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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的东移存在两个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首先是如何处理与黄河的交叉口的问题。一提到黄河，我们就会想到现在注入渤海的河道。但其实历史上黄河的河道经常被改变。金军蹂躏宋朝首都开封之后，往南转移的宋朝王室害怕金军继续追击，于1228年毁掉了黄河的堤坝。从那时起直到清末1855年，黄河都是往南流。
本书所考察的这段时期，黄河从开封附近往南流至山东半岛根处的丘陵地区南部，与淮河汇流注入黄海。
维持大运河需要将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排到海里，这样才能避免泥沙堆积在大运河处。因此政府采取的是提高黄河水压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淮河流域的耕地等往往就会成为牺牲品。换言之采用大运河路线，是以牺牲淮河流域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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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难题出现在大运河东移时会致其高低差。过了淮河的汇流点之后，越往山东半岛根处走海拔越高。如何稳定地向这个被称作山东制高点的地方提供水源成为最大的难题。元朝最终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这条大运河的东线也没能充分发挥作用。
解决山东制高点的问题交给了明朝。
当大运河无法完全发挥作用的问题明朗化以后，元朝开始依靠海上路线。
元朝的海运
在开辟海上航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武将伯颜。伯颜出身名门，其祖上在蒙古帝国做官，在忽必烈的邀请下，至元十一年（1274）他出任伐宋军最高统帅。伯颜把大本营安置在长江支流汉水的据点襄阳，编成以水军为主体的阵营。从那里沿长江东下，给宋朝水军带来致命性打击，最终灭掉南宋。在把战利品运往大都的时候伯颜曾经使用过海路，可以说他是在元朝首脑层最精通水军的一个人。
他把在东海上活动的海盗朱清和张瑄等编成运输物资的船队，至元十九年第一次通过海路把江南的粮食运到了首都。最初的这条线路是从长江下游的浏河港（也记作刘家港）出发，在黄海沿岸航行绕山东半岛转一圈后进入渤海。
但是这条航线浅滩较多，因此有不少船只触礁。于是此后从长江河口出发后直接驶往海面经山东半岛头部的成山进入位于渤海湾的刘公岛。
元朝时候刘公岛是海运的停泊港，清末时成为北洋舰队成立的地方。现在成为观光胜地，有一座纪念日清战争（在中国称为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博物馆。从元朝到近代，刘公岛可以说是连接黄海与渤海的要塞。
为创设海运立下汗马功劳的朱清出身于长江河口附近的崇明岛。原本他是一名家奴，由于不堪忍受虐待杀死主人后，逃到海上成为一名海盗，从此开始崭露头角。他接受宋朝的怀柔政策被政府招安，宋朝灭亡后又侍奉元朝。他负责把江南物资运往大都，并且为完善运输路线做出了贡献。浏河港所属的行政地区太仓利用疏浚了的江南河流，当地开始出现外国商人。在与外国的交易中，朱清赚取了不少利润。张瑄也是江南人，生于嘉定，曾在海上贩私盐。
21 元朝的海运港
大德六年（1302）朱清与张瑄以垄断海运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由被判有罪，次年朱清撞石自杀，张瑄死在狱中。朱清为了向海运相关人员支付薪水，从元朝获得印刷纸币的木版“宝钞”。他获罪的缘由就是通过这一木版随便印制纸币等不法行为。
始于1282年的海运，到1302年成为元朝直接经营的项目，运输的粮食数量也开始骤增。天历二年（1329）达到高峰，年运输量约为247 000吨。
就在讨论海运航线的那一年，也就是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为祈求海运安全，加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上文也曾提到《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此次加封为至元十五年，应为误记）。每逢载满江南粮食的船只出发或者到达，必定举行拜祭妈祖的仪式。赐予海上女神的“护国”一词中，表现出海运路径就是帝国大动脉的含义。换言之，也可以说如果无法维持海运，元朝则会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一过程就是第二章的主题。
乞丐与富商
黄河改修工程
元朝放弃了通过大运河进行漕运的念头，从1289年开始统一为海运，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大运河。日渐增长的粮食全部通过海上运输，而其他物资尤其是黄海沿岸一带生产的盐等，则主要通过大运河。
保障国家基础的运输事业牵扯到巨大的利益。支持海运派与支持运河派互不相容，在政权内部各自形成党派。如果装载粮食的船只由于台风沉没，运河派就会强调海运的危险性。而当黄河泛滥毁坏大运河时，海运派又会强调大运河不稳定。由于政策的轴心没有确定，从结果来看其间进行了一些不必要的事务，而每次又会动用大量劳力，给人民造成负担。
至正四年（1344）五月，阴雨连绵，黄河水冲坏了白茅堤、金堤等，引起大规模的泛滥。黄河的一部分经过开封后往北横冲直撞，在山东半岛北部注入渤海。黄河被分成南北两部分，夹在这中间的地区被泥土覆盖。灾害波及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山东、河南各地开始爆发饥荒。此后的至正八年、九年，黄河都连续泛滥，带来巨大的灾害。元朝政府内部围绕如何治理泛滥的黄河展开论战，最终没有一个结论。
从维持大运河这一角度提倡须对黄河进行大规模改修的，是负责大运河运输的漕运使贾鲁。至正四年洪水过后，贾鲁奉命视察河道，考察地形，确认受灾地点，由此确定了改修工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为漕运使他掌握了漕运的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了二十条改革方案。
至正九年洪水过后，他所提出了“塞北疏南”的治水方针。堵住山东半岛北部泄漏出的黄河水，把所有的河水集中到南面，使南流的黄河水通畅，把会招致大运河功能减弱的泥沙冲到大海里。
这一彻底的改修方案在政府内部招来坚决反对。负责改修工程的工部尚书成遵为反对派的代表。成遵对黄河流域进行考察后提出反对黄河改修工程的意见，称“山东一带，连岁歉收，百姓困苦已极，倘调集二十万众，骚扰民间，是顾及民生。将来祸变纷乘，恐比河患更为严重”。
当时元朝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右丞相脱脱的手中。脱脱采取了贾鲁的意见，罢免成遵，提拔贾鲁充任工部尚书一职，负责黄河改修工程。整个工程从河南、河北征集了15万壮丁，又从军队调出两万人填补，整个工程从至正十一年（1351）旧历四月开始到十一月才最终完成，黄河的改修工程获得成功。但是也是由此，元朝落入了走向自取灭亡的因果关系的旋涡中。
为了稳定国家基础而开展的黄河改修工程，需要举国一致才可进行。由于在连年歉收危机四伏的河南、山东地区进行大规模土木工程，所以在工程负责人贾鲁当初设想的计划中包含了向劳力们发放粮食作为每天薪水，为日渐艰难的当地居民提供生活口粮的方案。
但是该项工程最终却是在脱脱的强制下获得批准，对此政府内部尤其是担当该项工程的工部内部存在着一股反对势力。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使工程的进行没有获得充足的财政支持。执政者的不和谐，造成无法向劳动者支付充足的薪水，工地上的各种矛盾给劳力们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红巾军
有一位叫宋濂的学者，辅佐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创建了王朝的制度，并且受皇帝之命编修元朝历史，著成了正史之一《元史》。基于同一时代人的见解和作为一名学者的判断，宋濂对元朝因黄河改修工程而灭亡这样论述：
先是岁庚寅，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莫非这才是真知灼见。
宋濂所指“妖寇”，也就是把元朝引入自取灭亡道路的在河南发展势力的宗教团体白莲教。白莲教是南宋时期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该教信仰末世时候弥勒菩萨现身，铲除现实的社会体制，以佛法让理想世界到来。到了元朝，又受波斯诞生的摩尼教影响，进一步发展，比以往更加强调改造社会的意志，称毁掉旧体制后明王将建立新的秩序。在“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信仰下，白莲教的信徒网络遍布河南乃至安徽，那里恰恰是为维持大运河而被牺牲掉的地区。
白莲教的组织特点在于举行仪式的场地尽量选择不被地方官员所察觉的地方，并以此为中心聚集周边的信徒。各个组织联系松散。这样一种关系网式的组织形态能够保证即便某一地区的信徒组织被揭发，其他的组织依然可以继续存在。因此元朝政府无论如何执著地搜查，依然无法完全消灭其组织。信徒起义不断在各地发生。
有一个组织就把这项条件还未成熟而强制进行的治理黄河的工程看做领导叛乱的好时机。1351年5月28日，白莲教教主刘福通在安徽颍州对元朝发动武装起义，以头戴红巾作为标志，占领了当地的政府所在地。“红”色乃是被蒙古帝国灭亡的宋朝王室的颜色。按阴阳五行，宋朝是火德。
起义军倡导复兴宋朝，明确以颠覆元朝为目的。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并且失去了教主。但是通过关系网络所普及的路线，叛乱的火种迅速传播，在中国各地开始出现。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红巾军起义之始。
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扶持白莲教主的遗孤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为宋。其定名为被元朝灭亡的“宋”，在于强调自己的正统性，拥戴白莲教教主之子做皇帝，确保了对白莲教反叛势力的宗教权威。刘福通政权以开封为都城，将势力扩展至华北一带。
元朝为何瓦解
翻阅有关明朝的历史书，会发现有关元朝崩溃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那时的皇帝顺帝妥欢贴睦尔对政治毫无兴趣，宫廷内部沉溺于藏传佛教；由于财政困难，大量增印纸币交钞而没有相应的白银支持，从而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官吏剥削严重，地主相互勾结，从农民那里征收各种毫无道理的费用；自14世纪中叶开始频频发生洪水、地震、台风等天地变异；还有元朝鼎盛时期暂时变温暖的欧亚大陆东部气候这时也开始变冷；由此饥荒增加，世态不稳。
但我们知道，13世纪时就已经出现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增印纸币等现象，而剥削的严重以及饥荒等也在中国时有所见。为何1351年开始的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仅凭把这些状况串联起来是无法看出其原因的。
把问题做一下限定。为何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红巾军之乱会让元朝崩溃。如果剔除时机成熟这一托词，答案应该在叛乱发生的地点。
刘福通他们发动叛乱的颍州位于淮河中游。叛乱军没有顺势走出淮河下游，而是选择在这一地区扩张势力。其间，当时位于黄河边又是大运河要塞的徐州发生了土豪起义。次年的至正十二年，安徽省定远也发生叛乱。这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大运河陷入了被叛乱威胁的境地。与此同时，元朝出于军事目的征用船只，利用大运河运输军用物资，这就降低了大运河运输其他物资的作用。
于是从江南运输物资不得不完全依靠海运。以浙江台州为根据地的方国珍抓住了元朝的这一弱点。方虽然是海运业从业者之一，但1348年时就因海盗身份被元朝官府追究，曾在海上袭击过政府驶往大都的货船。对付这些海盗，元朝只有一个办法，即怀柔，赐其官位，让其负责海运。方国珍看到元朝已经没有镇压自己的力量，大谈自己的不满欲背离元朝。元朝接受他的要求，并且再次让他升官职以作抚慰。
22 元末“红巾之乱”相关地图
至正十三年（1353），盐贩张士诚在江苏泰州发动叛乱。这个地方无论是对大运河还是海路都处于江南三角洲的出入口。失去了这块土地对元朝来说，就等于完全失去了运输江南物资以及从黄海沿岸造盐场征收盐的路径。
23 元朝的周庄附近
元朝试着对张士诚采取怀柔政策，未见成效。第二年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定国名为大周，宣布独立。两年后（1356），张士诚渡过长江来到江南，定苏州为首都。
张士诚、方国珍与元朝之间，相互帮助与被帮助，关系微妙。至正十九年淮河流域完全脱离了元朝的统治，大运河的功能停止，海运也不尽如人意，大都陷入饥荒状态。于是元朝把皇帝才能穿的龙袍赐给张士诚以示拉拢，与其达成提供江南粮食的协议。方国珍这才准备好在海路运输的船只，运至大都。
对张、方两政权来说，消灭元朝不可能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因为对于控制了富庶江南与海运路线的政权而言，元朝是他们最大的顾客，而且是容易被看透弱点的顾客。
被红巾军切断大运河，被张、方两政权控制了海路的元朝，从统治层面来看可以说回到了攻陷南宋之前的状态。元朝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与蒙古高原相连的大都周围的华北平原、过去忽必烈攻陷的云南了。
而且元朝的统治者已经失去了一个世纪以前蒙古人所拥有的游牧民族的气概，也没有从“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征收纳贡的意志和实力，甚至连回到南北分立体系都已经不可能了。
江南的巨贾传说
在今天的江南依然还流传着一个元末时筑起巨万财富的富翁传说。在苏州近郊，有一位名叫沈万三的农民。有一天这个男人得到了一个破损的陶盆。他把米放入盆中，不一会儿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米自己变多了。他的老婆把金耳环放进去后，竟然堆满了整整一盆的金子。而且这些金子取之不竭，装满车船依然不尽。就这样沈万三转眼之间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这就是所谓“聚宝盆”的传说。
沈万三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传说中他一直活到明朝初期，被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盯上，没收了他的财产，发配到云南。但是根据留下来的墓志铭等分析，他在元末时候就已经死去，想来应该是把他家族的相关事情都假托到沈万三一个人身上，才造就了这个说法。
沈万三的父亲从湖州移居到苏州近郊，把一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水田，积累家产。据估计，他应该是在经营农事的过程中雇用了大量的农民，让佃户进行耕作，从而巩固了自己作为经营地主的地位。除此以外，他可能还通过高利贷增加了资产。但是仅凭这种一点一滴的经营，恐怕还无法说明他为何能够迅速积累起足以在传说中留名的巨额财富。
到了沈万三和他的弟弟沈万四这一代，他们在苏州东南的周庄，在那个被溪水环绕的水乡置业。从所选的地方来看，四周布满的水路与南运河水路直接相连，同时向北还与苏州及其外港浏河港联结。对于江南物资集散而言，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同时因复杂的水路也具备了易守的条件。
沈万三兄弟有效地利用父辈作为地主积攒下来的粮食，从这种商业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政权时，沈万三已经去世。据说他的儿子沈茂和沈旺曾秘密地通过海路把大米运到大都。沈氏一族很有可能是通过把江南物资通过海路运到华北而繁荣起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沈万三由于“通番”而积累了财富。所谓“番”指的是穆斯林商人等外国商人。若这一传说反映了某些事实的话，那么他应该是把东南亚产的香木、波斯的玻璃器皿等奢侈品运到江南，向江南的财主兜售而获得财富，并且还出口江南产的丝织品等。
追溯沈氏一族资产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出当时江南的地主阶级有把粮食等物资运往华北的需求。张士诚得到从事这些商业活动的富人们的支持来维持其政权。从这种维持政权的基础也可以推测出张士诚希望南北分立而无意打倒元朝的缘由。相反，如果要一统天下的话，那么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就将成为最危险的社会阶层。
江北的乞丐僧
在江南百姓看来最贫穷的地区是长江以北的内陆，即被称作江淮的地方。有时也笼统地称之为江北。进入近代以后，那里成为向上海输出劳力的供给地，所以对上海人而言他们是平时经常所见的社会下层百姓，不少人对他们带有歧视的眼光。近代以前也曾出现过挑着花鼓、走街串巷的艺人。江北总是脱不了乞丐故乡的印象。
元朝时代也是这个地方遭受了最为残酷的命运。因为南宋与金朝交战使得土地荒芜，而因战乱变成了荒无人烟的这片土地被编为官有后课以重税。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覆盖了这片土地。
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那年，江北一带遭受饥荒。成为半流民状态的一户贫农家的第四个男孩，在饥荒中失去了父母，又在十月末寒冬逼近的时候进入寺庙成为一名见习和尚。这个人就是后来建立明朝的朱元璋，那一年他十七岁。不过虽说是和尚，但其实就是托钵的要饭僧。
他托钵的地方淮河流域，正是遍布白莲教网络的地方。刘福通揭起反元旗帜的第二年，即1351年的春天，朱元璋很自然地成为红巾军的一员。他集合乡里的青年形成一个团体，在战乱中逐渐崭露头角。在聚集到朱元璋身边的人中间也包括一些负责守卫乡里的在地地主，也有后来建立明朝成为他左膀右臂的人物。
朱元璋从乞丐僧登上皇帝的宝座，其过程简言之就是元末诞生的群雄，不断进行着淘汰赛，优胜者获得与拥有正统统治权力的元朝进行决战的权力。这一淘汰赛分成内陆与沿海两大块。在内陆，白莲教派的各个势力相互交锋；在沿海，张士诚、方国珍等围绕海运路线相互寻找漏洞伺机而动。
至正二十三年，情况出现了转机。华北的刘福通政权遭到张士诚的进攻，刘战死（对此也有其他说法），被他拥作皇帝的韩林儿寄身朱元璋政权。由此使朱元璋政权得以确保宗教权威成为可能。在内陆的长江中游扩张势力的陈友谅成为朱元璋的强劲对手。
元末群雄的抗争充满了宛若《三国演义》般的智略与战术。在朱元璋手下谋划战略的是刘基，他看透了张士诚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向朱元璋进言首先干掉西边的陈友谅。至正二十三年八月，陈朱在鄱阳湖进行决战。
陈友谅编组了水军，据说拥有六十万军力，攻占了江西南昌。朱元璋动员二十万军队把陈引到鄱阳湖，同时封锁了湖的出口。面对占满了整个湖面的陈友谅巨舰，朱元璋等待东北风的到来，派装满火药的小船前去靠近。决死队乘风点燃火药，无法移动的陈友谅的舰队接连引火上身，大军不堪一击，迅速溃败。陈友谅在败走途中遭遇朱元璋事先布好的埋伏兵而被杀害。
就这样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一跃成为内陆部分的最高首领。1367年他又消灭了沿海的张士诚，掌握了把元朝从中国驱除出去一统天下的决战权。
朱元璋能够在内陆胜出的理由，其一应该是其所在的根据地乃是当时中国的中心，既可以转战华北亦可以转战江南。1356年他占领了当时被称作集庆的南京并将此地作为据点，而在战略上变得更为有利。
南京正是中国的肚脐。顺长江东下能至江南，往西溯流而上经武汉可以进入四川盆地和湖南。往南从徽州盆地出浙江（钱塘江）上游，可以瞭望杭州、江西、福建。且四面环山，地理位置非常利于防卫。如果不考虑其夏天的炎热与武汉、重庆并列喻为“中国三大火炉”（湿度高，晚上完全没风）之一的话，在地政学上南京不失为一个最好的地方。借用上面的这个比喻，朱元璋在内陆板块的淘汰赛中，成为头号种子选手。
义塾里的先生们
进军徽州、浙东
相比其他诸雄，朱元璋的优点在于他看到了无法通过宗教结社的理念去统一中国的事实，所以他努力建立一种为建设帝国服务的明确的理念。1356年，朱元璋占领南京后将其改名为应天，称自己的政权为吴，任用十余名儒家学者参与政权，开始摸索国家形态。
次年1357年，他着手进行了一场成为其政权转折点的战役—进军徽州和浙东。宋代时候，徽州创造了新的儒教，大量传承新儒教的知识分子住在浙东地方。用军事眼光来看，当时还处在元朝统治下的这些地方，正处于朱元璋南京政权的背后，若能控制这些地区，就可以获得向浙江、江西、福建等扩展统治范围的立脚点。但是，对朱元璋来说，这些地方不仅仅只有战略要塞的意义。
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亲率军队赶赴前线，攻破浙东中心婺州。有传闻说途中朱元璋在徽州招待儒士，问“汉高帝（刘邦）与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以及元世祖（忽必烈）一平天下，其道何由？”，被答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今公英明神武，驱除祸乱，未尝妄杀。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归而未遂生息”，朱元璋深以为然。
其实，攻陷婺州后，朱元璋严禁士兵抢劫，并且禁止酿酒以控制谷物的浪费，分配粮食给当地居民，行救济政策。可以说朱元璋已经感到，为实现天下大一统，不能仅凭军事力量，还需要依靠儒家统治人民的方式，此时已开始做准备。
不过，在继续往下叙述之前，还是一起来看一下中国东南部相连地区的特色及历史。这样朱元璋为何在攻陷该地之时亲自出马的理由也会浮出水面，逐渐明朗。
中国东南部的盆地世界
从安徽南部到浙江东部，绵延着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山地与丘陵，小河流水穿插于山脉之间，似乎要缝合所有的空隙。河川造就了大小各异的盆地。公元4世纪，游牧民族统治华北之时，有汉族人渡过长江移居到这群山之中的盆地。
当时森林之深覆盖了整个丘陵，河流穿过盆地，流向不定，盆地的中心地带湿地广阔，并不容易被开垦。汉族人从山地到盆地，选择溪流涌出之地为定居之所，引溪流之水修成水田。在这种山地与平地接壤的地区，不但能够确保新鲜的水源，即便庄稼歉收，也可到山中采集山野菜或松子等充饥。人们养育子孙，人口逐渐增多。
丰富的收成，为地主的存在创造了条件。地主稳定的收入，带来生活的宽裕，孕育出文化。到了宋代，以黄山脚下伸展的徽州盆地为中心，新的儒学学派诞生，即11世纪程颐等开展的宋学。12世纪南宋时期，该学派由朱熹集大成，成为后来的朱子学。
新儒学是一门讨论宇宙生成的哲学，同时也是优秀的实践性社会政治思想。宋代担当政治的社会阶层是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僚的人才并非世袭，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提供具备儒教素养的人才这一问题。他们所提议的方法是以顺应当前时代要求的形式，恢复古代周曾经实行的宗法。
所谓宗法，是指将追溯父系祖先最终寻到同一男性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整合到一起的秩序。担当祭祀祖先仪式的人背负有统一全族的责任。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相互合作，完善子孙受教育的条件，培育出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向国家输送人才。族人在共同生活中所培养出来的秩序的感觉，通过官僚反映到国家政治中。生活与政治共鸣，产生了儒教的社会与政治体系。这就是思想家们所考虑的。
但是，这种理想的体系并没有实现。张载等感慨“今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基于宗法统率全族的是为宗子，代代稳定成为官僚的是为世臣。宗法不立，故无法产生稳定的官僚来源。就这样历史发展到元朝。
义塾先生们的关系网
在蒙古贵族掌握政权的元朝，科举制度被废除。通过对儒教素养的考试选拔参与国家政治的高级官僚的体系彻底停止发挥作用。虽然也有过一段实行科举的时期，但对于出身南宋统治地区的文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狭窄的关口。
拥有新儒学的知识分子，为官之路已被封锁，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接受他们的是控制了源自山地的溪流而将势力扩张到盆地的一族。
14世纪，在浙江东部的盆地地区，拥有资产的大族出资为教育同族及乡里的子弟开设了义塾，作为教育设施。在义塾中，开展儒学教育，培养人才，聘用知识分子为义塾的先生。宋代产生的新的儒学传统便通过这种义塾的关系网得以维持。知识分子与义塾的关系，我们在后来成为朱元璋顾问的宋濂身上可以窥见一斑。
24 十四世纪浙江东部
宋濂于1310年出生于金华盆地的潜溪村。他家境贫寒，学习知识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濂的祖父为了自己的几个孙子，将自己的友人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聘为家庭教师。因天生的记忆力与洞察力，宋濂被当做有前途的青年培养，23岁时进入诸暨盆地方氏运营的白门义塾学习。1335年，宋濂被势力扩及浦江盆地的郑氏义塾—东明精舍聘为教师。
招聘宋濂的郑氏，乃为名门，在浙江东部盆地一带可谓家喻户晓。11世纪末，郑氏从金华盆地移居浦江盆地，以郁郁葱葱的山地为背，在一片临河的土地上开垦。南宋初期，郑氏禁止自家子孙分家另住，规定在统领全族家长的主持下，共同安排衣食住行。全家人按照儒教的秩序约束自己的生活，在他们居住的乡里也一直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逐渐博得声望。
郑文融担当家长时，全家约有200人，在50间房屋里居住。这些情形，全都被宋濂看在眼中。《元史·孝友传》载有“大和文融继主家事，益严而有恩。家庭中凛如公府，子弟稍有过，颁白者犹鞭之”。这段描写考虑到《元史》的主编是宋濂这一事实，应该可以肯定是他亲眼目睹的实景。宋濂在义塾中接受教育，又在义塾中担当先生，他的思想即使变得与运营义塾的盆地的名门望族的生活有共鸣之处，也不足为奇。
在中国南方的盆地中，这种义塾网络培育了不少的知识分子，孰优孰劣，大家都有共同的评价。朱元璋想获得建设新国家的必需人才，并想借其力试图创造出维持国家的理念。至正二十（1360）年，朱元璋将在义塾当中评价颇高的四位儒学家招入政权中枢。他们就是被称作浙东四先生的宋濂、刘基、章溢、叶琛。
义塾的实际情况
在宋学中恢复宗法的目的明确之后，出现了两种看法。一种是由各代长子世袭执行祭祖的权利，统一同属一个祖先的所有的人，被称作大宗。按大宗的观点，嫡系长房在全族中成为占有优越地位的一方。但是在中国，家产的继承是通过平分给子弟实现的。所以大宗的原理缺乏经济上的支持。
另外一种看法是从祖上至第五代，作为同族共同祭祖，但是第六代之后就分裂组成另外一个群体。这被称作小宗。小宗思想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不可能由嫡系长房永远统一其他族人，而应该由对故人拥有共同记忆的人祭祀故人。在小宗范围内就能够记得相互的长相与相互之间的亲族关系。
成为宋学争论焦点的大小宗之分，是一个关乎政治统治原理的根本问题。因为是选择大宗还是小宗，会让谁成为正统的政治领导出现完全不同的答案。当只剩下一个人有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时候，要让其他成员绝对性接受其统治，政治上有必要明确地区分大宗与小宗。
但是，在元朝浙东的义塾中，对于依靠当地有势力的同族群体而生活的教师们来说，宗法的政治性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就义塾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浙东四先生之一的章溢他所经营的龙渊义塾。
龙渊义塾矗立在剑溪河畔—浙江南部流入多山的龙泉盆地的一条河流。该地区远离城镇，当地的孩子们无处学习。因此，章溢的祖先创建书院以作教育之用，但因经济上缺乏支持，在几年后就关门大吉了。章溢对此倍感忧虑，向同族人讲“无田是无塾也”，为了筹措运营费用，捐出了耕地。受这一行为感动，章溢的妻子一家陈氏也将土地捐出，1353年义塾重建。
义塾建筑的中央，供奉着孔子等儒教圣人，每年春、秋两次举行祭拜仪式。左右四间房屋供学生起居，院子后面布置有讲堂，每月1号和15号，以太鼓为信，教师与学生聚在一起朗诵五伦之教（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师选择学识丰富行为端正的人。学生当中进步明显的人，每月将被提供粮食津贴。
该义塾由多个宗族运营，所以不仅限于章溢的那一族，住在同一地区的所有子弟都在这个义塾学习。但是，义塾的基本理念是宗法。龙渊义塾重建的同时，制定了十五条规约。虽然具体内容不明，简单概括为“宗族成员家虽各异，但如手足无法分开”。
如何为国家输送具备儒学素养的有用人才，是宋学所背负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课题，这一课题潜藏于义塾中。元朝统治下，通过科举走上高官的仕途几乎被关闭。脱脱担任宰相的那段时间，虽然一度恢复科举制度，但是在1351年开始的叛乱与混乱中，这条道路几乎也未发挥出任何作用。义塾已经算不上是科举的预备学校。
如何以义塾作后援，也就是以那些有势力的宗族为核心在地方创造出社会秩序？这是义塾的先生们所担负的课题。关于对宗法的理解，比起由谁来统率全族，先生们更关注的是同族如何加深联系。朱元璋决心建设新王朝，所以需要儒学，也就是需要浙东义塾的先生们所孕育的社会思想。他从浙东四先生那里学来的儒学的基本命题是“礼”。
礼之帝国
建国
至正二十三年（1363）夏秋之间，朱元璋与从长江中游入侵的陈友谅军苦战，大获全胜。自此，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之争中占据了中原同盟的顶峰。次年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自称吴王，设中书省等行政机构。朱元璋暂且拥立具有白莲教宗教权威的韩林儿为宋朝皇帝，用其年号“龙凤”，命令也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形式，处处彰显对韩林儿的尊重。但实际上却向内外宣称这是他自立的政权。此时朱元璋已经迈出了创建新王朝的第一步。
正月初三，朱元璋召集共同经历了中原逐鹿的武将，先是表慰劳之意“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你们为百姓着想既然推戴了我）”，接着语气一转说，“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
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我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朱元璋着手建国的施政方针是确立礼与法。而这一方针最先摆在了日后成为国家统治阶层、他昔日的战友们的面前。而以浙东四先生为首的儒士为了将此方针具体化，回应了朱元璋的咨问。他们把基于“礼”之上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即统治者与人民恪守各自立场，保持上下关系，完全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了新的执政者朱元璋。
儒士们展示给朱元璋的是“礼”的统治。所谓“礼”，概括来讲指的是尊卑、长幼之序。从共同的祖先算起，靠近祖先的一辈为“尊”，距离远的为“卑”。长幼则是指同辈之间生辰在先的为“长”，在后的为“幼”。按照辈分与年龄的大小老少来规定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关系，此为礼。掌握了儒家知识的儒士们试图模仿宗法的顺序组织社会与国家。
明朝的建立
至正二十四年（1364），与张士诚政权的对抗成为已称吴王的朱元璋当下的首要任务。
那时，张士诚控制着中国的谷仓—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负责对元朝的海运。每年阳历六月，风向转北的时候，载满谷物的船只驶向华北。从事物产供给的张士诚的势力逐渐压倒了专门从事运输的方国珍。称霸沿海的张士诚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势力圈以长江下游三角洲为中心，北至山东南部，南及浙江北部，朱元璋的故乡也在张的统治之下。张士诚还伺机进攻浙东。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终于向外宣称政权独立，自封吴王，完善了官僚机构。
同一时期，朱元璋也在逐步巩固政权基础。至正二十六年冬，朱拥戴的韩林儿据说在被迎往应天（后来的南京）的途中经瓜步渡口（面临长江）时翻船，沉江而死。但几乎可以断言，这是在朱元璋指使下的一次暗杀。
朱夺取了长江以北张的领土，接着又包围了苏州。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经历了持久战之后，朱元璋消灭了张吴政权。
十月，终于走到与元朝对决的朱元璋，向元朝统治下的华北人民发布檄文。檄文内容由宋濂—此人被看做是浙东四先生中最具学识的人，反复推敲而成，总结了朱元璋政权的理念。
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从该份檄文中可以读出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的统治者只有遵守礼的秩序，才会被承认他的统治具有正统性。元朝当初也是因为维持了秩序，才得到上天的认可，被看成是一个正统的王朝。后来，丧失了秩序，成为他们被驱逐出中国的最大原因。
在檄文的最后，还有这么一段，其中反复提到“中国”这个词，值得注意。对于明朝而言，所谓“中国”具体何指，这一点希望在下文进行再次考察。
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檄文发布之后，北伐进行得异常顺利。丧失了江南物资运输通道的元朝统治者，对他们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理由留恋对中国的继续统治。在他们祖先的土地—蒙古高原上，还有另外一个广阔的天地。公元1368年9月，元朝皇帝放弃了元朝首都大都，四天后，朱元璋部队接收了此城。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即西历1月23日，在北伐进行过程中，朱元璋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与此同时，他指定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在建朝的祭天祝文中称：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今地幅员二万余里。
何以将国号定为“大明”？朱元璋政权并没有言明其理由。后来的历史学家，有人说是源于摩尼教中明王的“明”，有人说是源于在五行说中意为南方的“朱明”等，目前尚无定论。但是，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在那之前，所有汉族王朝都采用了上溯周王朝的地名为国号，而高举重振中华大旗的朱元璋却没有继承这一传统。
元第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没有采用地名而用了理念作为国号。顺便提一下，大元这个国号被认为是出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乾元”意为天。明朝没有用宋、吴这类国号，而用了一个抽象的词语。这种思维方式，继承于元朝。国号定名之时，没有根据中国的传统，而效仿了元，这一点表现出明朝并不是一个复古的王朝，它是一个在蒙古帝国创造出来的世界中诞生的王朝。
陆地帝国
新王朝要实现怎样的一种国家形式？饱受元朝压迫、备尝元末战乱之苦的人民大众，读到明朝初期的政策，可以从中感受到积极接受统治和基于礼的秩序的理想社会即将到来的信心。
洪武五年（1372），明朝发布《正礼仪风俗诏》，其中一条为：“乡党序齿，从古所尚，今后民间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揖拜之礼，幼者先施；坐次之列，长者居上。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以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只行亲属礼。”
诏书文案应是出自宋濂之手。从中可以看出他想将在浙东义塾实行的礼推广至全国的意图。
礼之序，首先强调亲戚关系中的上下辈分，然后才是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被这种亲戚、地主关系所束缚的人们，被要求纯粹根据年龄而定的礼之实践。
要饭出身的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依然对他的家乡江淮地区怀有思念之情。这一治国的基本方案，面临的一个课题是不让家乡受穷，而不是单纯的皇帝衣锦还乡。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自宋代至元代，发展为东部亚欧地区的经济中心，后来又逐渐变为华北粮食供给以及生丝、丝织品等国际商品的生产地。渤海地区，因元朝百年间定都于此，具备了首都圈的所有机能。江淮地区因处于这两个经济、政治中心之间，又地处内陆，若不采取政策上的运作，则难逃落后的命运。反言之，若能创造出不让江淮地区受穷的国家体制，则应该可以克服唐朝至南宋持续了二百几十年的华北政治中心与华中经济中心南北分立的体系。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决定在江淮之地的凤阳建设中都，命令建设城墙，与“南京”应天以及“北京”开封并列。又于次年洪武三年，为恢复战乱中荒废的土地，从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强制迁移4000多户至凤阳。
最终的结果表明，用这类政策复兴江淮地区的尝试是失败的。洪武八年，兴建中都被停止。凤阳又变回一个贫困的地方。笔者于1984年冬访问中都时，修饰城墙的江西产灰色砖已被农民拔走支撑着农家的院墙。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在这块土地上建造首都都是难以办到的。
25 凤阳明中都皇城遗址
与江淮地区的复兴政策同时进行的，是切断靠海发展起来的长江下游三角洲与海之间的关系。为了将因海运积累了财富的人群从沿海地区分离出去，朱元璋数次实行移民政策，将他们从沿海地区迁移到南京、凤阳以及以后的云南等内陆地区。而另一方面，又在尝试强化三角洲地区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将之再纳入王朝财政的基础。
洪武四年，选择当地地主中多田的人，任命其为粮长，负责征收粮食充税运往南京。该政策的背后隐藏着朱元璋乐观的构想：承认地主与佃户之间基于礼的顺序，生出佃户尊敬地主、地主爱护佃户这样一种关系。
但是，事与愿违，粮长利用权威压迫地方的自耕农及小地主等。之后，粮长没有把粮食运往首都，而是运到了指定的仓库，反而受到了仓库管理官员各种各样无理的要求。“纵有千金家财，一年粮长过后即变讨饭的穷光蛋”，负担之重竟到了如此地步。
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大户的命运，也从之前介绍过的沈万三的传说中有所反映。在建造首都的时候，朱元璋让他负担了三分之一的费用。即便如此，沈万三的财产依然未被用尽，得知其拥有能生宝的聚宝盆以后，朱元璋派兵搜查沈家，夺走聚宝盆，将之埋在城门根处，并将沈万三发配到云南充军。根据墓志铭等推测，洪武初年向朱元璋提供钱财的并不是沈万三本人，而是他的两个儿子。历史事实是，在明朝的统治下，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的富有阶层，或者成为被强制移民的对象，或者成为支撑王朝财政的地主，被迫站在了艰难的十字路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