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推断,倭王武是统治其治下领域的倭国首领,而这里的“天下”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治天下中的“天下”意义相同,由此看来,如果以现今日本人的一般思维做参照,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天下”这个概念原本是产生于中国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天底下广阔的人间世界。而得以支配“天下”的,只有承受天命的皇帝这一个人。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因此,正如《三国志》所记载的时代那样,魏、蜀、吴三国各自都出现了自称为皇帝的人,这并非常态。各个皇帝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承受天命君临天下的皇帝,而诈称承天命而僭称皇帝的,应该天诛地灭。

获加多支卤大王被认作是倭五王的最后一个即倭王武,那么作为治天下大王的倭王武,便是在稻荷山铁剑铭文所记载的五世纪下半叶,成为与中国皇帝不同的另一个天下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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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倭国传》的记载

然而,现在中国方面留存下来的文献即《宋书·倭国传》的记述,却与铁剑铭文的记述存在着重大差别。《宋书·倭国传》收录了倭王武于478年呈递给中国南朝的宋顺帝的上表文。我们先把全文放上来,看看其中包含了什么意思。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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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宋书·倭国传》倭王上表

首先请大家注意画线的部分。倭王武即471年所刻的稻荷山铁剑铭文中记为“治天下”的获加多支卤大王,在478年的时候向定都建康(今南京)的宋顺帝呈递了上表文,自称“微臣虽然身份低下,而且愚笨(臣虽下愚)”。这种语气不止此处可见,而是贯穿通篇上表文的一种风格。这篇上表文可以翻译成如下意思:陛下封给我的国家(封国)在中国看来地处偏远,在外面修建藩屏。自古以来,我的先祖披着甲胄,亲自跋涉于山河间,一刻也未曾休息。在东边征伐了毛人居住的五十五国,在西边征服了夷狄的六十六国,渡海平定了北边九十五国。最终陛下统治的世上大治(王道融泰),陛下的领土扩展到遥远的地方(廓土遐畿)。我们世世代代每年都向您朝贡,不敢有所懈怠(累叶朝宗,不愆于岁)。微臣虽然身份低下,而且愚笨(臣虽下愚),却谨记先祖的教导,希望率领属下臣民,归顺陛下所代表的天的中心(天极,具体指建康)。稻荷山铁剑铭文中出现的治天下大王获加多支卤与《宋书》记载中的倭王武的形象,竟然存在这么大的差异。这是为什么呢?

倭国与天下

古代日本中华意识的形成

获加多支卤一方面自称为“治天下大王”,另一方面却向宋称“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呢?比倭五王向南朝宋遣使稍晚,小野妹子在隋代作为遣隋使前往中国的时候,曾向中国的隋炀帝递交了如下内容的著名国书: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书·倭国传》)

 

这里出现的“致书”一词,是在向对等关系国家呈送书信时使用的特殊用语,另外,“天子”一词是承接天帝命令统治天下的皇帝的别称。在遣隋使所呈送的国书中,当时的倭国使用了这样的外交表述,相当于向隋宣告倭国国王也是承受天命而统治天下的皇帝。

据《隋书·倭国传》的记载,在607年小野妹子赴隋之前于600年来到中国的倭国使者,在听到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关于倭国风俗的询问时,曾作如下回答:

 

……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

 

也就是说,当时倭国使者说的是,倭国王比“天子”的级别更高,相当于天子的叔父。

大家都知道倭国大王后来号称“天皇”。“天皇”位居“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之首,是中国远古时期天子的称号,即“天皇”也是相当于统治天下的皇帝之意的用语。了解了这层背景,我们就能明白从“汉委奴国王”作为中国皇帝臣下的王号起,古代日本经过“治天下大王”、“天子”的称号,确立了以“天皇”为顶点的体制。

换言之,古代日本以“天皇”为顶点,从大化革新后采用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年号,模仿中国体制,在倭国国内推行有别于中国的独特法律体系(律令),一步步建设成古代律令制国家。

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示了古代日本在导入中国政治思想的同时,在自身内部亦构造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华”世界,形成了中国式的中华意识。

如此看来,获加多支卤大王时期在倭国国内使用“天下”,乃是我们今天回溯古代日本中华意识形成的最早始发点。换言之,在倭奴国王和卑弥呼的时期,日本作为中国皇帝的臣子加入了其国际秩序。可以想见,尽管获加多支卤大王也作为倭国王继承了原有的路线,加入了以南朝的中国皇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却又同时希望脱离这一体制,追求自立。后来到了遣隋使阶段主张与中国皇帝对等而使用“天子”称号,可以认为是与获加多支卤时期以来的这种自立趋势一脉相承的。

获加多支卤时期倭国的天下观

话说回来,获加多支卤所使用的“天下”,原本指的是哪个地域呢?考虑到像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的说法那样,“天下”这个词在后世的日本使用时仅限于指日本国内,那么获加多支卤的“天下”,也可认为其具体地域指的是倭国国内。

然而,正如前述《宋书·倭国传》所记载的,获加多支卤大王对中国皇帝说道:“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这里的“毛人之国”、“众夷之国”、“渡平海北之国”与倭国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并没有明确说明,仅就他实际上被认定是“治天下大王”以及《宋书·倭国传》的字面意思而言,很自然地应该认为获加多支卤的“天下”具体也包括了毛人五十五国、众夷六十六国和渡平海北的九十五国。

不过,在平定各国的文字之后,又说“王道融泰,廓土遐畿”,说明获加多支卤大王在面对中国皇帝的时候,也认为这些国家和倭国都在中国皇帝统治的范围内。

只是在现实中,这些地域是包含在获加多支卤所构想的“天下”之内的,这么说大概不会有错。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①倭五王的第二位——珍自称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一自称未得到宋朝承认。)

②倭五王的第三位——济在位时,宋朝允许倭国王自称“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然而,宋朝并不承认倭国所希望的对百济的军事权和安东大将军称号)

③倭五王的第五位获加多支卤(中国名为“武”)在位时,自称对包括上述六国加上仍然未得到宋朝承认的百济一共七国拥有军事权和安东大将军的地位。随后,获加多支卤在宋顺帝升明二年(478)遣使之后,虽然对百济军事权仍未获得承认,却被授予安东大将军的称号,被封为“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以上内容均出自《宋书·倭国传》。)

在当时的中国,一旦被任命为上面所见的“都督……(国名、地区名)……诸军事”,即被授予了对“都督”和“诸军事”中间的地区的军政权。另外,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安东将军意味着被授予控制中国东部领域权限的将军,安东大将军则是比安东将军更高一级的将军称号。古代倭国之所以不断要求获得比“将军”更高的“大将军”称号,是因为高句丽、百济已早早被宋朝封为与“安东”同样概念的征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

换言之,当时的倭国与高句丽、百济围绕着朝鲜半岛的权益进行着种种竞争,为了在这样的竞争中确保对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优先权,倭国便努力争取获得当时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一大中心——南朝对其军政权的承认。后来在获加多支卤的时候,终于从中国获得了对除百济地区以外的军政权的承认和大将军的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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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高句丽好太王碑

如此看来,获加多支卤大王时期的“天下”,具体而言应该是指安东大将军倭王武的势力以某种形式所能达到的,包括倭国、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六国地区。而且,尽管对百济的军政权到最后都未能得到南朝宋的承认,但考虑到“治天下”这个词的含义,以及倭王武自称为包括百济在内的七国都督(上述③),可以认定当时倭国的获加多支卤作为“治天下大王”而君临或说希望君临的“天下”在现实中亦包括百济在内,这样的推断大致不会有错。

倭国视野中的“天”

前面在讲到遣隋使的时候,我们曾提到倭国王自称为“天弟”、“天子”。另外,在著名的好太王碑文中关于高句丽建国神话的部分,对高句丽建国的起源有如下记载: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扶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言曰:我是皇天之子。

 

这里出现的“天”指的是什么?这里“天帝”的“天”、“皇天”的“天”,尽管同样是“天”字,显然其意思是“以高句丽为中心的天”,而与中国所使用的、相对于中国皇帝而言或以中国为中心的天并不相同。另外,如前所述,“天下”这个概念指的是天底下广阔的地面世界整体,本来就不是一个具有界限的领域概念。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治天下大王”等说法中出现的“天”,原本就是“以倭国为中心的天”,在这种“天”的概念下形成的“天下”,本来并不是一个领域概念。这与中国的观念之间只存在如下的区别:一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另一方则是以倭国为中心的“天下”。

换言之,获加多支卤大王时期的倭国,在参加中国的世界秩序时作为中国的臣子承认其世界秩序。不过,在以本国为中心的立场上,在理念上则根据“以倭国为中心的天”的思想设定“天下”的概念,在现实的层面将“天下”设想为包括倭国和朝鲜半岛南部的周边诸国在内的领域。

这样一来,当我们回溯至例如卑弥呼时期的日本,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如何看待“天”和“天下”的概念?由于不存在能够弄清这一问题的史料,我们这里只能进行推测。首先的问题是,在卑弥呼时期的日本当政者对原本“天”、“天下”等源自中国的政治思想中的概念能有多深的理解?就我的研究而言,我认为当时日本的当政者大概未能充分理解这种政治思想,也许都不知道存在“天”、“天下”这种源于中国的思想。

不过,根据《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卑弥呼常常使用鬼道迷惑民众。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卑弥呼大概曾通过萨满手段实施政治、宗教性质的行为。可以想见当时存在他们所供奉的某种形式的“天”。但是,卑弥呼的“天”与中国的“天”差别很大,因此,可以认为作为派生概念的“天下”,尚未被倭国接受。

通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传播,以汉字为中心的中国文化逐渐传到日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天”和“天下”的意义也逐渐被倭国民众所理解,到了获加多支卤时期,便产生了“治天下”的概念。

另外我们在前面讲到,在遣隋使小野妹子之前去到中国的倭国使者,在回答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的问题时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隋书》接着还记载了倭国使者与隋文帝的如下交谈:

 

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隋书·倭国传》)

 

“天弟”、“日兄”这样的说法,比作为天帝之子的中国皇帝的地位还高,实在让文帝感到不合道理。

在这次600年的遣使之后,倭国到了607年以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的时候,倭国王在其国书中已经舍弃了“天弟”、“日兄”的说法,而是自称为“天子”。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单从词语本身来看,这种变化一改家族关系中处于长辈地位的“天弟”,而降格变成了“天子”。那么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我们只能认为,这其中反映了600年遣使时隋文帝与使者之间问答的结果。因为根据《隋书》的记载,文帝指出倭国王自称“天弟”、“日兄”不合道理,于是向倭国使者发出更改的训令。

在外交场合中,607年的使节不可能在交涉时竟然连600年遣使时出现的问题一无所知。可以认为,607年的遣隋使在针对600年的遣隋使所发生的问题定好应对之策后,才与隋朝进行交涉。换言之,可以认为倭国考虑到隋文帝指出“天弟”、“日兄”不合道理而训令更改的意图,同时亦为了贯彻本国的主张,经过一定的判断,决定在607年遣使时使用“天子”的自称。

我们认为,这时倭国采用“天子”和“致书”等措辞、主张与中国在政治上的对等,说明到了遣隋使的阶段日本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解与以前的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当我们仔细地研读遣隋使相关的史料之后,发现即使到了这个阶段,日中对于“天”的理解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正如倭国在“天未明”中的使用那样,“天”与太阳关系非常紧密,而中国的“天”则与革命思想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