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怀特与凯恩斯的完美计划

尽管亨利·摩根索在财政方面生性保守，但是他也是一个忠诚的新政人。他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相信凡是对美国好的东西必然对全世界都好。美国那时还是一个善良的新兴超级大国，与之前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她愿意用自己的权势来创造一个以经济合作与非歧视为基础的世界。这种想法的核心就是扩大政府的权力，压制那些飘忽不定、自私自利的金融家；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其对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力在货币市场上兴风作浪、扰乱贸易，并引发政治冲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摩根索有一句名言：他寻求将“高利贷贷款者……驱逐出国际金融的殿堂”。¹

摩根索从未自诩他知道如何稳妥审慎地实现这一目标。他知道这涉及政府控制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他也知道这涉及创造某个国际机构，赋予其相应的使命和资金，来防止竞争性贬值，从而使各国政府免于诉诸外汇管制措施。他自然要依靠哈里·怀特来为这一体系设计技术蓝图。

1941年12月14日，摩根索给刚刚被任命为部长特别助理的怀特布置了具体的任务，指示他就建立“盟国间稳定基金”起草一份备忘录，该基金将“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打下基础”。无论这份工作听起来多么技术性，摩根索心中有一个极为远大的全局性目标。多年后他对杜鲁门总统解释道，他的目标是“将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华尔街移至美国财政部，并在各国国际金融交往中创造一个新概念”。²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布鲁姆的说法，这个新概念涉及“使美元成为战后整个世界外汇交易的基本单位”，是深得他信任的特别助理将这个雄心壮志灌输给了摩根索。³对于怀特而言，这就是那个能够使他一举成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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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于1942年3月提出了后来众人皆知的“怀特计划”完整的第一稿。这个计划自然而然地将世界和平作为其基础和前提，而在当时这显得非常遥不可及。新加坡几周之前刚刚沦陷，这是同盟国在二战中的一次惨败，13万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沦为战俘。比战败更加耻辱的是战俘数量居然是伤亡人员的40倍之多。丘吉尔将此役称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降”并考虑要引咎辞职。2月12日，德国发起“海峡冲刺作战”，3艘德军敌舰逃离了法国港口并通过了理应被封锁的英吉利海峡，成功地回到德国水域。用一位英国将领的话说，这一事件与亚洲战线的崩溃一起，“从根基上震动了大英帝国”。“不，应当说它们影响了全世界的观点。就在和谐与谅解成为英美两国关系重中之重的时候，它们在美国引起了最不幸的反响”。⁴丘吉尔还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给人感觉他将远东战场遇到的麻烦归咎于没有美国海军的保护，因为后者在珍珠港被日本人“夷为平地”。⁵

怀特看得比波涛汹涌的战争大浪更远，他只看到了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挑战。他清晰地阐述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将立即面对的“三个无法逃脱的问题”：第一，“防止外汇交易的扰乱以及货币及信用体系的崩溃”；第二，“确保对外贸易的恢复”；第三，“为全世界重建、救济以及经济复苏提供所需要的巨额资本”。他主张立即开始制定并实施有关计划，“建立具备相应资源、权力和组织结构的机构，以应对战后的这三项重大挑战”。⁶正是这些想法催生了战后三个所谓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⁷以及世界银行。

怀特坚持认为，这些问题不能等到敌对状态结束以后。所有参加国的立法行动，以及成立这些重要机构实际的过程，都需要时间，而且它们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启动并投入运行。对丘吉尔来说，这类建立空中楼阁的胡言乱语让他非常恼火，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蓄意忽视了怀特与凯恩斯的努力。“在斗争的中途”操心“假设战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对时间的极大浪费，“同样的时间如果集中用在思考飞机种类的问题上，都可能产生更多的结果”。英国战争部军事行动指挥约翰·肯尼迪少将嘲讽地说道，对未来提出宏伟政治和经济远景的“《大西洋宪章》对于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而言并非一个足够好的理想”。⁸但是对于怀特而言，制定富有远见的重建计划，这一行动本身就将成为“赢得战争的一个因素”，因为“战前经济领域的模式是每个国家自私自利，经济萧条不可避免，经济混乱大肆扩散；战前十年国际经济交往的惯例是依据丛林法则，更弱小国家率先屈服。而如果联合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战后世界不会再退回到战前那种模式。如果侵略的实际和潜在受害者能够对此更有信心，那么击败轴心国会更加容易”。

而且，如果未能迅速采取行动，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世界将面对“一段混乱竞争的时期：货币紊乱、经济萧条、政治扰乱，最终导致……在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爆发新的战争。……未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国联使得在一代人时间内发生了两场毁灭性的战争，同样，如果没有大国间高度的经济合作，那么接下来的十年中，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由其点燃的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军事战争。”⁹与他八年前的第一份财政部报告一样，怀特对于他工作的现实意义显然非常有信心。

怀特勾画出了用来执行他的计划的两个新设机构的详细蓝图：一个叫“联合及联系国稳定基金”（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 Stabilization Fund），另一个叫“联合及联系国复兴开发银行”（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他并未建议设立一个贸易机构，这与他将贸易视作一个货币问题的观点相一致）。令人困惑的是，怀特的基金看起来很像一个银行，而银行很像一只基金。但是这些名字大体上保留了下来：很快它们将化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者现在被称作世界银行。虽然怀特对他的银行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向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进行重建提供贷款并对私人贷款进行担保（贷款担保是一项新政措施，意在压低利率），但是从地缘政治重要性出发，在两个拟设立的机构中，基金组织显然更加重要。

怀特的稳定基金公开声明的主要宗旨是，大幅并永久性地削减国际贸易以及相关联的资本流动的壁垒。1914年以前，金本位史无前例地实现了这两个目标，而且无需任何像怀特所建议的那种复杂的、正式的国际协定。但是后来，金本位就被称作是一个可怕的幽灵，要对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货币政策过错负责。

然而，怀特刻意没有言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一个将在即将到来的岁月中使他痴迷其中的目标，即抬升美元的地位使之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黄金替代物，使得黄金的跨境流动不再能够决定和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完全由美国专家依据其判断而制定，并将通过固定汇率的方式传递到全世界其他地方。

这类想法令英国的当权阶层感到担忧。英国外交部美洲司的官员C.R.金评论指出，在美国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即“在取得全面胜利后，美国将会崛起，并成为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霸主”。思维敏捷、曾经率领英国购船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的阿瑟·索尔特写道：“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政策将越来越多地由华盛顿决定。如果还认为政策将由伦敦确定并‘横加’于华盛顿，或者认为英国的政策大体可以独立地制定且只需要与美国‘协调’，这样做不过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罢了。”

但是罗斯福当局不愿等到胜利之日再来力推其对世界的设想。就在怀特逐渐解开其经济蓝图面纱的同时，总统正在详细阐述其政治设想，核心是要瓦解欧洲的殖民帝国。罗斯福4月11日的一封电报激怒了他最诚挚的首相笔友，在电报中他怒斥“英国政府不愿将自治的权力交还给印度人民”。¹⁰据说哈里·霍普金斯称这封电报“令收信人暴怒”。¹¹考虑到印度的稳定对盟军事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丘吉尔认为这封电报虚伪做作、多管闲事，而且不负责任。但是美国在亚洲战场取得的军事胜利，例如在5月4日的珊瑚海战役中重创日本人，与英国人的节节败退形成了令人尴尬的反差，并坚定了美国人的想法，认为美国在勾画世界未来的过程中不需要过多考虑英国的关注和利益。

与今天的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官员不同，哈里·怀特不认为美元在没有黄金牢固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够扮演他所赋予的世界性角色。怀特档案中有一份题为《黄金的未来》的长篇未发表手稿。这篇手稿显然是写于1939～1942年，手稿的一些片段为深入了解怀特对货币性质以及有效运作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供了极好的视角。这是怀特在财政部期间所作的几篇特别详细、经过深思熟虑并带有政治煽动性的文章中的一篇，至于怀特如何以及是否有意公开发表这些文章，我们完全无从所知。

怀特对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评价要大大高于凯恩斯。“黄金是迄今为止发明的最佳国际交换媒介，”他写道，“黄金相对于任何其他国际结算手段的优越性……是基于各国的共同经历，这些经历在全球多个地区一次又一次地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拥有充足黄金储备的国家能够比一个没有或几乎没有黄金储备的国家更加自由和有效地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¹²

只有全球政治发生剧烈变化，才可能使黄金丧失其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货币角色，而即使这些变化能够成为现实，怀特也不认为它们会很快发生。在我们的现代法定货币体系中，有许多小行星围绕美元这个全球主导性法定货币旋转，怀特会认为这个体系动荡不安，容易在政治上引起争议。“也许未来的某个时间，黄金将不再拥有相对于其他手段的优越性，”怀特表示，“但是，只有当国家性的货币体系和国家性的货币政策不复存在，被一个能够决定各国的货币、信贷以及贸易政策的国际权力机构所取代时，这种情况才会出现。类似是一种能够控制世界经济政策的货币国联。”

“如果这个时间能够到来，届时将可能不再需要用黄金来结算国际收支余额，就像现在不再需要黄金在美国各州之间进行结算一样。”怀特解释道。货币与政治难解难分、紧密关联。¹³虽然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但是怀特的观点其实是以更加实际的语言重复了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世纪之交的著作《货币哲学》中表达的更加抽象的思想。“不断扩大的经济关系必将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最终使全球具有原本只属于封闭性团体的特性，”齐美尔对他所处的迅速全球化的世界如此评论道。“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对代表货币内在价值的抵押物”，也就是黄金，“的需求将会降低。……即使我们离在一国之内和国与国之间建立紧密可靠的关系还差得很远，但是趋势毫无疑问是朝着这个方向”。¹⁴

“但是，直到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来前，”怀特澄清道，将他的观点又拉回到当代政治的现实之中，“各国政府将继续寻求获得黄金，因为相比其他任何东西，黄金更适合用作战争基金并充当应对国际变化冲击的保护垫。”¹⁵然而，在他文章中的另一处，他又将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描述得特别黑暗：“如果所有重要的国家都采取了极权主义的政府形式，通过易物贸易的方式拿出口交换进口，以至于相互贸易的国家间不再有欠款，那么黄金就可以被摒弃了。”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货币黄金的终止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自身的终结。¹⁶“当这一天来临，当一个国家征服了所有其他国家（或者除了一两个国家以外所有其他国家），并对被征服国家的货币运行加以限制，那么黄金的末日就来临了。但是，当这场灾难发生时，许多价值比货币工具高得多的制度机构同样也将灭亡。”¹⁷

怀特问道，美元是否有可能取代黄金成为国际交换的媒介和储藏价值的工具。他的答案是，可以，但当且仅当美国最终愿意且有能力以固定数量的那种冰冷、坚硬的金属来兑现那些美元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某种被普遍接受但不可兑换为黄金的货币……与各国主权是可以并存的，”怀特是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针对凯恩斯的观点作出评论，“然而，稍微动一动脑子就能够揭示出任何此类想法的不切实际之处。任何一个外国之所以今天愿意接受美元为货物或服务进行支付，是因为她很肯定这些美元可以按照固定价格兑换成黄金。”¹⁸一个新发明的国际货币也不能例外。

怀特的结论是：“使当今世界对美元极具信心的一个因素，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大量的黄金储备。¹⁹……国际协定取代不了黄金。”²⁰但是，直到布雷顿森林会议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判断才被证明是正确的。那时美国黄金储备不足并且迅速减少，引发了对美元的挤兑并导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瓦解。

在制定其计划时，怀特一定是受到了《经济学人》一篇与他文章标题相同的文章的鼓舞，即《黄金的未来》。这篇文章提出：“作为国际价值和支付标准的黄金的替代品或某种基于黄金的国际记账单位的替代物，将会从现有的货币中出现。在战后的经济形势下，它将必然是美元。”这篇文章在思想上证明了他的战后货币计划是正确的。²¹怀特财政部的同事约翰·冈特于1943年1月8日给他发来一份备忘录，指出怀特“提议设立的国际稳定基金，似乎是执行这篇社论中提出的经济目标的合适工具。用黄金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而在按照经济标准进行国际审查后，方可以改变平价”。²²

但是，怀特的文章有一个重大疏漏，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更加青睐的货币体系于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两度崩溃。他的文章没有对使用黄金作为国际货币和金本位制度本身作出区分。文章没有对1914年以前的古典金本位与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金汇兑本位制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加以解释：前者以一套全自动的机制管理信用的价格以及黄金的跨境流动，后者则更多受到人为的影响，其基础是各国囤积黄金和国家间外交上的讨价还价。怀特正确地指出：“各国政府将采取坚决行动来防止黄金的流失，但是在现代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例政府采取坚决措施阻止黄金流入的情况。”²³但是他未能将这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与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和贸易混乱局面联系起来。而正是因为1914年之前各国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来阻止外国人用纸币兑换黄金，才使得古典金本位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怀特的计划缺少一个机制来确保美国实行的货币政策能够使其维持足够的黄金储备。事实上，这个体系几乎必然会导致出现相反的情况。在真正的金本位体制下，向国外支付一美元必然导致黄金自动外流，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收紧货币政策。国内信贷的成本将升高，国内价格水平将会下降，出口将变得更有竞争力，而任何国际收支赤字往往都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在怀特的以美元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体制下，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向国外支付的一美元会立即以一美元银行储蓄的形式回到美国，并将被用于创造更多的信用，而不会导致信用收缩。国际收支赤字非但不会减少，反而将进一步增长。这就是今天一连串泡沫和长期性失衡的逻辑根源。

怀特的计划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即它将迫使全球流通的美元数量越来越大。由于没有相应数量的黄金来支持那些美元，外国美元持有人发生恐慌并要求一次性索回黄金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怀特知道存在这种风险，但是却宁愿淡化它：“逐渐稳步地抛弃‘自动调整式’的货币体系，转而趋向更多的‘管理’，”怀特对后者表示强烈赞同，“其效果是使一些国家可以在更长时间内维持有利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使其他国家在更长时间内承受不利的国际收支状况——前提是后者有足够多的黄金储备可以出让。”²⁴但是这就是问题所在。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意味着黄金储备的持续下跌。早晚有一天，赤字国的黄金将不可避免地消耗一空。

为何怀特要淡化这种风险呢？他认为，金本位的机械性特征在自动扭转国际收支赤字的同时，也对政策制定者管理国内经济活动造成了不应有的限制。这是一个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的顾虑。他提议的稳定基金可以“使黄金流进或流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²⁵它将通过遮蔽国际失衡正在不断积累的危险信号来实现这一效果。

“确实是这样，”怀特指出，“只要稳定基金能够发挥使国内经济与外界隔绝的效果，就将进一步降低黄金在调整机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怀特认为，这种情况是可取的，因为它将“赋予各国权力机关更多的自由，来制定和执行其各自的国内经济政策”。他的结论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愿诉诸汇兑管制等极端措施来使国内经济与外界隔绝，但也不希望迫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变——这直接反映出来自国外的干扰和变化——而放弃实现其特定国内经济目标的努力，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而言，稳定基金是一件非常顺手的工具。”²⁶因此，一方面是国家管制贸易和不可兑换货币，另一方面是机械的金本位体制下的自由贸易，稳定基金成为两者之间的折中方案。

怀特提议的全球基金将稳定全球货币市场，即使各国货币可以长期按照固定汇率在相互间进行兑换；同时，与1914年之前的金本位相比，它将给各国政府留出大得多的裁量权，来干预和管理各自的国民经济。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它引发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基金的成员政府决定采取的国内政策与维持汇率稳定的要求不一致，基金能怎么办？

怀特的稳定基金将按照一套详细而复杂的规则运行。它允许成员政府从基金处购买其他成员的货币，前提是此类需求是有限度的，以黄金或其他货币做了充分抵押，并且完全是出于应对与贸易有关的国际收支困难的合理需要，即不能仅仅是为了增加黄金或其他强势货币的储备。作为对这些权利的回报，成员政府将承诺在加入基金一年之内放弃所有对与基金其他成员国进行外汇交易的限制，不在未经基金允许的情况下调整汇率，不与其他基金成员达成歧视性的双边清算或汇率安排，并且逐步而持续地降低进口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但基金仅有权对贸易壁垒发表意见，而无权实施制裁）。

很关键的一点是：“如果一项货币政策或普遍性价格措施或政策，被表决权占多数的成员认为迟早会导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且如果占基金表决权五分之四多数的成员向有关国家提出不同意其采取该措施，则该国家不得采取任何此类政策或措施。”²⁷宽泛地说，各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自主裁量权将受到限制，可以采取的措施仅限于得到基金其他成员大部分认可的、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体系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汇率贬值将非常罕见，而进行贬值的成员政府需要作出补偿，向基金缴纳更多的资产。

自由贸易和货币交易自由原则有一项例外，是关于以投资而非贸易为目的的资本流动。怀特的体系将允许成员阻止此类资本流动，甚至规定接受此类资本的流入国，如果收到其他国家提出的要求，需要采取配合措施来禁止此类资本的流入。怀特对禁止资本流动提出的理由是，富人为了规避“新的税赋或社会立法负担”而采取的行动一直以来都是“导致外汇交易扰乱的一个主要原因”。²⁸这与他的国内新政思维非常吻合，但是与他在货物贸易上总体的自由主义观点形成强烈反差。

“高关税政策总体上是遵循了传统的、原始的重商主义谬误观点。”他解释道，而且“这些谬误观点流传范围如此之广，那些本该更了解情况的人对这些观点坚持得如此之顽固，他们在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诸多方面影响力是如此之大，而他们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影响是如此之不幸，使人不禁要把‘重商主义’或者其更加直接的继承人‘保护主义’列为经济领域的‘世界头号公敌’”。但是，尽管怀特尖锐地抨击保护主义，并以他针对反对观点所惯用的那种军人般夸大其词的修辞方式加以表达，但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怀特紧接着又坚称，如果是为了实现他认为合理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目标，那么使用进口关税是毫无问题的。“认为‘自由贸易’政策是一种值得追求的高尚目标，这种信念所依赖的许多核心假设都是不成立的，”他解释道，“它们是不现实，也是不可靠的。”²⁹唯恐这样的语境还不足以使他的政策立场含混不清，他接着又使他的观点进一步复杂化，提议在未经基金允许的情况下禁止给予商品和服务出口补贴。

最基本的一点，怀特的基金将使世界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出口战车将受到保护，因为其他国家承诺不实施新的贸易壁垒或进行竞争性贬值，不像它们20世纪30年代时所做的那样，而基金制裁此类行为的能力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保护。相反，美国政府在其自身经济政策方面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主裁量权。因为其货币取得了统治性地位，加之其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货币黄金，这可以确保美国永远不需要向基金借款，而怀特的投票公式赋予美国的有效否决权则可以保证美国自己永远不会受到谴责。其他国家则将接受这个计划，为的是在紧急情况下获得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美元，而美元则将通过以固定价格与黄金绑定得到支持（这里的假设前提是美国能够且将会一直履行其兑换黄金的承诺，而30年后美国将正式抛弃这个承诺）。

在现代人眼中，似乎很难理解为何美国愿意投入如此巨大的政治努力来建立一个所有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全球体系。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国常常要求其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使其货币与美元脱钩。但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拥有大额贸易顺差，其他货币则面临贬值的市场压力；而如今，美国遭遇大额贸易逆差，美元常常面临贬值压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固定汇率来抵消美元的升值压力；而如今，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浮动汇率来释放美元贬值的压力。20世纪40年代，当美国还是一个盈余国时，她对“全球失衡”基本不予关注；如今美国成为了一个长期赤字国，并对这种失衡非常关注。这两个时期美国政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支持一个弱势美元以帮助美国出口商并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外国的竞争。

在一篇提议建立促进国际经济交流新体系的长篇大论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怀特强烈呼吁就此征求世界上最大的反资本主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意见和同意。“必然有一些人或者一些政府，或是出于恐惧、或是出于偏见、或是出于厌恶，希望将实行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排除在参与方之外，”怀特评论道，“但是将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排除在外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³⁰

一方面谴责高关税政策并称之为和平与繁荣的首要敌人，另一方面却力主让苏联参与创设一个体现上述观点的机构，一篇文章之中包含了这两种观点显然令人感到费解。怀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需要贸易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鉴于苏联对进口实行绝对的国家控制，她没有理由加入一个以承诺不对贸易设限换取对临时性国际收支赤字提供援助的基金。但是，怀特心中的目标总是要大于他的官方职衔，而且他也不避讳采用明显自相矛盾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目标。他对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柏拉图式的感情也许是真诚的，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后，他私下认为苏联式的计划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传播，这一有案可查的观点显示出相比创设一个恢复私人企业之间的恢复贸易的体系，他更感兴趣的是将美国和苏联锁定为政治盟友。

“莫洛托夫从美国人纡尊降贵的举止中察觉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这与他们对英国人态度背后的傲慢如出一辙，他似乎是对的。”马克斯·哈斯汀斯对苏联外交部长与罗斯福的会面评论道。莫洛托夫晚年回忆道，总统认为苏联是一个“没有工业、没有农业的穷国”，一定会“前来乞讨”。³¹然而，怀特在苏联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浪潮。放眼全球，“所有的改变，方向都是朝着政府加大对工业的控制，加大对竞争和自由企业运营的限制”，他若干年后在一篇从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而且它成功了！”他得出结论。³²因此，在他的基金和银行计划中，怀特既是在向其本国政府、也是在向其他盟国政府呼吁，他坚持认为“在这场合作改善世界经济关系的行动中，拒绝苏联加入的权利，将是重复上一代人所犯下的悲剧性的错误，并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新时代中引入一个非常不和谐的音符”。³³鉴于这份文件总体上技术性的性质，这段激情四射的文字显得相当醒目。

凑巧的是，梅纳德·凯恩斯完全自发地于1941年8月开始酝酿他自己关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这只比怀特正式起草其计划早了几个月。两者的计划从表面上看惊人的相似。但计划背后的结构性支撑显示出他们二人的设计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出了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

凯恩斯思考如何修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中，他以很长篇幅分析了这一问题；在1930年的《货币论》中，他甚至提议设立一家世界银行来创造一个超国家的货币，其功能是帮助各国应对临时性的国际收支问题，而无须采取通货紧缩措施。但是美国第七条重磅炸弹所带来的震动，促使凯恩斯着手为一个新的全球体系绘制详细的蓝图，一个能够为英国提供保护、抵抗美国货币和贸易发号施令的全球体系。

与怀特一样，凯恩斯设想的体系也是既要能支持自由贸易，又要能防止全球收支失衡发生，并且当失衡真的发生后，该体系允许以最低限度的经济痛楚来纠正失衡的状况。凯恩斯对任何重新恢复金本位的想法都感到厌恶，他将金本位称为“野蛮的遗迹”。对金本位的讽刺挖苦，用斯基德尔斯基的话说，“掩盖了他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缺乏清晰的思考，即金本位是必然会导致通货紧缩么？还是说，金本位在英国造成通货紧缩的后果是由于1925年英镑币值高估的政策失误所导致的？”³⁴事实上，凯恩斯将责任归咎于金本位，也许还不如索性归咎于天气因素。

例如，凯恩斯提出，在金本位下“调整进程对于债务国是强制性的，但是对于债权国则是自愿性的。……因为一国的储备不能降至零以下，但却没有一个天花板可以作为其上限”。³⁵但是，这一点无论是在我们当前的法定货币体系，还是在过去的金本位体系，都是成立的。今天的中国非常醒目地证明了这一点：她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其外汇储备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3.2万亿美元。

凯恩斯进一步提出，债务国通过紧缩措施或货币贬值的办法来摆脱债务，却常常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因为所谓的贸易条件变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即如果降低价格未能促使外国需求大幅增加并足以抵销降价的影响，那么债务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反而会更糟糕。凯恩斯认为这个问题尤其令英国深受其害，他的这个观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们总是在贬值中遭受损失，因为我们无形的服务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固定的英镑价格计算，”他评论道，“以低10%的价格多售出10%的纺织品，无异于把东西白送给别人，却连半个便士的好处都得不到。”³⁶但是，这个问题依然与金本位无关。对于许多国家及其许多产品而言，这在今日仍然是个问题。

最后，凯恩斯指出，如果不对投机性资本加以控制，它将从赤字国逃向安全的盈余国，从而周期性地造成大破坏。然而，投机性资本之所以会这么做，正是因为汇率缺少一只可靠的锚，而19世纪晚期黄金就发挥了锚的作用。当时，短期资本流动的效果往往是促进稳定而非破坏稳定，因为投资者相信资本外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在一国货币最终恢复其官方确定的黄金兑换价格后获利。³⁷而且，盈余国也并非总是安全港。正如今天美国的例子所说明的，甚至连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都可以成为危机中热钱流动的受益人而非受害者。关键在于，美国碰巧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

凯恩斯承认战前金本位制度取得了成功，但是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他指出，当伦敦还是全球主要的债权人中心时，英国有利的国际收支状况使国内产生了正确且适当的扩张压力，但当接力棒交给纽约之后，国内扩张的压力逐渐消失了。他将战后金汇兑本位制的失败描绘成一种常态，认为这一结果是一个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自然趋势。但是这就好比辩称，自行车是有缺陷的，因为当你不踩的时候它就会倒。与19世纪晚期英格兰银行的做法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美联储没有遵循金本位的基本规则，即当黄金流入时扩张信贷，当黄金流出时收缩信贷。它常常反其道而行之。这就难怪为什么政策的结果如此之糟糕。

凯恩斯在汇率问题上的观点和今天的货币市场一样变化无常，而且常常晦涩难懂、令人抓狂。在1936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把自己定性为“总体而言……支持各国体系相互独立和汇率波动”；但是考虑到“汇率实际上没有理由经常波动”，而且考虑到“稳定的某些好处”，他“支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汇率实际上保持稳定，前提是没有根本性的理由要求采取不同的政策”。至于“稳定的可行性”，这将“有赖于①采取措施控制资本流动以及②有关的不同国家总体工资水平的变动存在相似趋势。”至于他建议在实践中究竟怎么做，他“会进而……对正常情况下应当允许的波动幅度作出更多的保证，而前提是不就此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他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下，10%的波动幅度应当足够。”³⁸你可以想象采访者脸上那困惑的表情。

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一个问题上，凯恩斯很难作出明确表态呢？凯恩斯的思想成熟于一战期间。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构成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的东西，在那段时间骤然崩溃瓦解。特别是金本位，以及与之伴生的永恒不变的固定汇率。在当时，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金本位是合情合理的，就好像今天的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它稀奇古怪一样。用其他东西取代金本位的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困难并让人感到很困扰的问题，就好像今天在全球寻找美元的替代物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即使是像凯恩斯这样激进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从未与金本位彻底决裂。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认为位于另一个极端的纯粹浮动汇率——例如1971年之后的世界所经历的那样——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助于恢复均衡的“体系”。在今天，浮动汇率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当时，右翼和左翼的经济学家都不赞成浮动汇率，认为它既是货币失调的症状，也是其肇因；这种失调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竞争性措施予以应对，其后果是互相毁灭。凯恩斯将自由浮动汇率视作金本位崩溃后不得不在黑暗中进行的摸索，而显然并非巩固各国贸易关系的一种可行的替代模式。

凯恩斯于1941年开始起草他的战后货币计划，此时他的立场实际上是坚定地反对浮动汇率。“贬值是一个糟糕的办法，人们是在别无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被迫采取这种办法。”他在1941年4月致英国外交部的信函中写道。³⁹在一份1942年1月的备忘录中，他写道：“在我看来，固定的汇率环境是战后实现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某个特定国家的货币工资率彻底失常，那么除了调整汇率之外别无他法。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我敢肯定地说，调整汇率可能获得的收益被极度夸大了，而且它极有可能弊大于利。这就是上一场战争结束后发生的几乎所有汇率贬值案例给我们留下的教训。”至于英国，他评论道：“由于将货币工资率与生活成本挂钩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汇率贬值曾经带来的优势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如果这个国家的货币工资总是随着进口食物成本的上升上涨，汇率贬值对我们产生的帮助就开始消失了。”⁴⁰

与其说凯恩斯是英国的国际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更像一个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英国人。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凯恩斯的建议”，用与他同时代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说，“首先总是英国的建议，源自英国的问题”。⁴¹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经济政治力量的变化，这些问题也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关于大不列颠作为19世纪帝国主义债权国的生动记忆仍然历历在目，用凯恩斯的话说，英国“指挥了一场国际交响乐”。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即英国遭遇了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且这一问题在一个理想化的、“自动化的”全球体系的严格限制下无法得到纠正，特别是现在这个体系的条款将由美国来确定。

凯恩斯反对汇率波动的坚定想法应该会得到摩根索和怀特的欢迎。但是他所青睐的替代办法则会令赫尔和韦尔斯感到深恶痛绝，即对那些对英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实施资本出口限制和进口管制。这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美国的歧视，如果她继续维持其不平衡的债权国地位的话”。⁴²

“我的设想是，”凯恩斯1941年11月对财政部的同事写道，“我们将在战后继续现有的汇兑管制的做法，而且我们不打算按照战前的做法回归自由放任的货币安排，即使用黄金或其等价物自由地进行货物的国际买卖。鉴于我们自己的黄金所剩无几，并且将对海外债权人欠下大量的英镑债务，这似乎只不过是一个符合常识的判断。……自由贸易的价值取决于以实质上属于易货贸易的方式开展国际贸易。上一场战争之后，外汇交易的自由放任导致了混乱。”⁴³

凯恩斯的观点是典型的英国中间路线立场。财政部的休伯特·亨德森经常与凯恩斯发生争论，他称凯恩斯“到头来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和折衷主义者”。⁴⁴亨德森认为，假设美国会自愿采取诸如降低关税的行动来削弱其债权国地位，或者假设任何战后货币体系本身就能够纠正英国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和令人敬畏的德国经济设计师亚尔马·沙赫特一样，亨德森认为受管理的贸易和双边易货贸易安排是未来的浪潮，而非仅仅是战时的紧急措施。⁴⁵

一方面是英国需要使用被凯恩斯称为是“沙赫特式的工具”来管理战后贸易，另一方面是美国对非歧视的要求，这两种几乎无法调和的需求令凯恩斯深感困扰。他在1941年期间的通信显示出他的情绪在绝望与乐观之间来回旋转，绝望是因为美国人的坚持与顽固，乐观则是觉得美国人最终将被迫调整其雄心壮志以适应现实状况，并改变现实状况以实现其雄心壮志。例如，他有远见地提出美国将不得不试图“通过为欧洲重建献上一份大礼的方式来减轻她削减全球失衡状况的压力”。⁴⁶这一点最终以马歇尔计划的形式成为现实。

与怀特一样，凯恩斯坚持认为，一个体系必须给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留下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的权力。他将通货紧缩和失业视作完全不必要的灾难，仅仅是因为人类对陈旧过时或明显错误的经济学教义的留恋才使它们得以永久存在。为了防止通货紧缩的压力，各国应当严格控制资本外流（凯恩斯早在1924年就开始提倡这一观点），尽管资本外流是金本位下自动调整机制的核心。政府应该将利率维持在足够低的水平以保持充分就业（他在1930年的《货币论》中第一次详细阐述了这个观点），并且不允许诸如黄金抛售等无情的力量迫使利率上升到这一水平之上。

9月3日，周三，凯恩斯一个人隐居在蒂尔顿，并准备用几天时间起草“一份关于战后国际货币计划的重量级备忘录”——他对他的母亲解释道。9月5日，周五，他的工作被中途打断。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召他去伦敦，并在会面时提出请他加入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然而，凯恩斯不愿意放弃他作为财政大臣和财政部不领报酬的顾问的身份。直到特许他继续保留顾问身份后，他才同意担任董事一职。周末，他回到蒂尔顿继续起草备忘录，并于9月9日周二完成了此项工作，其成果体现在两篇论文之中：《战后货币政策》以及《关于国际货币联盟的建议》（International Currency Union，后来更名为“清算联盟”，Clearing Union）。⁴⁷

与怀特一样，凯恩斯将重建并维持多边贸易体系以及消除歧视性和抑制贸易的双边协定，视作货币问题而非贸易问题。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使问题变得技术性和抽象化，从而不容易激起议会或国会的愤怒。然而，他同时也坚定地瞄准了对贸易痴迷的赫尔，并提议参加计划的国家作出承诺，限制关税、贸易特惠、出口补贴，并完全禁止进口配额或易货贸易协定。

凯恩斯的建议后来被称为“凯恩斯计划”，其基本的运行原理比怀特计划更加复杂，当然目标也更远大。国际交易的清算将通过一个新设的国际清算银行（International Clearing Bank）来进行。各国的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实际上都不持有任何外国货币。各国中央银行将通过对国际清算银行中各自的“清算账户”进行借记和贷记的方式，在彼此之间买卖各国自己的货币，而记账的单位则是新创造的“银行货币”。后来凯恩斯将这种银行货币称作“班科”（bancor，法语，直译过来就是“银行黄金”的意思）。班科将与所有成员的货币和黄金保持固定的汇率。除了通过贸易途径获得班科外，各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缴纳黄金来增加它们清算账户中的班科信用。但是，它们不可以用班科来兑换黄金；班科只能用来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清算账户做转移。这种不寻常的非对称机制反映出了凯恩斯的核心思想：国际清算银行将成为一个促进全球流通货币增长、为货币紧缩制造障碍的工具。

一成员国每出口一个物项，都将增加其在国际清算银行账户中的班科余额；每进口一个物项，则会减少班科余额。对一国的班科储备总额（通过出口超过进口的方式获得）以及持有班科债务总额（由于购买超过销售而导致）设置上限，这么做是为了阻止各国积累过高的盈余或者赤字。每个国家的限额将与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成比例。这种确定班科额度的方式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它非常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英国几乎没有黄金储备，但却需要开展大量的贸易。

一旦超过了最初的上限，可以允许赤字国实施货币贬值，也可以允许盈余国实施货币升值。这将使赤字国的货物更加便宜，盈余国的货物更加昂贵，目的是刺激贸易的再平衡。如果进一步超出班科借方余额或贷方余额的上限，将引发强制性措施。对于长期债务国，有关措施包括强制性货币贬值、提高对国际清算银行储备基金的利息支付、强迫出售黄金以及资本出口限制。对于长期债权国，有关措施包括货币升值、针对超额信用部分向国际清算银行储备基金支付最低5%的利息、对于更大规模的超额信用支付的利息提高至10%。

凯恩斯从未真的认为债权国会支付实质上属于罚金性质的利息；但是，他认为债权国会采取必要措施，特别是扩大进口或使其货币升值，来避免遭受惩罚。这也是2010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蒂姆·盖特纳提议各国承诺对经常账户顺差设置上限背后的想法。1944年，当美国还是一个盈余大国时，怀特对此立即予以回绝。在怀特与凯恩斯的时代，认为应由债权国而非债务国对失衡承担主要责任，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想法。

创造一种名为班科的新的国际货币，显然是凯恩斯建议中最大胆的一个方面。凯恩斯认为它将解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困扰英国和全球经济的许多问题。

第一，他提出，班科将在国际上获得承认，这就使封存结存（持有的外国货币无法兑换）和双边清算协定（为了平衡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而实施进口歧视）等惹是生非的做法变得多此一举。第二，班科将为有序地控制不同国家货币的相对交换价格提供便利，并因此劝阻各国不要采取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做法。第三，与黄金相比，班科将是一个变数更少的国际货币。货币黄金的供应是由许多无益的因素决定的，诸如挖掘技术的改变、各国黄金储备政策的突然变化等等；而班科的供应则是根据全球贸易的实际需要而确定，而且在技术层面也可以出于抵销国际有效需求中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倾向的目的而决定采取措施扩大或收紧班科的供应。第四，债权国和债务国都将被要求采取纠正措施以减轻失衡的状况。向债权国收取罚款的机制是方案中诸多新颖特征中的一个，目的是鼓励债权国扩大进口以削减其班科余额，反正“不是用掉它就是失去它”。第五，班科的创造使各国在战后拥有了一笔与其全球贸易份额相适应的储备，从而帮助各国在战后进行恢复。而如果没有这笔储备，许多国家会因为担心迫在眉睫的支付危机而不愿采取自由化的政策。最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成立将把毁灭性的政治因素从“战后世界经济生活的规划和管理”中除去。⁴⁸

凯恩斯把他的国际清算银行比作一个国家银行系统。甲先生把他目前不需要使用的资金存在他的银行里，银行将钱借给乙小姐，后者需要这笔钱来进行商业扩张。“本地银行的储户不会因为其闲置不用的资金被用于为他人的商业提供融资而遭受损失。”这种说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它想当然地假设借款人总是愿意并且有能力偿还资金。凯恩斯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相反，他强调指出，他的计划是一个安全、封闭的信用体系，在任何时点对这个体系的资金索求总是等于这个体系对其成员的追索权。然而，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无法与他提出的如下原则协调一致：凯恩斯提出成员可以随时用黄金购买班科信用，但在这种情况下，贷方余额将会超过借方余额。

凯恩斯的首要关注是，在没有此类信用安排的情况下，一国经济将会遭受“通货紧缩和收缩主义的压力”。为此，他提出有必要在国际层面制定类似的安排以避免这种压力在全球蔓延（就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像美国这样的债权国不应该让黄金或其他货币资源闲置：如果它们不愿意把钱花在进口上，就应该提供给其他国家使用，因为这些国家“在支付进口产品方面有困难，并且需要时间和资源才能重新调整”。⁴⁹他相信，这种安排正负相抵后的结果就是，各国都将收获更多的贸易和更高的经济增长。

凯恩斯提出，资本管制应当成为“战后体系的一个永久特征，至少对我们英国人而言”。⁵⁰他的逻辑是：“国内经济的管理完全依赖于可以不受限制地设置适当的利率，而无需参考世界其他地方普遍的利率水平。资本管制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在今天，这种想法已经成为了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诸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全球化的批评人士支持这一观点，而诸如罗伯特·蒙代尔等全球货币联盟的倡导者则反对这一观点。然而，在1942年致罗伊·哈罗德的信中，凯恩斯主要关注的是英国的燃眉之急。“战争结束后，大约将有近20亿英镑的海外流动性资金存放在伦敦，我们不可能允许这些钱立即自由流动，”他断言。“在现阶段，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提及这个问题，因为我担心这将助长已经初露苗头的不愿持有英镑余额的倾向。但是，对我们来说，战争结束后立即建立某种管制资本流动的体系，绝对是必不可少的。”⁵¹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将“使这种管控更容易实现”。⁵²

凯恩斯将他的银行视作英美的联合产物，其他国家则按照事先已经确定的条款加入进来。这么做将“使新机构的宪章和主要细节得以确定，而无须遭受一场国际会议导致的延误及提出的混乱建议”。⁵³显然，凯恩斯所想的并不是在布雷顿森林召开一场大规模的会议，他只想在最后“召开一场部长级会议来通过有关结果”。⁵⁴至于接下来银行如何运作，“我设想管理层和有效表决权应该永远属于英美两国，”凯恩斯写道，⁵⁵“伦敦总部的主席是英国人，负责处理英联邦（加拿大除外）、欧洲和中东的银行业务。纽约总部的主席是美国人，负责处理北美、南美以及远东的银行业务。”⁵⁶这一设想让人感到天真得有些可爱，打个比方，就好比英国的玛莎百货^[13]向美国的零售巨无霸沃尔玛兜售如下的建议：由这两家旗鼓相当的公司联手组建一个全球联盟。

曾担任得克萨斯州农业委员的吉姆·海特沃尔有一句著名的评论：“路的中间什么都没有，只有黄线和被撞死的犰狳。”凯恩斯却一再地反其道而行之。很少有才智出众的人能够像他一样不顾一切地坚持中间路线。他的国际货币联盟计划也不例外。它既不是沙赫特式的，也不是赫尔式的；它以折中的方式将受管理的贸易与自由贸易混合在一起。债权国将被迫调整政策，但是债务国也无法逃脱市场的纪律。成员可以从国际清算银行借款，并使用这种信用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但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在适当时间结清账户，否则就将自动面临调整措施。银行可以接受黄金作为其体系的投入物，这算是勉强对历史作出的让步。但是，银行将成为一个黑洞，黄金永远不能从中流出。凯恩斯将这一奇怪的特征称为“单向兑换”，这也反映出他剥夺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作用的决心。

最后，华盛顿和白厅所提出的计划究竟是同时出生的双胞胎，还是意见不合的表兄弟，这要看你是站在1万米的高空还是站在地面上看它们。

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都是围绕一个新的国际货币机构而构建的。怀特的国际稳定基金允许其成员国以其本国货币（凯恩斯风趣地将其称为“一张印刻在高级纸张上的欠条”⁵⁷）和黄金作为抵押进行借款。凯恩斯的国际清算银行则是一个更加宽松的出借方，允许完全无担保的透支，同时对借款方行为相应的约束也更少。这种透支活动是英国银行业一个常见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美国的银行业则很陌生，这种区别几乎肯定对两位作者提出的观念模型产生了影响。但是，凯恩斯也是有意识地在他的银行方案中赋予债务国更大的自由，尤其是英国；并限制了债权国的自由，特别是美国。而怀特则希望仅向债务国提供最低限度的激励，使其无需针对债权国——当然，尤其是美国——采取竞争性贬值或贸易歧视措施。在调和两个计划的漫长过程中，英国人担心怀特的机构“看起来太像一个慈善基金”。他们一直将自己的机构称为是“被动的”，仅仅是“金融马车上的一个备胎”，到需要之时才会使用。⁵⁸

两个计划都涉及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单位。凯恩斯希望他的班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要，对黄金去货币化以及降低全球对美元的依赖度作出贡献。相反，虽然怀特提出“尤尼塔斯”（Unitas）是意在吸引那些对国际货币的想法感兴趣的人，但它非但不会降低美元的影响，反而实际上将使世界更加以美元为中心。

怀特希望使美元，而且仅仅是美元，成为黄金的同义词。这将使美国政府实际上能够随意地自行设置利率和其他货币条件，不仅是为美国，而且还是为全世界。凯恩斯希望通过创造一种超国家货币的方式让世界戒掉对黄金以及美元的依赖，这种超国家货币的发行将遵循“扩张主义”的政策原则。

怀特同意凯恩斯的观点，认为政府在扭转经济的“收缩主义”倾向时必须果断出击，同时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但他反对凯恩斯的国际清算银行，因为事实上美元已经崛起并具备了凯恩斯希望赋予班科的那种国际地位，美国没有理由将其扩大或收缩全球货币供应的权力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组织。一个“扩张主义”的班科能够做到的，美元也都能做到，但前提是美国政府愿意这么去做。但是，怀特在其计划草案中回避了这个不招人喜欢的事实。“如果试图建议使用美元作为国际记账单位，”他在1942年4月写道，“毫无疑问会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出于国家尊严或预见出现货币损失等原因，这些国家将不愿意在国际上推广使用某个其他国家的货币。”

怀特严厉批评关于新的国际货币与各国货币同时发行流通的想法，虽然摩根索曾经要求他对此加以考虑，后者显然是得到了总统的支持。“用一种‘贸易美元’或是‘迪莫斯’、‘维克托’或者‘随便什么名字’的货币单位作为美元的补充，无论两者价值相同还是不同，”怀特在同一篇备忘录中写道，“不会比换一面新国旗对外贸的帮助更大。……这种新货币的具体性质从未得到描述，也从未用有意义的语言阐明假设此种新货币能够带来的收益。”⁵⁹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收到凯恩斯计划，但是有可能怀特已经得到了有关班科的消息，并对其发起了预防性的打击。而“迪莫斯”和“维克托”这两个名字则是罗斯福自己建议的。⁶⁰怀特巧妙地通过备忘录为他那个没有意义的记账单位——尤尼塔斯，做了铺垫和准备。尤尼塔斯不过是一张由稳定基金开具的黄金存款凭证，虽然相貌和气味都与凯恩斯的班科相似，但是却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或者作用。尤尼塔斯的价值固定在10美元，它就是10美元的另外一个名字。

凯恩斯后来指出：“尤尼塔斯似乎没有任何作用。”⁶¹然而，它的作用正是为了平息对真正的国际货币的呼声。英国人不停地要求美国人赋予尤尼塔斯更多实质内容，即使其班科化，但却适得其反：一旦通过谈判消除了班科的威胁后，美国人也完全放弃了他们提议的影子货币。

如果英镑的全球地位没有被美元取代，很难想象凯恩斯——一个开明的民族主义者，但仍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会提出班科这个概念。而即使他提出这一概念，英国政府也会断然回绝这个建议。一言以蔽之，怀特与凯恩斯在战后全球货币体系问题上的立场都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华盛顿和伦敦）决定的。

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都设想黄金将继续发挥货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要远小于古典金本位下黄金的作用。怀特认为，赋予黄金一定作用对于维护公众信心至关重要，并且未来也将一直如此；而凯恩斯则公开地致力于削弱黄金的这种作用，而且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怀特计划要求，每个成员对基金认缴的初始资本金中“现金”部分至少一半应以黄金的形式认缴。⁶²一旦英国人明白美国人不会在基金使用黄金作为资本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后，他们就不懈地争取降低这部分资本的比例。根据怀特计划，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将黄金纳入（或者不纳入）各国自己的货币标准。怀特在此方面唯一的关注是，确保美国以外货币黄金稀缺的状况不会对美国的出口能力构成不应有的障碍。根据凯恩斯计划，清算联盟不持有黄金，除非成员选择向它出售黄金以获得班科。然而，班科不能兑换黄金，只能兑换有借方余额的国家的货币（有一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释：鉴于出售班科只能获得体系中最弱势的货币，为什么各国会愿意用黄金购买班科？）。与怀特计划一样，凯恩斯计划允许各国自行选择本国的货币标准，但是凯恩斯还是忍不住评论道，他不认为各国有任何理由维持货币与黄金的双向兑换。

两个计划都旨在维护汇率稳定。但是，凯恩斯计划设置了一个机械的方法来决定成员国何时以及在多大幅度上可以或者说不得不，贬值或升值。而怀特计划相对而言更加排斥汇率变动，要求成员国在改变其汇率平价时必须取得基金的批准。怀特在固定汇率问题上更强硬的立场，反映出美国人决心阻止其他国家针对美元贬值的强烈意图。另一方面，凯恩斯更温和的立场也反映出英国人迫切希望避免英镑汇率持续高估的问题再度发作。

两个计划都希望减轻对外汇汇兑的限制和管制。但是，凯恩斯计划允许各成员国自行决定管制的方法和程度。而怀特计划则要求成员承诺在基金成立一年之内取消这些限制。

两个计划都反映了一个相同的观点：资本流动可能破坏稳定并损害各国国内税收执法能力。凯恩斯计划允许各成员国自行决定实施资本管制的方法和力度，而且他确信英国会实施此类管制。而怀特计划甚至更加严厉，要求成员国相互合作，在未得到汇出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不接受外国存款或投资。

两个计划都包括控制成员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措施。凯恩斯计划规定，当成员国赤字或盈余过高时需要接受惩罚，但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会只有权对纠正措施提出建议，而无权强制要求实施有关措施。怀特计划对各国的干预更深，如果基金认为一些货币或价格政策可能导致失衡，则有权禁止成员国采取这些政策。

两个计划都明确地致力于建立强健的多边清算安排，这样各国就可以承诺放弃歧视性的、抑制贸易的、双边性的易货贸易做法。凯恩斯计划更加直接地鼓励“三角贸易”（即在三个或者更多伙伴国之间开展贸易），这样借款国将不再仅从一个特定国家借款，而是向作为一个整体的所有债权国借款。⁶³但是，凯恩斯计划也为在政治集团内部进行清算保留了合法的一席之地，例如英镑区的内部清算。相反，怀特计划则规定，例外于多边清算机制的做法需经过基金的审查并批准。

两个计划都旨在对遭受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提供临时性资金援助，这样可以使贸易免受短期失衡的阻碍。两个计划还意图限制国际收支赤字的增长。但是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的区别在于，前者还对盈余的不断增长施加限制。怀特并不太关注限制盈余的问题，考虑到美国是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债权国，这一立场并不出乎意料。他的计划允许基金迫使一国对导致过高盈余或过高赤字的政策作出调整，但同时又赋予美国足够的投票权来否决此类行动。

两个计划都关注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再平衡之后恢复稳定的问题，这是战后迫在眉睫的挑战。怀特计划允许向基金出售封存的结存（大部分是英镑），并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取消这些结存；尽管凯恩斯欣然接受了这一想法，但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案只体现在了怀特计划中。随着两个方案在政治进程的作用下逐渐合二为一，雅各布·维纳预见到了其中的问题并提出了警告，认为它们将短期需要和长期需要混为一谈。“指望美国单独，或者几乎是单独，扮演债权人的角色，这在第一阶段是貌似合理的。”维纳在1943年7月致凯恩斯的信中写道，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认为美国缺少外国短期资金的可能性与不缺少外国短期资金的可能性一样大”，即美国成为债务国的可能性与成为债权国一样大。“我不相信所谓的‘美元长期短缺’。”⁶⁴

两个计划都包含了预防性措施，防止各自的中央机构遭受损失，因为损失需要由各自的成员国来承担。但是，凯恩斯计划赋予各国的借款权要大得多。这与凯恩斯的信念是一致的，他认为失业与需求不足是全球失衡的根源，需要通过宽松的信贷条件来扭转这一局面。但是他的计划将美国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债权人置于一个风险更高、更容易遭受损失的位置。根据怀特计划，美国承担的风险只有20亿美元，这些是她对基金缴纳的资本金（怀特提议的基金的资本金总额为50亿美元）。根据凯恩斯计划，美国的风险高达230亿美元，即按照凯恩斯提议的公式计算出的其他成员额度的总和。怀特计划甚至明确提出禁止成员国外债违约，除非在美国人控制下的基金对此表示同意（而这不大可能发生）。凯恩斯计划在违约的问题上保持沉默。两个计划各自的特征天然地与两国各自的状况相吻合：英国已经破产，而美国决心避免其对外贷款再一次遭受重大损失。

两个计划都希望得到各国的广泛参与。但是，凯恩斯计划提出，各国要获得成员资格，必须遵循国际经济行为的某些一般原则和标准。而怀特计划则明确提出，不以一国的经济结构和组织方式作为限制其获得成员资格的依据。这是特别针对苏联的规定，旨在为其参与基金消除政治障碍。与怀特截然相反，凯恩斯对此没有什么强烈的感觉，除了认为它可能有助于使其他国家参与进来。正如他在1942年5月致哈罗德的信中所写道的：“向全世界其他国家提出一个看似是英美集团一样的东西，这么做是否明智？如果说有国家比我们自己还不受人欢迎，这个国家就是美国；如果说还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不受欢迎，这个国家就是苏联；而如果说还有国家比苏联更不受欢迎，这就是我们自己。”⁶⁵这段俏皮话也许违反了逻辑学的传递性原则，但是正因为如此，它的修辞效果也显得格外生动和有说服力。

两个计划都设想，成员国投票权的权重应该对经济更强大的国家倾斜。但怀特提议，额度及投票权应根据成员向基金认缴的现金、黄金以及证券的价值进行分配。而凯恩斯则建议按照过去占国际贸易总额的比重分配份额和投票权，因为他的计划不涉及缴纳资本金。虽然没有明说，但怀特的公式赋予了美国事实上的否决权。凯恩斯则提议在基金成立后的前五年明确赋予创始国否决权，他还建议创始国仅限于美国和英国。

两个计划都设想其新设立的中央机构在运行过程中与各国政府紧密合作。凯恩斯将国际清算银行视作一个全球的中央银行，因此在他的计划中国际清算银行将与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紧密合作。而怀特（以及摩根索）则将中央银行视作唯利是图的私人银行家的工具，而后者并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因此他的计划仅允许稳定基金与成员国政府的财政部打交道。

最后，两个计划都设想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但是，怀特计划在此方面走得更远，他要求成员国作出具体承诺。凯恩斯则仅仅提议成员国承诺不采取某些极为恶劣的壁垒或歧视性政策。两个计划还意图取消出口补贴。怀特计划直接规定，在没有获得基金明确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提供出口补贴。凯恩斯计划给国内生产者补贴保留了一席之地，前提是补贴项下的产品必须用于国内消费，且当此类产品出口时可以对其征收反补贴税。

擂台现在已经搭好，两个方案可以一决高下了。在思想和才华的战场上，凯恩斯计划定将胜出。但是交锋的地形环境显然对怀特更为有利，因为他的国家持有黄金以及唯一可靠的黄金代金券，即美元。最终，美元才是战争结束后世界其他国家需要的东西。而尽管凯恩斯才华横溢，他也不是点石成金的米达斯国王^[14]。

英国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可以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撤出这个战场。没有大英帝国的参与，将不会再有什么国际会议和新的全球货币体系。但是英国如果想要成功脱身，就必须从别处获得数额巨大的资金援助，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战争余下的时间，而且是为了度过战后将立即开始的过渡期。

关于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资金援助，有一个机会将于两年之后出现。在宣布即将于布雷顿森林召开重要国际会议前夕，纽约的银行家为了对抗罗斯福的财政部进行了最后一搏。银行家们以一笔大额贷款诱惑英国人，换取英国放弃拟议的金融体系计划，因为该计划可能会损害银行家们的国际借贷业务。英国财政部副大臣大卫·维利爵士将这份出价转达给了凯恩斯，并提出了如下这个难题：“真正的困惑在于，我们不知道在1945年，与摩根索先生和怀特博士合作，或是与纽约的银行家们合作，哪一个更有可能产生我们希望看到的实际结果。”⁶⁶凯恩斯将毅然决然地站在摩根索和怀特一边，因为后者才是拯救他的世界货币新秩序设想的唯一希望。他将不会回头。

[13]英国最大的零售商。——译者注

[14]米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拥有点金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