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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关键词解说
甲骨文与金文
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的简称。殷商时代，甲骨文的制作首先是使龟甲、兽骨成型，然后在甲骨上钻凿一定数量的孔穴以便于之后烧灼出裂纹。把甲骨放在火上烧灼，龟甲就会产生开裂，占卜者通过观察裂纹状况来占卜吉凶。占卜之后，刻写在甲骨上的卜文就是所谓的甲骨文。卜文中记载了祭祀占卜时用到的人名以及各种术语。这些甲骨文不仅是殷朝祭祀活动的重要一环，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金文是指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青铜器是使用陶范（印模）浇铸的，陶范由外范、内范组成，内外范之间则用铜液浇铸。外范或者内范上通常有雕镂的凸字，因此使用陶范制成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像是刻上去的。凸字的制作首先是在模型上写字，然后把字体部分抠出，从而制成凹版。另外还要抠出外范、内范的某一部分，用稀的黏土再填上，最后用凹版压在上面就制成了凸字。这种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只在殷商和姬周之间继承，并未向外泄露。周对甲骨文不感兴趣，而对金文则虚心学习继承。周朝的一些诸侯国以及长江流域等地区的大国，虽然这些国家分属不同文化地域，但是都表现出对青铜器的浓厚兴趣，从周王朝的衰落开始，直到公元前8世纪，金文制作技术不断外流，以至各国都争先把其据为己有。就这样，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了广域的汉字文化圈，但是在商周时代，汉字只不过是用于祭祀的符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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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与德
天降其命。获得天命的王会得到一种神奇的咒力—德。“德”被统治者代代相传，从而得以永保天命。在周王朝，文王因受天命，获得了通晓天地的灵力；武王因继承了文王所具有的“德”，拥有了平定四方的力量并最终灭殷商。这种力量还让其部下誓死追随。到了成王即位，受天命所得的力量一再被验证，发起叛乱的殷商余党们以及山西地区的民众被一一平定。天命又被表现为“敕命”，文王取得的天命就被特意强调为“上天的恩赐”（逨盘）。在春秋时代的楚国，自称王的楚成王好像也曾称自己是受了天命的。周的“德”逐渐衰落，直到战国时代，“天降命”才被重新提起。随着这一理论的大众化、一般化，到处都是宣扬自己是受天命的有“德”之人。结果，“德”成了各诸侯国得以称王的基本资格（不久又演变成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格）。原本作为咒力的“德”指的是一个王应有的“德”。后来依靠“德”平定殷商的说法也有了变化，新的说法变成了：让普天之下所有不受王统治的野蛮地区也能受到“德”的感化。通过征伐带到新领地来的“德”在官僚体制下，即便没有征讨也得以传入；在各诸侯国实力均衡的前提下，即便不去讨伐他国，“德”也会被传播到各地。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王”这一称呼也随之变为“皇帝”，皇帝的领土与之前的天下已然不再等同。此后，“德”也被强加上诸如上面关于野蛮地区受“德”感化的说法，“德”庇护的范围也超出了之前的天下之外很多了。不过，直到王莽时代才参照记载了战国时代说明“天命”和“德”的典籍，提出新的说法—皇帝的领土与之前分属天下一小部的王的领土是等同的。不过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文武之胙（祭肉）”
周灭商，文王因受天命，获得了通晓天地的灵力，并拥有了“德”；武王因继承了文王所具有的“德”，彰显了平定四方的力量。文武对“天命”“德”的继承受到后代的追捧，并且把这样一种继承当做一项礼仪被延续下来，即所谓的“文王、武王之胙（祭肉）”，也就是践“文武之胙”的祭祀礼仪。据说祭胙（祭肉）本身就是作为一种用来留住祖先灵力的祭祀礼仪而被广泛推行。所谓的阼阶是指为了践胙而修建的阶梯。《论语·乡党》中有云：“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这里说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祭肉。魏国的惠成王和秦国的惠文王不仅继承了周朝的权威，还利用了“文武之胙”。践“文武之胙（祚）”的礼仪即所谓“践祚”的说法以及王位继承乃至皇位继承的继承礼仪也被后代延续了下去。即魏、秦之后建立的诸侯国通常认为“文武之胙”对王朝权威的继承起不到什么作用，只是把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祭肉谈论。上面引用的《论语》中的一小节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祭肉也有一定的意义可言。
桀纣
位处中原的大国“商”被陕西的“周”所灭后，世人并不热衷于去诽谤“商”最后一个统治者帝辛（纣王），而是对周文王的受天命、获得通晓天地的灵力以及周武王镇压四方的魄力大肆宣扬。但是，直到战国时代“革命论”的兴起，有一种说法认为，“周灭殷”也是一场革命。虽然现在天命确实降到了西周，但是在以前的殷汤时代也曾受到天命的眷顾，此后由于王的德性衰退，天命才转向了西周（命被“革”了）。殷商时代，象征王的德性已经衰退的人物是商纣王。一旦“革命论”成立，也就有理由说明殷商的建立也是经由革命实现的。这样一来就成就了殷商之前的关于夏王朝的传说，夏禹受天命，但是到了夏桀时，王的德性衰退了，最终夏被殷汤王灭掉了。于是就有“殷鉴不远”之说，即夏代的灭亡，就是殷代的前车之鉴。这种说法也是在“革命论”的背景下产生的。
周易
“易”是作为一种占卜方法，起初的形式是经过数次占卜来推算某件事情是否发生。表示某件事发生或者不发生的符号以及表示由发生到不发生、或者由不发生到发生这两种变化的符号都可以接连在甲骨上从而形成甲骨文。甲骨文记录下了这一占卜方法的原始面貌。到了战国时代，占卜次数以三次为宜，用来表示变化的符号也逐渐消失，变化的内容通过总结三次占卜的结果用文言文做出说明。用“—”代表发生（阳），用“--”代表不发生（阴），从中任选一种，反复三次，组成八种形式。这八种形式统称为“八卦”。周易是以八卦为基础，并对此作出了系统说明。周易对八卦的说明逐渐变得复杂，开始重视由八卦两两相叠形成的六十四卦。用八卦表示方位的方法共有两种，一种是战国时代以来的后天方位，另一种是三国时代开始启用的先天方位。
阴阳五行
殷商时代，占卜的基础是在发生和不发生这两者中的选择。到了战国时代，上述两种变化变为阴（--）、阳（—）这两种抽象的概念。另外，殷商时期，还有根据十个太阳的神话（十个太阳每天轮流穿越天空）制成的十个符号，后来演变成十干。战国时代，十干两个一组被分成了五份，分别代表五个阴阳，也是五个元素，即所谓的木、火、土、金、水五行。后世，日本人创造的汉字日本式读法（训读）中，阳的读音是“え（兄）”，阴的读音是“と（弟）”。日本的“木のえ（阳木）”、“木のと（阴木）”、“火のえ（阳火）”、“火のと（阴火）”、“土のえ（阳土）”、“土のと（阴土）”、“金のえ（阳金）”、“金のと（阴金）”、“水のえ（阳水）”、“水のと（阴水）”就相当于中国的十干。“甲”在日文训读中读作“きのえ（木のえ，阳木）”、“癸”读作“みずのと（水のと，阴水）”，都是从上面而来的。另外，把五行分配到四个方位（南方属于火，东方属于木，北方属于水，西方属于金，土掌管中央）就形成十二个方位。并且，五行按照顺序排列还有所谓的“五行生成论（水→火→木→金→土）”，按照顺序循环相生（例如燃木生火）就形成“五行相生论（木→火→土→金→水）”，而循环相克（例如土可以拦阻水）的就是所谓的“五行相克论（木→土→水→火→金）”。
十二支
十二支的起源问题仍是未解之谜。很多时候，十二支会和十干一起被提到。因为“十干”是根据十个太阳的神话制成的十个符号，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十二支是根据月亮一年的十二次阴晴圆缺制成的符号（表示十二个月亮）。到了殷商时代，开始和十干一起出现，并且根据十二和十的最小公倍数而组成六十个组合。从殷商时代开始，六十干支就用来纪日，并延续至今。十二支纪年法从战国时代开始，到了汉代一直到现在则采用六十干支纪年法。根据这个方法，六十年为一个周期，也有了“六十花甲”的说法。在古代国家的文字记录中出现的六十干支纪年则成为遥远后世的新闻。汉代以后，不同的动物（如鼠、牛、虎……狗、猪等）入主十二支，并被后代继承了下来。
春秋列国
新石器时代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村庄周围被围上了城墙，于是出现了城市。城市一般拥有数个村落。虽然这些城市经历过动荡，也被外族入侵过，但是基本上都走到了春秋时期。春秋中期以后，铁器逐渐普及，城市数量也迅速增加，城市居民的迁徙活动也愈加频繁。以大国为中心的各地方受大国派遣的官吏管辖。在受到大国中央的直接统治之前，这些城市都有各自拥戴的君主，俨然成为一个国家。这些国家便是所谓的春秋列国。殷商时代使用的汉字为周王朝继承。周王朝统治者把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赏赐给各个诸侯，而制作这种青铜器的技术仍由周朝独占。西周后期，这种技术与汉字一起被传到了各地并牢牢地扎下了根。因此，只有根据这些拥有汉字的诸侯国及周的记录，我们才能了解那些由城市发展而来的国家的历史。从汉代流传下来的零散记录来看，在《史记》中记载的十二诸侯年表中，除“周”和“鲁”以外，剩下的十二个诸侯国被单列出来并记述了其历史。《史记》中特别列出那些国家即所谓的“春秋列国”。对司马迁来说特别注意记述方法的背后未必和国家的大小有关。
王者和霸者
在各地陆续出现拥有数个村落的国家之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里出现了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国。“商”就是这样的大国，他们使用汉字，把自己的首领称为“王”，他国首领则被称为“方（诸侯）”或“羌（外族）”。灭掉殷商、继承汉字的周也把自己的首领尊为“王”，其他国家则成为“诸侯”。春秋时期，汉字在各地扎根之后，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仍然维持着对周称臣、尊崇周王的体制。但是，在汉字新传入的长江流域，出现了尊称自己国家的首领为王的国家。战国时期，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内，形成了一个乃至三个国家，各国首领都各自称王。因为战国时期的王们都各自认为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他们有必要去贬低春秋时代之前的大国，并且把继承了汉字的商和周放在特别的位置上，强调自己才是继承商、周权威的不二之选。把商和周的开国之祖理想化尊为“王者”，而诸侯大国的首领们则被贴上“霸者”的标签。对此，还附带着这样的说明，霸者不是依据“王道”而是用“霸道”让对方臣服，指出了王者和霸者的不同。
盟书
在很久以前的太古时代就有所谓的“盟誓”存在。但是，在文字出现之前是没有“盟书”一说的。春秋时期，汉字被广泛传播并扎根于各地，随之也出现了盟书。盟誓是在神灵前许下誓言的一种祭祀形式。盟书又称“载书”，其中的“载”有追溯和祭祀的意思。“盟”的意思是降“明（祖先之灵等灵力）”于“皿（器皿）”。盟誓的内容被记录在盟书上，参加者回国后要去祭祀场所对盟书加以确认，具体由祭祀官负责。祭祀官中，专司文字之职的被称为“史”。到了战国时期，“史”则被重新划为中央官吏和地方的下级官吏。中央和地方是靠文书行政联系为一体。而支撑文书行政的则是作为法律体系的“律令”。在战国时期的国家中央，盟誓、盟书被轻视，不再重要，而且提出签订盟书的霸者往往被看成势弱的一方。没有盟书的商、周时代则被理想化成王者的时代。另外，还有“执牛耳”这一说法。从盟誓方式的地区差异来看，有的说执牛耳是主盟国的权利，也有的说是弱势一方的权利，而“执牛耳”这一成语是出自前者。
律令
在西周，“令（命）”是天降的。除天命之外，在城市里发挥作用的是“习惯法则”。人们在祭祀场所约定某项事情并获得认定。春秋时期以后，铁器的使用逐渐被普及，田地、城市的数量增加，于是人们频繁往来于不同的城市之间。为了通过文书行政把这些不同来历的人整合起来，对新规定的需求就变得日益迫切起来。这种新的规定以“律”的形式出现并形成体系化是在战国中期。当时，命令是指相当于天子的王所做的裁断，并作为一种“律令”和“律”一起起到很大作用。“刑”曾经也是依据习惯法则来判定的，但是到了“律令”开始起作用后，“刑”也开始按照其相关规定来实行。直到行刑的审判制度也逐渐得到完善。过去，判决罪行是在祭祀场所进行的（法的本义就犹如这里的判决），但是后来变成根据“律令”来判决犯人。这一法律体系有效地把中央和地方联系了起来。虽然律令法律体系得以建成，但是原则上来讲，“命”是继承了天命传统的“命”，把上天的声音具象化了；“律”则被认为是宇宙秩序（音律体现宇宙秩序）的具象化。
爵位
从城市发展来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君主，帮助君主管理国家的有辅佐官员以及门客。国家由大城市、中小城市以及村落组成。君主居住在大城市，下面的中小城市和农村也不乏有势之人。这些有势的权贵与君主之间形成一种虚拟的亲族关系。殷商作为睥睨天下的大国，用“伯”来称呼方（诸侯）国。在周朝，辅佐王的官员被称为“公”，中小城市的有势之人则被称为“伯”。一般社会成员则被称为“子”，也有人被称为“男”。如果其他文化地域的使者来出访本国的话，以“子”的礼节招待。汉字一传到各诸侯国，周朝的称呼方法就随之广泛深入到各地。周朝的“伯”和“男”这两个称呼之间，出现了趁着东迁的混乱状态移民到东部地区的诸侯。中央为了更好地统治地方，对爵位进行了完善。站在诸侯国的立场上，在过去的“公、伯、男、子”这四个称呼中间加进了诸侯的“侯”并设定了等级。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以此为理念基础，战国时代，真正让爵位得到完善的是秦国的十七等爵（大秦帝国建成后，发展成统治天下的二十等爵）。
郡县制
春秋中期开始设县。起初设置的县与诸侯国一样有着很强的独立性，但是后来逐渐被纳入中央的统治、管理之下。在大国之下设置的“县”是诸侯国君主以及大夫们自身的权力基础。如果大夫们成功掌控县，他们的子孙在不久就会变成战国时代领土国家的君主；如果诸侯国君主获得了县的掌控权，则他们的子孙也会在战国时期成为领土国家的君主。从文字信息这点来看，西周时通过赏赐青铜器来传达信息；春秋时期，随着广阔的汉字圈的形成，用来确认盟书所列盟誓内容的各国的祭祀场所也就成了信息传达的场所。中央向各县，即已灭亡的诸侯国的祭祀场所派遣官员，以此形成文书行政往来。用来支撑文书行政的法律体系便是“律令”，律令的出现则是文书行政完善的具体表现。曾经在祭祀场所担任文字记录的“史”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官吏。随后出现了新的方法代替以分封安抚小国的做法—给予臣下一定的身份即爵位，并且这种做法日渐完善。在通过授予爵位得到保障的身份中出现了相当于一个县的一把手的职位。统治者充分利用边境防备及小国兴衰交替，以保证小国不会独立出去。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形成的传统统治领域日渐扩大，人们对新的统治领域进行划分统治，就形成了“郡”。在被侵略地区，“郡”是指身份低下的人居住的偏僻地区，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表达方式。当时，开始以郡的统治规模为前提授予臣下爵位，爵位体系也随之扩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其文化领域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到了汉代，爵位体系进一步扩大，让天下的部分郡独立出来，成为诸侯国以谋取天下太平。
铁器和牛耕
现在，学者仍未弄清楚人类从何时起开始使用畜力。为了有效地让畜力在田地里发挥作用，人们需要把田地整理成方形。近年考古学家接连发现的古代稻田遗址中，属中国古代的稻田备受瞩目。位于长江下游流域的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以及中游的城头山遗址的稻田都是在自然形成的洼地上开垦的原始水田。这些水田被整理成方形与铁器的普及不无关系。春秋中期以后，铁器在全国普及，自然形成的土地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它们被人们用铁制工具区划成大块的适宜耕种的田地，并开始借助牲畜的力量进行耕种。当时土地区划用到的面积单位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继承使用。六朝以后，度量衡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因此一个面积单位代表的数值也有了改变，而且古人开始用新的数值表示面积单位，并固定下来不再变化。耕作方法、水利技术有了进步和发展，出现了培养秧苗的秧田，人们利用插秧的方法在水田里种植水稻。
诸子百家
从城市发展来的小国灭亡后，由大国中央派来的官吏接手管理。之后随着中央官吏统治的发展，形成了上级官吏、下级官吏以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平民三个阶层。这三个阶层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相互渗透的流动性。在战国时期，这种阶层受到了充分重视，并出现了上人、中人、下人的说法。每个独霸一方的诸侯国为了其统治的需要，对上人、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以及下人都做了详细论述。虽然儒家阐述的是政治思想，但是孟子却是主张以中人以上阶层为论述对象的“性善论”，而荀子则论述了以中人以下阶层为对象的“性恶论”。法家思想则主张制定法令以统治中人以下阶层的国民。道家的哲学思想只是集中在上人阶层，强调“无为自然”。尽管如此，中人以下阶层由于受到法令的约束，国家也能安享太平。在国家间的战争、外交活动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人被称为“纵横家”；研究兵法的人被称为“兵家”；擅长诡辩之人被称为“名家”。因为这些流派分管不同的领域，所以可以在同一个国家共存。另外，还有像墨家那样站在小国和城市国家的立场上为他们辩护的人。但是在大秦帝国统治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墨家走向了衰落。后来通过考科举出仕的官吏们以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为蓝本进行讨论时，每个人要阐述多种思想，强调哪家之说就成了问题。为此，后人就只好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倡导了各种不同的思想。这种说法与共处、共生的诸子们的实际状况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期，诸子们聚集在各国的首都，回答王的问题。此间，闻名于后世的要数齐国城内的居住区“稷下”。稷下背负着后世学者的理想，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
针灸和导引术
我们从原始医术中，很难找答案来解释什么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为医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只是在新石器时期，用于治疗的器具只有石器、木器、骨角器等。虽然后来出现了青铜器，但是青铜的质地非常柔软，不能被制成尖细的针。而针是伴随铁器的普及才出现的。战国时期，与经脉相关的知识丰富起来，用针刺激穴位的治疗方法开始出现。另外，根据出土的汉代前期的文物，导引术的知识体系在汉代已经形成。导引是利用呼吸，由意念引导动作，并调和体内之气的身体疗法，通过导引可以治愈疾病。
铸造货币
商周时期，人们把青铜熔液用长柄勺子样的东西制成饼状青铜胚，并运往各地。后来随着青铜胚运量的增加并且流通中的交易货量也越来越多，于是人们开始把铜饼细分成一定重量的铜币，用来帮助计算流通过程中各方获得的利润。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是“布钱（铲币）”，刚出现时体积比较大。之后，物品流通越来越频繁，流通区域也越来越广阔，体积比较小的货币也随之出现。并且在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相同重量的货币。中原地区使用的铲币模仿了青铜农具的形状，而山东、河北一代的刀币则是仿照刀子制成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国使用的蚁鼻钱，是把青铜铸成了颗粒状。在秦国使用的是圆形钱币。虽然这些货币形状各异，但是它们大体上都是依据一定的质量标准铸成的。各国都是遵照各自的重量单位来确定钱币的质量标准的。在楚国也使用黄金作为货币，把板状的黄金适当地细分成小块，依据重量判断价值。各国的重量单位都是以上面提到的由铜饼细分成的铜币重量为基准制定的，而且因为计算时的进位也有法则可依，相互间的换算也比较容易。因此，虽然每个国家使用的货币从表面看来都很有个性，事实上却是单个国家的货币都可通行于天下。秦二世时，秦朝推行货币统一，但仅限于形状上的一致，并一度让经济出现混乱。不过，自此战国时期各国形色各异的货币消失了踪影。
季节和历法
从事农业的人必须能够感知季节的变化。因此，自从有了农业活动，就有了原始的历法。为了了解季节，就必须设定一定的基准。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月亮盈亏就成为身边最便利的基准。月亮每年经历的盈亏次数大约有12次，但是这12次并不能正确表示“一太阳年”，所以如何得出季节更替和月亮盈亏的关系就成了古今东西人们所关心的事。原始社会时期，从立春开始往后数十个月为一段，就是所谓的十月历法。到了开始使用汉字的周朝，记录十一月的时候，写的是“十月又一”。这也是把前十个月与其他月份区分开来的做法。新石器时代以后，人们对季节和月亮盈亏关系的了解也仅限于制定了冬至过后就是正月的基准。因此，有的认为一年有十二个月，也有的认为是十一个月，更甚者有时还有十四个月的说法，没有严密的历法。到了殷商时代，人们把祭祀祖先的三百六十的周期与历法结合了起来；周朝则把十二次的月亮盈亏分成四部分并加进历法。这些都让人们对季节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但是偶尔也出现了把一年分为十四个月的历法。公元前4世纪时，人们计算出从冬至到次年冬至的时间为365.25日，并且通过制定二十四节气来感知季节变化。此外，古人还制成了影响未来的历法。不仅限于太阳和月亮，木星的运行也与历法有关。这种高难度的历法在广阔的汉字文化圈中成形。它虽然依靠的是共同的知识，但是同时也反映了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形成的不同文化地域独自的见解，他们都认为各自的历法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根据整理记录结果表明，古代的月是三十天的大月和二十九天的小月交互轮流出现，古人也发现偶尔多出一个大月计算的日期更为准确。于是人们在特定的一年的某个小月上加了一天变成了大月，并且成功测定出大小月排列的循环周期为76年。作为各国共通的大小月排列方式，七十六周期的起点应该订成公元前的哪年哪月哪日？根据季节变化和月亮盈亏的关系，每二、三年要插入一个闰月，那么这个闰月要怎么插？对于这些，各国都在努力显示与别国的不同。因为强调不同，每个国家的历法都是独一无二的。历法是正统的象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国的历法就成为全国的历法。之后，历法计算以及闰月的添加变得较为严密，但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历法过于看重概念上的东西，反而导致了常数计算的误差越来越大。
合纵连衡
“合纵”，即“形成纵（从）向联合”；“连衡”，即“形成横（衡）向联合”。所指的问题不外乎是形成纵向（南北）联合来对抗秦国的汹涌进攻，或是与秦国结成横向（东西）联盟来保全自己的国家。不过，上述状况是出现在秦国把手伸向了楚国根据地湖北、湖南并对其进行压制的公元前278—公元前277年以后。在此之前的状况是：魏、齐、楚、秦等国都自认是天下第一的正统，周王朝被卷入了争夺战并走向衰亡，结果各诸侯国组成了相互对抗的国家联盟。这里的联合用的是“纵”和“合”，在说法上与上面表述的“合纵”具有不同意思，并且以公元前278—前277年之后秦国的强大为前提，追溯到公元前278—前277年以前，也有关于“纵”的用例说明。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理解成公元前278年以后的说法，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国家的对抗关系的。
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地域为母体培育出了领土国家。位于中原地区的赵、魏、韩三国、山东的齐国、河北的燕国、陕西的秦国、从湖南和湖北到淮水一带的楚国都自封为王，成为新的领土国家。这七个国家在《史记》的《六国年表》中都有记载。这里所说的六国是除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一览表中，除上述六国外，还加上了始自西周的周王朝以及后来实现天下统一的秦国，共计八国。汉代以后，按照《史记》的说法，战国时代被称为“六国之世”。另外，东汉以后，对秦始皇的评价跌到谷底，有观点称不应把战国时代的秦与周相提并论，应该让秦与其他六国处在同一位置，于是就有了“战国七雄”的说法。在周和战国七雄之外，战国时代的国家还有中山、越和宋国。
革命和禅让
西周灭商后，就开始倡导“天命”思想，即文王因受天命，获得知晓天地呼应的力量；武王因继承了文王所具有的“德”，拥有了平定四方的力量并最终灭商。战国时代新出现的王们也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并宣称“曾经降在周朝的天命发生了改变”。“德”性不再是王的专属，而是成为圣贤（君子）普遍拥有的品格。并且，还出现了以“德”感化周围人的说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圣贤呢？其判断的基准随着官吏品质的变化也在不断变化。王朝的更替也被说成是一种革命。革命发生之时，从形式上来看，旧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自动退位，并把皇位让给新王朝的创始者。如果参照古代的规范，继承王位的不是皇子而是有德之人。天命发生改变之后，有德之人的“德”成为新的王德。后来，把王位传给有德之人的做法用“禅让”这个词来表示。相反地，以武力讨伐并放逐暴虐君主的做法被称为“放伐”。但是革命的时候，往往在现实和理想的寻求折中点，所以在形式上仍是采用了禅让的方式。近代以后，英语中的“revolution”被翻译成了“革命”一词并被广泛使用。历代争论的革命也演变成了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的所谓“易姓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