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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一则故事，洛阳崇真寺的僧人惠凝死后复活，讲述了阎罗王重复进行着发人深省的审判。书中讲到，努力宣讲佛经、编撰佛典和营造佛像的僧人都要受到惩罚，阎罗王斥责道：“讲经的人很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讲经是僧侣的第一粗行。而编撰经典、营建佛像，图的是得到他人的财物。”他将这些人都赶下地狱，而让坐禅苦行和诵经的僧人升入天堂。这则故事说明，当时对于只在乎比试佛教知识而忘了实践修行、热衷于修寺造佛的贵族佛教已经存有批判。
问题不只是出现在与佛教相关的事情上。洛阳城拥有国际色彩的繁华，并非只是表现在佛诞节上的特殊场景，而且是在城内以东西市集为中心、每天都在反复上演的景象。许多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市场周边修建住房，随着洛阳这个巨大的消费型都市的繁华程度日增，许多贵族和平民的生活也逐渐变得奢华起来。
然而另一方面，还有一大批被这个花花世界遗忘的人。在洛阳中央和北边的地方之间，在上层贵族和下层民众之间，形成了落差，不久便演变成导致北魏王朝崩溃的原因。下面，我们进一步对导致北魏崩溃的原因展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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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谋反事件
如上一章所述，孝文帝的改革是通过重组北魏国家的贵族制而实现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路线遭到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北族的强烈抵触。在孝文帝时期，最大的抵触是发生于太和二十年（496）的谋反事件。
太和二十年十二月初八孝文帝废了皇太子，两天后，北族的世家大族陆叡、穆泰等人作为主谋，发动了这次谋反事件。当初他们挑头拥戴皇太子，而皇太子被废，也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
此次叛乱大部分北族望门都牵涉其中，因此对于北魏王朝而言，这是一种充满危机感的局面。不过由于孝文帝先发制人，在事态刚刚萌芽时便将其镇压，参与谋反的许多北族被肃清。与第三章讲到的崔浩被诛事件中朝廷的动作相比，当时是对汉族的肃清，而此次的对象则是北族，两相对照，象征性地显示出时代的巨大变化。
然而，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参与这次叛乱的人大多并非出于反对北魏的中国化政策本身。其佐证是，发动谋反的北族上层人士在北魏的中国化过程中，正是走在最前面的先锋。
据当时的史书记载，他们的不满大多是因为以下一些因素：孝文帝在施政中信任汉族官僚，听从汉族的意见推进改革，由此北族上层人士之间弥漫着一种疏离感；尽管孝文帝的改革使他们获得了新的特权，但改革后取消了以前向皇族以外的人赐予王爵的做法，他们原来的一些特权被剥夺了；洛阳比平城热，出生于北方的北族难以忍受，等等。
77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释迦牟尼像
换言之，他们的谋反是因为不满于既得利益的丧失所引起的，并未联合更广泛的北族中下层民众。说得极端一些，对于北族上层人士而言，中下层的人身份比他们卑贱，孝文帝旨在建立门阀贵族制国家的政策——将他们与中下层北族区别对待、设定北族上层可以与汉族上层通婚的家世——反倒是更受他们的欢迎。
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谋反，很容易被镇压下去。据当时的史书记载，北魏王朝方面也看得清楚：发动此次叛乱的人并没有什么大目标。然而不要忘了，这一事件在北魏的国家纽带中，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北魏末的动乱
北族中下层的不满
此后，北族中下层民众对王朝的不满与日俱增，最终严重到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把北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迁往洛阳，一部分留在北方。从迁移到洛阳的人（因平城古称“代”，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被称作“代迁户”）中选拔出称为羽林、虎贲的近卫军。这一次动乱便是由这些近卫军因对北魏王朝的不满而发起了行动。
78 北魏要图——六镇图 资料来源：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筑摩书房）
自北魏建国以来，构成北魏国军核心的拓跋鲜卑便成了为北魏王家效力的中坚，为帝国的兴旺而竭力奋战。然而，当时高官都被王室和胡汉的贵族所独占，而中下层官职则由汉人垄断，到后来以拓跋鲜卑为首的中下层北族逐渐被边缘化。在近卫军羽林、虎贲中广泛吸纳代迁户也是为了消除这些刚迁居洛阳不久、陷于贫困的中下层北族的不满，并保证他们的生活。虽然这个时候同时还大力采取措施，录用代迁人士为文官，但这一举措却又激化了北族和多数任职文官的汉人之间的暗斗。
孝文帝去世大约二十年之后，在孝明帝在位初期，汉人出身的官员张仲瑀上奏朝廷，建议改变官员选拔方法，排抑武人，不让他们进入士大夫行列。这里所说的武人指的是拓跋鲜卑为中心的羽林、虎贲等北族。张仲瑀的这份排斥北族的奏章，足以让羽林、虎贲的将士感到愤慨。
神龟二年（519），他们走上街头，大骂张仲瑀，演变成袭击张仲瑀及其父亲、北魏王朝要人张彝的行动。同伙的一千人首先袭击了尚书省，随后手持火把，冲进张彝府中，将张彝拉出来，使他狼狈不堪。他们放火烧张府，将张仲瑀之兄活活烧死。张仲瑀和张彝好不容易出逃活命，张彝不久即死去。
然而，对于这场暴乱，朝廷仅仅处斩了八个主谋，而对其他人实施大赦，不再问罪，草草处理了这一事件。朝廷不得已采取的这种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反映出当时体制的松散与危机的严重程度，有识之士则从中看出了亡国的先兆。
据史载，从北魏末年的叛乱中崭露头角、此后建立了北齐王朝的高欢，当时从北边的军镇作为信使来到洛阳，亲眼目睹了这场骚动，并且看到朝廷担心事态演变成叛乱而不敢作出处罚，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朝廷这样下去，今后会出现什么局面，于是返回北镇，广散家财，募集志同道合的人，为迎接乱世做好准备。
北镇之乱
北魏的乱象不只是源于代迁北族的不满。北方产生了更加严重的问题。自从拓跋部南进、在中国建立北魏王朝之后，柔然在蒙古高原迅速扩大。为此，北魏在北边设立了六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将以鲜卑为主的北族、中原的汉人豪族等安置在那里，使之承担起国境防卫的任务。
最初这些人都被当做国之栋梁对待，拥有免服税役的特权，许多人因立下军功而出人头地。然而随着北魏统一华北，并且与柔然的作战胜利的一方总是北魏，北镇在北魏国家中的重要性便逐渐减弱。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国家重心南移，北镇由于距离首都非常遥远，住在洛阳的人们对北镇的关心也就日渐淡薄了。
在记述当时情况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有如下记载，“北魏从建国开始便重视国土的防卫，由名门世家子弟承担这一任务。因此他们都豁出性命尽忠职守。国家也相应给予特殊待遇，不仅提供官场晋升的机会，还免除其税役。然而到了此时，即使一生卖命操劳，最多也只能当上小队的头目。而同族迁往洛阳的人，却成为贵族，荣显腾达，其状况与留守北方的人天差地别”。“北镇的人被称为‘府户’，与身份卑贱的人同等待遇，既无法进入官场，也羞于与大族结亲。然而，在洛阳的同族人，荣显至极。这自然引起怨愤,希望北镇各地区取消军镇制度，和中国内地一样设置郡县制，免除府户的义务，使他们成为平民。”（参看《北齐书》卷二十三，列传第十五）
在北魏前期，鲜卑以军事实力为依托，作为中国的统治者高高在上。因此鲜卑士兵与户籍设在地方行政区划的州郡县中的普通汉人不同，他们的户籍归属于北魏国内各地的军镇。北镇的人被称为府户，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北魏后期所出现的上述情况，说明受北魏王朝中国化的时代大潮的影响，士兵府户的身份已成为希望被“宽免”的对象了。从中可以看出，被发配到以北镇等军镇地区的北族，其愤懑之情有多么强烈。
另一方面，北魏在前期对在外蒙古一带扩张势力并屡次入侵北魏边塞的敕勒族人进行了彻底讨伐，并将从中得到的数量庞大的敕勒降民用作防卫柔然的兵力。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其总人数达百万之众。这些人也被安置在北镇，以用于北魏北边的防卫。北魏进入中原时，鲜卑军的总数约为四十万，敕勒兵数量与之相比，规模非常庞大。
另外，我们在第三章举例讲到，北魏太武帝进攻南朝控制下的盱眙城时，曾说道：“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君若杀丁零、胡，无不利！”正如太武帝所说的，北魏的军事编制由核心的鲜卑军以及作为挡箭牌的其他种族的军人构成。北镇的敕勒兵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北镇的鲜卑尚且处于如前所述的境地，人数更多的敕勒兵处境如何大概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这些人的不满终于爆发了。孝明帝正光四年（523），讨伐柔然的十万北魏军无功而返，北镇的人见状，确实感到朝廷的无力。北镇之一的沃野镇的镇民、匈奴人破落汗拔陵杀掉了镇将，率先造反，同属北镇之一的柔玄镇的杜洛周、怀朔镇的鲜于修礼等人相继响应，叛乱瞬间扩大到北边全境。朝廷虽然答应改镇为州，将镇民从军籍中解放，但为时已晚，叛乱已开始呈现出向全国扩散的势头。
尔朱荣的登场
另一方面，对此作出反应进行镇压的北魏朝廷，当时正陷入政争不断、功能不全的局面。宣武帝、孝明帝时期的政治，随着皇帝和诸王权力的不断强化，外戚、宦官也逐渐成了两股跋扈的势力。羽林之变和北镇叛乱时，北魏的实权掌握在孝明帝的生母灵太后手中。
正如上一节所说，按北魏的祖制，皇太子的生母会被赐死。然而，由于孝文帝的改制，这一规矩不再实行，同时也由于宣武帝的庇护，灵太后尽管是储君的生母，并没有被赐死。孝明帝即位后，她成了皇太后，由于孝明帝年幼，朝政的实权便一手在握。
然而，太后干政宠信宦官和近侍，此后乱象不断，纲纪涣散便无可避免。问题不仅仅是宫廷内部混乱，皇太后还滥用国家财政，修建寺塔，极尽奢华，甚至数度游幸永宁寺、龙门石窟、嵩山等地，每次都要征发人力，使民众疲于应对。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北镇叛乱爆发。太后担心自己的不端行为被孝明帝知悉，甚至杀害了孝明帝的近侍。随着孝明帝年龄增长，日益对太后的淫乱专权感到憎恶，与太后一派的对立不断加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武泰元年（528）太后竟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将皇帝毒死，立年仅三岁的元钊（孝文帝的曾孙）为帝。太后的这些行为当然招致朝野的激愤。当时在山西北秀容（太原北面）扩张势力的武将尔朱荣成为反太后的领袖。
尔朱荣出身契胡族长的家族中，其先祖跟随道武帝称霸中原，立下功勋，后来率领部民来到山西省北秀容地区，维持着与北魏王室的姻戚关系，成为当地一股潜隐的势力。在北镇叛乱时，得知孝明帝驾崩的消息，尔朱荣痛斥太后一派的恶行，拥戴孝文帝之孙、长乐王元子攸（后来的孝庄帝），开赴洛阳。随后，要求百官到行宫上朝，追究天下大乱和孝明帝驾崩的责任，任由太后、少主元钊、皇族以下一千三百人遭受军队的杀戮。
79 山西省北秀容附近的牧场
这场惨剧史称河阴之变。此时尔朱荣已有篡夺北魏之意。不过，由于占卜结果不如意，同时意识到北魏尚未完全失去天下人心，尔朱荣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重新拥戴长乐王元子攸，是为孝庄帝。
另一方面，沃野镇的破落汗拔陵发起叛乱，与之相呼应，南方的高平镇的酋帅胡琛、关中秦州城民莫折太提、莫折念生也揭竿而起。破落汗拔陵的叛乱瞬间波及全部北镇，不过暂且被广阳王元渊所剿灭。然而，朝廷将这个过程中投降的多达二十万生活贫困的镇民遣散到定州、冀州、瀛洲等地（今以河北省为中心的地区），以便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却使暴乱从北部边境蔓延到了北魏的心脏地带。此时广阳王元渊感叹道：“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而作。”不久，难民在鲜于修礼、杜洛周的带领下集结，后集中到葛荣麾下，组成一支数量达几十万的大军。
尔朱荣掌握洛阳中央的实权时，正是葛荣集结叛乱军之际。葛荣的部队号称百万大军，向洛阳进发。虽然尔朱荣一方的军队人数处于绝对劣势，但针对轻敌的葛荣军，尔朱荣巧施妙计，在其进军沿线各地布下伏兵，成功地击溃葛荣军队。随后吸取了此前的教训，让投降的士兵自己决定去留，录用其中有才能的人，于是乱徒很快四散而去。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破落汗拔陵叛乱所引发的华北大乱被一举终结了，但事态并未就此平息而继续有新的发展。在大乱中尔朱荣、高欢、宇文泰等魏末英雄出现了，许多人逐渐认识到，北魏王朝的灭亡近在朝夕。
由于在与葛荣军的大战中获胜，尔朱荣的威势越发变得稳固，相应的,其专横程度也日益加强。另一方面，魏末大乱时，汉族名士高翼在临终前对子孙说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愤怨，破家报国,在此时也。”同样身逢北魏末年乱世的汉族名士封隆之发起了勤王之号召：“国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机而动，今实其时。”
这种现象说明，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前期时汉族士大夫拒绝承认胡族政权相比，时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魏末年汉族士大夫竟然对北魏产生了勤王的想法，可以说这种变化让人感觉恍如隔世。这其中包括上一章考察的北魏王朝自身的变化，尤其是孝文帝改革以后急速出现的变化。
然而，北魏王朝的威势到这个时候却只有依靠掌握朝廷实权的权臣才得以维持，尔朱荣成为奠定此后北齐、北周王朝根基的高欢、宇文泰的先驱。这些实权在握的人高举勤王的旗帜，巧妙地操纵着北魏王朝，逐步实现其篡夺的野心。在这样的时局下，尔朱荣在自己的老巢山西晋阳，遥控朝廷，在皇帝左右安插自己的亲信，首都的动静，无论大小，尽在掌握之中。其势力不断膨胀，甚至公然发出了不逊的言论：“孝庄帝是在谁的大力支持下才登上帝位的？”孝庄帝被尔朱荣的这种僭越行为激怒，最终杀掉了他，却招来了尔朱荣一族的反叛，结果孝庄帝被尔朱兆抓到晋阳，死于非命。
然而， 此时在尔朱荣势力中崭露头角的高欢说道：“举兵犯上，大逆不道”，严厉地批判尔朱兆的行动，举起了勤王的旗号。结果，旧尔朱荣的势力从此产生分裂，最终霸权被高欢夺取，权臣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从尔朱荣与孝庄帝之间转移到高欢与其拥立的皇帝出帝脩之间，重又出现。
高欢的出身
高欢自称是河北渤海郡蓨人，即与我们在第三章讲到的北魏名臣、渤海的高允同族。而记载高欢所开创的王朝——北齐历史的《北齐书》本纪中，说高欢名叫贺六浑（贺六浑是具有鲜卑风格的名字），先祖移居到北镇之一的怀朔镇，风俗习惯逐渐与鲜卑相同。从这段记载来看，估计高欢实际上就是鲜卑人。另外，北齐建国功臣、后来被高欢所出卖的高乾是真正的渤海蓨人，在其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由于不是颍川原来的随从，也不是丰沛时的故交，因此不能作为心腹得到高欢的信任。”[1]也就是说，他借用刘秀和刘邦的故事，指出自己和高欢并非同族。这更进一步地说明高欢是鲜卑人。
据史载，高欢自幼家贫，后来娶了一家富户的女儿为妻，才拥有了马匹，成为怀朔镇的队主。后来他从队主转任信使，来到洛阳，曾给洛阳的一位下级官吏麻祥当差。有一次麻祥让高欢吃肉，按理只能站着吃，高欢却坐了下来，立即被麻祥斥责，还被鞭打，受到了侮辱。前面我们讲过北魏末年被蔑称为“府户”的北镇镇民的穷苦状况，而高欢受到麻祥的苛待，生动地表现了洛阳官人是如何对待“府户”的。
不过，高欢在洛阳的生活并非始终只有屈辱。目光敏锐的他想必对我们前面讲到的壮观奢华的洛阳城的光鲜和阴暗两面都有充分的认识吧。另外，羽林之变所导致的混乱，使他预见到了北魏衰亡的征兆，于是高欢回到北镇，倾尽家产，招募同志。这段期间，他与司马子如等北齐建国的股肱人物聚集在一起。后来造成南朝建康从繁荣走向没落的侯景也作为其中一员而出现。后来，当被安置到华北的北镇难民在杜洛周和葛荣的领导下再次叛乱时，高欢与其同志一起先是投靠杜洛周，此后又投靠葛荣，最终成为尔朱荣的部下。随后逐渐崭露头角，在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时一路同行。尔朱荣被杀后，高欢在与尔朱兆进行继承权的争夺中胜出。
西魏和北周统治下的新动向
北魏分裂成东、西魏
高欢掌握北魏的朝政之后，便以尔朱荣为榜样，给自己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孝文帝之孙平阳王元脩（孝武帝）。高欢和尔朱荣一样，以勤王为标榜，自己坐镇晋阳，掌控朝政，图谋篡夺。而被他扶上帝位的平阳王也跟过去的孝庄帝一样，绝不甘于做傀儡皇帝，厌恶高欢的专权，尝试各种各样的反抗。
然而，孝武帝未能挽回北魏的衰败，他采取了一招起死回生的策略，出奔到当时在关中形成反高欢根据地的宇文泰那里。为此，高欢立即拥立了清河王的世子元善见，使之即位。结果，魏国东西两处分别有两个皇帝，统治华北一个半世纪的北魏，至此分裂成东魏和西魏（534年）。
迎奉孝武帝（东魏称之为“出帝”）、获得勤王旗号的宇文泰逐渐发展成与高欢二分华北的一股势力，为北周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据北周的史书《周书》记载，宇文泰出身北镇之一的武川镇。宇文是胡语，意为“天子”。宇文部当初是与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部实力相当的大部族，在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进攻中原时，归顺了北魏，宇文部在其首领宇文陵的时候迁到武川。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赵翼在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指出，北周与随后的隋、唐的建国者全都与武川镇有关。也就是说，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移居武川镇的杨元寿的五世孙，杨坚的父亲杨忠曾跟随宇文泰征战南北。而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是移居武川镇的李熙的四世孙，李渊的父亲李虎也曾是宇文泰麾下一员大将。
如此看来，北镇之乱宣告了北魏的下一个时代的到来。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包括怀朔镇出身的高欢在内，各镇英雄辈出，此后实现中国统一的隋唐皇室都出自宇文泰的势力。可以认为，北镇之乱在葛荣统合各镇势力时达到极点。随后这股势力遭受尔朱荣的奇袭而瓦解、被遣散安置时，下一时期的主导者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人中，高欢已在尔朱荣的部下崭露头角，成为一名得力干将。
另一方面，宇文泰原是葛荣的部将，在葛荣被尔朱荣击破后，归顺了尔朱荣，是旁系人物。更有甚者，宇文泰在葛荣被打败后，被迁到尔朱荣的根据地晋阳，其兄宇文洛生被冤枉处死，宇文泰自己也几乎获罪。从这一些情况来看，宇文泰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不安稳的，不能与高欢相比。
在这种环境中，他得到同乡即武川镇出身的贺拔岳的推荐。贺拔岳在尔朱荣进京以前便是其部下，他的兄长贺拔胜是宇文泰的父亲宇文肱的盟友。贺拔胜以勇猛闻名，当时是尔朱荣手下的一名大将。宇文泰跟随贺拔岳奔赴关中，平定高平镇出身的万俟丑奴所起的叛乱，从这个时候起，宇文泰迎来了转机。贺拔岳镇压了叛乱，驻扎在关中。坚定了篡夺图谋的高欢嫉妒其战功，与侯莫陈悦串通，杀掉了贺拔岳。当时宇文泰整合了贺拔岳的残部，大败侯莫陈悦，成为关中的霸主。正好这个时候，北魏孝武帝从高欢的专权中逃出，来到长安，投奔宇文泰。
东魏、西魏的角逐
孝武帝出走到关中时，随从的鲜卑兵不足一万人。洛阳的鲜卑兵大部分被高欢所掌控。再加上尔朱荣、葛荣的残部，北魏末势力的大半尽归高欢所有。换言之，比较当初东西的势力，高欢占有压倒性优势，宇文泰方面则显然处于劣势。
以这种绝对优势为依托，在东西两魏分立三年后的537年，高欢为了一举消灭西魏，亲自率军进入关中，在陕西渭水以北的沙苑向宇文泰发动进攻。然而，宇文泰方面拼死防卫，高欢遭受惨败，不仅如此，山西要地蒲坂也被西魏夺取，高欢从根据地晋阳倾巢而出，对西魏发动攻击，却陷入了不利的局面。
然而，第二年宇文泰亲自率军进攻洛阳，与高欢麾下猛将侯景在洛阳北面的邙山相遇，被侯景大败。这一冲击促使在沙苑之战中被俘而投降西魏的东魏诸将叛离，因此宇文泰的长安空巢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高欢乘机迂回蒲坂，计划从孟津渡黄河进攻关中，在邙山吃了败仗的宇文泰火速撤回长安，收拾了局面，有惊无险地避开了高欢的锐锋。
北齐和北周替代两魏之后，这种状况仍然持续到高欢之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据史载，北周害怕北齐的进攻，在黄河天险布下防线，乃至在冬天打碎冰面，以防止东军从黄河结冰面上过河。
采用周礼
然而，历史的天平却逐渐向西魏和北周一侧倾斜，最终由北周灭掉继承东魏的北齐，并在北周的基础上建立了隋朝。这背后到底是哪些原因呢？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实力弱小反而促使西魏和北周集团增进了团结。与高欢相抗衡的宇文泰的势力，包括他继承的贺拔岳的部众和孝武帝带来的数量不多的兵将。而贺拔岳的部众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讨伐关中叛乱的万俟丑奴时从尔朱荣军团中派遣的将士，另一部分则是万俟丑奴的残部，具有杂牌拼凑的浓厚色彩。另外，由于魏末的混乱，关中各地随处可见自卫性质的军队组织。其中甚至包括既非汉族亦非胡族的巴族士兵。为了整合这些混编集团，迫切需要采用促进集团团结的政策。在制定国是政策的过程中，关中武功出身的苏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80 《周礼》 《周礼》记载了以周代官制为主的礼制
苏绰作为宇文泰的谋士可谓功劳卓著，其中最大的贡献是推行周官制度和制定六条诏书。周官是指中国周代的官僚体制，记载其具体官职和结构的《周礼》被奉为儒教圣典。假托是周代实行的这套官制为实现祭政一致的政治形态，将周王统领下的各官职分成宫中各官相关的天官，主管地方行政和教育的地官，负责祭祀的春官，掌管军政的夏官，管理司法的秋官，负责制作车服、弓矢等的冬官等六管系统（六官），六官各系统长官以下设置二百七十多个官职，并规定其职务和官员数。
在这个时期实施周官制度，容易被人看成是推行一种极端复古的时代错误的政策，这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废弃武士政治而实施太政官制的做法相似。然而，正如宇文泰之子孝闵帝接受西魏恭帝的禅让而创立周王朝（北周）所表现的那样，明确地以周礼为国策，以此对国家进行管理、使其运作。礼亦是其谋士苏绰的主意，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制定国策时，如此执著于周礼呢？
81 西魏甲胄骑兵图（敦煌285窟壁画） 当时的战马也披着铠甲
周代制度原本与胡族毫无关系。因此当五胡入侵中原刚刚建立起胡族政权时，几乎没有考虑过遵循《周礼》。然而，到了我们第三章、第七章所论述的北魏时期，《周礼》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制定国策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到了孝文帝的时期，逐渐采用了均田制、三长制等以周礼为典范的各项政策。
注意到历史的如此演变，那么西魏、北周时对周礼的执著和采用，可以说就是对孝文帝路线的继承。然而，即便是在孝文帝时期，官僚制度也只是援用魏晋以来的官制，而并没有全面推行周代的官制。而宇文泰和苏绰在孝文帝路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援用周代官制，在西魏时期推行了这种周官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表达的意思：正是西魏、北周继承和发展了北魏的国家正统。宇文泰的政权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了团结，应对与东魏和北齐的战斗。
苏绰制定的政策中包括六条诏书。六条诏书倡导“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要求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做好准备。据说宇文泰要求各官员牢记这六条内容，不能领会其精神的地方官不得任职。推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我们要注意的是，其内容由六条组成。为什么值得注意？因为可以想见六条诏书和《周礼》六官制存在一定的联系。
周礼的影响表现在理念和官制等各个层面，进而还影响到堪称当时最重要的军队制度。如前所述，西魏鲜卑族的士兵很少，单靠鲜卑族军队很难与东魏的军事力量相抗衡。因此，政府也从汉人中征兵，努力增强国军的实力。宇文泰在军队中设立六位柱国大将军，六位柱国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共计十二位大将军，十二位大将军以下各设置两位开府仪同，共计二十四位开府仪同，组成二十四军。由六柱国十二大将军所统领的二十四军最初是丞相府的直辖军，后来变成皇帝的禁军，到隋代确立了十二卫制，并发展成唐代的府兵制。
因此，二十四军制被认为是府兵制的源头，这种军队制度成功地集聚了胡汉的力量，为西魏和北周的兴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国军以六、十二、二十四等六的倍数构成，这显然是源于周礼的思想：天子六军的思想，即以一万两千五百人为一军、周王统率六军。
可见，西魏、北周受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渊源——《周礼》的浓厚影响。当我们思考为什么会如此彻底地采用和推行周礼思想时，却发现把原因只归结到如前所述的、这些举措的推行是为了向内外宣告继承北魏正统、提高国家凝聚力这一点上，说服力是不够充分的。
《周礼》确实记载了中国政治思想渊源的古代礼制。然而，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推移，周礼日益与现实脱节。
正因为如此，周礼只是作为理念而被尊崇，在实际施政的过程中，尤其是与北朝同时期的南朝，几乎并未原样照搬。在《周礼》的影响下产生的均田制和三长制并没有在南朝实施，便是明证。
均田制得以在华北地区推行的背景，在于长期的战乱频仍造成可供分配的荒地大量存在。这说明长期的战乱导致了黄河文明的中心——华北的极大疲敝，也正因为如此，在国家、社会的发展阶段与后世相比仍处在未分化状态、祭政合一的社会中产生的《周礼》才得以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采用。
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时期的统治者胡族阶层而言，由于《周礼》的构成和内容都比较原始，因此反而容易接受。胡汉双方的这些情况也构成了采用《周礼》的基础。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也不能忘记这一点。
胡汉融合的状况
考察西魏二十四军制时，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情况以外，还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各军府的府兵都以该军府长官的姓氏为姓。这种习俗根植于胡族的古老传统，沿用所属部族首领的姓氏，在鲜卑、匈奴、乌丸等北方民族之间普遍可见，并被继承到北魏时期。
下面讲到的一则故事发生在隋末。隋末英雄李密谴责弑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时说道：“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恩……”（《隋书·李密传》）这里李密对宇文化及提出指责的根据在于，宇文化及的先祖原姓破野头，在北魏初年跟随宇文俟豆归（前面提到的宇文泰的先祖宇文陵之父），后来便以宇文氏为姓。（《隋书·宇文述传》）这说明自北魏建国起两百多年以后，即使到了七世纪初叶，至少还保留有这种随主人姓的习俗，才有可能以此揶揄他人。
换言之，西魏二十四军制既包含有《周礼》的传统，也沿袭了胡族的旧俗。当时的军人采用的是胡族的姓，正如史书的如下记载：“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文帝纪》）孝文帝时期，以拓跋鲜卑为中心的胡族，改变了此前基于部族或氏族名称的称呼，采用了汉族式的单字姓氏，如王室拓跋为元氏，贺兰为贺氏，丘穆陵为穆氏。然而，经过魏末的混乱，到了西魏和北周统治时期，胡族又重新恢复了胡姓。
那么，能否认为这种现象是回归到孝文帝改革以前的时代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认为。不过，考虑到如前面所述，西魏和北周标榜以汉族政治思想渊源的周礼为国策，具有“周礼国家”的特征，从中还是可以看到时代的发展。
宇文泰之子、灭掉北周夙敌北齐的武帝宇文邕是有名的灭佛皇帝，与北魏太武帝等一起并称历史上“三武一宗”。他在灭佛时，声称自己并不是五胡：“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辩惑篇》）武帝受北镇之乱后当时形势的影响，能够自如地使用鲜卑语。当时他还将自己对国军发布的军令汇编成一本《鲜卑号令》。周武帝姓宇文（胡族姓氏），自如地使用鲜卑语，却说自己不是五胡，以魏晋时期的观念来看，显然是矛盾的。这与西魏、北周一方面标榜周礼主义，另一方面却重新恢复胡姓的做法倒也相符。这说明当时的情况有别于魏晋时期胡汉的对立，呈现出胡汉融合或混杂的局面，同时存在着基于这种局面的中华意识。
我们在第三章讲到的北魏太武帝时期也存在与此相似的情况，即太武帝一方面有着强烈的鲜卑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却将汉族地区原生的道教确立为国教，并将自己比作真人（即道教中的圣人），改元太平真君。由于佛陀不是汉人，因此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的胡族君主将佛教作为与自身相连的宗教，对之保护厚待有加。尽管如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却以中华皇帝的姿态对佛教大加镇压。这种所谓新的中华的出现，与五胡的中华意识之间的关联，我们在下一章将进一步论述。
北周武帝与华北再统一
东魏、北齐的动向
在北镇之乱中诞生的一代英雄高欢于547年在讨伐西魏的途中去世，其子高澄成为继任者。早在高欢生前便扬言“高欢要是死了，我绝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的怀朔镇勇将侯景，在高欢去世时，人在河南。他得到这一消息后，便劝诱东魏诸将谋反。然而，临终前已对侯景的叛乱早有预知的高欢留下遗言：“如果侯景谋反，可将名将慕容绍宗召回退敌。”高澄依计行事，侯景的野心不堪一击，被迫投降南朝，并进而诱发了侯景之乱，有关这部分内容，我们在第五章已作论述。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巧妙地控制住以侯景为首的、在北镇之乱中历经百战磨炼的军人，高欢的势力才得以维持。
当时的史书将这些军人当中登上高位的人称为“勋贵”。从帝权一方看来，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帝权完全伸张的阻碍。为此，帝权任用汉人官僚以压制勋贵的势力，而这种压制势必引起勋贵阶层的抵触。可以说，侯景的叛乱也是因为这种对立而产生的。
由于高澄在临近禅让时突然去世，其弟高洋接受了东魏的禅让，于550年即皇帝位（文宣帝）。文宣帝虽然留下了修订东魏时期制定的法律《麟趾格》，以及击破北方勃兴的突厥等业绩，但由于前面讲到的对勋贵阶层的压制，再加上他自身个性暴虐，在其在位的后半期，文宣帝杀掉了许多官员和魏的宗室元氏族人，有的还是他亲手所为。
82 北齐佛 北齐继承了北魏的制度和文化。人们虔诚地信仰佛教，这个时期塑造的佛像，其艺术性之高，实在令人惊叹
反对这种行为的勋贵阶层废掉了文宣帝死后继位的高殷（废帝），由常山王（孝昭帝）即位。
孝昭帝一改文宣帝的路线，尊重勋贵阶层。这一路线也被下一任皇帝武成帝所继承。然而，勋贵的专横成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与帝权的伸张相抵触。因此，勋贵阶层与基于中国政治理念、致力于伸张帝权的汉人门阀官僚之间的暗斗，在北齐后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再加上和士开等当时被称为“恩幸”的、出身卑贱、平步青云的皇帝宠臣集团得势，这些势力之间的斗争有增无减，北齐的凝聚力严重下降。
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淮南地区也被南朝梁之后、实力较弱的陈朝所夺取。
到了北齐后主时期，与和士开联手图谋权力伸张的汉人官僚祖珽，加强了对勋贵的攻击。然而，这时被视为北齐军事力量象征的名将斛律光被杀，北齐的凝聚力进一步降低。
此后，成功削弱勋贵势力的汉人门阀势力又与恩幸势力彼此对立，混乱不断发展，乃至当时汉人势力的根据地文林馆的汉人官僚多数惨遭杀害。北周武帝发兵讨伐北齐时，北齐正处在这种内乱纷争当中。
北周武帝统一华北
武帝宇文邕（560—578年在位）是宇文泰第四子，据史载，宇文泰对他的评价是：“成吾志者，此儿也。”其兄明帝被掌握朝政大权的堂兄宇文护弑杀后，被宇文护推上帝位。武帝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都受到宇文护的掣肘，于建德元年（572）武帝终于杀掉宇文护，实现亲政。
如前所述，武帝在位期间，发动了被列为所谓三武一宗法难的灭佛活动，通过这些行动，他取缔了道教和佛教这两种宗教的组织，另一方面设立称为通道观的寺院，将儒、佛、道三教统一到国家权力之下。我们在本章开头就洛阳佛教的兴盛与腐朽的部分进行了论述，武帝的宗教政策是对佛教整体堕落的否定，旨在确立皇帝权力对宗教的控制。
另外，武帝还通过大规模募兵，增强了府兵的军队。当时他还实施了一项政策，将此前对士兵的称呼改为“侍官”。侍官意为皇帝的近侍，将府兵称作侍官，意味着将府兵视为具有皇帝直属名誉的战士。前面我们在讲到西魏二十四军制时指出，这种军制在汉族式的编制原理基础上，同时还混有起源于胡族的因素，而我们从侍官的称呼中也可以看到胡族的传统。因为当时侍官的称呼，大多用在对第七章论述的北魏内朝官的称呼上。另外，还因为在原本胡族的世界中，士兵作为其共同体的战士，是有名誉有地位的人群。
另一方面，从汉民族的立场来看，正如兵户之子仍为兵户这种世袭兵户制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魏晋以来中国的士兵与一般的民户有所区别，甚至还遭受歧视。北镇之乱前夕的镇民之所以被称为“府户”而遭受歧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北魏王朝整体中国化的过程中，这种思想也渗透到北魏体制之中。
然而，武帝把在魏末的混乱中成长的士兵称为“侍官”，并且在与北齐一决雌雄的战斗中，身披甲胄，不断身先士卒地冲入敌阵中。这种行为与中国的皇帝为自身安危而从不现身大军前线的做法大不一样，在胡族的世界中，常常要求首领一马当先以充分发挥领导力，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各代的皇帝，大多会采取这种行动。
在国内的文化、军制等整顿齐备之后，武帝着手解决其最大的政治课题——出兵征讨北齐。如前所述，北齐当时政治混乱到了极点，北周趁势于576年底终于攻下了北齐重镇晋阳，进而在第二年攻陷了北齐首都邺，至此成功统一了北魏末年以来混乱之极的华北全境。然而，不久武帝病倒，仅三十五岁便英年早逝。武帝在其遗诏中说道：“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今遘疾大渐，力气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叹息。”说出了在位期间未能实现天下再度统一的遗憾。武帝的夙愿在其后大约十年之后、由接受北周禅让的隋文帝实现。
[1] 原文是：“但以非颍川元从，异丰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出自《北史》卷二十一，列传第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