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关键词解说

民族与部族

关于“民族”一词，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基本说法认为这是一个作为英语、法语、德语之nation的译语出现在近代的新造词语，在汉字文化圈得到广泛使用。本来是指构成“国民国家”（nation，state，这一观点本身是近代西欧国家创造的“心之幻影”，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有涉及）以及“国民社会”之基础的“人们的集团”。就是说，与“国家”或“国民”的所指本来是非常接近的。然而，对于包括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在内的、非常朴素地以汉字这一独特文字的印象来联想的人们来说，“民族”与“国家”、“国民”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民族”果真是个恰当的译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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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国家”从被视为耀眼夺目的近代世界之目标到被认识到不过是连当事的西欧各国也质疑的假象乃至某种幻想和推理，有关民族的其他解说就出现了。即以文化之共有为基础的ethnos或ethnic group说。在这种类型中，民族的语言可以超越时空适用于任何情况。也基本上不论集团规模的大小。尽管是民族学、人类学范畴的术语，但是因为不妨碍交流，所以在历史学领域也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总之，“民族”应该是有两种所指。具体场合中是用作国民、国家之义还是ethnic group的同义语，还要根据使用者说话的角度来定。照实说，二者经常被混用。虽说大多数人是无意识地混用，但也不是没有故意为之的情况。尤其带有政治意图的情况令人注意。用同样的造语表达完全不同语种的原词和概念，本身就是奇怪的事情。由此产生的误解、错觉、混乱和负面影响，日、中两国绝不可熟视无睹。只是包括误解在内，“民族”也已经成为固定用语。其实，也许使用另外的译语或者直接使用原文用语会更好。

回顾历史，只能说“民族”这一用语在中国史上的用法非常不严谨。例如，所谓的“汉民族”是指什么呢？这样确切的“集团”在历史上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出现的呢？孙文曾经以“中华民族”这一词汇来代表国民国家建设的主体，但是毕竟距离现实太远。在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多元一体”的说法已经成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正式的口号。社会史学家费孝通，寓居美国的考古学者张光直、持赞同意见的国内考古学者苏秉琦等人，可以说是这一观点的创始人。坦率地说，比起日本的中国史学者，中国学者更是简单地认为中国或中华这一历史体从一开始就是由多元构成的。现在尤为如此。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汉民族”及其反义词“异民族”的频繁使用，甚至可以说是一大特点。其中是否反映着日本这一独特历史体所保有的民族印象呢？顺带说一下，在现今中国所说的“某某族”这一表述方式中，大概是用作ethnic group之义吧。“少数民族”这一非常普及的说法，大概也是用作同样意义的宽泛的说法吧。只是，当我们说到“藏民族”、“蒙古民族”时，这个“民族”究竟属于上述两种用法中的哪一种呢？还是同属于两种呢？

与近代的造语“民族”相对，自古文献中就见有“部族”一语。文献中也常见“某某部”、“所部”、“部落”等类似的说法。“部族”之语的所指，无论是存在方式还是内容和规模，都不尽相同。不过，与概念模糊的“民族”不同，“部族”是在历史上扎实留有明确形体和存在痕迹的。而且关键在于，以俨然存在的“部族”为母体，经过多重组合，形成可称为部族联合、部族联盟、部族联合国家的存在形式，由此屡屡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在中国史上，从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到“拓跋国家”的发展，接着到本书所涉及的8—14世纪，以及后来产生大清帝国的满蒙汉联合体等，都是由拥有军事力量的部族单位以各种方式聚合在一起，推动了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况且，如果放眼中央欧亚大陆乃至整个非欧·欧亚大陆，莫如说近代以前这样的存在方式很普遍。在观察人类史上所谓的国家时，这是一大关键。

另外，在人类学等领域，“部族”被用作英语tribe的译语。又将“氏族”用作tribe的下层单位clan的译语。但是，部族和氏族都是原文文献中使用的“原语”。这两个用语之间本来不存在明确的上下统属关系。

至于本书中“民族”和“部族”的使用，原则上一般不使用“民族”一语。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不致引起某种误解。例如，说到Uighur民族时，必须从历史的脉络做清楚的解释：历史上的回鹘和现在主要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称维吾尔族的人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还有，关于上述“汉民族”的说法，与这一称呼相称的那种实体，在中国史上到底是何时出现或形成的呢？这本身恐怕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应当超越时代、从正面展开多角度综合性分析和研究的问题。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确实没有必要使用什么“异民族”等包含特定价值观的、不可思议的用语了。相反，还得使用“部族”之语。应注意逐个准确把握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部族、处理个体与全体之关系的方法。这样的尝试，可以说还几乎没有人做过。用不着引证中东地区部族的例子，即使是现在部族这一形态还存在着。也就是说，不论世界史还是中国史，也不论历史上还是现在，实际上以“部族”之语涵括的内容具有不同于“民族”之语的意义，这是今后需要研究的一大课题。

 

帝国、国家、兀鲁思

本书特意分别使用了“帝国”和“国家”两个用语。所谓国家，是人类史上非常古老和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它以一定的军事力量和强劲的统治力量为必要因素形成一种权力，并相应建立支撑这一政权的各种组织、建置和机构。在这一权力的统治下，自然会有规模大小不等的人类的集团，但是将那些“民众”或“人民”概括起来称作“国家”，是统治者一方为自我辩护和合法化而使用的权宜之计和说教，不用说这是一个十分近代式的概念。

纵观人类历史，所谓国家其实一直以来基本上是指政权、政府及其周围组织。真正实现国民主权国家或是国民创建的“国家”这一美好图景的，在现今世界上还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另外，汉语所说的国家，本来是指王朝。由于在幕府末期和明治时期的日本，使用古汉语的“国家”来对译state 或nation等用语，其结果导致语义似是而非的新的“国家”一词的出现，不久即逐渐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内得到了普及。也就是说，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或韩国，近代以前的汉字文献中出现的“国家”一词，与近现代的“国家”显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应引起注意。

“帝国”这一用语，全然不存在于古代汉字文献中。假如从汉语本身的角度来分析，表示唯一权力者之义的“帝”字，是绝不会和原本表示春秋时代之都市国家的“国”字组合在一起的。其实，所谓“帝国”是在江户后期，具体说即18世纪80年代的日本被发明创造出来的词，就是说它是个日本制的汉语。是根据荷兰语的原词keizerrijk（相当于德语的Kaiserreich），以Kaiser表示“皇帝”、reich表示各个分邦之上统一的“国”，遂将其翻译成了“帝国”。当一旦了解到英语和法语的empire与德语的Kaiserreich是同义词，empire也被笼统地统一译为“帝国”，于是“帝国”一词流向中国等地并传播开来。在日本所造欧美语之译语涌向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滔滔洪流中，“帝国”一词也成了中、韩等国普遍的“通用语”。属于这一类用语的“帝国主义”，情形也相同。这类例词确实很多，对于日本语在引入欧美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给东亚各国各地区所带来的影响，从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重新展开研究，应该具有不小的意义吧。

本书就中小版图和部族层次上的权力体分别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说明它们只能被视为非常一般的“王国”和“军阀”，如果由此构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力和与之相应的组织机构，就可以称为“国家”，如果进一步发展到超地域、种族、联盟的更高层次，就可以称为“帝国”。在这个意义上，是相当朴素、十分接近一般概念的用法。

下面，想就“兀鲁思”这一用语简单谈几句。“兀鲁思”是蒙古语，意为人类集团、部众、国民、国等等。它与突厥语的il是同义词，在蒙古时代及其前后的各种文献中常见il和ulus这两个同义词一同使用的现象。“兀鲁思”是一种较之土地和领域更注重人类本身的“国”的概念。欧亚大陆中心区域的ulus 或il的概念，不仅有别于西欧所产生的state 和nation这样的近代概念，而且与日本语的kuni之意也不相合。称为“兀鲁思”的人类集团，即便整体迁徙，其“国”的性质不变。作为“国”的轮廓和外框，也不一定是固定的，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变化的。这种“兀鲁思”的概念，不同于我们容易想当然地视为“固态国家”的那种一般概念，表明人类史上曾经存在另一种“柔性国家”的潮流。以蒙古世界帝国为最高峰的游牧国家体系中各国的历史，说明人类本来就存在多样的国家形式。

现代世界，归根到底是以幻想中的“国民国家”为基础单位构成国际社会。不过所谓的“国民国家”，其大小规模不尽相同，国家的建立也有自立、依靠外力、凭借幸运等不同形式，总的来说情况很乱。立刻就能形成几个“国民国家”的super state也不少。但是，只要不被认定为“国民国家”，即使人数众多、区域广阔的“民族”，也只能止步于巨大国家的一个“地域”内。在这个地球上，至今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人类集团”的形式。以很可能不足为信的“固性国家”的框架来虚构唯一的理想方式，果真是在为人类带来什么幸福吗？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更加符合现实和实态的弹性的国家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