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尾声

发生在1947年的英镑危机，激发了英国人对美国的美元外交及其导致的悲惨后果的愤怒指责和强烈不满。“在这个国家中，并没有多少人认为美国的政策是刻意地、有意识地要毁灭英国，毁灭世界上英国所代表的一切，”《经济学人》写道，“但是证据显然可以被这样解读。如果每一次延长援助都附加条件，使英国永远都得索要更多援助，而获得这些额外援助要求我们更加卑躬屈膝且后果更加严重，那么结果必然如同共产党所预料的那样。”¹

在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前，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在固定汇率水平上争取自由的多边贸易。贷款协定的条款即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强加于英国的。但是协定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随着英镑可兑换计划的彻底失败，美国匆忙抛弃了怀特与赫尔打造的、建立在将英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竞争对手信念之上的外交武器库。事实证明它不仅荒谬可笑，而且在与苏联即将爆发的冷战面前，对振兴英国以及西欧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目标构成了严重障碍。“英国的紧急状况令这个国家感到震惊，”《纽约时报》写道，“它使我们脑海中突然间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世界上再也没有强大的英国，没有中庸温和的英国作为平衡的摆轮，民主的天平少了英国这个砝码。在我们生活的经济和政治世界中出现这种真空，其后果令人感到不安；一如当时对英国战败的担忧，这种担忧迫使我们早在还未公开宣布参战时就向英国提供了援助。”²

战争的严重破坏使全世界都急缺美元，因为它是唯一可靠的黄金替代物。这也导致整个世界都处于一种危险之中：容易受到美国在任何时点可能遭受的经济病患的影响。1946年，美国放松价格管制后出现了通货膨胀，推高了欧洲的进口价格。1948年和1949年，美国出现衰退，抑制了美国的进口需求。1949年中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为他们的战时目标写下了一段辛酸的墓志铭，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进入和平年代4年之后，“对双边贸易和不可兑换货币的依赖远甚于战前”。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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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继续加严货币管制，但是仍然无法阻止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外流。1949年9月18日，英国将英镑贬值了30%，现在1英镑仅能买到2.8美元，而非4.03美元。最终，怀特与凯恩斯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国改变汇率平价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无数次辩论仅形同于闲聊一场：英国在贬值前24小时才通知基金组织。一周之内，另外23个国家也相继贬值，此后还有7个国家很快也如法效仿。

贬值有助于缓解美元短缺的状况。就英国而言，储备水平的下降得到了遏制，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增长了3倍。但是，美国的经常账户仍然继续维持顺差状态，在1950年的上半年即达到30亿美元的年化水平。⁴当年，在美国的支持和资助下，欧洲支付联盟成立，目标是打破欧洲内部的贸易和支付壁垒。此后的很多年之中，拥有18个成员国的欧洲支付联盟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欧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其宗旨是通过歧视稀缺的美元来促进欧洲的贸易，而非促进全球多边贸易。虽然成立时最初只有两年的权限，但是欧洲支付联盟一直持续运行到1958年。195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遗憾地指出：“在实现基金组织关于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以及货币普遍可兑换的宗旨方面，几乎没有取得稳固或持续的进展。”但是，欧洲内部的贸易现在取得了迅速的增长。⁵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尖锐的、令人震惊的方式提醒英国人，他们此前在世界舞台上进行外交和军事运作的广阔空间现在严重地受到他们对美元需求的限制。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7月26日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密谋入侵埃及并推翻纳萨尔。10月29日，以色列对西奈半岛发动进攻，英国和法国立即根据事先策划好的方案对以色列予以支持。虽然进攻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在外交上却是一个灾难。英国人以卑劣的手段明目张胆地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特别是影响到了美国防止苏联军队染指该区域的核心利益，这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内阁愤怒不已，他们决定镇压英国人，以最无情的方式施展美元外交，远甚于哈里·怀特或亨利·摩根索曾经的做法。美国利用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权，拒绝了英国对基金组织提出的美元贷款要求，而英国亟需这笔贷款以遏制英镑的挤兑；此外美国还采取措施阻挠英国获取紧急的石油供应。英国人对此难以置信，他们本已经准备要无视联合国的要求，但随即便迫于形势而不得不耻辱地撤退，因为她最重要的盟友可能会对她的经济实施毁灭性的打击。⁶

尽管20世纪50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都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挫折与危机，其经济仍然恢复了增长，贸易水平迅速提高，而且在美国大规模对外援助和军事支出的支持下，美元短缺的状况消失了。1958年12月27日，欧洲支付联盟中的14个国家宣布实施经常项目可兑换。1945～1971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期常常被人称作“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但是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要求建立的货币体系可以说直到1961年才真正投入运行，当年第一批9个欧洲国家以及秘鲁和沙特阿拉伯正式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第8条规定的货币可兑换承诺（使全球接受该条款的国家总数上升至20个）。但是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受到了此前众多分析家都未曾预见的压力。

战争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正如大多数人所担心的那样，美国确实保持了大额的国际收支顺差，并因此加剧了全球美元短缺的状况。但是，这些顺差不久之后就开始逐渐减少。除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短暂时期以外，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西欧的经常账户国际收支状况一直呈现明显下行的趋势，并于50年代末转为大额逆差。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美国的资本出口和对外经济援助水平大大超出了这个国家对全世界的总盈余水平。资金的缺口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外国持有的美元数量迅速上升，以及美国黄金的大量流失，后一种情况是由于外国人为从欧洲更高的利率水平中牟利而汇回资本所引发的。于是，美国在解决了美元短缺这个全球性问题的同时，又创造了另一个问题，即用来兑付外国持有的多余美元的黄金出现了短缺。

简单地说，哈里·怀特错了。美国不可能同时实现以下两个条件：既向世界供应充足的美元，又使其黄金储备维持在满足黄金可兑换承诺所要求的水平上。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无法担当这一重任。比利时裔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他著名的1959年国会证词中清晰地阐述了其中的原因。他解释了“使用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所连带产生的荒谬结果”。⁷这种安排成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内在的不稳定因素”。1958年12月欧洲的货币可兑换承诺，非但不是进入新货币时代最后的关键一步，反而“仅仅是使世界退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那种混乱无章、民族主义的金汇兑本位制度”。⁸

当世界积累美元而非黄金作为储备资产时，美国就被放到了一个难以两全的位置上。外国人将多余的美元借回给美国。这增加了美国的短期负债，也意味着美国需要增加其黄金储备以维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但是这里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她这么做，那么全球美元“短缺”就将持续下去；如果她不这么做，那么美国最终将以越来越少的黄金为越来越多的美元提供担保。美国释放出的美元既要足够多以满足全世界的交易需求，又要足够少以确保它们总能兑现固定数量的黄金，要让这种局面稳定地、长期地持续下去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满足了世界的流动性需求，她就完蛋了；而如果她不能满足，她也完蛋了；对于世界其余国家也是一样。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

特里芬解释道，如果国际上不协调一致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个体系，那么它就会释放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源动力。美国必须通过紧缩通货、货币贬值或者实施贸易及汇兑限制来阻止其黄金储备流失殆尽。这将导致全球金融恐慌并引发全世界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根据特里芬的说法，怀特缔造的这个体系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经济末日之灾。

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发生呢？1962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对约翰F.肯尼迪总统说：“如果使黄金价格翻一番达到每盎司70美元的水平，大多数的问题都会消失。”⁹虽然这个建议解决不了特里芬悖论，但是它很可能为从哈里·怀特的体系中平稳过渡出来争取到更多时间。但是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丘吉尔一样，肯尼迪不允许美元贬值，他将这种情况视作一种危机。同样，采取经济紧缩政策也是不行的。于是，美国诉诸税收、管制、干预黄金市场以及央行间互换安排等措施来填补缺口，并对银行和外国政府进行道德规劝，就像特里芬所预料的那样。

不是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全心全意地予以配合。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就严厉指责道：“两场世界大战使其他国家沦为一片废墟，只有美国独善其身；因此全世界不得不赋予美国的货币一种巨大的、超常的特权地位。”他表示，世界“别无选择，只得接受被称为‘金汇兑本位制度’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中美元被自动视作黄金的等价物”。美国“不愿意放弃她的霸权，导致她持续不断地……发行美元用来对其他国家提供借贷、支付美国的债务或者购买货物，且远远超出了其储备资产的真实价值”。而且，美国利用她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权来阻止其贸易伙伴将多余的美元兑换成黄金。1963年9月，戴高乐命令法兰西银行“要求美国从此以后用黄金偿还其对法国国际收支差额的80%”。¹⁰

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召开了一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他从经济逻辑的角度详细解释他的有关结论，即美元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的、国际性的贸易媒介……事实上它是仅供一个国家使用的信用工具”。¹¹戴高乐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的准确分析显然要归功于某些接受过这门学科训练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就德国一战赔款问题与凯恩斯进行思想辩论的老对头雅克·吕夫，尽管他“断然否认自己是戴高乐将军的笔杆子”。¹²和特里芬一样，吕夫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末日预言家，四处宣传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将崩溃的思想。¹³虽然两人的诊断相同，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相去甚远。

特里芬直接回到了凯恩斯针对怀特计划提出的“班科”的替代方案。他提议设立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他提出设立一些官僚机构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来预防该体系潜在的通货膨胀倾向，但在其他方面仅满足于大段大段地援引凯恩斯的观点。¹⁴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吕夫提倡回归1914年之前的古典金本位。他坚称“他对黄金没有宗教式的信仰”；尽管黄金得到了历史的支持，原则上其他商品也可以适用。实际上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金本位机制，通过盈余国信用扩张、赤字国信用收缩的方式确保全球失衡的状况自动得到控制，换句话说，“阻止本国人民消费那一部分必须留作出口之用的国内生产”以抵销国际收支的赤字。¹⁵在吕夫看来，特里芬（以及凯恩斯）关于设立新的国际储备单位的替代方案“纯属随意性地创造一种对外支付手段”；或者更加直白地说，“是一种装扮成货币模样的虚无缥缈的东西”。¹⁶没有一个官僚机构能够控制它内在的通货膨胀源动力。而在特里芬看来，吕夫的设想“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主权……放弃各种贸易和支付限制措施，甚至是对汇率的控制”。他称：“这种放弃控制权，转而青睐某种不过是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完全不考虑各国的就业水平和经济活动状况，这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¹⁷

现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改革的政治舞台已经搭好。这场改革对于各国政府而言意义重大，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则微不足道。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1968年批准设立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¹⁸对于凯恩斯“班科”设想的支持者来说，特别提款权是朝着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定货币迈出的小小的第一步。对于法国以及其他反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家而言，这个与黄金挂钩的新工具是朝着废黜美元、恢复黄金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资产迈进了一步。而对于美国而言，它是一种权宜之计，为美国采取措施停止其黄金储备的流失赢得了时间，使她可以实施新的政策，要求将黄金交易限制在各国货币当局之间，而美国貌似有能力对后者进行威胁并迫使他们不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设立特别提款权，主要是为了解决所谓的国际流动性短缺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是美元短缺的问题。可是等到第二年特别提款权正式启动时，世界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通胀水平急剧攀升，1970年接近6%的水平，世界的美元储备也迅速增长。没有几个国家还在强烈要求获得特别提款权这个美元的替代物，流通之中真金白银的美元已经绰绰有余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近年来美国黄金储备总量由相当于外国银行持有美元总量的50%暴跌至22%的水平，越来越多的美元能否继续可靠地与固定数量的黄金挂钩。正如法国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尔·德斯坦1970年所说的那样，美国“不可能永久地要求人们根据一块有问题的时钟来设定他们手表的时间”。尼克松政府必须改变其国内经济议程，并调整其在诸如越南等地方进行的代价不菲的军事行动，使之适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或者它就必须放弃自欺欺人的观点，即美元在这个体系中具备天生的特权。

美联储的官员警告称，一场美元的信心危机可能随时爆发。但是时任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副部长的保罗·沃克尔日后回忆道：“总统们——其中当然包括约翰逊和尼克松——不希望听到他们的政策选择要受到美元弱点的制约。”尼克松当然对由哈里·怀特创立的神秘的货币新发明没有任何留恋，他长期以来都坚信怀特是个叛徒。

到了1971年5月，美元的压力已经令德国无法承受。德国马克曾于1961年和1969年两次升值，但是持续不断的资本流入进一步推高其汇率，自1970年以来资本流入达到了96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40亿美元）。经过一场激烈的内部辩论，德国政府于5月10日允许马克的汇率自由浮动。这一做法成功抑制了投机性资本流入德国，但是它未能阻止资本流出美国。尼克松的财政部长、自称为“恶棍”的约翰·康纳利愤然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皮埃尔-保罗·施维策提出的美国提高利率或使美元贬值的建议，反而指责日本“控制经济”的做法，后者在马克自由浮动之后成为了投资性资本最新的目的地。康纳利希望日元升值。他在公开场合要求扩大美国产品在外国的市场准入，在私下场合则提出美国“将不得不修改其与日本和德国的共同安保安排”以解决其收支失衡的问题。但是日本不愿作出让步。

8月6日，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当前为了加强美元需要采取的行动》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即认为应当进一步使美元走弱。美元被加速抛售。法国派出一艘军舰将她存放在纽约联储金库中的黄金运回国。华盛顿则在激辩应对之策。尼克松被康纳利说服了，选择采取一个大胆而决定性的举措。8月15日，总统在全国电视广播中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除了降低税收、90天内冻结工资和价格以及加征10%的进口附加费以外，黄金窗口也将被关闭，美国将不再用黄金兑换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施维策仅仅在这一决定宣布前一个小时才得到通知，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下的义务。¹⁹康纳利随即清楚而残酷地向一群欧洲的官员说明了总统的首要任务，告诉他们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被终结了。虽然在过去近60年中货币与黄金之间的纽带一直在不断瓦解，但是对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而言，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这种状况仅仅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权宜之计。²⁰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美元实际上是最后一艘固定在黄金锚地上的船只，船上承载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货币，而美国正在切断锚索，永久地驶离黄金的锚地。哈里·怀特曾经认为，这将意味着美元国际霸权的终结。他在1942年时写道：“有些人认为一种全球通用但不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是可以和各国的主权并存的。但是，少许思考就可以揭示出任何此类想法的不切实际之处。一个外国今天之所以愿意接受美元作为货物和服务的支付手段，是因为她肯定她能够以固定的价格将这些美元兑换成黄金。”²¹世界将先迎来一波惊涛骇浪，之后才能弄清楚怀特的判断正确与否。世界会陷入20世纪30年代那种急剧增长的保护主义之中么？或者，某种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在没有黄金支持的情况下运转么？

施维策的做法惹怒了美国当局。他在广播上提出，可以采取普遍调整固定汇率水平的做法使国际货币体系维持下去：“你可以称之为美元贬值，你也可以称之为重新调整其他国家的货币。”²²12月，十国集团的部长们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艰难谈判，施维策终于如愿以偿。平均来说，美元贬值约10%，德国马克升值13.57%，日元升值16.9%，黄金升值8.57%（升至每盎司38美元）。汇率围绕新平价变动的允许范围由1%扩大到2.25%。尼克松称赞这份协议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²³

尽管货币协定的历史确实令人失望，但尼克松的上述说法仍属一派胡言。尼克松将于第二年11月面临一场选举，他并不准备将他的命运与新的美元平价水平牢牢捆绑在一起。1972年6月，反对固定汇率的乔治·舒尔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延续了他的前任直言不讳的风格，否认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义务。他宣称：“圣诞老人已经死了。”²⁴总统成功地强迫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降低了利率，这一政策刺激了全球货币供应的增长。1973年1月，在尼克松大败民主党挑战者乔治·麦克格文两个月之后，他便结束了工资与价格管制；美元又恢复了外流。沃克尔秘密地飞赴东京和波恩谈判新的平价，但是舒尔茨反对美国政府对维护平价作出任何承诺，因为这会妨碍他完成他的首要任务，即结束资本管制。在节奏紧张的多边谈判中，美国现在采取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和英国曾经采取过，而哈里·怀特坚决反对的谈判立场：即盈余国应被迫减少顺差。国会议员甚至要求针对诸如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援引此前遭人痛恨的稀缺货币条款。盈余国究竟是谨慎而负责任的，还是顽固而自私自利的，答案看起来取决于回答问题的人所在的国家是不是盈余国。这样一种立场对于开展长期国际货币合作而言不是个好兆头。

1973年3月，十国集团正式宣布停止过去近两年来为重建固定汇率平价体所采取的曲折复杂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中，没有一个国家还在遵守基金组织协定的条款。美国拒绝支持施维策再连任一届基金组织总裁，并于9月将他扫地出门，而不顾欧洲国家的激烈反对（就法国而言，她表示反对似乎更多是因为美国人恃强凌弱的做法，而非因为施维策本人）。新任总裁是曾任荷兰财政部长的约翰内斯·维特费恩，他启动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固定（而可调整）汇率基本原则的历史进程。维特费恩于1974年1月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大范围的汇率浮动是不可避免的，也确实是可取的。”²⁵然而，德国与法国从未放弃他们决心在欧洲层面固定汇率的努力。1999年欧元创立，标志着为使这样一个体系长期存在而付出的数十年艰苦的政治努力终于取得成果；此外，欧元的创立还旨在为更深层次的欧洲政治一体化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然而到了2011年，欧洲大陆债务危机已经表明，货币联盟自身不足以替代一个能够使盈余国和赤字国互相通融调和的切实可行的政治机制；事实上，货币联盟的维系需要以这种机制为必要条件。

1973年，十国集团政府未能达成一个稳定汇率的新机制。但是在当年的背景之下，并非所有人都将这场政治上的失败视作一件坏事。10年之前，当特里芬建议设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吕夫倡导回归古典金本位之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则一直在对国会宣扬美元汇率自由浮动的好处。弗里德曼和吕夫一样青睐“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因为在该体系下经济“纪律的强制实施依靠的是那些非人性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反过来又反映了资源、偏好以及技术的现实”，但是他认为回归这样的纪律是一场政治的白日梦。²⁶相反，允许市场决定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价格水平，将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追求国内经济目标，而无需被国际收支问题所困扰，也无须在无穷无尽的谈判中安抚外国的政府。

但是，并非所有与弗里德曼一样从道德和经济学角度坚信自由企业市场体系的著名经济学家都赞同他对浮动汇率的乐观观点。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比弗里德曼早获奖两年）早在1937年就提出，浮动汇率制度将导致资本流动产生灾难性的不稳定结果。在古典金本位下汇率是固定的，短期资本流动“总体而言往往能够缓解由临时性国际收支逆差的最初原因所引发的紧张压力”。²⁷这是因为投资者有这样一种预期，认为任何偏离汇率平价的状况都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这就为那些迅速低买高卖的人创造了盈利的机会。但是，如果汇率是可变的，资本流动往往会追随之前的流向，并因此而加剧汇率的波动。²⁸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曾经评论道：“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然而，弗里德曼的支持者会提出，在不以黄金为锚的情况下，试图在法定货币体系中固定双边汇率的做法将造成更大的经济危害。²⁹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对于20世纪70年代席卷全球的“滞胀”，即低增长加高通胀，都感到束手无策。然而，弗里德曼将责任归咎于央行未能限制货币供应的增长，而哈耶克则认为当政府不再受到金本位所施加的那种外部硬约束时，这种不守纪律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1976年，哈耶克公开宣布赞成用竞争性的私人货币发行机构取代垄断的中央银行。³⁰

特里芬、吕夫以及哈耶克提出的激进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替代方案，即国际货币、恢复金本位以及私人货币竞争，并不合各国政府的心意，尤其不合美国政府的心意。这一点并不出乎意料。但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走得更快一些，因为它不会威胁到各国的中央银行，不会使其变得无足轻重。当吉米·卡特总统于1979年任命保罗·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开展这项实验的时机成熟了。通胀持续飙升，并于1980年达到了14.7%的高位。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是终极的价值储藏和支付手段的黄金，其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每盎司87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400美元），是十年前官方价格的25倍。石油生产国威胁要使用美元替代物为其产品定价，并作为其货币储备的计价单位。

身高两米零一、身材魁梧的沃克尔着手收紧货币供应，并允许市场利率升至美国历史上难以想象的高位，通过这些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并切断推动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尽管受到了凌厉而持续的人身攻击，但是他仍然允许联邦基金利率于1981年6月飙升至20%的高位。美国陷入了衰退，失业率高企。国外的情况更糟。20世纪70年代全球美元过剩刺激了对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贫穷国家的借贷，这些借贷行为由花旗集团主席沃尔特·瑞斯顿的一句格言作为担保：“国家不会破产。”但是现在，随着借款成本飙升以及初级商品出口价格暴跌，国家就是破产了。在新的全球法定货币体系下第一场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已经发生了。

凯恩斯曾经有一句著名的评论：“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之后海面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就是过于简单、毫无价值的。”然而，沃克尔执意要驶入风暴之中，他认为如果政府试图回避前方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么风暴只会变得更加猛烈。通货膨胀迅速回落，并于1983年降至3.2%的年化水平，并开始在这个水平附近稳定下来，同时经济恢复了增长，就业也逐渐回归。此后延续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相对稳定的增长似乎最终证明了沃克尔政策的正确性。增长的基础是美联储对消费者价格通胀水平的高超控制，而这主要是在艾伦·格林斯潘的指导下实现的。

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本·伯南克以及其他人宣称，世界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绰号“大缓和”的新时代。³¹在黄金的问题上，哈里·怀特的回答似乎错了。它看起来确实是凯恩斯试图从人类货币意识中消除的那种野蛮的残余。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出售了大量的这种“残余”储备，到了这个千年结束的时候，金价被推低到了每盎司290美元。美元称王称霸，包括韩国、俄罗斯和巴西在内的众多国家从其外国债权人的行动中痛苦地领悟到了这一点，这些债权人中就包括现在千夫所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案似乎应该是积累更多的美元，而方法则是压低汇率以及创造贸易顺差。

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新兴经济大国的中国于1994年起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对于一个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使用美元开展大部分贸易的国家而言，自愿进口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即使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混乱的局面之中，尽管各方均猜测她会效仿邻国货币贬值的做法，但中国仍然坚持了这一政策。这为她赢得了美国政府的极高赞誉。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1998年5月公开表示：“中国维持其汇率政策，并因此成为了这个动荡区域中一根重要的定海神针。”³²

今天，中美两国大约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过去十年中不断加剧的全球贸易失衡局面主要是由这两个经济大国制造的。就像特里芬和吕夫肯定会预见到的那样，货币的麻烦出现了。支付给中国用来购买商品的美元第二天就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回到了美国，并且随后迅速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重新循环并创造出更多的廉价信用。中国的贸易顺差或美国的赤字日益增长，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扭转这种趋势，既没有美元贬值以提高美国货物的竞争力，也没有黄金外流或美联储紧缩货币供应以限制美国的信用增长。各种形式的贷款证券化蓬勃发展，尤其是与住房有关的贷款证券化产品。黄金价格也迅速攀升，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中国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货币储备：到2012年中期达到3.24万亿美元，其中约有60%是美国政府债券。而美国则积累了全世界最多的国际债务，高达15.5万亿美元。两个国家的政府各自都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对方规模巨大的储备或债务及其发展轨迹：中国担心其积聚美元的全球购买力突然崩溃，美国则担心其外国融资突然中断。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被拉里·萨默斯称作是一种“金融恐怖平衡”。³³两国政府无法找到合作的途径来缓和这种局面。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大转弯，从摩根索和怀特时期坚决维护其债权人的特权，转变为马歇尔和克莱顿时期放弃这些特权以恢复全球增长。立场转变部分是因为美国当局的管理层发生了变化，但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在地缘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理性地重新校准了她的利益。但是今时今日，美国坚持认为，有过错的是她最大的债权人，即中国，因为中国持续将其汇率固定在一个人为的低水平。1998年受到美国财政部长赞许的做法，在2009年时被当时提名为财政部长的蒂姆·盖特纳和现在的许多其他人斥为一种操纵货币的做法。1998年，中国政府是在抵御市场对人民币施加的贬值压力；而到了2009年，中国政府则是在抗拒市场对其货币施加的升值压力。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抨击中国的货币做法，宣称：“自由贸易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货币应当自由浮动。”这种说法不仅违背了经济思想史，也不符合美国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指导原则。³⁴

1944年怀特规划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1998年鲁宾称赞中国的汇率挂钩政策，2009年盖特纳谴责这一政策，这四种态度和立场实际上有一脉相承之处：在一个给定的时点，美国是支持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取决于哪种制度能够使美元更有竞争力。虽然从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角度出发可以理解美国这种有弹性的原则尺度，但是它使外国很难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抱有持久的信心。

不出意料的是，中国官员拒绝接受对其政策提出的批评，并将指责的矛头对准了美国的肆意挥霍以及松弛的货币管制措施。“美国政府必须直面这样一个痛苦的现实，即过去那种靠借钱来走出自己所造成的困境的好日子最终一去不返了，”新华社2011年8月严厉地评论道，“作为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现在完全有权要求美国解决其结构性债务问题并确保中国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安全。”³⁵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表态更加克制，但是仍然表现出他对美联储的担心：“美国货币政策会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应该保持美元流动性的合理稳定。”然而，胡锦涛指出，美联储行动对全球产生的不利影响，源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而这“是历史形成的”。³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则重提了特里芬的观点，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的善意或审慎都不足以改正这一根本性问题。

周小川呼吁从整体上改革并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他指出：“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而这正是特里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批评意见的核心观点。他提出：“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故意导致的结果，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怀特的计划失败了。他得出结论：“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他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广使用几乎已经被遗忘的特别提款权方面发挥带头作用，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超主权储备货币”，即以凯恩斯的班科为模型。³⁷新华社继2011年谴责美国“借债成瘾”之后，又一次重申了周小川的观点，呼吁创造一种“新的稳定的以及安全的国际储备货币”。³⁸

虽然中国是美国的一个大债主，但是和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不同，她无力策划一场布雷顿森林式的改革来重塑国际货币体系。今天的美国并非20世纪40年代那个哀求乞讨的英国。英国因为两场世界大战而破产了，如果没有外国的援助，她就无法用美元或黄金支付必不可少的进口。相比之下，美国还在用自己印刷的钞票支付账单。尽管美国的债务规模庞大并且不断增长，但是金融危机席卷大西洋两岸之时，她却以有史以来最低的利率售出了数量创纪录的新债券。美元仍然占到了全球外汇储备的60%（较10年之前的70%有所下降），而全球自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总进口的75%仍然使用美元结算。³⁹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采取了超常规的行动来支持国内信贷市场；相比之下，瑞典、澳大利亚等各国央行要采取相同的动作，就不得不出售外国资产才能换得美元。⁴⁰当前，美国没有必要为了顾及某种模糊的全球公共利益而牺牲其超级特权。只有当市场采取行动并清晰地转向美元替代物时，美国才会有所动摇。

但是，可靠的美元替代物目前供应不足。欧元正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这进一步导致人们对超主权法定货币的可行性产生了严重怀疑。至于特别提款权，它们目前仅占全球储备资产总量的3%还不到，而且私人贸易货款、借款以及贷款无一使用特别提款权作为计价单位。⁴¹直到这种状况改变之前，中央银行没有动力去持有更多的特别提款权。而颇为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前，支持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是凯恩斯，怀特则是强烈反对；但是，这种货币的生命力在一个以国营贸易为主导的世界中应该会大很多，这就是前苏联的那种做法，也是怀特私下里认为的世界未来的方向。

中国的人民币有能力挑战美元的主导地位么？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在这个十年结束时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其货币受到严格的汇兑管制，且其国内资本市场受到国家的控制并且发育不良。⁴²中国还面临另一个现实的困境，即任何成功削弱美元储备货币统治地位的举动都将以大幅牺牲她所持有的大量美国证券的购买力为代价。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有一批为数不多的人激烈地支持回归某种形式的国际金本位，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人主要是在美国。尽管今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一国政府有意愿且有能力遵守金本位的条条框框，因为它要求各国容忍通货紧缩，并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周期性事件；但是，如果普遍出现对法定货币失去信心的状况，可能会促使公共机构以及私人改变现有做法。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全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已经开始重新积累黄金储备，这与20世纪90年代的趋势截然相反。在某个时点，各国政府可能会寻求用黄金来结算贸易余额。黄金在衍生品交易中被用作抵押物。私人黄金“银行”账户允许存款人使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进行跨境电子转移支付，虽然它还是一个小众的业务，但是增长十分迅速。有朝一日有可能会为此类账户发行电子借记卡。⁴³因此，黄金有可能在无需宣布成立某种新体系的情况下重新成为一种活跃的货币，这并非一种科学幻想。事实上，古典金本位就是在没有任何国际计划或协定的情况下出现的。

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登上了报纸的头条，他宣称“一场国际货币战争”爆发了，在经济增长减速的严峻形势面前，许多国家试图刻意压低其货币汇率来增加出口并阻碍进口，特别是美国。瑞士、日本、巴西以及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以减轻在其看来不可承受的货币升值压力。虽然曼特加的评论也许是夸大其词，但是他的说法在大范围内被反复提及，这反映出市场很明显地察觉到了“大缓和”时代的逝去所蕴含的危险。

虽然有可能出现一种良性过渡的局面，即从一个美元主导的世界温和地过渡到一个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货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世界，但是此方面成功的先例不多。在20世纪初，美元、英镑、法郎和马克各自都曾经扮演过储备货币的角色，但是它们都是黄金的替代物。当20世纪中期美元和英镑共同分担储备货币地位时，英镑总体上还是不可兑换的，主要服务一群别无选择的客户。

因此，也有可能出现下面这种局面，即一旦世界出现明显脱离美元的趋势，将会产生扰乱性和破坏性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就是一个更黑暗的样板，在那个十年中全球贸易崩溃瓦解。近期，中国与日本、巴西、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缔结双边协定，目的是为了在开展双边贸易时无需使用美元。如果这些国家都不再大量积累其他国家的法定货币，从而变得更有可能通过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歧视性的做法来平衡双边贸易，那么这些双边协定就是令人不安的前兆。美国曾经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来永久性地消除这种歧视性做法。

今天，中国与美国的债权人-债务人关系与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美国与英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友，但是他们在经济上深深地相互依赖，以至于政治关系破裂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危险和高昂的代价。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持有的英国证券数量仅为人均1美元；而今天，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证券数量超过了人均1000美元。⁴⁴所以，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有能力随时引发一场英镑危机，并且自己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相比之下，今天中国就不能对美元采取类似的行动。中国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无法为她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但是，她找不出替代方案，因为任何一个替代方案都意味着她的储备资产遭受巨额损失，出口工业和依赖资本补贴的国有企业出现经济混乱，以及诱发潜在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剧变。

有一个想法很诱人，即回归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尤其是伊曼努尔·康德和大卫·休谟的思想，认为中美在商业上的复杂关系使两国在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拥有充分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两国都不愿为了根本性地改变两国之间地缘政治权力平衡而承担使两国关系破裂的风险。这不仅涉及中国南海领土主权的地缘政治，以及对能源等全球战略性资源的控制权，还包括了货币秩序。

但是，同样有可能的一种结果是，两国关系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1907年英国外交部官员艾尔·克劳对英德关系的判断那样。克劳认为，无论德国的意图或其声明的意图为何，德国有强烈的意愿要“在她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创建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而这样一支海军的存在“与大英帝国的存在是互不相容的”。英国不能允许它的存在，风险太大了。所以，外交手段终将有其局限性，战争实际上成了一个时间的问题。⁴⁵虽然在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是获胜的一方，但是金融的压力最终导致帝国的清算和解体。

2005年《外交》杂志刊登了中国政府的长期政策顾问、中国共产党的智囊郑必坚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中国“将不会走一战之前德国走过的路”；相反，她将致力于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⁴⁶但是，当代的克劳也许能在一个崛起的中国和一个继承了英国并更具统治地位的美国之间察觉到同样的源动力在发挥着作用。无论郑必坚或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说些什么，甚至是坚信什么，中国在未来几年中将大幅扩充其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而这将动摇美国在这一区域以及之外安全政策的基石。因此，美国将被迫抑制中国的崛起，采取新的模式与太平洋国家进行接触，并不可避免地令中国感到威胁。按照这一逻辑，致命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前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这样一种毁灭性的源动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仍然深表担忧。有这种观点的不只是他一人。⁴⁷

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发生在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交叉路口。占据优势地位的反殖民主义超级大国美国，通过对已经破产的帝国盟友英国施展经济手段的方式，订立条款终结了后者对外贸及金融规则与规范不断萎缩的控制权。英国予以合作，因为生存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似乎决定了她只能选择这条路线。哈里·怀特设计了一个货币体系，并通过一场国际会议赋予它权力，会议的参加方是一群亟需美元的盟国；但是正如该体系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其内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尽管这个货币体系是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存续了下来。虽然基金组织的宗旨已经被彻底改变，许多人仍然希望基金组织能够充当催化剂，催生一个新的、更加持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历史表明，只有当美国和中国各自都得出结论，认识到蒙混度日的做法无望纠正两国间特有的失衡状况，而继续这样做的后果过于严重，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合作性的货币体系。但是，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建立一个持久的货币体系必须满足极高的条件，而货币民族主义正是1944年那次伟大尝试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