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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内忧与外患之中
——南京国民政府与九一八事变
重兴北伐与出兵山东
皇姑屯事件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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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4日凌晨，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正乘坐在开往奉天（现在的沈阳）的特别列车上。他无法抵挡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向北京的进军，再加上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的劝告，因此决定退回东三省，徐图再起。蒋介石北伐的目的也在于占领北京，他向张作霖发出信号，表示不会超越华北与东北之间的山海关继续追击。
5点23分左右，列车通过了奉天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来到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附近。正在列车要通过高架桥下的瞬间，随着一声巨响，发生了爆炸，并开始燃烧。被救出来的时候，张作霖已经奄奄一息，约15小时之后死去。这就是被日本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的皇姑屯事件。
84 张作霖
85 皇姑屯事件现场 被炸列车的惨状
这一恐怖袭击行为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策划的，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是常识。爆炸现场还留着两具中国人的遗体，虽然被伪装成国民党的特工，但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鸦片烟鬼。此外，附着在桥身的炸药只有日军才使用，爆炸力强大，而连接引爆开关的导线则引向关东军的铁道监视所。时任奉天总领事的林久治郎激动地对恰好在场的国会议员们说：“太恶劣了！是陆军那帮家伙干的，这下子可麻烦了。”
一开始，河本大作计划在杀掉张作霖之后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中方秘不发丧，其间开始建立张学良的后继体制，因此计划没有开展。田中义一得知日本军人参与事件之后，为了恢复国内外对日本的信任，进行了调查，并一度将事件真相报告给了日本天皇。但是，田中最终屈服于军方压力，于1929年6月向天皇上奏时态度骤变，称打算发表日本与事件无关的声明，触怒了天皇，后来被迫辞职。
从中日关系史来看，皇姑屯事件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而站在国民革命史的角度上，它事实上催生了东北易帜，也就是促使张学良倒向了南京政府。那么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对两国历史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从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活动来探讨。
蒋介石的下野和访日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探讨中国共产党胜利原因的革命史观认为，成立于1927年4月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反共政变的产物，不是正面评价的对象。但在近年，为了阐明中国国民党是如何失败的，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成为现代国家、提高国际社会地位方面起到了何种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正在成为关注的焦点。
刚刚成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面临着两个政治问题。其一是作为继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和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之后出现的第三个政府，有必要宣示政权的正统性。因此在4月18日的成立典礼上，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等人频频强调迁都南京是孙中山的“遗志”。他们还在宣言中指责共产党员的“破坏活动”拖了国民革命的后腿，导致了国共合作的失败，试图把上海的资产阶级这些对国民党的激进感到不安的新兴势力，转化为支持政权的基础。
其二则是蒋介石的进退问题。蒋介石建设国民革命军、指挥北伐的功绩固然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对于一名军人掌握独裁权力、文官统治不再有效也有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对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逼迫而称病辞职的汪精卫来说，蒋的下野是宁汉合流所不能妥协的底线。南京方面为了促成国民党的再统一，也予以支持，在8月份蒋介石指挥的徐州战役失败之后，四一二政变的执行者、新桂系的白崇禧也规劝蒋介石辞去总司令之职。
86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1927年12月）
最后，蒋介石自己宣布辞职，武汉、南京两政府与主张反共的西山会议派于9月合并，完成了国民党的统一。当然，事实上蒋介石的辞职只持续了三个月，在重新出山之后反而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在养精蓄锐的这段时期，蒋介石为了请求宋家准许他与宋美龄结婚而访日，并与日本政界要人进行了会谈。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与田中义一的会谈。
田中于1927年4月成为首相，并兼任外务大臣。与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相比，他的外交政策被称为强硬外交。据说是在当年6月召开的东方会议之后，他为征服满蒙（即东三省及热河省）而向天皇提出了田中奏折，此事颇为有名。如今这份奏折被认为是伪造的，实际上他的对华政策，并没有离开在满蒙权益上与英美列强合作、保护张作霖这一既有的核心框架。
但是，在6月份北伐军进逼山东一带之后，田中义一为保护日本侨民，毫不犹豫地行使了包括第一次出兵山东在内的武力手段。而在东方会议上，以关东军为中心商讨了将满洲从中国分离、抛弃张作霖，并发出自治宣言的计划。同时，会议还明确了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方针。蒋介石与田中的会谈得以实现，正是以上述田中外交的方针为前提的。
1927年11月5日，蒋介石来到田中义一家中。正如前面说过的，蒋介石曾经留学日本，并在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时，让部下前往日本领事馆吊唁等等，这些都表明他颇为重视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同时他也很赞赏日本的发展，向田中表示中日两国应该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谋求共存，并以经济为中心开展合作。蒋介石向田中说明中国希望日本不要干涉国民革命军北伐，并施以援手，同时表示“我想明确地知道阁下的见解”。
在蒋介石日记中，此时田中提出“阁下应该把北伐的目标定为南京，以统一长江以南为宗旨。为什么要急于北伐呢？”他担心一旦战火延及华北，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就会受损。听到蒋说“中国革命的目标就是全国统一。我们不能重蹈太平天国失败的覆辙。北伐必须尽快完成，如果中国不能统一，对日本也不利”，田中的脸色为之一变。
蒋介石与田中义一的会谈就这样没有取得成果。在日记中，蒋认为田中“毫无诚意”，认为重兴北伐之后，日本一定会加以阻挠。不管这是不是田中的本意，但事实上第二年的出兵山东，使蒋介石的这一判断成为现实。
另外在会谈中，蒋介石谈到日本对张作霖的支持，抗议说这导致了近年来中国人反日情绪的高涨。田中义一担任满洲军参谋的时候，曾经救过被当做间谍抓起来的张作霖，这也成为张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但是，田中声称日本没有给张作霖任何援助，进而明言自己“非常讨厌”张作霖，支持的是张的参谋长、亲日派的杨宇霆。这些话到底有多少是发自内心，我们不得而知，但田中的发言，最终以最糟糕的形式变成了现实。
济南事件和佐佐木到一
汪精卫把蒋介石赶下台，但他自己的天下也并没有持续多久。1927年12月，他因部下引起的内讧而引咎辞职，再次被迫出国。其结果是蒋介石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第二年成为国民政府主席，确立了国民党领袖的地位。
回到总司令职位上的蒋介石，首先进行的就是重兴北伐。1928年4月开始的第二次北伐中，总兵力约为七十万人，分别由蒋介石和李宗仁（新桂系）、冯玉祥（西北军）和阎锡山（晋系）统领各军团。从徐州出发后，蒋介石顺利北上，5月2日进入山东首府济南。
在北伐军的总司令部里，有一个日本人随行其中。他叫佐佐木到一，与本书中提到的柴五郎和坂西利八郎同为对华情报军官。佐佐木充满叛逆精神，被叫做“吵架到一”，曾经在军中受到冷遇。日本所看重的段祺瑞或张作霖等北洋政府要人的军事顾问职务，他没有机会得到，只能屈就于谁都不感兴趣的驻广东武官。
87 佐佐木到一
但是，在广东遇见孙中山之后，佐佐木完全倾倒于这个“完全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他同时认为中国国民党是由一些“人格高洁”的人组成的，对他们充满期待，并对对方追求的国民革命理想产生了共鸣。佐佐木之所以醉心于国民党，是因为他厌恶不断争权夺利的北洋政府军事势力，以及纠缠于这些人的日本军人。他发现国民革命军具有高昂的士气和严正的纪律，认为即使北伐会稍稍威胁日本的权益，但支持殖民地状态下追求自立的中国革命，从长远角度来看，也是符合日本利益的。
但是，日军上层并不想听佐佐木的进言。北伐重兴之后，日本政府立即第二次出兵山东，日军先遣队比北伐军更早到达了济南。进入济南城后，佐佐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担任与日军之间的联络官，发现日方充满杀机。到了5月3日，他的预感应验了。按照日方的说法，中日两军因一些小纠纷而发生“冲突”，到了第二天，日方死亡二十三人，中方死者则超过了一千人。
得到这个消息，蒋介石认为日本开始以行动阻挠北伐了，于是命令佐佐木到一为停战而进行调停。但日本驻军要求中方谢罪，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于5月8日开始了远超保护侨民范围的攻击，杀死国民政府官员和一般市民达三千九百人。在北伐军阵地，佐佐木因偷偷带在身边的太阳旗被发现而被关押，在蒋介石救佐佐木出来之前，激动的中国士兵对他施以私刑和恐吓。此时包围他的士兵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杀了他，杀了他”，佐佐木本人也做好了死的准备。
发生了这些事件，蒋介石还是优先进行北伐。他改变了部队的前进方向，避免与日军全面冲突。5月18日，蒋介石在河南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等人召开作战会议，进行准备，6月1日发起了向北京的总攻击。张作霖意识到已无法抵抗，于是在2日宣布撤往东北，并于3日离开了北京。第二天拂晓他遭遇炸弹袭击，这在本章开头已经说过了。6月11日，新任司令长官阎锡山进入北京，宣布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名北平。
至于被救出来的佐佐木到一，在短期回国之后，再次前往南京。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济南事件让我的梦想彻底破灭了。广东时期的我，实在是太年轻了”，当年对于国民革命的共鸣已经消失了。在他看来，国民革命军已经“堕落”，与过去的军事势力一样，它们也“退化”成封建性的私兵集团。他还认为，正是国民党的革命教育，让士兵们产生了排外思想，追求中国自立的革命，最终让中国人变得“傲慢”。因此，与日本国内高呼“膺惩暴戾支那”的强硬派相呼应，佐佐木认为要保护满蒙权益，日本只能被迫行使武力。
佐佐木到一的中国观，与其说是作为军人的，不如说是具有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共同的缺点。换言之，在对外国文化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之前，他就把中国社会的某部分理想化了，而在梦想破灭之时，又对中国本身产生了排异反应。后来，佐佐木成为“满洲国”的军政部顾问，为了实现民族协和的梦想，致力于“满洲国”军队的建设。但是他失望于日本人仅仅把“满洲国”看做殖民地的态度，又挂冠而去。七七事变之后，佐佐木参加了南京战役，在曾经仰慕的孙中山陵墓（中山陵）之前，又以搜剿败兵的名义指挥了大屠杀。他说“孙中山的在天之灵，也会难过得流下眼泪吧”。
北伐成功与南京国民政府
张学良的登场与南北统一
关于炸死张作霖，佐佐木声称告诉河本大作这个想法是他本人。他劝河本说应该除掉不听话的张作霖，让张学良来继承并加以控制，从而一次性地解决满洲问题。当然，抛弃张作霖这一思路本身已经在东方会议上提出，除了暗杀之外，并不能说这个想法是佐佐木的原创。但是根据近年研究，河本大作并不一定想对东三省进行军事占领，他计划拥立张学良或蒋介石，以及田中会谈中提到的杨宇霆。从这个意义上说，佐佐木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本书最后谈到的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张学良吧。张学良生于1901年，比末代皇帝溥仪大五岁。在NHK的采访中，张学良沉浸在回忆之中，说他出生的日子，正是父亲张作霖首次作战获胜的时候。但是，他没有谈到父亲过去是如何在清廷与革命党之间、沙俄与日本之间纵横捭阖，不断扩张己方势力的。孩提时候，张学良通过YMCA（基督教青年会）接触到基督教，曾经希望成为一名医生，但最终在父亲的强迫之下，成为一名军人。
88 张学良
给予青年时代的张学良重大影响的，是他的教官郭松龄。郭松龄是革命党出身，为了改革东三省，他投身张作霖麾下。1925年11月，郭松龄为了推翻张作霖发动了政变。但政变失败，他被捕之后惨遭杀害。此时指挥镇压部队的张学良接到了郭松龄的信，信中告诫他不能为向父亲尽孝而忘了为国尽忠，希望他成为受百姓爱戴的“新世界的伟人”。
但是，张学良面对的现实是严峻的。1928年4月，他在河南败于重兴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看到战乱之中逃命的难民，他受到震动。此外，身为中国人却互相杀戮，也让他痛感内战的愚蠢，开始思考是否应将东北军改编为北方革命军，参与到北伐之中？根据他后来对李顿调查团的陈述，张学良曾因主张停止内战而与父亲多次发生冲突。
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对张学良来说不啻晴天霹雳。6月18日，秘密返回奉天的张学良在公布父亲死讯的同时，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没有给关东军乘虚而入的机会。到了7月1日，他又向进入北京的蒋介石发电报，表明希望通过归入南京国民政府，来对国家统一作出贡献。也就是说，日本对张作霖的暗杀，加速了东北军内部的新老交替，反而导致国民革命的影响扩展到东北三省。
对于张学良的方针，日方做出了强烈反应。田中义一派与张作霖亲密的原驻华大使林权助，希望说服张学良不要加入南京政府，但张学良坚持认为中国的统一与中日友好关系之间没有抵触。会谈中，林权助等人严厉警告张学良说：“如果一定要实现南北统一，那就等于无视日本权益。希望你认识到这是对日本的反抗。”对此，张学良回答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自然以中国为出发点。日本政府通过威胁来阻挠中国实现统一，我感到非常难以理解”，进行了反击。
1928年12月29日这一天，东北全境都飘扬着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与革命同时吹起的南来之风，终于在这一刻到达了中国的最北方。之前处于分裂状态的中国，终于在此时回到了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状态。当然，统一未必是实质上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其后也面临着国内外的严峻挑战。但是，以继承孙中山遗志为起点的北方，毕竟获得了一个成果。
关税自主与日本
国民革命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中国从列强支配收回到中国人的手中。如上所述，在北伐的过程中，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种情绪，通过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及南京事件过程中对武力的行使而展现出来的。但是，为了构建稳定的政权，南京政府有必要获得各国的承认。与承认问题连带出现的，则是关税自主问题。
关税自主问题的执行人，是曾作为广东军政府代表参加过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的新外交部长王正廷。他于刚刚就任外长后的1928年6月发表声明，宣布在占领北京、北伐告一段落的今天，正是废除鸦片战争以来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为基础缔结新条约的时候。
对声明首先做出反应的是美国。7月份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的国家。这也说明，一直以北洋政府为合法政府的美国开始转向。在11月，美国正式承认了南京政府。以英国为首的各大国也纷纷效仿，到1928年末，国际社会已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美国积极开展对华外交，其背景在于国际战略上的企图，即排除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培养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解决1927年3月南京事件的协定上，美国也仅仅要求道歉和赔偿损失，避免刺激中国国内激昂的民族情绪。
南京政府虽然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但在一开始还没有决定对苏联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致苏俄的遗嘱，其中谈到中苏两国一定会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的大战中取得胜利，希望国民党和苏联“通力合作”。南京政府把实现孙中山遗志当做政权正统性的根基，因此不能对遗嘱视而不见。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美国的反共政策来说，蒋介石是一个绝好的人物。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指责他是个人独裁的新军阀，甚至经常把他比作墨索里尼。此外，他曾经说过苏联政府没有把中国当成平等、对等的民族，已经蜕化为“红色帝国主义”，对苏联有着强烈的不信任感。对蒋介石加以关注，希望美国支持蒋的，除了上海经济界的领袖宋氏家族之外，还有十月革命之后逃难到中国的犹太资本家。换言之，美国承认南京政府，条件就是以蒋介石为反共堡垒。可以说，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局势的冷战体制，其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已经开始了。
但是，日本承认南京政府，则大幅拖延到1929年6月，与美国为首的各大国采取的灵活外交态度恰成鲜明对比。至于承认关税自主权的《中日关税协定》，则更迟至1930年5月才签订。在这一时期，因为存在最惠国待遇，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新协定也没有发挥作用。
日本未能认识到国民革命的进展所带来的高涨的民族情绪，在外交上采取高压态度，强行维护自身权益。这种情况，再加上两次出兵山东及皇姑屯事件，一度导致中国国内的亲日派无法开展活动。此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针对英美，但此后急剧地转向了日本。这其实也意味着田中外交的失败。
而中国的关税自主问题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取得了成果，也是因为南京政府急于缔结新协定，在关税税率方面采取了灵活态度。事实上，南京的财政情况因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非常窘迫，因此即使暂时放弃大幅度提高税率，也要确保眼前的税收。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对统一之后的政局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裁军问题，蒋介石与其他实力派之间出现了对立。
中原大战和广州国民政府
北伐结束后的国民革命军，已经膨胀到了两百万人，其中很多都是参与北伐的各地军事力量所保有的兵力，每年所需军费达到六亿六千万元。然而，南京政府并没有财源来应付这种支出。宋氏家族之一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宋庆龄弟、宋美龄兄）曾警告说，中央政府的财政仅仅依赖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实际财政收入只有约三亿元。
北伐结束后，蒋介石立刻开始了裁军。1921年1月，蒋召开了全国编遣军队会议，决定将全国陆军削减为六十五个师，约八十万人，同时将每年的军费控制在财政收入的40%。他还以自己统领的第一集团军为核心改编军队，鼓吹军政统一，试图从地方实力派那里收回军权。当然，实力派们不会简单放手，他们与蒋介石之间再次爆发了内战。
随着北伐的进展，部队在武汉与北京之间展开，补给线漫长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成了蒋介石的第一个目标。1929年3月，蒋介石首先开始攻击武汉，并劝诱隶属于北平的白崇禧的原湖南官兵“打倒桂系回故乡”，促使他们倒戈。桂系军队被分割，一触即溃，6月份李、白下野，逃往香港，史称“蒋桂战争”。
89 李宗仁
接下来与蒋介石对决的是西北军的冯玉祥。1929年5月和10月爆发的蒋冯战争，均因阎锡山支持蒋介石，最终导致冯玉祥战败。留到最后的阎锡山于1930年4月组织反蒋联盟，以李宗仁和冯玉祥为副总司令，爆发了中原大战。战斗从5月份开始，极其惨烈，投入的一百万兵力中，死伤者达到三十万人。在最激烈的时候，冯军每天打出炮弹达两万发，如此激战，据说在中日战争中都没出现过。
一开始，战局对蒋介石不利。但决定战争大势的，其实是另一个实力派张学良的动向。张于9月发表拥蒋声明，驻军京津，导致了反蒋联盟的总崩溃。冯玉祥和阎锡山放弃了部队指挥权，宣布引退，他们的部队则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吞并，算是实现了裁军目的。
虽然内战再次爆发，但在北伐告一段落的1928年10月，南京政府还是宣布结束军政，开始训政。军政和训政是孙中山设计的政治路线图中的时期划分，军政是指进行国内武力统一的时期，训政指的是达成宪政之前，政府代替政治上不成熟的民众掌握全权，指导、教育民众的时期。蒋介石为了在训政期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于1929年3月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会中，蒋介石首先要解决的是国民党组织的改革。正如国共合作时期，任命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那样，国民党也有把群众运动当做基础的一面。但如今国共分裂，进入训政期，群众不再被定位为运动的主体，而成为教育的对象，党的领导作用也必须得到加强。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蒋介石的心腹、浙江派的陈果夫（中央组织部代部长），以及其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陈立夫。
90 冯玉祥
陈氏兄弟进行的党组织改革，首先在于排除共产党的影响。他们在上海结成的秘密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也就是所谓的CC），作为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为人所畏惧。接下来的目标是加强党中央的领导权，参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有80%是由中央指定的。但最后发现大会代表的派系构成是胡汉民派八十人，蒋介石派七十人，汪精卫派三十五人，蒋派未能成为最大派系。然而陈果夫通过把听自己话的人推到各机关当领导的手段，努力扩大其在国民党内的势力。
蒋介石的这些举动，遭到党内外各势力的批判和反对。站在最前沿的，就是武汉政府体系的汪精卫派诸人，他们指责党中央的独裁倾向和腐败现象为“堕落的革命”。他们还拒绝承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国民党改组，并在1930年9月在北京建立以阎锡山为中心的新国民政府，欲图构建反蒋大同盟。可惜，新政府与阎锡山的军事失败一起分崩离析了。
91 胡汉民
接下来与蒋介石对立的是胡汉民。在中原大战决定大势的1930年10月，蒋介石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并制定训政期的基本法。作为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非常不快，认为蒋介石想采用总统制，企图总揽全权，因此加以反对。但蒋介石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并免除了胡的职务，强行通过明确鼓吹一党独裁的中央集权体制的《训政时期约法》。胡汉民派对这种专断做法感到愤慨，1931年5月与汪精卫、孙科、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实力派齐集广州，建立了广州国民政府。紧接着，他们要求蒋介石立刻下台，并发起了军事行动。
站在另一角度，对国民党的体制本身进行尖锐品评的，则是文学革命的旗手、自由派的胡适。对于宣传“以党治国”口号的国民党训政体制，他批判说这是压制言论自由的独裁政治。他还指出政府的权限与国民的权利之间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国家权力和党首脑不受法律约束，要求改善这一现状。但是，胡适站在民主思想的角度提出了这些问题，却被国民党戴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而回绝。
毛泽东的山区革命和围剿
伟大的农民领袖毛泽东
在这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中国近现代史上另一位主人公。国共合作瓦解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中又一次失利。在1928年陈独秀被解除总书记职务之后，新领导层决定在秋天的收获季节发动湖南、江西等四省的起义。但是，农民们因农协瓦解而产生动摇情绪，无法支持秋收起义，因此起义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
当时情况十分紧迫，正在筹备9月份进攻长沙的毛泽东，曾一度被自警团抓住，好不容易才得以逃脱。起义的工农革命军遭到叛徒出卖，最终大败，五千兵力骤减至一千五百人。党中央命令继续进攻城市，但毛泽东不予理睬，决定退往国民党军防备薄弱的江西、湖南一带的山区。正如“逼上梁山”（《水浒传》中的英雄们被逼投身水泊梁山）那样，毛泽东试图在统治权力鞭长莫及的山区建设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人，身上有着不可思议的领袖气质。起义军流落到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时，兵力又减少到一千人以下。逃兵一个接一个，剩下的也都士气低落，互相之间交头接耳：“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
毛泽东把垂头丧气的士兵们集合在一起，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听到这里，士兵们想起单身造反、最终统领起义军的贺龙的事迹，士气再度高涨。毛泽东还说，“（我们） 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可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用简单易懂的比喻来鼓动战士。
正如红卫兵对自己的狂热崇拜那样，取得天下之后，毛泽东要求别人对自己绝对忠诚。毛泽东之所以能吸引对方崇拜，在于他所具有的“触摸灵魂”式的能量，这也是事实。催生出毛泽东个人魅力的最大秘密，就在于他“土生土长”的农村知识分子形象，说白了，就在于他的农民身份。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之中，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异类，因为他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我们看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发现毛泽东的战友们之中，朱德留德、周恩来和邓小平留法，国民党之中，蒋介石和汪精卫也曾留日。留学时的经验，对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改革模式及外交政策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与他们相反，毛泽东除了1949年访苏之外，一直留在国内。另外，他的博览群书在中国的政治家之中也很少有，国学造诣深厚。
毛泽东执著于文化传统，使他的话语中带有根植于中国大地的厚重感，以及来自于地层下的、源源不断的活力。对于忽视中国国情、乱发指令的共产国际，以及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党中央，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感到不胜困扰。而毛泽东能够精心选择人人皆知的故事，充满自信地表述，散发出一种人们感到安心的内在力量。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梁漱溟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由三湾出发，目标是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和湖南的交界，海拔一千八百米左右，周围是天然屏障，积极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下层汉族移民—客家人，就曾居住在此地。洪秀全等人曾进入广西的紫荆山，创建了拜上帝会，如今毛泽东也同样在深山之中开始了创建根据地的活动。
但是，井冈山上已经有了被称作“山大王”的先到之客。他们是由曾加入过共产党的袁文才率领的数百人的绿林好汉（哥老会成员），得到了本地人的支持。此时革命军内有人主张除掉袁文才，但毛泽东认为，能高举“劫富济贫”口号的地下社团，是可以改造成革命军队的。接下来他向对方赠送了最需要的枪支，还多次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袁文才等人终于为毛泽东所倾倒，加入了革命军。
上面也曾谈过，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曾接受过上海青帮领袖杜月笙的资助，农民协会中也有很多成员来自地下社团。但是，当时的共产党无法抑制这些人的爆发出来的负面力量，也无法抓住他们的心，结果导致了他们在四一二政变中的背叛。毛泽东在因秋收起义的失败而努力加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也痛感到有必要面对包括这些绿林人士在内的中国底层社会。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意见没有被党的领导层重视，在他离开井冈山之后，袁文才就遭到了清洗。
92 袁文才
毛泽东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符合革命军的纪律体系。他原来就认为，军队不应单纯从事军事行动，也应该开展群众运动。但在中国，存在“好男不当兵”的社会风气，因此有必要使士兵具备严格的纪律，从而赢得群众的信赖。1928年1月，在井冈山脚下的遂川县，毛泽东让士兵们开展了宣传活动。他们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首先是三大纪律。包括：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贯彻命令是决定部队命运的关键，而没收财产的归公，对不允许发大财的共产党军队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此外，井冈山的生活很贫困，人民吃不饱饭，哪怕是一个红薯也是很宝贵的。
接下来的六项注意，则是考虑到了普通居民的内容：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睡觉时使用过的门板，一定要回复原位；铺草也要捆好。其后又加上了不搜敌兵腰包等内容，经过整理成为八项注意，就是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的军纪。
当然，革命集团制定军纪，这并不是第一次。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也曾规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通过严罚统率会众。蒋介石则制定了《革命军连坐法》，规定对于战时临阵退却之官兵，一律枪毙，希冀培养为了革命而欣然赴死的官兵。
93 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1938年于延安）
但是，与其通过恐惧来让人服从，毛泽东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指示来诱导士兵的积极性。他还禁止军官体罚战士，允许士兵在会议上发言。出身教师的毛泽东，懂得如何让人具有主动性，作为革命教育的领袖，他比前几位更高一筹。
为了显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意义，毛泽东发动了土地革命。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经历过湖南的农民运动，认识到贫苦农民对获得土地的要求是如何迫切。同时，如果不能满足农民的愿望，革命军也就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从1928年3月开始，毛泽东把干部们派往周围各地，动员农民开展了“诉苦会”和斗争集会。此外，他们还没收了以地主为中心的土地，并将它们根据家庭数量分配给了农民。
土地革命中的这些经验，其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其实在当时，试图解决农村问题的，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他年仅二十四岁就进入北大执教，阐述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再构成。梁漱溟从1928年开始，开展了基于农本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他对社会主义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但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中国存在阶级矛盾。他认为城市知识分子应该到农村去，成为“乡间人”，开展全人格的社会教育，则农村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获得复兴。他还站在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上，认为“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亦与土匪差不多”。
94 梁漱溟
到了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拜访了毛泽东，两人对于中国的未来进行了探讨。据说，从富有幽默感、斩钉截铁地论断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毛泽东身上，梁漱溟感受到了巨大的魅力。但关于阶级斗争的是与非，两人意见不同。毛泽东认为，如今的中国需要彻底的革命，梁漱溟的改良主义无法改变中国。对此，梁漱溟反驳说，毛泽东过于重视阶级问题，因而忽略了中国社会固有的特性。对于毛泽东为了在与国民政府的作战中生存，从而研究出的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的武装斗争道路，梁漱溟也无法接受。
反围剿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后的残余部队进入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工农革命军的兵力增加到六千人，改称红四军，根据指挥者的名字，又叫做朱毛红军。这年年末，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也来到井冈山会师。从1929年1月开始，红四军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着根据地建设，邓小平在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创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在1930年7月，蒋介石开始关注上述共产党的活动。随着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共产党中央变得更自信，趁着国民政府忙于中原大战，再次下令对南昌、长沙等大城市发起进攻。此时毛泽东的红一军团负责进攻长沙，使用奇招，驱赶牛群来冲破守军设下的电网障碍。但是，远离根据地的战斗无法得到民众支持，结果红军再次失利。毛泽东单独下令停止攻击，撤回赣南，一边补充兵力，一边准备迎击国民政府军。
蒋介石于1930年10月回到南京，把“肃清共匪”当做今后任务之一。但是一开始，他低估了红军的实力，在12月开始的第一次围剿中，仅投入了以地方军阀为核心的四万余兵力。与此相对，毛泽东率领三四万人诱敌深入，然后进行分割歼灭。仅经过一星期的战斗，政府军就损失一万五千人，师长被俘，全军溃败。
政府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惊，于1931年2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任命留日时期的盟友、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出动了十一万兵力。而毛泽东则展开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灵活的游击战术，集中打击政府军中力量薄弱的部队。到了5月，政府军损失三万人而败退，围剿再次失败。
连吃败仗的蒋介石终于认识到，红军是“内忧”，也就是国内最大的强敌。6月份，他亲任总司令，率领十三万人，并加上空军，实施大规模的扫荡作战。政府军在两次围剿中惨败，所以毛泽东未料到第三次围剿开始得如此之快。红军准备不足，陷入苦战，一度几乎丢失了所有的根据地而被包围。
但是在8月份，红军从很小的缝隙中突出包围圈，通过几次战斗，给予政府军以重创。对于熟悉地形、善于发动群众的红军，蒋介石认为只有集中兵力，限制其行动自由，徐图歼灭。但正在此时，广州国民政府为打倒蒋介石，发起了军事行动，蒋介石不得不分兵阻止其北上。到了9月19日，蒋介石为视察前线而来到南昌，却得知前一天晚上发生了惊人事件—“外患”，也就是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蒋介石急忙回到南京，对苏区的扫荡事实上停止了。解除压力之后的革命根据地反而更加扩大，在1931年11月的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了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新政权宣布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成为政府主席，并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土地法。共产党中央对根据地的控制也因此得到加强。对于毛泽东以中国社会现状为基础设计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战略，党中央展开批判，认为这是以“狭隘的经验论”为基础的“农民的落后思想”。
九一八事变和末代皇帝
柳条湖事件与日本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在奉天以北的柳条湖，南满铁路发生了爆炸。柳条湖距张作霖被炸死的地点仅六公里左右。实施爆破的是驻奉天的关东军独立守备步兵大队的军官们，虽然发出巨响，但实际破坏很小（上行和下行线路仅有一米左右受损，外加两根枕木），紧接而至的开往奉天的火车都可以通过。
但是到了10点40分左右，正在奉天总领事馆的森岛守人领事接到了特务机关的电话，称“中国军队对满铁进行了爆破，关东军已经出动”。森岛领事大吃一惊，连忙赶到特务机关，发现本已外出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正在指挥作战。得知出兵命令是板垣擅自发出的，森岛要求通过外交交涉解决问题，但板垣粗暴地说：“已经行使了统率权（天皇对陆海军的指挥权），领事馆还想干涉不成？”此外还有军官拔出战刀，怒吼道：“你这个国贼，还想阻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