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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赤松德赞治世的后半期，随着唐朝方面以武将郭子仪为首的防卫态势逐渐强化，吐蕃对唐的进犯变得困难起来。同时，在吐蕃统治下的云南方面南诏也开始出现反抗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唐蕃双方都出现了议和的愿望，于是德宗的建中四年（783）在清水县（今属甘肃省）唐蕃缔结盟约，约定双方以六盘山（陇山）为界，史称“建中会盟”。当然，双方的对立并不因此而完全解消，但其后吐蕃的动静确实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激烈。
129 吐蕃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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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穆宗的长庆元年（821）在长安，次年在逻些（拉萨）双方又进行了最后的会盟。这次会盟史称“长庆会盟”，作为纪念，并建立了用汉文和藏文书写的唐蕃会盟碑。我们今天还可以在拉萨看见这块纪念碑。
130 唐蕃会盟碑（西藏自治区拉萨） 吐蕃在八世纪中叶曾经占领过长安，拥有强大的势力。后来对立逐渐和缓，到了九世纪的唐穆宗时期，双方举行和平的会盟，并且建立了纪念碑
以此为界限，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唐蕃战事宣告结束。当时的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可黎可足，815—836年在位）开始向佛教方面倾斜。与之相反，赤祖德赞去世以后，下一任赞普达玛（836—841年在位）则实行了压制佛教的政策，最后结局是在混乱之中，达玛王被暗杀。至此，统一了西藏地区并一直和唐朝激烈争斗的吐蕃王朝终于灭亡。就在同一时期，唐朝也因武宗的会昌毁佛，整个时代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
吐蕃的进出西域与统治敦煌
纵观吐蕃二百余年的历史，首先让人感觉到的是这个王国并不清楚自己何以会立国，以及建国以后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等问题。吐蕃自从建国以后，就几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关系。可是，在吐蕃和唐的关系中，除了短时期的和平交流以外，大部分时期呈现出的都是侵袭和战争等形态。吐蕃从一开始就向唐朝提出下嫁公主的请求，其结果唐朝将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嫁到了吐蕃。按照通常的情况，在由于这种联姻而出现了被称之为“舅甥”的姻亲关系的情况下，处理双方关系时，理所当然地应有所自制以及变化，然而对于吐蕃来说这一方面却似乎未必通用。其典型事例就是由于金城公主的下嫁，反而给吐蕃提供了侵犯唐朝的借口及契机。
吐蕃一方面进入甘肃南部到四川西部一带，与唐朝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又北上击垮吐谷浑，走出了西域南道。吐蕃的行动还不仅仅限于此，他们在攻陷于阗（和田）、疏勒（喀什）以后，进而与天山北侧的西突厥联手，沿天山南路东进，于咸亨元年（670）四月占领了龟兹（库车）。唐朝自从太宗以来，一直通过设置在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以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致力于直接保持与西方世界的联系。然而，唐朝的态势却因为吐蕃的上述行动而受到了打击，唐朝设置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因此而废止。
其后，唐朝为了恢复这条路线多次派遣大军征讨，并最终于长寿元年（692）成功地在龟兹重新恢复了安西都护府。可是，吐蕃却又和取代西突厥的突骑施联合起来向唐军发动攻势，为此一直让唐朝感到十分恼火。吐蕃之所以如此咬住西域不放，首先可以举出的理由乃是与吐谷浑同样，为了争夺东西贸易的主导权。然而在观察此事时，总感到吐蕃对于西域的执著的方式有些不同寻常，因而不由得促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吐蕃如此执著于西域是否仅仅是为了独占东西贸易呢？
唐朝一爆发安史之乱，吐蕃旋即占领了安西都护府以及西州（吐鲁番）等天山南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另外一方面，吐蕃又从凉州北上攻陷河西诸都市，最后占领了敦煌（沙洲）。关于吐蕃占领敦煌的年代有各种说法，恐怕当是在上述建中会盟（783年）以后的事情，即在贞元二年（786）前后。由此开始一直到848年（唐大中二年）为止的六十多年时间，敦煌处在吐蕃的统治之下。
131 吐蕃时期敦煌农民图 从八世纪末期吐蕃占领敦煌至九世纪中叶为止，敦煌由吐蕃统治。吐蕃并非偏僻之地的野蛮人，其也具有统治汉族这一农耕系民族的能力
汉人居住的敦煌是一座从事贸易及农业的城市。对于这座城市，吐蕃从中央派遣了大臣前来敦煌，在其主导的议会监督之下，行政官负责征税以及其他业务；同时设置有吐蕃武将指挥的军团（千户军），后来也设置了汉人军。
就吐蕃统治期间的军政情况而言，吐蕃当局并没有只把藏人放在最重要的位子上，汉人也作为军人或者中下级的行政官协助吐蕃的统治。同时，佛教受到保护，僧侣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虽然在经济方面，货币流通停止，代之以实物经济交易。然而吐蕃当局推行藏文作为公用语言的文书行政，当地的汉人也都致力于学习藏语。
上述吐蕃对敦煌的统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此事证明当时的吐蕃已经具有统治农耕系统的汉民族的力量。因而决不能认为吐蕃只是一个居住在青藏高原的未开化野蛮人的集合体。他们一方面被唐朝高度的文化及强大的国力所吸引，另一方面又不肯屈服于其压力，坚持自己与唐朝对抗的决心。吐蕃之所以执拗地进入西域骚扰阻碍唐朝进路之事，恐怕也与吐蕃的上述想法不无关系吧。除此之外，说明吐蕃对统治农耕地区也抱有兴趣。因此，可以说吐蕃也和前述回鹘同样，其也可谓是尔后出现的征服王朝[8]的先驱之一。
三韩分立与隋唐的东亚政策
隋朝的建立与朝鲜半岛三国
开皇元年（581）隋朝建立时，朝鲜半岛上已经基本形成了北方的高句丽、南方的百济和新罗这一格局。其中首先是百济于当年十月就向隋朝派出了使节以表示祝贺之意，紧接着高句丽也在十二月向隋朝派遣了使者。而新罗首次向隋朝遣使，则是在之后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开皇十四年（594）。然而从那以后又过了八十年左右，到了七世纪后半，朝鲜半岛上剩下的只有当初动作最迟缓的新罗，而百济和高句丽早已消失了踪影。
就朝鲜半岛三国的状况而言，在从隋朝到唐初这一时期，最强盛的国家可以说是高句丽。高句丽的领域从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到中国东北部的南半部，西边隔辽水与隋唐相望。尽管如此，这个强大的国家却未能存留下来。其最大的原因，正如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因为高句丽在和隋唐王朝的长期激烈的抗争之后，终于败给了隋唐王朝的缘故。那么，为什么隋唐王朝要与高句丽兵刃相见呢？为什么隋唐王朝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也要把高句丽压下去呢？为了弄清楚隋唐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在观察高句丽和隋唐王朝的关系时，实际上有很多搞不清楚或者说很难理解的地方。隋朝建立以后，高句丽第一次去隋朝朝贡时，隋朝册封高句丽王高阳（平原王）以“高丽王”的称号，正式承认其具有独立的领土和国家。在此基础上隋朝又同时授予高句丽王“大将军（散官）、辽东郡公（爵位）”的散官及爵位（参见本书第一章）。相对于高句丽而言，隋朝对先于高句丽遣使的百济王扶余昌（威德王）则授予了“百济王、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而对很晚才遣使的新罗王金真平（真平王）授予“新罗王、上开府（上开府仪同三司）、乐浪郡公”。如果比较一下隋朝给朝鲜三国的封号，王号和爵位虽然都相同，但是散官却不太一样。授予高句丽的“大将军”是正三品，而授予百济和新罗的“上开府仪同三司”只是从三品。也就是说，在隋朝的体系之中，高句丽的地位比其他两国要高。
这样看起来，高句丽似乎本来应该一直与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不料到开皇五年（585）时，高句丽却与隋朝已处于半断绝关系的状态，高句丽一转开始向南朝陈遣使朝贡。在这一时期，陈朝是最后的皇帝即平庸的陈叔宝（陈后主）的治世，明显地处于衰亡状态，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预见陈朝终将受制于隋朝。尽管如此，高句丽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后来，高句丽为了修复因这一选择而与隋朝破裂的关系，则需要一直等到隋朝灭陈的两年后，即开皇十一年（591）正月高句丽遣使入贡的时期才得以成功。
此后，双方的关系看上去好像已经趋于稳定，然而到开皇十八年（598）年初，高句丽却率领其北部的靺鞨部侵犯了辽水以西之地。高句丽的进攻似乎很快就被隋朝击退了，隋文帝却为此而十分震怒，他旋即命令以儿子汉王杨谅为统帅，率领水陆三十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然而这一次远征的结局却十分凄惨，隋朝的陆军碰上大水和瘟疫，此外再加上粮食不足；而水军又遭遇了暴风的袭击，所以最后回来的人仅仅只有十之一二。这次战役遂成为隋唐时期连续数次高句丽远征的开端。
在远征高句丽的背后
第一次远征高句丽在各种层面上都极具象征意义。那么，为什么高句丽在这一时期要通过靺鞨来侵袭隋朝呢？所谓靺鞨，乃是当时力量颇为强大的通古斯系统的种族，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佛涅、号室、黑水、白山等七部，其中粟末和白山与高句丽接壤，因而与高句丽的行动也一致。而在靺鞨诸部东北部势力的西侧，存在着与他们有着各种联系的突厥（东突厥）。就在这一时期，突厥因隋朝巧妙的离间计等策略，力量大为削弱，隋朝的安义公主下嫁的突利可汗（启民可汗）以隋朝为后盾而自称大可汗，并且于开皇十七年（597）确立起统一突厥各部的基本方针。倘若联系这些情况综合起来考虑，高句丽次年之所以侵袭辽河以西，或许就是出自于高句丽企图阻挠上述趋势的意图。
另外一方面，隋朝当局则像是看穿了高句丽的想法一样，对应也非常迅速。按照通常情况来说的话，应该首先派遣使者质询对方，如果有必要的话再采取实际行动。然而隋朝却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对于统领三十万大军的总指挥这样一个重要职位，却让毫无出征打仗经验的汉王杨谅来担任，尽管同时以宰相高颎来辅佐杨谅，但实际上高颎本人并不赞成这次出兵。因而只能说隋朝的这次行动计划相当草率，过分轻视对手。
到了最后，远征失败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了高颎，并且这一条也成为日后让高颎下台的理由。本书第一章里已经介绍过，高颎的下台实际意味着隋朝的大政方针的转换。换句话来说，就是从重视内政的关中本位主义向企图成为东亚盟主的对外扩张路线的转换。其后隋炀帝的一连串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条路线的延长线上。如果更进一步来说，后来的唐朝反复发动的远征高句丽之举也与此紧密相连。开皇十八年出兵高句丽，标志着在这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其后的远征高句丽一共有多少次呢？炀帝时期有三次，唐太宗时期三次，进入高宗时期以后，显庆五年（660）首先与新罗联手灭掉了百济。以此为开端，对高句丽的用兵几乎没有间断过，最终在总章元年（668）九月，由李勣率领的唐军控制了平壤，终于给长期以来唐朝与高句丽的抗争画上了句号。在此期间，百济灭亡三年之后的龙朔三年（663），倭（日本）为了援助百济而出动的援军在白江（白村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复兴百济的希望完全被摧毁。前后加起来，隋唐方面发动的入侵高句丽的战争总共超过十次。
隋唐王朝对朝鲜半岛的基本方针，就像隋朝前半期给朝鲜三国授予的高丽王（高句丽王）、百济王、新罗王的封号所显示的那样，首先是要维持三国鼎立的状态。为此，在分别承认各国的独立统治权的同时，给其以隋唐的封爵以及散官的称号，将三国纳入隋唐统治的框架之内。一般将这种关系叫做册封关系。但是，爵位及散官的授予一事与隋唐的官僚体系相关，因而这种情况让人感到其中也包含着羁縻统治的因素。正是因为如此，唐朝在灭百济以后，旋即任命百济王族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在其下面设置了州县；此外，除了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之外，又在高句丽的故地实施了羁縻统治的方式，设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委任旧高句丽系统的人员来进行管理。
在三国鼎立的框架之内，半岛三国分别接受了隋唐王朝的带有册封色彩的羁縻统治。三国之中为此而受损失最大的是高句丽。高句丽的南下政策因此而受阻；由于百济和新罗受到唐的保护，使得高句丽的南部始终无法摆脱不稳定的局面。同时，由于高句丽与隋唐接壤，也促使高句丽能够敏锐地嗅出隐藏于隋唐王朝的东亚政策中羁縻统治的气味。高句丽虽然不断地摸索着和平路线，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深知如果仅仅止于此的话，自己将会面临存亡的危机。高句丽本来最早向隋唐王朝遣使朝贡，到后来却戛然而止，并反过来加强军备，最终走上与隋唐王朝对立的道路。高句丽之所以这样做，恐怕正是因为上述背景。我们应将高句丽的行动放在上述总体构造之中来加以理解。
新罗与渤海
如上所述，自从隋代以来反复受到隋唐王朝征讨的高句丽，最后耗尽气力终于灭亡。在当时来说，像这样激烈抵抗隋唐王朝的国家，除了高句丽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其结果，朝鲜半岛上只剩下了出手较晚却奉行亲唐路线的新罗。但是，新的严峻的课题却在前面等待着新罗，这些课题包括：怎样排除或者甩掉唐朝积极推进的羁縻统治方式，以及如何收复过去百济、高句丽的领地等。于是，新罗遂以前高句丽王室系统的安胜（安舜）作为高句丽王，与唐朝设置的都护府对抗，同时又寻找时机侵入百济故地，于咸亨元年（670）夺得八十二城，次年又攻陷了百济故都泗沘城。
新罗的上述行动自然惹怒了唐朝，咸亨五年（674）唐朝派遣了以先前曾参与征讨百济的刘仁轨为统帅，率领大军开赴新罗远征，并且利用靺鞨以水军从新罗的后边形成夹击之势。于是，陷于困境的新罗文武王法敏急忙向唐派出了使者，表达谢罪之意。这次唐朝很爽快地原谅了新罗，并且撤回了远征军。对于唐朝来说，一方面长途跋涉远征十分疲惫，同时当时正值武后当政时期，唐朝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内政方面。这些或许都是唐朝当局采取上述做法的原因。
通过上述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唐朝的想法是力图避免出现像以前远征高句丽那样，陷入战争的泥沼。同时另一方面，新罗方面扩张及恢复领土的决心也很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上元三年（676）二月，唐朝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此外又让原来设置在百济故地中心区域的熊津都督府后退至建安城（今辽宁省盖州市），明确表示要从朝鲜半岛撤退出来，将半岛交给新罗统治。可是其后，以统治朝鲜半岛为目的而设置的安东都护府在名义上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安东都护府从676年迁至辽东城，其后先后辗转迁徙于各地：677年迁至新城；698年至704年之间暂时废置；704年又设置于幽州；714年迁至平州；719年迁至营州；723年迁至燕都；743年迁至辽西城；758年到761年前后废置。从这一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唐朝的意图是，希望借此继续保持在名分上统治朝鲜半岛。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一时期的攻防，高句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踪影，留在新罗境内的傀儡高句丽王不久也被废掉。可是，新罗的领域却并非是原来的朝鲜半岛三国面积之和，高句丽故地的北半部即相当于中国东北南半部分的区域被划了出去。尽管唐朝开始重新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据点，然而唐的统治只是停留在点的层面，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能从整体上控制这一片辽阔区域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渤海应运而生。
132 渤海东京城的石灯笼
渤海的建国最早可以追溯至万岁通天元年（696）。当时，乘着营州附近爆发契丹族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叛乱之机，被强制移民到营州（今属辽宁省）附近的高句丽遗民和靺鞨民在据称是粟末靺鞨的乞乞仲象、乞四比羽两人的率领之下，逃出营州，奔向东边的故地。回到东方以后，他们企图与东北方面的高句丽系统、靺鞨系统的势力汇合，但没过多久就被唐军击溃。可是，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重新集结高句丽遗民打败了唐军，并将据点迁徙至东牟山（今属吉林省），于698年建立了震国（振国）。
自此以后，大祚荣脚踏实地地整顿内部，致力于奠定自己的统治基础，聚集团结高句丽系统和靺鞨系统的民众，促使震国的存在为周边国家所认知，在此基础上，大祚荣利用接受唐朝邀请的机会，于玄宗的先天二年（713）将儿子作为人质送往长安，被唐册立为渤海郡王。通过此举，震国在表面上采取了加入唐朝的册封体制的形式，而在实际上使唐朝承认了其对东北统治的事实。他们号称渤海国也始于此时。
总之，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上有统一的新罗，东北出现了渤海，并且分别确定了各自的范围。其后，他们虽然也有过短时间和唐朝对立的时期，然而从八世纪中叶开始，这一区域大致保持了稳定的局面。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还有不少新罗系统的居民移居山东地区，双方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且一直持续到唐末。通过上述过程，唐朝也终于确立起了稳定的东方政策。
[1] 关于西嵨定生（1919—1998），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的译注。“册封体制论”和“东亚世界论”是西嵨定生先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首次提出的著名学说，初出可参见1962年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二卷以及1970年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四卷收录的西嵨定生氏的相关论著。此外这一方面比较系统的论述也可参见氏著《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一书。
[2] 日野开三郎（1908—1989），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尤以研究唐宋社会经济史而知名于世。历任九州大学教授、久留米大学教授。其代表性的研究论著均已经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全20卷（三一书房1980—1996年）。
[3] 突厥文作“
”，是古代中亚北亚游牧民族的主要根据地及圣地。在隋唐史籍中多作“乌德鞬山”或“于都斤山”。此外还有“郁督军山”、“乌都鞬山”等许多异译名。关于“
”的具体所指及其方位，一般认为乃是指位于今天的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脉中的森林草原牧场地带。
[4] 即其后武后所封的“迁善可汗”，“立功报国可汗”。
[5] “和硕柴达木”以及下文的“巴颜楚克图”都是石碑首次发现地的地名。俄国探险家雅德林采夫等人1889年于蒙古鄂尔浑河上游的和硕柴达木地区发现了《阙特勤碑》以及《毗伽可汗碑》；1897年于蒙古图勒河上游的巴颜楚克图地区发现了《暾欲谷碑》，故名。
[6] 原书作“回鹘帝国”。鉴于中文论著习惯表述为“回鹘”“回鹘汗国”或“鄂尔浑回鹘汗国”，译文统一译作“回鹘汗国”。
[7] “征服王朝（Dynastiy of Conquest）”是二十世纪中期（1949年）由美国德裔历史学者魏特夫（K）A）Wittfogel）和中国学者冯家升（Feng chia—sheng）合著《中国社会史：辽》（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一书的导言中提出的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入主中原时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及形态，一类可称之为“渗透王朝（Dynastiy of Infiltration）”，如十六国、北魏等；另一类则可称之为“征服王朝”，如辽、金、元、清。此说是在欧美、日本历史学界影响很大的一种学说。关于该书导言的中译文可参见《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8] 关于“征服王朝”的含义请参见前节（回鹘部分）的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