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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邪马台国及其周围的国际关系
朝贡与中国皇帝的正统性
越南与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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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的政治形势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魏、蜀、吴三国关系的影响，也被三国周围的各民族、国家的动向所左右。同时，三国之间的抗争，实际上也给周边各民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以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整体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决定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卑弥呼所统治的邪马台国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员。
从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东、南面临大海，而西、北则怀抱沙漠和高山与外部世界隔绝。中国自古以来延绵不断地保持着自己独自的文化，进而形成了一种视自身为世界中心的中华思想，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在这种闭塞的环境中，比较容易联系的外部世界是位于东北和西南的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地区从陆路或海路都能很容易地到达。从山东半岛北部出发，经由散在于渤海的庙岛群岛北上，能够到达辽东半岛最前端的旅顺（今大连市），从旅顺再沿海岸东进就到朝鲜半岛的平壤了。南边，从广东沿海南下，就能到越南首都河内的外港海防港。自古以来这两个地区就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现在越南和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说还是最亲密的，因为亲密所以也是关系特殊的外国。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消灭了势力范围在今广东到越南北部一带的地方政权南越，在今越南北部地区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个郡。接着，又在公元前108年，消灭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地方政权卫氏朝鲜，在此地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不久废临屯和真番两郡，玄菟郡亦撤回北方，朝鲜半岛仅剩乐浪郡。总之，整个汉代，朝鲜半岛北部和越南北部这两个地区基本上都在中国的支配下。
中国的混乱与独立政权诞生
但是到了后汉末期，中国本土开始混乱，这两个地区重又建立了独立政权。一个是势力范围以辽东半岛为中心，涵盖包括朝鲜半岛北部和山东半岛北端环渤海地区的公孙氏政权，另一个是越南北部的士燮政权。公孙氏和士燮在表面上分别服从于魏和吴，但两个政权却对各自的地域保持着实质上的支配，对三国时期的政治状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公孙氏曾与吴有过接触，士燮也不是等闲之辈，当雍闿在蜀国南部叛乱企图勾结吴国时，士燮曾从中牵线。汉朝初期以来，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展开可以说非常相似，但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位于越南南部的林邑、扶南等国以及其西部东南亚一带，在中国文化传入以前已经受到西方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中国文化的南下到越南北部就止步了，反倒是佛教等印度文化从这里又传向中国。相比之下，朝鲜半岛以东不存在能够与印度匹敌的文明国，所以在中国看来这里还属于野蛮的不开化地区。孔子曾说如果自己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就要乘筏东渡。结果正如他所说，这个地区一经传入中国文化，就像海绵吸水一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渗透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这种文化渗透使这一地区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模仿中国国家体制的类似于小中国的国家。相反的越南脱离中国支配，形成独立国家，要到更晚的十世纪了。
而且从后汉末期到三国时期，为了躲避本土的战乱，大量流民移住到这两个地区。当时越南北部客居了大批文化人，产生了牟子《理惑论》这样的阐述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著作，而在北方，虽然也有邴原、管宁等少数学者避难辽东，但是更往东的乐浪就完全找不到文化人的行迹。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朝鲜半岛是一个只有官吏、军人、商人以及流放者才去的未开化地区。而更远的日本，完全还是一个未知之地。
此外，中国西北部，也就是西域的沙漠地带有许多绿洲都市国家，这些国家自古就以丝绸之路而闻名，汉武帝时张骞开辟了交通通道，后汉初期又经班超的努力，汉朝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这一地区，可以说自古以来就一直与中国内地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到三国时代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佛教最早也是通过这条途径传进中国的。与匈奴、乌丸、鲜卑这些给中国带来无限烦恼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和反乱相比，上述三个地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是中国和平外交的对象。
三国的朝贡比赛
所谓和平外交关系，对于汉代以后的中国来说，不外乎册封朝贡关系。因为中国皇帝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所以不可能和外国君主平起平坐。对于鞭长莫及的那些地域，只要其君主承认中国皇帝的正统性，表示服从，并朝拜纳贡，中国皇帝就承认他对这一地域的统治权（册封）。这样，平和的外交关系才能够实现。
所以对于中国皇帝来说，只要有外国朝贡，就能证明自己是正统的皇帝。如果对方主动来朝贡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如果不来，则不惜向对方去要求。而对朝贡一方来说，朝贡所带来的朝贡贸易对朝贡国极为有利，而且又可以借助中国的权威来吓唬自己的国民或者周边地区，所以一般都愿意积极地朝贡。不管怎么说，皇帝每一次都要向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节表示盛大欢迎，并向臣下和国民显耀。直至今天，我们看中国的电视新闻，只要有外国元首访问，头条报道大多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元首的场面。虽然现在已经和朝贡没关系了，但是从有必要大力向国民宣传很多外国都跟中国保持良好外交关系这一点上，古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也许是不得不统治一个领土广大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政治的宿命。
98 三国志写本残卷（东京书道博物馆藏）1924年新疆鄯善县出土“吴书”的局部，为现存《三国志》最早的写本。1965年在吐鲁番市发现基本上同时期的写本
让别国朝贡对于任何统一王朝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更不用说同时有三个皇帝存在的时代了。尽可能多地招到朝贡国，不但能向国内还能向敌国显示自己的优越地位，有时还能带来军事或外交上的直接利益。辽东公孙氏前来朝贡，孙权欣喜若狂，就是这个道理。下边就从这个视点来看一下上述三个地区的情况。
首先西域可说是魏的势力范围。文帝黄初三年（222），鄯善（后为楼兰）、于阗（和田）、龟兹（库车）等各国朝贡，随后太和三年（229）大月氏国王波调派使者来朝，魏封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景初三年西域诸国献上火浣布。但是如果诸葛亮文集中记载的建兴五年（227）“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可信的话，那么就说明蜀国在此地也有某种权益。刘备曾对孙权许愿说，如果夺取了凉州，就把荆州还给吴。这说明刘备一直有这个野心。虽然没有可证实的资料，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蜀应该向西域做了不少工作。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魏也肯定不会坐视无睹。
正统性与外交战
相对而言，南方的越南北部因为地理关系，只能是吴的独家买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黄武五年（226）士燮死去，吴将吕岱乘机消灭了士氏政权，当时吕岱就要求扶南、林邑、明堂各国向吴进贡；赤乌六年（243），扶南王范旃派使者献上戏乐人（曲艺和乐师）及方物（地方土特产）。《三国志》的记载虽然只有这一件事，但是恐怕朝贡不止这一次。而且吴国的这个独家买卖也并不是就没有受到魏和晋的骚扰。蜀灭亡后（264年），交趾的吴将吕兴反乱，魏授予都督交州诸军事称号，重派交趾太守前去镇压，但是却以失败告终。四年后的泰始四年（268），晋终于成功占领这一地区，于是向吴朝贡的林邑和扶南就又转向向晋朝贡。但是后来经过激战，吴国又夺还了这一地区。
最激烈的争斗当然要数魏吴之间围绕辽东和高句丽的争夺战。对于魏来说，这一地区就像是头顶上的屋檐，其重要性远远超出远离自己的西域诸国。当这两者在孙权的外交攻势下倒向吴国时，虽然只是一时的，但对魏的刺激却很大。不难想象，魏肯定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策动两者回心转意，结果是两者都向魏献上了吴国使者的首级。即使这样魏还是不放心，刚一腾出手来，司马懿就在景初二年（238）灭了公孙氏，接着将军毌丘俭又把高句丽痛击得体无完肤。
总之，围绕三国周边诸国以及诸地区的外交战，也是三国之间外交战的重要一环。
这里的问题是，比辽东半岛和高句丽更远的朝鲜半岛，特别是南部的三韩诸国，还有隔海相望的倭国，这些地区是否真的就像《三国志》所记载的那样，只有魏在这里搞独家外交？还是说吴也有所参与？或者像吴插手辽东和高句丽时那样，魏对吴插手这一地区的可能性是否有深刻的认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邪马台国以及三国时代的政治形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倭使来访
朝鲜半岛形势
前汉的武帝以来，朝鲜半岛北部是乐浪郡的统治地区。乐浪郡的郡治朝鲜县在今平壤南部的大同江南岸。乐浪郡东有沃沮、濊貊等民族，北有高句丽。高句丽是从中国东北北部的通古斯族系的夫馀族分离出来的一个部族国家，汉朝的四个郡中的玄菟郡位置就在这个地方。相传此地于公元前37年建国。曾经因为高句丽拒不臣服，王莽大怒，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可见当时高句丽已经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其后高句丽虽在名义上表示臣服后汉，但是却一直窥伺着辽东。公孙氏政权成立后，高句丽败给公孙氏，只好南下，移至中朝国境鸭绿江中流北岸的丸都（今辽宁省集安市）。那段短暂的对吴朝贡，就是在这个时期。
高句丽在魏灭公孙氏时曾充当帮手。但是以后却照旧屡屡侵犯魏边境地区，魏遂派将军毌丘俭率兵讨伐，攻占丸都城。毌丘俭又派部下王颀追讨南逃的高句丽国王宫（东川王），从沃沮一直追到肃慎的南界，也就是现在的朝鲜东北部到沿海州一带，结果还是没能抓住。高句丽就这样躲过了两次危机，顽强生存下来。顺便一提的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的记述，大部分都是基于毌丘俭的这次远征见闻。
另外，朝鲜半岛南部，也就是现在的韩国部分，自西向东有马韩、弁韩、辰韩三韩，这三韩里边还分成许多部族小国，都在乐浪郡的统制下。马韩就是后来的百济，弁韩即伽耶诸国，辰韩即新罗。后汉后期乐浪郡统制力低下后，三韩诸国趁机扩大势力。但是公孙氏政权的公孙康于210年前后在乐浪郡南部新设带方郡，加强了统治，三韩遂臣服公孙氏。有人认为带方郡即现在的汉城，但是实际上郡治可能在平壤南六十公里处的黄海道凤山郡一带。那里出土了土城遗迹和刻有“带方太守张抚夷塼”铭文的墓砖等。
再往后，公元313年，高句丽趁中国本土混乱之机，终于消灭了乐浪郡，几乎同时带方郡也被韩消灭，百济与新罗国家成立。后六世纪伽耶诸国被新罗合并，朝鲜半岛也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如今的朝鲜半岛不但南北分裂，据传南部的韩国也存在西部全罗道（原百济）与东部庆尚道（原新罗）地区之间的对立，其原型似可追溯到这个三国时代。
汉朝与倭人的交往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 以岁时来献见云。”中国史书第一次出现“倭”名的，就是这个《汉书·地理志》的著名记录。这条记录在《地理志》的“燕”条。乐浪郡属于燕（今北京一带）的领域，所以顺便提了一下处于乐浪海中的“倭”。因此，“以岁时来献见云”，来献的对象是乐浪郡。也就是说公元前一世纪之时，可能北九州一带的倭国使节几乎每年都朝贡乐浪郡。后来倭的使节直接前往汉都朝贡。关于直接向汉朝廷朝贡的记载，有如下三条：
①前汉末期的元始五年（59）王莽的上奏文中有“东夷王度大海奉国珍”（《汉书·王莽志》）一文。这个东夷王到底是谁虽然不明，但是从“渡大海”一语不难想象，这指的可能就是倭王。但是倭王自己亲自朝贡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份奏书是王莽当上安汉公后企图篡权，要强调四方外夷纷纷臣服的事实，肯定多少有些夸张。所以可能不是事实。王莽这一文，雄辩地说明朝贡是通过中国国内政治的状况演出而来的。
②第二条，是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正月，有“倭奴国奉贡朝贺”（《后汉书·东夷传》）的记录。奴国是位于福冈平原中部春日市一带的一个国家。志贺岛发现的著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这个时期光武帝赐予的。奴国在这个时期朝贡，与当时汉王朝再兴，乐浪的反乱被镇压，三韩诸国重又臣服乐浪，高句丽、夫馀、乌丸、鲜卑也都开始朝贡等一连的动向是有关系的。
99 汉委奴国王印（福冈市博物馆藏） 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金印，为后汉光武帝下赐给奴国王之印。下为印文
③最后，安帝永初元年（107）十月有“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后汉书·东夷传》）的记录。关于这个记录中的倭王名应该是“帅升”还是“帅升等”，存在意见分歧。对于倭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期朝贡，也有不同的见解。有认为当时倭国内部已形成统一的部族国家，因此是自发前往朝贡的，即倭国国内要因说（大庭脩）；又有认为这是后汉政府为摆脱内政危机的局面，故意演出的，也就是所谓的汉朝国内要因说（冈田英弘）。
及至二世纪后半期，汉朝国内战乱频仍，乐浪郡的统治也逐渐衰退，倭国这时也陷入大乱，朝贡也就此中断。后来倭国内乱平息，女王卑弥呼受到拥立，在朝鲜半岛，公孙氏新设的带方郡也由魏接替。这样，卑弥呼的使节经带方郡前往魏的路途环境也就形成了。
100 职贡图卷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绘于6世纪前期的图卷。描绘了12个外国使节。左起倭国、龟兹国、百济国、波斯国使节
卑弥呼使节朝魏——景初二年还是三年？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景初二年（238）六月，卑弥呼的使节难升米与副使都市牛利来到带方郡，申请朝贡天子。太守刘夏派人送两人去洛阳。同年十二月到达洛阳，两人献上生口男女十人和班布二匹二仗。对此，魏皇帝发诏书，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回赐金八两、五尺刀二把、铜镜一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等礼物。两年后的正始元年（240），带方郡太守弓遵派建中校尉梯儁访倭，给卑弥呼送去“亲魏倭王”印绶和大量赐品。估计难升米等人就是这时随梯儁一起回国的。
但是在日本学界，自明治时代学者内藤湖南的《卑弥呼考》（明治四十三年）发表以来，主流观点是认为这个景初二年六月应是三年六月的笔误。这个假说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定说。其理由首先是其后的《梁书·诸夷传》以及《日本书纪》“神功皇后三十九年”条，还有唐张楚金《翰苑》“倭国”条注引《魏志》均为景初三年；第二个理由是，卑弥呼的使节访问魏国，应该是景初二年八月公孙氏灭亡，带方郡臣服魏以后。如果难升米访魏是景初二年六月的话，当时还处于交战状态；第三，如果是景初二年来，两年后的正始元年回的话，中间的一年无法解释。三个理由中第二个理由是主要根据。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三国志》的所有版本都是“景初二年”，没有其他说法。如果要改成“景初三年”，就必须严密地验证景初二年使节是否真的不可能来朝吗？不能小看了这一年，景初二年的皇帝是明帝，而三年的皇帝则是齐王，情况完全不同。如果是景初三年，那么前边已经说过，当时掌握大权的是曹爽。所以说二年或者三年，倭国使节的接待规格以及一百枚铜镜等破格回赐品所具有的意义，自然也都不同。下边为了论证这个问题，我们比较详细地整理一下公孙氏灭亡前后的形势。
太和六年（232），明帝得知吴与公孙氏接触，非常恼火，遂命田豫和王雄从水陆两面讨伐公孙氏，作战以失败告终，唯一的收获是田豫在山东海岸一带伏击并杀了吴的使节。景初元年（237）七月，明帝又派幽州太守毌丘俭进攻辽东，这次不但没成功，而且公孙渊借此机会干脆自称燕王，立绍汉年号，公然向魏挑战。明帝于是命青州、兖州、翼州、幽州四州建造海船，于翌年景初二年正月命司马懿率军远征。司马懿于同年八月平定了辽东及海东诸郡（乐浪和带方）。这时公孙渊曾派人向吴求援，孙权也答应派兵救援，但是吴的援军赶到时已经是景初三年四月了，完全没赶上趟。以上均见《三国志·明帝纪》以及《孙权传》。
另外，同《东夷传》序记载：“景初中，大兴师旅，诛渊，又潜军浮海，收乐浪、带方之郡。”同“韩”条记载：“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余人。”
这里所说的“景初中”，当然应该是指从景初元年七月建造海船，到景初二年八月公孙氏灭亡的这段时间。如果是指这以后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潜军”和“密遣”。如果像《三国志》所记述的那样，难升米是在景初二年六月来到带方郡的话，那么刘昕和鲜于嗣平定乐浪和带方应该在这之前，也就是景初二年的春天。可以肯定这次作战是在司马懿从陆路进攻辽东之前，而且多少为司马懿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就是说，对公孙氏的扫讨作战，与太和六年时一样也是从水陆两面，即司马懿从陆路进攻辽东与刘昕和鲜于嗣从海路进攻朝鲜，兵分两路进行的。当时，明帝对吴是否派兵救援公孙氏非常关心，曾征求部下蒋济的意见。可以想象，明帝派兵从海路进攻乐浪和带方，同时也具有牵制吴从海路派兵的战略意图。明帝的脑里甚至于可能还有另一个担心，那就是吴与倭的关系。
那么，这次水陆两面作战，为什么在《三国志》里没有具体的记载？理由有二：一是《三国志》没有“司马懿传”。司马懿是魏的一个重要人物，本来在《魏志》里理所当然应该有传，可是因为《三国志》是在晋代写成的，把当朝皇帝的祖父司马懿写到列传中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第二个理由是，消灭公孙氏平定乐浪、带方不但是魏的一个重大战果，也是司马懿生涯最大的功绩，看得出来著者是有意要把这些功绩全部归到司马懿一人身上。这一点有证据可以证明，根据《毌丘俭传》以及《明帝纪》斐注我们知道司马懿征讨时还有一个副将毌丘俭同行，可是在《明帝纪》里却只字未提。这是因为毌丘俭后来背叛了司马氏的缘故。司马懿在这次征讨之前从没到过辽东一带，而毌丘俭虽然最终落得不好的结果，但以前却有过征讨辽东的经验，所以在这次作战中，毌丘俭作为副将当然也应该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司马懿的美化，在其本传《晋书·宣帝纪》中更为露骨。
101 《魏志倭人传》 记载有“景初二年”卑弥呼派使节到带方郡。图为元刊本（东京内阁文库藏）
难升米的目的
难升米等到达带方郡的景初二年六月，正好是刘昕和鲜于嗣在乐浪和带方进行平定作战之时。长达三十年的公孙氏统治将要结束，魏将成为新统治者，在此情况下，倭派使者来刺探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是在公孙氏还没有被完全消灭的情况下，难升米等要求向天子朝献是否有些为时过早？光武帝时从平定乐浪到倭奴国王使者朝贡中间花了二十七年。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三国志》一种表现技巧，难升米等本来只是到带方郡来刺探情况，却被魏作为收复带方的证据，送到了洛阳。
我们假设如果是景初三年带方郡完全平定以后，难升米等如果专为向皇帝朝贡而来的话，那么只要直截了当写有倭国使节前来朝贡即可，完全没有必要转弯抹角地写使节先到了带方，因为表示要向皇帝朝贡，所以由太守刘夏专门派人送往洛阳。这已经足以说明带方郡平定后的景初二年六月，来到带方郡的难升米等，是被刘夏擅自决定送到都城洛阳去的。如此断定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的贡物过于穷酸。
生口十人，班布二匹二丈
难升米献上的物品中有班布，也就是条纹布二匹二丈约二十米。有生口也就是一种奴隶十人，不过这似乎显得也太少了点儿。倭国王帅升当年献上的生口为一百六十人；正始四年（243）卑弥呼派的使节，虽然没有关于生口的记载，但是却有倭锦、锦衣、帛布、丹木、短弓矢等大量贡品；再后一些，卑弥呼之后的壹与所派的使节也献上过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勾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等。与此相比，难升米带来的礼物，也未免太穷酸。曹操曾赠给部下杨沛生口十人，绢一百匹（《贾逵传》）。卑弥呼献上的贡品，还不如曹操送给一个部下的东西多。
生口和班布，本来可能是难升米带来献给带方郡的，因为难升米本来就没有去洛阳的计划。后来魏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才不得不拿这些东西去献给天子。朝贡是一个表示臣服的仪礼，献品的多寡本来没有多大意义。尽管如此，为了把献给地方政府的礼品拿来献给皇帝，不惜把难升米一行都送到洛阳，说明倭国使节的政治作用已相当受到重视。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明帝任命的带方郡太守是刘昕，可是把难升米一行送到洛阳去的带方郡太守却是刘夏。认为难升米一行到带方郡是在景初三年的说法是这样解释的，景初二年的太守是刘昕，景初三年则变成刘夏了。关于这一点，如果按景初二年情况不变去解释的话，确实有说不通的地方。
带方太守刘夏
带方太守为何有刘昕、刘夏两人，因史无交代，不得而知。两人中的刘昕仅见于此，不可考。至于刘夏，或许是《晋书·侯史光传》所云“幼有才悟，受学于同先刘夏”中的刘夏。侯史光仕于魏末晋初，其幼时业师刘夏作为景初年间前后人并无矛盾。侯史光、刘夏两人均为东莱郡掖县人。东莱地处山东半岛东端，离朝鲜半岛最近。
当时在乐浪、带方两郡做官的，似乎多为出身朝鲜半岛附近、熟悉当地地里情况的人。例如与刘昕同时的乐浪太守鲜于嗣，后为范阳太守（《晋书·张华传》），似为渔阳郡（今北京东）出身，曾为后汉末幽州牧刘虞从事，入魏后历任渡辽将军、辅国将军、虎牙将军等的鲜于辅同族。若果真如此，那么鲜于嗣亦当为朝鲜半岛附近出身。《晋书·东夷传》所见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亦应为同族。此外，受学于刘夏的侯史光之子侯史玄，后“官至玄菟太守”。玄菟郡位于今辽宁省沈阳市附近，与高句丽接壤。有关刘夏的资料虽然仅见于《侯史光传》，但是熟悉朝鲜半岛情况，且有学识足以教授侯史光的刘夏，出任带方太守，把卑弥呼的使节送至洛阳，不无可能。起码根据现有资料，这大概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陆路还是海路？
认为景初二年是三年之误的主要根据是，如果不是在消灭公孙氏平定辽东之后，难升米一行也就不可能到达洛阳。这个见解理所当然的前提是，难升米是通过辽东半岛的陆路前往洛阳的。但是上述史实已经很清楚地显示，难升米一行是由海路从朝鲜半岛出发，经辽东半岛尖端到达山东半岛北部，又从那里经陆路前往洛阳的。因此，当时只要乐浪和带方被魏收复，即使公孙氏的老巢辽阳一带战斗还没有结束，他们也是可以到达洛阳的。只不过他们从朝鲜半岛乘船出发，估计也还是在公孙氏灭亡后的八月以后。
难升米们六月到达带方郡，八月公孙氏被彻底消灭后，乘船出发，十二月以前到达了洛阳。这自然是为了能赶上第二年正月的朝贺。朝贡原则上要在正月的朝贺时进行。从倭使者到达中国的月份来看，光武帝时倭奴国王的使节是一月，倭国王帅升的使节是十月，难升米一行是十二月，卑弥呼此后派的使者伊声耆也是十二月，都是在这个时期。
但是翌年正月的朝贺却没有举行，这是因为正月的元旦那一天明帝突然死去。而且前边我们已经提到，明帝死后，齐王继位，但为争当齐王的辅佐，宫廷内部发生争斗。这种情况下，魏的大臣官僚怎么会有时间去应付一个从倭国来的使节团呢？这可能就是难升米一行为什么晚了一年归国的主要原因。而且还有一点，难升米一行乘船返回时的风向也很重要。
当时航海技术还不够发达，航海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季候风。具体地说，如果沿中国东海岸北上的话，应该在刮南风的春夏季节，南下的话则应该在刮北风的秋冬季节。孙权派往公孙氏处的使节都是在三月和五月出发，相反公孙渊派往吴的使节都是十月到达。孙权派兵救援公孙氏，可是船队到达时，已经是公孙氏灭亡半年后的正始元年四月了。也就是说受季候风的局限，孙权再想快也快不到哪儿去。当然也有汉武帝攻打朝鲜时派出的舰队在秋天出发的例子。但因为那都是一些大型的楼船，一般情况下从山东半岛到辽东，最好还是春天。明帝的死使难升米一行错过了乘船回国的时机。而且准备一百枚铜镜等大量的下赐品也是很花时间的。建中校尉梯儁回使倭国，不是景初三年而是拖到翌年的正始元年，就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
102 日本发现的“景初三年”铭文铜镜 右为大阪府黄金冢古坟出土画文带神兽镜（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左为岛根县加茂町神原神社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文化厅藏）。镜缘的断面为三角形
另外，大庭脩、佐伯有清两位先生都认为建中校尉是建忠校尉之误。但是从浙江省嵊县浦口镇发现的吴太平二年（257）墓葬出土写有“建中校尉”的墓志铭（《考古》1991年第3期），虽然这是吴的官名，但是当时三国的官名多为通用，魏完全可能也有建中校尉。所以，这里也不应该对《三国志》的文字进行修改。
“亲魏倭王”称号
认为景初二年应为景初三年的说法可能还因为，景初二年十二月难升米到达洛阳的时候，明帝已经处于危笃状态，因此对明帝下诏书抱有疑问。其实诏书虽然是皇帝发的，却并不是皇帝亲自起草书写。实际上就在这一时期，明帝还发出了给天下男子封爵位等命令。这些当然应该都有诏书下达，这些诏书自然都是由官僚来写的。不过，《三国志》对这一时期的的记载更让人感到有蹊跷之处。
大家都知道，授予卑弥呼的“亲魏倭王”是魏授予外夷称号中的最高级别，此外被授予“亲魏王”称号的只有亲魏大月氏国王波调。大月氏国是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的贵霜王朝，波调王也就是以犍陀罗美术（Gandhara）闻名的迦腻色伽（Kaniska）王两代后的韦苏提婆二世（Vasudeva Ⅱ）。大月氏这样一个西方文明大国，与中国又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中国的佛教也主要是从这个国家传来的。所以把最高称号授予这个国家的国王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正如大庭脩先生指出的那样，“亲魏”这个称号对西域的车师后部王可能也曾授予过。另外，难升米以及后来的掖邪狗等被授予的亲善中郎将称号，也如佐伯有清先生指出的那样，在支谦的祖父从大月氏国迁来时，也被授予过这个称号。所以亲善中郎将并不是只向倭国使者授予的。但是在东方诸国里得到亲魏称号的，只有卑弥呼，而且邪马台国是一个完全不能与大月氏国相提并论的尚未开化的国家。因此卑弥呼被授予亲魏倭王，不管怎么说还是非常破例的。
对于这一点，有认为是给东西最远的两个国家分别授予亲魏称号以保持平衡的说法；有认为是为了牵制吴国的说法；最近还有冈田英弘的说法，认为这是曹爽与司马懿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些观点都认为亲魏称号是根据当时魏的国内外形势才决定授予的，并不是因为卑弥呼有什么了不起的资格。所以，在这里也还是存在着一个魏如何看待吴与倭的关系的问题。
不入《三国志》本纪的理由
关于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下赐铜镜一百枚等的诏书，全文见于《东夷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把内容简要记述一下就行了，全文不做删减地引用，确实很少见。更不可理解的是，关于这次朝拜，在《东夷传》里有如此详细记载，可是在明帝本纪里却只字未提。
《三国志》作为一本纪传体的正史，其写法原则上也是重要事件首先在皇帝本纪中简要叙述，然后再在关联传记部分详细说明。就倭使节一事来说，倭奴国王使节、倭国王帅升等的使节在《后汉书》中，卑弥呼第二次派的使节伊声耆也在《三国志》中，都是本纪与传两边都有记载。可是唯独难升米是在传记中详细记载，而在本纪中却一字未提，让人不能不感到奇怪。亲魏大月氏国王一事只见本纪，那是因为《三国志》没有“西域传”的缘故。
当然这样的例子并不是绝对找不到。正始八年，朝鲜半岛东部南濊朝贡，受封不耐濊王，只见于《东夷传》，不见本纪记载。因此，这似乎可以归结于陈寿的粗心大意，或者体裁不统一。但是传记中能那么详尽记载而本纪中却一字不提，还是觉得说不过去。看来还是值得去考虑一下这样做的理由。
关于本纪不记载的理由，我们能想象到的是，也许难升米根本就没有正式谒见过皇帝，或者至少没有以朝贡的使节身份参加正式的朝贺仪礼，谒见皇帝。也就是说没有被看作正式的使节团。而且现实问题是，难升米们要正式谒见危笃状态的明帝或者还未即位的幼帝，几乎是不可能的。《晋书·宣帝纪》正始元年条记载东倭以及西域诸国来朝朝贡。如果这才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在此之前来访的各国使节（前边已经述及，西域使节景初三年来朝，献上火浣布），直到翌年正月才参加了朝贺之礼。如果这时难升米们也同时参加了朝贺仪礼，那么难升米一行正始元年归国的理由，就能完全成立。可是，为什么景初二年十二月就发了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称号的诏书呢？
“景初二年”并非不可能
这也许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明帝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病入膏肓的明帝决定赐天下男子爵位，估计是为了给自己带来延命的幸运。明帝还以效果不佳为由，把一个自称会用符水治病的妇女给杀了。如果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一下的话，危在旦夕的明帝把最后的一缕希望，寄托到一个用鬼道治国的东方女王的使节身上，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三国志》里记载的能使鬼道的女性有两人，一个是卑弥呼，另一个就是张鲁之母，她们所用的鬼道正是治病之道。下赐给卑弥呼的礼品中有制作长生不老药的珍珠和铅丹各五十斤，不就是为了给自己治病吗？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想象，但是陈寿把诏书的全文记录下来，让人不能不去想，这是因为相对于穷酸的献上品皇帝的下赐品过于豪华，给人印象太深的缘故。
这些都姑且不谈，总之，综上所述，卑弥呼所派的使节于景初二年来到洛阳，正始元年回国，按当时的形势考虑，完全说得过去。当然景初三年来也不是行不通。但是既然《三国志》记载的是景初二年，因此只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就应该尊重原文才是。仅仅因为后世《梁书》里有所谓公孙氏灭亡后卑弥呼的使者来访那种笼统的记载，就把景初二年改作三年，并且以此为根据，不惜把原典《三国志》的文字都要进行修改的做法，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现在几乎所有的有关邪马台国的书籍以及高中教材，还有辞典等，都当然地采用了景初三年这一说法，而且给人造成一个似乎《三国志》就是这样记述的错误印象，问题则更为严重。
难升米之后的卑弥呼使节
在正始元年接受了梯儁送来的印绶和下赐品后，正始四年，卑弥呼又派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使魏。这次带去了很像样的贡品，因为出使的目的就是为了去魏朝贡。掖邪狗等都被封为率善中郎将。但是从这时起，朝鲜半岛对魏的反抗开始激化。正始六年，因为东濊归属了高句丽，乐浪太守刘茂和带方太守弓尊率兵讨伐，强使东濊不耐侯入贡，封其为不耐濊王。这件事没有被记录在本纪里，也许是因为封本属汉朝四郡之一的东濊君侯为王是一个很例外的事情。同年，又授予当年入贡的倭难升米以黄幢（授予使者的一种旗），这些都可能是为了对公孙氏灭亡后势力不断增大的高句丽进行牵制。但是其后不久，韩的各国攻打乐浪、带方，带方郡太守弓遵战死。
在这种形势下，正始八年，带方郡新太守王颀赴任。王颀此前作为毌丘俭部将，一直追击高句丽王，这个人事安排显然是为了对付高句丽。这时，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发生矛盾派人到带方郡告状。王颀遂派部下张政赴倭调停。可是张政来到邪马台国的时候卑弥呼已经死去，卑弥呼的宗女壹与继位，张政于是对壹与进行说服劝解，然后与掖邪狗等二十人的使节团返回魏。
由这一连串行动可以看出，收复乐浪、带方两郡后，魏还是受到高句丽和韩的南北夹击，并不轻松，因此想利用倭的力量来牵制这两者。但是这时倭也出现分裂，而且又因为卑弥呼的死，所以完全没有发挥出魏所期待的作用。前任死去后继者前来朝贡时，通常都是按前任者的地位予以承认。如果这样，那么就应该继续授予壹与亲魏倭王的称号，可是魏却没有这样做。
不仅如此，尽管这次壹与派掖邪狗一行带来了远比难升米时贵重得多的献品，可是却只能 “诣台” 献上。这个“台”是指掌管外交的官僚谒者所隶属的兰台。但是谒者隶属于兰台是晋武帝时才有的制度，陈寿在这里是根据晋的制度记述的。但是他的言外之意是，壹与的使节没能见到皇帝，只见到了掌管外交的官僚。这个使节团的事情本纪里没有记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或者张政如果是正始八年赴倭，正始九年返回魏国的话，那么与他一起来访的掖邪狗一行也许是打算参加翌年也就是嘉平元年正月的朝贡的。但是嘉平元年正月发生了司马懿政变，估计这一年的朝贡仪式就根本没能举行。所谓“诣台”，可能就是指这件事。
今日国际关系的原型
《三国志》里有关倭国向魏派遣使节的记载到掖邪狗以后就不再出现，但是《晋书·东夷传》倭的条项里记载“及文帝做相，又数至”，可见文帝（司马昭）做宰相的魏的最末期，倭还接连派使节来访。《晋书》又记载，及至晋武帝代魏称帝后的翌年，也就是泰始二年（266）十一月，倭人进献方物。根据《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条项引用《晋起居注》的记述，此时的使节为倭国女王所派。那么这个女王应当是壹与。泰始二年的倭国使节是晋朝建国后前来朝拜的第一个外国使节团，接下来要到泰始四年（268）才有扶南和林邑向晋派遣使节。不过，我们前边也提到过，扶南林邑的使节来访正好是在晋一度从吴手中夺得越南北部的时期。马韩、辰韩以及西域诸国都直到晋灭吴后第二年即太康二年（281）以后才来朝贡。
倭与魏、晋之间的这种极其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意味着晋在涉及朝鲜半岛形势和与吴的对立关系中，一直企图在外交上利用倭国。这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倭与韩以及倭与高句丽之间的对抗关系。在这种与中国的复杂关系中，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加速了国家形成的步伐，随后朝鲜半岛出现三国鼎立局面，日本也成立了畿内政权。不用说，这种构图，成为后世东亚诸国及其国家关系的原型。目前在这个地区，朝韩之间、日中之间、日韩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究其根源，都要归结到三国魏晋时代形成的这种国际关系。
吴、韩、倭交通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吴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以及倭国交通的可能性。前边我们已经提到，吴是否能不经过魏和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北部，而直接与韩和倭建立关系，是判断这个时代外交形势的一个关键。
《三国志·孙权传》黄龙二年（230）条项里记述，孙权派遣卫温和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出海求夷洲及亶洲。长老们说，相传当年“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今浙江省、福建省一带）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有人认为这里的夷洲即指台湾，亶洲即指日本的种子岛或者菲律宾，但这些都无从考证，只能作为一种推测而已。但是《东夷传》“倭人”一条有“计其道里，当会稽东冶之东”记载。结合这两条可以想象，在陈寿的意识里也许倭就是亶洲，而且可能对倭与吴之间的民间交易有一定的认识。陈寿的这种认识，当然也应该代表魏统治者的认识。那么魏在与辽东公孙氏以及吴打交道的时候，当然免不了要考虑吴与倭的关系。不过，东冶即现在的福州（《孙权传》中的“东县”为“东冶县”之误），倭如果位于北九州一带的话，离福州未免太远。所以说亶洲是种子岛或者南边的琉球群岛（冲绳），或者菲律宾一带是比较妥当的。再说，这个时候卫温与诸葛直没能够到达亶洲，只从夷洲带回了几千人。回去以后孙权以违反命令为由将两人处刑。可见孙权多么希望开拓与亶洲的交通。或者说孙权也以为亶洲就是倭国也未可知。
遗憾的是能够证明吴与倭关系的文献资料仅此一件。但是有一个令人颇感兴趣的实验。1997年中国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与韩国探险协会、东国大学共同做了一个乘古代的筏子横渡东海的实验。其结果，用竹子编的长十米、宽五米、装上布帆的仿古筏子，上乘中韩五人，六月一日从浙江省舟山岛出发，途经东海黑山列岛，于七月八日到达韩国西海岸的仁川港。通过这条古代的筏子，证明了从中国南部能直接航海到达朝鲜半岛南部。孔子说自己想乘筏泛海，绝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记录这次航海的金健人编《中韩海上交往史探源——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研究报告》（2001年，北京学苑出版社）就这两地之间的直接交流，结合试验结果，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考察。其中有关于东亚地区支石墓的报告。支石墓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金石并用时代见于世界各地的巨石堆积墓，即所谓Dolmen形式。东亚在日本的九州、朝鲜半岛、中国的辽东地区等有分布，九州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皆为比较低的基盘式，而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的却是比较高的高台式，南北形式相异。可是最近在浙江省沿海地区也发现了许多支石墓，且与朝鲜半岛南部一样，都是基盘式的。这应该看作这两地区不经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而直接有过交流的证据。
未见于文献资料的贸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吴的时候，从中国东南沿海到朝鲜半岛南部，直接航海不是不可能的。从朝鲜半岛南部到九州，更是容易。所以说吴与倭直接交流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不过，因为当时的航海术还不够发达，所以两地的交流只是一种民间偶发的时有时无的交流，还不可能是那种具有外交及军事意义的稳定交流。也许因此在文献里没有记载。
众所周知，有关邪马台国与中国的关系，目前最大的悬案是三角缘神兽镜的存在。这种只在日本出土的独特的铜镜，是在魏制作，其中的一部分是否就是魏赐给卑弥呼使者的那一百枚铜镜呢，还是纯粹在日本制作的呢，或者像最近中国学者王仲殊主张的那样，是吴国匠人来到日本制作的呢？对此目前还没有定论。在议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也把文献与考古资料互相对照检讨，但因为文献记载的只是实际发生事实的极少的一部分，而且与考古资料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距。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已经发现三百多枚，就算其中包括魏赐给卑弥呼使节的那一百枚铜镜，那么其余的二百多枚，就只能是通过其他途径传来的。不过大概不是通过公开的外交途径，而是通过民间贸易传来的可能性很大。民间贸易关系当然不见于官方的文献资料。要填补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之间的空白，就有必要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进行慎重的假想推敲。吴与倭的交流，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假设和推敲过程中的一个类似的假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