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人物略传

夏禹与殷商汤王

禹是行神，即旅行之神。战国时代，天下的物资流通变得昌盛，人的移动变得频繁，道路也更加完备。在这道路网间行走的人们的保护神便是禹。所以禹是跨天下而活动的。从而形成了大禹经巡天下的故事。另外，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地域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各地域间不同的治水神话。这是与战国时代铁器的普及相应而生的。不同地域的治水神各有特色，而其中也出现了把行神禹和治水相结合的说法。这个带有地域性的治水之神禹和天下行神的禹相重合，从而形成了天下的治水神禹的传说。尽管大禹成为天下的治水神，他也有地域的局限性，又成了在文化地域概念下创造出来的夏王朝的始祖。在天下的治水神禹传说的影响下，汉代人眼中的夏王朝成了天下的王朝。在这种意义上，相对于不管是时代上还是地域上都有着多种变化的传说中的人物禹，殷商的汤虽说是被理想化了的，但却是实际存在的人物。他在甲骨文中被称作大乙，在战国时代的金文中被称作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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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与武王

推翻殷商王朝的是周武王，在武王之前奠定了王朝稳固根基的是周文王。周人在武王时继承了殷商的汉字文化，并定下了武王的王号，追号父亲为文王。而在此之前周王被殷商称为周侯。周文王得了天命，能知道天地之呼应，并拥有德这种符咒力、灵力。继承了德的武王依其天命，征服了称为殷商“四方”的领域。文王得天命，武王支配殷商之“四方”，以后代代彰显其丰功伟绩。以此为基础，战国时代以后也创造除了继承周王朝权威的“形式”，从此文王和武王成为了象征式的人物。武王以后代代的西周王继承的都是德这种符咒力、灵力和对“四方”的统治。德的意思渐渐地被一般化，而革天命（革命）更加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以后，一直因得天命而被称道的文王也就更加突出了。

 

周公旦与周成王

公元前1022年周武王驾崩后，殷商的残余势力在各地兴起了叛乱。周公旦团结周的族人，渡过了这一难关。周公在周族当中是支撑王室一族的别族族长。因此，他并没有自己称王，而是在雒邑（洛阳）地区辅佐周王。幼小的成王曾一时寄身于周公身边而定居于雒邑。关于武王征伐统治的殷商“四方”，其统治的关键就是雒邑，而掌控雒邑的曾经就是周公一族。在所谓的东迁的混乱以后，雒邑成为周王的王都，曾经的殷商之“四方”才改由周王自己统治。周公的都城也迁到附近的别处，在礼仪上辅佐王。因为周公旦没有成为周王，战国时代以后，成了扮演判断王德有无的圣贤的角色。这种理论上的角色演变为理想化的“事实”，后来常被作为革命的象征来议论。

 

共伯和与周宣王

公元前841年，因周王朝内部争斗，周厉王被流放。之后执掌政务的人是共伯和。因雒邑有周公一族，于是共伯和便与其达成协议，在幼小的宣王正式即位之前，政事由共伯和一手掌管。当时曾一时改厉王放逐之年为“元年”，但不久又因承认其幽闭期间也算做在位期间，因此恢复了厉王纪年。公元前826年，厉王去世，宣王即位，始称元年。因之前的情况与周公旦和成王的关系十分相似，因此从战国时代起，共伯和的时代也被定义为圣贤的时代。效仿成王的观点使得战国时代的各国的王取名为“成王”，效仿宣王的则取名为“宣王”。效仿“成王”的国家说“宣王”不是在正月元旦改称的元年，以此以贬斥宣王；而效仿“宣王”的国家也诋毁成王。及至汉代，人们甚至不知道共伯和是个人名，将“共和”当做是圣人周公和召公两者交互执政的理想时代。“共和国”的译语，也是从该“共和”的意思而来的。

 

周幽王与平王

与王朝的创始人被理想化相反，被理想化的君主消灭的君王则备受诟病。商纣王和传说中的夏桀王皆是如此。周王朝从诸侯对立到分裂为镐京（西安附近）和雒邑（洛阳）两大阵营，直到不久后镐京王朝毁灭。造就分裂开端的周幽王一直都备受指责。都说商纣王是被叫做妲己的美女迷住了心窍。与其相似，周幽王也被说成是被一个叫做褒姒的美女迷得神魂颠倒。褒姒也渐被赋予了妖女的形象。另一方面，平王在雒邑之地重新建起了周王朝，作为君主受到了一定的好评，甚至有观点将东迁王都至雒邑一事评价为革命性的事件。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有鲁国的叛乱者公山不狃想要起用孔子，孔子也打算前往，于是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东迁事件）乎？”

 

五霸

新石器时代以来，各文化地域出现“大国”，甚至有了进出邻近文化地域的情况。曾经为殷商和周这种城市国家独有的文字—汉字在春秋时代得以广泛使用，周的统治地域的“大国”君主向周王称“侯”，并用汉字确认其诸侯地位，而其他地域的“大国”君主则称“王”以对抗周王。这样到了战国时代，在各地域开始了文书行政的领土国家为了追溯历史，对敌对领土国家的君王加以诽谤，对历史毫不客气地，给春秋时代有名的君主贴上了独有的标签。齐国的孟子为了诽谤被自己辅佐的田氏逐下王位的姜姓君主，以及敌对诸国的祖先，称齐（姜姓）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为夏、商、周三代（三王）的罪人。楚国的荀子为了只褒扬所仕的楚王，对于楚王的祖先庄王和已灭亡的国家，他列举了齐（姜姓）桓公、晋文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说他们是“信立而霸（立信就能成为霸主）”（其中只剩下了楚王）。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2年生于鲁，公元前479年死于鲁。他过着亡命生活的同时，培养了很多弟子，这些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们活跃于战国时代的政界。春秋末期城市不断增加，城市间的人口移动也变得频繁，用传统形式培养的人际关系来管理城市的已经越来越困难。于是孔子论述了世间要想以新的人际关系为基础运营城市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他的弟子们渐渐成为领土国家官僚的代言人，他们编撰了孔子言行录，其中有比较久远时期的东西，也有弟子们所处时代的内容，两种混杂在一起。作为其言行录之一留存下来的《论语》也不例外，有将仁者、智者、勇者列出加以称颂，或单独强调勇等这些为城市刚刚出现的游侠代辩的旧内容；也有突出强调仁，为战国时代的大国中央立场代言的新内容。后世的官僚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释讨论《论语》。

 

老子与墨子

春秋时代城市增加，思想家们开始以城市为舞台展开辩论。战国时代文书行政得到发展，各领土国家的中央对地方城市实施官吏统治以后，地方受制于中央，各国的中央形成了以正统君主为最高点的具有很强独立性的论点。各国家的正统君主，有从大夫层发迹的，也有春秋时代各地域的大国君主的末裔。前者称赞以发迹论理为背景的圣人政治，倡导革命。后者则站在否定发迹的立场上揶揄圣人政治。领域小的国家继续以城市为舞台的展开辩论，强化小国的立场。谈论上人的宇宙观的《老子》思想揶揄圣人政治，并在楚等地流行。为了让上人层不凌驾于君主之上，因此对于上人们，都让他们去谈论与政治无关的世界。对于中人以下的阶层，则施以法治，便可使国家安泰。至于天地在遥远的彼方监督着世人的内容则是战国中期以后才有的说法了。老子被假托为春秋时代的人，但他是否实际存在，尚不能确定。就小国立场进行辩论的则是《墨子》。墨子提倡抵抗大国侵略保卫国家的和平主义。形成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解释为不分人我的爱，这是以小国的同族意识为基础而形成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墨子》对法的严格运用则是战国时代的内容了。当人们以天下为议题进行议论成为主流后，《墨子》的学说便逐渐衰落了。位于天下中央的官吏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议论政治时，《老子》学作为与官吏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世代备受后人的尊重。

 

孟子、荀子和韩非子

孟子生于邹，所仕君主为齐威宣王（前356—前320年在位）。也曾在公元前312年的马陵之战后，向魏惠成王（前370—前319年在位）讲解自己的理论。据说孟子学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他认为仁义比利更重要，并主张人性善，强调君主应该善于抓住人心。其言行录《孟子》中，以事实说明了魏惠成王没有当王的能力，而齐威宣王才具有王才。《孟子》的开首有一段驳斥魏惠成王的话，用“五十步笑百步”（逃了五十步的人没有资格笑逃了一百步的人）的比喻，让人认识到魏惠成王的治绩并没有提高很多。提倡性善者是以上人、中人、下人中的中人以上为问题出发点，后来仕楚的荀子，将重点放在中人以下，主张性恶，并讨论了刑的重要性。后来发展了这一观点的是荀子的弟子韩非子。他生于韩，仕于秦，提倡以法确立秩序。

 

战国四君子

随着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文书行政制度进一步发展，包括后发迹的家系在内的各王统逐渐固定下来。随之，王位的继承就开始强调要有王德，而不仅仅是依据血缘关系的继承。这样，既是王的近亲又集一族和臣下的崇敬于一身的人就被放到了微妙的位置上。他们有成为王的资格，却处于辅佐君王的位置上。这些人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为了不让国家灭亡而号召结盟的人。汉代以后，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一落千丈，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对抗秦的各国的圣贤们。《史记》中介绍的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是各国的宰相，并作为战国四君子而名扬天下。齐国的孟尝君，为了齐国促成抗秦同盟，却被齐湣宣王疏远驱逐国外。可惜结果却事与愿违，最终齐湣宣王成了把国家推向灭亡深渊的人。其他三人，在秦成为决定性的威胁以后，违背魏王之意完成对秦同盟，使秦的东进受到了一时的抑制。结成同盟后，信陵君无法回到魏国。

 

魏惠成王与孙子

战国时代随着铁器的普及，城市不断增加，官吏阶层有了更广泛的基础，文书行政得以进一步发展。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律令制度得以不断完善，中央集权型的官吏组织也发展得更为成熟。最早的一位王—作为君临于这种新的官吏组织之上的王—便是魏惠成王。魏在《史记》中被作为国名介绍，但它本来是个氏名。魏氏在春秋时代发展成为晋国有权势的大夫，和赵氏、韩氏一起三分晋国。公元前403年，魏文侯得到周王的承认，确立了诸侯的地位。文侯（文）之子是武侯（武），然后是惠成王（惠王加成王）。从文侯到武侯、再到成王，这种文→武→成的君位继承，其实是仿效古时周的文王、武王、成王。魏惠成王自称夏王，是为追溯夏王朝被殷商王朝所灭，殷商王朝又被周王朝所灭的历史，表示自己要复兴夏王朝的“形式”。使用的历为夏正，这也是仿夏王朝所做。他举行仪式要求周移交权力，遭到诸国的反对，并大败于以齐为首的联合军。这一战役被称为马陵之战。为齐国赢得胜利的是孙膑。与孙膑相关的有以田氏一族的他的名字冠名的《孙膑兵法》，以及用被看做为其同族的孙武的名字命名的《孙武兵法》（即所谓《孙子》）。

 

齐威宣王、湣宣王和宋王偃

战国时代的国君有几个人把周宣王作为复兴周王朝的名君来颂扬，并效仿他而取名叫做宣王。其中最先称宣王的是齐威宣王（威王加宣王）。他在马陵大破魏惠成王，打碎了其想开始逾年称元的野心，而他自己在公元前338年采用逾年称元法，宣称自己是天下之王。他的儿子湣宣王（湣王加宣王）也是宣王。湣宣王利用同族的孟尝君，将齐发展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但是他后来没能很好地任用孟尝君，攻打宋的战略失败后，招致其他国家介入，最终致使齐陷入灭亡的深渊。宋是殷商的末裔，宋王偃利用殷商旧有的制度，称地上之帝。齐湣宣王就是利用这个称帝的问题攻打宋国的。宋王偃虽被齐所杀，但是殷商末裔抵抗强烈，其他企图占领殷商故地的国家也都陷入泥沼化的战争当中无法抽身。而得渔翁之利的是远道进军而来的秦国，他跟在楚的背后占领了湖南、湖北等地，奠定了天下第一强国的基础。齐威宣王（威王加宣王）、湣宣王（闵王加宣王）的事迹在《史记》中记录成了威王、宣王、湣王三人的事情。造成此错误最大的原因是把威宣王称王前与称王后混淆了。威宣王有称王前的在位年（A），称王后的在位年（B），它们之间有一整年（C）。《史记》把（C）作为威王的年代（这本身是正确的），（B）作为宣王的年代（这本身是正确的），把他们分别独立成为二人，造成了毫无道理的年代错位。因此只要明白湣宣王也是宣王，再回头整理，年代矛盾就能轻松解除了。

 

秦昭襄王与屈原

秦昭襄王（前307—前151年在位）继承秦孝公时代商鞅变法的遗产，起用将军白起等人将秦的领土扩大到天下的半壁江山。秦始皇又利用这份广阔的领土遗产，实现了天下统一。灭周是昭襄王时期的事（公元前246年。东周的国家也在公元前255年灭亡）。虽然因各国的联合结盟，昭襄王被困在函谷关以内，但他细心经营惠文王时公元前316年征服的四川，把当地治理得反比粮仓地带的军粮还要充足。而后，他从湖南之西攻打楚，接手了楚国的大本营湖北、湖南等地。这时，楚地名族屈氏中的一人—屈原在洞庭湖投水自尽。楚人的抗秦运动和屈原礼赞相结合，这使屈原成为后来人们长期尊崇的对象。集楚地诗歌而成的《楚辞》也多被认为是屈原之作。

 

伯夷、叔齐的传说

战国时代诸国之王，都试图利用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来解释自己对国家领域支配的正当性。三代都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限，讨论有限的领域。那时为了配合宣扬王朝正统性的主张，有的夸耀血统否定革命，也有的议论从大夫层发迹权威不断上升最终实现下克上的。在讨论对周的继承问题时，有的只以文王为问题点，将武王之后全部否定，有的把文王、武王以来的较长时期作为问题讨论。另外，还有的否定周灭殷商的说法。伯夷、叔齐的传说就被利用于最后列举的否定说法。伯夷、叔齐两兄弟是孤竹君之子，兄伯夷觉察出父亲想让弟弟继承王位，于是在父亲死后让位于叔齐而逃走，叔齐也欲让位于哥哥伯夷而逃走。后来武王想要征伐殷商时，兄弟二人谏诤不可反臣之道，武王没有听从。待到周得天下后，他们为吃周的俸禄感到耻辱，隐身于首阳山，最终饥饿而死。这个传说是想否定革命思想，后世也有人指责内容荒唐无稽，但也有很多人褒扬他们不肯在二朝为官的高洁节操。

 

吴太伯的传说

战国时代，把自己所属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放在特别的位置上，把汉字圈看做天下，将这一特别地域与其他地域相区别的想法尤为盛行。一方面把自己以外的地域看做野蛮之地，另一方面特别看待汉字圈并加以解释的趋势愈发高涨。这种趋势引发了一个结果：创作神话，使他国君主的祖先诸神的位置低于自己的神灵。例如，中原地区将楚的祖先神置于尧之下等。同样的意识下，形成了长江下游的吴的祖先出自周一族的传说。与伯夷、叔齐的传说有些相似，说是太伯、虞仲将周的君主之位让与弟弟季历而逃到野蛮之地荆蛮之地。《史记》中，世家的第一位记载的就是吴太伯的话题。像宜侯夨簋一样，我们一直以殷商故地往东的地域来讨论封建的青铜器却在江苏省出土，从这类事情可以看出周初封建活动的余波以遗物流入的形式出现在长江下游。主张吴是周室之长的话题可见于《左传·哀公十三年》。这到底是吴的真正的主张（开始是吴主动创作传说并加以利用），抑或只是《左传》采用的话题（为了贬低吴而制造的话题），我们不得而知。这一话题甚至波及后进入汉字圈的日本，出现了天皇是吴太伯子孙的说法。但是，这原本是将汉字圈特别看待的意识和他国比自己低等的意识相混合出现的话题，因此在日本也遭到了嗅到后者味道的人的反对。虽然可以想象，秦始皇时人徐福横渡到日本的传说也是出于同样的背景，但是这被当做归化人、渡来人的话题处理，并没有受到十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