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历史于此铸就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1944年6月4日，美国军队进入罗马市中心。第二天傍晚，英国步兵部队借助滑翔机在距离法国卡昂以北6英里着陆。至6月6日午夜，15.5万名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士兵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到了6月10日，登陆总兵力已经达到32.5万人；6月20日达到了50万人。盟军传奇一般的“霸王行动”曾因持续不断的暴风天气而几近搁浅，现在终于达到了高潮。

尽管遭遇了一些挫折，但盟军正在一点一点地向后挤压德军筑防坚固的防御部队。丘吉尔一度担心会出现更加困难的局面，还曾游说罗斯福制订开辟南欧战线的预备方案，但没有取得成功。如果不是因为英美实施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时间大规模欺骗性作战行动，盟军遭到的抵抗将会激烈得多。到了6月25日，美国军队已经进入瑟堡市郊区，但是德国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仍然怀疑诺曼底的战事只是移花接木的障眼法；数以千计的德国士兵守候在加来海峡地区等待子虚乌有的美国第一集团军群的入侵。在东线，苏联红军以横扫千军之势向明斯克挺进，在6月的最后一周击毙了13万德国士兵，俘虏了6.6万人。但是纳粹并没有停止其恐怖暴行。6月30日，载有1795名希腊犹太人的火车驶进距离明斯克444英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一半人已经死亡；另外一半处于昏迷之中，并随即遭到屠杀。¹

同一天，远在世界另一端的新罕布什尔州雄伟的白山，工人们正忙碌地为自1919年巴黎和会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做着准备。这场会议关注的问题将超越生灵涂炭的战争，着眼建立一个长远的、基于贸易与合作的世界新秩序。美国财政部长和他的副手，这两个欧洲犹太移民的后裔，在会议场地与美国的先遣队召开碰头会，编排第二天下午将摩根索选举为大会主席的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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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怀特担心，摩根索接受主席提命的演讲将淹没在摩根索所谓的毫无价值的废话之中。“新闻媒体怎么样了？”怀特问道，“财长的演讲会得到很好的报道么？”

“哦，会的。”财政部的弗里德·史密斯向他保证道，“因为他们周日也有报纸。这就是为什么”要将演讲提前到周六，比原计划要早。²

财政部希望将国会怀疑论者中更容易受到影响的那一部分争取过来，并为此制定了行动计划，其核心就是拉近与新闻媒体的关系，营造一种在国际重要政治场合中前所未见的开放度与公开度。去年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市召开的联合国粮食与农业大会遭到了媒体的敌视，美国当局决心不让这种煎熬的经历再度重演。“这里的官员已经明确表示，在如何对待新闻媒体方面，布雷顿森林将不会成为‘温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赞许地写道，“每天都安排了记者与官员的会议。”³

演讲的细节安排妥当后，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最容易惹祸上身的英国代表团团长。国会中许多人都坚信大会方案是出自诡计多端、挥霍无度的英国人的手笔，首要作者就是凯恩斯勋爵这个巧舌如簧、贵族做派的大忽悠。摩根索和怀特一致认为，在会议开幕当天不能让这个人接近讲台。“告诉他……如果他在下周之中的某个时间发表演讲，而且是独自一人，他将会得到媒体全部的关注，”摩根索对怀特发出指示，“否则他的声音将被总统以及我们其他人所淹没。”⁴事实上，摩根索和怀特希望尽可能地盖过凯恩斯的声音。

和以往一样，怀特的动作比他的老板快得多。前一天，凯恩斯发信向伦敦报告，“怀特希望由我来做一场盛大的正式演说”，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具体时间待定，就在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讨论取得“充分进展”之后。⁵

英国代表团成员莱昂内尔·罗宾斯将会议实际的开幕式描述成“一长串索然无味、难以听清的发言”。对他来说，开幕式当天的主要活动是凯恩斯在他的起居室举办的一场私人晚宴，目的是纪念一个稍显无关的事件——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与牛津大学新学院“缔约”500周年。⁶鉴于国王学院最近与耶鲁大学也结成友好关系，凯恩斯还邀请了迪安·艾奇逊（一位具有贵族气质的耶鲁毕业生，五年之后他将成为国务卿）以及艾奇逊的校友——中国代表团团长，被人称为“慈父”的孔祥熙。

经历传奇的孔祥熙有一串长长的头衔：中国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燕京大学校董会董事长、齐鲁大学校董会董事长、铭贤学校（欧柏林大学中国分校）校董会董事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孔子学会会长、中国财政学会理事长。孔祥熙是孔子第75世孙，通过开办连锁商号、银行、棉纺厂以及采矿厂发家致富。他谙熟中国家族政治的游戏规则，并于1933年成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时年51岁。⁷

布雷顿森林为即兴外交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艾奇逊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罗宾斯记录道：“作为一个伟大的公司律师，艾奇逊试图用他娴熟的技巧引导饱经风霜的孔祥熙承认，中国当前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割裂之处。可以想象，像强盗一般老奸巨猾的孔祥熙是不会掉进陷阱里的，……他岔开话题，谈起他与罗斯福总统和内维尔·张伯伦的历史交情和关系。……二人结束谈话时甚至还互致了敬意。”⁸

至于哈里·怀特，尽管他是大会的设计师，但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凯恩斯伟大存在的阴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华盛顿批评美国代表团中没有“这个国家顶尖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能与英方的凯恩斯、罗宾斯和丹尼斯·罗伯逊等旗鼓相当，并质疑有关讨论是否会因此显出“凯恩斯主义的倾向”。⁹更加具有个性和民族主义色彩的《芝加哥论坛报》为凯恩斯的照片所配的注释是：“统治美国的英国人”¹⁰，并叹息道他令大会上“所有其他人相形见绌”。该报还将哈里·怀特讽刺地称为凯恩斯“最热情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之一，还称他不过是凯恩斯的新鲜思想在美国的回音壁，这令怀特感到非常恼火，但他只是很不情愿地向媒体表示：“任何不熟悉凯恩斯作品的经济学家都是笨蛋。”¹¹

至于提议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人“要是参加这个计划……就是疯子”，《芝加哥论坛报》说道：

其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一个强烈的通货膨胀主义者。他在战前从未能说服他的本国政府接受他的理论，因为当时英国还是债权国，而只有一个极为愚蠢的英国才会稀释英镑的价值，允许其他国家用已经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其对英国的负债。

现在英国成为了一个债务国。正如凯恩斯5月对上议院演讲时说到的，“我们对其他国家欠下了一笔重债需要日后偿还，这种压力将令我们步履蹒跚”。凯恩斯提议通过现在正在讨论的绝妙计划来缓解债务负担。美国人民希望帮助破产的英国重新恢复，但是除了已经完全被英国人左右的怀特、摩根索或者罗斯福之外，没有一个美国人会同意以我们自己清偿债务的能力作为代价来帮助英国。¹²

《华尔街日报》也措辞严厉地讽刺道，“在美国的一个环境宜人的角落召开一次精心策划的会议”，名义上是为了稳定货币，而真正的动机是出资救助英国。¹³《时代周刊》以独立日为背景渲染英国与美国的利益之争。

在“蓝图战役”中，英美之间大部分初步的小规模冲突都是秘密发生的。第一次的公开打击发生在去年春天，由第一代蒂尔顿男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起，他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将使英国在世界货币安排中占据统治地位。第二次则是由美国财政部的哈里D.怀特提出的反建议，这一次美国凭借其巨额的黄金储备占据了上风。双方选定以白柱子的华盛顿山饭店作为战场，凯恩斯勋爵率领了15人的英国代表团前来，其中包括了两位英国最优秀的经济学智囊：莱昂内尔C.罗宾斯和丹尼斯H.罗伯逊。¹⁴

第二天上午，7月1日，就在43个外国代表团抵达之前几个小时，美国代表团及其顾问举行了第一次正式战略会议。摩根索既是美国代表团的主席，也是整个大会的主席，这听起来有点像既担任球队主教练又担任大赛的裁判员。他泰然自若地扮演了这个双重角色，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他不是美国具体谈判立场的提出者，因而并不为此感到骄傲，也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当外国代表大声嚷嚷的时候，他可以面无表情、问心无愧、头脑清醒地对他们说，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而这就是哈里·怀特和他的技术专家们的工作了。

经济稳定办公室副主任、大法官弗雷德·文森是美国代表团副主席，他还曾经是一名棒球运动员以及肯塔基州国会众议员。文森的家乡是著名的肯塔基赛马大赛的主办地，因此他喜欢用赛马打比方。他会提醒外国代表团团长注意大会“已经冲上了最后的直道”，并警告称名为联合国的“赛马”可能在“终点线”之前“摔倒并折断一条腿”。¹⁵

哈里·怀特在美国代表团中没有任何特殊的职务，但是他在布雷顿森林之于摩根索的作用，就相当于马歇尔将军在欧洲之于罗斯福的作用一样至关重要。因为他自封为处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新全球货币体系的第一委员会的主席，怀特篡夺了起草大会关键条文的巨大权力。怀特为了使自己能够控制大会而对会议的组织流程做了精心编排，摩根索对此一无所知。但是财长决心不让怀特一人独霸媒体的目光。他匿名地指定由财政部经济学家爱德华（艾迪）·伯恩斯坦以及律师安塞尔·拉克斯福特主持每天的新闻发布会。“这只是怀特与摩根索之间鸡毛蒜皮的竞争关系的另一个例子罢了，他们计较的是功劳归谁。”伯恩斯坦多年之后解释道。他“感到惊讶的是，这种争功的愿望非常的强烈。凯恩斯也是这样。他希望他的计划得到接受”。¹⁶

美国行政当局的其他代表还包括代表国务院的艾奇逊，以及外国经济署署长里奥·克劳利。马瑞纳·伊寇斯代表美联储。

美国代表团中有四名国会议员。摩根索从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中各选择了一名代表。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肯塔基州众议员布伦特·司班斯代表民主党。瓦格纳是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著名的支持新政和劳工问题的进步人士。他还是罗斯福智囊团的成员，并早在一战之前就曾在纽约州的州议会与罗斯福有过一段共事的经历。司班斯是众议院对应的委员会的主席，他也积极倡导自由主义的国内经济立法和外交政策动议，例如菲律宾独立。他曾经担任纽波特市的政府法务官，据说在1916～1924年，他为纽波特市打赢了所有针对该市提起的法律诉讼并因此声名大噪。他第一次赢得国会选举是在1930年。尽管他在国会中是一个安静的人物和一个不甚出众的发言人，但他的品德赢得了同僚的一致赞誉。他从不在《国会记录》发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言稿之前再重新把讲稿改一遍，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见。¹⁷

会议主办州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查尔斯·托贝以及密歇根州的众议员杰西·沃尔考特代表共和党。托贝思想独立、言辞尖刻，一度曾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他是瓦格纳的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选。摩根索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在托贝与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之间选择了前者。塔夫特是共和党参议院指导委员会主席，也是瓦格纳的委员会的成员。他曾经公开宣称加入基金组织就“像把钱倒进下水道”。¹⁸沃尔考特是司班斯的委员会的成员。他是一名一战老兵（担任机枪连的少尉），后来成为了一名公诉人，并于1930年与司班斯一起进入国会。1958年，他将成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董事，而后还将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他喜欢加入各种各样的协会和社团，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共济会、麋鹿兄弟会、皮西厄斯骑士兄弟会、国际雄狮社、国际驼鹿社和怪人共济会的成员。¹⁹

还有两名代表团成员来自政府以外。爱德华E.布朗是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主席，选择他是因为“在银行界比较听话的那部分人中”他比较突出。²⁰《芝加哥论坛报》将这个本地男孩称为美国代表中的“杰出例外”，其他人都是“新政政客”²¹而且“才智平庸”。²²《时代周刊》对布朗的评价则没那么高，称他“连续几天在会场穿着同一身褶皱的蓝色哔叽西装，雪茄的烟灰挂在西装的前襟上，由于缺少睡眠而显得双眼目光呆滞”。²³凯恩斯对他的评价结合了两方面的观点，称布朗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体重约127公斤，只吃牛肉……点起头来像一头被关在畜栏里的公牛。但是……他头脑的领悟力以及个性的力量完全不同寻常。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比他更有能力或更加杰出的银行家了”。²⁴

瓦萨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玛贝尔·纽康梅尔是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她经常被任命为州一级与财政问题相关的委员会的成员，处理涉及税收、学校融资、自有住房、农村生活等五花八门的问题。²⁵沉默寡言的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过程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迹。但是，《纽约时报》对她一直十分关注。7月4日的一则头条报道指出大会使她“忙碌不堪，无暇兼顾她爬山的爱好”。在被问及“一名女性如何能够成为一名经济学教授，并能够成为一名国际金融和外汇问题专家”时，纽康梅尔对记者说道它“就这样发生了”。²⁶

美国代表团成员多达12人，而负责为代表团提供协助的是来自财政部、美联储、国务院、外国经济署、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务部的12名技术顾问，此外还有4名法律顾问、7名技术秘书、4名主席助理以及1名代表团秘书长。

摩根索请求在场的美国代表们摒弃党派界线，他们必须“作为一个团队开展工作，对外形成一条统一战线”。这场会议比“共和党或者民主党都重要”。美国团队内部的分歧必须在“这个房间里、在这道线以内解决”。

这引发瓦格纳参议员提出了一个程序性问题：“线在哪里？”²⁷

怀特很少纵容议员们开此类的玩笑。他详细地阐述了美国和外国代表团的主要立场。他说道，其他国家认为，在未来的几年内“美国将……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体系带来压力……因为美国将垄断全球很大一部分市场并将有能力取得所谓的出口顺差”。它们希望“通过基金组织向美国施压……从而迫使美国采取对它们的汇兑压力更小的政策，并使它们能够在美国这里出售更多的货物”。但是美国将不会容忍基金组织干预其顺差状况的举动。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怀特坚持道，听起来感觉和今天的中国官员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坚决反对。”²⁸

凯恩斯和其他人甚至希望“对我们、对出借人征收利息”，他继续说道，但是美国的立场“与此截然相反……我们要向他们收取利息”。原因是“基金组织旨在实现一个特殊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防止货币的竞争性贬值”。²⁹

诺克斯堡储藏的黄金，怀特接着说道，“是美国遭人妒忌的原因……是我们在这场会议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原因……是我们实际上统治了金融世界的原因，因为我们有这个资源可以购买需要的任何货币。如果英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处于这种地位，情况就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³⁰

怀特相信，债权国制定行为准则。即使有像凯恩斯勋爵一样能言善辩的使者，那些走投无路的债务国也只能动动嘴，类似“坚定不移”、“一期款项”等用词让摩根索感到很好笑。“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的英语词汇，不是么？”财长在看过一封符合凯恩斯一贯风格的投诉信后评论道。³¹英美金融领域戏剧性的斗争已经进入尾声，此时英国代表团团长大体上已经沦为一个伶牙俐齿、令人讨厌的人。摩根索可以拿他慷慨激昂的信函开玩笑。用斯大林的话说，国王学院有几个师的编制？

然而，正是由于美国的地位如此之强势，恰恰导致反对大会的那一部分美国人对会议的目的提出质疑。“美国人都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货币黄金都安全地埋在肯塔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道，那么“当其他国家的专家们谈论起货币、贷款、贸易以及偿还等问题时，就会给那些不熟悉情况的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家里的厨房进贼了”。³²

这些观点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美国在布雷顿森林手握几乎所有的王牌，但其他国家也有一个为人熟知的、万不得已的备选方案，即易货贸易。“凯恩斯勋爵圆滑老练但意图明确，他花了足够多的时间向我们强调了这一点。”《华盛顿邮报》评论道：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他指出，如果货币计划被否决了，英国可能被迫诉诸某些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办法来扩大她的对外贸易。他说，眼前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退回到易货贸易体系，这也许可以作为“最后的权宜之计”。这种结果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英国人，正如其政府内阁两位大臣最近所声称的，也许“破产了”（因为他们没有钱偿还外债），但是他们不是没有能力通过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式将他们的产品推向外国市场。³³

德国很多年以来一直在这么做，迫使德国马克的外国持有人使用马克来兑换德国的货物。因此，对于有大量英镑结存遭到封存的英帝国成员和中立国，英国也可以如法效仿，使一度金光闪闪的英镑仅能够用来兑换英国人能够向它们供应的商品。倒霉的人总能至少握有一张可能获得成功的牌，即他们的状况不会变得更糟了。“对塔夫特参议员而言，债权国无法对债务国发号施令的状况也许是不可想象的，”著名的政治专栏作者、深得怀特敬佩的沃尔特·李普曼评论道：

尽管美国专家们可能不愿公开承认，尽管外国政府也不愿坦白直说，但事实上这更接近事态的真实状况。因为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大国有能力提供大额国际信贷，那么通常存在于私人之间的债权人-借款人关系就不成立了。其他大国对于它们愿意接受的信贷条件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这就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的现实……如果大的债权国提出的条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内部需要或它们的国家尊严，除了接受我国所渴望实现的普遍的国际贸易体系外，它们还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就是在双边或易货贸易的基础上开展由政府控制的贸易。

这并非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而且一旦通过，将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贫穷，麻烦也会更多。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有任何幻想，“如果其他金融大国无法取得恢复普遍贸易所必需的贷款，或者贷款的条件被它们视为是美国对其国内政策发号施令或对其的羞辱，它们一定会认为这个糟糕的替代方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种结果也许是可悲的。但是这就是人生的现实，我们越早直面它越好。³⁴

伦敦的《泰晤士报》发表了相同的观点：“基金与银行的挫败将迫使美国或者履行两家机构的责任并承担其风险，或者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出口贸易在一个日益转向政府控制和易货安排的世界中逐渐衰落。”³⁵所以，美国人不得不合作，正如一句美国俗语所说的那样，开球了你就得玩下去。

在欧洲，7月3日，苏联军队势如破竹地夺回了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俘虏了超过15万名德国士兵，缴获了2000辆坦克。³⁶同一天，在布雷顿森林，怀特在美国代表团的一次深夜会议上介绍了他精心设计的分委会工作流程。

分委会的主席将由非美国的代表担任。处理基金问题的分委会将分别由中国、苏联、巴西以及秘鲁代表担任主席。各分委会的成员将拿到一份工作文件，这是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关于原则的联合声明》。文件出自怀特财政部团队的手笔，只是在不重要的部分为安抚凯恩斯和英国人而做了些许调整。参加大西洋城预备会议的代表团提出的备选方案的具体文字被标注为"A"、"B"、"C"，等等。列为"A"的总是美国提出的备选方案。"A"方案的文字原则上已经事先得到英国人的同意，并将在官方会议记录中以美英联合提案的形式出现。文森和沃尔考特将代表美国参加不同的分委会会议，但是他们并不掌握怀特计划的理由和原因。怀特向他们保证道，“孩子们”——指的是技术专家——“将和你们在一起”并将“告诉你他们认为是否需要应该说些什么”。

文森努力试图从怀特的辅导中得出一些程序性的规则。如何知道某些问题何时得到了“通过”呢？这些分委会听起来像“自由式摔跤”，他评论道。

应该只有“一条一般规则”，美联储研究部主任艾曼纽尔·戈登威泽建议道：“任何人想发言多久就可以发言多久，只要他什么也没说！要将分委会的实质性工作与发言区分开。”

这只是“开个玩笑”，他澄清道。但是这正中怀特的下怀。

财政部的艾米里奥·柯亚多发表了他的意见（战后他将成为世界银行的首任美国执行董事）。分委会的主席们“必须得把各项动议通读一边，至少问一问有没有其他备选方案，因为，毕竟……还有30个国家没有参加”大西洋城的预备会议。³⁷

但是，想要组织就各种动议进行有意义的辩论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有很多人……说各种各样难以理解的英语，”俄罗斯裔的戈登威泽评论道。比如说，苏联人“不说英语，他们的翻译也不说英语……一边是行刑队，另一边是英语，他们在两者之间艰难挣扎”。³⁸

无论怎样，在怀特的脑海中，分委会的讨论实际上不可能影响基金的内容。秘书处都是由怀特指定的美国人，是他们负责撰写官方会议记录。而且，负责基金问题的各分委会都要向第一委员会报告，而第一委员会的主席正是怀特本人。

艾奇逊一度提出，如果“有人反对主席的裁定”，可能要进行“举手表决”。怀特立即否定了他的建议。他坚持，对主席而言最好的做法是仅仅“确认会议的意义。这样更加安全”，他解释道，“如果这么做合法的话”。³⁹

“谁主持今天下午第一委员会的会议？”摩根索天真地问道。财长曾严厉训斥怀特在大西洋城会议过程中将他蒙在鼓里的做法。但是，对于他的副手在布雷顿森林所导演的一切，他仍然惊人地一无所知。

“一个美国人。”怀特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是谁？”

“我想，这应该是我的职责。”怀特提出，听起来感觉他刚刚才有了这个想法，“因为讨论的全部都是技术性问题。”

“你居然不情愿地接受了！”摩根索说道，情绪显然不错。

“我很不情愿，但是只好接受了！”怀特承认道，轻巧地一带而过。“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来担任第一委员会的主席，一个了解所有问题的人，这很重要，”他很笨拙地继续说道，“因为这个人要防止就他不希望进行表决的问题进行表决，并且总体上把握讨论的方向，不至于出现委员会就我们不想看到的问题达成一致的局面，因为那时就太晚了。”

摩根索感到满意：“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你更加胜任。”⁴⁰

在会议的前两周，与美元和黄金的未来有关的重要议题变相地以各种形式被多次提及。一个令美国代表团高度关注的问题是稀缺货币条款。自从怀特于一年半之前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以来，他一直在努力控制由此引发的政治上的损害。其他国家有可能利用这则条款联手对抗美国，反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出口实施歧视性的贸易壁垒，并要求美国改变经济政策。“你看凯恩斯在上议院的演讲，”伊寇斯说道，“他非常急切地指出美国人正在执行一个错误的政策……而且我认为要承认……基金组织拥有对我们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力……这是我们不可能接受的。”

“外国有一种倾向，认为犯错误的总是我们。”怀特补充道。

艾奇逊建议：“不要去管稀缺货币条款。”要直接针对美国发布报告需要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实际上相当于六分之五的成员国都必须投票支持。这“足以扼杀所有稀奇古怪的批评意见”。

“这实际上赋予了我们否决权。”怀特承认。

但是，这则条款引发的政治问题令人担心。“鲍勃·塔夫特将坚持认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放弃了主权。”法律顾问奥斯卡·考克斯回应道。

事实上，塔夫特的批评之声贯穿大会始终。“用不了多久，我们的资产将全部消失，而基金将完全由弱势货币或不值一文的货币组成，”他宣称，“这套复杂体系的全部内容似乎就是为了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钱实际上将被一个我们只占少数利益的董事会出借给别人。”他预言基金和银行将被国会否决。⁴¹

“我认为，所有身在国会的人都意识到，可以就此问题作一篇挥舞着大旗的演讲，”沃尔考特说道，“如果我在众议院发言反对基金组织，我不用担心什么黄金点或者汇率。众议院没有人理解这些。我会在这个问题上高举爱国的旗帜。”⁴²

媒体以更加生动的方式不断地刺激国会议员们作出这种举动。“我们被一群外国人团团围住，他们希望包办一场一妻多夫制的婚姻，女方是上周二刚满168岁的美国小姐，男方是年龄不等的联合国，”《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驻会记者写道，“不能说他们真地爱这位女士，但是她的嫁妆相当丰厚，而且生意就是生意，不要考虑什么个人感情。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的结果，或者说开销如何。有些人还记得若干年之前的一场仪式，今天在场的这些绅士中的许多人当时穿着大礼服和条纹西裤承诺爱她、尊重她并且将报答她。”⁴³

然而，拒绝赋予基金组织任何就货币稀缺问题发布报告的权力，甚至是一份没有任何强制力的报告，将可能使大会提前发生重大分歧。这么做是不可取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最终，美国团队认为，关于“所涉货币成员的一位代表应参与起草有关报告”的条款，能够提供足够的政治掩护让该条得以通过。

另一个恼人的问题是白银集团的利益。25个西部参议员于6月21日致信罗斯福总统要求使白银重新货币化。他们强烈认为大会方案存在一个“基本的、内在的缺陷”，即未能在基础货币中赋予白银一定的地位。⁴⁴墨西哥代表团成了他们的同盟，要求给予产银国“额外的信用额度”。⁴⁵不出意外，其他没有从事大规模白银开采的国家对这一想法不屑一顾。一位印度代表在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国家对赋予白银一定的货币地位“完全没有任何兴趣”。⁴⁶英国认为这“完全不可接受”。至于美国人，罗宾斯评论道，他们不愿意公开反对白银集团的利益，担心这将激起国内政治问题，“而更倾向于通过晦涩难懂的交易在大会不为人关注的峡谷地带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他们处理其他问题的方式一样。墨西哥人最终作出让步，他们拿到了被某些人称为“椰子条款”的东西：“一个挽回颜面的条款，允许基金组织……接受其他各种初级商品作为抵押物，包括白银。”⁴⁷

美国熔炼公司在美国和墨西哥拥有大量白银矿业资产。该公司的一名公关代表在没有注册的情况下混进了华盛顿山饭店，被发现后引起了一番“小小的轰动”。罗宾斯在报告中写道，此人似乎是“向一名低级别的与会代表借了一张通行证，两天来一直在会场穿梭组织白银集团的会议”。⁴⁸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人质疑此人的存在和目的，尴尬不已的摩根索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国务院的新闻官。美国熔炼公司可怜的大卫·辛萧先生被强制要求离开会场，他对记者说道自己“从未遭到过这样的羞辱”。⁴⁹

一方面有人试图力争使白银成为货币黄金的补充，另一方面怀特也有他自己执著的想法，即使美元等同于黄金。如果可以通过下命令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他有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他的工具。然而，凯恩斯此前强烈地反对怀特试图赋予美元任何特殊地位的做法，所以必须在凯恩斯看不见的地方搞定这件事。怀特制定的分委会程序非常适合用来干这个。

就像诺曼底的霸王行动一样，怀特实施他的美元战略依靠的是欺骗和敌人出错。在7月6日的基金组织委员会第二分委会会议上，他完成了关键的第一步。联合声明的工作文件提出，一成员国货币的平价将于该国被基金组织接纳时与基金组织议定，并将“以黄金作价”。美国人提交的“备选方案A”的案文则规定，平价将“以黄金作价，作为一种共同的标准；或者按照黄金可兑换货币单位作价，货币含金量为1944年7月1日有效的含金量”。然而，英国人从未批准过这一案文，凯恩斯甚至连看都没有看过。

伯恩斯坦解释称，建议的修订文字“并不重要”，“这样措辞只是为了表明案文没有隐含出售黄金的义务”。显然，“将会存在某种符合协定条款定义的黄金可兑换货币，”他说道。凯恩斯在会前曾经一再坚持，“黄金可兑换货币”不可能有固定的含义，因此是不可接受。但是在分委会会议上没有人就此提出异议，经过修订的案文成功提交到了基金组织委员会。⁵⁰

“今天下午的委员会会议是极其重要的，”怀特在7月13日的战略晨会上对摩根索说道，“就是在这场会议上，关于这些东西中的绝大多数，我们要么迅速决断，要么速战速决，要么索性放弃。”⁵¹他没有说明“这些东西”是什么。怀特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次美国代表团的会议上提出美元地位的问题，尽管这对他而言是最为重要的议题。他决心要通过他精心挑选的行动部队在雷达探测不到的地方解决这个问题。

在下午2时30分的基金组织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难以理解的“黄金可兑换货币”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⁵²印度代表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时候了，”他在一次冗长的技术性讨论中突然插话，因为怀特在讨论中提到了这个术语，“美国代表团应该给我们一个黄金及黄金可兑换汇兑的定义。”当时，英国参加该委员会的代表丹尼斯·罗伯逊显然把这个问题想象成不过是一个记账方法的问题，他提议：“缴纳官方黄金资本金应以官方黄金储备和美元储备为形式。”他还鲁莽地评论道，这一改动需要对协定其他部分的措辞加以调整。伯恩斯坦赞同罗伯逊的意见，认为“黄金可兑换汇兑”难以定义，而要找到一个“令在座各位都满意的定义……将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他解释道，既然各国货币当局都能够自由地在美国用美元购买黄金，而能够用来购买美元的其他国际储备货币量也很小，“出于这个原因，也许将美元视作我们提及黄金可兑换汇兑时所指的那个东西，这样可能会更简单一些”。

怀特肯定难以掩饰他内心的一阵狂喜。凯恩斯专注于主持世界银行委员会的会议而无暇分身，罗伯逊则径直走进了怀特的陷阱。现在怀特走出了关键的第二步，果断地结束了委员会对此问题的讨论。“除非还有其他反对意见，”他说道，“这个问题将被提交给特殊问题分委会。”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他迅速进入了下一个议题。⁵³

第二天，7月14日，上午9时30分，摩根索召开美国团队的全体会议，兴高采烈地报告道，怀特“与基金委员会起草分委会一直工作到今天凌晨3点，他感觉案文已经完美地成形了”。⁵⁴摩根索并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很可能也没有兴趣知道。但是，完全由怀特的技术人员组成的起草分委会完成了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即将整整96页的最终文件中所有的“黄金”都替换成了“黄金和美元”。怀特从未将这些改动提交第一委员会进行审议，但是它们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直到离开布雷顿森林之后才发现这些改动。

“英国已经‘破产了’。”《纽约时报》7月7日高调宣称。“不要再回避问题了，”英国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说道，“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已经竭尽所有，而且我很高兴我们这样做了。”当天，英国轰炸机在法国卡昂扔下2500枚炸弹，为在接下来两天收复该城市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国人正在解放太平洋的塞班岛，有近4300名日本人死于对美军发起的代号“万岁”的自杀式攻击之中。⁵⁵《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写道，“从布雷顿森林……发来的关于货币会议前景悲观的报道在伦敦被视作不祥的预兆……预示着”扩大英国出口机会“任务艰难重重”。⁵⁶

然而，凯恩斯天性更加乐观开朗。在7月4日致英格兰银行行长卡托勋爵的信中，他再次重复了在大西洋城会议上说过的话：英国代表团与美国人“正在幕后”形成共同立场，与怀特方面一切进展顺利。“哈里·怀特正在与他自己阵营的内部、与他本国的新闻媒体进行各种斗争；他非常不愿意再与我们发生任何争议，只要他能够避免的话，当然，这对我们来说，要获得满意的结果就更容易多了。”对于卡托最为关心的领域，即对汇率的主权（凯恩斯将其称为“卡托条款”），凯恩斯报告称几乎已经大功告成。虽然“美国律师使问题变得比实际需要的更加复杂”，但凯恩斯已经说服怀特，“在此问题上，明智之举是尽量找到一种办法对我们作出实质性的让步”。

也就是说，作为最后的手段，一个国家有权调整汇率，而不会违反她的义务，也无需脱离基金组织，前提是她愿意停止享受基金组织的相关权利，并且在争议久拖不决的情况下，愿意被要求退出。……问题其实不在我们和怀特之间，而是在怀特与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之间。……他一直在努力争取，以信守对我们的承诺。……哈里总是笑容满面、亲切友好。他的立场很明确，我们是盟友，共同的敌人来自外部。⁵⁷

凯恩斯继续抨击关于英国从美国银行家那里获得一笔私人贷款的想法，反对将其作为布雷顿森林协议的替代方案。《纽约时报》引用“这位英国金融专家、赤字融资和货币宽松政策的倡导者”的话称，反对大会的银行家提出的向英国提供50亿美元贷款的计划“好得让人无法相信”。⁵⁸怀特本人也反驳了银行界的批评观点，并对新闻媒体表示，布雷顿森林协议中唯一的输家将是外汇交易市场的“秃鹫们”。⁵⁹

与凯恩斯关于英美和谐一片的叙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大家庭”——这是《纽约时报》对大英帝国讽刺性的称谓——内部的紧张关系正在令人尴尬地暴露出来。7月2日，罗宾斯记录道：“凯恩斯与印度代表关于英镑结存问题进行了一次特殊谈话……这个问题有可能成为大会自始至终的一个棘手问题。”⁶⁰《泰晤士报》报道，印度后来在其他代表团面前“当众给了英国人一个‘难堪’”，要求基金设法将英国欠印度的巨额英镑债务转换为美元。英国欠印度一国的债务就高达近120亿美元，比建议的基金资本金总额高出50%。鉴于英国的工业产能完全投入战争物资的生产，无法向其债权国供应有需求的出口产品，因此英镑对于债权国而言是毫无价值的。埃及与印度联手，坚持要求“使用某种国际魔法令其持有的英镑能够用来购买它们需要的东西”。⁶¹罗宾斯称这一局面“并非特别令人感到愉快，我们需要在全体与会国家面前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按照我们的债权国可以接受的条款偿还我们的债务”。⁶²

英国代表团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电报往来显示出，英国人越来越担心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在瓦解。⁶³英国政府正在力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中加入相关条款，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本外流。但是，代表团在7月10日的电报中写道，通过限制英镑的可兑换性来阻止美元储备减少，这一做法将“被印度等国家当做一个强大的政治理由，反对将储备留在伦敦”。与此同时，“加拿大人、荷兰人以及比利时人都对我们说，如果伦敦还希望在这行继续做下去，那么即使是我们现在的提案都太离谱、太危险了”。⁶⁴尽管目睹了大英帝国内部的争吵，但是白厅的高官和大人们仍试图维护其心目中的帝国形象。“财政大臣批准你们默许关于份额的建议方案。”一份电报草稿开头写道，但是“如果能够做些什么来缓和小国的失望情绪，特别是除澳大利亚之外的自治领和欧洲盟国，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⁶⁵在发出这份电报前，后一句话被划掉了。

尽管凯恩斯自己的说法很乐观，但是罗宾斯在报告中写道，第一周过后，“凯恩斯已经明显表现出精疲力竭的迹象，而我们都非常担心他。他不是那种很容易控制的人，他的想法非常急切，放慢节奏对他来说是一件难以容忍的事”。⁶⁶美国人对凯恩斯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对他的聪明才智表示深深的敬意，另一方面对他无法适应分配给他的繁文缛节的行政工作又感到十分沮丧。戈登威泽称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是一个杰出的人。……他在两方面显得光芒四射、出类拔萃”：

一方面，在思想和表达上，以及在影响他人的能力上，他毫无疑问是人类最耀眼的光芒之一；此外他的出众还表现为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主席。他主持世界银行委员会会议的方式令人完全无法忍受，因为他事先就在自己的那份文件中把所有问题都处理完了，目的是为了使他可以迅速地把案文过一遍。……他发言的时候是坐在座位上的，因此很难听清他说了什么。他主持会议的时候口齿不清，对于不同的观点缺乏耐心。……他在布雷顿森林的工作，主要是在酒店二层的一间套房里完成的，所有人都要到那里去寻求启发、接受指导以及作出妥协。⁶⁷

艾奇逊是参加凯恩斯的第二委员会的美国首席代表，他对摩根索说道：“由凯恩斯主持的世界银行委员会会议，是以一种仓促得完全没有可能和令人无法忍受的方式进行的。”

当然这是因为凯恩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对这个文件烂熟于心，所以当有人说到第15节C款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内容是什么了。但会场里的其他人还都不知道。所以在你还没来得及找到第15节C款、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已经说道：“我没有听到反对意见。”于是它就这么通过了。

其实，当时每个人都在试图找到第15节C款。他接着说道，现在讨论第26节D款。于是他们又开始翻他们的文件，而在你找到那一段之前，它已经通过了。⁶⁸

“我会前去拜访他，并以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告诉他，至少有半打人异常愤怒地找到我，而我认为他犯了一个错误，”摩根索回应道，“而且我将十分恭敬地要求他在开会的时候把速度放慢一半。”艾奇逊表示同意。考虑到凯恩斯决心于19日离开，艾奇逊还让摩根索向凯恩斯保证，即使这样他仍然“可能在周三火车离开之前完成”。但是后来的情况并非如此。

怀特对此没有什么同情心。“仅仅因为凯恩斯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接受这一点。你可以站起来，说你不喜欢主持会议的方式。”怀特主动提出要参加第二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并按照上面说的做。“人们或者过于畏惧而不敢对他说，或者过于善良而不愿对他说，但我肯定，如果你对他提出强烈批评，而且你的背后有一群人支持你，他会改进他的程序的。”

“你能否私下去说，而不要公开地这么做呢？”摩根索提出请求，他显然对这两个巨人公开发生冲突的场面感到不安。

“也许可以吧。”怀特让步了。

怀特使第一委员会处于军事管制的状态，但他感到无需插手第二委员会的事务。他乐于让凯恩斯对着一屋子猴子发号施令，即使这样令艾奇逊领导的美国团队感到混乱无章。没有人知道这个官方立场。

“我对世界银行一无所知，”艾奇逊坚持说道，“我是在随机应变，临场发挥。”参加不同分委会的美国人同意了内容截然相反的条款。一个人称另一人为骗子。“我都快要疯了。”艾奇逊说道。

怀特向艾奇逊保证，他会从专家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全部帮助，但是必须等到他，怀特，结束了基金相关问题的讨论之后。

艾奇逊并不满意。他坚持认为怀特使世界银行委员会及其分委会变成了“世界上最混乱不堪、杂乱无章的组织。……我们成立了临时分委会、章节分委会、起草分委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分委会。从某处提交来一份草案，没有人看，于是它被转给其他人，代表们都快疯掉了。”

“基金组织这边没有出现任何混乱，”怀特向他保证道，“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肯定它们都解决了，”艾奇逊讽刺地回击道，“但是我认为代表们可能还不知道。”

“程序非常简单，迪安。”艾奇逊只是不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当第一委员会出现分歧意见时，所要做的不是将问题交还给相关分委会，也不要在分委会中做任何讨论，我们的做法是让少数人就此进行讨论，而后立即将问题转给专门为它而成立的临时分委会加以处理，然后再返回给基金组织委员会。”在那里，怀特控制着局面，“而不是交回分委会。……我不认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简单或更有效。”⁶⁹

关于怀特组织会议的方式，英国人的观点与艾奇逊是一致的，这也很自然。“他们作为技术人员有很多优点，这些是非常了不起的优点，但是美国人不是很好的国际会议组织者，”罗宾斯写道，“这里的管理相当糟糕，令人难以置信。……不同的分委会浪费了大量时间讨论有关问题是否……已经由会议的其他部分加以处理。……如果这是一场和会……它可比凡尔赛和会差得很远。”⁷⁰罗宾斯没有理解的一点是，怀特的明确意图就是用分委会来浪费时间；怀特已经作出了重要的决策，他只是需要将这些内容引入会议最终文件之中。

由于英国人在大会召开前已经输掉了所有实质性的辩论，英美之间关于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问题最大的争议不再是两个机构的具体性质，而是两个机构办公地点的选址。英国人仍然希望将基金组织的办公室设在伦敦，而美国人则坚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应设在美国（特别是应设在华盛顿，而非纽约，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开这么说）。英国人决心至少要挽回一些颜面，并避免与怀有敌意的东道国新闻媒体发生直接冲突，因此提议会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凯恩斯给怀特寄去了一封标注了“私人”和“秘密”字样的信函，试图为这一要求进行辩护。但是怀特却于7月10日不屑一顾地把信件的内容宣读给了美国代表团。他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不可动摇。

“如果你不在这场大会上解决这个问题，将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都设在美国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暂缓决定，”怀特对美国团队说道：

也许他们希望达成某种安排，使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我们得到另外一些东西。我想，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此次会议上力推这个问题，因为我肯定投票结果会对我们有利。……我认为，我们现在在战略上处于一个不败之地，一定能够拿下它。……他们不能以不喜欢总部的选址为由而退出。他们的公众不会容忍这一点，全世界也不会容忍这一点。所以要做的就是，就这个问题发起投票。如果他们不喜欢投票的结果，这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们投入的资金是其他人的两倍甚至三倍之多……将总部办公室设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建议都是荒谬的。我们可以通过投票将其设在任何我们想要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愿就此问题投票表决。

怀特的结论是：“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使自己政治上受他人操纵。”他的意思是指使美国失去对该问题的控制权。⁷¹

怀特得到了美国代表团坚定的支持。尽管其中没有几个人接受过与货币体系的技术问题有关的培训，但是他们知道，国会将会坚持要求将两个机构的办公大楼设在步行能够到达的距离之内。“我们有几个与英国有关的问题可能在国会那边非常尴尬，”沃尔考特说道，“如何处置她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而且一直以来人们都很妒忌世界的金融中心位于伦敦。……我们认为国会的态度将是……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设在我们这里。”

“所以答案就是，我们必须努力争下这一点，就在这里，就是现在，”摩根索总结道，“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就散会。”

“走吧，喝酒去。”瓦格纳参议员大声说道。⁷²

在诸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选址等关键的政治问题上，怀特和摩根索利用与各外国代表团私下会晤的机会，事实上用份额换得了选票。

“你不认为英国人会知道么？”怀特对这一策略提出疑问。

“当然，很可能会知道。”艾奇逊回应道。

“别忘了利比里亚，”摩根索适时地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他们受到指示跟随我们投票。”

“利比里亚、菲律宾，还有埃塞俄比亚。”拉克斯福特澄清道。

“你和他们谈过他们的份额问题了么？”艾奇逊问道。

怀特与艾奇逊把名单过了一遍。“我和卢森堡谈过了，但是还没有结论，因为他们想要1000万美元，”怀特说，“他们只能出500万美元，而我需要知道最后还能剩下多少。但是我已经确认了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会跟随我们投票的。”

拉克斯福特解释了私下交易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它的原因是，你可以不停地说啊说，但在一些我们必须使大会通过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好的说辞。”⁷³

凯恩斯于7月13日致摩根索的一封“又臭又长的信”中，继续强烈要求将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选址问题从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拿掉。“他重复了不下五次。”摩根索次日早晨对他的团队抱怨道。凯恩斯提出，从政治程序的角度出发，基金选址是一个“高级政策”问题，超出了与会代表们的职权范围。

“我坚定不移地反对凯恩斯的立场而且我也不打算改变，”司班斯说道，所有人都支持他的立场，“我认为你应当以外交中所允许的最为直截了当的语言向他说明。……语言粗俗一些也无伤大雅。”⁷⁴

凯恩斯最终在与摩根索的私下会晤中提起了这个问题，他在会谈中表现得“咄咄逼人”。他反复强调，如果美国人强行要求就此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他将受命于白厅而不得不“退出”大会。摩根索不为所动：“我们的代表团觉得需要这样做，特别是其中的国会代表。”

“你们的民族存在的问题就是，你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总统大选，所有的事都牵扯到国会。你们总是把它推给我们。”凯恩斯回击道。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这一次如何对付国会的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讨论，目的是不要再重复伍德罗·威尔逊犯过的错误。”摩根索平静地回应道，这与总统选举没有关系，“罗斯福总统将会轻松获胜。”这是为了避免在国会中再次发生灾难性的逆转，就像威尔逊的国联遭到挫败那样。“你知道，参议员洛吉的文章表明，如果当时威尔逊派人去请他来并和他谈一谈，他洛吉会让这个东西在参议院通过的。”

在进行了一番简短而愤怒的抵抗之后，凯恩斯带着被摩根索称为是“极好的情绪”结束了会谈。⁷⁵凯恩斯知道是时候再一次面对政治现实了。7月14日，他在致财政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的电报中表示，“我认为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希望能被指示按照第（1）方案或第（3）方案行事”，即或者默认结果，或者继续争辩但仅仅是为了作秀。⁷⁶

怀特希望立即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表决，但是罗宾斯请求美国人暂时不要公开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再等几天，直到凯恩斯得到伦敦发回的消息。“我们知道我们会被打败，但我们希望避免遭受羞辱。”文森在报告中记录下了罗宾斯说的这句话。

“我们可以等。”怀特大度地作出让步。⁷⁷

7月17日，财政大臣让凯恩斯回信摩根索，称他凯恩斯实际上并没有充分表达出财政大臣在选址问题上面临的政治困难；尽管如此，英国政府仍将收回对大会投票表决的反对意见。但是，英国将保留对最终接受基金组织设置前提条件的权利，这个条件就是指定的总部所在地应“被认为最符合基金组织的利益”。⁷⁸凯恩斯对摩根索说，他希望在就基金组织选址问题进行表决前发表一份公开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

第二天，7月18日，大会投票决定，将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部设在份额最大的国家，这是美国的代名词。《纽约时报》于投票次日高调宣布投票结果：《英国放弃将伦敦作为世界基金中心的斗争》。⁷⁹

摩根索与怀特和艾奇逊一起仔细研究了凯恩斯的新闻稿。艾奇逊赞同凯恩斯的观点，即基金组织的选址是政府间的问题。怀特被激怒了。“政府是由代表们代表的，”他坚持道，“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在代表们决定后，各国政府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

摩根索打断了这场争吵。“你们说完了么？”他问道，“现在听我说，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可以归结为这一点，即世界的金融中心将变成纽约。我愿意在这些代表团面前直面这个问题，并一劳永逸地解决它。我们不希望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因为到了另一个时候，我们也许就不再处于这么有利的位置，而他们也许会变得有能力进行私下交易，结果可能就是它将设在伦敦。”两天后，摩根索几乎指责艾奇逊犯了叛国罪，他告诉怀特、拉克斯福特以及文森，“艾奇逊在试图阻止我们提出世界银行选址问题时对我说过的话，居然一字不差，在我看来似乎这不是一个意外。或者他把讲话透露给了英国人，或者英国人透露给了他。”⁸⁰

有时怀特和摩根索不知道艾奇逊究竟站在哪一边。如果他们读过了罗宾斯7月2日的记录，他们也许不会感到意外。罗宾斯写道，英国与“我们在国务院一方的亲密朋友”的关系“是一如既往的友好”。⁸¹根据罗宾斯的记录，艾奇逊对于美国在机构总部选址问题上不讲道理的顽固立场感到“非常愧疚”。“我知道我们的态度完全是不合理的，而且我很能理解有时你会认为是在和一群完全疯了的人打交道，”罗宾斯援引了7月13日和艾奇逊在一起喝酒时他说的话，“如果想让基金组织在国会有任何通过的可能，诸位就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我仅仅是告诉你实际情况是什么。”

让罗宾斯感到同样不安的是，他无法消除艾奇逊对英方在租借协定第七条问题上进展缓慢的担忧。该条款要求英国承诺在战后取消帝国特惠制度并使其货币可兑换。这个问题在英国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的雷区，但是对于英国能否继续回避它，罗宾斯不抱有任何幻想。“无论我们如何讨厌它，……在美国人心目中，第七条与租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如果我们在制定与长期贸易安排有关的政策时，却不知道美国人会对我们处理短期财政状况的建议作何反应，其后果将是致命的。我们需要现金，而如果我们背弃白纸黑字承诺的义务，我们就无法得到它。”⁸²

到了此时，艾奇逊对怀特的看法可以说是充满了敌意。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回首布雷顿森林会议时，艾奇逊会揭示出，当时他“经常对哈里·怀特粗鲁无礼的才能感到极为震怒……以至于与我曾经用过的措辞相比……指责他支持共产党的说法……会显得很温和”。⁸³

最终，布雷顿森林机构的选址问题不是通过会议程序或者精妙的法律处理而解决的。这是一个机会与权势的问题。美国坐拥天时之利，一系列特殊事件的交汇构成了一个短暂即逝的机会之窗。美国利用这个机会，以其对于他国不可或缺的金融服务作为交换，不仅终结了竞争性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在美国当局看来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祸根），而且永远地将欧洲老牌大国从全球舞台竞争对手和障碍的位置上除去。“现在优势在我们一边，”财长宣布，不要再优柔寡断和焦虑不安了，“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抓住它。”

“如果优势在他们那边，”怀特补充道，“他们也会抓住它的。”⁸⁴

尽管在选址问题上英国人以友好的姿态作出了让步，但就在第二天，凯恩斯还是爆发了。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的导火索是一个不为人关注的问题：国际清算银行的未来。这是一个松散的、几乎不为人知的中央银行家联盟，坐落在瑞士的巴塞尔，一座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上的小城市。

挪威代表在会议初期曾经提议立即清算并关闭国际清算银行，因为它曾经与纳粹政权合作协助其控制被德国入侵的成员国。其他一些欧洲代表团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罗宾斯形容挪威代表团团长、中央银行董事威尔海姆·吉尔豪是一个“古怪的、培尔·金特式的人物，声音暴躁，说话时习惯使用各种毫无意义的手势”。⁸⁵荷兰人反对这项决议，荷兰代表团团长J.W.贝叶恩在1939年担任国际清算银行主席期间曾经作出过一个有争议的决定，他在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授权将捷克的黄金转给德国。英国人也表示反对，英国外交部的奈吉尔·罗纳德和英格兰银行的乔治·博尔顿反对挪威代表团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没有任何关系。艾奇逊和美国国务院支持英国的立场，这令怀特感到相当不快。银行家布朗加入艾奇逊一方。但是，尽管布朗的银行在1929年应国务院和财政部的要求协助建立了国际清算银行，他却私下支持解散，只是不愿因为在布雷顿森林采取行动关闭这家机构而使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

一场混乱的喜剧于7月19日下午上演。拉克斯福特和他的美国同事试图改写决议的部分内容，使一国不能同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以便阻止英国人对此项决议提出程序性问题。因为这将在国际清算银行与基金组织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从而使英国的反对无效。罗宾斯将美国的倡议称为“幕后的政治阴谋”。⁸⁶截至此时，决议还没有形成任何正式的版本。但是晚上7时20分，凯恩斯从他的同事那里得到的消息却是，第三委员会的一个分委会不顾英国与荷兰的反对，批准了一项关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批准的消息已经通知了新闻媒体，而且它很快将提交委员会批准。凯恩斯怒不可遏，等不及他与摩根索约好的晚宴之日，径直下楼来到摩根索的套房发泄他的愤怒。“这个人对国际清算银行的事大发雷霆，并说道，如果它于9点通过，他将立刻起身并离开大会……他感觉他被出卖了。”摩根索对怀特、文森和拉克斯福特说道，时间是当晚9时30分刚过一点。摩根索的夫人艾琳诺在凯恩斯爆发时身处现场，她描述道，凯恩斯“是这么得激动”以至于气得“全身发抖”。⁸⁷根据罗宾斯的记录，艾奇逊“特地解释称他对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责任”。⁸⁸

关于这场冲突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怀特和凯恩斯都反对拉克斯福特的方案，尽管各有各的原因。怀特反对的理由是，它将会加强国际清算银行的地位，因为方案暗示，相对于怀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也算是一个现有的、可行的替代选择。“它使我们在基金组织的问题上更加困难，”怀特对美国团队解释道，“因为反对者可以提出，‘为什么不赋予国际清算银行更多权力呢？’”⁸⁹而对凯恩斯来说，他坚持认为他的政府实际上支持解散国际清算银行，这一立场令怀特感到难以置信，因为罗纳德和博尔顿明确反对挪威人的提议。不管怎样，当晚晚些时候，凯恩斯交给了摩根索一份一页纸的备忘录，其中仅仅提到了对拉克斯福特方案的一个技术性反对意见，涉及英国对国际清算银行和基金组织所作的法律承诺可能存在的冲突。摩根索被其中的深奥之处搞得晕头转向，但确实也被凯恩斯暴怒时表现出的真诚情感所打动了。“伯纳德·巴鲁克对我说了很多，诸如你不能相信凯恩斯、凯恩斯在凡尔赛出卖了他等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期待它的到来，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这种迹象。”财长对其团队说道。⁹⁰和以往一样，他对如何处理国际清算银行的技术细节不感兴趣，但是他坚持要于第二天早晨与英国人举行一场会议，来解决问题并平复他们愤怒的情绪。

凯恩斯与美国代表团居然在一个次要议题上爆发了此次会议上最大的冲突，而且双方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要解释这样一件事，只能说是因为凯恩斯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由此引发他的情绪变得非常敏感、一触即发。“因为技术性原因而变得像他这样激动，这是不可能的。”拉克斯福特评论道。⁹¹很快一则消息就在大会传开，凯恩斯当天晚上心脏病发作了。酒吧里的记者们也知道了，而最为严重的报道出自一家德国报纸，它为凯恩斯发布了一则评价很高的讣告。⁹²“我们都感到，在凯恩斯的健康问题上，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罗宾斯在事后写道，“我现在感觉，在他的能量与大会之间有一场赛跑，不知是他能量先耗尽还是大会先结束。”⁹³卡托给凯恩斯发来的电报情感更加含蓄一些：“报纸报道你心脏病发作，非常担心。希你一切都好但请务必休息。爱你们俩。”⁹⁴

在20日上午，拉克斯福特给摩根索朗读了一份修订后的决议，这一版更符合怀特的心意，它仅仅要求“在尽可能早的时刻清算并关闭”国际清算银行。

“上帝啊，它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摩根索高兴地评论道。⁹⁵

在听取了他的团队的简报后，摩根索邀请凯恩斯、罗纳德和博尔顿来到房间，并向他们提交了美国人提出的简洁的新方案。凯恩斯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为好转，而且他显然渴望修好关系，因此立即表示同意，尽管前一天罗纳德和博尔顿还反对任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没有直接联系的决议。博尔顿温和地提出异议，称他不“太知道尽可能早的时刻”是什么意思。“不会很快！”凯恩斯预言道。⁹⁶他是对的。尽管这份决议成为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一部分，但是在此后的近70年里，国际清算银行仍然非常活跃。令人感到反讽的是，这是凯恩斯在此次会议上留下的最实实在在的遗产。

至于其他参加会议的国家，即使是像苏联、法国、中国或者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不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架构。这些国家从个体上看对全球经济都不够重要，不足以阻止怀特推进他的宏伟蓝图。因此，他们的代表团参会的目标，不过是最大限度地抬高其在新设机构中的地位、扩大借款能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应承担的义务。他们实现目标的唯一希望是向美国代表团请愿，因为美国是唯一有能力提供足够的黄金储备使该计划获得成功的国家。

除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其他代表团大多都是毫无准备，无法对组建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有益的建议。绝大多数代表，罗宾斯毫不客气地说道：“只是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仅当讨论涉及放松基金份额提款条件或自由化领域的特殊优惠时才苏醒过来。”他指出，欧洲人“憎恨美国人，并且抓住一切机会……来表达这种感情，而且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这些欧洲国家的人，作为品质更加优越的人，一定会持有相同的观点，即使出于政治原因我们不得不装作并非如此”。然而，他警告道，“试图与缺乏强大执行能力或政治能力的娇贵的欧洲小圈子抱团，并因为我们对新大陆的文化优越性而自我感觉良好，几乎将是我们所能够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⁹⁷

唯一一个令几乎所有代表团都强烈感到利益攸关的议题，就是各国在基金组织中的国别份额。份额代表了借款的能力。同时份额也是极具政治性的问题。它们不仅仅会转化为在两个机构中的投票权，而且在各国政府眼中，它们公开地、引人注目地以量化的方式衡量了各国在全球经济等级阶层中的重要性。获得比竞争对手更高的份额，被普遍认为标志了一国在国际社会的眼中具有更高的地位。而如果某个代表团拿回家的份额要低于与其相竞争的一个或多个代表团，将会被视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因此，对于怀特和摩根索而言，一个巨大的外交上的挑战就是使份额分配的结果让每个代表团回国后都能道出一个胜利者的故事；与此同时，还要将美国认缴的资本金限制在一个国会能够接受的水平。

英国人希望通过谈判为大英帝国的成员国争取更高的份额，无论如何也要高于美国代表团的提议，以通过帝国来显示其实力。美国人一直都清醒地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投票权加总后的影响力，并清楚地对新闻媒体表示不允许后者的投票权之和超过美国。⁹⁸苏联希望其份额至少等同于英国。印度要求与中国齐平。中国要求排在第四，超过法国。法国坚持要求超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的总和，这样即使日后荷比卢经济联盟变成一个正式的政治联盟，仍然可以确保法国获得基金执行委员会的最后一个席位。在新大陆一边，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要求与智利齐平。智利则要求获得与古巴一样的待遇，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通过降低古巴的份额来实现这一目标。不一而足。每个代表团都提出，应按照对其本国有利的量化指标来确定份额。提出的主要经济指标包括国民收入、贸易量、黄金储备以及黄金产量，但是中国和印度很自然地倾向于使用人口指标。苏联要求将战争损失作为考量因素，这个要求在大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了一个僵持不下的问题。

与在基金组织份额问题上的偏好不同，代表团们更愿意降低其在世界银行中的份额。⁹⁹在世行获得更大的份额并没有赋予一国更大的借款权，因为世行的贷款是基于对需求的评估。“在基金组织中，各国将自己视为潜在的借款人，而在世行中，他们是贷款的担保人。”¹⁰⁰凯恩斯断言，“区别对待不同成员并评估其信誉是一件不得人心的事，试图完成这项任务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举动。”像他所说的那样，世行的份额仅仅将转化为提供廉价贷款的责任。¹⁰¹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急于使其与世行的战后重建行动保持距离，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美元，且无意用这些钱来补贴和帮助与其存在出口竞争关系的欧洲国家进行重建。¹⁰²

各国都需要缴纳黄金资本金，认缴总量等于其份额的25%或其黄金储备的10%两者中更低的那个。“对于剩余的认缴资本，”《纽约时报》写道，“它可以用自己的纸币补充，以一个任意的数字作价，且无论是否可以兑换为黄金，也不管除了作为印刷业的产品之外它还能代表什么。而在此份额的基础上，它可以‘购买’具有实际价值的货币，主要是美元，且可以达到其份额的两倍之多。”¹⁰³《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一如既往地生动多彩：

这个叫做巴格拉维亚的神秘国度，除了一座印钞机外一无所有，它将用自己的货币出资，但这不过是在那个风景如画的大地上方可使用的欠条罢了。……那个自豪的国度的人民正在重建被战争摧毁的房屋，他们将亟需购买美国产品……并寻求将相当多数量的货币兑换成美元以购买美国货物……而在巴格拉维亚人通过基金组织将其货币转换成美元的同时，其他42个国家的人民也将做着相同的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元将立即耗尽，而其资产将由巴尔加斯币、贝尔加斯郎、德拉马克、比塞塔、法郎、英镑以及其他货币组成。¹⁰⁴

到那时，这个计划将意味着，我们欧洲和亚洲的友好邻邦通过这个计划将能够获得我们的货物，并用从国际稳定基金中获得的我国货币来付款。从基金中流出的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黄金，而流进基金的则是所有人都不要的纸币。用不了多久，基金中的美元和黄金就一个不剩了，而我们将被迫再一次取消债务，而后再来一次，无休止地，或者直到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都破产为止。¹⁰⁵

大会设有一个正式的份额分委会，但它仅仅是走个形式。份额分配实质上完全在美国人的控制之中。怀特和美国团队秘密地讨论出了一稿又一稿的份额分配表草案，按照需要或迫于形势提高某些国家的份额并降低其他人的份额。最初的份额分配是按照一个秘密的公式进行的，并且在大会召开之前就完成了，会议上的调整则更多地考虑了更主观的因素。

“当你想起南斯拉夫进行的抵抗……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个我们应该努力帮一下的国家。”怀特在7月9日的会议上对其同事提议道。而关于希腊，“凯恩斯说法弗雷索斯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他想为他做些什么”。

摩根索基本上对如何确定这些数字不感兴趣，但是他确实希望把他的行军指令弄清楚。“等一下，”他打断了怀特，“那么，波兰是维持在1亿还是不维持在1亿？请问你更喜欢哪一个？”

在装备好了关于谈判空间的数字和界限范围之后，摩根索将被派去与各国完成交易，基本上每隔15分钟安排一场会议。“现在安排在4点的是伊朗人。我们刚才说4点15分要见谁来着？”

“荷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安排在4点半。”他的助手兼日记作者克罗茨女士说道。

“我想，下一个是智利人，”柯亚多说道，“他们就是给我们找了点小麻烦的人。”

“智利人在4点45分。”摩根索确认道。

美国代表团内部就一个问题产生了激烈的政治辩论，即如何对待欧洲殖民帝国。因为他们拥有数量众多、幅员辽阔的殖民地，所以就有权获得更大的份额么？瓦格纳参议员无法接受这个理由。“在德黑兰作出的决定是，这些国家如果想获得自由就应该获得自由。……现在，我们在这里要做的难道是对他们说，‘我们要限制你们的自由？’”

“我认为，如果你做了些什么，荷兰女皇会感到非常不安。”怀特表示，他指的是荷属东印度群岛。

“女皇？”瓦格纳回击道，“她是个女皇，但她不是我的女皇。我代表美国。”

“这听起来像一首歌一样。”摩根索评论道。

拉克斯福特提议了一个条款，允许在一个国家“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情况下，对份额进行调整。怀特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而坚持国务院传统保守立场的艾奇逊则称之为一个“可怕的建议”。它“只会惹麻烦”——你将如何处理“苏联……分成16个共和国”？

“苏联的情况不涉及这个问题，”怀特毫不客气地说道，“他们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在大会结束后不久，怀特将执笔写下一篇文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他无意永远隐藏这篇文章，但他肯定不希望这篇文章在他仍在政府任职期间被外人看到。在这篇文章中，他严厉地抨击了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虚伪立场。¹⁰⁶对于“苏联的情况”的可持续性，怀特的判断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等到近50年之后才能揭晓。

美国代表团内部的争吵一直在继续，直到摩根索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份额分委会选择对拉克斯福特的主权变更条款进行讨论，他将征求赫尔的意见。美国团队同意，如果赫尔反对就将放弃该条款，而艾奇逊认为赫尔肯定会表示反对。¹⁰⁷就像25年前的巴黎和约一样，关于战后世界各国自决的高尚原则说起来容易，实施中则要困难许多。

摩根索像个黑帮教父一样坐在他的套房里，接见每个代表团的团长，聆听他们的恳切诉求和严正声明。法国代表团团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是从阿尔及尔飞来参会的，他获准于7月15日晚9时拜会摩根索。孟戴斯-弗朗斯是个情绪激动的人，他抱怨道，美国人“所采取的重要立场……事实上是对我们不利的……总是以不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怀特6月时曾告诉他，法国的份额将会是5亿美元；现在却降到了4.25亿美元。牺牲法国是为了安抚中国，后者坚持要求在配额分配中占据第4的位置，位于法国之前。关于苏联提出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应酌情减少认缴资本金的问题，美国人曾经告诉法国人这个比例对法国将会是25%，现在他们也出尔反尔了。

“当我回去见到我的人民，”孟戴斯-弗朗斯问道，“并对他们解释称，‘我几个月之前前往布雷顿森林，并且说明了我们的立场。我告诉他们我们希望获得这个、这个以及这个，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不得不告诉你们的是，我什么也没有拿到。’他们会怎么看？”

摩根索提出将执行董事席位由三名增加到五名，这样也许就能够保证法国的份额足以使其获得基金和银行排名第五的董事席位。这个办法奏效了。孟戴斯-弗朗斯感谢了他。“我告诉过你，”摩根索说道，“我将尽力纠正关于美国代表团对法国不友好的印象，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是不会去睡觉的。”现在，他说道：“我可以去睡觉了。”¹⁰⁸

苏联是一个棘手得多的问题。由外贸部副委员M.S.斯特帕诺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寸步不让；无论是多么小的问题，都必须发电报请示莫斯科，而且要等候多日方能得到答复。“在所有的分委会会议上，他们都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做大量的笔记，”罗宾斯记录到，“而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提交他们自己的修订案文，为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提出例外，他们也只是站起身来，提出动议，所作的解释少得不能再少。”¹⁰⁹根据美国团队的技术顾问雷蒙德·米克塞尔的记录，在谈判中，他们“回避进行全面的辩论和反复的争论”。他们“反驳每一个对立观点的方法，仅仅是重申一下他们的原始立场……他们的观点胜出，靠的不是逻辑或说服能力，而是纯粹依靠顽固地坚持立场，他们知道美国代表团将尽全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苏联的加入在政治上意义重大”。¹¹⁰美国人此前已经领教过了苏联人的这种行为方式。早在1943年时，苏联大使葛罗米柯就曾经当着怀特和伯恩斯坦的面，对他的手下说道：“记住了！你们是观察员。你们不得发表任何意见。”¹¹¹

罗宾斯对苏联人的评价是：“极其的自私，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带有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但是，我不认为这对世界的未来是个好兆头”。¹¹²怀特对此视而不见；对他来说，这是那些美国和西欧的反动力量在挑拨与苏联的矛盾，并阻止经济与政治的合作。

苏联的主要目标很简单。作为一个重要的黄金生产国，苏联希望全世界其他国家尽可能多地使用这种金属作为货币。因此，苏联人对在某种形式上恢复金汇兑本位制度抱有兴趣。德国纳粹政府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其经济部长兼央行主席沃尔特·冯克将布雷顿森林货币计划斥为讨好苏联人的举动。¹¹³

苏联最开始的主要诉求是获得与英国人同样的份额，但是斯特帕诺夫暗示，如果份额比其要求的稍微低一点点，他的政府最终也会感到满意。鉴于英国将分得13亿美元的份额，怀特将苏联人的要求转换为12亿美元，斯特帕诺夫后来对此予以确认。这比美国技术人员此前临时确定的8亿美元要多很多，而且也大大超过了与苏联的世界贸易份额相适应的合理水平。然而，苏联的其他要求在政治上甚至更难满足。

苏联希望将其认缴的黄金资本金降低50%，理由是敌军占领使其遭受了极为严重的物质破坏。怀特对美国代表团解释道，他的技术专家在会前已经向苏联人暗示，降低25%也许是可行的，但是英国人强烈反对，他们坚持要求，如果美国做此让步，就必须给予他们同等优惠的待遇。其他代表团，例如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¹¹⁴

苏联还提出，其认缴的黄金，只有一半可以实际存放在华盛顿，而剩余部分中约四分之一必须存放在莫斯科。¹¹⁵苏联还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提案，要求基金组织在份额最高的四个国家储备黄金，且储备量应等于东道国自身认缴的黄金总量。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得不到克里姆林宫的同意，基金组织就无法使用苏联认缴的黄金。¹¹⁶

苏联进一步提出，要求可以不受限制地改变其货币平价，前提是它“不会对国际交易产生影响”。这给美国代表团和技术人员出了个难题。这种变化怎么会不影响国际交易呢？而且，如果产生不了影响，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但是在苏联人看来，对外贸易并不使用卢布，而且官方的卢布汇率与苏联的国内价格和成本无关，这意味着苏联理应获准完全豁免于基金组织关于维持汇率平价的规则。

作为一个黄金开采大国，苏联还要求获得一项豁免，允许其在不超过10年的时间内免予执行关于开采出新黄金后需追加认缴黄金资本的要求。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一点，谈判中有一项原则是各国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应当相等，而苏联是唯一拒绝接受这一原则的国家。他们坚持要求其对世界银行认缴的资本金应比基金组织少3亿美元。

怀特提出，可以用“实质性地扩大基金份额作交换”，说服苏联“放弃这些条款”或其中的绝大部分条款。这使他与伊寇斯陷入紧张的对峙之中，后者被苏联人的要求激怒了。“在我看来……除非他们愿意彻底改变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否则达成共识的前景将不会很光明。现在，他们对这件事上的兴趣与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他们兴趣在于获得这些贷款，对此他们毫不隐瞒。”

怀特毫不示弱地回击道：“那中国的兴趣、波兰的兴趣、希腊的兴趣是什么？”苏联玩的游戏其他每一个国家都在玩。

许多国家是为了一个正确的原因而参加这个体系，即稳定汇率，伊寇斯坚持道。但是“苏联和中国则希望拿到所有他们能够拿到的钱”。¹¹⁷财政部的米克塞尔将在7年后呼应伊寇斯的观点，他写道事实上苏联人“对解决设立基金组织旨在处理的根本性问题，也就是稳定汇率，不感兴趣”。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加入对其而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以及他们能够从中拿到多少信用”。¹¹⁸

伊寇斯评论道，这“当然一直都是该计划饱受批评之处，即它是一个贷款基金而非稳定基金”。¹¹⁹新闻媒体实际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令人担心之处就在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解释道，“面临‘临时性’外汇短缺的国家可能将养成使用基金组织的习惯，对其出售本国货币，向其购买出口国的货币，直到基金组织中全都是这些有问题的货币，就像一家商业银行持有全都是过度冒险的借款人开出的票据，并且反复地延期，最终导致其资不抵债、宣告破产。”¹²⁰

“在我看来，”伊寇斯总结道，“如果我们按照苏联的要求对她作出让步，那么，你就毁掉了基金组织在美国获得通过的一切可能。”

布朗表示同意。苏联人提出了太多的特殊待遇要求。“银行界以及新闻界对此的议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用好的货币出资，用黄金出资……而他们用大量的各种货币出资。”

“你认为哪一种货币是没有价值的呢？”怀特问道，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希腊的货币以及其他。……从苏联人的态度中，难道我们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么，这是一只稳定基金，但是在我看来，它正在成为一只供各国摸彩的奖品袋。”

这激怒了怀特，引发他发表了一番激烈的长篇大论。“不。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适当的假设。……苏联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她出产大量的黄金，她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自己能够决定她计划出售多少东西。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销售都必须盈利。”

怀特长久以来对苏联国家计划体制的痴迷突然间完全显现出来。“那么，当苏联非常坦诚地说道：

‘我们准备使用基金组织来购买东西，因为现在正是有需要的时候，这正是设立一只稳定基金的目的，而且我们5年、6年或者7年之后会偿还你的。’我会说，这就是一种稳定性的操作，与任何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没有区别……有一种倾向要彻底扭曲这种分析并指责苏联，因为他们正在开诚布公地做着其他国家无论如何都要做的事情。你认为波兰、荷兰、法国、比利时或者中国会怎么做？如果它们不这么做，在我看来，它们的财政部长就是笨蛋。……

关于从基金组织购买外汇之后的回购能力问题，在所有国家中我将苏联列为头名，非但不只借她10亿美元，你可以给她20亿美元，而且基金组织能够运行得更好，你的出口也会有更多生意可做。说得有点多了，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在稳定基金的性质问题上存在广泛的误解，不仅仅是在这里，而且外人也是这么认为。我曾经听凯恩斯这么说过。我不得不提出同样的观点予以辩驳。”

伊寇斯不为所动：“你的讲话丝毫没有改变我的观点。”

“这场会议绝对是因为苏联人的这些要求而陷入僵局，”布朗得出结论，“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除非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否则大会就会失败，因为它无法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露出牙齿表现我们的愤怒了。”

“别这样，除非确实有一口钢牙。”怀特纠正道。

“我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谈判的了，”伊寇斯坚持道，“我认为你所表达的意思，相当于是说……这就是唯一的立场，这就是最终的立场。让我们按照他们的策略行事。”

拉克丝福特非常紧张。大会能够承受得起失去苏联的结果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代表团在此次会议上需要决定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不要让苏联加入进来？这个问题比剩余的份额加在一起都要重要的多得多。”

伯恩斯坦补充道，“在黑暗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已经证明她是一个信用良好的国家。所以，“如果他们想体面地得到一个大的份额，就让他们体面地得到，而让我们得到一个原则上可以普遍适用的基金组织。……而这意味着消灭所有例外”，类似苏联提出的那些。¹²¹

美国代表团终于艰难地达成了一个共识，两派观点各让一步：苏联人可以获得更大的份额，或者认缴更少的黄金，但是不可以兼得。

新闻媒体竭尽全力地跟踪代表团内部讨论的情况，消息的来源显然是谈判人员泄露出去的信息。《纽约时报》报道，匿名的美国官员称，苏联提出“要求更多地使用拟议的世界货币基金的资产，并以认缴数量更少的黄金作为回报……这反映出他们在这种会议上典型的恬不知耻的自私要求”。该报评论道：“很奇怪的是，美国人似乎喜欢苏联人的这种做法。”¹²²确实，美国团队倾向于与苏联人保持良好顺畅的关系，偶尔会发现双方在位于酒店地下的夜总会中“唱红军歌曲”。而“在受到相当数量的伏特加刺激之后，苏联人也会和美国人一起唱那些耳熟能详的美国歌曲”。¹²³

《芝加哥论坛报》指责苏联“试图回避对基金组织贡献出与其财富资源相适应的黄金”。与来自当地的英雄人物布朗的观点一样，该报认为苏联人“并不是认真严肃地寻求实现旨在稳定货币的计划。他们是在寻找一个办法，将货物从美国弄出来，同时无需付出同等价值的东西作为交换。不能过于严厉地指责他们提出了这种要求，但是应当最最严厉地责备我们的代表居然鼓励他们这么做”。基金组织，该报总结道，“的宗旨是使其他国家富裕起来，以损害我们为代价，并将导致美国不可避免地遭遇通货膨胀”。¹²⁴

在美国代表团就苏联问题展开辩论期间，摩根索返回了华盛顿。回来之后，他根据怀特的指示，给苏联人提出了两个选择，份额12亿美元但没有额外的优惠，或者份额9亿美元以及苏联认缴的黄金减少25%。但是苏联人仍然坚持两个都要。这让摩根索非常恼火。他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但是苏联人也毫不妥协。

“是这样，坦率地说，鉴于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建立了最为友好的关系，而现在两个伟大的国家居然要开始进行被我们称作‘讨价还价式的交易’，对此我感到相当震惊，”摩根索7月11日对斯特帕诺夫说道，“这不是我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指导精神。”沃尔考特众议员，摩根索解释道，已经向他保证，苏联人提出的要求“完全是不可能的……整个这件事都将在国会中遭到挫败”。

斯特帕诺夫的语气显得非常谦和，当然这是经过了翻译的演绎。他“对摩根索的态度以及美国代表团的态度表示深深的谢意以及敬意”。尽管如此，他希望摩根索能够理解，在苏联认缴黄金的问题上，他在国内面临无法逾越的政治困难，因为莫斯科认为两国的技术专家已经就减少认缴的幅度达成一致。至于份额问题，双方“对于计算的方法相互存在误解”。按照怀特公式得出的结果是8亿美元；而苏联人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后得出了12亿美元的结论。

摩根索试图消除政治的问题和分歧。“我不是一个外交官，我不是一个律师，我只是一个农民。”他让斯特帕诺夫放心。

“斯特帕诺夫先生说他自己也不是外交官，”翻译回应道，“不是律师，不是金融家，仅仅是一个商人。”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一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职业。

摩根索继续说道，苏联提出要求获得比英国略低一点的份额，这是一个“相当新”的要求，专家们从未讨论过。但是美国同意了这一点，摩根索解释道，“主要是考虑到苏联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尽管“代表团其余成员中大多数人”不支持这么做。在此基础上，摩根索再次要求斯特帕诺夫的政府“在两个方案中选择一个”。

斯特帕诺夫坚持认为，8亿美元“比苏联根据美国的公式有权享受的总份额低了太多……我们不要求获得任何我们不应获得的东西”。但是，苏联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来支持其提出的更高数字，摩根索把话挡了回去。其他代表团都在说苏联有价值40亿美元的黄金，并且还有70万人投身于开采更多的黄金。“我说的这些都是道听途说。”

“是啊，你无法禁止这些流言。”斯特帕诺夫回应道。

摩根索询问斯特帕诺夫是否反对他发报给美国驻莫斯科的哈里曼大使，要求他与莫洛托夫讨论美国人的建议。斯特帕诺夫说他正在等待莫斯科的直接答复，但是不反对财长将讨论的情况通报其大使，事实上，“这么做甚至是有益的”。在分别时，二人相互宣示了诚意，并表示希望未来展开经济合作。¹²⁵

三天过去了，相对会议时间而言已经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苏联代表团还没有收到莫斯科的答复。哈里曼被告知代表团已经收到了指示，但是斯特帕诺夫解释说他得到的指示没有变化。

摩根索试图进一步施压。“我这么说并无冒犯之意，”他对斯特帕诺夫说道，“整个大会都被耽搁了……今天2点还有一场份额会议，所以我们将不得不公开表明立场。”

斯特帕诺夫并不担心。他说，关于将苏联认缴的黄金减少25%的问题，双方可以同意保留各自的不同意见，直到莫斯科发来新的指示。摩根索仍然坚持，美国将支持苏联获得12亿美元的份额，并接受苏联在新开采的黄金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关于给战争破坏打25%的折扣，这将导致“与其他国家产生许多的问题”。斯特帕诺夫态度仍然很诚恳，但是立场还是毫不动摇。¹²⁶

各分委会的会议上，苏联继续毫无预兆地提出新的要求。在一场深夜进行的起草会议上，一度像僧侣一样在数小时内一言不发的苏联顾问突然吃力地说起话来，使其谈判对手们大吃一惊：“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长时间的中断），坚…坚持…持方案E。”他违反议事程序地提出，对于受战争重创国家，应允许其使用世界银行特殊信用贷款。¹²⁷

在斯特帕诺夫的要求下，他与摩根索于7月15日，也就是次日上午重新召开会议，参会的还有怀特、苏联代表尼古拉·菲奥多罗维奇·切楚林以及双方的其他人员。“斯特帕诺夫先生来是要谈一些他感到有些困难的问题，”他的翻译说道，“按照他的意见，这些问题并不难处理。”斯特潘诺夫接着开始长篇大论地阐述一系列与对基金组织认缴黄金以及苏联改变汇率平价自主权等问题有关的关注。

“他说完了么？”一段时间过后摩根索问翻译。他还没有完。斯特潘诺夫还要对世界银行说“几点”。

“能否允许我对斯特潘诺夫先生这么说，”摩根索说道，他显然是受够了，“他提出了足够我们讨论10个小时的问题，而怀特先生10点钟还要主持一场委员会的会议。”

怀特无法及时参会了。在将世界银行的问题推迟到下午讨论后，怀特力争使斯特帕诺夫接受关于平价问题的其他备选文字，以免给公众留下苏联要使基金组织失去实质意义的印象。斯特帕诺夫说他需要“考虑一下”，这使美方感到了希望，但他紧接着就让这些希望落了空。他说道，这需要“再次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因此，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的话，我们将坚持我们在此次会谈开始时提出的表述”。

摩根索认为他已经失去理智了。“斯特帕诺夫先生刚刚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他回击道，“首先他说他需要时间来考虑有关文字……接着，一句话的功夫，他就改变了主意，退回到了他自己的表述。”

“他并没有改变主意……斯特帕诺夫先生愿意考虑有关文字，但是他仍然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

“你的意思是你需要发电报？”摩根索难以置信地问道。

“要发电报。”

“为什么要这样呢？”怀特无可奈何地问道。

摩根索被打败了：“我们将接受你们的文字。”

“非常感谢。”

“你告诉斯特帕诺夫先生，恐怕这是他在这次大会上最后一次说谢谢了！”

笑声短暂地使氛围活跃起来。接着困难的谈判又开始了，下面讨论的是莫斯科认缴的黄金实际将于何处存放的问题。从一个分委会的会场传来两张便条，称他们正在等待美国和苏联的代表。摩根索与怀特表示同意支持苏联的立场，拉克斯福特与苏联财政部副人民委员P.A.马勒汀起身离开去出席分委会的会议。摩根索最后回到了苏联认缴黄金减少25%这个令人恼火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坚持了他的立场。

“美国代表团不能支持任何关于受破坏地区可以减少其认缴黄金的建议。我们非常遗憾。”

“你们不但不支持，而且还会反对它么？”斯特帕诺夫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们将尽量不表示反对，”怀特答复道，“有足够多的国家可能会表示反对。但是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将不得不表示反对。”¹²⁸

当天下午，基金组织份额清单草案提交全体会议。“文森法官代表美国发言，他开始先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段，意图用雄辩口才为过去两周的艰难的讨价还价套上一圈神圣的光环。”罗宾斯记录道。中国、法国、印度、新西兰以及其他国家正式提出了抗议。罗宾斯最后一个发言，敦促代表们接受这份清单，称它是有望实现的最好结果。“我必须承认，”当天晚些时候他反思道，“在我为政府做过的所有事中，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令我感到厌恶了。”¹²⁹但是，大会没有做进一步的辩论，清单被接受了。会议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实现了，但是还有很多的任务有待完成。

7月17日，周一，摩根索召集美国核心人员以及各主要代表团团长开会，商定一个会议截止日期，届时不是成功便是失败。美国和英国的许多专家和支持人员已经疲惫不堪，速记员也已经精疲力竭。工作通常都要持续到后半夜，怀特和其他人依靠几个小时的睡眠勉强维持。很显然，最终的案文不可能赶在7月19日的截止日期前完成了。“我们可能不得不让总统发布一则命令，从周三晚上起查封这座酒店，并派驻军队来维持经营，”摩根索说道，“我们可能得派两个士兵把酒店经理架出去！如果有必要这么做的话，文森法官将发布命令。”

艾奇逊提出，会议最早能够在周六结束，也就是7月22日。怀特也认为这是可行的；火车可以在周日离开。拉克斯福特是唯一表示怀疑的人，因此成了财长满腔怒火的发泄对象。“你想要做什么，拉克斯福特，在这里一直待到圣诞节？……这里所有人都说周六或者周日可以。为什么……你突然觉得你做不到？”

凯恩斯与其他代表团的团长使之成为了正式决定：他们将于周日晚上之前离开。¹³⁰《纽约时报》于7月18日，也就是次日早晨，在头版的一则报道中宣布了这个消息：“会议谈判延长三日，在银行问题上发生争吵。”¹³¹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怀特及其团队全力以赴地汇总各方面的案文以形成大会的最终文件，包括各分委会、委员会的案文以及由他自己的特殊问题分委会起草的、不为外国代表所知的关键案文。

“苏联使货币谈判陷入僵局”，7月20日的《纽约时报》宣布。¹³²尽管苏联人坚持不懈地要求获得特殊待遇，但是他们最终心甘情愿地使战争破坏特殊优惠的问题遭到投票否决。美国人在新开采出的黄金的问题上所作的让步价值要大得多。然而，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苏联人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这也成为达成历史性的协定面临的唯一障碍：莫斯科只愿意向世界银行认缴9亿美元的资本金，比其要求在基金中获得的份额少了3亿美元。所有其他代表团都接受了世行与基金组织份额相等的原则。“这真是个耻辱，”比利时代表团团长乔治·休尼斯在世界银行委员会一场会议结束后冲着罗宾斯大声嚷嚷，“美国人每次都对苏联人作出让步。而你们也是，你们英国人，和他们一样差劲。你们对他们卑躬屈膝。你等着看好了。你会看到在和会上你将收获什么结果。”¹³³

7月21日，也就是大会的倒数第二天，这个问题终于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上午10时15分，文森主持召开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份额问题。印度代表杰里米·莱斯曼爵士发出了挑战书：“如果任何一个重要国家要降低其认缴资本金，那么我不认为我能说服我的国家同意认缴与其份额相等的资本，……如果严重地背离了这项原则，我将必然会陷入极为困难的处境。”波兰提出愿意追加2500万美元来填补苏联的缺口；中国承诺增资5000万美元。斯特帕诺夫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凯恩斯发言了。“秘书长先生，苏联代表还没有发言。在他发言之前，我希望向他提出一个诚恳的要求。”凯恩斯提出，波兰和中国愿意提高它们对世行的认缴资本，而英国在其中也占有很大的份额，这显示出苏联人对金融风险估计过高。“我确实认为，最诚挚地认为，”他在结束发言时有力地说道，“一个伟大的国家在现在这个阶段仍然如此坚定、毫不妥协，这有违大国的荣誉与尊严。”

斯特帕诺夫的一贯做法是仅在必要情况下发言，而且即使发言，主要也只是强调“苏联人抵抗希特勒铁骑入侵其家园的斗争”。¹³⁴这一次他被迫打破沉默。他说，他被“其他代表团为了达到所提及的目标而显示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了”。但是他不能同意印度代表“将他们自己的份额与苏联的份额相挂钩的做法，因为后者在战争中遭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无论如何，他“没有获得授权提出任何其他数字”，莫斯科的授权是9亿美元，不能再多了。¹³⁵

加拿大代表随后提出，他也许能够说服渥太华，同意在美国人数字的基础上将其认缴资本提高10%（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增加了2500万美元）。摩根索要求与文森和苏联代表举行私下磋商。代表团团长们于下午3时15分重新召开会议，结果不出意外，文森宣布苏联代表团“没有收到其政府进一步的指示”。但是，除了加拿大、波兰和中国，美国和拉丁美洲代表团也承诺增加认缴资本，3亿美元的窟窿终于填满了。斯特帕诺夫还是一言不发。

团长们匆忙决定将最终的份额分配表提交凯恩斯的第二委员会，委员会将于下午6时召开会议，此后，6时30分，摩根索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的最后一场执行会议。¹³⁶“苏联人通过拖延战术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凯恩斯第二天致信卡托时写道。“美国的政策关注一直是满足苏联人，并把他们弄进来。在我自己看来，”凯恩斯总结道，“我认为这是明智的。”¹³⁷

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早晨，摩根索最后一次召集美国团队开会。尽管有苏联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财长仍然有理由感到极为满意。伯恩斯坦后来回忆道：“对于那些经历了一战之后的国际合作的人来说，布雷顿森林会议就像是一个奇迹。”¹³⁸它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所有重要的问题在过去的两年之中都已经被讨论过并解决了”。¹³⁹但是，在引导44个国家代表团集体加入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全球货币合作计划的过程中，摩根索成功地确保他自己的代表团没有因为党派分歧而产生分裂，这一点非常关键。大选就在眼前，成群的记者在这片度假胜地四处游荡，在此背景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摩根索、沃尔考特、托贝以及司班斯都相互表达了真诚的赞美之情。“这是民主制度最为成功的一次实验。”摩根索自豪地说道。

“对于一个有心理战经验的人来说，”国务院新闻媒体部主管迈克尔·麦克德莫特补充道，“……如果这场大会对结束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完全不会感到意外。”德国人“只能说，‘上帝啊，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啊？’而后就放弃斗争了”。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德国人还将继续战斗8个半月。而且，摩根索即将发布由其本人提出的使战后德国去工业化的计划，可以说，它起到的作用是加强而非削弱德国人的战争斗志，并导致战争和屠杀继续。

布朗承诺：“将尽我的全力把这份协定推销给这个国家的银行家们。”摩根索非常感激，“因为他们似乎是唯一现在仍然叫嚣要反对这件事的人”。

“还有鲍勃·塔夫特。”参议员托贝纠正道。

“我将塔夫特留给你了！”摩根索回应道，“他是你个人的食物。”事实上，塔夫特和银行家们将发起一场令人生畏的抵抗。

至于苏联人，虽然他们对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协议构成了最大的障碍，但是美国代表们对他们却没有什么怨恨的情绪。“苏联代表团已经在不知道哪根高尔夫球钉那里等我们了。”摩根索宣布，并结束了会议。¹⁴⁰

“广播公司……已经安排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时进行一场广播，由怀特来解释我们取得的成果。”伯恩斯坦多年后回忆道，但是“摩根索不让怀特上广播”。财长再一次匿名地让伯恩斯坦插足。“摩根索一直都对哈里·怀特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而且布雷顿森林会议令他感到妒忌，因为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怀特而非他的身上。”¹⁴¹

当天晚上，大会的闭幕招待会暨批准仪式在规模恢弘、装饰典雅的宴会大厅举行。“疲惫不堪、脸色苍白如纸”¹⁴²的凯恩斯于稍晚些时候走进了挤满人的大厅，缓慢地走向他的空位。几乎整个会场的人都站起身来，默默地注视着他走过，以示敬意。用斯基德尔斯基的话说，这个人“给布雷顿森林协定带来的是其盛名而不是实质内容”。¹⁴³凯恩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使这场聚会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超越了一场重要政治事件的范畴。即使经过律师处理的最终案文只零星地保留了他思想的痕迹，即使他语言的痕迹更是寥寥无几（凯恩斯将美国人的法言法语称为“切诺基部落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的存在，布雷顿森林将始终代表一种理想，代表了从思想的酝酿开始一步步营造全球合作的努力。

任何人的发言都不可能像凯恩斯的晚宴致辞那么生动活泼、文采飞扬、优雅动人。他的讲话充满了轻松的幽默、巧妙的隐喻和大度的情怀，令在场的所有人，至少是那些有能力驾驭英语的人，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们成为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凯恩斯向摩根索致敬，称赞他的“睿智以及友好的指引”，他称赞怀特“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力，并总是以好脾气和幽默感对前者加以控制”。他赞扬艾奇逊、考克斯、拉克斯福特、柯亚多以及其他美国律师——虽然律师一直以来都是他讽刺挖苦的对象，称他们“将我们的行业术语变成白话散文，又将我们的白话散文编成诗歌”。在影射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时，他甚至宣称他自己“受到了那种一直关注着我们会议的批评、怀疑甚至是吹毛求疵的精神……极大的鼓舞”，因为他相信：“以极度失望开始总比……以极度失望结束要好。”在结束发言时，他若有所指地提出，44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果，比体现在这份最终文件中的东西意义更加重大”。事实上，鉴于他的全球清算联盟的宏伟构想只有极少部分的内容被纳入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最终文件之中，这句话成了他寄托伟大希望的信条。他离开大厅时，代表们由衷地齐声唱起了著名的英国歌谣《他是一个快乐的好小伙》。虽然看似是即兴的演奏，但伯恩斯坦后来说，他事先就告诉乐队要演奏这首歌。¹⁴⁴

摩根索在其闭幕致辞中，将大会的成就牢牢地放置于战争及其肇因这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他谴责“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竞争与对抗”以及“直接的经济侵略”，称这些行为将全世界带上了“一条陡峭的、灾难性的战争之路”。“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他明确地表示，“属于一个已经死去的时代。今天，各国开明自利的唯一形式就是达成国际和解。在布雷顿森林，”他说道，盟国“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将这一教训融入货币与经济领域的实践之中”。他略微有些夸大了这次会议立竿见影的重要意义，称其“在某种较小的程度上”促使施陶芬贝格及其德国军队中的合谋者两天前在拉斯登堡刺杀希特勒，并差一点就获得了成功。¹⁴⁵摩根索的退场音乐个人感情色彩多少显得不如凯恩斯的那么浓，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除了盛大的仪式之外，当天傍晚还发生了一件幸运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摩根索在发言开始时带着极大的喜悦向各位代表转达了这个最新的情况。听到了这则消息后，“整个会场一跃而起，欢声雷动”，罗宾斯记录道：“所以最终，一切都在铺天盖地的乐观情绪和友好氛围中结束了。”¹⁴⁶

就像一个落跑的新娘在教堂熄灯落锁之后回来了一样，苏联人在会议正式议程结束后24小时又令人吃惊地重新出现。晚上7时，在晚宴开始前30分钟，斯特帕诺夫前去会见摩根索。他的翻译欣喜地报告道：“斯特帕诺夫先生……从莫洛托夫先生那里得到了回答，答案就是他很高兴地同意你提出的建议。”

摩根索并不确信他听懂了。斯特帕诺夫澄清道：“莫洛托夫先生说我们同意增加在世界银行中的份额。”

“增加到多少？”摩根索难以置信地问道。

“12亿美元。”与其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相同。

“莫洛托夫夫先生同意了？”

“他说他赞成摩根索先生的建议。”

“那么，你告诉莫洛托夫先生，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¹⁴⁷

早在4月的时候，就在联合宣言向媒体发布前几个小时（当时苏联尚未表示支持），莫洛托夫就曾对哈里曼说过，苏联政府最终将“愿意指示其专家支持摩根索先生的计划”。¹⁴⁸在布雷顿森林，莫斯科故技重施，选择给其一贯迟到的表态找到一丝个人化的理由。“莫洛托夫先生说他赞成份额的规模，”斯特帕诺夫解释道，“因为摩根索先生要求苏联代表团这么做。”苏联人的表态使世界银行的资本金反而比基金组织多了3亿美元。

“我希望你将下面的话转告莫洛托夫先生。此举确认了我长久以来对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敬意和信心。”财政部长兴高采烈地说道。

斯特帕诺夫清楚地传达了以下信息：“莫洛托夫先生愿意提高份额，是因为你要求他们这样，他对你非常尊重。”¹⁴⁹

然而，在布雷顿森林，得到苏联人尊重的美国代表并不仅限于摩根索。财政人民委员会货币局主管I.D.兹洛宾在回国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的一部分记录了他在布雷顿森林的不寻常的时光，文章题为《在美国的会议》，发表于一份名为《战争与工人阶级》的莫斯科刊物上。故事的焦点是兹洛宾与哈里·怀特的友好关系。他说道，在他与切楚林访问华盛顿时，怀特曾邀请二人前往其位于华盛顿郊区的农家小别墅。¹⁵⁰怀特后来对一个大陪审团表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和之后，他都曾经在他的家中招待过整个苏联代表团。¹⁵¹在布雷顿森林，兹洛宾继续写道，他们与怀特以及其他美国和苏联团队的成员一起打排球（米克塞尔指出，苏联人对这些游戏“非常认真”）。¹⁵²“后来，”兹洛宾写道，“每当我们需要使一些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决定通过的时候，怀特总会开玩笑似的说道，‘我所能做的是将我们自己的票以及22个拉丁美洲共和国的票都供你们差遣。’”¹⁵³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玩笑，否则他们会将这篇文章加入到他们自1942年起就开始建立的关于怀特的调查卷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