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旧秩序退场，新秩序登台

纳粹的装甲纵队轰轰隆隆地开进波兰的第二天，也就是1939年9月2日傍晚，精神上备受煎熬的惠特克·钱伯斯在吞下一杯苏打威士忌之后，对罗斯福的内部安全事务助理阿道夫·伯利道出了参与苏联间谍活动的美国官员的名字。钱伯斯曾经是共产党，现在是《时代周刊》的撰稿人，他担心苏德条约的签署预示着德国人和苏联人将在美国内部展开针对美国的情报合作。他一度希望将他的故事直接对总统本人讲述。但是他的对话人、反共刊物《直话直说》的编辑艾萨克·唐·列维没有办法安排这样一场会面。于是只好由伯利代劳。

钱伯斯说出了十几个人的名字。但他后来坚称，哈里·怀特不在其中。他希望怀特已经听从了他的警告并脱离了地下运动。¹但是，列维对于此次会谈的记录中包括了怀特的名字，而伯利随后为总统准备的备忘录中也有怀特的名字。这显然令人感到非常不解。也许几杯威士忌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却也模糊了他的记忆。

罗斯福显然并未对伯利的备忘录予以重视，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41年3月，伯利找到联邦调查局，询问他们了解多少关于钱伯斯的情况；此时，联邦调查局仅仅注意到钱伯斯过去曾经参加过激进活动。后来，又有多个消息人士与联邦调查局接触并声称钱伯斯掌握了关于苏联间谍活动的重要情报。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直到1942年5月才第一次讯问了钱伯斯。钱伯斯讲述了他与伯利会谈的情况，并称他忘了将怀特的情况告诉伯利。之后又过了一年多，直到1943年6月，联邦调查局才提出要求并取得了1939年伯利呈给罗斯福的备忘录副本。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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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45年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突然破裂，美苏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政府对共产党在美国国内影响的关注开始升温。3月20日，国务院安全事务官员雷·莫菲讯问钱伯斯长达2小时，并记录了后者对哈里·怀特的描述：“一个没有固定任务的成员，相当小心谨慎”。他将地下组织和共产党成员安插进财政部，诸如哈罗德·格拉瑟、所罗门（“索尔”）·艾德勒以及弗兰克·柯伊，等等。³联邦调查局于1945年5月再次讯问了钱伯斯。但是，尽管联邦调查局在追捕共产党的问题上一直背负着过于狂热的名声，此时它却完全没有任何积极性。接着，伊丽莎白·本特利登场了。

8月23日，伊丽莎白·本特利走进了联邦调查局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地区办公室。根据与她交谈的特工记述，她时年37岁，身高约1米7，体重约65公斤，体态丰满，双足健硕，肤色红润，衣着品味不高。本特利对他们讲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故事：一个自称是纽约国民警卫队的官员找到她，要求获得苏联人与她的雇主进行交易的信息。然而，本特利在其自己公开出版的材料中对她为何找到联邦调查局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原因，称是出于对她的叛国行为感到良心不安。多年来她的证词的许多内容遭到了广泛的质疑，这一条仅仅是其中的原因之一。⁴

令人惊讶的是，鉴于本特利日后在联邦调查局调查苏联间谍活动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当时他们居然没有对本特利采取进一步行动。2个月后，她自己又回来了，这一次的说法是她“参加了苏联间谍活动”。现在她终于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11月7日，本特利又被召来进行了第三次讯问，这一次她被盘问了8个小时，随后签署了一份31页的声明材料。她继续坦白交代了长达数周，最终形成了一份107页的联邦调查局报告，具名指出了超过80个有同谋关系的个人。

联邦调查局非常重视本特利的声明，因为她“极为准确地报告了一些只有政府内部人士才知道的事情”。其中包括关于租借、货币等政策问题的机密讨论，甚至是诺曼底登陆的大致时间表。她的声明在很多情况下印证并进一步补充了5月惠特克·钱伯斯对联邦调查局讲述的内容。⁵

按照本特利的陈述，她在意大利学习时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反感。从意大利归来一年后，也就是1935年，她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收到指示，仅可从一个名叫“蒂米”的人那里接受命令，并且不得与其他共产党员会面。她最后发现蒂米实际上就是雅各布·葛罗斯。俄罗斯裔的葛罗斯是美国共产党监督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也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特工。本特利成为了他的助手和情人。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葛罗斯随即接到命令，要求他将可靠的人安插到美国政府的战略岗位上以便向苏联输送情报。次月，葛罗斯告诉本特利，她将成为他本人与乌克兰裔的内森·格里高利（“格里戈”）·西尔弗玛斯特之间的通讯员，后者是农场安全管理署的经济学家，他正在组建一个由政府关键岗位上的志趣相投的人士组成的网络。其中包括了弗兰克·柯伊、所罗门·艾德勒、威廉·路德维希（“路德”）·乌尔曼、劳克林·卡利、乔治·西尔弗曼、索尼娅·戈尔德、埃尔文·卡普兰以及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西尔弗玛斯特与乌尔曼在前者家中的地下室里翻拍了大量由怀特和其他人窃取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接着，本特利会定期将胶卷藏在一个大的编织袋中从华盛顿运到纽约，葛罗斯将在那里把情报交给苏联人。1943年葛罗斯去世后，本特利又接管了维克托·皮尔洛的网络，其中就包括了怀特从前的助手哈罗德·格拉瑟。上述所有人都曾经在某个时点在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财政部中工作。

无论是本特利、钱伯斯还是西尔弗玛斯特，他们都不知道哈里·怀特究竟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只是一个“同路人”。西尔弗玛斯特告诉本特利，他与怀特于1936年左右成为朋友；在某个晚上，他与他的妻子造访了怀特的家并注意到了那张说明问题的布哈拉地毯，他从中猜到了怀特的苏联关系。随后怀特对他讲述了他过去的活动，并提出愿意提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怀特是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资源，因为他几乎能够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的机密材料，以及财政部从其他部门收到的秘密情报。怀特还愿意并且有能力在暗中施加影响来帮助遇到困难的特工，例如西尔弗玛斯特本人，他曾在1942年和1944年两次被指控“极有可能”是一名苏联特工。1944年3月23日，农业部副部长保罗·阿普尔比在给其下属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怀特询问他能否将西尔弗玛斯特安排在农业部工作，后者当时“正受到戴斯委员会（即众议院非美活动特殊委员会）的攻击”。怀特还推荐了其他重要人物（例如乌尔曼），并将新的特工安插进了财政部。⁶

与钱伯斯一样，西尔弗玛斯特将怀特描述成一个胆小怕事、紧张多疑的人。怀特经常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右手知道他的左手正在做什么”。受到钱伯斯断绝关系事件的惊吓，怀特对他的妻子保证“他今后将远离间谍活动。他的妻子不是共产党，也不喜欢他的革命活动。怀特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妻子会发现他违背了誓言”。西尔弗玛斯特试图使怀特平静下来，称他的情报只会被送到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人那里，尽管怀特肯定不会猜不到这些情报最终将被送到莫斯科。⁷

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在她对联邦调查局的声明、对政府的证词以及出版的自传中，关于她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经历以及对数十名据她称是地下组织成员的政府官员的描述，存在明显的错误以及前后矛盾之处。这“似乎主要是因为她会习惯性地增加一些细节以使她的故事显得更加真实，但是这些在她的整体叙事中显得并不重要并且并未显示出她在撒谎”。⁸然而，这些情况确实凸显了进一步寻求佐证的必要性，特别是关于怀特这个她所指认的最重要的人物。

与钱伯斯不同，本特利从未声称她见过怀特，而且她也没掌握任何实际证据支持她对怀特的指控。她的一些说法肯定是不真实的，例如，她声称她本人在1944年盟军占领德国前将美国设计的德国货币交给了苏联人。苏联人进行了尝试但是未能成功复制模版，“后来是我通过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成功地让美国财政部把真正的印刷模版交给了苏联人！”她生动地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无论她是否参与了这件事，对于结果都是不重要的。在这件事上，怀特采取了公开行动，并且不需要任何人的督促。然而，本特利陈述的许多关于怀特的情况得到了佐证，因此不能不予考虑。钱伯斯和本特利各自都向联邦调查局指认了怀特，并且是在彼此互不知悉对方声明的情况下。维克托·皮尔洛的前妻也在一封1944年4月致罗斯福总统的未署名的信中谴责了怀特；在联邦调查局查出她是信的作者之后，她承认是她写了这封信。⁹在多年以后，还有更多的信息将要浮出水面。

11月8日，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致函白宫联邦调查局联络员哈里·沃恩准将，称从“高度机密的消息来源获得的”情报显示，许多政府雇员正在向外部人士提供情报，而后者又将它们传递给“苏联政府的间谍”。被指出姓名的雇员依次是：内森·格里高利·西尔弗玛斯特、哈里·怀特、乔治·西尔弗曼、劳克林·卡利以及维克托·皮尔洛。胡佛建议立即将这些“初步信息”报告总统。

11月27日，胡佛给沃恩发去一份长达71页的更为详细的备忘录，备忘录的副本也同时发给了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以及其他政府要员。克拉克的继任者赫伯特·布劳内尔日后会在国会作证称，这份备忘录“简要概述了哈里·怀特的间谍行为。”尽管概括得十分简洁，但它表明，“这个国家任命怀特（他是备忘录中提及的级别最高的官员）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或继续让他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将涉及极大的风险……并对此提出了足够的警示”。联邦调查局开始全面监视怀特。他们最终收集的有关怀特的材料超过13000页。

1946年1月23日，杜鲁门总统提名怀特担任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杜鲁门后来透露，他曾经还“计划美国将支持怀特先生竞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管理职务，即总裁一职，这个职务比执行董事更加重要”。¹⁰但是，胡佛打乱了这些计划。

当胡佛得知提名的情况后，他让联邦调查局根据自30个消息渠道获得的情报为总统准备了一份关于怀特的特别报告，并于2月4日将报告送给了沃恩。胡佛决心确保怀特的提名不会有下一步的进展。他在报告随附的信函中对沃恩强调，怀特是“一个苏联地下间谍组织的重要助手”。怀特提供了原始文件、与原件一字不差的副本以及笔记，而后这些材料在西尔弗玛斯特的家中被翻拍并通过各种渠道送给雅各布·葛罗斯，后者是众所周知的苏联特工。怀特被认为特别有价值，因为他有能力将对苏联间谍活动特别重要的人安插进财政部。备忘录详细指出了怀特财政部的同事，诸如哈罗德·格拉瑟和索尼娅·戈尔德，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后者是一位秘书，据称是通过怀特获得了她的任命。胡佛的判断是基于“大量确信可靠的机密情报来源”。怀特仍然继续与间谍网络中的几乎所有人保持密切的个人接触。胡佛还指出，一个加拿大的消息人士至少知晓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的部分指控，并非常焦急地希望确保不要任命怀特进入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任职，因为他在这些组织中将能够对国际金融安排发挥巨大影响。胡佛强调，怀特不当行为的事实一旦被发现，也将危害到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成功运行。

杜鲁门后来声称，他直到1946年2月初才获悉对怀特的指控，算起来大约是在沃恩收到胡佛报告的那段时间，也就是他提名怀特担任美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两周之后。¹¹2月5日，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批准了对怀特的提名，当日伯恩斯收到了胡佛发来的报告，而一天之后文森也从杜鲁门那里收到了报告。伯恩斯后来表示，他对报告的内容感到大为震惊，并建议总统收回对怀特的提名。一向讨厌怀特的文森则希望将他从政府队伍中彻底清除出去。根据伯恩斯所述，杜鲁门给国务卿打电话询问怀特提名的进度状况，并在得知提名已被通过后大为懊恼。伯恩斯和杜鲁门讨论了撤销提名的各种办法，但总统非常谨慎。

2月22日，文森、克拉克以及胡佛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讨论各种给总统建议的方案，其中包括总统将怀特免职且不作任何声明，或要求怀特辞职。根据杜鲁门后来的叙述，他最终决定继续推进怀特的任命程序，一则是为了保护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行动，避免发出信号使间谍网络察觉到调查行动的存在，二则是为了将怀特从财政部调到一个对于国家安全而言敏感性没有那么高的位置上。

多份联邦调查局的进一步调查报告于春季开始在政府内部传阅，详细列举了被本特利指认的怀特其他前同事涉嫌从事的间谍活动，包括弗兰克·柯伊，他后于1958年前往中国并为中国政府工作，以及威廉·路德维希·乌尔曼。¹²怀特此时很可能已经知道他受到了监视和调查。他于5月初开始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工作。¹³胡佛后来称，此后联邦调查局对怀特的监视因为基金组织的治外法权而“受到限制”。

2月19日，凯恩斯被任命为英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个机构的理事。3月5日，他在华盛顿与文森会面。文森称，美国当局决定不提名怀特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职务，尽管怀特是这一职务的“当然”之选。相反，他们决定支持一个美国人担任世行的最高职务以赢得“美国投资市场的信心”。从公平性的角度出发，他们一反常态地得出结论，认为“由美国人担任两个机构的负责人”将是“不合适的”。虽然凯恩斯与哈里·怀特有过不少争执，他仍然对此感到失望。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一个最优秀的领导人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毫无疑问，美国的银行家会更愿意让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来掌管世界银行。但是，一年之前美国银行家协会已经正式宣布支持世行；如果说有哪个机构令他们感到缺乏信心，那就是基金组织。事实上，美国当局很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在基金组织中任命一个美国人担任比怀特更高的职务可能会引起太多令人尴尬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当然”的候选人没有得到这个位置？

文森显然不能将有关联邦调查局报告的真相告诉凯恩斯。历史的路径就这样被简单地改变了。如果没有这些报告，由欧洲人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由美国人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传统肯定会颠倒过来，前提是美国人不会对两个职位都提出要求。

凯恩斯得到的另一则消息更加令他感到不安。英国人一直以为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设在纽约，但是文森告诉他美国当局将坚持设在华盛顿。用凯恩斯自己的话说，他对此反应“非常强烈”，就像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人否决了伦敦的可能性时他所作的反应一样，并称将基金组织和世行设在华盛顿将使它们沦为美国当局的“领地”。文森反驳道，将它们设在纽约将使其“受到‘国际金融’的毒害”。这是当局对其感到厌恶的银行家们的代号。他委婉地表示，这一决定是不可更改的。¹⁴

凯恩斯与莉迪亚乘火车向南行驶750英里抵达了乔治亚州萨凡纳附近的威明顿岛，凯恩斯期待此行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续的一场轻松愉快的胜利之旅，这一次是为了创立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会议还将就少数遗留问题作出决定，诸如两个机构的选址以及执行董事的职责。这个南方小镇温暖舒适、景色迷人，凯恩斯立即为之倾倒，称它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的脸庞蒙着一层精美的蕾丝”。¹⁵

300名代表、观察员、工作人员以及媒体参加了这次盛会。3月9日，文森作为大会主席致辞欢迎宾客们的到来，他回忆起代表们在布雷顿森林的集体创造，称其不亚于“一个经济的大宪章”。英国财政部驻华盛顿代表保罗·巴瑞称他这番话是“长篇大论、空话连篇……充满了情绪化的以及本质上很虚伪的希望之词”。¹⁶而文森自己则对凯恩斯的一番发言感到非常恼火。凯恩斯借用不久前上演的舞剧《睡美人》中的形象，编造了一个与仙女有关的比喻：他希望仙女们能将智慧和好运的雨露撒向新设立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他在结束时说道，让我们希望“没有恶毒的仙女”施加诅咒将它们变成总是怀有黑暗和不可告人的动机的“政客”。因为那时，“可能发生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让它们进入永恒的睡眠，永远不会醒来，不会在人间的法庭和市场上听到它们的消息”。

雷鸣般的掌声让文森怒火中烧，他认为这番话是对他的人身攻击。“我不介意别人说我恶毒，”他抱怨道，“但我确实介意被人称作一个仙女。”¹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体架构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就已经敲定了，但是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暴露出了英美长期的观点分歧。对于美国人而言，基金组织是一个手段，赋予美国政府新的权力来监督和管理国际金融活动，其中既包括其他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包括私人银行家的活动。相比之下，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希望基金组织能够被动地提供国际信贷资源，从而摆脱美元外交的威逼利诱。

第一个问题是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选址。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代表团的支持，于是他忽视了文森这个月早些时候的警告，继续力争将两家机构设在纽约而非华盛顿。他坚称，这样做是必要的，以确保它们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属性，并独立于任何政府。他还提出，将它们设在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并且接近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这种方案在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巴瑞写道，美国人“无情地对此毫不理会”。¹⁸威廉·克莱顿的回应是，英国人的立场自相矛盾，因为他们同时还坚持提出执行董事应当代表国家利益，并且大部分时间应该待在本国国内。他指出，作为政府间机构，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设在华盛顿能够使其更少地受到私人金融与商业利益的影响。

凯恩斯后来声称，他得到了大多数代表团以及纽约联储的支持¹⁹（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委员们自然是全力支持美国当局）。但是，美国人坚决反对外国干涉美国在自己本国的城市之间进行选择，于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有印度人只得放弃了他们反对将两个机构的总部定为华盛顿的立场。凯恩斯在致道尔顿的信中写道，文森“强迫大会通过了这一决定，并且得到了一队可悲的跟班们的大声支持，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其中最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由一位美国银行家代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和中国，其余绝大多数代表谨慎地默不作声”。²⁰

董事们的职责问题，尤其是基金组织董事的职责，是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象征意义上不亚于选址问题，而且是一个更具实质性的问题。按照美国人的设想，基金组织应当积极监督并纠正各国采取的导致国际金融出现失衡的危险政策。因此美国人坚持要求董事们必须全职工作，接受高额薪酬，并且有一大批技术性专家雇员在其背后提供支持。而英国人希望使基金组织变得更像一台自动信贷机，而非一个受美国控制、有独立思想、爱多管闲事的官僚机构。他们提出，基金组织的董事们在各自的政府或中央银行中已经承担了重要的日常工作，他们在基金组织中的角色应当是兼职性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其各自国家的利益得到保护。凯恩斯认为，30个技术专家足以处理基金的工作，而非像美国人建议的300人。

“美国人完全不知道如何使这些机构成为国际机构，”凯恩斯在致理查德·卡恩的信中抱怨道，“他们的想法从几乎各个方面看都是很糟糕的。但他们显然是想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们其他人。其结果就是，这些机构看起来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机构，由大量美国雇员来运营，而将我们其他人晾在一旁。”²¹

最后，凯恩斯集中火力抨击支付董事与副董事高额免税薪酬的问题，他认为鉴于董事和副董事们需要想方设法才能使自己在这份全职工作上忙碌起来，建议的薪酬水平实在高得离谱。令他感到特别反感的是，在萨凡纳就薪酬问题作出决定的人当中，很多人自己就将接受相关的职务。克莱顿作出了一个让步，董事和副董事之中只有一个人需要留在基金组织总部持续工作，而无需两人同时留下工作。但是对凯恩斯来说这并不够，他在理事会上委婉而强烈地直言反对薪酬问题。

怀特站起身来反驳凯恩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反驳凯恩斯。“摆在我们面前的薪酬问题，无论是多几千美元还是少几千美元，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他坚称。实际的问题是基金组织将成为一个怎样的组织。“从一开始，我们的信念就是，基金组织是一件协调货币政策、避免经济战争并尝试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但是，英国人并不这么看，他说道。

“我相信，凯恩斯勋爵的观点以及他的政府的观点源于很早之前的一些东西，”他继续说道，“这些观点在几年前我们与英国朋友们的第一次对话中，在讨论早期的草案时就出现了。……他们的观点自始至终一直没有改变，无论是在大西洋城会议上，还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人一直都想要一个“国际清算联盟，这个方案更多强调的是提供短期信用”。他们认为，基金组织“在决定任何一个成员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否符合某些原则的问题上，其裁量权应当尽可能的小。……我们的观点是”，他总结道：“关于薪酬水平应低于吸引能人志士所必需的水平的观点……有可能成为，当然我希望这不是故意的，一项改变基金组织的目标和一般政策的工具，以至于使基金组织除了作为贷款来源外一无是处，这与一些人士内心的观点非常接近。”²²

这些评论非常尖锐，但是它确实抓住了英美对于基金组织观点的核心分歧。巴瑞从英国人的观点出发评论道，美国人“设想基金组织将成为其成员国国际货币关系中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积极的入侵者。他们继承了新政思想对私人商业银行家的猜忌，因此决心不仅要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权交到政府代表的手中，而且连其日常活动也要交由政府代表们组织和管理”。但是美国人实际上并没有说服全世界接受这一设想。“我们英国人在所有的议题上都输了，”巴瑞总结道，“但不是输在理性辩论之中，而是输给了一大群坚定并且自动投票支持美国的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他们的代表很值得信赖，有时甚至带着极大的困难宣读由美国代表团的秘书们为他们起草的发言稿”。

在如此强大的势力面前，凯恩斯无能为力。最后，他独自一人投票反对薪酬条款，这也是大会记录中唯一一张反对票。“游说拉票、动员支持、餐桌政治，这些技艺都不是凯恩斯所擅长的，”巴瑞指出，“原本他以为这次旅行是一场愉快的间奏，可最终结果居然是这个样子。……令他大失所望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凯恩斯说道，‘我来到萨凡纳，是要与世界会面，但我遇到的却仅仅是一个专制的暴君。’”²³

然而，凯恩斯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使自己的情绪快速恢复正常的能力。他的记录显示出3月18日他带着良好的心情离开了萨凡纳。这是一个“迷人的三月中旬的夜晚，一轮满月挂在这片三角洲的河流湖泊之上，还有大海，晚上10点的温度大约是华氏70度”。他很高兴前任比利时财政部长卡米尔·格特同意了他的建议竞选基金组织总裁一职，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朋友……虽然不再那么年轻，精力也不再那么旺盛”。格特将于5月6日正式当选。至于怀特，他“领着一群来自拉丁美洲的‘酒神喧闹的随从萨提尔和希勒诺斯们’进入宴会厅”参加闭幕晚宴，“他的头发上插着‘葡萄藤的叶子’，或者也许是鸡尾酒的小棍，大声唱着‘基督精兵前进’的赞美诗”。²⁴

虽然凯恩斯离开萨凡纳时兴致颇佳，但是他的回乡之旅却是历尽艰险。3月19日上午，他在前往华盛顿的火车上突然昏倒，几个小时之后才恢复知觉。他继续乘车前往纽约，并于21日登上驶往英格兰南安普顿的玛丽王后号邮轮。在路上他得了肠胃感冒。英国银行家乔治·博尔顿后来说道，凯恩斯将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文章上，“极其猛烈地谴责美国的政策，并强烈建议女王陛下的政府拒绝批准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协定”。凯恩斯的传记作者唐纳德·莫格里奇称这是一段糊里糊涂的错误回忆。博尔顿认为凯恩斯当时的心情几乎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像这样宣告失败几乎完全不符合凯恩斯一贯的作风。无论怎样，英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布雷顿森林协定。

凯恩斯最终于3月27日完成了致内阁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像极了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前后后的一贯做法。虽然并没有掩饰他的失望之情，但是他仍从同情和理解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美国人的行为，认为应当更加体谅克莱顿关于坚持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强大权力的立场，将其视为一种保护美国行政当局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的特权不受美国国会侵蚀的方法。²⁵“也许我们太傻了，居然没有早点认识到这一点，”他提出，“我们的一些批评和反对意见也许显得太粗鲁无礼了。但是鉴于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要理解他们并不容易。”²⁶

在3月底到4月初这段时间，凯恩斯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似乎充满了一种奇怪的乐观情绪。此时他的文章和对话提出，“看不见的手”可能是英国摆脱严峻的财政问题的一种办法。²⁷对于“这只看不见的手”，他指出：“20年前我曾经试图将它从经济学思想中驱逐出去。”英格兰银行前任经济学家亨利·克雷在致已经退休的蒙塔古·诺曼的信中评论道：“这是我们的总设计师所作的一则有趣的告白。”

“我认为他依赖的是思维智力，而这也许意味着他忽视了‘看不见的手’，”诺曼答复道，“而且我认为他可能被哈里·怀特误导了。当然，如果你忽视贷款的偿还问题，那么商定一笔贷款想必就很容易了。但是，除非大西洋的对岸出现高额通货膨胀，影响到他们的债务追索权并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轻松的出路，不然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偿还贷款呢？”²⁸

3月27日，怀特最后一次致信凯恩斯，称他赞成凯恩斯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美国的国际收支作出的乐观估计。“总的来说，在我看来，美元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出现短缺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这与你的判断一样，”怀特写道，“当然，除非出现意外的政治变化。”²⁹然而不幸的是，未来将会出现很多这样意料之外的政治变化。

4月12日，凯恩斯在他位于苏塞克斯的家中开始了复活节的短暂休假。接下来的一周，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身体似乎再度有了好转，他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远足。但是4月21日，复活节的那个周日，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他在家中去世，享年62岁。

“大英帝国似乎正以与美国贷款一样快的速度消失，”1946年12月20日丘吉尔在下议院疾呼，“速度快得令人震惊。”大英帝国的支柱与英镑的国际可接受性同时坍塌瓦解，就好像密谋好要同时发生一样。虽然两方面此前都已经有了充分的预兆，但是并没有减轻由此产生的创痛。

美元的阴影笼罩着所有与大英帝国将会如何解体有关的问题。对于这件皇帝的新衣，凯恩斯提出了各种极为贴切而尴尬的问题。“以埃及为例，”他于1946年2月说道，“埃及人提出要求我们将军队从埃及撤出，我们打算如何答复呢？有没有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即我们是通过从埃及借钱来支付将军队留在那里的费用的？如果埃及对我们说（当然，她一定会这么说），她不再愿意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资金，我们应该如何作答？”³⁰答案就是将军队撤离，但仅仅是转移到巴勒斯坦。当时的希望是，这一举动将在西奈半岛以东争取更多的时间，直到阿拉伯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国人能够达成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任何东西。

新当选的工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哈罗德·威尔逊政府时期担任内阁部长）在1946年初是一个英美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调查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定居有关的问题。起初他持亲阿拉伯的立场，但是经过多次旅行和会议，他转而变成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他从没有忘记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其中许多人还是“积极的反英主义者”并因此有能力阻挠美国的贷款。他指出，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问题上采取亲犹太的处理方法有特殊的好处，因为这将“更容易被美国公共舆论所接受”。另一方面，亲阿拉伯的处理方法“必将加强反英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的势力，甚至可能危及贷款协定”。

“我理解贵国在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耶路撒冷穆夫提的表兄杰玛尔·胡塞尼对克罗斯曼同情地说道，“而且你们需要美国人的帮助，以使你们的帝国不至于四分五裂。”

克罗斯曼无法否认这一点。“如果阿拉伯政策非常不合时宜，以至于将迫使我们在美国人的友谊与阿拉伯人的友谊之间作出选择，”他提出警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将不得不选择美国人。”³¹

此时，英美之间的友谊也出现了问题。1946年3月英国机构大众观察的民调显示，只有22%的英国人对美国人持有好感，而1945年时这一比例为58%。租借援助的终止以及贷款谈判的拖延是口头答复中经常被提及的问题。而美国国务院6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8%的美国人支持向英国人提供贷款，而有48%的人表示反对。³²用国会中的一位反对者的话说，贷款“在国内将导致太多社会主义，在海外将导致太多帝国主义”。³³然而，人们对于苏联威胁的担忧日益加剧，扭转了华盛顿辩论的势头。3月5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讲。这次演讲以及斯大林对它的谴责发挥了很大作用，争取到了怀疑论者的支持，诸如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他在12月英国上议院就贷款进行辩论之后曾经一度指责英国人“开始要像‘夏洛克’一样对待我们”。最终，5月14日，国会参议院仅以46票赞成、34票反对的微弱多数批准了贷款；7月13日，众议院以219票赞成、155票反对批准了贷款。

凯恩斯早在2月的时候，也就是在他最后一次美国之行出发前几周，就已经充分预见到了美国贷款的不详结局。这不过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为的是满足厌战的英国人民的物质渴望，著名的贝弗里奇全民社保计划既体现了这种渴望也进一步激发了这种情绪；同时还是为了满足白厅习惯性的思维：“即使入不敷出，也要在世界面前显得很风光。”³⁴他评论道，这个国家“陷入自怜自哀之中，还无法平静而明智地接受这个现实，即她的地位以及她的资源已经江河日下、不复当年了”。将英国军队留在印度，每年需要5亿美元；留在中东，需要3亿美元。这两项之和就占到了美国贷款的四分之一。“我认为，心理分析将显示出”愿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是导致英国冷淡对待美国贷款及其附带建议的真正的背景原因”。³⁵

7月22日，犹太地下组织伊尔贡对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实施炸弹爆炸袭击，伊尔贡当时的领导人是梅纳赫姆·贝京，他曾经是一名英国陆军下士，几十年后成为了以色列首相。爆炸袭击造成91人死亡，其中包括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灾难发生后不久，丘吉尔就满怀希望地提出：“任何美国人和我们联手的解决方案都能够成功。”然而杜鲁门政府有其自己的政治导航系统。与罗斯福不同，杜鲁门没有类似击败纳粹这样的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因此他没有什么手段能够使其政府从满足英国人的利益中获益。10月4日，他的一则声明破坏了英国人与他自己的国务院关于设立一个容纳两个民族的巴勒斯坦的努力（即所谓的莫里森—格雷迪计划）。他的声明被广泛理解为公开支持分裂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艾德礼作出了强烈反应，对杜鲁门拒绝推迟发表声明表示抗议。显然，丘吉尔的话如果反过来说可能更加正确一些：英国人关于其帝国困境的任何解决方案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支持都是无望取得成功的。³⁶

1946年夏天，英国试图控制印度种族冲突的努力也遭遇了溃败。于7月当选由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的贾瓦拉哈拉·尼赫鲁，未能与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又被称为“伟大的领袖”）及其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就组建一个统一、独立的印度达成协议。真纳宣布穆斯林联盟将退出合作并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随后种族冲突从加尔各答开始蔓延，数以千计的人因此丧生。

与此同时，希腊的局面每况愈下。英国军队在希腊北部被共产党的游击队死死纠缠。宝贵的美元借款在军事行动中逐渐消耗殆尽。贝文于11月至12月在美国停留了6周，他警告伯恩斯，由于现金短缺，英国人可能不得不撤出希腊。但是，由于反对扩大支出的共和党不久之前轻松地赢得了国会的控制权，在美国提供军事支持的问题上伯恩斯无能为力。

此时，艾德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仅仅是希腊，还有巴勒斯坦和印度的局势都需要进行痛苦的重新评估。在12月1日致贝文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我开始怀疑对希腊的赌博是否得不偿失。”他直言不讳地写道。至于巴勒斯坦，“这个中东地区只是一个前哨阵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地域广布的军事承诺是难以维系的，而美国提供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在美国有一种倾向，将我们视作一个前哨阵地，”他无奈地评论道，“但是这个前哨阵地他们可能不打算设防。”

60年来气候最恶劣、最残酷的冬天，使得英国遍布世界各地的承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濒临崩溃的边缘。1947年1月27日，艾德礼与缅甸将军昂山签署了缅甸独立协定。到了2月，大英帝国的支柱在7天之内戏剧性地一根接着一根地相继坍塌。2月14日，贝文宣布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将被交还给联合国。2月18日，英国内阁同意从希腊撤军。2月20日，艾德礼在议会中宣布英国将离开印度。

“仓皇而逃！”保守党再度发出愤怒的抗议。丘吉尔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将把这个词一次又一次地甩在工党政府面前。但是，事态发展已成定局。

仅仅一年的时间，变化竟然如此之大。“我知道，如果大英帝国瓦解了，”1946年2月贝文在下议院说道，“……这将意味着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显著下降。”确切地说，在1946年，英国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仍然深信大英帝国是经济实力的一个源泉。现在，很明显，帝国成为了一个无法承担的美元吸金池。而且，由于英国已经在战争中欠下了巨额债务，她也没有什么经济手段来使像印度一样忤逆不从的殖民地再循规蹈矩下去了。

华盛顿被旧秩序的迅速崩溃搞了个措手不及。“现在只剩下两个大国了。”艾奇逊于1947年2月沉重地评论道，他指的是美国和苏联。“英国人已经完蛋了。”³⁷艾奇逊现在是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幕僚长，后者刚刚接替身体欠佳的伯恩斯出任国务卿。虽然罗斯福曾经一度因为英国在希腊的军事行动而几乎要停止租借援助，但是现在马歇尔和杜鲁门却急于采取行动来阻止共产党在英国撤退之后接管这个国家。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讲，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观点。美国将承诺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以防止其受到苏联的控制。大英帝国的崩溃留下了一个真空需要美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填补，而这个问题只是美国将要面临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地缘政治挑战中的第一个。

1946年7月15日，杜鲁门签署了英国贷款法案，从此将英镑送上了一段为期一年的痛苦的死亡征途，因为按照协议规定英镑将于1947年7月15日全面恢复可兑换。贷款的目的正是为了减缓这一冲击，但是美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1947年3月21日财政大臣道尔顿在致内阁成员的信中写道：“我们消耗贷款的速度越来越快，各种迹象显示出局面已经失去控制。”而美国价格水平也开始迅速抬升，导致英国进口支出增加并超出了预期的水平，从而使状况进一步恶化。道尔顿恳求其同僚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减少需要以美元支付的进口，增加出口，与此同时继续维持粮食限量配给。³⁸

5月28日，道尔顿详细说明了英国国际收支的严峻状况。他说，全球美元短缺的情况愈演愈烈，并将“威胁引发一场世界经济危机”。凯恩斯与怀特前一年春天所作的乐观预测都是错误的。以英法为例，两国各自与美国的有形贸易赤字都在不断增加，全年将达到10亿美元的水平。道尔顿强调：“我们英国人将要遭遇的危机，从性质上不同于我们之前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危机。货币贬值、调整或拒绝履行外部债务都不是我们的出路所在。我们的海外收入无法满足我们对海外的需求。”这一问题一直“被租借安排、英镑借款以及美国及加拿大的贷款成功地掩盖住了”，但是这些都即将用尽。这个国家现在面临的是“美元饥荒”。他指出，英国可能能够从新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取每年最高达3.24亿美元的贷款，但是他警告道，基金组织董事会以及“尤其是美国，定将会仔细审查任何大量提取贷款的国家的情况”。³⁹财政部的奥托·克拉克也提出警告称：“纠正巨大的贸易失衡不关基金组织的事。”

克拉克担心英国“在《英美财政协定》项下的承诺将使整个问题进一步严重恶化”。由于失去了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元收入，英国将不得不“大幅削减……自美洲大陆的进口”。但是，鉴于英国所作出的非歧视承诺，英国要削减自美洲的进口，就必须同时削减自其他地方的进口，这将导致世界贸易大范围崩盘。英镑的可兑换也将导致相同的结果，因为其他国家为了尽可能多地积攒可兑换的英镑，将试图削减自英国的进口，而这又将迫使英国相应削减她自己的进口。最后，他感到，唯一的希望似乎就是马歇尔将军于6月提出的激动人心的建议。⁴⁰

然而，马歇尔并不能免除英镑可兑换的义务。7月20日的那一周，英国的金库流失了1.06亿美元；接下来一周，外流资金增至1.26亿美元；再之后的一周达到了1.27亿美元。在8月16日的那一周，美元流失的金额达到了1.83亿美元。道尔顿试图通过加速提取美国贷款的方式将储备稳定在25亿美元，但是现在美国贷款仅剩下8.5亿美元。随着全球美元短缺状况的加剧，加之英镑是欧洲交战国货币中唯一实现可兑换的货币，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美元的外流。8月20日，英国政府暂停了英镑的可兑换。⁴¹重新恢复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的梦想破灭了。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发表了他著名的哈佛大学演讲。而此时，英美对于欧洲经济组织方式的设想分歧越来越大。艾德礼的政府正忙于使煤矿、铁路以及电力供应国有化。中央计划将成为英国经济安全的基石。而现任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第一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在5月份访问欧洲之后，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计划。英国将成为一个经济一体化的欧洲的一部分，而这个经济一体化的欧洲将大张旗鼓地实施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在华盛顿，人们则是透过乔治·凯南前一年从莫斯科发回的那封长电报的视角来看待这些观点。他们认为，那些不效仿美国模式的国家，往往最终有可能遵循苏联的模式。

克莱顿之所以成为一名民主党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共和党人都是保护主义者。在相当程度上，他既像赫尔一样致力于推行自由贸易，也像怀特一样致力于实现货币稳定。在对外经济问题上，他对于马歇尔的重要性不亚于怀特对于摩根索的重要性。而且，克莱顿还有一个勇敢无畏、影响深远、慷慨大度、务实可行的设想：要坚定地按照自由市场原则恢复欧洲饱受战火摧残的经济。

尤其是法国。克莱顿在5月访问法国时亲眼目睹了中央计划模式失败的例子并对此感到极为不安。法国政府通过价格管制的方法抗击通货膨胀，而农民对这一政策作出的反应则是囤积农产品，导致城市遭受饥荒。⁴²哄抢打劫、囤积居奇成为普遍状况；文明社会的经济纽带支离破碎。⁴³克莱顿很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对政策作出根本性的调整，局面就不可能得到好转；他也不抱有任何幻想，认为仅凭美国人的说教就会令政策发生改变。美国将不得不提供巨额金融援助，而且是拨款援助而非贷款、信用额度或者租借，以此来换取欧洲国家进行重要的市场改革。这与1945年怀特提出的美国战后援助的设想有天壤之别，当时怀特设想的核心内容是向如今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无条件重建贷款。

4月马歇尔访问了莫斯科，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回到美国后，他立即通过广播向美国人民讲述了欧洲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以及立即采取大刀阔斧的行动的必要性。但是，为日后的马歇尔计划打下思想基础的人实际上是克莱顿。克莱顿习惯性地避免凸显他本人的作用，但是艾奇逊将马歇尔演讲半数以上的内容归功于克莱顿，即有关欧洲的状况及其原因的部分。事实上，如果将马歇尔的讲话与克莱顿5月27日的备忘录并排做一个比较，就会凸显后者的关键作用。⁴⁴

马歇尔这篇演说仅有1442个字，然而其天才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大视野，还在于它巧妙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外交技巧。美国的欧洲盟国既需要为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筹措资金，也需要为重新恢复必不可少的商业及贸易联系而提供融资，但却无法两者兼顾。马歇尔的演讲为美国的欧洲盟国们提供了一线生机。但在这一线生机的实现方式上，它把责任交给了欧洲人自己，由他们负责制定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与复苏的计划，并负责向比以往任何时候疑心都更重的美国国会和公众详细说明实现上述目标所必需的援助内容。最后，演讲非常小心地未将苏联排除在外，从而避免了欧洲的分裂，但它也无需征求苏联人的同意；条款将由美国人制定，而苏联人将不得不使自己被排除在外，并为此付出政治的代价。

艾奇逊担心欧洲人没有领会马歇尔演讲的讯息，于是通过他在英国媒体中的朋友进一步阐明其要义。贝文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并召集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以及莫洛托夫举行会议，会议于两周后在巴黎召开。克莱顿事先已经对贝文作出保证，华盛顿将不允许马歇尔计划因为苏联的要求而停滞不前，其核心意思是不会再出现布雷顿森林会议时苏联人阻挠进程的情况。根据贝文的记述，莫洛托夫在接到一封莫斯科发来的电报之后提出了意料之中的反对意见，涉及苏联的主权问题，这样就使问题“简单多了”。苏联人退出了。英法于7月3日发布联合公报，邀请其他22个欧洲国家派代表到巴黎起草一份复苏计划。⁴⁵

然而，贝文并没有欣然地接受美国人的倡议，也没有紧紧地抓住不放。他温和地向克莱顿和美国大使卢·道格拉斯提出抗议，认为英国被“与其他国家混在一起”，好像她“不过是另一个欧洲国家罢了”。当然不能像苏联人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英国。“拥有一个帝国的英国属于另一种情况”。⁴⁶贝文将马歇尔计划视作一个机会，可以让他的国家与美国“建立一种新型的金融伙伴关系”。但是，克莱顿立场非常坚定，“处理欧洲的问题不会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美国人将不会制造任何“特殊的合作伙伴”。⁴⁷贝文则诉诸英国例外主义的说辞，并认为会得到美国人的同情和支持，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令人难以想象。但是在1947年，帝国思维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全球秩序重塑的匆匆脚步。

接下来的三个月中，克莱顿在三条战线上坚持不懈地工作，这三条战线在他眼中属于同一场战役，即推动巴黎会议代表提出一份有说服力的马歇尔计划援助请求，在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取得突破，以及促成一个“欧洲联邦”来协调欧洲经济行动并实施关税同盟。

在马歇尔计划方面，马歇尔本人多次断然拒绝了克莱顿在夏天时反复提出的为欧洲人提供过渡性援助的请求，而欧洲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绝望和沮丧。到了9月，马歇尔让步了。9月10日，他公开敦促国会迅速拨款来缓解“这个饥饿与寒冷的冬天的不利影响”。这对巴黎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9月22日，欧洲人终于提交了一份符合美国期望值的“最初”报告及援助请求。克莱顿立即从巴黎赶赴伦敦，力推他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诉求，他将贸易自由化视作与美国援助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然而，事实表明这个问题更加棘手。整个夏天，克莱顿都在两线作战，一方面与伦敦斗争以取消帝国特惠制度，另一方面与他自己首都的保护主义者进行斗争，后者决心设立新的羊毛进口关税。在羊毛大战中，他最终赢得了杜鲁门的支持，并因此拯救了在日内瓦进行的困难重重的全球贸易谈判。面对克莱顿对帝国特惠制度的公开指责，英国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之前为了换取租借援助已经承诺要取消帝国特惠制度，后来为了获得贷款又做了一次承诺。1946年文森对国会保证，英国人如果获得了贷款将“立即接受公平和非歧视货币与贸易做法的原则”，现在已经证明这是一张空头支票。⁴⁸尽管有马歇尔计划胡萝卜的诱惑，但是英国人又一次打起了退堂鼓。然而到了9月下旬，他们提出可以削减关税特惠的幅度，而非取消关税特惠，但同时也降低了他们对美国关税互惠削减的要价。克莱顿曾经希望取得更大的成果（他一直如此），但是他还是支持了这个折中方案以实现一个他更加珍视的目标，即成功缔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当他实现了他的雄心壮志之后，10月7日，克莱顿向国务院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提交了辞呈，终于在他68岁的时候满足了他妻子的要求，两人永远地离开了华盛顿。⁴⁹

“关贸总协定是个庞大的工程，与它相比此前所有的国际经济协定都显得微不足道，”10月15日的《纽约时报》写道，“它实现了克莱顿先生的梦想，使一群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能够有意识地扭转扼杀世界贸易的历史潮流。这是一大步，除了克莱顿先生以及他为数不多的同事之外，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一步。”

欧洲人普遍对哈里·怀特在打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所表现出的高超技艺以及不知疲倦的干劲表示尊敬，但是无论是怀特还是他的基金组织都不曾成为受人喜爱或鼓舞人心的对象。相比之下，克莱顿被普遍视为“既是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最具建设性的元素的代表，也是其背后源源不绝的动力”。⁵⁰英国和法国的报纸极尽溢美之词，尽管（有些时候甚至正是因为如此）克莱顿坚持不懈地对欧洲政府施压，要求他们予以更多合作并采取更少的国有化措施。法国《世界报》称克莱顿是“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我们的外交官们……将对一位最熟悉欧洲事务的美国人的离去深表遗憾”。⁵¹

克莱顿试图打破欧洲旧有的国民（以及帝国）经济结构，并为一个取而代之的、新的、开放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域打下基础。在1947年，他的努力成效甚微。但是到了1957年，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将这一点添加到他的遗产之列。1947年，他忙碌的近乎疯狂的夏季穿梭外交遭遇了强大的障碍，最先制造障碍的就是英国政府，它致力于对工业实行更多的国家控制并保留帝国的经济残余，因为它与帝国的贸易是与欧洲贸易的两倍。尽管克莱顿在国务院的同事们对此感到越来越愤怒，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克莱顿对关税同盟的痴迷念头是一个着眼长远的宏伟抱负，尽管它会树立贸易壁垒，但是有助于在短期内实现振兴欧洲工业和农业生产的优先目标。⁵²虽然1947年9月，克莱顿未能得到他希望从欧洲人那里得到的坚定承诺，但是马歇尔计划最终是以欧洲政府采取对市场以及投资友好的政策为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与法国人确保能够长期获取德国的煤炭和焦炭等资源方面的利益不谋而合。使战败的德国融入战后的欧洲经济之中，这成为马歇尔援助安排的一个重要支柱，与怀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摩根索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8年4月3日，杜鲁门总统签署《经济合作法案》，马歇尔计划正式成为法律。它最终承诺向包括德国在内的16个欧洲国家提供130亿美元（折合今天1220亿美元）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直到1951年底。除了立即提供食品、粮食、燃料和机械等必不可少的物资援助之外，马歇尔计划还在诸如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恢复运输以及贸易复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长期作用，并为通向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协定的达成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⁵³艾奇逊钦佩地指出，克莱顿比欧洲联盟的创始性文件“1957年的《罗马条约》超前了近10年”。⁵⁴有趣的是，英国直到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才最终取消了帝国特惠制度。

在其余生之中，威廉·克莱顿一直公开支持欧洲与跨大西洋经济、货币以及外交一体化进程。他还时常指责他自己的国家对她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的思考过于狭隘。“如果我们不停止那些为了满足特殊利益集团自私的目的而制定国家政策的做法，”他于1958年致《纽约时报》的信中写道，“我们将失去我们现在拥有的、对自由世界虚弱的领导地位。”⁵⁵克莱顿于1966年逝世，杜鲁门称他是“那种凤毛麟角的公职人员，不仅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而且有一种世界性的视野，看到了那个使美国能够与所有国家和谐共处的位置”。⁵⁶这份悼词既不吝赞美又实事求是，很少有悼念之辞能够实现这两者的统一。

1947年3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投入运行。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援引了基金组织协定中的过渡期条款项，继续保留战时的汇兑限制措施。3月31日，哈里·怀特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呈，称他“一段时间以来都有这样一个想法，非常希望回归私人企业”。“鉴于基金组织的运行……已经开了一个好头而且积极操作的阶段……才刚刚开始”，现在是个“好机会”让他的“继任者接手了”。杜鲁门于4月7日回信正式接受了他的辞呈，并称赞：“怀特为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稳定国际贸易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关于怀特为对稳定贸易作出贡献而“付出努力”的说法，实际上是承认距离实现所说的这种稳定仍然有相当一段距离。

在1947年4月提交的一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年运行情况的乐观的报告中，怀特写道，尽管“拥有购买外汇资格的成员国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提出这种申请”，但是称这种情况是“一种失败、失灵的表现，或者说它反映出有些东西出了问题”的说法是“荒谬的”。这是不值一提的临时性因素的结果，而且这些临时因素很快就要发生变化。⁵⁷

1947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对资金援助请求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公开坚持要求“审查援助请求背后的东西”，以确保它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款相一致，即援助资金将不会用于重建目的。然而，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基金组织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发放了6亿美元，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直到1948年春季马歇尔计划接手并开始提供援助资金。⁵⁸此后，基金组织实际上再度陷入睡眠状态之中。

1948年5月，怀特执笔写下一份非常悲观的声明草稿，对基金协定的条款提出修订，但是这份草稿从未公开发表、甚至都没有对外提出。这与他一年之前的那篇兴致颇佳的文章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他大胆地提出：“坦率地评估目前为止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实现其声明的宗旨作出的贡献，将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取得的成就远小于预期。”“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形势确实有望发生改变”，那么现在的这个结果“还不会那么令人感到不安。但这种希望并不存在”。怀特现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急剧增强其货币火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曾经坚决地反对凯恩斯所倡导的国际货币，但是他现在提议设立“一种国际汇兑媒介，作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的一个补充”。对英国的贷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尽管1945年6月时怀特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面前甚至还否认英国需要特殊的过渡期援助）；马歇尔计划也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些努力不足以弥补世界所遭受的损失，因为‘同一个世界’至少分裂成了两个”。⁵⁹

在早前那篇严词批评美国及西方对苏联态度虚伪的从未发表的文章中，怀特提出了他希望战后建立美苏联盟的想法，现在这个希望已经成为了泡影。⁶⁰他写道：“我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中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官员会在1944年春天时认为，到了1948年，也就是战争结束仅仅3年之后，某些主要大国之间的矛盾会变得如此凸显，而且在这几年中，世界非但没有因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凝聚在一起，反倒是急速地走向分裂。”⁶¹“民主党已经不再为争取和平和建设一个更好的美国而斗争”，倍感失望的怀特将他对扭转美苏不断升级的敌对状况的希望寄托在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身上。⁶²他热情地支持华莱士，就像他1924年热情地支持鲍勃·拉夫雷特那样。用华莱士的话说，他的竞选是“献给认为苏联人诚挚地希望和平的主张”。华莱士有意恢复怀特的政治生命，作为他的财政部长。⁶³凯南日后尖锐地评价道，“在华盛顿，若论与苏联开展战后合作的愿望，没有一个部门比财政部的想法更加复杂详尽、更加幼稚天真、更加根深蒂固（也可以说是毅然决然）”，⁶⁴他想到的很可能就是怀特。

1947年8月，怀特接受了联邦调查局长达两个小时的盘问，询问他与格里戈·西尔弗玛斯特、海伦·西尔弗玛斯特、乔治·西尔弗曼、路德·乌尔曼、威廉·泰勒、哈罗德·格拉瑟、索尔·艾德勒、索尼娅·戈尔德以及劳克林·卡利的关系。9月初，他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10月，他在位于纽约的新家中卧床休养，期间收到了联邦司法警察送来的大陪审团传票。他的妻子回信附上一份医嘱，证明怀特身患重病无法出庭。根据他兄弟的说法，怀特卧床不起一直到12月。⁶⁵1948年3月24日和25日，怀特终于出庭作证。他承认他曾经与柯伊有过一次“泛泛的交谈”，是关于柯伊本人早前在大陪审团的证词；他也和西尔弗曼泛泛地谈过一次他被联邦调查局讯问以及即将在大陪审团出庭的事。怀特并不知道本特利和钱伯斯对联邦调查局所作的声明以及对大陪审团的证词，因此当他得知检察官知道自己曾经给西尔弗玛斯特打电话并要求见面时，他肯定会感到震惊，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⁶⁶然而法庭对于监听获得的证据不予采信，因此不能用来对他提起指控。本特利的证词也没有包含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证实她对怀特的指控。最终大陪审团因为缺少确凿的证据而无法起诉怀特。

7月31日，本特利第一次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上引人注目地登台亮相。直到8月11日，她还将4次出席听证会并作证。第一天，她被问及西尔弗玛斯特集团的成员以及活动。在指认了乌尔曼与艾德勒之后，她被问及是否财政部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是的，”她回答道，“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怀特是她指认的30名前政府官员中级别最高的一个。⁶⁷

怀特是共产党么？她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怀特先生是否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员。”他在这个集团中的作用是什么？“他向西尔弗玛斯特先生提供情报，这些情报又被传达给我。”怀特知道这些情报的去处么？“我知道西尔弗玛斯特和乌尔曼两人确切地知道情报的去处。按照他们所说的，怀特先生知道情报的去处，但是他不愿提起这件事。”除了劳克林·卡利之外，还有其他人试图将间谍网的成员安插进政府的特定职位么？“当然，怀特先生也帮助一些人获得职位。”

媒体现在变得非常兴奋。怀特迫于压力作出回应。“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在电话中对本特利的证词评论道，“我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女人。我感到震惊。”他要求委员会允许他出席听证会并“否认这些指控”。⁶⁸

8月期间，钱伯斯一共6次出席委员会听证会并作证。在他作证的第一天，也就是8月3日，他被问及1939年与伯利的会谈，在那次会谈中他指认了政府中的共产党。当时他指认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么？“没有，”钱伯斯答道，“因为当时我认为我已经使怀特先生脱离了地下组织，直到大约4年之后我才第一次对联邦调查局提及怀特先生。”他告诉联邦调查局的原因是否因为他确信怀特并没有脱离间谍网络？“是的。”怀特是共产党么？“我不能说他一定是一个登记注册的共产党成员，但是他一直以来肯定是这个群体的同路人，因此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党，这意味着双方都出了错。”⁶⁹

因为钱伯斯声称认识怀特本人，他关于怀特的证词增加了本特利证言的可信度。钱伯斯关于阿尔杰·希斯的指控也是爆炸性的，两人之间随后的法律冲突将使他们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至于总统本人，他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选战，并将这场调查斥为共和党“转移话题、混淆视听之举”。

现在舞台已经搭好，轮到怀特在万众瞩目之中出席了。虽然怀特在对国会作证的技巧方面颇有造诣，但是他过去常常是在招架对财政部政策的攻击，而非对他本人的品格操守以及爱国心的指责。这将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对质。

8月13日上午，怀特在闪光灯下走进了挤满人的委员会会议室，故作时髦的花哨领带与灰色三件套条纹西服显得很不协调。他面对委员会和一大把麦克风，举起了他的右手按照规定宣读了誓言。在他的开场白中，他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符合进步主义传统的忠诚的美国人。

我从报纸上得知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本特利的女士和一位名叫惠特克·钱伯斯的先生对我提出的指控。我来到诸位的面前，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向委员会和公众说明事实的真相。……

首先，我想要声明的是，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未曾是一名共产党，甚至离成为一名共产党也差得很远；我不记得曾经认识一位名叫本特利的女士或一位名叫惠特克·钱伯斯的先生。……

新闻报道称，证人声称我帮助一些我知道正在从事间谍活动的人获得重要职位，来帮助这些人从事上述活动。这一指控完全是不实的。……

我所信奉并笃行的原则决定了，我不可能从事不忠诚的活动，也不可能作出任何违背我们国家利益的事情。……

美国的信条就是我的信条。我坚信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批判自由以及迁徙自由。我坚信机会均等的目标。……

我坚信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责任去争取、要求以及获得更多更广的、适用于所有人的政治、经济以及情感安全。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我坚信民众拥有自由选择政府代表的权利，不受机关枪、秘密警察或者警察国家的限制。

我反对任意及不当地使用权力或权威，无论这种权力或权威出自何处，或针对何人或任何团体。

我坚信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法律高于一切个人，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认为这些原则神圣而不可侵犯。我视其为我们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础结构，而且我坚信它们是鲜活的现实，而非一纸空文。

这就是我的信条，……

我愿意回答诸位希望提出的任何问题。

旁听席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形势对怀特有利。到了这个时候，公众已经逐渐对委员会形成一种印象，认为它的所作所为有失体统，是在哗众取宠，而怀特充分利用了这种印象。尽管他有一个当之无愧的脾气暴躁的名声，但是这一次，他刻意避免与控告的一方发生冲突。

怀特认识惠特克·钱伯斯么？“根据我用心的回忆，我不记得这个名字。”他答道。怀特是否曾经去过内森·格里高利·西尔弗玛斯特的地下室？是的，他们在那里打过乒乓球。

主席抓住了这一点。怀特不是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并为此要求委员会准许他每作证1小时就休息5～10分钟么？“对于一个心脏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帕内尔·托马斯评论道，“显然你能够从事许多运动。”

“我的心脏病是去年发作的。我所说的打乒乓球……是许多年之前的事情了，”怀特纠正道，“我希望能够消除这个误会，主席先生。”

更多的掌声。

怀特注意到地下室中有任何摄影设备了么？“我没有注意到，但是我没有注意到，并不意味着没有。……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堆满了杂物的地下室。”西尔弗玛斯特是一名共产党么？他对怀特保证称他不是，怀特相信了他。“但是我非常理解并且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他补充道，“即如果对于一个人是否是共产党有任何的怀疑，他就不应当……担任任何能够经手机密情报的职务……仅仅是一种怀疑就足够了。”后来他又接着补充道，“我不会雇佣任何我知道是或者怀疑是共产党的人担任高级政府职务。”

与委员会主席不同，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发言不多但“头脑清醒地紧扣当前的问题”。⁷⁰时年35岁、第一年担任共和党国会议员的理查德·尼克松目标明确，他要设下圈套来证明怀特犯了伪证罪，因此他敦促怀特明确地承认他从未见过钱伯斯。怀特非常小心，仍然坚持他事先准备好的措辞，反复表示他不“记得”曾经见过钱伯斯。

委员会继续询问其他的名字——柯伊、格拉瑟、皮尔洛。怀特被要求辨认一份名单，人名旁边打上了蓝色叉。其中哪些人曾经与怀特一同共事？

“红色的叉号可能更加合适一些，”怀特尖刻地讽刺道，“我是从你的角度出发补充了这一句，”他对托马斯说道。那个熟悉的怀特又回来了。

怀特是著名的摩根索计划的作者么？约翰·麦克多维尔问道。

“你还有没有听说过，”怀特回应道，“我碰巧也是著名的怀特计划的作者？”麦克多维尔试图改变话题，但是怀特还想乘胜追击。“我想你问了一个问题，”怀特坚定地说道，“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托马斯试图让听众停止鼓掌。

“主席先生，”F.爱德华·赫伯特愤怒地说道，“我建议你要求证人，显然他很有智慧，显然他善于逗乐……但是我希望你要求证人回答问题。”⁷¹怀特停止了他的讽刺，而听证会也就此结束。第二天《纽约时报》刊文称怀特“发言毫无保留”，与早前的证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中的许多人援引第五修正案的权利并拒绝回答“相关的问题”。⁷²怀特甚至提出，听证会更像是非法的“星室法庭审判”，这引发了托马斯和尼克松的谴责。⁷³

听证会结束后，怀特立即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第二天，8月14日，他在纽约看了医生，随后登上了另一列火车前往他位于新罕布什尔州菲茨威廉镇的家中避暑。在途中，他感到胸口剧烈的疼痛，这很像两年之前凯恩斯从萨凡纳到华盛顿途中经历的那种状况。第三天，8月15日，当地的医生诊断他突发了严重的心脏病，并称已经无力回天。第四天的傍晚，怀特去世了。

阴谋论的说法几乎立即流传开来。怀特被苏联情报机构清除了。怀特的死是一场精心安排的骗局。他已经逃离到了乌拉圭。这些传言的背后没有一丝一毫的确凿证据支持。

怀特因心脏病去世后，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自然成为了媒体严厉谴责的对象，因为听证会的紧张压力似乎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怀特的案件现在停滞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更多问题还将暴露出来。

1950年1月25日，阿尔杰·希斯因犯伪证罪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曾经公开谴责间谍调查的杜鲁门现在私下承认：“这个混蛋……罪大恶极。”⁷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惠特克·钱伯斯1938年初悄悄藏起来的一些文件，他把这些文件当做他的“救生衣”，以备他从苏联地下组织叛变时使用。他原本想“在共产党准备对他的性命采取行动的时候”⁷⁵用这些文件劝阻那些潜在的攻击者。1948年11月，这些文件在审前出示证据的阶段被交给了希斯的律师，希斯又要求他的律师将这些文件交给司法部。其中包括了65页国务院文件的副本，看上去是用希斯的打字机打印的；还有4页纸手写的总结，文件是希斯的笔迹。

第二天，1950年1月26日，理查德·尼克松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透露，他从1948年12月起就持有“8页文件的照片副本，文件是怀特先生的笔迹，钱伯斯先生于1948年11月17日将这些文件交给司法部”。⁷⁶尼克松接下来朗读了文件的部分内容。

这些文件的原件包括一份4页纸、双倍行距的备忘录，由怀特手写在黄色的线条纸上，材料内容的时间跨度为1938年1月10日至2月15日。这份备忘录是钱伯斯“救生衣”的一部分。⁷⁷联邦调查局和退伍军人管理署所进行的笔迹分析确认了怀特是这份文件的作者。⁷⁸

备忘录混杂了各种内容，既包括各种简要情报，也包括对财政部和国务院在外交及军事问题上的立场的评论。其中提及了欧洲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情况，包括法国政治领袖在与美国驻法大使（同时也是前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布里特私下交谈中向他透露的对苏联和德国的意图；概述了美国可能对日本采取的行动，例如贸易禁运或资产冻结；描述了日本对其石油储备设施采取的军事保护措施；泄露了总统对财政部长的个人指示。怀特清楚地表明他正在记录机密的情报，他明确地写道财政部针对日本的经济战争计划是应总统要求起草的，“在财政部之外无人知晓”。

1951年8月，本特利与钱伯斯出席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麦克卡伦委员会）听证会，并再次指证怀特。第二年，钱伯斯将出版一本爆炸性的自传《证人》，书中完整地讲述了他与怀特的来往。1953年11月，随着司法部长布劳内尔对现在已是前任总统的杜鲁门发起公开的正面抨击，怀特的名字再次登上头版新闻。“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一个苏联间谍，”布劳内尔断然指出，“他将秘密文件偷偷带给苏联特工，由后者传给莫斯科。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一个共产党特工，那个明知这一情况的人却任命怀特担任了他在政府部门中曾经担任过的最为敏感的职务”，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杜鲁门对这一指责猝不及防。“我们一发现怀特的不忠行为，就立即解雇了他。”他回应道。他后来又含糊其辞地声称，“怀特是以主动辞职的方式被解雇的”。

政府内部就怀特与希斯案件产生的巨大分歧，其中至少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反间谍官员对于苏联间谍活动体系的了解实际上远远多于他们愿意与白宫分享的情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二战结束已经半个世纪之后，公众仍然无法知晓他们证据宝库中的惊人内容。

随着战争于1939年爆发，美国开始收集所有进出美国的电报的副本，这也是全世界战争时期的标准做法。苏联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以及在纽约和旧金山的领事馆完全明白他们的电报通信受到了监视，但没有提出任何抗议。苏联人复杂的密码电报系统又被称为一次性密码本，它从理论上是无法破译的。

卡特·克拉克上校却没有知难而退。1943年初，有传闻称纳粹德国和苏联正在进行秘密和谈。作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首席长官，他命令信号情报处的精英密码破译员研究电报并从中寻找有关此类谈判的证据。这项最高机密的工程被命名为维诺纳计划。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但是经过对数千份电报的仔细研究，美国密码破译人员发现了在情报加密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程序性错误，这使得密码有被破译的可能。然而，等到他们成功破译第一条情报的时候已经是1946年，战争已经结束了。尽管如此，他们发现的内容仍然非常重要，并且出乎意料。这些电报并不是苏联驻美国的外交人员与其莫斯科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之间的通信，而是在美国的苏联情报特工人员与克格勃外国情报总局首脑之间的通信。它们没有包含任何关于纳粹德国与苏联和谈的证据，但是包含了大量关于苏联在美国从事系统性间谍活动的证据。

第一批被破译的电报中有一条是1944年从纽约发回莫斯科的一则消息，显示出苏联人已经渗入美国高度机密的原子弹计划。到了1948年，美国军队情报部门已经获悉苏联在美国所有重要的外交和军事部门及机构中都招募并安插了间谍。此时，破译密码的行动仍然严格保密，只有很少几个联邦调查局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知晓，而中央情报局甚至直到1953年才开始接到被破译情报的副本。尽管最为关键的破译工作是在1947～1952年进行的，但是破译所有可疑电报的工作实际上一直持续到1980年。后来又过了许多年，随着民间以及国会不断提出要求将这些文件公开以接受公众监督，最终，在1995年学者们第一次看到有关文件。接下来的两年中，国家安全局公布了维诺纳计划破译的所有情报，总数近3000条，超过5000页纸。⁷⁹直到1999年，第一部分析情报库的书籍才公开出版。⁸⁰

杜鲁门非常不信任胡佛。但他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关于间谍活动的报告背后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就是苏联的电报通信。准确的原因无从可考，但是众所周知，陆军参谋长奥马尔·布拉德利对白宫向媒体透风的做法非常不放心，并有可能据此作出决定，不让总统本人知悉维诺纳计划的存在。维诺纳计划破译的电报为本特利和钱伯斯提出的指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本应使总统可以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⁸¹但是，在怀特的问题上，它对怀特案件的审查会产生多大的区别，我们无从得知，因为联邦调查局直到1950年10月16日才在其内部备忘录中第一次确认在一份破译的电报中发现了怀特。⁸²

诸如钱伯斯、本特利等坦白的苏联特工提供的证词是一回事，而大量被截获的苏联密码通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另一回事了，显然后者是更有力的证据。钱伯斯1939年对伯利指认的人中，有8个人出现在了维诺纳计划破译的电报中⁸³（其他5人则通过其他渠道的证据证实）。⁸⁴本特利1945年指认属于西尔弗玛斯特集团成员的14个人中的11人也出现在了电报中，包括西尔弗玛斯特、乌尔曼、西尔弗曼、柯伊、戈尔德、库里、艾德勒以及怀特。有18份电报用各种代号提及了怀特，时间跨度在1944年3月16日～1946年1月8日。⁸⁵怀特的维诺纳代号也独立地出现在了前克格勃档案管理员瓦西里·米特罗欣的记录之中，后者令人难以置信地成功地从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的办公室中偷运出了6大箱文件。英国军情六处于1992年秘密地将他和他的文件从苏联运到了英国。⁸⁶

1944年4月29日和1945年1月18日的两份电报报告了怀特提供的情报，内容是关于美国当局高层对向苏联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可能性的讨论情况。尤其是第二份电报，它提供了证据表明怀特与其处理人，即本案中的西尔弗玛斯特，协调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层实现苏联利益的问题。1945年1月3日，苏联正式提出要求获得一笔总额60亿美元的贷款，年息2.25%，分30年还清。一周之后，怀特成功地说服摩根索要求总统以更优惠的条件提供更多的贷款：100亿美元，年息2%，分35年还清。⁸⁷“按照理查德（即怀特）的说法，”这份1月18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写道，“我们可以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获得一笔贷款”，优于莫斯科的要求。然而，罗斯福没有批准贷款。

同一天的另一份电报证实了有关怀特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地下组织的其他成员获得任命的指控。“根据罗伯特（即西尔弗玛斯特）的报告，”这份电报写道，“他有可能从理查德（即怀特）那里得到一个机会，由卢布（很可能是哈罗德·格拉瑟）接替理查德的职位，因为后者将很快被任命为部长助理。”

1945年春季，怀特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就布雷顿森林协定作证的间歇，曾被派往旧金山担任美国代表团的技术顾问。^[21]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是旧金山会议的执行秘书长，他的名字也作为一个线人出现在了电报中。4月6日，就在斯特蒂纽斯邀请怀特赴旧金山加入美国代表团一周之后，阿赫梅罗夫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安排罗伯特（即西尔弗玛斯特）与在巴比伦（即旧金山）的理查德（即怀特）和飞行员（即怀特的助手威廉·路德维希·乌尔曼）保持联系。”⁸⁸一个月之后，莫斯科开始收到旧金山发来的电报。克格勃官员弗拉德米尔·普拉夫丁在5月5日的消息中报告称，怀特表示“杜鲁门和斯特蒂纽斯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大会的胜利”。怀特告诉普拉夫丁，美国“将同意苏联的否决权”。5月4日至6月8日发出的其他电报中部分被破译的内容揭示出，怀特还谈及了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观点，诸如里奥·帕斯沃尔斯基、助理国务卿内尔森·洛克菲勒、参议员阿瑟·范登堡以及众议员查尔斯·伊顿，后又对拉丁美洲代表们的观点进行了分析评估（怀特将其中一人称作“笨蛋”）。普拉夫丁在旧金山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还不清楚怀特是否知道他的主业。但是怀特显然明白，他对普拉夫丁所说的内容本不应该泄露给媒体。

惠特克·钱伯斯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怀特记录并散发了机密情报。克格勃文件记录了西尔弗玛斯特在1944年中期对阿赫梅罗夫讲述的如下内容：“'J'（即怀特）知道他提供的情报的去处，这也正是他当初输送这些情报的原因。”⁸⁹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才第一次看到这批文件。而维诺纳计划破译的电文也显示出怀特把官方文件交了出去。1944年8月4日至5日的一封电报记录，怀特对一个代号为"KOL'TsOV"的苏联特工说“拿到该份文件冒了极大的风险”，联邦调查局认为这个特工很可能就是国家银行副主席、布雷顿森林会议苏联代表尼古拉·菲奥多罗维奇·切楚林。⁹⁰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普拉夫丁1945年10月29日对莫斯科写道怀特“确信他的免职只是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问题”，并抱怨怀特不再交出“情报或文件了”。怀特现在只“对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提供建议”。他的财政部同事柯伊也对普拉夫丁“避而不见”。“西尔弗玛斯特集团中没有人……希望继续工作了。”⁹¹

和普拉夫丁一样，与怀特会面的苏联人都有其他掩护的身份。根据本特利的说法，西尔弗玛斯特的联络员告诉怀特，他的情报将被送给美国共产党，而非苏联地下组织。怀特的处理人显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合理推诿责任的借口。但是维诺纳解密的电文基本可以确信怀特完全知道他的情报去向。关于KOL'TsOV的电报被破译的部分提到：“关于下一步与我们合作的方法，怀特说他的妻子……愿意作出任何自我牺牲。”怀特“自己并没有考虑他的个人安全，但是如果连累到他……将引起一场政治丑闻并且……会导致所有支持新事业的人名誉扫地，因此他希望非常谨慎地行事”。电报还进一步建议怀特采取措施来隐瞒他们会面的情况，就像他处理与钱伯斯的会面那样。“怀特没有适合用作常设集会地点的住所；但是他所有的朋友都是家里人”（家里人这个词指的是“新事业”的追随者）。怀特建议“可以在他们的家中召开会议，每隔四五个月便从一家换到另一家。他还提议可以偶尔在他开车的时候进行不超过半小时的对话”。

破译的电文还显示出，怀特的妻子利用了她丈夫的地位来使他们家获益。根据1944年11月20日的一份题为《对“理查德”的资金援助》的电报，特瑞·安·怀特对西尔弗玛斯特称，她的丈夫正试图在私人部门寻找工作，“以缓解他们沉重的开支压力”。西尔弗玛斯特心领神会，并“对怀特的妻子（她知道她的丈夫在与我们合作）说，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并且考虑到各种因素不会允许他们离开迦太基”，迦太基就是华盛顿。西尔弗玛斯特认为：“定期提供资金可能会被怀特拒绝，但是他也许会接受用来表达我们感激之情的礼物。”阿赫梅罗夫对西尔弗玛斯特说，“他认为我们可以为怀特女儿的教育提供经费”，这笔开支“大约是一年2000美元”，但是“明确劝告西尔弗玛斯特、乌尔曼以及其他人不要试图向怀特直接提供资助”。电报结束时写道，怀特“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个资助的建议”。

1953年，惠特克·钱伯斯写道：“作为苏联特工，如果非要说哈里·怀特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的话，他也是仅次于阿尔杰·希斯一人而已。”他说，怀特是一个“绝佳的官员”，为人低调但却逐渐升任高位，从而能够“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并服务于苏联政府利益”。⁹²在钱伯斯与本特利对联邦调查局作出惊人的间谍指控50年之后，已故的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领导了一个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重新研究维诺纳电报，并于1997年得出结论：“国务院的阿尔杰·希斯同谋的罪名似乎是板上钉钉了。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也是一样。”⁹³

[21]1945年4月25日至6月25日，“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