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像法拉一样乞求

代表团刚刚从布雷顿森林离开，英美关于这份刚签署的文件的含义就爆发了观点分歧。“我们，以及所有的人，当然都不得不签署，甚至都没有机会通读一遍誊清的、连续的文件。”凯恩斯在5个月之后如此解释道。“我们看到的全部内容就是签字处的虚线。我们唯一的借口，”他补充道，借用了一些莎士比亚的诗句，“就是知道我们的东道主已经做了最终的安排，准备在几个小时内将我们扔出旅馆，使我们既没有领到圣餐，也没有接受涂膏礼，含恨而终。”¹

代表英国参加基金组织委员会讨论的不是凯恩斯，而是丹尼斯·罗伯逊。但甚至连他都未能参与最终阶段协定条款的拟定。怀特的团队秘密地完成了基金组织协定文本的起草工作，凯恩斯以及其他代表团的团长们是在“领取临终圣餐”时才第一次看到最终文本。尽管如此，考虑到凯恩斯及其政府在过去近3年的时间内对这份文件的高度重视，凯恩斯居然断言“在我签署这份文件时从未看到过眼前正在讨论的条款的最终文本”，这种情况令人感到非常震惊。²哈里·怀特利用结账走人的最后时限施压，争取到了文件的签署，这无疑会令他感到极大的满足。过去两年的谈判都未能达成的成果，通过他在会议最后几天的巧妙运筹终于实现了。

尤其是，将美元指定为唯一的“黄金可兑换货币”，一举使得过去的金汇兑本位制转变为美元本位制，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仍然屹立不倒。如果凯恩斯在草签文件之前有机会读一遍案文，他毫无疑问将会挑战这一点。但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甚至在会议结束之后，也没有记录显示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仅仅是在一些理论上将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影响的问题上与怀特重开争吵。这有可能仅仅是因为，凯恩斯发现了如此重大的疏忽后感到过于惭愧，因而不愿提及它，而且他一定也明白，对于一片这么有价值的外交领土，既然它已经被怀特征服，后者定会寸土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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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凯恩斯感到紧张的条款是有关货币可兑换性的规定，即成员政府有义务在固定的汇率水平上维持其货币的可兑换性。有关条款起草得很仓促，又经过了律师的反复加工，因此含义模棱两可，并且在一些地方相互冲突，有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解释。对于有关条款究竟包含了哪些义务，凯恩斯和罗伯逊存在不同意见。对于二人中谁将为这种混乱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凯恩斯指责罗伯逊没有发现有问题的案文；罗伯逊则反击称凯恩斯已经批准了案文，但是最终他还是为此次“疏忽”承担了责任。³

凯恩斯关注的核心是，英国可能被迫按照某种方式干预外汇市场，或者被禁止以其他的方式干预外汇市场，最终导致她无法控制黄金或美元的外流。他最担心的是这可能会导致一场“金融敦刻尔克”。10月6日，他给怀特寄去一封长信，请求对案文进行修改。这是一封标志性的凯恩斯式信函，逻辑、激情、焦虑与幽默令人头晕目眩地纠缠在一起。怀特没有回信。但是凯恩斯借其11月访问华盛顿之机，设法安排了于18日与怀特会面。怀特表示，对于他赞同凯恩斯解释的地方，他今后将继续予以支持；对于他不赞成的地方，他坚持让任何有歧义之处保持现状。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让国会嗅到一丝不和的风声，案文不可更改。

凯恩斯的态度并未缓和。为了显示原则，尽管这么做毫无作用，他于12月29日致信财政大臣：“我们不能签署一份要么是自相矛盾、要么是极为隐晦模糊的协议。”⁴自相矛盾和隐晦模糊是外交的精髓，但凯恩斯缺少老练的外交家那种犬儒主义的心态，因而他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东西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所以他常常发起无谓的斗争。在这件事上，他吓唬住了财政大臣，使后者向摩根索提出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唯一后果是引发了一场外交事件。财长将信件转给怀特，后者不仅拒绝让步，而且要求财政大臣收回这封信，或者更改其日期，或者删除提及案文起草有误的内容，以隐藏争议使之不被国会发现（财政大臣选择了方案三）。最终，这件事证明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中，一个初出茅庐的基金组织没有能力来强行实施怀特反对货币贬值的目标。

就在此时，布雷顿森林协定在英美两国国内引起了政治上的轩然大波，与之相比，大西洋两岸之间的争议不过是和风细雨罢了。在1944年7月之前，纵然公众对于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存在很大异议，但是反对意见，尤其是来自大银行的反对意见，相对而言声音并不响亮，因为它们认为一场庞大臃肿的国际会议本身就足以使这个精心设计的体系垮台。然而，一个轻量级的怀特计划完好无缺地出现了，突然间离成为美国的法律只有一步之遥。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现在需要表明立场了。

考虑到战斗即将开始，摩根索于12月下旬要求罗斯福提名怀特为财政部部长助理。“他将成为布雷顿森林协定立法斗争主要的攻击对象，而部长助理的身份能够赋予他更多的威信，对这场斗争有很大帮助。他已经多次为自己赢得赞誉。……怀特甚至比诸如凯恩斯勋爵之类的人物还要略胜一筹。”⁵这么说当然是对他的一种最高评价。总统同意了，1945年1月23日，怀特终于获得了他的第一个真正有地位的政府职务。

几周之前，1月4日，兰多夫·博格斯以及一群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与摩根索及其幕僚会面，探讨双方立场的共同之处。博格斯有备而来，美国银行家协会以及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为他准备了一份报告，报告总体上接受了世界银行计划（因为世行能够为他们的海外投资提供担保），但是否决了基金组织计划，认为后者存在危险。报告提出，基金组织太庞大、太复杂。其职权范围过于宽泛且模糊不清，而且它可以向信誉不佳的政府提供贷款，这种权限过于自由。摩根索承认计划并非完美无瑕。但是他强调，这个计划至关重要、刻不容缓，它是全世界顶尖的专家合作的成果，并且得到了44个国家的认可。如果现在有一个国家想改变它，其他国家都会如法效仿，那么公众将会自然而然地怀疑是银行家们毁掉了这份协定。“如果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它，要么就什么都没有，”博格斯说道，“那么他会选择它。”⁶财长则坚称只有这两种选择。

摩根索认为他达成了交易，所以当美国银行家协会于2月发布报告拒绝接受基金组织时，摩根索勃然大怒。美国商会也拒绝接受基金组织。私人机构全国经济理事会则以更加激烈的言辞抨击基金组织，称“‘稳定’基金与稳定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台可以将毫无价值的外国纸币变成美元的机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计划’都掺杂了凯恩斯勋爵异想天开的负债理论”。⁷战线已经画好了。

2月5日，摩根索与幕僚召开会议。摩根索对他们说，这是一场银行家与政府之间的战斗，而且政府必须获胜。“要么是它，要么就什么都没有，而且它将是……战后在欧洲以及全世界面前出现的第一个东西，而不仅仅是在美国人民面前，为了期待一个更好的商业世界的到来。……应当由政府承担利率的风险，而不是个人。”他说道。他的意思是说应当由政府设定货币条件，而不是银行，更不是位于英国的银行家老巢。难道我们还要“让五家纽约的银行控制外汇汇率么……让伦敦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就像他们在过去100年一直做的那样”？他反问道。纽约的银行家甚至还“反对联邦储备体系”，拉克斯福特指出。他们都是极端分子。“我们也许可以稍微歪曲一下，”怀特提议，“说反对它的是投机分子。”⁸

美国财政部在影响公众舆论导向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布雷顿森林协定实在是太深奥、太复杂了，很难引起公众的兴趣。战争信息办公室向财政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关于布雷顿森林会议，几乎没有任何公众舆论。没有对它的广泛讨论，因为根本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因为根本不理解有关的问题、建议的计划及其重要性。”⁹国会议员也弄不明白。拉克斯福特对摩根索说道：“一位持支持立场的国会议员（沃里斯）告诉我说，‘国会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见，因为国会理解不了它。’”¹⁰即使是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也是一头雾水。“哈里，你的计划实在是太复杂了，”他对怀特抱怨道，“我要求你的人用外行能够看懂的语言简要地概括它的内容，让我能够弄懂这个该死的东西，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¹¹

3月1日，怀特告诉他的助手们，财政部将发起一项新的行动，目的是向公众解释布雷顿森林协定并影响政治辩论的走向。财政部聘请了一个公共关系公司。将由一个外部人士——兰多夫·菲尔塔斯，负责组织实施这场行动。行动的核心要素非常明确：财政部将稍微向右倾斜；左翼已经表示支持，关键是要给温和派留下强烈印象，并说服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人士回心转意。财政部的新政直觉是要抨击银行，但是现在需要调整方法。从此时起，敌人应该是“孤立主义者”。要避免细节和数字；叙事的角度应当是经济和政治安全。布雷顿森林将“搭上星光闪闪的雅尔塔会议的便车”，即盟军领袖于2月召开的克里米亚会议。财政部自身将与这场行动保持距离，因为在公众的脑海中，“财政部也是嫌疑对象，财政部是个新政疯子”。¹²对怀特而言，这必然会令他感到非常愤怒。

主动与外界接触并寻求支持是这项行动的关键。从商人、记者、经济学家到所有私人和社区团体。“新教四大教派的神职人员本周都被邀请到华盛顿……参加不公开的‘教育性’会议，”《华尔街日报》4月13日报道，“一些牧师离开这座城市时满腔热血，决心要用布雷顿森林的福音向其教区布道。”¹³但是最终的目标是更高一层的权力机构，也就是国会。

2月12日，罗斯福正式通报国会，敦促它立即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听证会于3月7日召开。摩根索第一个出席众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的听证会。鉴于他并不熟悉数字和具体问题，因此他很自然地接受了公关策略并认真地遵照执行。“在政治乱局中寻求经济安全是不可能的，”他说道，“但是在经济乱局中寻求政治安全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对于实现这两个目标至关重要。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发挥关键作用，确保20世纪30年代美国贸易由于各国“对我们设置的货币壁垒”而崩溃的情况不再重演。货币的价值需要保持稳定。但是战争已经表明，“试图仅仅通过3个国家或者6个国家的合作来稳定货币运行是徒劳无功的”，这也是美国在《三方协定》中的经历。稳定体系必须是全球性的。

而为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具体细节进行辩护的工作当然是要留给哈里·怀特。他于3月9日的那个周五开始出席听证会并作证，并一直到3月15日的那个周四才结束，持续了一周。一个月之后，4月19日，他又再次出席并作证。他在发言开始时强调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一个由44个国家达成的妥协，但是“美国代表团参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接着，他从近期历史的角度出发来定义这些利益。在一战后，各国寻求重建金本位。怀特说，这对美国经济产生了良好结果，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她自己看来”，英国无法获得“足够的世界市场份额，从而导致她无法维持本国的相对充分就业”。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英国恢复一战之前汇率平价的做法。最后，政治压力压倒了一切，英国于1931年抛弃了英镑平价。随着英镑的贬值，一个又一个国家紧随其后，决心不允许他国取得出口优势。汇率战导致了贸易战，以德国为首的各国政府自1932年起开始缔结特殊的双边清算协定，更加严格地控制向他们出口的国家要从自己那里回购什么作为交换。世界贸易随之崩溃，大萧条愈演愈烈。

如果当时有布雷顿森林协定可以用来稳定汇率，“肯定会对防止战争扩大化发挥相当大的贡献，甚至有可能阻止战争的发生。”怀特说道。如果现在能够通过这些议案，美国将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不是因为它需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资金援助，而是因为它将“确保其他国家有能力采取高水平的全球贸易所必不可少的货币信用以及贸易政策”。

怀特在财政部工作的那个年代，包括美国大出口商和国内生产商在内的势力强大的商业力量对汇率浮动恨之入骨，原因就是美元面临升值的压力。外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将导致美国出口受到压抑，并加剧美国产品面临的进口竞争。但是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债务国，它对于迫于美国压力而使英镑汇率稳定在一个价值可能被高估的水平上感到非常担忧。英国人“认为‘稳定’这个词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僵化的感觉”，怀特在作证时评论道，“他们听到‘稳定’这个词就不寒而栗”。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同意在给基金组织命名及描述其功能时，用‘货币’一词替换‘稳定’一词”，他解释道。

而后，怀特对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功能和组织结构做了一番长篇的、深入浅出的讲解，在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至今仍然称得上是对美国最初计划最为清晰的概括。怀特在发言中还对罗伯特·布斯比的观点做了细致周密的反驳。英国保守党议员布斯比在致《纽约时报》的信中对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模糊之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听证会上朗读了这封信的片段。

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怀特迟疑了，这也正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掌管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时犯错的地方。该体系究竟是以冰冷、坚硬、稀有的黄金为基础，还是以美国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印制的美元为基础？怀特坚持认为两者都是该体系的基础，但是他常常需要费尽力气去解释如何会是这样。

“难道该计划不要求回归金本位么？”布斯比问道。“这要视情况而定，”怀特回答道，“完全要视‘金本位’的含义而定。”如果它的含义是各国必须使其汇率稳定在平价上下各1%的范围内，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它的含义是假设黄金储备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各国发行更多货币的能力将受到限制，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怀特认为这种自由度是一大优点。

委员会成员要求知道基金组织协定第4条第1款的含义，该条款称各成员国的货币应以黄金作价，“或者按照1944年7月1日有效含金量的美元作价”。怀特坚持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对于我们，以及对于全世界，”他解释道，“美元与黄金是同义词。……这仅仅是出于使表达更加方便的原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仅仅是为了强调美元实际上与黄金是同义词的事实。”

但是其他货币呢？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弗雷德里克·史密斯问道，难道基金组织不能采用“班科”或者“尤尼塔斯”来取代黄金和美元么？

“什么是‘班科’或‘尤尼塔斯’？”怀特故作天真地回答道，“这样的货币并不存在。”

“怎么，你应该知道的，”史密斯回击道，“它存在于你的……”

“我曾经提出，可以用类似的某种东西作为国际记账单位，”怀特打断了他，“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前，这个想法就被放弃了……”

“你一定给那个记账单位起过一个名字，难道不是么？”史密斯又把问题抛还给他。

“正是因为我们必须起一个名字，所以我们使用了‘美元’这个备选方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名字，”怀特冒着一定的风险说道，“我们很高兴其他国家接受了这个词组，‘黄金或者美元’。”

当然，这是极度地夸大了事实。怀特是背着其他参会代表用美元替代了“黄金可兑换货币”。他这么做正是因为他知道许多代表会反对这一点，就像凯恩斯在会议召开前很多年一直表示反对那样。

史密斯紧追不舍：“美元将等同于黄金？”

“无论什么时候，”怀特坚称，“如果美国要以一个固定的价格自由地购买或出售黄金，都绝不会遇到困难。”

到了一定的时候，怀特的观点将被证明是错误的。在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以及伟大社会计划期间，美国不顾其黄金储备急速下降的状况仍然继续印刷钞票，引发美国的黄金遭到挤兑，美元汇率下跌，并导致了固定汇率制度的终结。美元并不像怀特所说的那样与黄金是同义词，只有黄金才是黄金。但是，美元等同于黄金这个说法是一个关键要素，既是怀特说服国会相信美国完全拥有行动自由的关键，同时也是他说服全世界相信美国无权自由行事的关键，即如果美国释放的美元超过了全世界希望持有的数量，她将被迫吐出黄金。

6月14日至28日，怀特数次出席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作证。他遇到了一个与史密斯完全不同的对手。在辩论中，身为医生的史密斯注重细节且目标明确。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亥俄州的罗伯特·塔夫特参议员是一个讲原则而不讲细节的人，他习惯于夸夸其谈以及总体的评判。对于塔夫特而言，问题相当简单。基金组织是一个来自异域的古怪计划，目的是将美国的黄金输送给外国债务人。史密斯使怀特在发言辩护过程中暴露出他性格暴躁、言语刻薄的一面；而塔夫特实际上让怀特变得安静，对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背后的具体细节以及经济逻辑更加透彻的了解显然使怀特自信心大涨。

然而，史密斯和塔夫特都认识到，如果要在政治上推翻怀特作出的保证，没有什么方法比援引他那令人生畏的英国对手凯恩斯勋爵的话更加有效了，特别是凯恩斯关于所谓的稀缺货币条款的评论。凯恩斯称这些条款可能可以被基金组织的成员用来限制来自债权过高的国家的进口，也就是美国。兰多夫·博格斯对参议院表示，这些条款是“邪恶的、令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在对凯恩斯的“品格、能力以及对该问题的理解”致以应有的敬意后，怀特把凯恩斯的解释贬得一无是处，坚称协定仅仅规定基金组织可以对美国代表“发布一份报告”。而一旦这份报告送到了参议员塔夫特的委员会之后，他可以“在对其进行适当讨论之后……将它扔进垃圾篓”。

最终，尽管有分量很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相当多的批评意见的证词，布雷顿森林协定法案仍然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这两个委员会。技术性的辩论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主要还是因为罗斯福与杜鲁门当局成功设计了一个辩论的框架。布雷顿森林协定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认为历史回过头来，”怀特一度夸张地对史密斯说道，“将会控诉那些没有对布雷顿森林计划投赞成票的人，就像现在我们回顾历史，并指责某些团体在1921年阻止我们加入旨在防止战争的国际组织那样。”这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时代。美国人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获得了胜利。由于担心被贴上孤立主义者的标签，共和党内部出现了分裂。最终，6月7日，众议院以345票赞成对18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法案。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怀特作为技术顾问参加了此次会议。7月19日，参议院以61票赞成对16票反对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法案。罗斯福将货币会议安排在布雷顿森林召开是为了至少争取到一个有可能投反对票的人。他的盘算被证明是正确的。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托贝在国会的圆形议事厅对他的议员同事们说道：“如果我们允许经济战争吞没全世界，或者我们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之中，这是不可想象的。”他投了赞成票。7月31日，杜鲁门总统签署法案，布雷顿森林协定成为了美国的法律。

英国的辩论大体上是美国辩论的一个翻版。英国产业联盟以及伦敦商会反对该协定，伦敦商会提出该体系更有利于债权国，因此将制造摩擦而非促进稳定。“允许盈余国从其不愿增加进口的做法中获利，并且使用其销售所得来压抑汇率并威胁其出口对象国的内部稳定，或者用销售所得对这个国家进行投资，并因此逐渐获得对其固定资产的控制权，任何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在长期必将导致混乱而非合作。”¹⁴这些都是债务国永不过时的理由。

在美国，国会中带头抨击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人被定性为“孤立主义者”；而在英国，议会中带头抨击协定的人则被定性为“帝国主义者”。凯恩斯和财政大臣担心威斯敏斯特宫激烈的政治争论将威胁到华盛顿对协定的批准，因此他们尽一切努力拖延议会辩论的进程，直到美国人通过立法。《经济学人》的文章反映出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英国民意的核心观点，即协定对经济的影响很糟糕，但是后果同样糟糕的是触怒英国人的银行家，即美国。“为了继续获得美国人的慷慨和友谊，或者说至少避免令美国人感到失望和不满，应当承受多大的经济风险才是一个合理的代价？”¹⁵《经济学人》一反常态地没有给出答案。

有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地方，租借问题就不会离得太远。1944年9月，与怀特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一个月之前，凯恩斯乘坐法兰西岛号远洋邮轮抵达加拿大新斯科舍省首府哈利法克斯，参加所谓的第二阶段租借谈判，第二阶段涵盖了从欧洲战场胜利到太平洋战场胜利之间的阶段。盟军现在预计最早能够于12月击败德国，因此使得上述谈判带有了些许紧迫性。此时，英国已经陷入极度贫困，以至于其抗击日本的承诺带有一丝雇佣军的味道。租借援助将在英国停止战争后终止，而英国财政部则将参加太平洋战区的战争视作一个机会，来减少战争物资的生产，同时利用多余的租借物资提高出口和储备水平。¹⁶摩根索猜到了这一动机，并称他将“把英国人放到证人席上解释他们准备对太平洋战区作出什么贡献”。¹⁷

虽然摩根索是内阁中最近似于英国代言人的人，但是他仍然需要继续扮演华盛顿要求他扮演的吝啬鬼的角色。9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魁北克召开代号“八角形”的军事会议。在会议的外围，摩根索和英国首相的顾问彻维尔勋爵经过反复讨论商定了第二阶段援助的范围。彻维尔提出大英帝国需要约20亿～30亿美元的非军事援助，而财政部长尖锐地指出，英国仅仅是急于重建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他要求获得可靠的数据来支持彻维尔的主张。“我需要所有的数据，”他说道，“不仅仅是关于食品和弹药的信息，还包括英国完整的经济计划。”¹⁸

虽然摩根索决心确保英国获得足够的资源，以使其在继续开展战争的同时不至于国内陷入赤贫的境地，但是他并不反对利用租借安排来按照美国人的设想重塑战后世界。尤其是，他利用了美国的金融手段来支持去殖民化的进程。在10月与凯恩斯会谈时，他建议削减英美在印度及其他英国殖民地的驻军数量，以此推进这一进程。凯恩斯十分恼火，坚称大英帝国部队的海外开支问题完全是英国自己的问题。摩根索让步了，但无论如何，缺少资金将导致帝国的太阳迅速落山。

在租借问题上，摩根索的副手比他本人更难对付。财长坚持认为应当把英国当做一个“破产了的朋友”加以对待，而且美国应当“帮助她东山再起并逐步偿还债务”。而怀特则主张美国当局不应承担帮助英国重整旗鼓的责任。对恢复英国的繁荣所作的任何承诺都将威胁到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金融及政治地位。¹⁹他不怀好意地建议凯恩斯，“作为一个完全私下的建议”，称英国应当考虑在第二阶段将其黄金和美元储备消耗至必须维持的最低水平，以此确保在第三阶段，即太平洋战争获胜后，从美国那里获得更加慷慨的援助。²⁰凯恩斯还不至于愚蠢到把这个建议当真。

对罗斯福来说，他对宏观经济只有一点点模糊不清的概念，而且与怀特不同，他显然从未将它视作一件地缘政治的武器。在11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关于“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第二阶段”的说法令凯恩斯大吃一惊。²¹总统的高级顾问们对他在魁北克会议上的表现感到担忧。摩根索告诉赫尔和史汀生，总统“对租借表现得很随意”。由于健康状况欠佳未能出席魁北克会议的赫尔严厉地批评总统“白白丢掉了诱饵”，因为他未能使英国在贸易领域作出让步，并淡化了关于英国不得出口任何在租借协定项下获得的，甚至是与之相似的货物的要求。²²两周后，赫尔将其辞职的打算通知了总统。12月1日，副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接替了他的职务。

然而，罗斯福却完全接受了借英国极度贫困之机扩大美国利益的想法。“我完全不知道英国已经破产了，”他在8月听取了关于英国金融状况的简报后对摩根索说道，“我将去那里，发表几场讲话，然后接管大英帝国。”这句俏皮话反映出他对英国留恋过去那种名誉扫地的海外经商方法由衷地感到厌恶。丘吉尔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南欧腐朽的家族统治，进而自行其是地于10月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讨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这些做法最终激怒了罗斯福。首相还动用英国军队支持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希腊王室，这一笨拙的举动甚至遭到了其本国重臣的反对，进而在美国激起了一阵强烈的抗议，美国人普遍认为英国是在冷酷无情地维护帝国的私利。总统不满地表示，英国首相变得越来越像“中年的维多利亚女皇”并受到“帝国主义情结”的困扰。²³

在大选选战正酣之际，罗斯福却不得不承受丘吉尔的挑衅行为造成的打击。因此到了11月，根据摩根索的记述，总统开始表现出“似乎从未听说过魁北克协议”。²⁴总统知道进一步向英国提供援助将会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不愿再以一种慷慨的姿态对待英国的租借债务问题。这将只会使他遭到谴责，称他以美国公司的利益为代价为英国的出口提供援助。甚至就连英国首相那些地位卓著的美国友人们（例如伯纳德·巴鲁克）也将美国当局描述成一个疯狂的富婆。“温斯顿·丘吉尔说他接受首相的职务不是为了要变卖和清算大英帝国，”巴鲁克在一封致摩根索的信中评论道，“但是像我一样的普通美国人会想，像这种性质的行动是不是会牺牲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英国人，他说道，“已经哭穷”哭了太久了。²⁵

总统恢复了对复出口的限制并从他对丘吉尔承诺的第二阶段租借援助总金额中砍掉了6亿美元，即10%。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使之成为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承诺。当摩根索提出这有违“魁北克精神”时，总统丝毫不予理会。不会再有任何承诺了。从此英国人将不得不依赖“美国人的善意”。

当英国人收到了美国提出的条款后，凯恩斯提出，没有正式承诺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国政府所说过的话，“信誉即使不高于他们的债券，至少也和他们的债券一样”。当然，此时如果不这么说，无异于承认他自己的谈判失败了。对于丘吉尔来说，他非常确信，如果一段时间后租借援助被证明不够用，那么罗斯福会产生另一个“灵感”来拯救英国。²⁶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长期患病的罗斯福突发脑溢血，他再也不能会产生灵感了。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就在国会对租借法案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条件几周之后。现在，丘吉尔不得不和一个基本很陌生的白宫之主打交道了，他就是哈里S.杜鲁门。

5月2日，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接受了柏林的投降。5月3日，美军接受了奥地利城市因斯布鲁克和萨尔茨堡的投降，美军还在曾作为希特勒休养胜地的山城贝希特斯加登俘虏了2000名德国人。第二天，美国军队占领了弗洛森堡集中营；获救的人中包括了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²⁷德军的抵抗节节败退，5月8日，苏联军队夺取了布拉格，同盟国接受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尽管零星的战争仍然继续，欧洲的战争已经正式结束了。

此时，美国只输送了1945年计划输送的约六分之一的军事物资。于是她重新收回了大多数计划供英国在欧洲使用的装备。租借援助第二阶段正式开始了，但是强烈反对向英国提供援助的情绪已经开始蔓延，以至于被丘吉尔寄予厚望的魁北克框架实际上已经死亡了。“从事实层面和法律层面，”一位英国官员从华盛顿发回报告称，“我们又退回到了凯恩斯谈判之前的状况。”²⁸

丘吉尔恳求杜鲁门，“当我与罗斯福总统在魁北克会晤时……我们都草签了一份关于德国战败后租借安排的协议。……我希望你能够告诉你的人民，由你的前任与我在魁北克达成的原则共识仍然有效。”对于杜鲁门而言，他受到了来自国会和军队高层的强大压力，他们都坚定地反对在他们看来英国人毫无道理的要求。因此在魁北克问题上，杜鲁门的观点与丘吉尔和摩根索产生了分歧。“我不想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杜鲁门5月23日对财长训斥道。“我从没这么想过，”摩根索坚定地答复道，“事实上，他们一直在抱怨这一点。”

在过去的12年中，摩根索依靠他与罗斯福的长期友谊，夺取了长久以来属于国务院的权力，并使自己对全美国和全世界的影响力逐渐达到顶峰。而多年来在财政部充当像散工一样的技术官僚的怀特，也转而使自己成为对财长不可或缺之人，为后者提供必需的思想弹药来支持和扩张这些权力。但是随着罗斯福的故去，两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政治汪洋大海中的浮萍。“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财长愤怒地模仿华盛顿和伦敦那些人的口气，他们将英美军事同盟中出现的所有不正常的问题都归咎于他。“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全体会议上感谢凯恩斯完成的出色工作，而对我一句都不提。我受够了。如果是罗斯福我愿意忍，因为我是他的朋友，但是现在我需要稍微多得到一些。”²⁹

他无法得偿所愿。杜鲁门的白宫不再与罗斯福的财政部保持紧密联系，国务院和战争部迅速填补进来，试图改变新任总统的政策路线。与他的前任一样，杜鲁门也选择依靠一位密友和知己来管理国际金融问题，即大法官弗雷德·文森，他现在是战争动员与复原办公室的负责人。关于租借的问题，文森的助手为杜鲁门起草了一封措词强硬的致丘吉尔的信件，称自魁北克会议以来新的战略考虑以及供应形势要求重新审视美国对英国的租借援助。信件还进一步指出“英国现在的黄金及外汇储备比此前预测的要高出许多”，这显示出英国政府应当“放松限制，允许使用美元为某些物项进行支付”。

怀特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对英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他主张摩根索草签这封信，这也导致二人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摩根索转而命令继怀特之后接任财政部货币研究局局长的弗兰克·柯伊起草另一版本的信件，宣誓忠于魁北克协议。文森在两个版本之间犹豫不决，但最终选择将立场强硬的信件提交总统。与此同时，国务院提议，向英国提供第三阶段金融援助采取贷款而非拨款的形式，贷款期限30年、年利率2.5%，并进一步提出贷款前提条件是英国废除帝国特惠制度，使英镑可以自由兑换，并且与美国合作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现在美国与英国的分歧比战争开始时还要大，而摩根索则无助地漂浮在英美之间的政治鸿沟之中。

1945年6月，摩根索“受够了”在英国问题上不断地遭遇挫折和浪费时间，于是将他的注意力转向德国，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仍然有一些影响力。但是总统和总统身边的关键人物都不赞同摩根索的观点。摩根索自己认为“总统与我在德国问题上看法相当一致”，但事实截然相反。摩根索“总是要干涉”德国的问题，杜鲁门对史汀生抱怨道。³⁰他的这种干涉也将成为其财政部长任上留下的遗产中最不光彩的一部分。

摩根索于1944年夏天开始介入德国战后规划事务。他的传记作者约翰·莫顿·布鲁姆在谈及此事时，轻描淡写地将它称为财长职业生涯中“最富争议、最痛苦的一段插曲”。而在这段插曲中，怀特所发挥的作用至少也是同样得富有争议。布鲁姆指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前，摩根索“对德国的问题思考甚少。但是，从一战时起，他就对德国人心怀戒备，认为是德国人的侵略引发了一战；而且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亲眼在土耳其前线目睹的残忍景象。……德国人，摩根索相信，即使战败了也仍然会滋生统治世界的梦想”。³¹

1944年8月6日，摩根索飞赴伦敦审查租借援助以及英国的美元储备情况。在此期间，怀特向财长提交了一份国务院关于战后对德政策的备忘录，主要执笔人是帕斯沃尔斯基和艾奇逊。备忘录提出，在短期内德国应以实物进行战争赔偿，并消除德国对欧洲经济的控制，但是对于长期，备忘录设想让一个繁荣、工业化的德国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设想要“坚定地推进和平与和解”。

摩根索对此非常抵触。他认为这个方案软弱无力、不顾后果而且天真无知。摩根索认为，这样的政策将使德国有能力再度实施灾难性的武装侵略行动，因为对于一个崇尚暴力、不断制造麻烦的国家而言，这是一种无法抵抗的诱惑。怀特赞成这一观点。在伦敦的一次广播访谈中，财长对英国听众说道：“仅仅说‘我们将解除德国和日本的武装并希望他们学会像正直的人民一样管好自己’，这样是不够的。”他主张德国需要被分割为两个独立的、去工业化的国家。德国经济的重建应当围绕极小的农业州进行。而且，萨尔、鲁尔以及上西里西亚地区应当被国际托管，其他地区则被分给邻国。他激进的观点导致他与来自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对话者产生了分歧。

摩根索对国务院感到相当恼火，认为它执行的政策违反了摩根索认为罗斯福、丘吉尔以及斯大林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会议上达成的分割德国的共识。于是他在从欧洲返回后，立即请求总统介入。罗斯福也认为国务院没有按照计划行事。“我们或者不得不阉割了德国人，”根据摩根索的记录，总统说道，“或者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他们，使他们无法继续繁殖那些希望重复其过去做法的人。”³²财长认为这句话是暗示他启动财政部自己的分析，这个分析的框架将由他来设定，而和以往一样，怀特将提供大部分的实质内容。

怀特声称，在分割德国的问题上“凯恩斯似乎完全站在我们这边”。³³这显示出他渴望获得凯恩斯的认可和支持。但这充其量是在夸大其词，因为凯恩斯仅仅同意临时分割德国，并完全反对使德国去工业化的想法。³⁴对于摩根索而言，他并不在乎凯恩斯的想法，而是集中精力去争取史汀生、赫尔以及美国当局其他重要人物的支持。

在这件事进行过程中，摩根索的所作所为像极了凯恩斯，依靠粗糙的直觉和情绪而非事实与推理，有时甚至陷入荒唐的境地。“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应当效仿希特勒的做法，”他对史汀生问道，“彻底将德国人的孩子与他们的父母分开，使这些孩子由国家监护，让前美国军官、英国军官以及苏联军官来掌管这些学校，让这些孩子学些真正的民主精神？……我还对史汀生讲述了关于铲除德国的全部工业，使德国人沦为由小地主组成的农业人口的想法。”史汀生表示反对，称这将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离开这个国家。“可是，与将他们送进毒气室相比，这个结果不算差了。”财长指出。史汀生称摩根索主张“我们以愚蠢的经济举措……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其结果是“将在德国引发非常危险的反应，并很可能引起一场新的战争”。³⁵但是摩根索的意见非常坚定，并相信他获得了总统的支持。

财政部的报告于1944年9月4日完成，题为《预防德国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计划》，很快它就被称为摩根索计划。怀南特大使的经济顾问E.F.彭罗斯挖苦地恭维怀特，称他“几乎就给摩根索糟糕的命题披上了一件思想上可圈可点的外衣”。³⁶后来偶尔也有评论家提出，摩根索计划实际上是“怀特的计划”。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说法是准确的，确实是怀特执笔起草了该计划，并且他也相信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例如他提出和平要求将德国降格为“第五等国家”。³⁷但是这种说法也带有误导性，因为是摩根索发起了这项工作，也是他迫使怀特将这个计划写得更加极端，超出了怀特自己希望的范畴。美国前国防情报机构官员约翰迪特里奇援引摩根索之子的话，大意是“所谓的摩根索计划，似乎是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脑海里诞生的”。³⁸但是其子继续说道：“摩根索的反馈大大超出了怀特本人的预期。很快摩根索就如同疯狂驾驶一样继续前进，甚至令他最为热情和忠实的支持者都困惑不已。”³⁹

怀南特的政治顾问菲利普莫斯利指出，该计划将使德国对欧洲大陆的霸权被苏联的霸权所取代。毫无疑问，怀特也意识到了这种转变并予以支持。⁴⁰但是怀特仍然反对摩根索关于莱茵河流域去工业化的想法，认为这将使1500万人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我不打算让步，”摩根索仍然坚持道，“总统可以推翻我的想法，但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行。”⁴¹怀特顺从了。

9月12日，摩根索被罗斯福紧急召往魁北克参加与英国人举行的八角形会议，这也是财长第一次受邀参加英美领导人会议。虽然罗斯福并没有说明召唤他的目的，但是摩根索猜测是因为“罗斯福试着将我的对德计划告诉了丘吉尔但是并未成功”。这基本上是对的，虽然丘吉尔还请求罗斯福召摩根索前来讨论第二阶段租借的问题。现在这两个问题危险地纠缠在了一起。

在9月13日晚的国宴上，总统要求摩根索向首相简要介绍他的对德计划。当财长说完了之后，丘吉尔“冲我激烈地发泄了他满腔的抗议、讽刺和愤怒”，摩根索记录道：“他看着财政部的计划，说道，他将把自己和一具德国死尸绑在一起。”这些想法肯定“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丘吉尔坚持认为。总统一言不发，而是“让首相猛烈地抨击我直到他精疲力尽”。⁴²

摩根索一夜未眠，但是第二天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突然转了一个大弯。丘吉尔的立场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他解释道：“起初我激烈地反对摩根索的想法。但是总统和摩根索先生态度极为坚持，而我们对他们又多有所求，所以最终我们同意考虑这个想法。”⁴³但是他所谓的“多有所求”又是什么意思呢？

9月14日中午，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会谈，摩根索、彻维尔、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以及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参加了会谈。第一个议题是第二阶段对英国的租借援助。65亿美元利益攸关。总统对待首相显得很漫不经心，打着岔不愿草签备忘录。“你想让我做什么，”丘吉尔一度大声嚷道，“像法拉一样站起来乞求？”（法拉是罗斯福爱犬的名字）根据怀特所述，罗斯福于是要求首相口头同意摩根索计划。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交换条件。

9月14日，丘吉尔要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乞求，获得第二阶段租借援助。罗斯福故意拖延，目的是先从丘吉尔那里得到关于德国问题的承诺。丘吉尔显然作出了承诺，但是当时并未留下任何记录。于是在9月15日与罗斯福、摩根索、艾登和彻维尔的午间会议上，丘吉尔以在德国问题上没有留下正式的书面谅解为由，口授了一段他自己起草的谅解案文。此前彻维尔已经说服丘吉尔相信摩根索计划中蕴含了对英国非常宝贵的出口机会，因此丘吉尔将计划内容缩短为6句话，重点是必须关闭鲁尔与萨尔地区的“冶炼、化学以及电力工业”，并允许“受损害的国家……搬走其需要的机械，作为对其遭受的损失的赔偿”。德国将变成“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

艾登大发雷霆，并于会后与丘吉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果德国没有了制造业，艾登坚持道，她将如何支付进口产品？丘吉尔警告艾登在战时内阁面前不要反对该计划。“利益攸关我的人民的未来，”他缓慢严肃地说道，“如果要我在我的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作出选择，我将会选择我的人民。”⁴⁴

当首相提及“利益攸关”他的人民的未来时，他脑海里想的主要是租借援助，而非将德国农牧化。彻维尔本人也对英国财政部驻华盛顿代表罗伯特·布兰德说道：“如果他说服温斯顿签署了这份文件，英国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会大很多。”⁴⁵实际上，彻维尔和丘吉尔是在利用一份糟糕的对德计划来谋求英国的最大利益。罗斯福草签了丘吉尔口授的文字，随后又草签了美国对第二阶段租借的承诺。和在布雷顿森林一样，英国人为了换取亟需的美元，再次加入了一个略微缩水后的美国人的地缘政治计划。

摩根索想让全世界相信，丘吉尔最终支持他的对德计划完全是因为计划自身的价值。他称怀特的记忆有误，没有什么交换条件。9月20日，德国问题内阁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史汀生追问摩根索对德协议和租借援助协议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摩根索指向怀特所作的魁北克会议记录，记录支持了财长不甚坦诚的说法，即“在最终起草”租借援助备忘录之前，丘吉尔“已经同意了对德的政策”。⁴⁶赫尔连一个字也不相信。甚至连财长忠诚的副手怀特实际上也将他称作是个骗子。“你特别强调他们于何时签署了这份文件，”怀特说道，“但是如果允许我提醒你，丘吉尔在试图使总统同意租借文件时说过……‘你想让我做什么，像法拉一样站起来乞求？’关于租借的文件确实是在之后签署的，但是实际上之前有一个口头承诺。……但是，无论如何，在我脑海中更重要的一点是你曾经将两个问题绑在一起。”⁴⁷

内阁内部的分歧现在已经不可弥合了。摩根索称：“在魁北克议定的事项……是我整个政府职业生涯的顶点。我从这四十八个小时中获得的个人满足超过了此前任何与我有关的事情。”⁴⁸另一方面，赫尔认为该计划是一场“盲目的复仇”，可能会消灭德国40%的人口，他写道“魁北克的整个事件经过……是我担任国务卿一职期间感到最愤怒的事件之一。如果摩根索计划泄露出去，它一定会泄露出去（并且就将在不久之后），它很可能意味着德国会战斗到底、殊死抵抗，这将导致数千名美国人失去生命。”⁴⁹

尽管内阁存在分歧，但是摩根索的处理方法得到了总统的支持，并得以最终胜出。9月22日，尽管其成员感到强烈不满，德国问题内阁委员会还是批准了后来臭名昭著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战后占领德国的第1067号指令的第一稿草案。在这份秘密文件的各项严厉的条款中，有一条指示盟军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不要采取任何旨在恢复或加强德国经济的措施”。他只需要寻求获得外部物资来满足德国人口“必不可少的需要，以防止出现饥荒、疾病蔓延或者可能危及占领部队的民众动乱”。

正如赫尔所预料的，摩根索计划的细节以及由此导致内阁激烈争吵的情况开始被《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全球多家媒体曝光。在德国，纳粹政权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来加强德军的抵抗。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公开宣称它证明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决心要“消灭3000万～4000万德国人。”装备和战争生产部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后来回忆道：“摩根索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希特勒及其政党量身定做的，因为他们可以以此为证，称战败将使所有德国人在劫难逃。”⁵⁰希特勒本人声称该计划将导致“1500万～2000万德国人流离失所，使我们剩下的人民被运到海外、遭受奴役，毁掉德国的青年一代，并且最关键的是，令我们的广大民众挨饿致死”。⁵¹

计划的披露自然而言地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德维称有关该计划的消息“相当于10个师的德国生力军”。罗斯福的女婿、约翰·伯蒂格中校估计它“顶的上30个师的德国部队”。马歇尔·纳潘中校在战后写道：“从战场回来的筋疲力尽的人报告说，在摩根索政策宣布后，德国人在战斗中的斗志是之前的两倍。”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回忆道：“在9月初，大多数盟军高级指挥官都认为德军战败在即。然而10月德军奇迹般地重整旗鼓，令人感到震惊，并驱散了一些乐观的情绪。”艾森豪威尔自己报告称，德军士兵中有一种“明显的疯狂之情”。“德国人坚信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⁵²摩根索计划显然加强了纳粹战争宣传的效力，并很可能导致了战争的延长以及盟军伤亡的增加。

赫尔此前曾经警告罗斯福，他与该计划之间的联系将对他造成政治上的损害。现在总统开始寻找庇护。9月26日，他解散了德国问题内阁委员会。10月3日，他不可思议地对史汀生说道，“他不知道他怎么会草签”由丘吉尔口授的魁北克备忘录。“坦白地说”，备忘录的内容让他感到“大吃一惊”。他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道：“所有关于内阁分歧的故事在基本事实上根本都是错误的。”在伦敦，丘吉尔也是掉头就跑，他提出的六句话版本的摩根索计划甚至还没有正式提交内阁就已经胎死腹中。战争结束后过了很久，在1949年7月，这位前首相甚至还对备忘录作出了道歉：“毫无疑问它提出的德国处理方案是一个非常苟刻的方案。……我很抱歉我草签了它。”⁵³

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指令最终将被更加开明、惩罚色彩淡化许多的第1779号指令取代。但是这要一直等到1947年7月，也就是欧洲的战争结束两年以后。在此期间，其思想的先驱摩根索计划，不仅仅成为了纳粹战时宣传的宝贵工具，而且也成了苏联政权战后宣传的工具。1946年7月，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巴黎举行的外交部长理事会讲话时攻击这一计划，称：“消灭德国这个国家或使其农业化，包括消灭其主要工业中心，采取这样的政策路线是错误的。”无论苏联对德国人民表现出的关心有多么虚伪，基本没有疑问的是摩根索瓦解德国工业的政策不仅使德国战后经济急速下滑，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复苏，大大提高了美国后续重建行动的代价。

摩根索计划使美国和西欧付出了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代价，尽管如此，几乎很难从中找到任何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内容。除非人们相信，就像摩根索和怀特所相信的那样，如果不执行一个激进的去工业化的计划，德国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动另一场战争。否则，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该计划完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场灾难。对于英国而言，这个计划是与意志坚定但时而随意任性的垄断债权人做生意所付出的额外代价。对于世界而言，它是美元外交极端恶劣影响的一个示例。

摩根索与怀特，尤其是怀特，在战后德国占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将再一次被事实证明他们执行了错误的、代价不菲的政策，且仅仅对苏联人有利。在1944年初，制造德国占领货币的计划正式开始执行，并由怀特负责。一年之前，财长摩根索以书面形式通知怀特，他“将监督财政部参与……与陆军、海军行动有关、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开展军事行动所在的外国地区的平民事务有关的……所有经济与金融事务的情况并为之承担全部责任”。⁵⁴英国人同意货币应在美国印制，但是苏联人要求使用美国印刷模版的副本印制自己的钞票。这显然将使其可以随心所欲地印刷德国货币。摩根索对这一要求有些抗拒，但是并不坚定。而怀特则是完全支持，而且非常坚定。“美国一直以来为苏联做得都不够多，”怀特坚称，“如果苏联人从这项交易中获益，我们应当很高兴地将这个象征着我们赞赏其努力的标志交给他们。”⁵⁵

美国铸印局局长艾尔文·霍尔坚决反对将印刷模版交给苏联人，这引发了怀特的激烈反应。苏联人，他坚持认为：“必须在与其他盟国相同的程度上和相同的范围内得到信任。”⁵⁶这种观点往好了说是过于天真了。根据身份于1948年公开的间谍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说法，这有可能是一种犯罪行为。她声称，怀特是按照内森·格里高利·西尔弗玛斯特地下组织的要求为苏联获取印制图版的副本。这些说法没有证据支持，但是从怀特的话以及他的后续行动来看，毫无疑问他将自己的权限用到了极致，甚至是越权来满足苏联的利益。⁵⁷

4月14日，怀特收到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如果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与英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商定，同意将印制图版的副本交给苏联政府，似乎此项行动可以在1944年5月1日之后的任何时间完成，而不会影响艾森豪威尔将军对盟军军用马克的货币需求。”怀特利用了在此问题上的权力真空并立即告诉霍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经指示将盟军马克印制图版的玻璃正片移交给苏联政府。”这是公然曲解马歇尔信件的含义，而且怀特从未将这封信给霍尔看过。霍尔随后向摩根索要求授权，摩根索承认他对此事并不充分知情，但还是予以了批准。⁵⁸

怀特将货币印制图版交给苏联人的决定可以预料到的结果就是，后者印刷了大量钞票。西方盟军一共发行流通了105亿盟军马克，几乎与怀特让苏联人印刷的钞票数量完全一样。苏联人从1944年9月起开始印制钞票，也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军队第一次跨过德国边界进入埃菲尔地区之后，一共可能发行了超过780亿马克。⁵⁹其中很大一部分最终是由美国政府按照固定汇率予以赎回，这也是怀特的建议，导致苏联人实际上从美国财政部抢劫了3亿至5亿美元，折合成今天的美元大约要翻12倍（英国财政部也被洗劫了约3亿美元）。⁶⁰怀特想要给苏联人一个“象征着我们赞赏其努力的标志”，而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慷慨的标志。1945年7月，这种慷慨的做法终止了，美国人宣布苏联印刷的马克在西德无效，幸运的是可以通过序列号前的一道横杠将两种货币区分开来。

1945年7月5日，伤痕累累、不知悔改、政治上被孤立的亨利·摩根索当面质问杜鲁门总统：“到处都是这样的传言……关于我已经完蛋了。……总统先生，如果你心中还有任何疑虑，那么在我12年的财政部工作经历面前，在我与你共事数月、给予你我忠诚的支持之后，你现在肯定应该知道你的想法了，而如果你还不知道，我现在就想退出了。”杜鲁门不置可否。摩根索说他将递交辞呈，并提出在总统赴波茨坦参加领导人会议期间他可以“帮助我的继任者文森逐渐适应角色”。杜鲁门的回应像是往摩根索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哦，文森将与我同去，因为要处理租借的问题。”当天晚些时候，摩根索递交了辞呈并收到了总统签署的回信接受他的辞职（回信也是由摩根索起草的）。第二天，杜鲁门宣布有意任命文森接任。财长与文森通话向他表示祝贺，并得知文森将会留在华盛顿，这与杜鲁门的说法恰恰相反。

摩根索不愿在文森的阴影下继续做下去，现在他下定决心立刻离开华盛顿。同一天，大法官萨穆埃尔·罗森曼作为总统的中间人拜访了摩根索，暗示杜鲁门会支持他的决定。罗森曼建议进行某种交易：“你想继续担任公职么？因为如果你有这种想法而你又提出了辞职，我想这一定会令杜鲁门感到有义务为你做些什么。……如果接下来你想做一些与布雷顿森林有关的事，他有义务帮助你。”

“其实，我没有这种想法，”摩根索回应道，“但是我周围的人都在说我可以担任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的理事，或者世界银行的行长。……但是我还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

“嗯，我不可能承诺你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你辞职了，他将有义务为你做些什么。”

摩根索起草了一封新的辞呈。鉴于他的继任者已经选定，摩根索在信中要求总统立即解除他的职务。7月13日，他将这封辞呈交给了罗森曼，同时还交给了他第二和第三封信，是摩根索起草的回信草稿，供总统选用。第三封信写道，总统要求摩根索接受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的职务。罗森曼将这些信件发给了杜鲁门。

“我收到了你发来的信件，”总统7月14日复电罗森曼时写道，“我仅仅同意交换前两封电报。……不要……泄露第三封电报。”这相当于是说他不愿任命摩根索担任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职务。

尽管摩根索声称他实际上并不希望在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任职，但是他对杜鲁门对他辞职一事的处理方式非常不满。⁶¹他的公共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然而，对于怀特来说，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有趣。

在罗斯福与丘吉尔领导下的英美同盟虽然有时风雨飘摇，但最终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但是，随着罗斯福于1945年4月逝世，同盟的一根核心支柱已经开始摇晃了，而到了7月，第二根支柱也承受了重重一击，丘吉尔的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失利，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夺取了执政权。工党获胜依靠的是它提出的加大国家干预、提高社会保护的经济计划。这与提倡汇率稳定、货币可兑换的布雷顿森林计划并不一致，因为后者要求在国内实施更加灵活而非更加僵硬的政策。

与此同时，新一届美国政府令业已破产的英国向布雷顿森林体系过渡的进程变得更加崎岖艰难。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掷了一枚原子弹，8月9日又向长崎投掷了第二枚原子弹。此后不到一周，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比英国人此前的预计早了约9个月。这意味着第二阶段租借突然终止，而英国人原本寄希望于依靠这些援助度过1946年的难关。3天后，也就是8月17日，杜鲁门总统就迅速地明确了第三阶段租借的范围，他下令立刻终止所有对英国的租借援助。这对于英国来说无异于沉重一击，后果严重。凯恩斯预计英国的国际收支赤字约为56亿美元，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融资。

1944年，凯恩斯为英国政府规划了三种政策选择来应对危机，他将这三种选择分别称为“经济紧缩”、“利益诱惑”和“公平正义”。关于“经济紧缩”，这个概念素来与凯恩斯主义毫无关系，凯恩斯对此断然拒绝，称它将招致“严重的政治及社会动荡”，并导致英国“暂时退出头等大国之列”。关于“利益诱惑”，他将其定义为屈服于一笔大额低息美国贷款的诱惑，付出的代价则是忍痛接受第七条关于可兑换货币及贸易多边主义的原则。同样也必须拒绝这种选择，因为它将导致债务的束缚并引起道德的义愤，因为英国在退出战争后将欠下超过200亿美元的英镑和美元债务，几乎与同盟国寻求从德国获得的战争赔偿一样多。“公平正义”，正如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一样，自然而然成了唯一可以接受的选择。它涉及美国为英国支付30亿～40亿美元的战争账单，大部分被定性为对英国在租借安排生效之前在美国开支的“退款”；还涉及对自治领的征税，具体形式包括债务免除以及战争成本追溯分摊。根据凯恩斯的说法，所有这些国家或对英国负有道义上的债务，或从战争中收获了“意外之财”，例如黄金矿藏丰富的南非。⁶²

这种说法当然会令白厅感到振奋人心、跃跃欲试。以至于当凯恩斯于1945年9月赴华盛顿，第二次执行拯救英国于金融灾难之际的任务时，他接到的命令是高举“公平正义”的大旗。对于他的本国人民来说，凯恩斯将国家利益与普世正义无可挑剔、轻而易举地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以至于使两者显得可以相互替代。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他们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第二次将欧洲从欧洲人自己的手中拯救出来并为此慷慨解囊、作出牺牲，所谓因为英国的战争行动导致他们对英国负有道义上的债务，这种说法是对美国人的一种侮辱。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告诫伦敦不要采取这种策略。布兰德在信中对凯恩斯写道：“我们没有办法让美国人民接受这种观点，即他们应当向我们提供无偿拨款，这是一种‘公平正义’的行为，因为他们理应在宣战之前就加入战争，并因此欠我们30亿美元我们在这里支出的钱。”⁶³当月盖洛普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60%的美国公众甚至反对向英国提供贷款；⁶⁴“退款”30亿美元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白厅对“公平正义”的方案极为着迷，以至于它散发了一份文件来比较英美的战争行动和努力，并称英国付出了更多。这份文件刊登于《纽约时报》后，引发了美国新闻媒体一片负面的回应。⁶⁵

谈判于9月13日开始。哈里·怀特在英国金融事务方面的主导地位被文森以及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所取代。曾经是得克萨斯州棉花商人的克莱顿身高约两米，仪表出众、口才过人。他紧紧追随赫尔和艾奇逊的脚步，主张全球自由贸易。在摩根索辞职后，怀特无所事事地漂泊在政治荒野之中，他无法再与凯恩斯同台竞技，只被安排去迎接他那受人尊敬的对手并劝告他“除非是在正确的时候，否则不要轻易发火”。⁶⁶此时，怀特正在期待在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但是他那段过去的人生正要重新登场并将给他带来挥之不去的困扰。

英国方面由凯恩斯和哈利法克斯主谈。凯恩斯已经62岁，满头白发，身体明显虚弱了很多。但是他口才仍然犀利雄辩，处于巅峰的状态。他演绎的大英帝国神圣乐章讲述了英国人用英勇的抗争和大量的牺牲换来了英美共同事业的胜利，并对他的听众产生了惯常的效果：令他的本国同胞赞叹不绝，却激怒了他本应感动的当地人。美国银行家罗素·莱芬威尔评论道：“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把凯恩斯勋爵派到这里更加让人感到不安的事了。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但是他过于聪明以至于无法令美国人信服……无论对错，有多少人会相信他呢？有多少人会接受他的推销之词呢？一个都没有。”⁶⁷

美国人立即开始戳穿凯恩斯云山雾绕的辞藻。克莱顿称，美国人民无法理解，为何英国一直从美国这里获得免费的战争物资，但在大英帝国内部获得同类物资的时候却形成了不断积累的债务。马瑞纳·伊寇斯将英国比作一个即将破产的公司，其债权人不得不在债务重组中接受一些损失以使其重返正轨。亨利·华莱士提出英国应当以承认印度独立来换取债务免除。在凯恩斯习惯性不怀好意地嘲讽了一番律师之后，文森勃然大怒地说道：“这就是那种你能说得出口的话。”

这样的外交进行了两周后，“公平正义”就死亡了。美国人活剥了它。对于克莱顿而言，现在是时候让英国人兑现他们在第七条中作出的承诺了，即终止贸易歧视，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的货币管控措施。这是他们在租借协定中签字承诺的东西。现在他们居然好像失去了记忆，手中拿着帽子回到华盛顿再次卑微地提出请求，领头的则是赤字支出政策巧舌如簧的代言人，这实在令人感到非常气愤。

9月27日，一只谈判增援团队到达华盛顿，这支队伍的到来令凯恩斯感到非常不快。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其中的一员，他沮丧地评论道，凯恩斯现在有责任“将伦敦从催眠的状态中唤醒。……他自己施法迷惑了国王陛下的司库们，让他们痴迷地幻想着理想化的‘公平正义’，现在应当由他来……将他们唤醒”。⁶⁸现在英国必须撤回到“利益诱惑”的方案，确保获得美国的商业性贷款，以避免凯恩斯最痛恨的第三种选择：“经济紧缩”。

凯恩斯要求伦敦批准他彻底改变此前他极力主张的谈判方针，转而开始寻求获得一笔美国的无息贷款。包括休·道尔顿（财政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和理查德·克里普斯（贸易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工党大臣团队对此表示完全不能相信。凯恩斯与美国人谈判多年，他怎么会严重地错判了美国人的意图并严重地误导了伦敦的政策？归根结底，是凯恩斯本人最为激烈地坚持主张英国拒不接受任何美国的贷款。

伦敦的立场开始变得强硬起来。这一次英国人比过去3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拒绝美国人提出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战后经济政策要求，并回绝亟需的金融援助。残酷的经济紧缩以及英美关系严重破裂开始成为一种可能，并且甚至有可能无法避免。尽管如此，道尔顿也开始慢慢地、痛苦地赋予凯恩斯一些灵活性空间。10月8日，在华盛顿谈判开始了近一个月之后，道尔顿告诉哈利法克斯，现在可能能够接受一笔50亿美元的50年期无息贷款，但是需要事先声明伦敦“无可争议地拥有限制英国进口总量的权利”。⁶⁹但是道尔顿仍然期待凯恩斯能够争取到20亿美元的退款，作为对租借安排生效前英国在美国的采购开支的偿还。

压力给凯恩斯的健康带来了不利影响，10月7日，他似乎爆发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⁷⁰10月9日的谈判会议上，克莱顿将底线划在一笔50亿美元的50年期贷款上，年息2%，并带有利息豁免条款供英国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援引使用。这是英国人可以拿到的最好的出价，但是凯恩斯没有抓住它。相反，他不幸地被来自幕后的蛊惑之音迷住了心窍，这声音来自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凯恩斯现在将他称为“在幕后赞成无息原则的我们最热情的支持者”。⁷¹

尽管此时怀特在美国当局内部已经被边缘化，但是他仍然成立了一个技术委员会就英国的财政状况问题为文森提供建议。怀特将伯恩斯坦和拉克斯福特排除在这个委员会之外，因为他们素来同情英国的状况。他设计了一套技术上很复杂、政治上不可行的方案，由美国按照一定的折扣价格购买英国对英镑区的很大一部分债务，从而将这些债务转为对美国的规模稍小的负债。由此产生的一个关键后果是，英国据称只需要美国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就可以满足它的经常账户需要，而非50亿美元。怀特显然意识到这种安排将对英镑区的存在产生威胁；凯恩斯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无论这令他感到多么尴尬。⁷²

对于英国而言，怀特的干预以及凯恩斯对此的纵容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后果。凯恩斯非但没有试图说服道尔顿接受文森的出价，反而试图进一步获得谈判授权来削弱道尔顿的豁免条件，并采纳怀特的方案将英国的英镑债务“汇聚”成单一的、规模更小的美元债务。道尔顿是经济学的博士，并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公共财政原则的专著，他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不仅是出于技术原因，而且还因为它缺少了“公平正义的甜蜜芳香”。⁷³将“公平正义”一词甩回到凯恩斯的面前，一定会对他造成极大的打击。雪上加霜的是，文森也以“过于花哨”为由拒绝了怀特的方案，他仅仅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英国一定夸大了她的需求，因此需要减少贷款的规模。怀特技术官僚式的方案笼罩着重重迷雾，使人无法得知他的准确意图，但确凿无疑的是，他的干预行动导致凯恩斯遭遇了最为惨痛的外交失败。

怀特提醒凯恩斯“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结果”即将出现，但是从未暗示说他本人，怀特，可能要为此负责。10月18日，这个意外降临了。文森告诉凯恩斯、哈利法克斯以及布兰德，现在他只能提供35亿美元的贷款，利息2%，分50年偿还；外加约5亿美元的贷款用来给租借计划“收尾”，利息2.375%，分30年偿还。这“引爆”了凯恩斯预料之中的怒火，并威胁要中止谈判。但是，凯恩斯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空手而归的极其糟糕的后果。它将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因为其缔约方有义务于年底之前批准有关协定。还将导致出现不可承受的后果，即英国政治至关重要的中间地带被社会主义国营贸易支持者以及反动的帝国主义者逐渐蚕食消灭。而且，用凯恩斯的说法，“饥饿之角”^[19]正在逼近英国。

所以凯恩斯在接下来的几周中仍然坚持不懈，费尽力气试图使贷款增加一些并改善豁免条款。但是克莱顿和文森并不接受英国人对战后国际收支失衡的悲观观点。克莱顿甚至提出，美国的“海外支出很快将超过她的出口”，而凯恩斯也无法确定这一观点是否是错误的。⁷⁴因此美国人也在争取英国人作出更多的让步。11月10日，他们试图侵蚀英国人在布雷顿森林协定项下的过渡期权利。凯恩斯当天早晨本来已经准备好按照此前美国提出的条件达成协议，现在则质问道：“你们为什么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⁷⁵听起来很像丘吉尔1944年在魁北克的痛心疾呼：“你想让我做什么，像法拉一样站起来乞求？”

11月15日，双方再度举行会谈，哈利法克斯首先对谈判现状做了一番悲观而又无奈的评价。谈判陷入了僵局。也许一年之后有可能恢复谈判。但是按照现在的状况，英国不可能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文森主张他们继续就存在问题的领域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这对凯恩斯意味着要再愤怒地过一遍美国人建议中那些有问题的条款。

一位美国的谈判人员插话道，很多问题要视英国未来的黄金储备而定。“你们可能会在一个山洞里找到隐藏着的大量黄金。”他说道。凯恩斯面露喜色。“山洞里的黄金！”他以讽刺的口吻兴奋地对他的同事弗兰克·李说道，“弗兰克，把这句话放进协议里。我们接受这一条。”⁷⁶这令文森怒火中烧。

伊寇斯希望在确保美国得到偿还的问题上获得更多保证。如果美国要为一家破产的公司提供资金，那么相对于其他早期的债权人，她应当拥有优先权。现在轮到凯恩斯发火了：“你不能把一个伟大的国家当做一家破产的公司对待。”凯恩斯私下对伊寇斯的评价是：“难怪这个人是个摩门教徒。没有一个女人受得了他^[20]。”会议之后的第二天，英国财政部官员弗雷迪·哈默称凯恩斯“几乎失控……他的健康状况承受不住这样的紧张压力”。

双方开始相互吓唬对方。英国人警告称，如果他们无法以合理的条款获得金融援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将崩溃。美国人则提醒英方，英国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是获得金融援助的前提条件。双方都承受着强大的国内政治势力的压力，这些势力坚决反对他们的谈判团队所作出的让步，有时这些让步还是缺乏授权的。在致理查德·卡恩的信中，凯恩斯将双方这种没完没了的你推我挡称为“你能够想象到的最恼人、最消耗人的谈判”。

凯恩斯此前已经非常有力地说服了英国政府千万不要接受美国提出的可能剥夺英国金融独立性的条件。现在他受到了来自伦敦的反作用力的强烈敲打。他在高度敏感的领域对美国人作出了让步，涉及布雷顿森林协定的过渡期权利、英镑的可兑换性、贸易特惠以及债权人优先地位等。凯恩斯已经精疲力竭，而且作为一个外交官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联合创始人，他当然很在意他的个人遗产，因此他决心要立即带着一份协议，或者说任何协议，离开华盛顿。“如果我能够及时返乡参加年度大会（国王学院的年度大会将于12月8日召开），”他在致理查德·卡恩的信中满怀期盼地写道，“那将是极大的幸福。”

然而，身处伦敦的艾德礼和道尔顿可能是受到了忧心忡忡的埃迪的刺激，因此不同意凯恩斯对可兑换性问题作出承诺。1947年将要发生的事件将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不仅凯恩斯提出签署协议的请求被驳回，而且财政部常务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也被派到华盛顿，他实际上取代了凯恩斯的位置，成为了谈判的执行负责人。凯恩斯以辞职相威胁，但是随即退让了。12月2日，周日，谈判进入最高潮，在持续了一整天的谈判会议上，觉察到了形势变化的文森盛赞凯恩斯进行谈判的方式，也许是急切地希望将他伤痕累累、步履蹒跚的对手留在谈判场内。最终的结果“与之前的预料完全一样”，罗宾斯记录到，“耻辱”。

美国人仅仅在债权人优先级、英镑区经常项目收益可兑换的最后期限等问题上接受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修改意见。关于执行可兑换义务的最后期限，现在英国有一年的过渡期，自国会和总统批准货款协议之日起计算，大约可以拖到1947年春季（而非凯恩斯承诺的1946年底）。贷款的主要部分，从技术上说是信用额度，被确定在37.5亿美元，利息2%，大幅低于克莱顿最初提出的50亿美元。但是额外追加了6.5亿美元的租借计划“收尾”资金，以此作为对英国人让步的回报，这使得贷款总额达到了44亿美元。考虑到美国已经对英国提供了总额高达220亿美元的租借援助（这个数字已经扣减了从英国获得的50亿美元逆租借援助），在美国当局看来，这笔贷款是美国的一个极为慷慨大度的举动。

在协议草签之前，英国代表团又用了几天时间密集发报与伦敦沟通。从维拉德酒店的夜总会被叫出来的半醉半醒的文森给了英国人最后一击。英国人终于投降了。12月6日上午10时30分，哈利法克斯和文森在国务院签署了《英美财政协定》，签字仪式官方照片上的凯恩斯“无精打采、疲惫不堪”。在纽约进行了一段短暂的旅行之后，12月11日，莉迪亚和梅纳德·凯恩斯搭乘伊丽莎白王后号邮轮启程返乡，此时国王学院的年度大会已经过去了三天。罗宾斯回忆起凯恩斯坐在船舱里：“面色忧郁、情绪焦急……从收音机播音员里听到对他的努力和他的贷款颠倒黑白的说法，感到越来越气愤和受辱，竭尽了全部剩余的力气为自己写下了辩护词并不断地润色。”⁷⁷

下议院的辩论于12月13日开始并于同一天结束，当时凯恩斯还在海上航行。12月31日是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以及与之相挂钩的贷款协定的最后期限，迫于压力的艾德礼和道尔顿决心以极快的速度推动投票表决，赶在反对意见势头变强之前。辩论的过程很短，但是言辞非常尖锐，场面十分激动。“现在有一把手枪指着我们的脑袋，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在3天之内通过这一整套东西。”罗伯特·布斯无比愤怒地提出抗议，但是没有奏效。

保守党议员、中校托马斯·摩尔爵士发言反对议案时引用了他的女管家的话：“告诉那些下议院的先生们要坚决捍卫英国，不要当美国人和他们那些垃圾的跟班。”托马斯爵士“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有一个印象，货币必须与某些东西相关联或以之为基础；这种东西是黄金，是大理石，还是虾，似乎都没有太大关系，只不过大理石很容易制作，虾很容易捕捞，而黄金出于种种原因拥有更加稳定的属性”。英镑毅然抛弃了过去的传统，现在“不再以黄金为基础”，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要放弃“英国一体化区域……来换取世界货币基金那结果难料、吉凶未卜的祝福”。英国应当挺直腰板并表现出“我们不会低三下四地去争取这笔贷款”。

工党议员珍妮·李坚称：“无论我们是否想与美国人打一场贸易战，我们已经身处其中了。……这笔贷款的条款使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认为，一个提出如此吝啬、野蛮和过时的解决方案的政府能够解决其本国的失业问题，更不用说会帮助世界了。”保守党议员大卫·伊寇斯称英国是一个小国，“位于苏联的修正帝国主义与美国的商业入侵之间”。他称协议条款“苛刻，并且……与两个刚刚费尽力气拯救了世界的盟友不相配”。但是，最终，美元贷款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也会勉强地投下支持票。

丘吉尔现在成为了反对党领袖，他反对将贷款、贸易政策承诺以及布雷顿森林协定混在一起。但是，他在由他领导下的政府谈判的宝贵、“圣洁的”战时美国租借援助与艾德礼提交议会的可怕的协定条款之间坚决地划清界线。使英镑在15个月之内可兑换的规定“太糟糕了，不应该是真的”。新的工党政府显然要为此负责，他们的承诺燃起了英国选民“令人眼花缭乱的期望”，“不仅期待一个高得多的生活水平，而且是一种容易得多的生活，在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活”，这令美国人感到了警觉。对于这份“仓促草率”提交议会的复杂晦涩的协议，丘吉尔呼吁他的保守党同僚们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而是投下弃权票。

代表政府发言的贝文严厉反驳了丘吉尔关于他有能力获得更好的结果的说法。这是在“诽谤美国政府”。反对党可以投弃权票，“但是，”他恳求工党的诸位大臣，“不要让我们的这一边出现懦夫。”他大声疾呼道：“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经济状况与1940年她所面对的军事状况极为相似，”即在敦刻尔克之时及以后。“现在是时候再努一把力帮助这个古老的国家渡过难关了，就像我们上一次所作的那样。”⁷⁸议案以345票赞成对98票反对通过了。⁷⁹

12月17日，凯恩斯抵达英格兰，并立即由南安普顿出发前往伦敦。上议院关于布雷顿森林协定以及贷款协定的辩论已经开始。当天，精疲力竭的凯恩斯耐心听完了5个小时的辩论。辩论中关于战争的故事和比喻接连不断。“我们在敦刻尔克进行了战斗，”沃尔顿勋爵指出，“但是今天，我们正在放弃我认为是属于我们的正当权利。我们把它们让渡给了美元霸权，因为那些掌管这个国家事务的人不敢撤退到大英帝国的经济堡垒之中。”战争使英国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国，而美国“则变得富有，富得超出了她自己的想象”。就像凯恩斯之前要求的那样，他要求美国“理应偿还我们为后来的共同事业预先支付的美元”。现在美国人要求英国在年底前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并以此作为贷款的条件，但是“这种对待这个国家的方法我想我不喜欢”。

肯尼沃斯勋爵回忆道：“政府正在与美国人进行谈判，美国人是这样一种人，在我们困难的初期，他们拿走了柯陶德在美国的利益，支付的钱少得令人感到荒唐可笑……这笔交易让英国纳税人付出了3000万英镑的代价。”而现在，布雷顿森林协定和这笔贷款所附带的条件，“必将导致帝国的纽带遭到削弱”。

就像他在1944年5月动身前往布雷顿森林之前所做的那样，凯恩斯现在要说服上议院支持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这个体系大体上是由一位雄心勃勃的美国技术官僚设计的。要做到这一点，凯恩斯需要用尽他所有的严肃理由，来公开地推销他在多年的秘密谈判中想要改变但却一直未能改变的结果。在从纽约出发的邮轮上，他已经起草了一篇讲话稿，但是上议院尖锐激烈的辩论场面令他大为吃惊，于是他又仔仔细细对稿子做了调整。经过调整的讲话稿充分展现了他雄辩的文采。尽管身体上已经极为劳累，第二天的讨论仍由他首先发言。凯恩斯用只对上议院专用的谦逊语言再现了他在华盛顿谈判的情形：这是一场为期数月、紧张激烈、令人身心俱疲的谈判；两个国家叙事的角度截然不同，并且这种叙事只有按照两国自己的说法理解才显得逻辑连贯；谈判就是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角度融为一体，这一过程是缓慢的，并且必然是不完美的。上议院的贵族们认为美国人提出的交易亏待了英国，凯恩斯说这种观点并没有错，但他意在说服自尊受到伤害的贵族议员们相信，鉴于美国政治文化善良的特性，这已经是能够取得的最好结果了。

凯恩斯解释道，“计划的每一个部分与其余的部分都是相互补充的”，远非像议会中的某些人士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残酷的交换条件。“无论它设计得周密与否”，都必须将它“置于整体之中加以全面考量，这个整体就放在诸位大人的面前”。“要在长期实现以多边和非歧视为基础的世界贸易和外汇汇兑”，逻辑上需要辅之以“在短期内按照同样方向使英镑区早日恢复原样的各项建议；以及一项由美国人提供的财政援助，来使这个国家克服眼下困难的过渡期”。每个部分“都受到了合理的批评”。但是，“这是为了摆脱战争的混乱状态、建立国际秩序而进行的第一次伟大尝试，而且是按照一种既不会妨碍各国政策的多样性、又可以将导致各国摩擦与敌意的因素降至最低的方式来建立国际秩序”，他不知道“这种尝试是否得到了正确的看待”。这种缓和、恭敬、朴实的语言，与他过去几个月在逻辑上对美国人冷酷无情的穷追猛打截然不同。

凯恩斯最大的挑战也许就是，他要说服他的同僚们相信他所谓的美国人民对英国持有“强烈的善意”。这种善意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明显，但是鉴于美国的要求将令英国承担巨大的风险，弄清美国人的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辩称，没错，英国人在过去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这种牺牲并未受到充分的认可和感激。但是，“用展示我们勋章的方式作为回应是不合适的。……美国人对事后比较主要盟国的相对贡献和牺牲感到极度的反感和不满。他们这么做有错么”？美国人的世界观向来都是这样：非常实际，重点关注的是未来。

最后，凯恩斯坚称，美国人向英国提供的财政援助“将对加强这个国家的国力作出巨大的、不可或缺的贡献，无论是在海外还是本土”。但是，他无法掩饰对援助条款的愤愤不平：“对于这不是一笔无息贷款的事实，我将抱憾余生。”在此问题上，他参照了美国财政部外交官指南老套的内容，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美国国会。

随着议员们开始提出问题并频频打断他的讲话，凯恩斯也变得更加戒备和抵触，语气也显得咄咄逼人起来。“我听到有人提出建议，说我们应当求助于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商业贷款，”他不屑地说道，“我不知那些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有没有任何常识。”他坚称，此类贷款的条款只会更差。当他谈及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时候，他的激情终于真正地爆发了：“有些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很早就在这个领域中公开抨击和谴责不加限制的自由放任主义及其特别表现形式——金本位，指责它们是在错误前提的基础上得出了错误的结果……但是现在，他们在进入晚年为国效劳时，却开起了倒车，要再度树立偶像崇拜，崇拜的对象则是一度被他们赶出了市场的东西。这种说法是在故意混淆视听，要对说这些话的人保持耐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凯恩斯显然决心要巩固他的历史遗产。他是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一个与过去的教条决裂、使世界“朝着兼顾国际经济秩序与国家政策多样性的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人。他不能容忍自己被描述成区区一个支持重建金本位的反动人物。提出这些批评意见的人都是天真的空想主义者，他们理解不了，英国是无法对像美国和苏联这样特殊的大国发号施令的。“毁灭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宣称，“场地已经清理完毕，准备建造一个新的建筑。”

辩论又继续了5个小时，随后进行了投票。半数议员投了弃权票，以示他们的不满和无奈。批准财政协定的决议最后以90票赞成对8票反对的结果得以通过。而英国欠美国的债务直到2006年12月才最终还清，当时的英国首相是托尼·布莱尔，最后一笔还款的金额为8325万美元。

随着议会冲突的大戏落下帷幕，凯恩斯开始私下猛烈抨击那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贷款条款的英国人。如果不是因为他最终成为了历史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他可能也会用同样刻薄的语言来抨击任何支持基金组织和美国贷款的人。“一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他在1946年元旦致信哈利法克斯时写道，“他们确凿无疑地在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的构想中察觉到了一丝自由放任的味道，或者说至少是反对计划经济的味道。这种说法只说对了一半。但是，非歧视的原则确实要求我们承诺放弃沙赫特主义的方法，尽管他们的犹太裔经济顾问们非常渴望这种方法。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英联邦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维系的。”

对于“一部分保守主义者，他们以麦克斯·比弗布鲁克为首，并得到了其他与温斯顿·丘吉尔过从甚密的人的支持，他们有一些理由相信，提议的贸易政策将使帝国特惠不再可能作为未来一项重要的、有实质内容的政策。……因此，当我指出他们所设想的帝国将不包括加拿大（很可能也不包括南非），并且将不得不建立在印度、巴勒斯坦、埃及和爱尔兰对英国的忠诚与善意的基础之上时，这当然会令他们感到非常恼火”。⁸⁰

关于英镑可兑换的条件，这个问题遭到了左翼和右翼人士的广泛谴责，但凯恩斯坚称如果不接受这些条件，就无法获得美国的贷款。但是，在凯恩斯启程赴美之前，正是他自己使英国政府相信，他最终在华盛顿签字同意的贷款条款相当于是一种债务上的束缚和道德上的侮辱，“是以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方式总结以及终结了所发生的一切”。⁸¹

即使不完全赞成凯恩斯自辩的内容或观点的人，也能够提出下面这个合理的问题，即他或者其他任何英国代表实际上有没有可能为英国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当然，我们无法确定地知道究竟什么样的结果是能够实现的，也不知道各种替代方案最终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战后历史在很短时间内就将表明，英国在多年后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获得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获得的东西。1945年，英国实际上需要的是成本合理、不带什么地缘政治条件的短期融资，可能还需要更低的汇率。而固执己见的凯恩斯没有去争取其中任何一个。

关于汇率，凯恩斯多次回绝了英镑贬值的建议，最值得注意的一次是1945年9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当前的汇率水平上我们能够卖掉所有我们可以生产的东西，”他宣称，“我们的问题是要尽快恢复我们的工业，这样就有东西可以出口，而到了那个时候，不能想象还有比试图以相当没有必要的低价格出售这些出口产品更加愚蠢的事情了。”未来将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詹姆斯·米德非常有力地指出凯恩斯从逻辑和经验上都错了，很多其他英国经济学家也这么认为。在凯恩斯出使华盛顿之前，怀特本人也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称，他认为英国会采取使英镑贬值的做法，而这会削弱英国要求获得大额过渡期援助的理由。⁸²

关于融资，1944年5月，美国银行家将这样一个诱人的机会摆在了英国人的面前，而凯恩斯以一贯鄙视的态度对它不屑一顾。他宁愿坚持按照布雷顿森林计划以及美国贷款的方向继续推进，尽管他在私下曾多次表示它们反映了错误的经济原则以及对英国而言极为糟糕的条款。这显示出他的自尊心过强，并且过于关注他个人的历史地位。一个职业外交官，或者说任何一个不那么在乎把自己的名字与新的货币体系联系在一起的人，很可能会寻求带有常规条款的紧急融资，而不会接受美国人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强加给英国的那些条件。事实上，英国财政部官员理查德（“奥托”）·克拉克爵士在多年后认为，“最简单的计划就是放弃‘宏伟设计’的理念”，转而开展谈判并从美国进出口银行、加拿大以及其他地方获得规模更小的贷款，“这个计划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服凯恩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美国人说，‘我们愿意签署布雷顿森林协定……但是我们不愿意作出任何事先的承诺，直到我们了解新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事实上，194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多边主义的神学家们，对于未来事件路径的设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事实证明，推迟‘宏伟设计’的谈判，并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昂贵代价借入相对少量的资金，这种做法才更合理一些。”⁸³

一旦英国同意接受美国贷款协定的条款，就为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铺平了道路。12月27日至31日，3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该协定。有14个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家未能批准该协定，其中包括苏联。苏联政府称其官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有关建议。他们随后派了一个低级别的观察员参加了1946年3月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的成立大会，但是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机构。⁸⁴

事实上，苏联人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有关建议。就在华盛顿签字仪式之前几天，苏联的外交部和贸易部起草了数份备忘录强调加入的好处，尤其是，苏联将能够影响国际信贷的分配，有能力从内部监控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从基金组织甚至是世行中获得廉价贷款，便利黄金的销售，以及将获得美国为鼓励苏联加入而提供的贷款。“众所周知，美国人将加入基金组织作为向英国提供贷款的前提条件。”其中一份备忘录这样写道。作为美国当局在苏联加入问题上最有力的支持者，哈里·怀特实际上曾于1945年1月提出向俄罗斯提供一笔总额100亿美元、年利率2%的重建贷款，是他提议向英国提供的过渡期贷款的3倍之多。

最终，美国人没有提供这样一笔贷款，这才是苏联外交部最终建议不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一个关键的原因。“鉴于美国政府没有向苏联提供贷款……我们加入这些机构可能被理解成一种示弱的表现，认为这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的举动。我们拒绝加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显示出我们在此问题上的独立立场。”当然，斯大林拒绝苏联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机构，肯定也有其他的原因。⁸⁵

大名鼎鼎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他那封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回的著名长电报中，提到了其中一些原因。“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凯南认为，“苏联的政策实际上主要是追求在苏联及其控制的毗邻地区的总体范围内实现自给自足。”这一立场背后的一个基本理由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部冲突的困扰。这些冲突无法通过和平妥协的方式解决。最大的冲突就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间”。⁸⁶虽然苏联人显然是通过扭曲的意识形态镜片来看待英美利益的冲突，但是他们正确地看到了两个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仅仅暂时掩盖了国家利益分歧的事实。在未来，这种利益冲突将逐渐显现出来。

虽然怀特为苏联争取美国慷慨的战后金融援助的努力没有奏效，但是在莫斯科看来他并非一个无用之人。美国陆军信号情报所截获并破解了1945年5月和6月从旧金山发回莫斯科的苏联秘电，其中多次提到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的内部讨论情况，情报的来源是一个名为“理查德”的人。理查德有时又被称为“法学家”和“律师”，1944年3月16日～1946年1月8日共被18封苏联电报提及。但是，直到199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公布著名的维诺纳计划的解密文件后，世人才得以知晓这些电报的内容以及各个苏联人物以及美国人物的身份。根据电报中提及的其他人名、日期以及地点推断，“理查德”、“法学家”和“律师”显然都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代号。⁸⁷

[19]指的是第三种选择，即“经济紧缩”。——译者注

[20]摩门教的全称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其原始教义允许实行一夫多妻制，现在已经废除。——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