”等有关身体和健康状况。另外还有“刑右足”、“刑左手”等有关所受刑罚的记载。这些记载当然不是出自对百姓的关怀，而是用来作为征兵或征赋时的参考资料。年轻女性年龄下有的还写着“美”字，这可能是为了以后送往后宫所作的记号（但这也有可能是“算”字之误）。
这些官府公文，为何保管在古井中，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把不要的公文扔进古井销毁处分，有人认为时吴灭亡时为了保密故意埋在井里的。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的三国时代研究基本上只能依赖于《三国志》等文献资料和少数碑文，详细的情况实际上很难知道。但是这个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发现，给了解吴国的实际统治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但是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简牍，想要了解它的全部内容，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解读。
诸葛恪的野心
孙权死后，年仅十岁的太子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掌握了吴国大权。诸葛恪是诸葛瑾之子，也就是诸葛亮的侄子。他大概很想与自己叔父一样，成为辅佐年幼皇帝的一代名相。本来孙亮字子明，也许是孙权为了沾一点儿诸葛亮的光，才特意给自己的孩子起了“亮”这个名字。辅佐一个与自己的叔父同名的皇帝，诸葛恪内心的成就感可想而知。
然而他虽然是一个稀世之才，但是行动却欠谨慎。当年诸葛亮就担心他这个性格，还专门给陆逊写信忠告过。作为出身名门世家的公子哥，诸葛恪难免不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这一点与魏的曹爽极为相似。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巢湖东边魏领内的东兴筑城。魏当然不能承受这个挑衅，本来魏就认为孙权死去是攻吴的好机会，所以立即派诸葛诞率兵攻打东兴，又派王昶率兵攻荆州南部，派毌丘俭攻武昌，向吴发动大举进攻。诸葛诞与诸葛恪这两个同族宗亲，代表着魏和吴在东兴展开对决。因魏军戒备松懈，诸葛恪获得大胜，王昶和毌丘俭也因东兴兵败只好撤退。
诸葛恪胜利而归，开始产生轻敌思想，他认为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为王者没有不想统一天下的。他还说自己最近重读了叔父（诸葛亮）的《出师表》，深受感动，流露出他对实现统一天下的雄心。诸葛恪内心很想效法其叔诸葛亮完成其未尽的统一大业。第二年，建兴二年（253）三月，诸葛恪征发二十万大军欲出兵攻打魏的合肥新城。诸臣都表示反对，一致劝阻，百姓也怨声载道，但他根本听不进去。
合肥旧城因为建在水边，容易被吴从船上攻击。所以太和六年（232），扬州都督满宠建议在旧城西北三十里处修建新城（参见图39）。这样吴军如果攻城，就必须离船上岸，以前孙权的两次进攻都遭到了失败。魏和吴的对战，在水边于吴有利，在陆地于魏有利，因此双方都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诸葛恪率领二十万大军虽然包围了新城，但是却攻而不下，军中疫病蔓延，死伤众多，到七月只好撤退。这次伐魏，不但不必要地消耗了国力，而且以失败而告终。这次，蜀将姜维也配合诸葛恪从狄道出兵攻魏，但中途粮饷耗尽只得撤兵。可见当时吴蜀即使联合起来，也已经敌不过魏国一国的实力了。诸葛恪败战而归，不久后在一次宴会上被皇族孙峻所杀。
孙峻杀了诸葛恪后开始独揽大权。孙峻是孙坚最小的弟弟孙静的曾孙。三年后孙峻死去，其从弟孙綝继承权力（参见图16）。孙峻、孙綝掌权的这个时期，正好是魏国毌丘俭、文钦以及诸葛诞叛乱的时期，特别是诸葛诞叛乱时，魏与吴之间展开了一场三国时期最后最大的决战。
魏国司马懿杀曹爽，从曹氏一族手中夺走大权，而蜀国从刘禅起刘氏一族就已经失去了所有实权。与魏蜀相比，吴国直到最后孙氏一族都掌握着国家大权。不过孙氏一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趋于激化。孙亮长大后，对孙綝的专权越来越憎恶，他与近臣密谋准备除掉孙綝，但事情泄露，反被孙綝废黜了帝位。永安元年（258），孙綝立兄长孙权的第六子孙休继位。但是孙休即位后马上就下手杀了孙綝，两年后他又逼废帝孙亮自杀。
孙休在位期间，与魏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是一段比较和平的时期。孙休志善好学，他建学校，置五经博士，重视官吏和军人子弟的教育。但是这只不过是暴风雨前那转瞬而逝的寂静。永安六年（263）蜀国灭亡，吴的救援也告失败，第二年孙休也因病死去，死后被追谥为景帝。
三国时代最大的暴君孙皓
吴的最后一个皇帝孙皓，其父是当年在与鲁王抗争中被废黜太子地位的孙和。景帝虽然有四个儿子，却推孙皓继位，是因为景帝的孩子都还年幼，当时蜀刚刚灭亡，吴国内局势动荡，而幼帝是不可能对付这种非常事态的。这也说明吴还没有一个在实力上能够与皇帝比肩的大臣。孙皓时年二十三岁，有才识且明断，又加之好学，因而被拥立继位。但是即位不久，孙皓骄淫暴虐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这可能与他的不幸的成长经历有关。其父孙和因为妃子是诸葛恪的侄女，诸葛恪被杀时受到牵连而丧命。
孙皓即位后，首先杀了曾经拥立过自己的景帝时的宰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接着又杀了景帝的皇后朱氏和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大的。他的暴虐行为史不绝书。孙皓好酒色，每逢宴会群臣，都要逼臣下喝到烂醉，稍有不从，就会受到处罚。最后竟发展到剥脸皮、剜眼珠等。如此残暴的君主，在三国时代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孙皓虽是暴君，却不像刘禅那么愚暗。孙皓即位前蜀国刚灭，交趾又叛吴降魏，即位后他发兵夺回了交趾，也算是做了一点儿像样的事。但是，这时蜀已经灭亡，单靠吴国的国力与魏对抗已经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孙皓大概比谁都明白。蜀灭亡后，司马师派过去从吴投降而来的徐绍和孙彧去吴说服孙皓，他们对孙皓说：“大必字小，小必事大”，暗示他应该识大局。孙皓当时没能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说明他心理上已经屈服了。
而这一点，不仅他自己，连他的臣下们也都心知肚明。吴最后的宰相张悌在吴灭亡时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孙皓大概也看出自己的臣下其实与自己的心理状态一样。也许正是这种焦躁不安，才使他对臣下变得异常猜疑和暴虐。
73 天发神谶碑拓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 276年吴国因瑞祥改元天玺。此为纪念该功德立的石碑。原石以不存，现仅存拓本
孙皓知道自己在军事上已经不是晋朝对手，于是抓住了谶纬思想这根救命稻草。于是各地传出一些附会民间山石信仰的谣言，比如，有说吴郡临平湖挖出了一块刻有“皇帝”字样的石头，有说鄱阳历阳山发现了一块刻有喜庆文字的石头，又有说吴兴阳羡山石室出现了瑞祥之兆等，每当这种消息传来，孙皓都异常兴奋，逐次把年号改作天册、天玺、天纪，并立石碑，在阳羡山由臣下代理举行了本来应该是皇帝才能做的封禅仪式。当时立的“天发神谶碑”和“禅国山碑”，碑文独特，记载了大量谶文，而且书风非常奇异，可以说是孙皓异常心理的一种反映。
在这之前，谣传魏的寿春流行童谣“吴天子当上”，孙皓听了大喜，遂率领母亲妻妾以及后宫数千宫女出宫，声称要去洛阳，完全陷入了一种集团式歇斯底里的状态。可是当他宠爱的妃子死去的时候，孙皓又几个月闭门不出，大街小巷都传出孙皓死去的谣言。这又是一种忧郁症状态。终于，在吴国上下都失去自信坐而待毙的状态下，天纪三年（279）十一月，晋开始大举伐吴。
74 进军攻吴路线图
三国时代结束
对是否出兵伐吴，晋朝内部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北方少数民族可能会乘机侵入，主张三思而行；有人认为应该趁吴国国势衰败一举灭吴。这时，晋武帝已即位十四年，国情也比较安定，于是决定采纳主战派主张。晋兵分数路，司马伷和王浑分头出兵建业对岸的涂中和横江、王戎出武昌、胡奋出夏口、杜预出江陵，王濬率领水军从蜀顺江而下，直指建业。以上各路共二十余万人，总司令为对攻吴持慎重意见的老臣贾充。这次总攻故意躲开了魏吴长年交战的合肥巢湖一线。最早到达建业的，是路途最远的王濬的水军。蜀灭亡后，晋在蜀建造大船，操练水军，晋的水军在实力上已经压倒了吴的水军。吴丞相张悌等率兵冲锋陷阵，誓死抵抗，但是大势已去，次年三月，孙皓终于向王濬投降。
从位于南京郊外的江苏江宁发现的三国时代的古坟里，出土了一种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吴国特有的神亭壶。该墓室的墓砖上刻有“太岁庚子，晋平吴，天下太平”的字样。庚子就是吴灭亡的公元280年。从“晋平吴，天下太平”这句话可以体会到吴国百姓终于从孙皓恐怖暴政中解放出来的那种由衷的喜悦。
投降时，孙皓写信给群臣，信中承认吴灭亡的责任全在自己身上，希望臣下不要有什么顾虑，最好能够继续仕晋，发挥自己的才智。此后，孙皓被押送到晋都洛阳，封为归命侯。晋武帝在宴会上对孙皓说：“朕设此位待卿久矣。”孙皓回答说：“臣在南方，亦设此位以待陛下。”坐在旁边的贾充忍不住痛斥孙皓的暴虐行径道：“闻君在南方，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也？”孙皓满不在乎地答道：“大逆不道，妄图弑君者即施此刑。”贾充反被说得无言以对。因为贾充过去曾杀过魏高贵乡公，也算是一个犯上作乱的不忠之徒。孙皓的对答巧妙痛快，由此可见，他绝非平庸之辈。吴国的灭亡与晋朝统一天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孙皓也许在不同意义上与蜀的刘禅一样，也大松了一口气。
后来，虽然吴的大多数官僚都在晋朝做官，但是他们的内心还是相当怀念吴国。比如陆逊孙子陆机，仕晋后曾写了一篇《辩亡论》，分析吴国灭亡的原因。文中充满了对吴的哀惜和作为吴人的骄傲。而蜀灭亡后蜀的群臣都表现得非常冷淡，在这一点上吴与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晋朝后来正如对伐吴持慎重态度的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被北方匈奴族消灭。逃到江南的晋皇族后裔在吴国故地重建东晋王朝。其后，整个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宋、齐、梁、陈四个汉族王朝在此地建国。吴虽然灭亡，但是吴的遗产却得到继承。
在《演义》总的一百二十回中，第一百一十九回叙述蜀国灭亡以及司马受禅，最后的一百二十回就突然到了吴国灭亡。从黄巾之乱到吴国灭亡前后共九十六年，蜀灭亡后吴单独与魏晋对峙还长达十七年，差不多占了其中六分之一的年月，可是《演义》却仅用了一回的篇幅把这么长一段历史一语带过。由此可见《演义》对吴是多么地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