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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灭掉南燕后，挥师西进，希望收复洛阳和长安。此举大概显示了刘裕北伐的真正所图。不过这时由于东晋军北上而建康空虚，孙恩死后以其妹夫卢循为领袖、处于雌伏状态的五斗米道趁机起兵，再次经水路向建康逼近。刘裕只好急速撤回江南。
43 统万城 建立夏政权的赫连勃勃征发十万人修筑都城，名为统万城，有统一天下、君临万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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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建康的北府将领何无忌、刘毅所率军队遭受卢循的攻击而败退，不过迅速赶回的刘裕重新稳住了阵势，在建康石头城对孙恩的残党予以迎头痛击，卢循大败、逃到广东。为了完全剪灭卢循的军队，刘裕派兵到广东，最终于411年灭掉卢循。
除去后顾之忧的刘裕再次出兵北伐，对羌族在苻坚的前秦政权灭亡后在关中建立的后秦政权发动进攻。不过当时的后秦已经不再有草创时期的国威，又遭受北方匈奴赫连勃勃的攻击，再加上明君姚兴已亡，正逐渐走向衰退，因此再也不是新兴的刘裕军队的对手。
凭借鸠摩罗什等人对法华经等佛教经典进行翻译以及佛教的盛行，在五胡十六国史上大放光彩的后秦，就这样灭亡了（417年）。
刘裕有个谋士名叫刘穆之，他对刘裕的重要性正如张良之于汉高祖刘邦。刘裕收复了洛阳和长安，正驻扎在长安时，刘穆之突然去世。值得信赖的心腹死去，正一步步推进东晋禅代计划的刘裕害怕江南大本营发生不测，下定决心急速南归。
当时的华北地区，陕西北部有匈奴的正统赫连勃勃，山西、河北被强大的鲜卑拓跋部北魏所控制，甘肃北部有匈奴沮渠蒙逊，他们都对长安、洛阳等地虎视眈眈。灭掉后秦的当事人刘裕南归之后留下了空白，我们自然能够预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此后随着历史的展开，江南政权陆续丧失在华北的据点，在与北方势力的较量中逐渐处于劣势。
刘裕讨灭了南燕、后秦，随后南归。与此同时，淝水之战后在混乱中形成的后秦、后燕两大国的均衡状态，由于北魏讨灭后燕开始被打破。审视华北的局势，我们可以认为，刘裕北伐又南归，一下使华北各势力重新洗牌，并为北魏最终实现华北的统一（439年）创造了契机。
土断的实施
刘裕与桓温施政的相似之处，也表现在内政方面。其中的代表性举措是土断的实施。我们在前面略有提及，所谓土断是指将从华北移居到江南的民众编入现在的居住地户籍，使之成为受当地官府管理的课税对象。
随着西晋的崩溃，为躲避华北战乱而向南迁移的民众，有许多成为豪族侵吞的对象，沦为无籍流民。为了避免混乱，东晋在江南当地按难民原来在华北故乡的所在地设置了同名的州、郡、县，新设与原有的户籍（黄籍）相区别的白籍，努力推进管理。
44 大夏石马 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夏政权时期的石马，现残存于西安
然而，这一体制（侨州、侨郡、侨县体制）是有问题的，就拿其基层的侨县来说，它只不过是在行政上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将难民群体临时冠以县的设置，而并没有真正的地域，因此基本上不可能充分实现预期目的。不仅如此，当地原住民与迁移来的人实际上是在同一地区居住，却以黄籍、白籍的形式区分不同的户籍种类，两者之间的不同甚至还包括税收负担、管理系统的差别，因此产生了各种歧视、混乱和不法行为。
土断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纠正这些弊害，以谋求国力增强。一般认为，桓温所实施的庚戌土断（364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庚戌土断的具体情况不详，而当时的史料显示，刘裕的义熙土断（413年）在设计时参考了庚戌土断的做法。
刘裕推行的土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由于实施了土断，移住民的户籍从白籍改为黄籍。在这个过程中，有将侨郡、侨县废除，将侨民编入江南现住地的户籍之中的，而更多的是给原先没有境域的侨郡、侨县分配土地，从而使虚拟的侨郡、侨县的户籍落在实处，因此华北的许多郡县便实际存在于江南地区。正如东晋末年人士范宁在评论时政时所说的，“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以成行”，自中原战乱以来，已过去了一百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北来的民众已在江南传宗接代，大多数人都已将当地视为生养自己的故乡而定居下来。
在华北，自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来的混乱，在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华北的进程中趋于终结，历史逐渐向新的阶段演化。同样，随着较长时间的流逝，江南王朝——以北来人士作为江南地区的统治阶层，在与各势力保持微妙均衡的基础上，以收复中原为国策，同时以所谓一个征服王朝的姿态统治江南——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
向贵族制的转变与宋齐军事政权
军人政权宋朝的建立
420年，刘裕接受了东晋末代皇帝恭帝的禅让，开创了宋朝（宋武帝），成为此后宋、齐、梁、陈等南朝各朝的先驱。宋朝的一个很大特点在于，该政权并非由贵族所建，而是由军人创立。
武帝在位时间很短，即位后仅仅过了两年便病逝。临终前，武帝下令北府的长官由皇族或近亲充当，西府的长官则由皇子担任。随后这一遗命在有宋一代一直得到严格遵守。
45 宋武帝刘裕（晚笑堂画传）
魏晋时代自不必说，到了东晋时期，祖逖、王敦等以武将的身份活跃于政坛的贵族也很多。另外，北府、西府的长官也经常是由谢玄、庾亮等贵族受命担任。然而，宋朝则改变了这一路线，剥夺了贵族的军事权。这与东晋在西府与北府之间的角逐过程中灭亡、出身穷苦寒门的一介武夫刘裕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有很大的关系。军人政权可以说是宋朝以后各王朝的一大特征。
文帝的政治
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刘裕的晋宋禅代过程，就会发现禅代并不是顺利进行的，期间贵族曾对刘宋政权的正统性表示怀疑，并对之顽强抵抗。
少帝之后继位的刘义隆（文帝，424—453年在位）有一次准备将自己的宠臣、平民出身的书记官徐爰提拔为“士”，并对徐爰说道：“你到贵族王球那里，说是朕的命令让你坐在席位上。如果王球让你坐下，你就能够成为士了。”果然，徐爰去到王球家里，想要奉旨就席，王球却举起扇子拒绝。文帝听到报告，说道：“朕也就没办法了。”当时贵族有时候甚至能拒绝皇帝权力的介入，其力量可见一斑。
因此，文帝在位期间重用名门出身的王弘、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由他们执政。这其中可认为作为军人之子的文帝对“文”的憧憬和尊重之情起了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皇帝权力与贵族之间的对立以及将这种对立隐藏起来而使二者相辅相成的宋朝结构。然而，直到东晋时代仍然手握兵权的贵族丧失了这一权力，这种变化的意义不得不说是非常重大的。即使在重用王弘等人、通过与贵族合议在国内施政有方的文帝三十年的治世（依其年号称为“元嘉之治”）期间，文帝也从来没有想过将北府、西府等军府的实权交给贵族。
46 宋（刘氏）系图
元嘉之治的终结
贵族的式微因寒门、平民的抬头而日益彰显。前面我们讲到，建立宋朝的刘裕是出身穷苦寒门的一介武夫，那么非贵族的下层人士的出人头地，首先便表现为以刘裕为榜样、加入军人阶层的形式。
文帝元嘉之治的终结是由于北魏的南下。文帝在其统治的晚年，鉴于国内安定，于450年在贵族的赞成下对北魏发动讨伐。然而，当时统治北魏的是兼并敌对各国、于439年统一华北的太武帝，其国力极为强盛。
因此，习惯了和平时期的宋朝军队在久经战场的北魏军队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反而引狼入室，北魏军队一路进发来到宋朝领土，攻占淮南，一时号称五十万之众的北魏大军逼近长江北岸，与建康只有一江之隔。尽管江南被幸运地守住了，淮南地区却深受战乱和掠夺之害，荒废破败的景象惨不忍睹。对北魏作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宋朝因此国力迅速衰落，从此一蹶不振。
47 宋文帝长宁陵石兽 位于南京北部。这座帝陵原推定为陈文帝永宁陵，经1972年调查后，确定长宁陵为宋文帝陵
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时局下，文帝被皇太子杀害。紧接着，皇太子又被当时封在江州（江西）的弟弟刘骏（宋孝武帝，453—464年在位）打败，皇太子连同四个儿子一起被斩首示众，随后被弃尸长江，落得个悲惨下场。
疑心生暗鬼的连锁反应
就这样，孝武帝继了帝位，而子弑父、随后弟弟又将兄长及其家室统统杀光，这样的局面实在不正常。然而，这样的事态一旦发生了，恶性循环蔓延，收拾局面的孝武帝本人也不免疑神疑鬼，陆续将自己的兄弟和同族人杀害。这种连锁反应不断传染，有宋一代自不必说，就连此后的南齐、梁等王朝也不能幸免，乃至影响到王朝的兴亡。
例如，明帝杀了孝武帝之后的前废帝夺得帝位，又杀害了孝武帝的十六个儿子，明帝剩下的十二个儿子，也在明帝之后的后废帝时期全部惨遭杀害。这种同族相残的悲惨事件最后的结果，便是宋朝的灭亡。宋朝的皇子发出了“愿身不复生王家！”的悲叹，这鲜明地呈现出南朝各代的精神状况：尽管试图摆脱疑心生暗鬼的泥潭，最终却深陷其中而无可奈何。
灭掉宋朝建立南齐的萧道成亲眼目睹了刘宋同族之间的相残导致国破家亡的悲惨结局。因此，他严防戒备，不希望自己的子孙重蹈覆辙。然而，南齐也同样亡于同室操戈，可见事件的本质并非如此简单。
削取贵族的兵权、手握实权的皇族之间倘若如此相互猜疑，大概只会信任自己能够相信的人了。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在现实中寻找这样的人，自然而然地便只有转向异姓或出身低微的人了。刘宋政权被异姓军人出身的萧道成所篡夺，这个结果与这种用人方式不无关系。
刘裕从社会底层发迹，在靠自己的力量征服、杀害敌对者的环境中成长，像他这样的家庭教育，也会使自己受到影响。因此，其子孙继承了家族传统，成为具有权势和军事实力的皇子，如果亲族之间疑心生暗鬼，那么即使出现同族相残的事件也毫不奇怪。史书亦指出，宋皇族之间所发生的悲剧，其原因在于宋室家庭教育的缺失。
确实，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当时的历史，在刘宋以后南朝的历史中多次发生类似这样的事件，我们不能忽略还存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原因。
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以下犯上”的倾向
这个原因即是，尽管南朝存在等级森严的身份制，但在社会中普遍出现身份卑微的人力图向上爬的“以下犯上”的倾向。中央自不必说，在地方的军府中，下层的人也如潮水一般汹涌澎湃，纷纷推拥自己所侍奉的主公，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随之得到提升。
地位居上的人或明或暗地承受着地位居下的人所发出的这种压力。可以说，到藩镇赴任的皇子们正是在其部下提升地位要求的推动下，在极端的情形下甚至被怂恿进行帝位争夺。
希望通过接近主公而向上爬的，并不限于军人。也有不少人试图通过非武力的手段讨好主公，从而提升地位。当时的史书对取悦皇帝而取得权势的人，有个特殊的称谓：恩幸。
皇帝处于国政的制高点，每天需要批阅的奏章堆积如山，数量之多远非皇帝一人所能处理。然而，皇帝内心深知，并不能将最终处理奏章的权限委托给贵族，因为他们对军人皇帝的卑贱家世嗤之以鼻，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皇帝的敌人。
另一方面，文帝之后即位的孝武帝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是一个因推进中央集权而闻名的皇帝。将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当然需要有对自己俯首帖耳的人为自己服务。这种当政者的需要与平民层的抬头一拍即合，恩幸政治便应运而生。恩幸参政在文帝在位时已初现萌芽，而在孝武帝以后的南朝，则形成了一股明显的政治势力。
货币经济的发展
我们知道，恩幸当中既有出身商贾的，也有不少与商人相结合的。这些人的参政议政，与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关系。
据成书于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这本历史上著名的家训的记载，南朝出现了“二万斛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南朝时期以长江为首的大小河川、支流等成为物资流通的渠道，这是五六世纪时世界上唯一的、并且极为早熟的物资流通形态。
这种景象从当时超越早熟的阶段，甚至可说是不正常的货币流通的活跃程度中也可窥见一斑。首都、三吴地域自不必说，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与之相连结的汉水等大小河川流域内，货币流通也非常盛行。华北则由于西晋末年的动乱、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战乱，基本上处于物物交换经济阶段，在这一点上，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
南朝时期货币流通的特点并不只是其使用区域的广阔。更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流通在五六世纪时已全面渗透到商业流通、国政、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用货币向雇员支付报酬，人们追求得到钱币，高利贷者通过借出货币获取暴利，官吏贪污瞄准的大多也是货币。商人们向大消费地建康运送物资，贵族、大地主的庄园与西方中世纪的庄园不同，那里生产商品供给消费地，被纳入商品流通的网络中。货币被用作交换的手段。
国家顺应这样的形势，推行以铜钱为媒介的税收体系，还用货币向官僚支付俸禄。尤其是到了宋齐之后的梁代更进一步，百官俸禄都用货币支付。
极为活跃的货币经济的局限
然而，这种简直有点异常的货币经济的繁荣遭遇了一大障碍。当时铜钱是基础货币，而制造铜钱的材料铜却非常匮乏。中国的汇票、纸币等是在六朝时期之后的唐宋时期才出现的。因此，当时铜的不足，成为经济发展一个很大的阻碍因素。
有鉴于此，当局实施了各种政策，例如实行实质性的货币升值，以前的一钱在今后具有十钱的价值，甚至允许民间货币铸造。然而，前者必然有其限度，而后者除了出现五花八门的货币样式，还自然招致不法分子有意在铸币中添加很多不纯成分以牟取利益。
尤其是在民间铸币中出现的货币不统一，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直到南朝时期结束，国家也未能找到有效措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梁代为了解决货币量的不足而采取将基础货币由铜钱变为铁钱的政策，却使货币样式的混乱进一步达到极点。
处于这一发展阶段之中的货币经济的进展，给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民众、尤其是平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平民纳税时，国家要求使用铜钱，并且必须是没有混入不纯成分的铜钱。这是一种严酷的增税政策，南朝后期民众通过改写户籍逃避征税，因生活贫穷所迫而反对官府的行为愈演愈烈，便与当时经济政治生活的状况有莫大关系。
48 南朝的太货六铢
总之，南朝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超出了货币供给量，而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甚至不得不引入铁钱。这样的经济发展是我们考察南朝时期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不过，至于经济为什么能够如此繁荣，这与此后唐宋时期江南的繁荣之间有什么关系，其中的详细原因目前尚未十分明朗。然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前面讲到的平民势力的抬头、或说南朝政界中存在商人出身的恩幸阶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南朝政权未能解决如此时代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结果造成了平民的疲敝和不满，从而极大地动摇了政权本身。相关内容将在下一章论述。
南齐的兴亡
自从450年北魏入侵以后，宋朝的国力便走上衰退的不归路，明帝在位期间，淮水以北至山东半岛一带的领土完全被北魏夺走。后来灭掉宋王朝而缔造南齐政权的萧道成（齐高帝），正是在北部战线中逐步壮大势力的军阀。
萧道成原是兰陵人。兰陵在山东省峄县境内，由于推行土断政策，在晋陵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设置了南兰陵，他便成了南兰陵人。他成为对北魏防卫的重镇淮阴（江苏省）的军阀，积蓄实力，不久被招至中央主持军政事务。接着在刘宋末年平定了皇族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荆州刺史沈攸之等的起兵，随后灭掉了衰弱的宋王朝，建立了南齐政权。
49 南齐（萧氏）系图
南齐初年的高帝及其儿子武帝的施政，一改宋孝武帝以来的做法，厉行改革，目的是为了复归到遭受北魏入侵之前、社会安定的元嘉时期的状况，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具有象征性的政策是废除了台使。
在宋孝武帝时期，为了稳定因与北魏交战而陷于困难的中央财政，中央向地方派遣钦差（即台使）督促地方官催缴税收。然而，这些台使大多以中央钦差的身份作威作福，干尽各种不法勾当。民众为他们的横征暴敛苦不堪言。为此，武帝之子竟陵王萧子良力陈其弊害，使朝廷废除了台使。另外，还推出政策，为了使地方官不为地位忧心，还延长他们的任期，以便改善民政。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通过这些政策就能解决问题的。宋文帝末年，为了与北魏交战，需要从民众中征兵，另外，自孝武帝以来，增税以及过重的劳役征用接二连三，而正需要台使执行催缴的任务。
另一方面，当时士人是免除税役的。各人的户籍上都有或士或庶的记载，以此作为区分。而有钱的庶民则设法贿赂官吏，将其户籍的附注篡改成免除税役的士人。486年政府对篡改户籍进行检查清理，并加强课税管理，由此引发了不满，甚至在南朝财政基础所在的江浙一带出现了唐寓之之乱这样的庶民叛乱。
这种篡改户籍的做法造成了士庶区别出现混乱，并导致恶性循环：承担税役人口的减少使财政进一步陷入困境，而进一步加重的税役则使底层平民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
另外，武帝并没有改变与前朝一样重用恩幸的方针。换言之，宋代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这种环境下即位的明帝，虽然致力于加强王朝的基础，却走的是恐怖政治的道路，陆续将诸王杀害，王室的团结进一步弱化，因此南齐的统治只维持了二十三年，便落下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