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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东亚各国的动向
隋唐王朝与东亚诸国
东亚的民族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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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因受“匈人（Huns）”西迁的刺激而出现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几乎在同一时期，东亚地区实际上也正处在一个激烈程度绝对不亚于欧洲的民族大迁徙的高峰时期。然而，这一方面的情况似乎并不太为人们所熟知。
关于“匈人（Huns）”的源流，今天的人们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一个共识，即认为其与最早出现于北亚的游牧民族匈奴有关，具体而言其与公元一世纪中叶前后分裂为南北匈奴两部的北匈奴一方有关系。留下的南匈奴才是四世纪的“五胡”时期率先进入中原即华北地区的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华北地区的汉民族也开始大规模地向长江流域迁徙，而早先就住在江南的越系以及其他的原住民则在压力之下，迁往南方以及深山之中。
民族迁徙的浪潮也从北方波及了东方。首先，五世纪初，东方大兴安岭以北的柔然（蠕蠕，茹茹）进入了匈奴离开之后的北亚草原地带，并且控制了这一地区，蒙古系统的民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了六世纪中叶，住在西方的阿尔泰山西南麓的突厥强大起来，又取代柔然成为北亚的统治者。关于后来活跃于欧亚大陆中部的突厥系诸民族的渊源，就可追溯于突厥从柔然的统治下自立出来的这一时期。总之，上述北亚地区一系列的动向，都与匈奴消失之后的诸民族的重新整合联系在一起。
让我们再将目光从东北转向东方。“五胡”带来的中国国内分裂的结果，引起乐浪郡以及带方郡等中国王朝据点的撤退；另一方面，五胡政权之一的后燕则乘机进入东北地区。受到这一动向的刺激，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大举南下，将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为了对抗这一趋势，朝鲜半岛南部的韩族也开始活跃起来，出现了百济和新罗，最终形成了朝鲜半岛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上述动向相关，随着大陆、朝鲜半岛的人员及文化流入日本列岛，促使了日本列岛从弥生时代向古坟时代的发展，并为其后的国家（王权）奠定了基础。
另外，推动发端于匈奴这一民族大迁徙浪潮进一步升级，并且最后跃升为主角者，则是居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鲜卑系统的诸部族。刚开始时先是鲜卑系统的慕容部和宇文部动了起来，其后，拓跋部进入华北地区建立了北魏政权，接下来鲜卑诸部族再进一步经过与汉族的融合，开辟了通向隋唐王朝的道路。另一方面，一部分鲜卑族向西挺进，在陇西（今甘肃省）、青海（今青海省）一带，慕容部的一个分支将当地的藏族居民纳入统治之下而建立了吐谷浑。所以，吐谷浑的建国也是民族迁徙的产物。
从五胡时代开始，经过几个世纪民族迁徙的结果，在中国本土由隋朝完成全国统一的同时，隋朝周边各个民族及国家的配置及整合也随之大致确定了下来。也就是说，由于隋朝这一轴心的确立，才导致了周边诸国位置的确立。这样一种整体连动构造在进入其后的唐代以后更加明晰化，其结果便导致了东亚世界这样一种大的区域世界的形成。隋唐国家正是在上述民族大迁徙的基础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我们了解到了这一点，那么隋唐国家具有的浓郁的国际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羁縻与册封
自从汉代以后，中国王朝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也为了形成一种国际性的秩序，与治下的诸民族以及周边的各国之间，广泛地结成了一种称之为“羁縻”和“册封”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时期正是隋唐时代。唐朝灭亡以后，伴随着不断高涨的民族意识，这种关系也就随之失去了其政治性和国际性的效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说“羁縻”和“册封”乃是只适用于隋唐时期的一种系统。
119 隋朝成立前后的东亚民族分布示意图
所谓“羁縻”，指的是拴在牛和马鼻子上的缰绳，人类借此驾驭操纵牛马。其意思也就是说，承认牛马（异民族）在缰绳长度容许范围内的自由，然而一旦牛马（异民族）超越可容许的界限时，就要受到驭手（中国王朝）的强有力的制约。在羁縻政策已经确立的唐代，唐朝当局采取了承认各族首领及其属下部族民的统属关系的同时，在形式上任命部族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等职的做法。一方面将各个部族纳入唐朝的统治体制之下，一方面又允许其固有的习俗以及自治，同时在其上面设置都护府这样的机构，以实施从军事方面进行牵制的间接统治。都护府的设置，因各种情况以及时期不同而有所变化，最终在唐朝的周边总共设置了六个都护府。
根据记载来看，唐代设置的羁縻州有856个。与此相对，一般的州只有358个，由此足见当时的羁縻州数量之多。这一现象不仅表现了唐朝当局在处理异民族问题上的细致入微，同时也是唐朝对异民族实施分断统治以防止其坐大措施的一个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各个部族不出现强有力的铁腕领袖，就很难将兵刃指向唐朝当局。
下面再看一下“册封”的情况。本来“册封”就是指用册书（任命书）来委任（封建）王位或者高官。但是这里所说“册封”的意思是，中国皇帝根据周边诸国君长的领地状况，在以王号的形式来承认该君长对于其领土的独立支配权的同时，又给该君长授予中国王朝的爵位（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等，以此来使诸国君长与中国皇帝结成君臣关系。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正是由这种基于册封的国际秩序原理所规定的。西嵨定生先生[1]曾系统地论述过这一课题。西嵨先生特别着眼于隋唐王朝和朝鲜三国的册封、朝贡关系，在阐述倭（日本）位于这一册封圈外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展开论述了有关册封体制论和东亚世界论的相关问题，向研究者提示了这一研究课题。
那么，“册封”与“羁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种理解认为，“册封”的对象主要是农耕、定居系统，而“羁縻”则是以游牧民族系统为主要对象。但是实际上，在突厥、吐蕃等游牧系统中也有“册封”的情况，而在高句丽灭亡以后的朝鲜半岛也曾设置过羁縻州，显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可以用此模式来套用。因此，不如说可以考虑的标准当是根据各个异民族与隋唐王朝的距离感觉。即从隋唐王朝的角度而言，对自己臣服程度高的地方实施羁縻政策，而在其外围独立性强的地方则适用于册封。也就是说，中国王朝在开土扩疆的过程中，将众多的内附异民族以羁縻的形式置于间接统治之下，而将无法收入圈内的地方则用册封的形式。如果这样说来，中国王朝本来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羁縻关系，册封关系则是对羁縻关系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东亚的标识：宗教与文字
西嵨定生先生在以册封体制来解释和说明贯穿于东亚世界普遍原理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提示了东亚世界具有共性的一些标识，即：汉字、儒教、律令制、汉译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然而这样一来，所谓东亚就成了中国、朝鲜、日本，以及酌情再加上南边的越南这一地区；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域则都基本上不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实际上在隋唐时代，在隋唐周边的北方以及西方还有很多的国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国际关系。在整个国际关系之中，可以说隋唐与朝鲜、日本的关系所占比重并不大，只是属于少数派。
在把所有的周边国家都纳入视野进行整体思考时，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不仅共同点，而且非共同的方面其实也都是构成这个东亚世界的重要标识。周边诸民族一方面要与隋唐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国力及高度的文化，而且有着深不可测的巨大包容力的王朝做邻居打交道，同时一方面又要顽强地努力避免使自己完全卷入其体制之中。实际上，这些异民族的做法以相反的形态，让人意识到了其与隋唐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汉字为例来说，北方的突厥王庭里就有不少汉人，用汉字书写的碑文在其领域内也有发现。可是其公共语言却使用着始于粟特文字的突厥文字，其后又成为回鹘文字。另外一方面，吐蕃也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就和中国王朝接触，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在唐朝学习，同时也接受了不少唐人以及唐文化。可是，吐蕃的初代国王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却派遣部下到印度，以印度文字为母体创制了藏文。上述突厥和吐蕃都是尽管知道并了解汉字，却最终都没有采用汉字的例子。
120 粟特文摩尼教徒书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出土） 回鹘文是根据粟特文创制的文字，以表音的方式书写回鹘语言。这篇残卷写着有关摩尼教的内容
突厥以及吐蕃之所以做出了上述选择，一般认为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是农耕定居民族的文字，需要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掌握。而突厥以及吐蕃都是游牧民族，因而更容易接受表音的粟特系统的文字。同时，恐怕另一个原因也是由于，在汉字所具有的文化力量面前，欠缺独自的文化积蓄的他们缺乏自信，恐惧被汉字完全吞没。他们采取了不接受汉字的做法，反而使得他们在这个文化圈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宗教方面。突厥的信仰原来虽然是萨满教，其后北齐的佛教僧人惠琳传入佛教，后来道教也传入了突厥。然而佛教和道教都没有能深入渗透进突厥社会。到了继突厥而起的回鹘时期，正如前（参见本书第八章）所述，自从回鹘八世纪后半从唐朝引入了摩尼教，并且将其作为国教加以尊崇以后，摩尼教瞬间就普及全境。这是在佛教及道教传播普及中所见不到的现象。另一方面，吐蕃的宗教原来是萨满教系统的苯教，伴随着唐文化的传入，中国佛教在很早的时候也传入了吐蕃。可是，吐蕃却同时又引入了印度佛教，形成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到了八世纪末，双方的高僧在当时的吐蕃王赤松德赞面前公开辩论，最终中国佛教失败。其结果使得印度佛教在吐蕃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从而开辟了向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发展的道路。
无论是回鹘的摩尼教，还是吐蕃的印度佛教，都是不愿意在宗教也就是精神领域中被卷入隋唐体系之中，在上述现象的背后，不正是反映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意志吗？面对一种远远高出自己的、具有强大的传播力的高度发达的文化，上述做法也是他们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抵抗。当时一方面存在着力图使自己能与唐朝拥有共通文化标识的朝鲜、日本等国；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总想与唐朝保持一定距离的突厥、回鹘、吐蕃等；然而如果从大局着眼来看，以上两种形态的表现方式虽然不同，其实都表现了他们与隋唐王朝的密切关系。我以为，对于上述这样一个以隋唐王朝为中心而形成的世界，应当在广义的东亚文化圈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来进行理解。
和蕃公主政策及其意义
周边的游牧国家在从文化及精神层面抗拒被隋唐同化的同时，可是另一方面又热衷于和隋唐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之所以如此，因为希望从中国分得更多的财富这一想法在整个游牧世界中占据上风的缘故。而在建立这种紧密的联系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则是从中国王朝下嫁到游牧世界的公主（皇帝的女儿）们。这种因中国王朝的公主下嫁而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往往在暗中规定着东亚国际社会的动向。
121 王昭君（安田靫彦画。日本足立美术馆藏） 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的传说，以各种版本代代相传
从中国下嫁到外国的公主称作“和蕃公主”，取自于与蕃族和亲之意。其滥觞可追溯至公元前200年。是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的白登山被匈奴包围吃了败仗，作为议和的条件，匈奴方面要求汉朝必须把宗室的女子作为匈奴的阏氏（单于之妻）送往匈奴。在西汉时期，为了达到牵制匈奴的目的，汉室曾两度将公主嫁给乌孙；到了西汉后期，下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东匈奴）的汉元帝后宫的女性王昭君也是和蕃公主中的一人。在汉代之后，作为周边民族对策之一环，和蕃公主政策备受注目的时期主要是北朝的后期以降，尤其是隋唐时代。
首先看一看隋代的情况。由于吐谷浑自西而来不断向东扩充势力，隋朝便把光化公主下嫁给了吐谷浑；隋朝北方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一直让隋朝感到很头疼，于是隋朝遂将北周时代下嫁给沙钵略可汗为妻的千金公主改封为隋朝的大义公主，以图改善关系。其后，隋朝又把安义公主嫁给了最靠拢隋朝的东突厥启民可汗，安义公主死后，隋朝又下嫁义成公主给启民可汗，以强化关系。对于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曷萨那可汗），隋朝则以下嫁公主为诱饵对其进行策反离间，直到最后才将信义公主嫁给了内附隋朝的处罗可汗。不仅如此，隋朝在丝绸之路以及对西突厥政策方面也十分注意，将华容公主嫁给了当时还保持着独立地位的高昌国王麹博雅。总之，隋朝积极地推行和蕃公主政策，笼络北方及西方的诸强国，从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唐太宗也是一位十分重视和蕃公主政策所起作用的君主。他即位以后不久，突厥（东突厥）就瓦解了。为了在乘隋末混乱发展起来的吐谷浑中培植亲唐派势力，太宗于贞观十三年（639）将弘化公主嫁给了诺曷钵可汗。这其实是为了计划于下一年平定高昌而做的一个布局准备。其后，吐谷浑逐渐衰落，被新兴的吐蕃驱赶至青海，直到逃入唐朝境内才总算保存住了命脉。
吐蕃自从在唐太宗时期与唐朝开始接触以后，自始至终一直向唐朝提出要求，希望将唐朝公主嫁给吐蕃王。其结果，贞观十五年（641）唐朝将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到了中宗的景龙四年（710），唐朝又将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王尺带朱丹（弃隶蹜赞）。后来，突厥（第二汗国）再度兴起以后，让唐朝感到很头疼，于是唐睿宗遂决定将金山公主嫁给默啜可汗，后因睿宗退位，这一婚事才告吹。另外，在玄宗时期，东北部的契丹以及奚脱离羁縻关系开始活动，玄宗便将与皇族有亲戚关系的外姓女子作为公主下嫁给两个部族的族长，这也可以算作和蕃公主。
隋唐王朝与周边的国家及民族之间，在册封与被册封、君臣关系之上，再加上由于下嫁和蕃公主带来的舅甥关系，从而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关系图。而这些关系本身却正反映了隋唐时代的一个特征，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和蕃公主存在的意义进一步加以关注。
和蕃公主的出身
从隋代到唐代中叶为止，和蕃公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她们都并非皇帝的亲生女儿。与此相对，进入唐代后半期以后，凡是提到和蕃公主几乎只是限定于回鹘一处，而且全都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前后计有：嫁给回鹘第二代葛勒可汗的宁国公主（肃宗的女儿），嫁给第四代天亲可汗的咸安公主（德宗的女儿），嫁给第九代崇德可汗的太和公主（宪宗的女儿）三人。
那么，为什么到这个阶段以后，迄今为止的名义上的公主（假制公主）变成了真公主（真制公主）呢？根据日野开三郎先生[2]的解释，唐代公主下嫁的时候都要带着大量陪嫁嫁妆，但是如果下嫁的公主是皇帝的亲生女儿的话，唐朝就更要准备与其身份相应的更多的巨额陪嫁。而回鹘之所以要求真公主，正是冲着这些巨额陪嫁而来的。此外，加之在绢马贸易中，回鹘一直希望唐朝能稳定持续地向其提供绢帛，在这一意义上真制公主对回鹘来说也十分重要。
在假制公主的阶段，以隋唐方面的权威为前提，重点是放在通过公主这一存在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上。然而，当回鹘就公主的出身门第直接向唐朝提出要求时，显然已经是既没有顾忌国际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唐朝的权威问题。
在唐朝的衰退日益明朗化的唐代后半期，早先不断地向唐朝提出希望下嫁公主的吐蕃也渐渐不再提及此事。这是因为随着各族的民族意识高涨以及唐朝权威的低落，基于婚姻而带来的国际关系的好处已经大大减弱。于是，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即五代、宋代以后，和蕃公主出场的必要性以及舞台已经完全消失。或许可以这样说，所谓真制公主，就是已经完成使命的和蕃公主的最后亮相。
然而，为什么在和蕃公主问题上，假制公主的形式会通行一时呢？关于这一方面，历来的解释主要都是从出嫁一方的情况来进行考察，例如除了陪嫁嫁妆的原因之外，还提出了许多理由如：从皇帝亲情的角度来考虑，皇帝不愿意将自己的骨血送往蕃夷之地；皇帝担心把亲生女儿下嫁会让蕃夷产生出对等的观念，或者担心亲女儿成为蕃夷的人质等等。我以为，关于这一问题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探讨。
从本来的意义上来说，朝廷要求和期待和蕃公主能担负起连接不同国家以及民族的责任。如果认为和蕃公主只是单纯嫁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和蕃公主肩负着体察本国的意向、了解打探对方的国情，或牢牢抓住结婚对象的国王或可汗之心，或以文化、习俗的力量等来感化对方等使命。根据情况有时候还必须具有可能被本国抛弃的思想准备。
122 文成公主像（西藏自治区拉萨，布达拉宫） 传说她是一位丰腴的唐代美女，给西藏带去了中国的制度及文物，为和平做出了贡献
对于深闺中养尊处优长大的皇帝女儿来说，显然无法胜任上述这样一种角色。于是必然需要从皇族中选拔具备上述资质以及容貌的女性。之所以在皇族里选拔，不仅因为其要作为公主出嫁，而且也是为了避免该女性嫁出去以后背叛本国，因而有必要保证其父母的门第血统纯正。可以说，和蕃公主当是经过相当仔细的筛选才决定下来的。
关于和蕃公主都是优秀的人才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下嫁吐蕃的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的事例就可以明白。文成公主给吐蕃带去了中国的制度及文物，终止了吐蕃以赤土涂面的习俗，她还通过把吐蕃有地位人物的子弟送去长安游学等方法，致力于推动唐蕃之间的相互交流，使得唐蕃之间不再发生军事冲突。据说文成公主身材丰腴，是一位典型的唐代美女。金城公主则在玄宗年间唐蕃持续对立的形势下，为和平而尽力，努力地致力于唐代文化的传播。
此外还有一位人物也值得注目，这就是隋朝下嫁突厥的义成公主。关于义成公主，史籍里只有她是“宗女”（皇室的女性）的记载。但就是这位宗女在开皇十九年（599）下嫁于启民可汗以后，成为连接隋与突厥的纽带，促使启民可汗臣服于隋朝，并两次迎接隋炀帝到突厥。后来，启民可汗去世后，按照突厥的习俗，她又成为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三兄弟的妻子。在这一期间，大业十一年（615）在雁门（今属山西省）隋炀帝被始毕可汗包围，正是义成公主出面救了炀帝。在隋末动乱期间，她又接受了隋炀帝的萧皇后等人，为隋朝尽到了最后的忠节。贞观四年（630）义成公主死于唐军之手。义成公主扎根于突厥，为了生养自己的祖国尽心尽力的形象，可谓是和蕃公主的典型。
突厥系的游牧国家：突厥与回鹘
突厥第一汗国[3]与隋唐王朝
中亚的阿尔泰山脉在中国文献中叫做金山，自古以来便作为金银以及铜铁等矿物资源的产地而知名于世。公元552年，在其西南侧的山麓从事锻铁生产的阿史那部族推翻统治民族柔然而独立，这就是突厥系民族最早的正式国家——突厥。
突厥的第一代可汗伊利可汗（552—553年在位）时期，将根据地迁徙到了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区域的游牧民族的圣山乌德鞬山77一带，其势力扩展到整个蒙古高原。而且到了第三代可汗木杆可汗（553—572年在位）的时期，突厥进入中亚的粟特地区（索格迪亚那），与波斯萨珊王朝开始接壤。应该说，突厥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扩张势力，背景之一正是由于其掌握锻铁技术、拥有铁制武器的缘故。
123 突厥帝国世系图
从柔然统治时期开始，突厥就涉足于东西方的贸易。独立以后他们进一步迅速向西方发展，将中国的绢帛直接运往东罗马，从而独占了这一方面的利润。当然，这些商业活动仅靠游牧民族的突厥人是完不成的，他们广为吸收了擅长贸易的粟特人加盟，这方面也可以说是其势力扩大的要因之一。
突厥的迅速扩张建立在下述基础之上：以推出可汗的阿史那氏和其妻可敦所属的阿史德氏为中核，从突厥系统的诸部族到非突厥系部族，吸收各方力量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族联盟。在诸部族的统治方面，没有采取中央可汗（大可汗）的一元化领导方式，而是将阿史那氏出身的可汗像封建领主一样配置到各地。在这些可汗中，以天山北麓为根据地，控制了从丝绸之路到粟特地区一带区域的西面可汗势力最强，其结果到隋开皇三年（583），伊利可汗的侄子达头可汗宣布独立，突厥建立仅仅三十年就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正好就在这一时期，隋取代北周掌握了政权。隋朝为了完成全国统一，如何削弱突厥遂成为他们的最大课题。于是，隋文帝看准了突厥内部不团结的弱点，在对沙钵略可汗（581—587年在位）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强化对小可汗的离间工作，促使其相互对立，最终导致了突厥的东西分裂。此事可谓隋朝对突厥政策的一大胜利，由此隋朝开始居于优势地位。开皇十九年（599），隋朝又将公主下嫁给前来投降隋朝的突利可汗，并授予其启民可汗的称号，使其成为突厥的大可汗。如前所述，由于安义公主已经去世，所以当时下嫁的公主是义成公主。
启民可汗以大利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以南，和林格尔附近）为据点，借助隋朝的援助整合了突厥各部。其结果，在进入炀帝时期以后，北方终于迎来了和平，隋炀帝遂得以将全部精力用于大运河的开凿。然而好景不长，强大的隋朝国力却因远征高句丽的失败而急速开始萎缩。启民可汗之后的始毕可汗于大业十一年（615）突袭正在雁门（位于今山西省）巡游的隋炀帝，并因此脱离隋朝而自立。在这一时期，隋朝内部的分裂正在加剧，随着突厥势力的再次兴起，两者的攻守关系出现了变化。
处于优势地位的突厥开始着手干涉华北地区，挑动隋末割据华北的群雄之间互相争斗。甚至唐李渊也于太原（位于今山西省）起事之前，不仅向突厥通报了准备举旗起兵的情况，而且还接受了兼有监视任务的突厥部队的支援。总之，我们不能忘记，在隋末唐初的长期动乱以及大规模的叛乱爆发的背后，其实都有突厥的影子。
只是，突厥占优势地位的时间并不长，其随着唐朝国内战争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李世民（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以后不久，颉利可汗便率领大军来到渭水之滨。颉利本打算给立足未稳的太宗新体制一点儿颜色，不料结果反而强化了太宗的基础（参见本书第二章相关部分）。其后，唐太宗介入颉利可汗与始毕可汗之子突利可汗的对立之中，同时联络活跃于蒙古高原的铁勒诸族向颉利可汗施压，最终，唐太宗于即位四年后的贞观四年（630）俘获了颉利可汗。至此，突厥第一汗国的历史宣告终结。
突厥第二汗国
突厥第一汗国灭亡以后，降唐的突厥诸族被迁往黄河以北的内蒙古一带，通过云中都护府（其后为单于都护府）接受唐朝的羁縻统治。同时另外一方面，刚开始时唐朝把蒙古高原交给了以薛延陀部为盟主的铁勒诸部，然而唐朝在龙朔三年（663）又将瀚海都护府（其后为安北都护府）迁至乌德鞬山附近，将铁勒诸部也置于羁縻之下。所谓铁勒，乃是从贝加尔湖之南到阿尔泰山脉一带的突厥系部族的总称，阿史那氏的突厥就是其中的一个氏族（部族）。此外，后来兴起的回鹘也是这个铁勒中的一个部族。
124 突厥石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突厥墓前放置的石像。上面刻着突厥文字
在突厥第一汗国瓦解半个世纪之后，永淳元年（682）承袭阿史那氏系统之余绪的阿史那骨咄禄摆脱单于都护府的控制，在阴山附近起兵反唐。在名军师阿史德氏的暾欲谷的谋划之下，骨咄禄收复了北方的乌德鞬山故地，自立为颉跌利施可汗（682—691年在位），由此开创了突厥第二汗国。他们的这次起兵，乃是乘着武后上台带来的羁縻统治弱化的机会，也是长期被唐朝压抑的民族意识的一次总爆发。
颉跌利施可汗去世以后，其弟默啜掌握了大权，自称阿波干可汗（691—716年在位）[4]。乘着当时契丹进犯中原之际，他不断攻击取代唐朝的武周王朝；同时又发兵远征西突厥内氏族之一的突骑施统治的西突厥，企图恢复过去的疆域。可是，长期征战招来了内部的背叛，导致默啜即阿波干可汗命丧黄泉。
阿波干可汗阵亡以后，颉跌利施可汗的儿子毗伽可汗在弟弟阙特勤以及暾欲谷的帮助下继承可汗之位（716—734年在位）。暾欲谷等人在致力于修复和唐朝关系的同时，对于反叛的突厥国内部族进行了镇压，从而带来了突厥的全盛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可以通过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突厥碑文来加以了解。这些碑文主要有：被通称为“和硕柴达木碑”[5]的《阙特勤碑》（732年建立）、《毗伽可汗碑》（735年建立）；以及被称之为“巴颜楚克图碑”的《暾欲谷碑》（716年建立）。
125 矗立在蒙古草原上的《阙特勤碑》（西面） 位于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唐开元二十年（732）建立。碑的西面为汉文，其他几面都是突厥文。碑高3米多，1889年发现
这些碑文是用从粟特文字发展而来的突厥文字（古代土耳其文字）来书写的，恐怕都是出自于暾欲谷之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唐朝羁縻统治之下，唐朝的影响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突厥社会的各个角落。暾欲谷撰写的这些碑文时的主旨，就是在承认这种现实的基础上，呼吁如何不忘游牧民引以为自豪的风俗习惯，怎样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能够自立起来。然而，开元二十二年（734），把突厥各部族凝聚在一起的毗伽可汗被臣子杀害。而此时，阙特勤和暾欲谷也都已经过世。在失去了强有力的铁腕领袖之后，突厥旋即陷入了内乱之中，天宝三载（744）突厥被回鹘所取而代之，阿史那氏的突厥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回鹘汗国[6]的兴亡
回鹘作为铁勒部族之一，在怀仁可汗的领导之下统合了铁勒诸部即九姓铁勒，将整个蒙古高原置于了自己的统治之下。没过多久，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被迫逃出京城，穷途末路的肃宗无奈向新兴的回鹘提出了派遣援军的请求。回鹘第二代君主葛勒可汗接到唐朝的求援以后，命令太子率领精兵四千人马赴唐支援，将唐朝从窘境中挽救了过来。作为回报，唐朝答应每年送给回鹘的绢帛高达两万匹（一匹绢宽一尺八寸、长四丈。一尺大约相当于30厘米，即一匹绢的大小等于宽54厘米×长12米）。
虽说是为了平定安史之乱，然而唐朝将回鹘引入国内一事却留下了很大的隐患。作为岁贡的绢帛姑且不说，超过千人的回鹘将士及商人们住在长安城里，不仅他们的衣食住行均由唐鸿胪寺负担，而且这些回鹘人还在长安街头及市场耀武扬威、惹是生非。此外回鹘还不时侵入唐朝北方。更有甚者回鹘还自己把马匹运送到唐朝，强行要求用马换绢。其价格即“马价绢”是一匹马等于三十到四十匹绢帛。有一次，回鹘把两万匹马运到唐朝，要求换“马价绢”五十万匹，唐朝方面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绢帛，经过与回鹘反复交涉才减至半额，好不容易了却了此事。
为了使这种“绢马贸易”能够持续下去，也为了与唐朝建立起更加牢固的而且对等的关系，回鹘要求唐朝公主下嫁回鹘。这就是前文所述，由皇帝的亲女儿即真制公主充任的和蕃公主。此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回鹘部队回国时，唐朝的摩尼教高僧也同行前去了回鹘。以此为开端，摩尼教在回鹘人中间迅速普及传播，到了后来，摩尼教又随回鹘商人一起，反过来传入了唐朝，在长安以及各个地方城市建立了摩尼教寺院大云光明寺。
126 回鹘汗国世系图
在上述这样的过程中，唐朝与回鹘的关系逐渐进入了稳定时期，到了回鹘第七代君主怀信可汗（795—808年在位）到第八代的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期，回鹘迎来了全盛期。回鹘的都城被称为“斡尔朵八里”，今天位于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喇巴喇哈逊”遗址就是当时的汗庭所在地。回鹘都城四周被城墙环绕，城内建造有宫殿、定住集落以及摩尼教的寺院，是一座充满了国际色彩的游牧文化都市。通过当时遗留下来的壁画，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王侯们的豪华生活状况。
从游牧走向定居：世界史上罕见的民族
突厥为了捍卫自己的民族性，固守游牧生活方式，煞费苦心地要与中国文明划清界限。与此相对，回鹘则转而实行对唐朝开放的方针，选择了一条在致力于从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摄取唐文化的同时，建设独自的游牧商业国家的路线。回鹘的这种做法成为其后辽、金、元等征服王朝[7]的先驱，也可谓是通往这一方向的一个过渡阶段。
那么，为什么回鹘会持续地向唐朝要求那么多的绢帛等丝织品呢？他们所消费的自然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当是经由回鹘商人和粟特商人之手流入了西方。然而，仅就他们所消费的绢帛而言，如果说都是用于服饰等方面，那数量也未免太多了。在这里需要注意到绢帛的另一个功用，即作为货币的功能。
在中亚的交易中，从一开始使用最多最广泛的是萨珊王朝波斯的银币。唐朝进入这一地区以后也带进了铜钱。刚开始的时候铜钱只是辅助性的货币，到了八世纪以后，唐朝的铜钱取代波斯银币成为主要通货。只是，在远距离以及高额的交易中铜钱并不方便。于是，中国产的绢帛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绢帛价格既高又轻巧，而且因为囤积起来就会受损，因而广泛地流通起来。这样一来，回鹘从唐朝得到的绢帛除了本身就是交易品之外，还作为高额的通货以及结算的手段，为回鹘带来了巨额的财富。
如此一来，回鹘游牧社会的性质随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质变的结果，使得过去的游牧民族的痕迹越来越淡化，生活方式转向了游牧都市生活，大量的人们走向定居，开始经商。于是，开成五年（840），黠戛斯利用回鹘内讧之机，对其发动了突然袭击，回鹘国破城毁，宣告灭亡。亡国以后的大多数回鹘人没有选择返回游牧世界的道路，而是流向了三个方向。一部分人南下进入中国的农耕世界，开始了定居生活；另一部分人前往河西地区（今天的甘肃省一带），成为甘州（张掖）回鹘以及沙洲（敦煌）回鹘。
更多的回鹘人西迁至天山方面（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泛分布于从北庭（别失八里）到高昌（吐鲁番），进而到龟兹（库车）等地。他们被统称为“西州回鹘”或者“天山回鹘”，在促使了这一地区的回鹘化的同时，也确保了越过帕米尔高原向西发展的突厥系民族的立足点。
仅仅用百年时间，回鹘就从一个游牧骑马的民族转变为了商业、定居民族，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在促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的背后，乃是由于回鹘依附着唐朝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唐尽管开始衰落却依然拥有着高度的文化和物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鹘的历史乃是安史之乱的产物。这里让我们再次真实地感受到，安史之乱给整个东亚带来的巨大影响。
古代藏族政权吐蕃的强盛与挫折
吐谷浑的历史
四世纪后半，鲜卑族慕容部之一支进入青海（今青海省），在藏族原住民之上建立了一个征服王朝，这就是吐谷浑。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控制了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连接西域南道即所谓丝绸之路近道的地区，由此东进可以到达北朝，往西南方向经由四川则可以与南朝相连。吐谷浑依靠在这一地区的转手贸易获利而繁荣起来。不仅如此，在南朝与柔然携手以对抗北朝（北魏）的过程中，吐谷浑也通过扮演连接两者的政治上的中介角色，而显示了自己的存在。
其后，当北魏统一华北地区，紧接着向西方扩充势力之际，吐谷浑在北魏的压力之下暂时屈服。但随着北魏衰退，吐谷浑再度兴盛起来，一直到隋代。
隋初，由于全力对付突厥，因而顾不上吐谷浑。然而炀帝即位以后，隋朝刚刚解决了突厥的问题，便于大业五年（609）长驱直入攻入吐谷浑的大本营伏俟城（位于今青海省），并在其统治区域内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炀帝本来打算以此为契机全面出击经营西域，然而远征高句丽失败，经营西域的计划也因此而受挫。
在隋军攻击下远逃西方的吐谷浑可汗伏允（596—635年在位）乘着隋朝陷入动乱状态之际，再次返回故地，恢复了势力范围。对此，唐朝也跟隋朝同样，在俘获颉利可汗、解决了突厥问题之后（630年），贞观九年（635）以李靖为统帅的唐军攻陷伏俟城。伏允在唐军的追击之下死于逃亡途中，其子慕容顺投降唐朝。自此以后，吐谷浑被置于唐朝的羁縻之下成为一个傀儡国家。
127 吐谷浑、吐蕃地图
对于吐谷浑来说，从青海经柴达木盆地通往西域南道的东西交易之路是整个国家的生命线。可是，这一条线路海拔高、地形起伏多、气候寒冷，因此冬天通行很难。同时也没有连接沿途各段路线的城镇等体制。因而明显比河西走廊的条件要差得多。
为此，等国内的形势稳定以后，隋唐王朝开始真正地致力于西域经营之际，当然是使用从河西走廊出西域的路线。企图阻挠妨碍隋唐这一动向的吐谷浑自然首先成为需要排除的对象。加之吐谷浑内部存在着由于作为征服王朝而存在的种种问题，一旦失去向心力，其治下的藏族诸部就会揭竿而起。新兴的吐蕃抓住了吐谷浑这一软肋，公元663年（唐龙朔三年），最终灭亡了吐谷浑。
在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下，在北亚与中国世界对立的时代的间隙之中，吐谷浑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自立于青海地区，最后在唐朝和吐蕃的夹缝之中被撕裂而最终消失了踪影。然而，在这样一个地区，吐谷浑为什么竟然能够存续三百年之久呢？关于这一段历史，至今还没有被充分地解释清楚。
吐蕃与唐
青藏高原是平均海拔四千米的世界屋脊。七世纪初期，兴起于这片高原南部的雅砻地区的吐蕃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之下，统一了青藏高原，与唐朝的建立几乎同一个时期，以逻些（拉萨）为首都建立了藏族最初的王国吐蕃。松赞干布为了和吐谷浑对抗，也为了让周围承认新王朝的存在，遂于贞观八年（634）抓住机会向唐朝派出了使者，请求唐朝下嫁公主。唐朝则基于笼络吐蕃这一蛮荒之国、保持西部的稳定安宁的考虑，与贞观十五年（641）同意了吐蕃的请求，其结果便是文成公主的入藏。
藏族人原来一直是游牧生活，没有定居定住的习惯。然而为了迎接文成公主，吐蕃修筑了城池房屋，统治阶层之间开始流行定居生活。另外，以此为契机，唐朝的丝织品等传入吐蕃，吐蕃的上流社会子弟也纷纷去唐朝留学，唐朝的文化开始真正大规模地传入吐蕃。但是与此同时，松赞干布又迎娶了尼泊尔国王之女为妻，并从印度引进了文字及文化，始终不忘保持双方的平衡关系。此外，吐蕃的政治体制和军事制度都是确立于这一时期，松赞干布可谓是吐蕃创业名副其实的英主。
进入八世纪以后，在赤德祖赞（弃隶蹜赞，704—754年在位）和赤松德赞（乞黎苏笼腊赞，754—797年在位）两位赞普的治世，吐蕃迎来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始于唐中宗的景龙四年（710），这一年唐朝的金城公主嫁给了赤德祖赞。唐朝希望以此来换取与吐蕃之间的和平，其后还把原来为金城公主准备的嫁妆——肥沃的河西九曲之地（即鄯州，今青海省西宁市之南的黄河南岸一带）割让给了吐蕃。所谓嫁妆即相当于陪嫁钱，即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在唐朝手中，每年土地的赋税给金城公主，现在应吐蕃的要求将这片地区让给了吐蕃。
128 步辇图（阎立本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吐蕃使者谒见唐太宗的情景。在画面右边，端坐于侍女们抬着的舆（轿子）上的人物是唐太宗。画面从左边数第三人，留着浓密的胡须的人物是吐蕃使者禄东赞
那么，其后结果又如何呢？吐蕃以这片地区为据点开始不断地进犯唐朝，成为让唐朝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当时的唐朝也正好是玄宗治世，国力正处于强盛时期，因而唐与吐蕃之间一进一退，一直处于拉锯状态。而吐蕃一旦受挫，就会马上通过金城公主向唐朝提出议和要求。金城公主夹在吐蕃与唐朝之间，进退维谷，非常辛苦。由此看来，或许金城公主可以作为和蕃公主政策的一个失败的事例。
其后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赤松德赞恰好在此时继承了父亲的赞普之位，他没有放过这一好机会。乘着神策军等部署在唐蕃边境的唐军减少的机会，赤松德赞出兵夺回了河西九曲以及石堡城（位于今青海省）等地，攻陷了鄯州及洮州（位于今甘肃省）等，并乘势于广德元年（763）十月占领了长安。吐蕃占据长安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后却将陇右、河西为首的甘肃一带划入了自己的疆域，吐蕃的国力因此而臻于鼎盛。
吐蕃王朝的灭亡
在进入全盛时期以后，赤松德赞开始正式地致力于佛教的接受与普及问题。西藏原来就有着基于萨满教而形成的土著宗教“苯教”。虽然后来苯教与佛教交融发展成为喇嘛教即藏传佛教，但在这一时期，苯教的反佛教色彩很浓，吐蕃有权势的诸侯们多和苯教有关，成为政界内讧的火种。于是，赤松德赞打出了以佛教为国教的旗号，企图通过佛教来强化王权、统合国内势力。遂开始从中国、印度以及尼泊尔引进佛教僧侣，建立寺院。
在这一过程中，吐蕃面临着一个无法躲开的问题，即究竟以中国佛教还是以印度佛教为轴心这样一个课题。当时，通过从敦煌请来的摩诃衍，禅宗在吐蕃广为普及。印度佛教主张“渐悟”，即认为要达到最高境界的“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艰苦修行；相对于此而言，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则立说无需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就可以达到的“顿悟”。于是吐蕃赞普遂于公元792年至794年前后从印度请来了高僧卡玛拉希拉，使其与摩诃衍在御前同台公开辩论。其结果，以印度方面取得胜利的形式了结了这场公案，从而确定了与密教以及曼荼罗密切关联的藏传佛教的大方向。抗拒被纳入中国文化圈的政治性考虑，对吐蕃形成这一结论也应该产生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