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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动荡的中华世界
——洋务运动与甲午战争
洋务派的登场与近代化产业
中国近代化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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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二十余年间，中国的各大口岸城市无一不在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深圳从边境的一座农村摇身变成经济特区，北京也为迎接奥运会而呈现新貌。走在高楼大厦林立、周边高速公路环绕的上海街道上，无数日本人震惊于它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面貌差别之大，为此种社会主义景象唏嘘不已。
回到一百四十年前，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近代化”的尝试拉开了帷幕。日本正值江户幕府垮台、明治维新开始之际。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而与此相对，对于洋务运动的评价却不敢恭维。
对洋务运动评价甚低的第一点理由是，该运动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引进欧洲的物质文明，企图重建清朝的统治。官僚们过分热衷于争权夺利，对列强的侵略行径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压抑了民间资本的成长。第二点理由是，被视作洋务运动宠儿的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胜利，而洋务运动为何失败这一点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其原因在于清朝的腐败以及运动的不彻底。
然而，历史上的近代化，并不意味着就是明治时期日本选择的“西洋化”。最近甚至有观点认为，洋务运动唤醒的近代化的内涵，完全不同于明治维新，至少不能只凭甲午战争的结果，单纯地将两者优胜劣汰。而且，眼下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前沿中，也存在着足以让我们吃惊的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中国式的另类的“近代”。下面就以清末的洋务运动为实例，来摸索中国如何接受欧洲的近代化并且如何应对的。
西太后的登场与洋务运动的开始
话说太平天国运动开展的1861年，为躲避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而逃到热河的咸丰帝病倒，同年8月驾崩。根据遗嘱，六岁的皇太子（后来的同治帝）即位，由咸丰帝的心腹肃顺等人辅佐政治。
11月，皇太子的生母西太后与咸丰帝的异母弟弟奕等人发动了政变。西太后原为满族部族之一叶赫那拉氏出身，被选作宫女入宫。一日，咸丰帝被西太后美丽的歌喉吸引，此后西太后虽备受宠爱，却未能当上皇帝的正室（东太后）。叶赫那拉氏曾反抗过清朝太祖努尔哈赤，其子孙不得进入宫廷。然而西太后机敏伶俐，获取了咸丰帝的信任。咸丰帝不堪内外重压卧床不起后，西太后便代替皇上批阅各地地方长官呈上的奏章。不久她开始参与政事，与皇帝的心腹肃顺等人的矛盾加深。
13 西太后
于是西太后与素来对咸丰帝心怀不满的奕勾结，乘着将咸丰帝的棺木运回北京这一时机，宣布由西太后和东太后来辅佐年幼的皇帝，实施垂帘听政。肃顺等人大惊，表示反对，西太后便逮捕了他们并进行肃清。肃顺被戴上枷锁，在北京城里游行后被施以斩首。
这场政变给清末的历史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奕是签署《北京条约》的中方代表，他担任议政王大臣进入政治的中枢，也被列强们看好。新政权为进一步镇压太平天国，积极起用了曾国藩等优秀的汉族官吏。
奕接管了总理衙门后，把与外国交涉的“夷务”改为“洋务”。之后与欧洲有关的新鲜事物都被统称为“洋务”，而管理这些事务的汉族官僚们被称作洋务派。虽然后来奕下台，西太后独揽大权，与欧洲列强斡旋以及重用有能力的汉族官僚这一基本方针却得到了延续。洋务运动被誉为同治中兴，在以西太后为核心的体制下得以活跃开展。
14 李鸿章
总理衙门还设立了作为附属机构的外语学校同文馆，1864年发行了国际法的译本《万国公法》，试图“用外国的法律来反击他们的观点”。并派遣外交使节团，在世界各国设立驻外公使馆等，推动了外交近代化。
然而洋务运动的主要舞台并不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里。近代工业的主导人是曾经镇压太平天国的地方长官、曾国藩弟子兼淮军指挥的李鸿章和湘军首领左宗棠。随后是张之洞、刘坤一等各省总督、巡抚级别的实权官僚们。支持他们的智囊团包括太平天国时期做过团练首领、要求曾国藩出兵上海的冯桂芬（江苏吴县人），地方出身的精英们占据了主流。
1865年，李鸿章任署理两江总督，他以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广东香山县人）带回的机械为基础，在上海成立了兵器工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参见图15）。容闳就读于澳门的马礼逊学校，回国后的1860年，在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曾向洪仁玕提出太平军的近代化、成立民主政府等七条建议，洪未接受。于是他将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李鸿章受曾国藩之托建立工厂，指出淮军使用的近代兵器发挥了巨大威力这一事实，强调国内的兵器生产“防御外国侵略，乃自强之本”的重要性。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时得到法国人日意格等人的帮助，在福建成立福州船政局，开始建造军舰。这两家工厂和李鸿章有关的金陵（南京）、天津的机器制造局并列，被称为四大工厂，均为官营，拥有数千名工人。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教授航海术和外语，多数毕业生前往欧洲留学，随后担任北洋海军的干部。
洋务运动的扩大与官僚资本主义
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提高了政治发言权，洋务运动的内容也从军事工厂扩大到一般的近代化产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试图夺回被外国资本垄断的海运业的利益。1878年，为了抵制进口棉纺织品，又成立了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运动的范围还扩大到矿山开发和电信设备的引进上。1881年，为了运输直隶开平煤矿产出的煤炭，修建了长达11公里的铁路来连接唐山和胥各庄。
这些洋务企业多数采用了被称作“官督商办”的半官半民的经营方式。企业创办时由政府融资，从民间募集资金和人才，为防止外国势力进入企业，“官”实行最小限度的监督，而具体的经营则委托给“商”，即具有丰富经验、进行高额投资的有实力的商人。
15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担当洋务企业经营业务的实力派商人，多被称为“买办”。买办是葡萄牙语“康白度”（comprador）的译文，他们代替外国商社在中国市场进行中间贸易，以口岸为主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鸦片战争后最早进入上海的英商颠地洋行（中文名为宝顺洋行），其代表就是买办徐润和郑观应（两者均为广东香山人）。他们参与了很多洋务企业的创建与经营，徐润参与了李鸿章成立的轮船招商局，郑观应参与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清政府为了使这些企业能与外国资本竞争，采取了税收上的优惠措施和一定期限内的经营垄断权等特权来加以保护。李鸿章规定的“官”不参与经营的方针也获得了人们的信任，筹集到了许多民间资金。
然而，当时的中国既没有资金周转必需的银行，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远远落后。例如纺织业所需的原料长纤维棉花无法在中国国内购买，造成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工晚了十二年等等，保证企业顺利发展的条件尚不具备。而作为经营者的实力派商人，例如徐润和郑观应结成广东人的同乡网，他们把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习惯带入作为股份公司的企业当中。他们不是把精力放在努力脚踏实地提高生产效率上，而是将资金投入到股票投资等有风险但见效快的副业上。也就是说不管是洋务官僚还是民间商人，他们相信只要成立拥有近代技术的企业，就能够从外国资本手中夺回国内市场并获取利益。
1883年，上海发生了金融危机，徐润在房地产生意上失败并破产，给轮船招商局造成了十六万两白银的损失而退出经营。郑观应也离开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李鸿章为了防止经营上的混乱，不得不加强了“官”的干涉。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就任轮船招商局的督办，掌握了企业的经营权。
而原本作为监督者的官僚权力的扩大，出现了企业利润被用于购买军舰或填补其他同类企业的亏损。再加上洋务派官僚将企业私有化这一官僚资本主义的倾向加强，对此失望的民间商人不愿意对洋务企业进行投资。而且，为保护这些企业而采取的一定期限的经营垄断权的措施，也妨碍了其他民间企业的发展。
洋务派官僚中原本对“洋务”的内容就意见不一，甚至有人反对官督商办的做法。清朝内部的多数保守派们也轻视商业活动，对运动持以否定态度，因此，李鸿章培养近代企业的尝试，并未取得促进中国工业化这一成果。从政治权力下自立出来的民间资本的发展被搁置，而“官”“商”互相依靠的关系之后在中国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中体西用”论的理想与现实
洋务派的思想及其源流
1876年1月，李鸿章会见了日本的驻清国公使森有礼。森有礼是启蒙团体明六社的成员，在1885年成立的第一届伊藤博文内阁中担任文部卿（文部大臣）。据说当时李鸿章对森的傲慢感到愤慨，有趣的是李对明治维新的评价，特别是对日本引进西式服装的反应。森主张，“学习他国所长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李鸿章则论道，“效仿欧洲习俗，摒弃独立精神接受欧洲统治，尚不知羞耻”，“遵循服装旧式乃对祖先遗志追忆之体现，子孙万代须谨守之”。
中国近代文学之父鲁迅，将此时森有礼显耀的日本做法评价为“拿来主义”。而李鸿章拘泥于服装这一小节，其实来自于儒教中“衣冠整”为“礼”之实践这一特点。这段话表明李鸿章未考虑用日本式的“西洋化”来发展近代化，只是积极创办近代企业的李鸿章，为何要如此拘泥于儒教的传统呢？
洋务运动广为人知的口号，便是相当于幕府末期日本和魂洋才的“中体西用”。第一位从体系上论述中体西用论的人，是李鸿章的智囊团成员冯桂芬。他认为对中国而言，国防问题是“天下第一的重要政务”，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应以儒教伦理为中心，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冯桂芬还呼吁第一步应在上海和广东成立翻译公所，培养精通欧洲学问和外语的人才。
冯桂芬的这一主张派生了以鸦片战争时作为全权大臣被派至广东的以林则徐为中心的、开明的知识分子团体—公羊学派。公羊学派对现实社会抱有强烈关心和危机感，他们的最大特点在于主张“经世致用”，即大胆地重解孔子的意图实施改革。感觉敏锐、憎恨官界腐败的诗人龚自珍撰文预言将出现大叛乱，写下“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的文句猛烈批评社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初战失败后，道光帝有所动摇，林则徐被撤职并发配到西北边境，他将自己收集到的对外信息都托付给了盟友魏源。1842年魏源经整理后，出版了世界地理书及海防书《海国图志》。该书出口到日本后极为畅销，对幕府末期的志士们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巨大冲击。在序文中，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即学习欧洲的军事和训练方法来巩固国防。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是公羊学派改革目标的实现，除了创办企业外，在内政改革和人际关系上，洋务派和公羊学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近代化与儒教的正统论
那么洋务派的改革目标是什么呢？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营者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提倡培养产业的同时，创办学校、报社，要求废除科举和缠足等，其改革方案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十分相似。他还把中国的学问定位为“道（本）”、欧洲的学问定位为“器（末）”，认为中国长久以来迷失了“道”，此时应该引进欧洲技术的“器”，使“本末”得以融合，从而“回归孔孟之正道”。
16 郑观应手札
被誉为中国报业之父的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院期间向传教士麦都士学习西方的学问。太平天国进入江南后，他为了自卫试图创建西式军队，因化名黄畹向太平军提示进攻上海的方法受到通缉，逃往香港。王韬从英国留学归国后，1874年创办了《循环日报》。他提倡铺设铁路、开采矿山、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国民意识。如果引进了作为“器”的欧洲制度，一百年后中国必将超越欧洲，数百年后还将实现“大同”乌托邦的理想。“孔子之道”仍是不变的真理，通过对官僚纲纪的肃正恢复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理想的社会关系，便能够实现国内的稳定。
也就是说，对儒教的信仰虽各有差异，但它却是洋务派们共同的倾向，这种传统主义的姿态并非仅体现在李鸿章一人身上。从第一章也可看出，他们的对手太平天国虽一方面接受基督教，却仍具有建设正统的传统王朝这一复古主义的侧面。换而言之，“回归本来的中国”这一主题，是接受欧洲近代洗礼的19世纪后期的中国共同的反应。洋务运动和太平天国也和这种时代精神不无关系。
然而洋务派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给洋务运动带来了日本明治维新无法想象的困难。铁路的铺设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最早的铁路是1876年上海和吴淞之间的铁路，两年后被政府收购并废弃。虽然日本当时也反对建设铁路，但中国的反抗尤为激烈。其中值得注意的要数1881年上书称“铁路建设有害无益”的刘锡鸿。
1876年，刘锡鸿作为首位中国外交官，和洋务派官僚郭嵩焘一道被派往英国。在那里他亲身体验了欧洲文明，并感慨万千。然而回国后，刘锡鸿不但没有发挥这种经验，反而举出铁路会破坏墓地的风水（相当于日本的地相）、中国治安太差无法保证列车的安全运行等九条理由反对建设。
刘锡鸿还在奏折中称：“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此处重要的是，他认为欧洲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应有的治世，即《周礼》等古典所描述的理想的乡村统治的乡官制度。
刘锡鸿的评价标准充其量只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把近代的技术和制度视同枝叶的中体西用论，未能把欧洲文明作为基于与中国不同原理上的一种文化来进行把握。这种倾向也同样可见于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理解，他认为欧洲宗教的基督教在古代中国也被信仰。可以认为这种思维是近代初期的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典型。然而，这种思维导致了欧洲文明源自中国的“西学中国起源论”，反过来又束缚了改革的进展。
洋务运动与地方民族主义
洋务运动开展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代表地方势力特别是代表地域社会利益的被称作乡绅的精英们的成长，以及其产生的中央与地方均衡关系的变化。其契机仍要数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在太平军与清军激战的地点，人们面临选择支持清朝的长辫、或是太平军官兵的长发，发型甚至能决定人的生死。
这时住在浙江诸暨县的农民包立身，1861年创建了区别于太平天国和清朝的宗教团体，用以渡过世界末日的“劫难”。该团体被称为东安义军，位于包立身故乡的农村，施展奇妙的妖术与太平军对抗，并坚决拒绝了清朝地方官员联合的要求，守卫自己居住的地区。最后在太平军的猛烈进攻下牺牲无数，后来被诸暨县的人誉为“地方自治的先祖”。
以上的例子虽然极端，但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出现了不少表面是团练、实质乃匪贼的地方势力，他们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与清朝、太平天国、捻军等叛乱集团相抗衡，相对独立于中央集权。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湘军在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师徒关系和同乡力量的支持下成立了，从中央政府不能直接控制这一点来看，湘军是最大的地方势力。
而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自建国以来对这种地方势力的滋长就极其敏感。因此，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为不让清朝起疑心，将湘军解散。然而一度发展起来的地方势力的潮流并未就此停止，湘军、淮军出身的人进入官界，并形成了各自的关系网。在财政上也设立厘金作为地方税适用于商品流通。最初本是作为用来镇压叛乱军队费用的临时举措，叛乱平定后仍旧得以保留，成为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政府提高自主性的有力根据。
洋务运动成为这些地方势力活跃的舞台。清朝为了筹措军队资金大规模地卖官，科举的威望降低，地方上充满了徒有其名的官员。他们对正规的仕途失望，转向为洋务派官僚谋事，通过掌握欧洲学问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发言权。
对这些脱离科举的地方精英而言，承认地方自治的欧洲政治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尤其具有吸引力。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特意设了“议院”一项，主张应由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和商民选出议员来“上奏民情”。他还热切提出，开设议会使官民一体，不仅可以“发扬国威、防御外侵”，还能够实现汉代人才录用制度中“乡举里选”这一理想。
随着地方精英上台的动向，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发生变化，可以看做是明初以来中国历史潜流的南北对立、即代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科举精英与北京的皇权之间关系的再度紧张。而且他们多出生在与外国交流较多的广东、上海近郊等沿海地区，从中国整体来看，洋务运动是具有地方性质的、并伴随着地区间差距的运动。
然而，洋务运动与地方势力之间密切的关系，造成了运动内部地区之间的宗派主义和利己主义。例如，淮军系的李鸿章创建的轮船招商局，未能实现中国国内河流的汽船航运，是由于湘军系的洋务官僚刘坤一等人担心会招致湖南运输商失业而坚决反对的缘故。
洋务运动最大的成果是海军，由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舰队组成。李鸿章掌握了北洋舰队的领导权，中央政府（1885年后为海军衙门）未能确立统一的领导体系。北洋舰队中，淮军出身的丁汝昌和福建出身的官兵之间意见不合，也严重影响了将兵们的士气。不少人离开岗位到岸上生活，或沉溺于巡航港口上的玩乐之中。
最终，为纠正正规军队的腐败而诞生的、成为湘军和淮军组织原则的地方民族主义及其关系网，未能培养出强大的近代军队。洋务运动是一场缺乏中央集权举措的近代化运动。
“边境危机”与中法战争
清朝统治的衰退与伊犁事件
1875年1月，十八岁的同治帝死后无人继位，三岁的光绪帝登基。同治帝是西太后之子，光绪帝乃西太后的胞妹与咸丰帝的胞弟奕譞之子，两人为堂兄弟的关系。强烈推举他即位的是西太后。西太后一直与东太后实施垂帘听政，1881年东太后死后西太后便独揽大权。
这种同辈之间继承帝位的现象在清朝史无前例，象征皇权已经走向衰落。同治帝和皇后之死，多少都留有西太后的阴影，而东太后也是被西太后投毒猝死的传闻也不绝于耳。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又进一步显示了王朝统治力量的削弱，即边境领土的丧失和朝贡体制的动摇。
17 云南回族起义领袖杜文秀之印
今天的中国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边境就居住着许多语言、习惯和宗教都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中国历代王朝都把少数民族首领任命为土司，即少数民族官吏，来实施世袭的间接统治。清朝更是把西北民族任命为游牧民族之长，1755年平定了准噶尔部后设置理藩院进行统治。拥有历史上最大领土的清朝，依靠这种灵活的制度来维持其统治。
然而，进入19世纪后，清朝的边境统治遇到了问题。由于内地人口增加，大量的汉族移民转移到边境，他们或是欺骗少数民族、或是抢夺他们的耕地，民族间的纠纷频发不断。土司也因为贫困或内部纷争走向没落，统治能力衰退，出现了权力上的真空。陷入财政困境的清朝也开始厌恶这些频发的民族纠纷，失去了统治这些边境的热情。
太平天国全盛期的1856年，云南发生回族人民起义。云南的回族先民从元代开始移居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之间不断发生经济、宗教上的纷争。他们为反抗汉族的粗暴，推举曾经长期入狱的杜文秀（保山县人）为首领在大理地区建立了独立政权。1862年，陕西、甘肃等地也出现了回民的起义，并波及新疆。
对这些中国边境的回民起义，有两股势力做出了敏感反应。一是浩罕汗国的武将阿古柏，他受到英国等国的支持入侵新疆，以喀什为中心统治了天山南路。还有一股势力是沙俄。沙俄凭借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两部条约开始踏入远东。沙俄还在中亚加大了对土耳其系各国的压力，把浩罕等三个汗国置于统治之下。
阿古柏的势力延伸到天山北路后，1871年沙俄突然出兵伊犁，声明在中国恢复该地区秩序前将维持军事占领。清朝任命对西北防卫密切关注的洋务派官僚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平定了陕西、甘肃的叛乱。1877年，阿古柏死去，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新疆地区。
清朝自1879年开始与沙俄交涉归还伊犁事宜。然而，作为全权大使的满洲贵族崇厚完全未能理解左宗棠的良苦用心，签订了向沙俄做出很大让步的《里瓦几亚条约》，承认大片领土的割让。清朝政府得知条约内容后勃然大怒，拒绝批准条约，崇厚被捕入狱。随后曾国藩之子、驻英公使曾纪泽进行交涉，1881年签订了《彼得堡条约》。虽然沙俄最终归还了伊犁地区，清朝也向沙俄支付了巨额赔款，承认向沙俄开放新疆国土。
缅甸和越南的局势
同一时期的西南边境，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角英法两国伺机行动。英国出台了分析中国市场特点的《米歇尔报告》，认为中国贸易的利润无法满足其军事行动，于是他们将重点转向了无需成本的外交压力。
当时，英国关心的是缅甸，派出大规模的探险队开拓连接缅甸和云南的通商路径。1875年英国人翻译马嘉理被杀，英国企图利用该事件扩大其在中国的权益。1876年，英国与李鸿章之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又称《芝罘条约》），中国承认云南和缅甸的边境贸易、增设口岸等。
而法国也在扩大对越南阮氏王朝的影响力。1858年，法国借口保护天主教徒出兵占领了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直至1867年。1873年，法国一度占领了北部的河内，翌年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逼迫阮氏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法国的保护权。
缅甸与越南，和后面将要叙述的朝鲜、琉球一样，同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制下。尤其是越南皇帝，从形式上与中国皇帝属于主从关系，清朝想要维持中华世界的秩序，就无法旁观这一局势。因此，当法国向中国转达已签订条约一事后，1881年曾纪泽提出清朝对越南的宗主权而表示抗议。
此时，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中越边境的保胜（今越南老街）一带活动。刘永福是广东钦州人，太平天国时期曾是广西起义的天地会军队首领。1865年他在越南率领移居边境的汉族开荒，并发展为控制两国通商要道的红河流域的地方势力。
18 刘永福
1882年，法国再次占领河内，黑旗军与越南军一道反抗，1883年5月在城砦击毙海军上尉安邺。阮氏皇帝不堪法军的追击，向清朝求援，广西少数民族出身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向越南境内派遣了12 000名兵力。清朝开始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
1883年12月，清军和黑旗军被法军击败，随后丧失了战略要地北宁。清朝中央的奕由此下台，加上当时李鸿章更重视中日焦点所在的朝鲜问题的解决上，因此最后在越南问题上做出让步，1884年5月在天津签订了停战协议。失去中国援助的阮氏政府也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正式承认法国成为其唯一的保护国。
中法战争和边境经营的僵局
然而，1884年6月清军和法军在国境的谅山再次发生冲突，中法战争爆发。8月，法舰队在福州马尾港击溃中国的南洋舰队，毁坏了左宗棠创办的船政局工厂。10月，法舰队进攻台湾并进行海上封锁，1885年3月，占领了澎湖岛。清朝虽一度宣战，但是连续战败使西太后失去信心，于是请求原上海总税务司赫德作为中介进行调停。
清朝中央希望尽快平息事态，而边境战况的推移却事与愿违。1885年2月，法军占领广西的镇南关后，广东钦州出身的原天地会会员、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出名的老将冯子材，于3月击败法军夺回了谅山。法军统帅尼格里身受重伤的消息传到法国国内，反战舆论高涨，导致茹费理内阁垮台。
然而，清朝未能敏感地对战况的变化做出反应，修改先前签署的停战协议中的不利内容。1885年6月，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清朝正式承认将越南置于保护国下的《顺化条约》，即放弃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虽然左宗棠、刘永福和冯子材取得了个别战果，清朝却无力与欧洲列强进行顽强的交涉来阻止边境领土的丧失。
围绕琉球与朝鲜李朝的日清关系
近代初期的日清关系与台湾出兵
清朝对边境的管理陷入困境以及丧失领土的历史中，最后出现的是围绕琉球和朝鲜半岛问题上与日本的对立。江户时代的日本长崎开始和清朝通商，却并未建立朝贡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试图把以对马藩为中介的与朝鲜李朝的关系，转变为与朝鲜直接的外交关系。首先与朝鲜的宗主国中国签订平等条约，便能处于比其属国李朝更优越的地位。
当时，鉴于明代的倭寇和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等负面印象，清朝政府对日本提高了警惕。然而，李鸿章等同意了总理衙门提出的意见，与其拒绝谈判使日本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不如签订条约将其拉拢。中方拟定条约草案开始交涉，1871年9月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
19 中法战争与黑旗军（根据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绘制，地图出版社）
该条约是日清两国进入近代后首次在对等的立场上签订的条约，规定互相承认外交使节在对方国家的常驻和领事裁判权。条文中还规定，“两国领土均以礼相处，互不侵犯，以求永久安全”，清朝以为通过这项两国互不侵犯领土的规定，便可以打消日本的野心。
琉球王国通过与中国的朝贡贸易而繁荣，1609年之后归于萨摩藩的统治下，处于属于中国和萨摩藩双方的“两属”关系。明治政府也考虑把琉球从朝贡体系中分离，置于日本的主权之下。废藩置县后的1872年，日本设置琉球藩，任命琉球国王尚泰并列位华族。日本还剥夺了琉球王国的外交权，派驻外务省官员进驻琉球。
1871年，恰巧发生了宫古岛纳贡船漂至台湾，五十四名岛民被牡丹社“生蕃”杀害的事件。“生蕃”是指不接受王朝政府统治的少数民族，日本统治时期在台湾被称作高砂族（现为高山族）。日本政府认为这是解除琉球“两属”状态的机会，1873年为批准《中日修好条规》而访问北京的副岛种臣，就该琉球民遇难事件试探清朝方面的想法。
此时的总理衙门回答道，被杀害的是中国属国的琉球民众，而非日本人，而且台湾的“生蕃”乃清朝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因此对该地发生的事情不承担责任。日本看出了清朝对边境经营持消极态度，借口台湾是清朝统治不及的“无主之地”，为了本国国民的琉球岛民，自行讨伐“生蕃”。并在1874年5月不顾英国公使巴夏礼等的反对，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率领3600名士兵远征台湾。
这次的台湾出兵是近代日本首次向海外派兵，虽杀死了牡丹社大头目父子二人，却由于医疗体制的不完备，500多名将兵死于疟疾等疾病。清朝虽强烈抗议日本的行为违反了规定互不侵犯领土的《中日修好条规》，但由于海军力量有限而未能开战。结果，10月在北京的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清国承认日本的出兵为“义举”，并赔偿50万两白银，两国达成和解。
当时的和解书条文中有“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臣民妄加杀害”一文。“日本国臣民”也理解为1873年漂流到台湾受害的冈山县居民，至少日本政府解释为是指该事件起因的琉球人，清朝承认琉球归属日本。
1875年，日本政府强迫琉球藩停止对中国的朝贡，下令废除设置在福州的琉球馆，使用“明治”年号。1877年，受到日本兼并胁迫的琉球向清朝派出使节请求救援，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也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然而，1879年，日本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旧藩主尚泰搬到东京。兼并琉球使清朝失去属国，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动摇。
清朝边境统治的重考与日朝修好条规
1872年发生在横滨的秘鲁船只玛利亚·路斯号事件，日本政府保护受虐的中国劳工，近代初期中国人对日本并不反感。台湾出兵后对日警戒论高涨，直到1875年，洋务派官僚中一直展开着被称作“海防、塞防论”的围绕边境防卫的争论。
论战中，“海防”派的李鸿章认为，鸦片战争两次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海防力量的虚弱才是未能阻止日本出兵的原因。并主张停止为收复伊犁而在新疆展开的军事作战，将该预算投入到强化海防上。对此，“塞防”派的左宗棠出于沙俄与中国的边境线很长，其南下政策才是中国的威胁这一观点，反驳道，英国等海路上的外国势力只是谋求通商利益，陆路上的外国势力才具有领土上的野心，西北地区的防卫更为紧迫。
20 左宗棠
这场海防、塞防论体现了清朝之前仅有虽灵活却模糊的边境概念，它一面接受近代国境和排他性的领土统治这一概念，一面开始摸索中国如何保卫边境。最后，清朝考虑到双方的面子，确定了强化海防同时保留新疆的方针。1884年、1885年分别设置了新疆省、台湾省，湘军系的刘锦棠、淮军系的刘铭传分别担任首任巡抚，实行直接统治。
日本出兵的结果，确认归属清朝的台湾积极推动基隆煤矿的开发、铺设连接大陆和台湾的海底电线、纵穿台湾的铁路铺建计划等，被称为“台湾版”洋务运动。虽然很大一部分遭到保守派的抵抗而受挫，但却奠定了日本统治时期取得成功的台湾社会发展的基础。
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朝贡国，尤其东北三省是清朝的故土，与东北三省接壤，因此与李朝关系密切。李朝本身认为长期交往的明朝变为清朝这一异民族王朝是“夷狄之变”，而应该继承中国本土消失的“中华”传统。
这种“小中华”的正统意识使朝鲜社会崇尚自立，培养了不易屈服于外国势力的自负心。但同时比日本和中国更拘泥于“正学”的朱子学的纯洁性，滋生了排除欧洲近代特别是基督教等“异教”的“卫正斥邪”思想。
21 大院君
1864年，沙俄向李朝提出通商要求，国王的生父大院君镇压了提议开国的基督教徒，杀害了包括法国传教士在内的数千人。得知该事件的法国1866年试图远征朝鲜，在江华岛被击退。美国也以侵入大同江遭到烧毁的舍门号事件为由，试图迫使朝鲜开国，1871年在江华岛登陆却遭到失败。
日本实现明治维新后，1868年12月递书李朝告知恢复王政。然而，该文书把过去与德川将军同等立场交往的李朝国王置于天皇之下，朝鲜的“小中华”自尊心受损，拒绝接受。对此反对的参议木户孝允等提倡征韩论。日本政府认为如果与清朝结成对等关系，朝鲜便无法拒收日本的国书，正如前所述，日本急于签订《日清修好条规》。
1873年，副岛种臣等人访问北京，就与朝鲜宗属关系询问总理衙门，得到不参与朝贡国内政、外交的承诺。于是，1875年9月，日本派遣英国制造的炮舰云扬号前往江华岛，挑衅朝鲜后又派陆战队登陆进攻。1876年1月，陆军中将兼参议的黑田清隆等率领六艘军舰、800名将士冲向江华岛，仿效秘鲁的炮舰外交加以逼迫，2月，日本和李朝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
该条约是近代日本以优越立场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了开放釜山等三座口岸，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免除进出口商品的关税以及日本货币在居留地的通用等内容。其中第一条称，“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之平等权利”，由此日本否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然而，李朝和中国认为德川时代两国的对等关系得到恢复，并不认为朝鲜乃“自由之邦”与中国的宗属关系存在矛盾。
日清之间围绕朝鲜问题的对峙
日本兼并琉球使清朝感到危机，提议李朝向欧洲开国以牵制日本。李鸿章是此时的中心人物，1881年他担任李朝和美国的条约谈判的调停一职，试图在条约草案中插入“朝鲜乃中国属邦。内政外交均自主”一文来规定传统的宗属关系。虽然由于美国的反对未能实现，但是在由朝鲜国王向美国递交相同内容的照会文，条约的末尾标上中国的“光绪”年号上达成妥协。也就是说，清朝让各国承认了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1882年7月，首尔发生了反政府、反日运动的壬午兵变。《日朝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商人利用免除关税的特权向朝鲜出口英国制造的棉纺织品。他们还大量收购朝鲜大米，从事强暴的商业活动，引起人们的愤怒。国王的外戚闵氏政权在日本的指导下设置了西式军队别枝军，因待遇恶化而反抗的旧军士兵拥立下台的大院君起义，占领了日本公使馆，驱逐了闵妃。
壬午兵变后，日本派兵以确立其在朝鲜的优越地位。但是，李鸿章先发制人占领首尔，以大院君“藐视中国皇帝”为由将其带至香港，复辟了闵氏政权。而且，还以维持治安为由派驻淮军留守，把李朝军队改编为清国式。并向闵氏政权派遣中国人和德国人担任顾问，加强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干预。对此，日本也在8月签订《济物浦条约》，以保护公使馆为名获得了军队的驻留权。
清朝陷于中法战争困境的1884年12月4日，不满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开化派金玉均等人，发动甲申政变。1881年，金玉均等人考察日本后，痛感有必要仿效明治维新进行改革，在福泽谕吉的帮助下向日本派遣朝鲜人留学生、发行报纸。他还接近外务卿井上馨和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并从公使馆得到援助政变的承诺。
12月6日，李鸿章的部下袁世凯以1500名兵力进行军事干预，保护皇宫的一个日军中队撤退，刚发表了独立宣言和改革纲领的新政权瓦解。反对日本干涉内政的人们烧毁了日本公使馆，金玉均从仁川乘船逃往日本。此时竹添意图将金玉均交给闵氏方面，他声称“痛恨友邦日本的薄情”。结果，金玉均抵达日本后也被幽禁在小笠原、札幌，度过了失意的亡命生活。
甲申政变后，李鸿章任命袁世凯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常驻首尔，试图打破朝贡体制的原则直接统治朝鲜的政治、经济。日本则在1885年，旧自由党党员大井宪太郎策动了大阪事件等，歌颂扩大国家利益的国权论渐渐高涨。而明治政府判断日本不具备对清战争的实力，派遣伊藤博文等人前往与李鸿章交涉。4月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日清两国从朝鲜撤兵，今后派兵时需事先通知对方。
日清战争与马关条约
日本的战争准备与光绪帝亲政
日本和清朝围绕朝鲜领导权而对峙，19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重工业发展和金融资本集中等背景下，德国和美国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抬头，英国的优势地位瓦解，进入了列强争夺垄断统治和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时代。
沙俄和英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对立波及东亚，1885年，英国占领对马海峡的巨文岛，牵制沙俄侵略朝鲜。1891年，沙俄在法国资本的援助下开始建设西伯利亚铁路。日本对沙俄的东方政策感到巨大的威胁。同年正在日本访问的沙俄皇太子尼古拉（后来的尼古拉二世）被警察砍伤，发生了大津事件。
两度发生的事变的结果，使日本痛感如不与清交战，便难以确保朝鲜。然而当时日本的兵力，特别是海军力量不及吸取中法战争教训后强化军力、拥有定远等钢铁舰的北洋海军。因此，军部制作了《清国征讨策案》，陆军装备了德国式编制的七个师团。海军也制造了配备三十二厘米大炮的松岛级三炮舰，和两艘装有新投入使用的速射炮的高速巡洋舰，由此保证与北洋舰队交战时势力均衡。
军备扩张的费用从建立在妇女劳动基础上的生丝等轻工业的收入中挤出。她们的劳动条件比《女工哀史》描述的还要悲惨，只能得到相当于士兵一半的仅可维持温饱的报酬。因此，大量引进廉价的朝鲜大米，对当时的日本经济而言是至上的问题。1889年，日本的囤积造成朝鲜粮食价格高涨，李朝政府下令禁止粮食流动，即防谷令事件。
22 北洋舰队主力舰镇远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有名的《脱亚论》，把中国和朝鲜定位为“固陋”，即守旧不变革的国家，呼吁应与亚洲诀别，“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1886年，停靠在长崎的北洋舰队水兵与日本人殴斗，日清两国的国民感情恶化。1894年3月，亡命日本的朝鲜人金玉均在上海遭到暗杀，其遗体被送往朝鲜，并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名，而他在日本亡命时期遭遇的冷落却奇迹般地掀起了日本的国内舆论。
清朝方面，1889年光绪帝开始亲政，西太后搬至位于北京西北的颐和园“隐退”。但是西太后并未放开权力，光绪帝只好经常拜见她征求意见。光绪皇帝的皇后是西太后弟弟之女，西太后通过她来监视光绪帝。对此不满的光绪帝周围聚集了他的老师翁同龢等试图强化中央政府职权的保守改革派，他们被称作“清流派”。
清流派们最大的敌人是洋务派的巨头、深受西太后信任的李鸿章。于是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与西太后、李鸿章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然而，朝廷内的争斗导致了政权腐败，贿赂横行。其中广为人知的丑闻是，1894年秋西太后为庆祝六十大寿，挪用海军衙门的经费2000万两白银修建了颐和园。
甲午农民战争与中国·日本
1894年2月，东学的中坚领袖全琫准在朝鲜全罗道的古阜郡起义，反抗地方官的压迫。东学道是由没落的两班首领崔济愚创办的民间宗教，它一面批评基督教和体制派儒学，一面通过传统宗教的融合与重生，来振兴朝鲜固有的学问。崔济愚还吟唱咒语宣扬“天人合一”，即所有人都与天合为一体，便能实现平等社会，并传播仙药可治病的萨满教。结果，东学在对体制不满的下层民众中迅速传播扩大。
李朝将其视作异端进行镇压，1864年崔济愚被处刑。第二代教祖崔时亨组织教团，1892年取消崔济愚的罪名，开展了第二次教祖申冤运动，要求停止迫害。1893年3月东学在首尔的各国公使馆张贴抗议的口号，4月举行了忠清道报恩等大型集会，被政府军镇压。
全琫准又率东学道徒打出“驱逐倭夷（日本）”“消灭权贵（闵氏一派）”的旗号，势力发展超过万人。随后打败李朝的政府军，5月底占领了全罗道政府所在地全州。这场甲午农民战争动摇了闵氏政权的统治，6月1日，闵氏政权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向袁世凯要求派兵援助。
李鸿章接到报告后下令出动2100名淮军，6月7日根据《天津条约》向日本通报出兵一事。然而，早已得知信息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向朝鲜派出远远超过清朝预想的7000名兵力，10日，470名士兵作为先遣队比清军早先一步进入首尔。李朝政府吃惊于日军的突然出现，与农民军议和，11日签署了《全州和约》，答应惩处贪官、设置执纲所、解放奴隶、废除两班特权等内容。
日清两国失去出兵理由，开始进行现地交涉，6月15日达成两军同时撤出的协议。陆奥宗光却提出毁约，提出由两国代为进行朝鲜的内政改革。清朝拒绝了这一提议，23日，陆奥通告称日本将单独进行改革，指示大鸟圭介公使“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要制造开战借口”。
因此，大鸟公使一面向李朝提示内政改革方案，一面逼其摆脱与清朝的宗属关系。闵氏政权表示拒绝，7月日军驱逐了闵氏一派，成立了开化派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权。
日清战争的爆发与李鸿章
李鸿章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财产—北洋舰队，极力避免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他认为眼下北洋舰队的装备老化无法取胜，劝说光绪帝“不可急于一时而落入日本圈套”。然而帝党派们批评李鸿章的现实主义外交过于软弱，光绪帝也倾向于主战论，李鸿章只好期待列强的干预。
当时日本畏惧列强的介入，特别询问了不平等条约修改交涉方的英国的态度。英国果然希望维持东亚的现状，唯恐纷争引起沙俄南下，于是出面调停。然而，7月9日，清朝主张日本应先行撤兵，拒绝了英国的调停方案。16日，日英签订《通商航海条约》，日本不再惧怕英国的介入。李鸿章期待的沙俄由于远东兵力的不足和外交上的孤立而打消了干预的念头。
日本国内的首相伊藤博文和明治天皇则主张和平。尤其是明治天皇在开战后表示，“这次的战争是大臣的战争，而不是我的战争”，拒绝派遣敕使前往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报告。也就是说，甲午战争走向开战，超越了天皇的个人意志。
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冲展开突袭，击沉了载有一千名清兵的英国船只高升号。日本担心击沉英国船只会遭到违反国际法的非议，被断绝后路的清朝驻屯军也有所动摇，在成欢被日军大败。8月1日，双方宣战，清军将兵力集结到平壤。然而，指挥官之间意见分歧，主战派总兵左宝贵战死后，9月16日全军崩溃而撤兵。紧接着，17日，北洋舰队被日本的联合舰队围攻，所谓的黄海海战爆发。其结果以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等三艘战舰告终。
10月，日军开始进攻清朝境内，11月占领了辽东半岛的旅顺。日军屠杀了大批市民，《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纷纷谴责其暴虐行径。朝鲜在10月也发生了甲午农民战争的第二次起义，日军与李朝政府军共同镇压，全琫准被捕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