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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亚洲东方的多国体系
西夏与李元昊
难以讲述的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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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西夏的历史，实在是很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系统的记载。尽管多少有一些西夏文写成的文书和各种文献，但是多为残片一样的东西，远不足以据其重构历史的整体面貌。为此，不得不集中主要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中华方面的各种典籍史料中的记载，基本上采取间接了解的处理方式。总的来说，极难看到从西夏的立场撰写的历史。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责任，恐怕在于蒙古帝国。
在蒙古帝国东部，由大元兀鲁思政府组织文臣，就已被自己所灭的契丹、金国、宋朝的历史，编纂了《辽史》、《金史》、《宋史》三部正史，一般称为三史。（顺带说一下，其中关于契丹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疑问，即蒙古为什么非得给契丹写正史不可呢？因为可以认为消灭契丹帝国的又不是蒙古，自契丹灭亡到蒙古出现已经隔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可那是因狭隘的中国史观所产生的想法。另一个契丹帝国即所谓的“西辽”，的确是为蒙古所灭的。当时的感觉，认为西辽无疑就是契丹国自身，是被认为灭于1125年的东方契丹帝国即“辽”的直接后身，换言之，即“东辽”和“西辽”是同系列的国家。也就是说，为东西、前后两个契丹国整理历史，确实成了蒙古的责任。）如前简略所述，那是国家以三史各自“王朝史”的角度和方式，对10世纪至13世纪中华和草原的历史进行时代划分，采取在时间和内容上相互多有重合、相互妥协的方法所展开的修史。
在西部，旭烈兀—兀鲁思的宰相拉施都丁主编的Jāmi‘al-Tawārīkh即《史集》，作为蒙古帝国史成就了历史上最初的世界史。是想通过它讲述自古以来人类宏大的历史。这也属于国家修史，说是蒙古的“正史”也可以。就是说，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边，依据汉文和波斯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明体系，同时编纂着史书乃至史集，它们在某种经过整理的“时代史”或“综合史”方面具有格外相像之处。这本身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事情。
这两个方面编纂的史书，对西夏都抱有极为蔑视的态度。在东部，始终就未曾打算编纂《西夏史》或《大夏史》这样的正史。只是在卷数达四百九十六卷的巨帙《宋史》接近卷尾处，作为“外国传”的开头部分，以上、下两卷篇幅的“夏国传”做了简略记述。在总卷数为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倒数第二卷即第一百一十五卷中，作为“二国外记”之一，被排在高丽的后面。在总卷数为一百三十五卷的《金史》中，也不过是在倒数第二卷即第一百三十四卷中为其立了个“西夏传”。
28 拉施都丁的《史集》所描绘的成吉思汗（法国国立图书馆藏）1225年，远征中亚班师回到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与前来迎接的两个孙子忽必烈和旭烈兀一起打猎，为他们在手指上涂抹了首获猎物的油脂。场面画的是成为善射手的仪式。其后，成吉思汗马不停蹄地对西夏发动最后的远征，神秘地死在了那里
所有的记述几乎都拿西夏当“后娘的孩子”。而且内容极其粗制滥造，缺乏连贯性。视角也不可避免地是从以宋为“本”的资料出发，明显地偏向中华本位或契丹、金国本位。可能是不参考其他什么东西，只是片面地记述各自的事情。
在西边，《史集》卷首的“蒙古、突厥诸部族志”中，作为当时欧亚大陆内陆地区诸多存在的各式各样的部落之一，列有tankqūt一种。然而其记述却是寥寥数语。作为一个国家和王朝的西夏国的历史，埋没在蒙古帝国历史的洪流中，在历史事件的记述中始终扮演“配角”，只是有必要时才偶露一下身姿。
在东、西两边由国家编纂的史书，也因作为基本史料的文献记载的数量，或者是说其使用程度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连国一起整体接收了西夏的蒙古，本应完整地继承西夏自身所做的记载。西夏的记载当时不可能已经被毁。从另一个角度说，蒙古帝国本身也不想过于详细认真地谈及契丹，那么对西夏就做得更为彻底了。尽管没有不理不睬，但是评价极低，最终不能不说发展到了“贬毁”的程度。
西夏语研究的关键作用
实际上，蒙古多少还是意识到了西夏。事实上蒙古在各个方面受到了来自西夏国的强烈影响。该如何把出身、来源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混合人群整合为一个国家呢？蒙古在知识技能方面除了向契丹帝国及其后继者们学习之外，从西夏国那里也学习了不少东西。例如，在蒙古帝国受到明确认可的西藏文化，在很多方面是以党项族和西夏国为中介传入的。以忽必烈皇帝时期的八思巴为开端的历史上著名的国师和帝师制度，也是从西夏国学来的。
扫一眼蒙古帝国的历史进程，就能够看到很多西夏遗民的身影，例如曾任成吉思汗贴身宿卫长而发挥重要作用的察罕、将南宋的“流亡朝廷”沉入崖山之海的李恒，以及以他们为首的武将、士兵、行政官员、文人、宗教人士等。西夏王族，包括刚刚提到的李恒，依靠蒙古王权生存下来，西夏系的各部队被派驻到蒙古帝国的各个战略要地。例如，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市一带至今已有几千人被认定为西夏族后裔。他们的先人是在忽必烈出征南宋时进驻当地的，后来就定居在那里，后人一直传至今天。
假如将西夏史列为中国正史之一进行编纂的话，情况恐怕会截然不同吧。从反面来说，这关系到现有的中国史是如何遵从中华王朝史观的问题。其结果最终是以是否编纂了正史为标准。总之，说成是“正史”史观也行。就实际情况来说，正是被修了正史的各个王朝的断代史构成了中国史的骨架，而没有被修正史的国家和政权则受到轻视，更为严重的是连基本史实都无法弄清楚。西夏正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分析亚洲东方的历史或向内陆世界的发展史时，西夏国及其各种来源的臣民所具有的意义正成为一大关键。但不得不说，其中的大多数仍然是未解之谜、处于梦想的阶段。
有关西夏的研究，进入了历史的暗区。其困难程度即使在整个亚洲史上也是很突出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西夏语和西夏文。要想充分了解他们，就必须掌握藏语等相关的各种语言。就是说，尝试研究西夏，本身就已经要成为一种壮举了。
在日本，已有西田龙雄做出了重大贡献。继西田之后，尽管人数不多，还是出现了一些语言和历史研究方面的优秀学者。尤其近些年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考察发现的各种西夏语的文字资料，也可以在俄罗斯、中国和英国等国的国境外得到利用。另外，实际上对于为数不少的遗迹、遗址、文物和遗物等的知识也在聚集，尽管进展比较缓慢，但是可以说解明真相的线索正在扩大。
29 西夏文华严经（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藏）西夏国盛行佛经翻译，即使在1227年国家灭亡后，其余波在蒙古统治时期继续活动。该图所见西夏文华严经，是成宗铁穆耳大德六年（1302）刊本的明初木活字重刊本
各种各样的唐兀部落
因此，以下的内容只能尝试着就西夏国历史的一点点概况，借助将微小的一个个点连接起来的方式，勾画出一幅最低限度的草图。即便如此，对西夏的观察、视角也与所谓契丹国的出现、沙陀政权的沉浮、北宋的发展那些“已知历史”不同，可能会从多极化的亚洲东方的角度来审视。
西夏这个国家，虽然是以藏系党项族为立国的中坚，但却是一个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羌族和吐谷浑之外，又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回鹘和汉族的多种族的国家。在同为异族的混合体以及由此形成的复合国家和复合社会方面，大致和北魏至隋唐时期存在的“拓跋国家”、契丹和金国具有相似的结构。而且，也和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欧亚大陆兴衰不迭的很多国家一样，拥有共同之处。
总之，凭借部族联盟扩大军事力量，以此为“杠杆”达成增长人群的再联合。结构的原理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西夏这种特征还较多地留存在成为轴心的党项族以及河西、鄂尔多斯、青海等地区。这样说，大概言不为过吧。
党项族的兴起，在时间和情形方面都出人预料地和沙陀相似。汉字记写为“党项”的唐兀族，原本居住在西藏东部的高山地带和河流纵横交错的平川上。按现在的省界划分，属于四川省的西半部分中偏北的一带地区。而现在的四川省超出原来称为四川地方的盆地状地块，大大向西扩张，面积达到不自然的巨大的程度。7世纪吐蕃政权在西藏高原建立，党项的一部分人归属于该政权。
包括自称为“拓跋”的部落，党项的各部族似乎不愿为吐蕃所吞并，于是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向吐蕃势力难及的东北方向迁徙，最终来到唐朝的西北一带地区，分散为几个群落住下来，相当于现在的陕、甘、宁三省交会处至鄂尔多斯的地带。这些部落还曾为唐朝的军事力量服务，例如在8世纪中叶发生那场“安史之乱”时，曾是哥舒翰和郭子仪麾下的作战部队。但是，党项族缺乏整体上的统一性。其中，有的遭到契丹的进攻，被其收服，成为契丹军队的组成部分之一。统称上是党项族，而部落之间各不相同，生存方式和命运也就各式各样。
通向李元昊的路
开创新历史的中心力量是鄂尔多斯地方的党项族，而且是以鄂尔多斯地区南部的夏州为根据地的拓跋氏部落。北魏时期匈奴系的赫连勃勃建立独立王国“夏”，修建了统万城，夏州因其得名。那里南面与陕西接界，以长安即京兆府为中心城市的“关中”之地在那里延伸。自称为昔日北魏的后裔、以“拓跋”为己姓、居有赫连氏“夏国”之故地的这支党项部落，被中华称为“平夏部”。
9世纪后半叶，名为拓跋思恭的族长因受有名无实的唐室之命追讨黄巢，被赐国姓“李”。其后，该族长家族一直以李为姓，任定难军节度使，领有夏、银、绥、宥、静等五州，即鄂尔多斯至陕西北境的广阔区域，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称节度使的地方之“王”，这一点和中华内地的各种中小王权没什么不一样。只是这个“夏州王国”在以保有固有的语言和文化的党项族作为国人基础的核心成分、拥有立足于此的以精悍强勇的部族为单位的军事力量、占据控扼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之地等方面，特征更为突出。总之，是个独立之心强烈的“边境王国”。
这样的形势，即使是在草原上出现契丹国、沙陀政权崛起于华北、经历“五代”兴衰、北宋诞生的情况下，也不曾发生任何改变。北宋曾主动提出和这个“夏州王国”结盟。那是因为山西还有沙陀政权的残余势力北汉，它以契丹帝国为后盾对北宋形成了莫大的威胁。由于北汉有意西渡黄河进攻鄂尔多斯，因此也成了“夏州王国”的敌人。北宋的第二代皇帝赵匡义（太宗）消灭北汉之时，身为族长拥有“王”号的李继筠曾出兵相助。980年，李继筠之弟李继捧继承其位。谁知两年后李继捧竟将自己的领属献给了北宋，并携亲族迁往其都城开封。部落内相继反对李继捧的人很多，怨声载道。
拥有百年历史的“夏州王国”突然灭亡，为此李继捧的同族李继迁决定独立。他重新聚集起鄂尔多斯地方的党项族人，与北宋开战，为了求得契丹的后援而成为其臣属。至此，出现了契丹党项同盟与北宋对峙的态势。1002年，李继迁兵锋稍向西进，攻克灵州，定都于其地。这样，这个新生的党项王国选择了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夏建国的基础，是由李继迁奠定的。
1003年，李继迁死于征战的途中，其子德明继立。依据1004年契丹和北宋结成的“澶渊之盟”，李德明统治的党项王国与北宋议和。李德明出于安全和贸易利益的考虑，采取了对契丹和北宋两向从属的策略。同时他专心致志地实施对河西的统治。艰苦奋战的结果，从潘罗支等人统领的吐蕃政权手中夺下了牧马的良地凉州，进而通过儿子李元昊的努力作战，推翻了甘州的回鹘王国，将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之地大绿洲揽入手中。
李元昊的西夏国
1031年，李德明去世。第二年，太子李元昊继立，时年二十九岁。他的霸业，是建立在李继迁、李德明两代人奋斗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还不能说是个开创者。然而，他把这个王国推向了与祖父和父亲时完全不同的阶段。那就是，从部族王国的地位迈向建设新国家西夏国。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他不愧是建国的英主、一代枭雄。
李元昊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人，他废除李德明施行了二十五年的对北宋处于从属地位的和亲政策，谋求成为独立的对等国。对于契丹帝国，迎娶其公主获得驸马（皇帝的女婿）的地位，降低身份以示谦恭。这是三者力量之间的关系。李元昊认为与北宋开战已在所难免，北宋将不堪一击。
就此形成了跃跃欲试的党项王国、忙于防卫的北宋、从高处密切注视双方的契丹帝国这样一幅形势图。“澶渊之盟”以来一时得以稳定的亚洲东方的政局，随着李元昊登上历史舞台而风云突变。撼动时代的人，无疑就是李元昊。
30 西夏王陵 分布于银川市郊外
李元昊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国家体制的整顿。以兴庆府（现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为首都，建造了宫殿，完善了中华式的官制和礼仪制度，建年号为“开运”（1034），确定了兵制。官制和兵制都分为两大体系，即党项系等系中称为“蕃”和“汉”的非汉族系和汉族系。又进一步创制了所谓国字的西夏字（蕃字），在文字和文化方面也实施蕃、汉双重体制。不论哪一方面，都和先行的契丹帝国的做法有共同之处。而且，在构成军事国家之基础的军队方面，党项族是十五岁至六十岁的男子尽数为兵。以身材魁梧著称的党项精兵不愧为国家的支柱。
依靠这样的军队，李元昊兼并了占据沙州（敦煌）、瓜州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的小政权，控制了河西全境。这样，东起银州西至敦煌的草原、绿洲、沙漠都成了他的国土，里面形成了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1038年，李元昊改国号为“大夏”，自己称帝，宣告独立。因为“夏”也是中华的雅称，所以北宋不予认可，称其为“西夏”。
31 范仲淹的文集中所描绘的西夏地图 所标注的地名显示该图反映的是北宋末年之大观二年（1108）稍晚的情况。虽然出于北宋人之手，但是未见其他如此详密的地图，实为西夏研究的重要资料
李元昊终于宣布进攻关中地区和长安即京兆府，毅然开始了和北宋的全面战争。北宋军连吃败仗，跌至劣势。北宋的仁宗政府紧急派遣韩琦和范仲淹等能干的文臣前往前线防守，他们修筑了由很多堡垒群组成的武备森严的防卫区，闯过了危机。不久，战局陷入胶着状态。
北宋一方面致力于防守，一方面和藏系宗哥族建立于青海至洮河流域的青唐王国的首领唃厮啰联系，使其从背后对西夏形成威胁。唃厮啰是王号，“佛子”之义。他又称欺南陵温。这个具有吐蕃王室血统的人和李元昊之间的争斗，同时也是东西方的贸易之争。激烈的战斗打来打去，唃厮啰最终未能制服西夏。
庆历议和
北宋为了抵御西夏的攻势，不得不使五十万至八十万人的庞大兵团驻守西北方面，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负担。西夏也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契丹帝国以这一事态为良机，要求北宋归还己国在赵匡义北伐之时所失瓦桥关和益津关以南的十县之地，作为“抵押”，很顺利地使其增加了岁币的额度。尽管西夏认为契丹可以相信，但总还是觉得不太痛快。这件事也成为一个契机，当时的契丹帝国也出来居中斡旋，西夏和北宋于是议和。
在北宋年号的庆历四年即1044年，西夏以和北宋结为君臣之礼为条件，要求划定双方的国境线、北宋每年向西夏赠送巨额财物的岁赐：银七万二千两、丝绸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北宋只得到了面子上的满足，而西夏得到的是实惠。这次事件，北宋一方称为“庆历议和”。前后经历了七年之久的消耗战，就此终于暂告一段落。
“澶渊之盟”过了四十年后，北宋和西夏也迈入了大致同样的盟约关系。原有的契丹和北宋的关系，加上契丹和西夏的关系，形成了契丹、北宋和西夏这三国之间独特的三角关系，一时成三国鼎立之势。亚洲的东方迎来了和平共处的时代。
32 “澶渊”体系后的亚洲东方
与大致稳定的契丹、北宋间的关系相比，西夏和北宋之间屡屡发生相互侵扰的事件，北宋不得不派遣近百万人的大军常驻陕西一带。被强调为文化大国印象的北宋，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大量军队的军事国家。这不仅对于北宋政府的财政，就是对其社会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北宋又是一个背负着沉重负担的国家。结果，西夏和北宋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因后来女真族之大金国占领华北、宋室南渡而终于宣告结束。
以“议和”之名缔结国际条约后四年，即1048年，李元昊去世，享年四十六岁。这类“英雄”中也很少见，身高五尺多稍嫌矮小的他，是个集意志和热情、智慧和创造力于一身的人，他充分发挥这些长处，强有力地统治着西夏国，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西夏国近二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由李元昊一手奠定的。
女真族的联盟大金国
作为国家的光与影
从那以后，亚洲的东方以契丹、北宋、西夏三极为轴心，形成周围东有日本、高丽，西有青唐王国、天山回鹘、哈喇汗朝等，南有南诏、黎朝的多极化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正当这种状况似乎已成定局时，12世纪初从满洲地区的北半部即松花江流域突然兴起了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族联盟。
“女真满万不可敌。”有了这样精悍强健的女真步兵和骑兵部队，这股迅速崛起的新兴势力推翻了10世纪以来一直左右着政局的契丹帝国，接着又瓦解了北宋，建立了大金国。当初的正式国名为“大女真金国”。女真语作Amba Jusin Alcun Gurun。开国皇帝为完颜阿骨打。那是个体格魁伟的猛将，箭术了得。这一点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契丹国的创始者耶律阿保机。
只是，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亚洲东方中心国地位的大金国，远较契丹国宽松，至少是个松散的联盟。由于太轻松地就颠覆了契丹和北宋，所以几乎无暇专心致力于国家体制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集中全力管理迅速扩大的国土和增加的国民，没能根本改变女真各部族并排稳居国家权力中心的状况。尽管保有包括女真本土即满洲地区、原契丹的大半直属领地和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地的广阔版图，但是散发着原野气息般牧歌式的、不严格的君臣关系，始终没有改观。总之，作为一个国家的整合和统一治理非常薄弱。
所谓的皇帝也未必是皇帝，充其量也就是个联盟的盟主。作为一个国家，大金国兴起于满洲之地，席卷内蒙古和中华之地，当初其勃兴的强劲之势令人瞩目。然而，经过几次大的政治变动后，又遭到蒙古的侵攻，一败涂地被迫南迁，暂且避居黄河以南，后来困于长江岸边的蔡州之地，最终走上灭亡之路—大金国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光和影的鲜明对比。
《金史》“世纪”的趣味
女真族，即Jusin族，不仅不同于游牧民族契丹和奚，而且与作为畜牧民大大改变其住地而兴起的沙陀和党项也各异。他们住在森林地带，是讲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狩猎、农耕、渔捞民，同时已经掌握了骑马生活和进行军事活动的技能。其“血统”或者是说系统，可以上溯到被耶律阿保机摧毁的渤海国，和当时存在的高丽国也有很近的关系。
33《金史》“世纪” 卷一的开头部分
关于女真族的起源、缘由和变迁，蒙古帝国时代编纂的《金史》卷首“世纪”中有记载。《金史》“世纪”是以至大金国的创始人阿骨打为止的十位完颜部历代族长的事迹为主、编入各种传说和奇闻的“开国传说”。更为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有关女真族的始祖和开国的“传说”或“神话”。就是说，在中国正史中，如此特殊的一卷被放在了《金史》的一开头。
其中所讲述的内容，还不能说传递了“纯粹”的事实。如世界各地所流传的神话和传说常常呈现的那样，各种各样经过假托、接合、提炼、浓缩的事实碎片，被形象化加工后传诵着。所讲述的是一个被意识化、观念化了的世界。这样的印象、意识、观念和价值观，本身无疑是“真实的”。这里更为重要的是，《金史》“世纪”的故事在阿骨打建立大金国之后被整理，使之系统化，然后落实到文字上。内容的细微处，可证明其原为口头流传的痕迹和味道很浓。也就是说，可能首先存在世世代代口头相传的过程，然后为其穿上“表象化”的各式各样的服装，最后由政权加以整理并提升其价值。它不是一般的故事、神话、传说，而是由国家完成的“大故事”。
这个“故事”是完颜王室和完颜部的“正史”。同时，汇集于完颜政权下的女真诸部族各自的立场以及和政权的缘分，自然也得到了反映。换句话说就是，女真联盟是以“现在”反照过去的“统一与团结的故事”。其政治性自然突出。在这个意义上，它和著名的蒙古帝国时期的《元朝秘史》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故事”的情况都非常相近。
波斯语《史集》和《元史》卷首“太祖本纪”所记载的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故事”，将在成吉思汗家族的带领下扩散到世界各地的蒙古人的富贵之源和繁荣之路，首先创作成押头韵的诗句，或许还配上曲调口头吟唱。听到那悲壮、抑扬顿挫的蒙古开国故事，蒙古人无不为“先祖”们的艰辛而落泪，为他们千军万马征战的功业所感动，再次发誓为蒙古的团结而奋斗。这样创作并发展的“说唱故事”，后来以畏吾字蒙古语记写下来，又被翻译成阿拉伯字波斯语，并被直译为汉字和汉语。《金史》“世纪”的结构与此基本相同，只是较此先行一步。
根据《金史》“世纪”开头部分的说明，北魏时期的“勿吉”、隋时的“靺鞨”是女真的本源。从靺鞨中又分出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后者建立过渤海国，未统一的前者服属于它。顺带说一句，黑水指黑龙江、粟末指松花江。渤海国灭亡后，黑水靺鞨成为契丹的臣属，其南半部地区附籍者称“熟女真”，北半部地区未附籍者称“生女真”，以示区别。据说后者发展为完颜部。
34 女真文之例（东洋文库藏） 所谓的女真文，有大金国的创始人完颜阿骨打令完颜希尹（kiin）创制并于1119年颁布施行的女真大字、大约二十年后创制的女真小字两种。与契丹文不同，所谓大字、小字没有文字体系上的差异，二者混用。女真文在大金国灭亡后二百年左右的时间内仍继续使用。照片显示的是明代《华夷译语》（乙种本）中《女真馆译语》之“来文”部分。写有对明廷的女真语奏文
接着，记述了十代祖先的事迹。第一代为函普，兄弟三人，他以六十多岁的年龄从高丽过来，与完颜部似为萨满的聪慧老女结为夫妻，是为完颜王室的起源。故事很奇特。而他的两个兄弟分别成了女真联盟其他系谱的祖先。这种“现在”的强势部落、家族自古以来就是“亲戚”的说明，在以下历代的叙述中都会反复出现。从第六代的乌古廼开始，叙述格外详细起来，他已经像个真实存在的人了。阿骨打的父亲即第七代祖先劾里钵，被当做杰出的英雄而得到大书特书。这是很自然的吧。他的弟弟们继承其业，到第九代的盈歌时，阿骨打创业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些可以视为史实。最后一代的乌雅束，是阿骨打的哥哥，关于他只有与高丽国之关系方面不正确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和阿骨打政权之间微妙的关系。其他情况无从了解。
甚至在涉及阿骨打这一代事迹的第二卷，传奇式的描写依旧存在。关于这种现象，战前出于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时局，曾出现过踊跃的探讨。近年来，作为纯正的文献研究，这方面的探讨又有了新的进展。其实，除此之外，还需要就《金史》做全面的严谨的分析和考证。包括与清朝即大清国之间的关系，今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海上之盟
完颜部的原住地，在北流汇入松花江的按出虎水流域。按出虎，女真语“黄金”之义。完颜部在劾里钵—盈歌—阿骨打两代人统领之际，势力渐大，作为活动于满洲北半部的“生女真”之中坚力量崛起。当时，契丹帝国距离阿保机创业已经过去了二百年，人们已完全习惯于太平社会和安乐的生活，往日勇猛的游牧民们也已经彻底贵族化，国家和社会全面停滞不前。丢弃尚武精神已久的契丹王族和贵族们，热衷于可以满足娱乐和游兴的鹰猎，为此强索叫作“海东青”的鹰隼，使生女真诸部苦不堪言。很长时间以来生女真诸部就对契丹的横征暴敛和压迫越来越不满，于是在1114年，完颜部的首领阿骨打公开向契丹举旗造反了。
一经在国境线的要冲宁江州击溃契丹的讨伐军，阿骨打立即乘势于按出虎河畔即皇帝位，建年号为“收国”。既然已经起身造反，就必须趁热打铁完成女真诸部的统一。为此，首先最重要的是宣告独立。不管怎么说，大金国就此诞生了。
当时，大金国还仅限于造反队伍的活动区域内。但是在第二年就攻克了耶律阿保机去世的据点黄龙府，接着又在混同江（即松花江）边打败了契丹之天祚帝亲率的号称七十万的大军。原因在于不谙作战的天祚帝带了过多的部队，还有就是多种族混成的军队中发生了叛乱。总之，是契丹自取灭亡。契丹皇帝率领庞大的军队却吃了大败仗，此事震动了内外。
形势骤变，急转直下。契丹威严扫地，在满洲地区的南半部渤海人到处造反。阿骨打乘乱聚集熟女真诸部、会同渤海遗民，控制了辽东全境。于是摆出一副进攻契丹本土的架势。这样，攻守双方改变了位置。
这方面的消息也立即传到了北宋。北宋朝廷虽然与契丹保持了一百多年和平共处的伙伴关系，但对于契丹背后出现女真新国家并与之激烈抗争之事，还是感到高兴。于是在1118年派使臣从海上出发，经辽东半岛抵达按出虎河畔，提议通过两国结盟推翻契丹。当时，这一提议被正在和契丹议和的阿骨打暂时搁置。他将契丹和北宋置于天秤的两端观察其动向，当看到和契丹的交涉没有什么进展，遂决定与北宋联合。提出的几项条件之一是，将北宋此前赠送契丹的岁币转送金国。这个盟约，称为“海上之盟”。
于是，大金国和北宋分别向契丹发起进攻。1120年，金军攻克契丹的首都上京临潢府，一路追击西遁的天祚帝，又攻破了其西京大同府。北宋军进攻燕京，却为契丹军连连击退，主帅童贯向金求援，金军一举攻下燕京。这一局面成了后来形势的导火索。
结果，金方将原来燕云十六州内的燕京等六州作为补偿让给了北宋。可就在这时，阿骨打于1123年病逝。其弟吴乞买即位。天祚帝被吴乞买的手下所俘，契丹帝国于1125年灭亡。但是如前所述，耶律大石在中亚建立了第二次契丹帝国。
在北宋一边，此前为了收复燕京筹措战争款项，导致经济陷于混乱，造反此起彼伏。即便是这样，北宋还不断向金国发起挑衅，岁币等也停贡了。进而屡次三番地对金国做一些耍阴谋、背信弃义的事，毫无顾忌。也是在1125年，即吴乞买给予契丹致命一击的那一年内，吴乞买终于向北宋兴师问罪，大举进攻开封。
其后的过程，大致如下。北宋遂最终为金国所灭。金军掳太上皇徽宗、皇帝钦宗及其宗室、官员等数千人北撤。此事发生在靖康二年即1127年。北宋以一百六十七年的寿数灭亡了。脑海里曾掠过这样的想法：假使没有“澶渊之盟”所确立的和平共处的体系，它这个军事力量极弱的王朝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势均力敌者当中的中华
此后的金国没有一鼓作气进攻依长江天险再建的南宋，南宋因此逃过一劫。其间，金国针对华北的统治，尽管先扶植了楚、齐傀儡政权，不过最终还是过渡到了自己的直接统治。随之，大批的女真人移居华北。其来龙去脉，因篇幅所限暂不作赘述。
1142年，金国与南宋议和。和平的附带条件是，以淮河为界、南宋向金国称臣、每年向其输银二十五万两、丝绸二十五万匹等，使人联想到一百三十八年前的“澶渊之盟”。在此之前，金国对于西夏国也已经沿袭契丹帝国的先例，与之结为君臣之礼，确定了共存之态。至此，“澶渊体系”再次出现。依照国际条约达成的和平共处方式，是亚洲的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
1149年，谋杀第三代金国皇帝熙宗的完颜迪古乃（中华式的名字是“亮”）为了当上真正的中华皇帝，从按出虎河畔的上京会宁府迁都燕京，1161年开始南伐。然而在北方的满洲地区，反对派推举其堂兄弟完颜乌禄（中华式的名字是“雍”），发动叛乱。当时正在瓜洲准备渡江的迪古乃，闻讯打算回师北上，却在军中遭到暗杀。他生前虽为皇帝，但是死后却被贬为“海陵庶人”，后来待遇稍有恢复，仍以其即位前的称号“海陵王”相称。
金国的新皇帝乌禄也决定以燕京为都，并谋求再次与南宋媾和。在1165年重新缔结的和约中，双方的国境线没有变动，君臣关系改为叔侄关系，岁币方面银、丝绸各减少五万两、五万匹。偏向南宋做了些修改。
35 12—13世纪初的亚洲东方
其后的四十年间，双方相安无事。常以其庙号世宗相称的金帝乌禄在位二十八年，被视为一代名君。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碌碌无为、生性忧郁的人。迪古乃为镇压反对派，逐一杀尽金室的成员，乌禄只不过因为凡庸而得以幸免。金国历史的前半部分之所以难解，就是因为已成金国独裁者的乌禄出于流芳后世的考虑，销毁了很多原始记录。研究文献的史家，往往被这种“导演”所欺骗。
1206年，南宋大举北伐。这是因为南宋政权的实力派人物韩侂胄得知金国因蒙古崛起而陷于困境，认为是个史上留名的绝好机会而策动的。可是仗真正打起来，南宋军仍然是弱不能敌，处处败于本以为衰弱到家的金军。最终，韩侂胄被杀，南宋向金国请和。1208年，双方又一再改订协议，确定国境线维持原状、叔侄关系改为伯侄关系、增加岁币额度。总之，除了两次变故的例外，“澶渊体系”仍在发挥作用。
回顾历史，自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以来的二百多年间，亚洲的东方基本上稳定为以二极或三极核心国家为中轴、若干国家群并存的形式。德国的亚洲史学家傅海波洞悉这一状况，名之为“势均力敌者当中的中华”，是个很巧妙的说法。如果将所谓“中华”仅理解为北宋或是南宋，情况确实如此。
从某个方面看，西夏也是“中华国家”。金国也不可否认地具有这一侧面。甚至契丹国也带有某些中华色彩。就是说曾经存在过各种各样的“中华”。
固然也存在过分纯化“中华”的北宋和南宋。但是不管怎样，当时形势已经超越所谓“中华”的界限，多重多元的国家群相互之间少有攻击的时代正在持续着。或许可以认为这已经化为了一个体系。就是说，可以称之为亚洲东方的多国体系（多个国家并存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