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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魏（曹氏）系图
孙权与曹操联合，谋划夺取荆州，袭击蜀军守将关羽，成功夺下荆州。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219年），魏（曹操）占有华北，蜀（刘备）据有四川，吴（孙权）则控制着荆州以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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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文帝）逼迫汉献帝禅让帝位，建立了魏国。得到这个消息，自称为汉室末裔的蜀国的刘备，也随后称帝（221年）。吴国的孙权即帝位的时间稍晚，那是229年的事情。
刘备即位后虽然力图夺回荆州，但未果病逝。诸葛亮辅佐刘备的儿子刘禅，与魏对峙。虽然诸葛亮善战，但在他去世后蜀国的国势不振，263年魏军攻陷成都，蜀灭。
然而，魏国自身在第二代明帝以后国势便逐渐衰败，而同时权臣司马懿（仲达）势力日增。最终在265年，魏国被司马懿之孙司马炎所灭。
另一方面，统治着江南的吴国围绕着孙权继承人的问题在朝廷内部发生争执，此后朝政混乱，国力渐衰。随后，魏晋革命得手的司马炎在280年平定吴国，成功使中国再次统一，始于东汉末年的动乱至此结束了。
地方长官握有军事权力的政治体制
如前所述，东汉末年涌现了大批豪族，而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群雄大多依靠这些地方豪族获得兵源。群雄的军事基础，正是这些在西汉、东汉时期发展壮大的豪族势力。然而，各地群雄在扩大其势力时，绝没有忽视当时所存在的汉家体制。曹操拥戴东汉献帝，标榜其正当性，以实现其野心；刘备标榜辅弼汉室，建立蜀汉政权。这些都可说是在名义上利用原有体制的象征性事例。
东汉末年的群雄大多身为汉室官僚，努力争夺地方长官的地位（州牧、刺史），并以此作为自身势力正当性的根据。刺史原是由中央派遣到地方的监察官，不久就变成驻扎在地方负责行政的长官，成为东汉末年拥有豪族势力和军事实力的集团领袖，这是其一大特征。地方长官刺史掌握了军队，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下去，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政治体制。
在考察这一时期时需要注意的是，袁绍、袁术、刘璋等汉王朝的名士相继灭亡，而曹操、刘备、孙权这种难以称得上是名士的战略家群体则胜者为王。
自东汉起，豪族阶层在地方和中央逐渐扩大和巩固其势力，这的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征，而当我们审视三国时期时，则当注意，曹操起用人才的唯一标准是才能，而无视品行。刘备、孙权等人在选用人才时虽不像曹操那么彻底，却也大致如此。
后来由于贵族制影响日强，这种做法被迫中止，不过我们可以说，当老迈的汉帝国逐渐衰落乃至崩溃之时，唯才是举的选士方式体现了从过去的传统中解放出来的新时代的一个侧面。
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这种官吏选用法创始于汉魏革命的前夕。这一制度表现了在新时代来临之际，根据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方针创建国家制度的强烈意愿。
这一官吏选用法以一品到九品共九个等级，作为担任官职的依据，因此称为九品官人法（后来也称为“九品中正制”）。220年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建立魏王朝时，其重臣陈群（？—236）为了根据个人才能和德行将汉朝官僚吸纳到新政府中，建议实施这个办法。曹丕接受了其建议，推行九品官人法，此后九品官人法也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采用的选士制度。
这种选士制度一改汉代所实施的以秩100石、秩2000石等为秩禄的等级制度，将中央官职分成一品至九品的级别，称之为“官品”。并在地方的郡中设立中正官，令其对该郡出身的现任官吏或有希望出仕为官之人，在乡里舆论的基础上进行调查，将其才能和德行的高下分为与官品相仿的一品至九品，向中央报告。这被称为“乡品”， 中央根据中正官的报告选用人才，授予其九等乡品所对应的合适的官品职位。
九品官人法在汉魏革命实现后仍继续使用，随后演变成专门适用于地方豪族或贵族的子弟最初担任官职即所谓的起家时的一种制度。相应的，原则上以低于乡品四等的官品起任，例如乡品二品的人从六品官起家，最终升迁到与乡品同级的官品。
这个时期适逢各地豪族顺应东汉末年以来的趋势、努力扩大各自势力并在上层豪族中形成特权的贵族阶级之际。九品官人法这一起家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
前面讲到，九品官人法的初衷是为了根据乡里的舆论按才能和德行选拔人才。然而，当这种设计在执行中变成趋炎附势的起家制度时，其根本精神便被歪曲了。
贵族豪族阶层依靠这个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政界不断巩固其磐石般的势力。自东汉末年以舆论为基础的公权恢复的趋势至此，在贵族门阀化的走向面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司马氏时期
司马懿的登场
179年，司马懿出生于河内一户名门望族。后来，他作为魏军的统帅与诸葛亮在五丈原对战，奠定了统一三国的西晋王朝的基础。司马懿出生时正值东汉末年，社会动乱之前夜。当时儒家官僚遭受宦官势力的镇压，因“登龙门”的典故而广为人知的士人领袖李膺等人被捕入狱，史称“党锢之禁”（169年）。不久黄巾之乱（184年）爆发。
司马懿的家世自称是秦灭亡后与项羽、刘邦等同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殷王司马卬之后，到了东汉时期，司马氏已成为郡守辈出的名族。司马氏家族与曹操的关系早在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的时候就已建立，他本人则在208年到曹操手下供职。此后担任曹操的参谋，并辅佐曹操嫡子曹丕，在曹操的丞相府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220年，一代英雄曹操去世。在由此可能引发政情混乱之际，作为丞相府的司马，司马懿管理丧葬诸事，接着在拥戴曹丕继任丞相并夺取帝位（即位后为魏文帝）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因此，司马懿深得魏文帝的信任和器重，甚至被文帝比作汉高祖刘邦时期的宰相萧何。
重用司马懿的魏文帝作为一位有名的文人皇帝，曾如此论述和颂扬文学的价值：“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26年这位皇帝临终时，将刚立为皇太子不久的曹叡（魏明帝）托付给宗室曹真、曹休、建议实施九品官人法的陈群以及司马懿等四人后，便一命归西了。
10 司马懿（历代古人像赞）
这时，诸葛亮向对此政治形势感到不安的魏国边关守将孟达派遣使者，劝说其归顺蜀汉。孟达为此所动准备反叛魏国，对此司马懿巧施谋略镇压了这起谋反，成功地挫败了诸葛亮的北进之志。
这一次诸葛亮并没有与司马懿直接过招，这个回合可谓从228年起到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的阵中去世为止蜀国所进行的五次北伐战争的前哨战。就这样，司马懿担负着魏国军事行动的最高责任，与蜀国的诸葛亮对峙，直到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成功抑制了蜀国的威势。此后，司马懿掉转马头，于238年讨伐东方辽东地区的割据势力、屡次与吴国联合攻打魏国的公孙渊。而司马懿在魏国内的威势则稳如磐石。
据正史《三国志》的记载，就在这时卧病在床的明帝召见回到河内的司马懿，握着他的手说道：“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随后驾崩。
司马懿接受遗诏辅佐新皇帝齐王芳，却与同为顾命大臣的魏朝宗室曹爽不和，事态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司马懿的实权一时被剥夺的程度。
11 从五丈原远望渭水 诸葛亮为了与司马懿对战，在五丈原布下阵势。五丈原北临渭水，东西都是深沟，有石头河、麦里河流过，是面积为100多平方公里的一处台地
虚虚实实明争暗斗七旬老翁夺取权力
然而，249年司马懿却通过政变诛灭了曹爽一派，将魏国的实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本系列的第四卷中也有介绍，这段时期司马懿与曹爽之间展开虚虚实实的明争暗斗，从史书记载的以下片段中可窥一斑。虽然这段记述真伪莫辨，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当时的紧迫状况。
247年四月，司马懿之妻张春华去世（年五十九岁）。五月，司马懿称病，不再过问朝政。曹爽阵营中的一人、国都所属辖区河南郡的郡守李胜被任命为荆州（湖南省）的长官，假装前来向司马懿告别，实际上是为了探听他的虚实。当时，司马懿在两个婢女的搀扶下出来迎接，衣服却从手上滑落。他用手指了指嘴，意思是口渴了，婢女把粥端上来后，司马懿不用汤勺，直接端起碗喝，粥全都流了出来，弄湿了胸口。李胜说道：“听说太傅旧病复发，却不曾想有这么严重。”司马懿气息奄奄地说道：“年老卧病在床，死期将至了。你说你要被派到并州（今山西省），并州离北方胡人的地方很近，请多加防备。恐怕下次你回来就见不到我了。我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还请你多关照。”李胜回答说：“我要去的是老家荆州，不是并州。”但司马懿仍然弄错了，问道：“你要去并州吧？”李胜只好再说一遍：“我被任命到荆州。”司马懿回答道：“我年纪大了，头脑不中用了，刚才没听清楚你的话。原来你是要回老家当长官呀！太好了，好好干！”李胜离开司马懿家，紧急向曹爽汇报说：“司马公恐不久于人世，他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分离。您可以放心了。”
然而，249年正月初六，齐王芳（废帝）外出拜谒明帝的陵墓，曹爽阵营的人全都跟随皇帝一同前往。司马懿伺机发动政变。结果，曹爽及其所有党羽全家一同被拉到闹市处斩。至此司马懿的霸权形成，上边下诏任命他为丞相。这时司马懿七十一岁，在当时来说是稀有的高龄。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时期
政变两年后，251年八月，司马懿结束了其波折跌宕的一生。司马懿有九个儿子，继承司马懿事业的司马师、继承司马师事业的司马昭这两兄弟为其元配张春华所生（参看插图12）。
据说发动政变时，司马懿和司马师两人一起仔细谋划，司马师及其私下募养的“死士”三千人为政变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而在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是否有能力作为继承人担负起重任，后人不得而知。
12 西晋（司马氏）系图
就在这时，252年魏国与吴国在东关展开大战，魏国大败。这是一次由魏国勇将毌丘俭、诸葛诞等所领军的大规模对吴作战。魏军被当时吴国大将诸葛恪的军队击溃，这时朝廷准备对从军的诸将问罪。
然而，司马师却说：“不听谏言才落得这个地步。这是我的过错，诸将何罪之有？”史书记载，由于司马师自己承担败军之罪，众人感到羞愧，佩服其度量。对于这一举动，《资治通鉴》的注释人、著名的胡三省给予了辛辣的评价：“（司马师如此言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盗贼也有道，更何况司马师盗的是国家！”[1]总之，司马师通过这些做法，在司马懿去世后成功地收揽了人心，之后便向魏晋禅让的计划逐步前进。
254年二月发生了一件事，中书令李丰等人密谋反对司马师，事情泄露后，与此有牵连的人都被处死。皇帝（齐王芳）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司马师借皇太后懿旨，斥责皇帝堕落，将其废黜。随后将文帝之孙、明帝之弟高贵乡公曹髦（被称为魏后废帝）立为傀儡皇帝。
然而，这一擅权的废立之举招致了在对吴战线的重镇驻防的毌丘俭、文钦等魏国众宿将的强烈反对，事态进一步发展，乃至于司马师亲自率军镇压叛乱（255年正月）。虽然打了胜仗，但司马师那只病眼却在战争中掉了出来，为了避免动摇军心，他隐瞒了病情继续领军作战，情形非常悲壮。司马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叛乱的主谋毌丘俭死后，过了七天，司马师在班师回洛阳的途中，于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县东）病逝。
当时奉哥哥的命令留守都城洛阳的弟弟司马昭急忙赶到许昌。司马师在临终前将全军委托给司马昭，而皇帝（高贵乡公）却打出了起死回生的一招。他对司马昭下令说，由于东南之地刚刚平定，你暂时先在许昌驻守。同时又令尚书傅嘏率领待命的各路军队回师洛阳。
这是皇帝趁司马师之死而统帅暂缺之机发动的夺权行动。然而司马昭察觉出皇帝的意图，不顾高贵乡公的命令回到洛阳，二月司马昭就任大将军和录尚书事，达到军权和行政权的顶点。
13 竹林七贤 发自东汉末年清议的清谈，受到弹压后，在魏代更偏向于哲学上的谈论。所谓竹林七贤超逸脱俗的清谈也属于这一源流，在篡夺魏王朝的行动逐渐浮出水面之时，他们的清谈潜藏着对魏晋更替的政局的愤怒和忧虑
当时，在毌丘俭死后，诸葛诞驻守在对吴作战的重镇寿春。他属于琅邪诸葛氏，与蜀国诸葛亮、吴国诸葛瑾（亮之兄）诸葛恪父子同族。司马昭一掌握辅政大权，便派遣心腹贾充去见诸葛诞，打探其动静。
于是，贾充试探问道：“洛阳诸贤都希望魏向晋禅代，不知您是怎么想的？”诸葛诞厉声回答：“君乃贾逵之子，枉你世受魏恩，怎么能够想到把社稷送给他人？倘若洛阳有变，我将以命相护。”结果，257年五月讨伐诸葛诞的诏令下来，司马昭奉皇帝和皇太后之命，派遣二十六万大军前去镇压。之所以假借皇帝和皇太后的旗号，其意图为的是在司马昭离开洛阳时防止出现拥立皇帝的势力。
通过如此缜密的作战安排，次年二月司马昭一方取得了胜利。诸葛诞被斩杀，全族被诛灭。据史书记载，诸葛诞的亲兵数百人，相邻两人交叉着手排成一列，对方每斩杀一个人都劝说其他人投降，然而谁都没有动摇，直到最后一个。
260年五月，即位五年多以来未能从司马氏手上夺权的皇帝（高贵乡公）死于非命，年仅二十岁。皇帝聪明好学，随着年纪渐长，对司马氏的专权越加愤懑，最终爆发。
260年五月己丑之日，皇帝召见近臣王沈、王经、王业三人，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然而，王沈、王业马上将这个密谋计划向司马昭报告。
皇帝拔出身上的佩剑，带着几个宿营的兵士出击，贾充从外面来到皇宫，与皇帝在南面的门阙相遇。皇帝拔剑而立，贾充的随从怯而后退。据说，这时贾充对自幼被司马昭抚养成人的成济说道：“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今日无论发生何事，概不问罪。”成济得此授意，上前将皇帝刺杀。听到皇帝被刺身亡的消息，司马昭大惊，晕倒在地。
就这样，司马昭使魏后废帝曹髦死于非命，而他慎重地判断舆论对此作何反应，随后以魏晋禅代为目标，积极讨伐在诸葛亮去世后日薄西山的蜀国，希望在世人的一片赞誉声中一鼓作气实现禅代。
14 蜀（刘氏）系图
蜀国灭亡与司马昭进封晋王
在曹爽与司马懿争权夺势的过程中，魏对蜀的远征始终未能成行。然而，到263年五月，终于下达了征讨蜀国的诏书，八月从国内动员了十八万军队，由钟会等人率领向蜀国方向进发。
十月，钟会的军团控制了汉中，与防守入蜀咽喉之地剑阁（今四川省北部）的蜀国大将姜维对峙。另一方面，从关中南下的邓艾绕过剑阁，从阴平穿越崇山峻岭地带进入江油（今四川省北部），对蜀发动突然袭击，在绵竹大破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所率领的蜀军。蜀国对魏军的突然攻入和己方的大败感到非常吃惊，经朝议决定投降。刘禅亲自来到驻扎在都城成都北部的邓艾军营前，将双手反绑在背后，并用车载着一口棺材表示自己犯有当死之罪（面缚舆榇），向魏国投降（十一月）。
至此，蜀汉经刘备、刘禅两代四十三年而灭亡。此后，钟会与邓艾产生矛盾，与蜀国故将姜维联合发动叛乱，蜀地仍不时陷入混乱状态，但终究没人能够逆时代的潮流而行。
263年十月，平定蜀国的大势已非常明朗，这时朝廷下诏封司马昭为晋公，司马昭接受了。在此之前，尽管下面曾几次劝进，司马昭都坚决地推辞了，这时才接受了进封，是因为司马昭判断时机终于成熟，有了坚定的决心。
此后的行动便非常迅速。同样有禅代企图的曹操，从魏公到就任魏王等了三年时间，而司马昭则在成为晋公的六个月后便进为晋王（264年三月），五月将司马懿和司马师分别追谥为晋国的宣王和景王，十月将嫡长子司马炎立为晋国的世子。
另外，在264年五月，对五品官骑督以上的文武官员六百名分别授予了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并根据爵位高低封给有爵位的人从五千户到四百户的食邑。这是为魏晋禅代做准备而对魏臣的一种“本领安堵”[2]，对群臣进行一番安抚，以确保禅代万无一失。
到了七月，对礼仪、法令、官制等进行全面修订，禅让的准备基本就绪。然而就在这一关口，265年八月，司马昭突然去世，其子司马炎最终成就了禅代大业。
至此我们回顾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利用权谋术数篡夺王朝的过程。历史上留下的几乎都是这场历经父子二代的政治斗争鲜血淋漓的情景。然而，在关于这个时代的史书中，我们也能看到与这种论调不大相同的评价。
东晋时期有一位名叫习凿齿的史学家，关于魏军在东关之战中遭受大败时司马师不问诸将之罪而一人承担所有责任一事，他作出如下评价：
这真可谓智者之举。倘若讳言失败推卸责任，归咎于各种原因，经常自伐其功而隐匿失误，使上上下下离心离德，各种人才分散解体，那谬误就太大了！[3]
另外，孙吴的张悌评论道：曹操虽然功盖中原，却玩弄诈术，战事不绝。因此百姓畏惧他的威严却不感念他的恩德。曹丕、曹叡继承了这种作风，刑罚苛繁劳役沉重，在内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对外连年征战不休。魏早就失去了民心。司马懿父子掌握大权后累建大功，废除苛政，实行对百姓较为平和有利的政策，为百姓谋划着想，解救他们的疾苦，民心归顺司马氏已经很久了。因此淮南（寿春）出现叛乱却动摇不到根本；曹髦（高贵乡公）被杀而死，四方也没有引起叛乱。而且能够任用贤能，使他们各尽其心。
这些不同的评价是根据什么历史背景而作出的？下一节我们将对这一点进行详述。
司马炎使中国再度统一
司马炎的登场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嫡长子，出生于魏青龙四年（236年）。其母亲叫王元姬，外曾祖父是魏国元勋王朗，外祖父是著名的思想家王肃。年轻时司马炎是一位贵公子，人称“宽惠仁厚，深沉而有度量”，甚至据说在根据九品中正制度评定乡品时，其出生地河内郡无人能比。
出仕后他历任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曾担任过的官职，264年被立为晋国的世子，进而在父亲去世后，于265年八月继任司马昭原来的晋王和相国的官爵。紧接着在十二月终于接受魏帝（元帝）的禅让，即帝位（十七日），改年号咸熙（魏）为泰始。
当我们审视司马炎初期的政治时，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所任命的重臣大多是学识与礼教并重的名望人士。这与曹操重才干轻德行的方针大为迥异。司马炎即位后，马上送出了一道厚礼，恢复了因三国的混乱而一度中断的民爵赐予，而且一律提升五级。
民爵赐予是指汉代重视乡村的年龄秩序，赐予乡村的父老爵位和酒肉，并由父老在乡村的社中主持祭礼，由此实现国家营造下至平民、上至皇帝的国家成员的一体感和秩序化的目的。
司马炎的这份民爵“大礼”有着强烈的倾向性，其意图是在西晋王朝建国之初笼络民心。然而，我们在审视前述司马炎重视礼教的施政特色时，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努力克服东汉末年至魏朝的苛政，构筑以礼教为基础的国家。
15 晋武帝司马炎（历代帝王图）
另外，司马炎在即位后的次月，即泰始二年正月，分封司马氏一族二十七人为郡王。魏朝除了魏明帝时期稍有缓和之外，根据曹丕的遗命，王族宗室之人一概不得就任官职，并始终处在国家的监视之下。曹丕与因七步诗而闻名的曹植兄弟之间的“相煎”便是这种宗室关系的一个明证。这种宗室抑止政策，从某一方面上看也是东汉末年以来同族之间难以互信的混乱时代的产物。
然而，西晋时期却与此相反，允许宗室出仕甚至就任高官，且宗室所受到的优待不只如此。这种政策的推行，某种程度上具有强干弱枝的性质，而考虑到前面所说的魏朝情况，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司马炎希望纠正魏朝的过酷政局，将政治建立在宗室之间团结友爱的基础上。
泰始元年，司马炎解除了汉魏时期宗室任官的禁令，对官员的任用显示出极为宽大的态度，例如任命曹植之子曹志为太守，任用诸葛亮的子孙为官等。这方面也跟他的政治姿态有关。
吴的灭亡与天下复归统一
吴国方面，在241年孙权晚年时，皇太子孙登去世，新皇太子孙和与备受孙权宠爱的孙霸两派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不可收拾，发展到250年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的结局。雪上加霜的是，不久孙权去世（252年），臣下之间的分裂进一步扩大。旧太子党的诸葛恪与孙霸派的孙峻、孙綝等人明争暗斗，专权擅势，吴王朝开始一步步滑向自我瓦解的边缘。
16 吴（孙氏）系图
在这种情形下，孙权之孙、年少的孙皓于264年即位。然而，他却不顾王朝濒于崩溃的危机，热心营造宫殿，不断实施残虐之举。这些所作所为大概反映了孙皓对王朝临近灭亡的不安以及年少皇帝为了确立权威而带有的焦虑，而他也就成了此后南朝各个暴虐的末代皇帝的嚆矢。
孙皓即位与司马炎称帝时间很接近。这是司马炎再次统一天下的一次绝佳机会。司马炎的心腹羊祜以及羊祜事业的继承人杜预等人大力劝说司马炎发动讨灭孙吴的军事行动。然而，朝廷内部持谨慎意见的人很多，在司马氏禅代中立下大功的贾充甚至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其中的很多人之所以反对，只是因为他们有的是不希望帝权进一步加强的贵族阶层；有的认为讨吴的计划是皇帝与少数几个人之间的密议而自己被排斥在外，因而感到焦虑；有的觉得天下统一时自己无法参与论功行赏而心怀不满。
17 走马楼木简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走马楼建设工地出土了大约10万件简牍，其中有很多吴简，期待取得研究成果
这一点与后来西晋末年所蔓延的先私后公、惘误国事的风气可谓“一脉相承”，需要我们注意。不过结束东汉末年以来的混乱政局，使天下复归统一的计划如箭在弦，并没有构成其实施统一计划的障碍。
279年十一月，讨伐孙吴的诏书终于发布。东西两路大军二十余万人马从淮南和湖北一同南下，水军则从已成为晋朝领土许久的蜀地顺着长江而下。晋军很快在次年二月便攻陷吴国的江陵，三月攻入吴都建业的防守要地石头城，随后攻破建业。孙皓依照亡国之礼，肉袒面缚，向晋军投降。至此持续了四代五十二年的吴国灭亡，中国在晋代复归统一。
根据晋朝查抄的当时的记录，吴国共计户数五十二万三千，人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两千，兵二十三万。
军备撤废与户调式
武帝统一天下后，实施了两大政策。其一是军备撤废，即除了若干例外，将州郡所属的士兵解散归农。这项政策是为了从长期延续的战时体制回归到平时体制而在军事上进行的改革，有情况时便将驻扎在洛阳等军事要冲的中央军派遣到地方，旨在结束地方分权的军事格局。
其二，武帝制定了占田课田制的土地制度以及相应的征税制度。占田法规定，男子一人七十亩（约五公亩）、女子三十亩，按夫妇一户为单位向国家申领耕地耕种。另外，对于官员，第一品五十顷（一顷为一百亩），以下逐品递减五顷，到第九品为十顷，承认其耕地所有权，根据其身份制定土地所有权的上限，对大土地所有进行限制。
同时制定的课田制规定，按男子五十亩、女子二十亩、次丁男减半（二十五亩），各分摊应课税的土地数量[4]。东汉末年，196年曹操在其老巢许县开始实施屯田制，不久推广到邺、洛阳、长安等地的郊外，在中央司农卿的管辖下致力于农业生产。当时被称作“典农部民”、“屯田客”的这些屯田民，配给官牛的有义务向国家缴纳收成的六成，而自带私牛的则需缴纳五成。从屯田制中所得到的收益，为魏国国力的充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除了民屯以外，在近邻吴、蜀前线的淮南、关中等地则设置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军屯。司马炎称帝之后不久，军屯在魏晋革命时便废除，而民屯则在平定吴国之后便被取消，屯田民全部编入一般州郡的户口中，其负担也与普通民众齐平。然后在平定吴国之后又颁布了课田制，从这里可以看出课田制是以魏朝的旧屯田民为实施对象的，反映了政治方针从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的大转变。
18 石头城 位于南京城西北。南北全长约3000米。原为楚威王的金陵邑，筑于公元前333年，211年孙权重新在此筑城，命名为石头城。是建业（建康）攻防的要地
通过占田课田制农民分配得到一定的土地，保证了再生产，并需承担义务，按户为单位向国家缴纳在耕地上生产的谷物（田租）和绢（调）。
280年武帝实施了基于占田课田制的户调式税法，将汉代人头税方式的课税变更为以户为单位，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法。
除掉齐王司马攸的计划
齐王司马攸比司马炎小十岁，是司马炎仅有的一位同母胞弟。司马攸聪颖过人，受人爱戴，从小祖父司马懿就对他寄予厚望。司马懿让他过继给司马师做后嗣，也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其父司马昭对他也多有关照，在生前曾表示：“我现在是替死去的兄长（司马师）代掌相国之位。我去世之后，大业应该由司马攸继承”、“这是景王的天下。我怎么能够取而代之呢？”然而，最终这一安排并没有实现，齐王司马攸在晋朝建立后，在朝政的中心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天下统一两年之后，282年，司马炎命令齐王攸前往自己的封国齐国。其背景是兄弟之间的不和，这与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这两个同母兄弟一样。另外，司马炎的嫡子司马衷（后来的惠帝）是个政治低能儿，是后来引发八王之乱、导致中国大崩溃的一个关键人物。当时许多朝臣早就对此忧心忡忡，因此在司马炎的继承人选上，司马攸乃人心所向，被寄予了厚望。
在灭吴前的275年，国都洛阳流行疫病，死者过半，事态非常严重。司马炎自己也身患重病，一般认为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司马炎就认真考虑要将司马攸除掉了。
于是几年后就有了司马炎强令司马攸到其封国赴任，当时有许多朝臣谏言反对，然而司马炎禁止这种进谏，但凡提出谏言的朝臣都遭到降职等处罚，因此皇帝的一意孤行未被阻止。
司马攸自己对这个命令感到忧愤交加，终于生病。尽管司马攸身体有恙却仍被勒令启程，两天后在途中吐血身亡。震撼朝廷的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自此以后不再有朝臣向皇帝秉言直谏，西晋王朝原来开明的舆论环境不可避免地变得闭塞了。
愚昧的皇帝司马衷
武帝之后即位的惠帝司马衷，是武帝与皇后杨艳所生的次子。其长子年幼夭折，在平定蜀国之后，267年正月，司马衷被册立为皇太子。
惠帝愚昧无能，在听到因战乱而无粮食的难民闹饥荒时，竟然问“何不食肉糜？”如前所述，从司马衷做皇太子时起，朝臣均已知其无能，重臣卫瓘在宴席上跪在武帝面前，摸着武帝的御座，叹息说：“这个座位太可惜了！”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朝臣从这个时候起就对武帝逝世后司马衷能否承担起皇帝的职责表示怀疑。
武帝自己大概也不会看不出皇太子的问题，但据说由于亲生母亲杨皇后的宠爱，再加上对皇太子之子司马遹存有寄托未来的期待，便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当时朝廷有的大臣希望废掉愚昧的皇太子，改由司马攸继承皇位，有的大臣主张由司马攸辅佐惠帝，掌握实权，总之对司马攸舆望甚高。然而，正如前面所述，武帝最终并没有采纳这些意见，而是选择了一条让舆论失望的道路。
后来，武帝晚年的朝政被杨皇后的族人杨骏所掌控，武帝死后杨骏出任辅政大臣，宛如东汉末年外戚专权的情形再现。
司马氏三代之功过
至此我们已经论述了司马懿父子通过权谋术数，实现了魏晋禅代的过程。这可以说是司马氏一族追求私利的结果。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生于东汉末年的动乱之中，作为具有儒教修养、名望很高的人士，也具有经世济民之志。
他们恐怕深刻地认识到舆论对于结束东汉末年直到三国时期严酷乱局的热切期望。前面我们所审视的民心从曹魏转移到司马氏，也与这种舆论的趋势有着密切关联。正因为如此，这种民心向背强烈地要求通过魏晋禅代而即帝位的武帝审时度势，排除私利，确立公权。
关于前面所论述的占田课田制，尽管研究者围绕着其实际情况存在各种不同的对立意见，但都不怀疑这种土地制度对豪族以追求私利为驱动的大土地所有制的限制，也认同这种土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遍布各地的自耕农的再生产。占田课田制还为此后北魏、隋唐时期的均田制所继承。另外，在司马氏三代间逐步确立了贵族制，在这种贵族制是根据当地的舆论形成的情况下，它对公权的再度确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与这种公权再确立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司马氏政权内部始终存在权力的私有化行动。例如司马炎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因三国的混乱而一度中断的民爵赐予，希望由此实现国家营造下至平民、上至皇帝的国家成员的一体感和秩序化的目的。然而我们从一律提升五级的赏赐“大礼”中，可以看穿他企图以此诱导舆论的恣意心态。
皇太子与司马攸争位一事也明显地反映出在本应视为公权之要的下任皇帝选定上，司马炎存有私心。当此后局势一步步陷入外戚专权的深渊时，可以说后续时期混乱的端倪，已在此时若隐若现。
[1] 原文是：“引咎责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权耳。盗亦有道，况盗国乎。”出自《资治通鉴》胡三省注。
[2] 本领安堵：在日本镰仓和室町时代，政府承认武士、寺庙神社对旧有领地的所有权。
[3] 原文是：“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出自《资治通鉴》卷七十六。
[4] 原文是：“各分摊公有地进行耕种”，这种说法有点含糊，容易被理解为在各自占田之外，还分配有公有地耕种。而据“课田制”的规定，占田之中，丁男（16—60岁）有50亩、丁女有20亩、次丁男（13—15岁、61—65岁）有25亩要课税，次丁女减半，称为课四，每亩课田收税谷8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