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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来到江南，江南地区的富商们争先恐后逃往上海租界。两次阻挡了太平军进攻的上海，成为支持清朝的英法镇压太平天国的据点，英国军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李鸿章创建的淮军都从此处出击。
太平天国灭亡后，相对独立于中国统治权力之外的香港、上海的存在反而变得更加重要。革命派的孙文首先回到香港筹备，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经常潜伏在上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法租界召开，四一二政变后直到1933年，其本部都设在上海。也就是说，作为西欧列强侵略产物的殖民地，为专制国家的中国带来了城市的“自由”空气。虽然这种自治绝不是意味着承认中国人参与政治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它体现了中国“近代”具有的复杂的性格。
日本音吉与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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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西欧列强的贸易据点而起步的上海，1853年前后出现了日本人的身影。他名叫“日本音吉”，是出生于尾张国的船夫。1832年，第一次出海的音吉十三岁，遭到船难后在海上漂浮了一年零两个月后到达了美国西海岸。后来经过英国被送至澳门，协助南京条约签署后活跃一时的德国人传教士郭士立翻译圣经。1837年，他乘坐美国船只莫里森号前往江户进行开国交涉，幕府下令驱赶外国船只，在浦贺开炮射击。由于这次的莫里森号事件音吉未能回国，一度返回日本后来到上海，进入颠地行工作。
颠地银行又称宝顺洋行，和渣甸·马地臣行（怡和洋行）都是由活跃在鸦片贸易上的地方贸易商人组成的。这些洋行都在面向黄浦江的外滩建立商馆，从事鸦片、中国产的生丝、茶叶等交易。音吉负责管理仓库，并致力于对到来的日本漂流民的救济。据受他关照的漂流民讲述，音吉在现在的九江路附近拥有气派的房子，和马来人的妻子育有三个子女。
1854年，音吉作为英国舰队的翻译，历时二十三年重新回到日本，为日英和亲条约的签订尽心尽力。当时，长崎奉行水野忠德劝他留在日本，他却指着英国国旗说，“我不能抛弃妻子和孩子”，选择了国际人士的人生道路。之后的1860年，音吉移居到妻子的故乡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是英国经营殖民地的据点，上海也位于客货运输的延长线上。
那么音吉为什么离开上海了呢？音吉曾经协同翻译过圣经，对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的平民色彩感到很亲切。然而，列强开始镇压太平天国，对英国的中国政策感到失望的音吉开始质疑其在上海从事鸦片交易的生活。
1860年，福泽谕吉等幕府遣欧使节团路过新加坡，刚移居不久的音吉到他们下榻的酒店见面。他指出“世界战乱不止”，极力提醒他们要警戒英国的侵略。1875年，英国镇压了印度民族起义（密拉特叛乱）后逐步把印度变为殖民地，不久就和支持萨长同盟和幕府的法国发生冲突。音吉指出了内战和殖民地化的危机，想要挽救祖国的同胞。
112 日本音吉
19世纪70年代，上海设立了日本领事馆，同时开通了与日本的航线，很多日本人来到上海。虽然其中也有三井物产等贸易商，但是，当时的日清贸易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日本商社、商人很难进入。香港也是一样，日本商社成立分社数年后又无奈撤出。
取代他们最早在上海“成功”的日本人，是被称为“唐行”的娼妓们。她们多出生于九州、特别是岛原、天草等贫穷地区，通过中间商偷渡到上海、香港，甚至经过新加坡被卖到东南亚各地。19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东洋茶馆（这里的东洋指日本）等的日本式青楼在上海很受欢迎，曾有八百名日本娼妓在此工作。新加坡的日本娼妓也多充当白人男人的小妾。
这是明治时期很常见的日本人走向外国的方式，“唐行”先进入到上海，随后日本的小商品贸易商渡海前来做她们的买卖。然而，日本政府认为她们在上海的行为有伤“国家的体面”，感到不快。1883年前后，日本领事馆开始取缔“唐行”，制定了《清国上海居留日本人取缔规则》，规定她们必须戴帽子外出，男女外出时必须要穿“相当的衣服”等。体现出日本对列强的意识已接近自卑的程度，在参与近代世界的尝试中紧张万分。不久租界的日本娼妓逐渐销声匿迹，后来日本又制定了与以后的日军慰安所相连的公娼制度。
近代文明的洗礼与东亚同文书院
日本人等大量外国人集中的上海、香港作为欧洲近代文明的窗口，“文明开化”现象不断发展。这些城市都是用瓦斯灯和自来水。1882年，上海设立了公用电话，香港则建设了有轨电车和铁路，上海的铁路曾一度遭到人们反对而被废止，1898年又重新开通。1874年，日本的人力车出口到上海，被称作东洋车得到普及。
伴随城市发展的还有严重的卫生问题，1894年，香港流行鼠疫，造成两千五百人死亡。香港政厅为防止损失扩大，实施了患者隔离、清扫感染地区、烧毁建筑物等措施，并从世界各地请来医生进行研究和治疗。北里柴三郎就是其中一人，当时他在日本国内经营着一家私立的传染病研究所。然而，他到了香港后仅仅几天就发现了鼠疫的病原菌，公布在英国的医学杂志后全世界都为之吃惊。
除了引进欧洲的技术和制度，香港和上海还作为移民城市吸引了大量中国人。和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一样，在这些移民城市成立了被称为会馆、帮的同乡、同行互助组织，上海的宁波帮为主的四明公所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香港，以供奉战亡者的祠堂为前身设立的东华医院、为保护被拐卖少女而成立的保良局成为中国人的交流中心。这些团体的首领作为中国人的代表负责和殖民地、租界当局进行交涉。
1884年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很好地反映了欧洲的近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的交错。它相当于今天的周刊画报，每月发行三刊。专业的画手们以新闻和话题为题材绘画，每册都有数张石版印刷画。在诉诸视觉的大众娱乐这一点上体裁新颖，画出了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近代建筑、赛马场、汽车、气球和兵器等进口的新鲜事物。对时事问题也很敏感，介绍了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情况及一些小插曲。
《点石斋画报》还登载了不少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作品。特别是被称作牛鬼蛇神的妖怪神仙，多数引用自中国古代的博物志《山海经》。采用远近法这一欧洲绘画技巧的画报里，绘有中国传统的妖怪等，很好地体现出上海传统与近代交错复杂的现象。据说少年时代的鲁迅也是《点石斋画报》的忠实读者，该画报在各地销售，引起了人们对近代城市上海的向往。
与新闻行业同时得到很大发展的还有教育业。香港最早建立的欧式学校，是1842年从澳门搬迁过来的莫里森学校。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太平天国干王）在香港居住期间曾在英华书院任教，其重点放在基督教的传教方面。香港政厅开始重视教育业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设立了中央书院（后来的皇仁学院），实施以英语为主的教育。
上海最早成立的近代教育机构是1863年李鸿章设立的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之后的广方言馆）。曾任教员的传教士傅兰雅和科学家徐寿在1876年创建了格致书院（今天的格致中学），把欧式的学问编入到课程里。19世纪末，面向中国人的教会学校盛行。现在的著名大学复旦大学也是其中之一。
113 《点石斋画报》
114 《点石斋画报》中描绘的上海开埠50周年庆典 1893年上海士兵举行庆祝游行的画面
另外，上海也有日本学生为主的专科学校。它就是1901年创建的东亚同文书院（今天的爱知大学）。由第三章里提到的政策团体东亚同文会经营，在日中合作的方针下，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共送出了4711名毕业生（其中中国人47名）。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实际上是1890年荒尾精在上海建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
荒尾精是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的陆军情报官之一，1886年被派往中国。他拜访了在上海租界经营眼药店乐善堂的岸田吟香，与岸田开拓中国市场的想法产生了共鸣。岸田委派荒尾负责湖北汉口的乐善堂分店，召集了一批关注中国的青年。他们以行商的身份在中国全国进行调查，归纳成报告书《清国通商综览》。日清贸易研究所就在此基础上成立，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仅仅数年就关闭了。荒尾死后，他的盟友根津一就任东亚同文学院的院长，继承了他的遗志。
拥有如此背景的东亚同文书院重视实践，来自学生旅行调查的《支那经济全书》和《支那各省全志》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宝贵信息来源。他们的足迹被看做是日中战争这一不幸历史中的侵略先行者，实际上，不少学生都为日中合作的理想和现实所苦恼。对鲁迅的知音内山完造而言，东亚同文书院是最好的客户。据说内山夫妇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作“大叔、大婶”。
台湾与日本型近代的走向
台湾总督府与后藤新平
1895年的《下关条约》后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就是现在，也比曾是殖民地的韩国更为亲日。日本战败后来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实施高压政策和腐败引起民众的不满，1947年以取缔黑市香烟为缘由演变为二二八事件，台湾民众遭到了当局残酷的镇压。之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失败，向台湾转移期间颁布了戒严令，该令直到1987年5月撤销，整整压抑着台湾人四十年。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一直祈望从殖民地统治中得到解放，然而，理念上的“祖国”和现实中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巨大鸿沟使他们深受打击。“狗跑了猪来”—这句话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国民政府的失望，要注意的是意指日本的“狗”在汉语里的含义并不好。如果是看家狗可能还有用，只是吠个不停的狗。被如此形容的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形象到底如何呢？
台湾是近代日本取得的第一个殖民地，如何进行统治日本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方案。第二章中描述了“台湾民主国”受到日军侵略而瓦解，台北设立了殖民地统治的中心机构台湾总督府。之后也继续受到台湾居民游击战式的抵抗，镇压他们所用的经费也压迫着日本的财政。
日本的台湾统治首次取得成果的是，1898年3月上任的行政长官后藤新平。他出生于岩手县的士族家庭，与莫里森号事件后批判幕府锁国政策的兰学（18—19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努力学习荷兰语文，当时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学者高野长英同属一族。明治维新后家境没落后刻苦学医，留学德国后担任卫生局局长。甲午战争后后藤在日本将士的检疫工作中表现出色，第四代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任用了他。
后藤新平的对台统治应该可以被称为视当地实情而推动的“生物学”式殖民地经营。他如此说道，“不能把比目鱼的眼睛安到加鲫鱼的头上。比目鱼的眼睛在脑袋的一侧，不能因为奇怪就改变它。因为比目鱼的眼睛在生物学上就应该在一侧。政治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在统治台湾上，要科学地调查这座岛屿的风俗习惯，根据民情施政。不理解这一点，就贸然把日本内地的法制搬到台湾实施，就像把比目鱼的眼睛安到加鲫鱼头上一样，不懂得真正的政治”。
115 日据时期的台湾岛（根据社会思想社，戴国辉编著《台湾雾社起义事件·研究与资料》绘制）
116 台湾总督府
随后按照后藤新平的观点，1901年开始了台湾习俗调查。这次大规模调查明确了台湾的习惯法和产业的情况，成为以后殖民地经营的基础。他还推动了征收租税上不可缺少的土地和人口调查，把复杂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整理为近代的形式。随后他又整顿基础建设，对北部的基隆、南部的高雄两港进行扩建，建设了把两座港口南北连接的铁路和公路网。这些事业都继承了清朝时期的台湾巡抚刘铭传曾经尝试的改革，后藤和刘铭传用于这些事业的经费，基本上都是在当地解决的。
后藤新平的政策中还有一项不能忘记的成果是，台湾的本地产业制糖业的培育。原本日本的砂糖大部分依赖进口，后藤说服日本的资本家在台湾设立了拥有新式设备的造糖厂。他还聘请后来成为国联事务局副局长的农学家新渡户稻造担任殖产科长，让他研究甘蔗的品种改良和种植方法。据说起初新渡户以生病为由推辞，后被后藤提供的破格待遇说服了他。于是根据新渡户提出的“糖业改良意见书”，对农家进行指导后，台湾的砂糖生产呈现了飞跃性的增长。后藤还推进了水利灌溉业，后来开发出被称作蓬莱米的新品种大米，台湾作为日本的粮库地区占据了重要地位。
后藤新平在台湾经营上留下了大量的业绩，但是不能忘记，他区别台湾和内地的不同的法律制度，是出于把台湾编入日本经济结构中从属地位的殖民地主义观点。他的实地调查也是为了使统治顺利，知道台湾的精英们重视面子，便赋予他们荣誉和勋章以实行怀柔政策。后藤新平的统治方式中体现出的“近代”威力，也从侧面上造成了台湾人心底的畏惧。1919年竣工的台湾总督府，可以说是这些政策的总结，直到今天也未拆除，作为“总统府”仍旧屹立在台北街头。
《台湾青年》与设置议会请愿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民族自主运动，给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19年，朝鲜爆发了反抗日本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被称作平民宰相的原敬内阁改变之前的武官统治为文官统治，打出了“一视同仁”的同化主义政策。这项改革也波及台湾，1919年，文官取代军人被任命为台湾总督。
文官总督的统治，首先重要的是内地延伸主义基础上的教育改革。以前的台湾没有中等以上的教育机构，要想升学只能到日本或中国去留学。于是台湾人募集志愿者资金，请求为台湾人成立中学。台中公立中学实现了这一愿望，1922年，新台湾教育令颁布，规定台湾的学制遵从日本内地的制度。其成果是，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今天的台湾大学）的设立。
与教育改革同步，受到近代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着手启蒙运动，主张台湾人的政治权利。其中心是1920年留学日本的蔡培火等成立的新民会（后来的台湾青年会），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在台湾巡回演讲，向人们宣传个人主义、自由结婚和妇女解放等新思潮。他们还请来台湾屈指可数的资本家林献堂任会长，在东京发行了杂志《台湾青年》。
117 蔡培火
《台湾青年》是出于台湾人之手的新闻业先驱，不久就发展为台湾发行的日报《台湾新民报》。五四运动时为救助东京被捕的中国留学生四处奔走的吉野作造，为创刊号写了祝词。这是因为蔡培火和吉野同为基督教徒并且蔡与在吉野处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及朝鲜留学生都有来往。
吉野作造指出，不能因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就无视台湾的传统直接照搬日本内地的文化，这种同化主义是错误的。他认为日本和台湾的合作关系应建立在台湾的文化独立上，他写道，“不独立的协同是盲从、是隶属。我们作为日本国民，首先要求台湾人是独立的文化民族”，支持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运动。这是只有吉野作造才有的见解，他认识到世界性的民族自主的趋势并正视朝鲜的独立运动，促进了台湾的人民形成了作为“台湾人”的民族主义。
受日本大正民主思潮刺激的蔡培火等人，1922年开始要求设立台湾议会。虽然也是要求参政权，但不是日本帝国议会的选举权，而是要求成立拥有审查预算和法律权限的议会。台湾议会的请愿运动是在承认日本统治权之上的，不要求行政权的极低姿态的运动。他们的要求传到在野党的亲台湾议员当中，成为攻击执政党的材料，却没有被议会采纳。然而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政党政治受挫的1935年，为很多台湾人提供了参加政治运动的机会。
要求参政权的同时，台湾也受到中国内地的影响，开始了文学革命。1923年前后，留学中国的张我军向台湾介绍了胡适等人的作品。还有人不满足于仅是把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寻找台湾固有的词汇，收集谚语和俗语。
由于台湾版的“白话”运动和他们使用的闽南话、北京话（国语）差别很大，台湾人从小学开始学习的通用语是日语，因此未能渗透下去。虽然曾提倡以台湾的风土为题材的“第三文学”，1937年总督府下令禁止杂志上刊登汉语（中文）文章。和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一样，台湾人也尝到了不能用母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情的痛苦。世界文学用日语传授，其结果加深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文化差异。
而台湾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一样是经日本传入的。受山川均影响的激进派连卿温等人，1927年加入了林献堂等人成立的启蒙团体台湾文化协会。他们的参加使文化协会左倾化，老干部林献堂、蔡培火们表示反对，另外成立了台湾民众党。这是台湾的第一个政党，纲领里加入了参政权的要求，却在1931年被总督府下令解散。
雾社事件与《沙鸯之钟》
1930年10月27日早晨，位于台湾中部名为雾社（今天的南投县仁爱乡）的山里小镇正要举行公学的运动会。本地的少数族群赛德克人（当时的高砂族、现在为高山族的一部分。日据时期被视为泰雅人的分支）和日本的学生们及其家属都集合在一起，就在日本国旗升起的瞬间，校园突然变成了喋血的地狱。马赫坡社的首领莫那鲁道率领的三百人，不满日本的统治而起义。
他们叫道，“（日本人）小孩也不能放过。不要杀本岛人（台湾的汉族人）”，袭击了逃散的日本人。一名日本警官向赛德克年轻友人叫喊“别开枪”，友人却说，“正是因为朋友我才要开枪。变成这个样子也是日本造成的。我一枪打死你，别动！”，说完就开枪了。还有一名赛德克少年发现枪口对着自己学校的老师，哭着说“我开不了枪！开不了枪！”。雾社事件造成一百三十四名日本人被杀，其中约五十人是不满十岁的儿童。
事件的发生沉重地打击了台湾总督府。之前雾社被称为“蕃界第一都会”，是日本统治高砂族最成功的地方。特别是协助统治的赛德克人出身的巡查花冈一郎（原名拉奇斯·诺敏）作为中心人物参与了起义这一事实，显示出日本在台湾的少数民族统治出现了破绽。
清朝时期，赛德克人被称作“生蕃”，不受汉人政府的统治。台湾割让给日本后，总督府向里推进了名为隘勇线的边境线，加强了对高砂族的管理。1903年，日本授意布农人杀害了很多赛德克人，1907年，马赫坡社也举行了和解仪式，归于日本派出机构埔里社厅的统治之下。
总督府邀请年轻首领莫那鲁道前往日本参观旅行，并促成其妹与日本警察结婚来驯服他。然而，赛德克人被征用于讨伐队和公路建设等各种劳役，经常遭到日本警察的暴力而强烈反抗。公学的教育内容也否认了他们的民族习惯而强行内地化，高砂族的孩子们“被称为蕃人非常耻辱和愤慨，悔恨自己生为蕃人”，而必须忍受作为二等国民的屈辱。郁积下来的不满，爆发为对日本人的一律杀戮。
事件发生后，总督府和台湾军司令部立即派出两千六百名军队和警察前往镇压，还组织了未加入起义的部落为“伙伴蕃”，对起义的部落进行讨伐。由于起义军利用山地地形进行了游击队式的抵抗，拖延了战斗时间，日军动用了各种大炮和飞机，还有使用毒气弹的说法，进行了攻击，大量人员伤亡，还出现了机关枪被夺的丑剧。
直到12月，莫那鲁道为首的很多首领连同家属自杀，投降者被关押在保护蕃收容所里。1931年4月，日本当局唆使镇压战时失去头目的伙伴蕃们，杀害了收容所的二百一十名赛德克人，挑起了第二次雾社事件。接着把生还的人们强行移民到埔里社北部的川中岛，让他们成为平地农耕民。
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高砂族的人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悲剧。军部看中了他们的高战斗力，成立高砂青年队进行密林战。结果，很多高砂族青年被送到战争激烈的南方战线，最后丧命。日中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员台湾人成为军属，1940年开始实施皇民化政策，强迫他们参拜神社，改用日本姓氏。1944年实施征兵制，二十多万台湾人作为士兵、军属被送往战场。据说另外还有大量台湾人被征用为军需业童工和随军慰安妇。
战局恶化的1943年，日本开播了一部电影。电影名为《沙鸯之钟》，描写一名利有亨社的少女为了给出征的日本“恩师”送行李，途中遇难的故事。主演是“歌唱大东亚共荣圈”的李香兰（山口淑子），她扮演的沙鸯楚楚可怜，看过的台湾人都受到了对日本忠诚的“教育”。先于电影上演的戏剧中，赞赏“沙鸯不仅是蕃杜的一名少女。而是勇敢健康的大和女子，死得壮烈”。然而这些华丽的辞藻，都不能掩盖日本残酷的殖民地统治这一现实。
大革命时期的上海与香港
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
这里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大陆的边境城市。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人罢工和抵制日货运动盛行。其中有名的要数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
118 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抵制洋货的标语
运动的起因在上海的一家日资的内外棉纺织厂，5月1日，日本人监工开枪打死了一名争吵中的工人，十余人受伤。该工厂2月份也发生了抗议虐待童工的罢工，抗议扩大到上海和青岛的三十余家工厂。公司方面虽暂时让步，然而上海的日本纺织同业会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抗议制定了压制工会活动的方针，内外棉纺织公司解雇并驱赶了工会干部。
真相大白后，上海的学生们开始了呼吁工人支持和救济牺牲者的街头活动。租界当局以“扰乱治安”为由逮捕了他们，5月30日进行审判。同时，青岛的日资纺织工厂发生了八名工人被奉系保安部队开枪打死的事件，人们被激怒了。
5月30日，上海南洋大学两千名学生进行演讲，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他们散发写着“上海人的上海”、“回收租界”等字句的传单，批评杀害工人的行径。抗议的一万名学生、市民聚集在主路南京路，英国警察队开枪造成十三人死、数十人负伤的悲惨事件。由此反抗帝国主义的呼声高涨，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等人，成立了工会组织上海总工会，6月1日上海全市实行了总罢工。
五卅运动中，工人、学生、中小企业家成为中心，成立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召开了市民大会。6月7日召开的大会有二十万人参加，提出了包括撤销领事裁判权和撤去外国军队等在内的十七条要求。当时上海的外资工厂劳动的工人苦于低工资、长时间劳动和恶劣的环境，他们主张制定劳动保护法禁止虐待，保证罢工、言论、集会自由。然而租界当局企图用武力镇压，运动反而扩大到全国各地。
其中受到较大影响是与同为国际都市的上海关系密切的香港，以及成为革命运动据点的广州。1925年6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党向香港政厅提出六条要求，即支持上海工人提出的十七条要求、取消对中国人的歧视、中国人获得选举权、言论、集会和罢工自由等，开始了抵制英货运动。
省港罢工持续了十六个月，香港的十三万工人陆续撤到广州。广州租借地沙面的工人也与此呼应，6月23日超过十万人在租界附近游行示威。英法两军向示威群众开枪，二百三十人伤亡，工人方面则组织了两千名纠察队对香港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变成了“死港”。
五卅运动极大地打击了列强的中国统治，他们看到强压政策不能奏效，只好答应修改不平等条约，恢复关税自主权。运动显示了外资工厂聚集的沿海地区急速增长的工人的力量，支持运动的广东政府发展为全国政权。工人运动的高涨让内外保守势力感到恐惧，在1926年10月宣布停止罢工的同时，劝说开始北伐的蒋介石与共产党诀别。边境城市积蓄起来的新时代的能量，成为左右国民党方向的重要系数。
台湾共产党与朝鲜人的独立运动
中央政权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香港和上海，给中国内外的革命和独立运动提供了绝好的据点。例如，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1926年作为共产国际的东方局委员来到广州，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创立了越南共产党，翌年身患结核的他被香港警察逮捕，一直被囚禁到1933年春天。这些以中国边境为舞台的民族独立的动态中，特别值得瞩目的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和朝鲜。
后来成为台湾文化协会中心人物的林献堂，1907年在奈良曾与逃亡日本的变法派梁启超见面。当时，梁启超说，“未来三十年，中国不具备救你们的能力”，提议在日本的统治体制下进行改良主义运动。后来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和孙文同是客家人的中国同盟会会员罗福星（台湾成为日本领土的1895年之前居住于台湾苗栗县）想把革命引入台湾，1913年被日本逮捕后遭到杀害。
20世纪20年代，留学中国的台湾人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洗礼。首先是1924年在上海成立的台韩同志会，是设立上海分会的台湾青年会（新民会）的有志之士与朝鲜革命青年联合结成的反日组织。也有台湾青年加入中国的革命团体，上海大学的许乃昌经陈独秀介绍留学莫斯科，女留学生谢雪红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活跃于五卅运动中。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据点后，大量台湾人到中山大学等留学，1927年3月成立了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
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主张要使台湾从日本独立，首先需要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的成功。当时的国民党支持他们的活动，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学校的教材里加入了“归还台湾”的内容。然而，它并未能成为国民政府的正式政策，就像“中国本身就多灾多难，哪顾得上三十多年前抛弃的弟兄？”，所以，直到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方面都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台湾的要求。当然也有由于日本的情报管制，台湾的实情未能反馈到大陆的问题，中国的革命家把台湾人看做日本人的扈从而加以蔑视的倾向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4月，上海的租界成立了讴歌“台湾革命”的台湾共产党。其中心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谢雪红等人，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援下成立，但是奇怪的是台湾共产党被看做是日本共产党的台湾支部。当时的共产国际没有认识到台湾和中国本土之间的历史关系、台湾的大多数人都是汉族，只把它作为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之一而进行机械性的划分。因此，1929年4月，日本共产党遭到镇压（四一六事件）后，失去基础的台湾共产党的活动立刻受挫。
1928年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六届大会，决定对亚洲各地的共产党组织进行重组，1930年，台湾共产党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援下重新改组。然而，总督府在台湾也设置了和日本一样的警察特别高等课，1931年对召开临时大会的台湾共产党进行了大肆镇压。结果使首个倡导台湾革命的组织瓦解。台湾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未能得到中国大陆或共产国际任何一方的理解。
而在上海和中国大陆，朝鲜人的独立运动却不屈不挠。其中心之一是三一独立运动后的1919年4月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韩国首届总统李承晚并列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是后来为成立南北统一政府被暗杀的金九。
李承晚和金九都出生于黄海道，李承晚出身名门贵族，而金九则出身于贫穷没落的两班。科举落榜的金九进入东学，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爆发，他作为先锋大将进攻海州城。失败后又加入对日抵抗运动的义兵斗争和为恢复国权运动的新民会，还杀死过日本军人。两度入狱后，1915年开始展开农民启蒙运动。
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金九来到上海担任该政府的警务局长，1926年被选为临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领。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日本领事馆的追究，但大多由于法国租界当局事先透露情报而安然无恙。但是，1932年1月，金九的部下在东京发生了暗杀天皇未遂事件，法国也无法保护他们。金九受到日本当局的严厉搜捕而辗转于中国各地。
1930年金九召集朝鲜民族主义者成立了韩国独立党，1935年与义烈团等激进派团体合流成立了韩国民族革命党。然而，金九认为，“我们的独立运动是我大韩民族自己的运动。受第三者的领导和命令，是依靠他人的行为，违反我临时政府的宪章”，对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持否定态度。日本战败后金九的行动也遵循了这一点，李承晚接受美国帮助建立大韩民国时，他严厉地批评为有损完整的独立自主。因此，金九四处树敌，1938年5月被朝鲜革命党党员开枪击中而受伤。
1933年，金九在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果夫的介绍下访问了南京的蒋介石官邸。这时，蒋介石根据自己的经验建议道，“为了将来的独立战争培养武官怎么样”，于是金九在河南洛阳召集了一百名朝鲜青年，开办了军官学校。后由于日本的抗议被迫废止，1940年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成立了韩国光复军，开始接受美国的援助。
最终在这些努力还未见天日时，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接到“倭敌降伏”消息的金九在一片欢呼万岁声中，发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没起到任何作用，在将来的国际关系上也没太大发言力”的忧声，这句话果然不幸言中。然而这丝毫无损金九等志士追求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也无损为金九等人的活动提供了可能性的上海的存在意义。边境的城市由于其边缘性，使其拥有了与世界相连的可能性。
金九还指出，日中战争时期的重庆由于人口激增，很多的中国难民都被迫露宿野地，粮食实行配给制经常排起长龙，打架斗殴司空见惯。日军空袭造成大量民众死亡，堆积成山的尸体被卡车运走，尸体的衣服都开裂露出皮肤，这都是他们临死时痛苦挣扎的证明。
尾声·鲁迅的遗言与日本人
鲁迅之死与内山完造
晚年的鲁迅身体很不好。特别是1936年后，他患上了重哮喘，卧病在床。然而在此期间，鲁迅并未放下笔，而是继续批评政府。他还与标榜为革命文学的郭沫若等人展开了论战，严厉地批评他们“只要接受了无产阶级精神的洗礼，那么写出来的作品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简单的观点。为了这场论战鲁迅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学习马克思主义。1933年，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警察拷打后杀害，鲁迅在日本的杂志上刊登了追悼文章。
病中的鲁迅也坚持前往内山书店。内山完造在与鲁迅的“漫谈”中受到启发，发行了《活中国的姿态》等对中国友好的随笔集，鲁迅评论道，“老板，您的漫谈太夸奖中国了。这只会增长中国人的劣根性，使革命后退”，却还是很高兴地为他写了序文。
鲁迅还指出中国社会的病根在于“马马虎虎（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对日本人做了以下的描述，“我思考了日本的八千名民众。日本人的长处是对一件事情名副其实地拼命，就是那种认真劲儿。我承认他们最近有些相反的举动，但是必须承认他们的认真。中国可以排斥日本的一切东西，但是不能排斥日本人认真的优点。不管发生什么事，必须学习这一点”。
119 晚年的鲁迅与内山完造
120 鲁迅的绝笔 10月18日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日文便条
第六章中提到，鲁迅在仙台的时候，受到指导教授藤野严九郎的悉心教导，终生都尊敬藤野。鲁迅对日本人的评价基于这种经历，然而对拼了命的认真却是在上海事变时，“海军要花几千万日元的巨资来保护我们移民”而加以嘲讽，这一点和枪林弹雨中仍坚守书店的内山完造相同。
鲁迅强烈的反对日本的侵略。1935年，他与诗人野口米次郎对谈时，对方问道，中国像英属印度那样接受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会怎么样？他回答说，“到了那一步就是感情的问题了。财产被强盗抢走不如留给自己的傻儿子。被杀也要被本国人杀”。他还预言，中国军事能力弱，那么日中关系就不会好转，近期又将发生军事冲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心脏性哮喘病去世。他18日让内山完造给他叫医生的日文便条成为绝笔。完造看见潦草的字迹后慌忙赶到他家，却已是回天无力。22日告别式后，鲁迅的遗体被安葬在万国公墓，内山完造和宋庆龄、蔡元培以及延安的毛泽东等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葬礼委员中。日中两国战火不断蔓延之中，两人的深厚友情一直持续到最后。
鹿地亘的日本人反战同盟
举行鲁迅的葬礼时，协助内山完造一起抬棺的还有一名日本人。一位名叫鹿地亘的无产阶级作家，1936年1月来到上海，经完造介绍向鲁迅学习中国文学。1938年3月，鹿地亘前往武汉，受到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推荐，在国民政府中从事对日军的宣传活动。这就是以日本人俘虏为主的反战运动的开始。
当时日军流行一句话，“宁死不受囚禁之辱”，认为成为俘虏是不光彩的。士兵们都被告诫中国士兵非常残忍，被捕后也由于极端害怕而经常反抗。但是，几乎所有的士兵在前线都抱有一个疑问，就是“中国为什么要打仗？力量相差悬殊，抗战也没用”。而鹿地亘则耐心地教导他们，“站在受侵略者的角度考虑”，将他们培养成反战士兵。
1939年12月，鹿地亘在桂林创建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朝着为切断援蒋路线而在广州湾登陆的日军方向南下。他们到达南宁郊外的交通要道昆仑关后，手握喇叭向第五十团的士兵们诉说战争毫无意义，只会惨死沙场让家人伤心。这时日军开枪，三名反战士兵（其中一人为台湾的陈松泉，日本名为松本速夫）倒在血泊之中。
1940年7月，回到重庆的鹿地亘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9月后开始在各地展开反战活动。他们的“语言子弹”起到了“听得非常清楚。士兵们都竖起了耳朵。大家都被打动，陷入沉默。大家都不对战争抱有希望”的效果，有时，反战士兵与前线士兵之间还开始了讨论。
1940年12月，湖北宜昌战线陷入僵持状态。反战战士们由于日军阵地没有反应而感到焦急，便大喊道：“兄弟们，你们在不在？怎么不出声啊？在的话就答应。”结果黑暗中传来震耳欲聋的回声：“喂，我们在呢！”
反战士兵们闻声大喜，马上开始慰问广播，接着又开始插话。
“你们是哪儿的？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们是纯粹的日本人！”
“哪儿的人？”
一名反战士兵回答道，“北海道函馆的”。
于是对方说，“北海道的小安，回去后带我问好！”
不久言归正传，反战士兵问道：“为什么发生了战争？”前线士兵商量后回答：“蒋介石引起的！”反战士兵们回答：“不对。下面我来告诉你们！”虽然前线士兵有时捣乱，但是几乎没有敌意。
“别打仗了，快回家吧。女朋友等着呢！”
“是啊，真想回家！”
“咱们一起想办法回去吧！昨天我们提的和平条件你们懂了吗？”
“懂了！”
121 1941年5月4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会场
鹿地亘等人向不知道日本战局恶化的前线士兵们转达世界形势的同时，还编写了总结他们迫切要求的八条《日军士兵的要求》。内容有：“打开它是我们的乐趣！反对拆开包裹、慰问袋、信件”“公平对待伤员的工资和待遇！”“不再征兵！反对征用维持家计的人！”等，提出了平时日本士兵们不敢出声的怨言。鹿地还号召，“士兵们团结起来！要求立即停战、返还”“配合中华民族的抗战，打倒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反战宣传，还要求改革军队和日本国内的体制。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改为八路军的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延安，野坂参三成为日本士兵反战运动的中心。八路军推行的俘虏政策是，不加害日军俘虏、治疗伤员、马上释放希望归队的士兵，害怕受到军法会议的惩罚而希望留下的则给予工作或学习的机会。这时，日军对共产党根据地正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的残暴行为引起人们的愤怒，优待俘虏的政策实行起来很困难。然而，不杀俘虏的八路军政策通过反战士兵的宣传活动传到日军耳里，不仅投降人数增加了，甚至有的士兵自己前来投奔。到了1944年5月，八路军保护下的日本俘虏达到了两千五百名。
重庆国民政府对马克思主义者鹿地亘的反战活动感到不快。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恶化，批评鹿地“亲共”的呼声较大，3月，由于反战士兵的出走事件，反战同盟被勒令解散。1941年，英国为了新加坡防卫战邀请反战同盟出动，翌年3月鹿地等人前往印度，却因国民党方面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然而，鹿地亘却没有对外界的压力屈服。1944年，美军战略活动局（OSS）要求配合发行日文的报纸，鹿地反对“对美国政府忠诚”这一条款而拒绝签名。1946年鹿地回到日本，1951年被美国的情报机构“加农”机关逮捕。这时，将他介绍给鲁迅的内山完造展开了救出鹿地亘的活动，亲自在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出席作证。就像援助了上海事变后面临险境的鲁迅一家一样，内山再次向受尽苦难的友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21世纪的日本与中国
前面观察的边境城市里居住的人们的不同个性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铁骨铮铮，不屈服于权力和体制。他们还拥有不忘记与弱者同呼吸的勇气。
鲁迅生前曾对内山完造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本章中出现的人物，也非常适合于从边境开展革命的洪秀全、孙文以及在中国大地深深植根的毛泽东等人物。又或从本书的内容而言，这句话表现了前途迷茫的混乱情况下，不断寻找革命前途的近代中国的足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全国“玉音”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宣言这一事实，蒋介石在重庆也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宣布抗日战争胜利后，对“爱汝之敌”这一基督教的语句发表感慨，大致内容如下：“我们不要报复，更不能侮辱敌国无辜的人民。如果以暴力还暴力，那么仇恨再生仇恨，永无止境。”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牺牲的人数达三百一十万人。而日中战争中中国的牺牲人数达一千五百万，也有人说超过了两千万人，现在也没有准确的数字。而且，蒋介石在发表这一内容当时，日本的国家元首以最大的“牺牲者”自居，来维护国体。先不论蒋介石的发言带有多大的政治考虑，“不要报复”这句话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宏大气量，我们不得不脱帽尊敬。
21世纪的日本将和中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会像本书中所描写的一百年前的日本那样，对迅速成长的中国感到威胁并敌视它吗？还是能和不随波逐流、加深与中国人交流的那些日本人一样，拼命地认真地从平等的角度去构筑两者的关系呢？
了解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从中学习，不拘泥于任何偏见和既成的观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真实的中国—我们面临着许多的课题要解决，而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