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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革命尚未成功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
华盛顿体制与孙中山的革命方针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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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访问日本神户。孙中山时年五十九岁，为筹备国民会议，自广州北上，途经日本。日本被他称作第二故乡，但这竟成为他最后一次访日，当时的他已身患癌症。
11月28日，孙中山站在神户高等女校的讲坛上，面对三千听众，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即“大亚洲主义”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孙中山指出，亚洲受到欧洲侵略渐渐衰落，而日本对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为亚洲带来复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使亚洲各民族重获勇气，兴起独立运动。孙中山认为，欧洲文化是用科学与武力使人屈服的霸道的文化，而亚洲文化是以仁义和道德感化对手的王道的文化，王道文化好过霸道文化。
74 在神户高等女校做“大亚洲主义”演讲的孙中山
孙中山更呼吁亚洲各国应以王道的文化为基础，为寻求民族解放，必须在大亚洲主义之下团结起来。最后作为结语，孙中山讲，“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的演讲深深打动了现场听众，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然而，日本后来仍然选择了霸道的文化，最终走上自我破灭之路。孙中山的演讲仿佛穿透了悠长的岁月，对如今深知这段历史的日本人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但是，这次演讲至今仍然能感动人心的最大原因是，曾一度看似已落后于时代的老革命家，在离世之前，散发出他最后的光芒，显示出了他揭示历史必然趋势的魄力。本章着重叙述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国民革命正是孙中山北伐夙愿—按本书观点称之为南来之风—的实现。
华盛顿条约与军阀混战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召开，目的是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对日本来说，华盛顿会议首先是五大国的缩减海军军备会议。会议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限额为美英各50万吨、日本30万吨、法意各16.7万吨，即五国按比例为5∶5∶3∶1.67∶1.67。另外，美、英、日、法签订了四国条约，规定四国相互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四国条约签订后，长期以来作为日本外交中心的日英同盟终止了。
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时却未受到平等对待。因此，北京政府把华盛顿会议看做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机会。大会开幕后，中国代表顾维钧提出中国要求收回关税自主权，提高关税税率，并且以“二十一条”违反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为由，要求废除“二十一条”。
1922年2月，五大国及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中国签订了九国公约。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根据九国公约，日本与美国1917年缔结的承认日本在中国特殊利益的兰辛—石井协议被废除。但是，中方最初提出的收回关税自主权问题仍未能解决，提高关税税率的主张也遭日本反对。另外，山东问题亦未能如中方意愿交由各国共同协商，而是依然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直接交涉。
中日交涉的结果是，规定胶州湾德国旧租借界地交还中国，将胶州湾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放为商埠，准许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中国以借款形式赎回山东铁路，还款期限为十五年；山东矿山由中日共同经营。关于“二十一条”问题的争论焦点是，是否认可第二条规定的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限。中国最初与俄罗斯签订的租借期限是1923年3月，据此中国要求收回旅顺和大连，开展了收回旅大运动。另外，北京政府也与日本就废除条约进行了交涉，但遭到日本政府拒绝，最终未能实现。
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列强开始分别支持中国特定的政治势力，比如日本采取援段政策，拥护段祺瑞一派，这就引发了中国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使得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去人心，取而代之的是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1920年7月，直系与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对皖系发动战争，即直皖战争。皖系失败，被驱逐出北京政府。但随后，直系与奉系之间也产生了争夺主导权的矛盾，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告终，张作霖退回东北三省，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
当时，中国各地连连爆发内战。各路军阀势力可说是一种相当于通过从社会征收军费以获得利润的企业。各势力都需要不断增强自身兵力，以便与对手竞争时处于优势。但同时又不希望与对手进行决战，消耗自身资本。另外，当时的军官虽多为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新型精英，但士兵却是贫农出身的雇佣兵，故乡都有双亲要赡养，每月需寄饷钱回乡。
对于一个在乡务农的青年来说，参军便意味着“有吃、有穿、有钱”。他们并不认为当兵是多么危险的职业，一次突击，即可领到三个月的饷钱。不少人在战场上为了不伤及对手而放空枪，或者索性缴械逃跑。逃兵大多成为土匪，或再加入别的军队。
与担负保卫国家大任的现代军队相比较，这种私人军队的组织相当涣散，因此也使得日本人愈发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而中国共产党则批判这些武装势力是地方上独裁的“土皇帝”，是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式军阀。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古有“好男不当兵”之传统，而军阀的兴起则使得军人这一职业终于获得了相应的市民权。军事优先的风潮在中国社会蔓延，一直影响到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与马林
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孙中山正在上海避难。以往的研究认为，此时的孙中山被团结起来的民众的力量所震撼，因而放弃以中华革命党等秘密组织为中心的革命形式，决心建立以人民为基础的革命政党。实际上，孙中山并没有马上就对五四运动产生兴趣。因为，对他来说，当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夺回被广西军阀陆荣廷所篡取的广东军政府的领导权。
1920年10月，盘踞在福建南部的陈炯明（广东海丰人）打出“粤人治粤”旗号，率部进攻广州。陈军赶走了陆荣廷，迎接孙中山入穗。陈炯明是被称为“社会主义将军”的开明军人，全力支援过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反英罢工运动。当上广东省长后，陈炯明曾邀请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炯明在广东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并试图把广东模式推广到全国，开展了以成立联邦制国家为目标的联省自治运动。
但是，孙中山并不赞成这种地方自治运动。他主张通过北伐统一全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1921年12月，陈炯明在广东公布了以自治为重心的广东省宪法草案。但孙中山对此不以为然，强令广东军政府北伐。愤怒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进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次逃亡上海。孙中山年轻的妻子宋庆龄也不幸流产。
陈炯明的造反半年后以失败告终。在孙中山号召下，各路军事势力进攻广州。1923年3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然而，孙中山虽然屡遭挫折，有“失败之英雄”之称，但与陈炯明的决裂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精神打击。陈炯明既是孙中山的同乡，也是他常年交往的革命同志。再加上广东军政府没有被华盛顿会议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因而也未能派代表参会，这更加深了革命家孙中山的孤独感。
此时，发表《加拉罕宣言》令中国人感到惊喜的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向已逐渐被时代所遗忘的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1921年12月，来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
在此之前，孙中山一直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认为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是应该去调节的，他不赞同阶级斗争（或民众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听了马林对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的介绍，孙中山发现这与自己发展实业的计划有很多相同部分，对此他感到“非常兴奋”。另外，马林游说孙中山说，华盛顿体制是压制中国和苏联的体制，因此两国必须联手合作，对此孙中山亦颇受打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马林劝说孙中山与苏联合作，是基于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民族运动的方针。他看到陈炯明对香港海员罢工的支援，深受感动，因此他把孙中山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辛亥革命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党不同）视为民族布尔乔亚的代表，给予了很大期望。但当他在1922年4月提出国共合作的设想时，却遭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干部的激烈反对。
陈独秀等人与同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国民党人有密切往来关系，对孙中山专制和向列强妥协的一面深有了解。同时，他们也考虑到共产党开展的工人运动刚刚起步，还不具备条件与试图通过北伐武力统一全国的国民党进行合作。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双方的立场不对等，担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形式的国共合作，会危及共产党的存在意义。但是，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重返中国的马林对反对国共合作的意见予以了压制，陈独秀等人也不得不服从共产主义运动大本营的共产国际的决定。
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马林、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当时的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叛变，损失惨重。因此，苏联政府提出的予以军事援助的承诺，对他来说是一次起死回生的机遇。随后李大钊率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也着手帮助国民党进行党内改革。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明确表示了接受苏联援助以完成中国统一与独立的方针。
这样，中共与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方面开始着手准备国共合作。1923年10月，鲍罗廷作为国民党苏联顾问被派往广东。但另一方面，与苏联合作是孙中山的独断决定，国民党内还存在不少反对意见。
特别是针对鲍罗廷的“耕地农有”的主张，国民党内不少人担心这种包括土地再分配在内的激进政策，有破坏国民党根基之危险。最终，在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协商之下，国共合作在成立农民协会及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基础上被推动起来。但是，孙中山的儿子、国民党青年党员的领袖孙科却始终要求取缔共产党的活动。而孙中山的强硬做法也在国民党内引发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去世后，这些矛盾彻底爆发。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国民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军阀统治、改善平民生活的新三民主义。另外，国民党的行动目标也由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改为成立国民政府，会议倡议在“联苏、容共”的方针下开展国民革命。国民党一大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李大钊等三名共产党员入选了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也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员在保留原有党籍的条件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由于国民党干部廖仲恺（孙中山去世后即遭暗杀）在会上极力游说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这一政策最终得以通过。
国民党改组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同时也使得国民党蜕变为近代政党。这次改组过程中，对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组织论的接受，对其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最大特点是政治与军事的一体化，由一群抱有坚定革命信念的人建立起严格的中央集权组织，制定明确的计划，武装夺取权力。改组后，不仅国民党由广东地方政权发展为全国政权，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得以迅速壮大。
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接受打开了辛亥革命后一直持续的混沌局面，但同时也为两大年轻政党带来了深刻的问题。即，作为维护权力的手段而采取的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形式的组织所导致的官僚主义性格以及坚持革命信念所产生的排他性。从其后的历史来看，这些弊害由于日本的侵略和美苏的对立而被进一步扩大，造成国共两党备受压迫的特质。可以说国共两党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双生儿，尽管曾两度合作，但为争夺权力爆发的内战是他们的历史性宿命。
黄埔军校与蒋介石
对中国国民党来说，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另一个成果是以苏联红军为范式建立了党直属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军官在以实现国民革命为目标的思想教育的浸染下，具有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对党的忠诚心，这与以往的军阀势力完全不同。另外，国民党还开办了军官教育机构黄埔军校，作为该校校长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便是自称为“中国拿破仑”的蒋介石。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比毛泽东年长六岁。他从救国救亡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后来的军事专家。1907年，留学日本的蒋介石从振武学堂（清政府为清朝留学生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在东京开设的预备校）毕业，在新潟县的日本陆军炮兵连队作为士官候补生服役了一年。
蒋介石在日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随即回国，在上海等地参加了军事作战。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后，蒋介石亦加入该党，并为广东军政府的成立做出相当贡献。但是，因为他参与了1910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因此以往对他的评价，大多倾向于批评他是腐败的政治家。不过从蒋介石与上海黑社会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人关系密切这点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位黑白通吃的政治家。
75 蒋介石
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混乱，蒋介石曾两度提出希望赴欧美留学。但孙中山看重他的能力，以“革命阵营的损失”为由，不同意他去留学。随后，在与陈炯明军的苦战之中，蒋介石痛感军事研究对于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必要性。1923年，孙中山派遣访苏团赴苏联访问，蒋介石自告奋勇，成为访苏团代表。
在苏联，得知在斯大林派以及中国共产党派遣的留学生之间对孙中山的评价很低，蒋介石大受打击。他本人在共产国际委员会上做有关三民主义的演讲时也受到嘲笑，因此他对共产党并没有好感和信任。不过，在视察苏联红军后，蒋介石洞察到苏联红军强大的秘密在于采取了专心于军事指挥的指挥官和负责政治思想教育的党代表两者并行、职权分明的军事体制。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亲自负责军事教育，由极力主张国共合作的廖仲恺担任国民党党代表，两人合作共同致力于军官教育事业。
在黄埔军校中，国民党的军事优先路线与共产党的民众运动路线两者并行，可以说黄埔军校作为国共合作的试验田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首，有大批共产党员负责政治教育的工作。学校的基本构想以苏联为模式，但蒋介石及高级教官多有留学日本经验，因此日常生活中的纪律和习惯等，多学习日本陆军。蒋介石认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和强有力的组织是革命成功的必须条件，他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等严格的军法军规，规定临战逃脱者一律枪毙。
76 黄埔军校
另一方面，担任黄埔军官校长也为蒋介石带来巨大的政治资本。在科举时代的中国，考官是中举者必须一生敬仰的恩师。因此，从黄埔毕业的青年军官也都视蒋介石为师。蒋介石本人则欣赏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推崇身为儒学家同时又是湘军领袖的曾国藩。蒋介石在给学生的训话时，常把军队比作一个大家庭，把自己比作学生的家长。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还曾与近20人的同志和部下结义为兄弟，在他掌握权力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建立自己的人际网络。比如，继陆荣廷后成为桂系新领袖的李宗仁就是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其结拜为把兄弟的。李宗仁对上级长官突然提出这一“旧式”要求感到不解，但是蒋介石安抚他说“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
77 宋氏三姐妹 宋霭龄（中）宋庆龄（左）宋美龄（右）
说起中国的结义兄弟，最著名的是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结交黑社会头目的蒋介石深知传统习俗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可以说，他在苏联红军的组织原理中糅入了中国传统的“情义”理念，从而使得过度强硬的组织具有了一定的温情。这无疑是对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外来文化所做的中国化的接受过程。
作为蒋介石另一项政治资本，不得不提的是他与宋氏三姐妹中三妹宋美龄的婚姻。这也是一项借助中国传统所转化的政治资本。1927年9月，蒋介石在北伐期间到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在神户，他向宋美龄的母亲提出了与宋美龄结婚的愿望。当时的蒋介石四十一岁，虽然宋美龄比他小了十岁，但宋家的长女宋霭龄却极力促成这桩婚事。
与冲破层层反对而结合的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相比，蒋宋的婚礼盛大而浪漫。但是，这桩婚事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效果。自此，蒋介石与孙中山结为姻亲，使他成为孙中山继承人具有了正当性，对日后他当上中华民国领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的北上和逝世
反观北京政局，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在日本援助下蓄积实力的奉系张作霖联合皖系和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结成三角同盟，对直系发起战争。直奉两军在东北三省与华北交界的山海关交战，起初，直系军队占据优势，10月，直系人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倒戈，致使战局逆转，直系曹锟被囚于北京，吴佩孚出逃。
实际上冯玉祥的倒戈与日本军部有关。当时，日本政府采取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路线，主张不干涉内政。但是，据说担任张作霖军事顾问的日本军人曾秘密劝说张作霖，以重金收买冯玉祥。还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的顾问坂西利八郎得知曹锟向美国申请援助后，通过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同盟会会员黄郛，劝说冯玉祥起事。
这场战争也给住在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溥仪带来了灾难。冯玉祥军进驻北京后，废止了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被派往接收宫城的军队，限令清室在三小时内迁出紫禁城。溥仪当时十八岁，非常厌倦紫禁城的生活。冯军司令官质问他，“今后你还称皇帝吗？还是以平民自居呢？”他回答说，“我对于取消皇帝尊号是完全同意和愉快，因为我对宫廷那种不自由的生活早已感到厌烦”。据说周围士兵闻此齐声鼓掌。
但是，被突然逐出紫禁城的溥仪，很难找到一块安全的落脚之地。起初，他寄居在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宅邸，不久便在清末驻神户总领事、后来成为“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的郑孝胥的介绍之下，移居到北京的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进入天津日本租界，并在租界生活了七年。其间，他与日本的关系不断加深。迎接溥仪到天津的正是当时的天津总领事、战后成为日本首相的吉田茂。
在对直系战争中取胜的张作霖和冯玉祥推举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同时，冯玉祥又督促孙中山尽快北上，以牵制张作霖。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申明国民革命之目的在建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孙中山还主张要从国民各阶层团体中选出代表，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但是，孙中山在经由上海北上时，受到英国阻碍，只得选择转经日本。上文所述的感动听众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就是他北上途中，在神户所做。孙中山于12月4日到达天津，原本计划直接赴北京，由于胰腺癌致使胃痛，只得延期至12月底。抵京后的孙中山进入协和医院接受手术，但为时已晚。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宋庆龄的守护下，于北京安然逝世。他未能看到武力统一中国和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的实现。就如他留下的遗言“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作为革命家，孙中山的一生挫折无数。当然，本书也多次指出，孙中山是一介凡人，他身上有如因高傲所致的独裁专制的一面，绝非毫无缺陷的圣人君子。
然而，孙中山逝世后，不少保守派政治家对此喜出望外。鲁迅曾撰文尖刻地讽刺这些攻击孙中山的人，“战士（指孙中山）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不论有多少缺点，尽管不够完美，但是孙中山无疑是将中国历史向前推动的伟人。孙中山的革命理想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未得实现，但不可否认，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罹患重疾，面临生死关头，却亲赴敌区北京。本来，华北地区人民对他的革命主张并不了解，但随着对他病情的报导，国民革命的理想也得以在华北人民中广泛宣传。可以说，孙中山以死化作改变中国的“南来之风”，他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完成“一个人的北伐”，而他的后继者们以此作为动力，继续为实现他的遗志而努力。
《无花的蔷薇》与北伐开始
鲁迅与三一八惨案
其时，鲁迅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阿Q正传》发表后的1923年，鲁迅与共同居住的弟弟周作人一家决裂，翌年，搬到北京市内的西三条胡同（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二人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是，作为大家庭的家长维持全家生计的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矛盾。据说由于信子无法放弃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喜好奢侈，致使每月亏空，家用拮据。
1925年3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兼职教师的鲁迅收到一封女学生的来信。写信人署名许广平，是鲁迅班上表现活跃的学生干部。当时的女师大校长属于保守派，对学生运动采取压制政策，以孙中山“共产共妻”（保守派对左倾化的国民党的污蔑）为由，不许学生参加孙的葬礼。许广平等学生领袖带领学生多次要求更换校长，均遭当局反对。在这样的压迫下，许广平感到彷徨和苦痛，急欲“在黑暗中寻找指引”，于是开始给老师鲁迅写信求教并倾诉胸中的苦闷。
收到信后的鲁迅回了一封长信，鼓励许广平，自此二人开始写信笔谈。随后，许广平因参加学潮被开除，8月，北京政府更决定解散女师大。鲁迅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并担任由女师大师生成立的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继续处理学校事务，为被逐出校园的学生开课。北京当局下令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但这并未使他屈从压力。学生们开始经常出入鲁迅家，被警察追捕的学生也藏在鲁迅家里。
1925年5月，上海的日商纱厂发生劳资冲突，中国工人被射杀。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反帝罢工运动，即五卅运动。各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女师大事件中，鲁迅表现出了彻底反抗的态度，这不仅是出于对许广平等充满才气的学生的同情，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深度关怀。最终，政府不得不妥协，同意女师大复校，鲁迅也被教育部复职。但是，新的悲剧已经在等待着学生们。次年，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
当时的北京政府由奉系张作霖与段祺瑞、冯玉祥组成联合政权。1925年11月，奉系将军郭松龄倒戈反奉。冯玉祥也为了联合革命派，自称国民军，与张作霖开战，并于1926年3月击败张军。但是，欲借助张作霖维护其在东北权益的日本，出兵干预郭松龄，致使郭松龄兵败。日本还派两艘军舰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并与英美等八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停止天津一带军事行动，并限令48小时内撤出军队等干涉中国内政的要求。
愤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于1926年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前举行抗议集会，决议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驳复八国通牒。当日早晨，许广平抄写完鲁迅的书稿，正要出门参加集会。鲁迅叫住她说：“为什么这样匆促？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许广平深知鲁迅的脾气，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做好工作的，只得留在家继续完成抄写书稿的工作。鲁迅则在书斋深处埋头撰写《无花的蔷薇之二》。
78 鲁迅与许广平、海婴
十时半左右，突然有人慌慌张张涌进鲁迅家，说请愿队伍在国务院门前遭到军警枪击，死伤众多。许广平闻讯后立刻跑回学校，随后学生干部、也是鲁迅学生的刘和珍等人的尸体被抬回。冲突中，军警以大刀和棍棒殴打受伤学生，根据当局公布的数字，死者47名，伤者150余名。率领游行队伍的李大钊头部受伤后，仍然指挥队伍撤退。
得知消息的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道：“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为美化屠杀行径，北京政府把请愿学生贴上“暴徒”的标签。一些迎合政府的保守知识分子批评事件的责任在李大钊和学生领袖。这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他饱含激愤地写下：“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但是，紧张的形势不允许鲁迅当一个局外人。北京政府惧怕事件发展为革命运动，向李大钊等5名请愿运动领袖发出逮捕令，鲁迅等50名进步知识分子也被列入黑名单。预感到危机的鲁迅暂到日本医生经营的医院避难。4月，张作霖进入北京，鲁迅又躲到德国和法国医院。5月，鲁迅一度返家，但北平已然没有安居之地，鲁迅只得与许广平等避赴南方。
蒋介石的崛起与中山舰事件
1925年7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围绕孙中山继承人问题党内出现了群雄角逐的局面。廖仲恺是最具实力的人选之一，但8月，廖仲恺欲控制广东军事势力而遭暗杀。孙中山的亲信胡汉民成为最大嫌疑人，为此胡无法在广东立足，只得出走苏联。随后，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但他并不具备强有力的支柱。而此时党内迅速崛起的是10月击败陈炯明、为夺取广东政权做出贡献的蒋介石。
既往学说多认为，蒋介石从始至终都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学者的研究评价他为“新右派”。战败到台湾后的蒋介石在他的著书也中表示自己最初就站在“反苏反共”的立场上。但是，这些说法都是后世为了顺应自身需要所虚构的情节，而非历史的真相。实际上，蒋介石一边扩大自己的实力，一边誓师北伐，他是需要并极力维系国共合作的人物。
对当时的国民党来说，如何从三民主义的观点解释马克思主义，是掌握国共合作主动权的关键问题。孙中山说：“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而正因为这一暧昧的说法在他去世后掀起了争论。最初提出异议的是理论家戴季陶。他基于孙中山否定阶级斗争的观点，要求重新明确国民党的原则。一些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人立即起来呼应戴季陶，他们于1925年11月，在暂厝孙中山遗体的北京西山碧云寺集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雇鲍罗廷等十项决议。这派反共团体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国共两党逐渐激化的矛盾也出现在国共合作的试验田黄埔军校。1925年2月，共产党员出身的学生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了与之对抗，国民党员出身的学生于4月创办孙文主义学会，并于12月举行了声援西山会议的游行。另外，廖仲恺死后，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团之间失去了沟通渠道，蒋介石即时北伐的主张甚至遭到苏联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反对。而廖仲恺死后当上党代表的汪精卫表现出倾向于苏联一方，更令蒋介石感到自己在军内的领导权受到了威胁。
1926年3月20日，国民革命军主力舰中山舰未经蒋介石许可开进黄埔港，并要求回航广州。这一可疑行动更加深了蒋介石的疑惧，他马上下令广州戒严，占领了中山舰，逮捕了舰上的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同时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寓所，并解除了广州和香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
79 汪精卫
这一事件最初是蒋介石怀疑中山舰的动向为共产党叛乱，因而采取的突然行动。但是国共合作破裂后却出现了多种说法。比如蒋介石采取行动的原因是共产党企图把蒋介石绑架到苏联，或说事件是蒋介石为镇压共产党采取的有计划的罪行。结果，中山舰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谜。不过，无论真相如何，事件导致的两个结果是明确的。其一是，蒋介石取代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其二是，蒋介石掌握嫡系部队，同时其他妨碍国共合作的势力均被排挤。
首先来看第一点，蒋介石未经汪精卫许可擅自动用军队，实际上是挑战汪权威的行动。汪精卫虽然非常愤怒，但蒋又散布谣言说汪精卫与季山嘉欲攻击自己，汪精卫被迫称病辞职。苏联为了避免与蒋的冲突，送汪精卫去法国静养。逼走汪精卫后，蒋介石推举自己的亲信也是浙江同乡的张静江当上中央委员会主席，而自己则掌握了实际的党政军大权。
第二点，蒋介石不分国共，对凡反对国共合作的各派势力都实施了强压政策。首先被开刀的是孙科等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内的反共派，其中心人物吴铁城受到监禁处分。另外，5月，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发生斗殴事件，蒋介石以此为借口解散了两个组织，并把原组织成员吸收进自己任会长的黄埔同学会。
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会议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须将其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双重党籍者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等。鲍罗廷起初反对，但不得不和蒋介石妥协。结果，毛泽东辞去了代理宣传部长职，其他原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共产党人也都只好纷纷辞职。对此，蒋介石解释说是为了统一指挥权。但实则把这些要职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如组织部秘书陈果夫（蒋介石之师陈其美的外甥）等人。
这样，在党内确立领袖地位的蒋介石，开始联络西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及湖南的唐生智（佛教徒，部下亦多信佛），准备北伐。鼓舞军队士气的《国民革命歌》传唱一时，“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1926年5月，先遣部队向湖南进发。7月1日，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发表了《北伐宣言》。孙中山的遗愿终于被付诸实践了。
北伐战争与湖南农民运动
鲁迅的广州之行与北伐军的胜利
1926年8月，被北京政府通缉的鲁迅离开北京。他先与许广平到上海，随即又独自转赴厦门，在女师大同僚林语堂的邀请下，担任厦门大学文学部教授。鲁迅一边在厦门大学潜心研究古典文学，一边与许广平以通信方式保持这段师生恋情。从鲁迅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国民革命的高度关注。
80 武昌入城的北伐军
比如，写于10月10日双十节（中华民国建国日）的信中，鲁迅赞赏厦门庆祝的气氛热烈，而说北京“沉沉如死”。在10月15日的信中，记录了厦门报纸报道北伐军占领武昌、九江的消息，并说“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辛亥革命受挫后，鲁迅极少对政治表现出热情，但北伐开始后，他非常关注北伐战局。
此时，北伐军的进攻已如破竹之势。先锋部队越过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岭南山脉，与李宗仁、唐生智部汇合，组成西路军（约十万兵力），在民众支持下于7月占领长沙。攻入湖北的西路军以当年太平军的气势，向武汉挺进，完胜兵力、装备均远占优势的吴佩孚军（二十五万兵力）。吴佩孚枪毙临阵脱逃的军官以杀鸡儆猴，但仍未能阻止军队的溃败。10月，武昌守军投降，随后在北伐军的追击之下，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几乎被全歼。
江西方面，蒋介石亲自率中路军与孙传芳军展开决战。起初，双方互有进退，僵持不下。11月，中路军终于占领了省府南昌。蒋介石下马，向群众挥舞着帽子步行进入南昌城。福建方面，东路军一路北上，1927年2月攻占浙江杭州。东路、中路两军更于3月，拿下了孙传芳的根据地南京。北伐军在一年之内就基本控制了中国南方地区。
而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进展。1926年11月，郭沫若及中共广东支部，要求校方聘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因为许广平在广东，鲁迅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他在1927年1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在这之前，鲁迅认为自己是旧世界的人。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疾呼，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一代。但是随着国民革命的进展，与深深的寂寞共同沉睡的鲁迅的魂魄再次被唤起，他重新开始积极地与“现时”接触。3月，鲁迅到达广州，被作为“革命战士”受到了热烈欢迎，演讲的邀请不断。许广平也被聘为中山大学助手，为鲁迅作广东话翻译等，两人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但不久，鲁迅就感受到了“革命发源地”广州的火药味。他觉得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许广平也被校长等人告诫，要她注意与共产党人的关系。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围绕革命的方向，国民党内部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暗斗逐渐激化。鲁迅的直觉不久就变成了不幸的现实。
北伐过程中的政治斗争与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北伐开始后，汪精卫的回归问题成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对蒋介石权力膨胀感到不满的国民党人希望迎汪精卫回国，以制衡以蒋介石为首的浙江派。中共方面，陈独秀等人反对北伐，认为北伐不符合人民利益，主张对“中间派”蒋介石采取严厉态度。但此时，中共与苏联的意见没有得到统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站在了与蒋介石合作的立场。
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当然不希望被他排挤走的汪精卫复职。因此，他一方面电请汪精卫回国，又不让汪担任有实权之职。最终，蒋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取得了胜利。
随着北伐的开展，国民政府的迁移也成为焦点问题。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国民党人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试图以此强化党的权力。而针对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前线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又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本来应由党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却要求与党组织拥有同等权限。为此感到震惊的反蒋派国民党人试图削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但已具有坚固财政基础的蒋介石拒绝受限制。
这样，蒋介石的独裁体制逐步形成。当然，必须看到的是，这一体制并非他一个人建立起来的。孙中山的北伐计划本身就具有军事优先的一面。另外，从孙中山与主张地方自治的陈炯明的矛盾中也可以看出，北伐计划中包含了建立专制性统一国家的构想。可以说，蒋介石在实现孙中山遗愿的同时，也继承了孙中山留下的负面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