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哈里·怀特不可思议的崛起

在哈里·怀特看来，他的人生真正始于1930年，那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向名人录《谁是谁》提供的个人简介里对此前的经历没有任何记录。

实际上，哈里的人生是在38年前查尔斯河对岸^[3]一个寒酸得多的环境下拉开序幕的。然而，哈佛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代表了一次重生。哈里是小商贩的儿子，直到30岁第二次参加大学本科入学考试时才突然醒悟。他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愈加浓厚的兴趣，虽然第一次入学考试时，他连公民和美国历史考试都没通过。经济学是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很快，我就认识到，大部分政府问题是经济问题，”数年之后他对一位朋友说道，“因此我选择继续研究经济学。”¹哈里找到了他的兴趣所在。

哈里出生于1892年10月29日，是全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他出生后四个月，他的父亲雅各布成为了美国公民。1885年，雅各布和妻子萨拉随着立陶宛犹太人逃离俄国沙皇大屠杀的移民大潮来到美国。其家族姓氏维特（Weit）似乎赢得了一位持有进步主义立场的美国移民官的好感，因为他觉得维特这个名字比维斯（Weiss）要好。²当时雅各布25岁，在波士顿五金和陶瓷餐具业谋生，一度生活拮据，但最终攒够钱自己开了店。一家人在灯塔山^[4]脚下的洛威尔街57号安顿下来，这里是繁忙喧闹的出租户地区，高架列车在房顶上方轰鸣而过。1897年，雅各布按照英语习俗将家族姓氏改为怀特（White）。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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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时代的哈里性格内向，除了邻里那些欺负人的大孩子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⁴虽然家庭很重视他的教育，他也曾是学校韦伯斯特文学俱乐部的小组成员，每周与小组的其他孩子聚会一次讨论各自的作文，但是他并未显露出任何天资过人之处。1901年，在他9岁生日前不久，他进入老艾略特语法公立学校读书。当时，他的家也已从高架列车的噪音和阴影下搬出，迁至萨勒姆街7号。那一年他的母亲萨拉不幸去世。但父亲的生意却开始兴旺起来，随后他们又搬了一次家，这回搬到了波士顿郊区的埃弗雷特。1906年，哈里进入埃弗雷特高中就读。虽然他的成绩远谈不上优异（法语79分、化学85分），但是他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学业。1909年6月25日，《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当年埃弗雷特高中最年轻的毕业生，时年16岁，这也是哈里那神秘的中间名首次有据可查。高中同学形容他性格腼腆，但机智聪明。虽然个头矮小，但他还是一位狂热的网球迷和棒球迷。⁵

在哈里高中毕业后两个月，也是他的母亲去世8年后，父亲雅各布也去世了。这时，他家已经拥有四间五金用品商店。接下来的两年里，哈里给家族的生意当簿记员，有时也会客串一下商店经理。1911年9月，他被马萨诸塞农学院录取，也就是现在位于阿姆赫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虽然他未能通过公民和美国历史的入学考试，但他通过了英语考试并被有条件地录取。他不可思议地将“农业”登记为他未来的职业。几个月后，哈里通过了公民和历史考试，但到了1912年2月他又离开学校重返家族生意。他的平均成绩为80.8分，大大高于及格线，但这仅仅是因为他在军事科学这门课上拿到了99分。

接下来的5年里，哈里在“J.怀特父子公司”工作，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公民意识，每周日上午他都在多彻斯特的犹太儿童福利院给高年级男生授课，还带领他们参加童子军活动。⁶然而，哈里仍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人生的机会。1917年4月6日，国会通过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对德意志帝国的宣战书，一个重要的机会终于来临。6天后，已经25岁的哈里迫不及待地应征入伍，加入了美国陆军。他提出申请并被位于纽约普拉茨堡的军官培训课程录取，在夏天过后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在连队的五名候选人中，怀特又被选中参加高级培训，与几百名军官一道接受所谓的“铁军”训练，之后又被分配到马萨诸塞州的德文营训练新兵。⁷就在他即将开赴海外之际，怀特结婚了，这也是他那个年代士兵们的通常做法。他的妻子名叫安妮·特瑞，是一位22岁的乌克兰裔学生，后来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儿童读物作家。

从各方面来看，怀特的军旅生涯大体上波澜不惊。他的分队驻扎在位于法国的训练和补给营地，没有投入战斗。1918年11月停战协议签署后，他回到家中，短暂地重归家族的五金生意。但是这种本地小商人的生活已经不能令他满足了。从1919年到1922年，他领导了一些旨在帮助军人遗孤和穷人的组织，并于1920年搬到纽约市。正是在纽约，时年30岁的怀特决定在学术道路上争取获得成功。他于1922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府学。3个学期过后，他再次搬迁，这一次横跨整个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三年级。正是在那里，他于1923年获得顿悟。

1924年10月，怀特作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成员毕业，经济学成绩名列前茅。第二年6月，他获得硕士学位。一位教授后来将他形容为“积极进取、才华横溢”，决心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博士学位，而后开始职业学术生涯。⁸与此同时，他也表现出对进步派政治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为他此后华盛顿职业生涯的标志。1924年2月，怀特致信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威斯康辛州国会参议员老罗伯特·拉弗雷特，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群成熟的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敦促“斗士鲍勃”竞选总统。人们“渴望为您的事业尽一份力”，怀特写道，“他们最诚挚地敦促您注意如下的事实，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一位领袖，而自林肯以来，没有哪个人比您更加适合担任这位领袖。他们正在等候指示，以尽全力推进您的事业。”⁹最后，代表进步党参选并承诺要将水务和铁路国有化的拉弗雷特，在总统选举中名列第三，位于共和党候选人卡尔文·柯立芝和民主党候选人约翰W.戴维斯之后，但他仍然相当体面地赢得了17%的普选票。而怀特为了实现自己早先的抱负，于1925年又一次横跨大陆，在哈佛大学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

怀特在著名的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陶西格认为怀特是他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这篇论文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系当年最佳论文奖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并于1933年出版成书，题为《法国1880～1913年的国际收支账户》。正是从这项研究开始，怀特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的表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涉政策性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虽然怀特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期距他论文出版仅过了20年,但也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很久很久。1880～1913年是世界经济史上自由放任主义鼎盛之时，古典金本位统治着世界，全球各国政府史无前例地放开手脚，允许本国国内及国际间经济活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接受由市场力量驱动的黄金追索权跨境转移行为的调控（而黄金本身仅仅是在各国央行的金库之间转移）。到了1933年，形势剧变，世界陷入大萧条之中，金本位支离破碎，贸易量大幅下滑，失业率之高超乎想象。然而，怀特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著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深得人心的想法仍然是要寻找重返“安全的黄金时代”之路，著名的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用“安全的黄金时代”来形容一战之前的30年。¹⁰

怀特的论文显示出他既不是旧时代的拥戴者，也不是新时代的预言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更像是个补锅匠和工程师。他既赞赏经济的内生机制，但也在寻找政府可以调节的按钮，使经济更好地运行。在论文开头，他首先描述了传统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的理论，该理论阐述了资本的跨境流动如何反过来影响汇率、黄金流动、利率、信贷、价格和贸易，表明这个像钟表一样精准的体系如何令人叹服地持续不断回归平衡。正是这种不间断改变与系统性稳定的相互作用，被认为构成了战前金本位体系的基础。但是随后，怀特着手用数据来检验这个优雅简单的模型能否成立。他回到法国，这一次是作为一个平民而非士兵，并深入挖掘贸易数据。尽管怀特及其书籍的评审们均对他所使用的原始统计数据质量不甚满意，但怀特融数据与逻辑于一体，合情合理地陈述了法国经济与新古典等式并不十分同步的故事。

怀特的书读起来并不引人入胜。其中完全看不到他写给斗士鲍勃的信中那种标志性的激情。类似“关于资本出口对本国和世界总体有益的假设并非无懈可击”的语言，是典型的怀特式严肃结论。“对于外国投资的总量和方向进行某些理性的调控是可取的。……一国储蓄中很大一部分出口，所造成的影响过于复杂，后果过于严重，以至于如果不试图评估其对该国总体福利的影响，就不能允许资本的继续出口。”¹¹虽然这些观点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但是表达方式上却丝毫没有凯恩斯大师般的犀利和雄辩。

虽然在论文方面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但是在之后的6年中，怀特的教职每年一续，却始终未在获得终生教职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想要从哈佛内部晋职向来十分艰难，但是阻碍怀特的似乎是他留给别人的一种印象，即他在学术上普普通通而在个性上难以相处。一位学生说他是优秀的老师，但是他的一位教师同事则认为他郁郁寡欢，能力上“并不出众”。已经年逾四十的怀特对他所处的无着无落的不确定状态感到沮丧，转而接受了劳伦斯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那是一个远离剑桥的规模较小的学院，位于威斯康辛州的阿普尔顿。1933年，在搬至阿普尔顿仅一年后，怀特被提升为教授，但是他仍然感到沮丧。他的同事认为他聪明，是个好老师，但是他态度粗鲁、固执己见。与在哈佛时一样，他的经济学被视为大路货。但是他进步的政治倾向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新政目标的拥趸。怀特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手放在调节按钮上。

一封怀特致其哈佛导师陶西格的未注明日期的书信草稿，显示出怀特显然无意留在阿普尔顿做一个学术工蜂，这封信很可能写于1933年。

一些日益高涨的呼声激发了我的兴趣，这些呼声要求将我们的经济与严重干扰隔离开，并通过在更大程度上限制进口实现这种隔离。我认为，对于这种实际上是呼吁经济自给自足的观点，需要更加批判地看待。我在想，要制定出可行的办法，能够使我们的国内事务更少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同时又不以牺牲国际经济关系产生的稳定力量或外贸收益为代价，这是否可能。我猜测，前进道路可能的方向是对外汇和贸易实行集中管控。

在此后的华盛顿职业生涯中，怀特将会始终牢牢坚持这一技术性的观点，即一个开放的美国经济体系，通过政府控制汇率和管理贸易的方式来缓和各种扰乱的冲击。

令人不解的是，怀特在给陶西格的信中接着写道，他认为问题的答案是苏联。

今年整个春天和夏天，我一直在阅读和思考这一问题，但是我的观点还没有明确。我还在学习俄语，希望能有机会获得研究学者奖学金，使我有机会在苏联度过一年。在那里，我想要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调查研究所集中研究制定计划的技巧。我希望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奖学金，虽然我获得这一奖项的希望并不大。¹²

如果怀特获得了奖学金并前往莫斯科，他的思想历程和职业道路会是怎样，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会成为一个虔诚不二的中央计划主义者，还是会对斯大林幻想破灭？现在看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会失去一个更大的改变世界的机会。

带来这个机会的是1934年6月7日的一封信，寄信人是芝加哥大学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雅各布·维纳，他是凯恩斯思想恭敬的反对者，也是年轻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老师。当时，维纳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顾问，他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小住三个月，协助他完成关于美国“货币与银行立法与体制”的研究，“目的是为行政当局制定长期立法计划”。收到信两天后，怀特即拍电报表示接受邀请。“我很高兴将前来与你一同工作”，而他却连付他多少薪水都不知道，而且连问都没有问。维纳在复电中表示，报酬只有怀特在阿普尔顿薪水的三分之一，外加200美元的生活津贴。怀特从6月20日起开始了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阿普尔顿。

怀特在华盛顿的炎炎夏日中不停歇地工作，并于9月22日向维纳提交了报告。报告的标题气势磅礴：《美国货币标准的选择》，清楚地表明作者直奔主题而无意被次要问题转移目标。现在，怀特不仅想影响而且想制定最高层的政策，他不会白白浪费由一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机会。

在报告开头，怀特阐述了他关于未来经济的观点，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黯淡，各国政治上相互竞争加剧，使战前金本位时期形成的多项成果全面倒退。

各国间的相互依赖产生了稳定性力量，然而未来这种稳定性力量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具有深远影响。其他国家已经对来自国外的扰乱性力量有所警觉，它们也关注国内的稳定，并且在为抵御扰乱冲击而采取限制性措施问题上更加果断。未来美国大量的农作物出口可能遭遇更多专门用来防止“倾销”的进口限制措施；不断升高的贴现率将遭遇更有效的黄金保护措施等。众多有影响力的国家将加大政府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的管控程度，并且愈发频繁地使用这种政府管控手段，以此与竞争国家抢夺竞争优势。因此，在贸易关系领域，对竞争优势的争夺将更加激烈，国际货物和资本流动突然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形也将越来越频繁。这些新情况反映出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的增强，并阻碍了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自由交换本应产生的稳定性力量发挥作用。¹³

怀特的结论是，任何新的货币本位制度都应该将“促进贸易和金融”作为一项关键标准，但也应当允许“各国自主制定国内政策”。¹⁴需要这样一个体系，“既结合了金本位和国家货币本位制度两者最大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各自的主要不足之处”。它应当是“一种‘有管理的’货币本位制度”。¹⁵

当一个国家遭遇国际收支逆差时（进口和债券购买超过出口和债券销售），用怀特的话说，她就面临“两害相权”的局面，要么汇率贬值，要么国内价格水平下降。两者都是扰乱性的，都不可取，但是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在金本位下，汇率是固定的，所以国际收支需要通过国内通货紧缩的方式加以调整。与凯恩斯一样，怀特也认为合理的方式应当是反其道而行之。“我相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怀特写道，“对于一国而言，国内价格水平调整的成本比频繁变动汇率大得多。”美国“将自寻烦恼地使这个国家陷入类似1929～1933年的境地”，那是一段持续通货紧缩的时期。¹⁶

因此，怀特希望重写美国货币体系规则，赋予革新后的美联储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要比其在金本位下拥有的权限大得多，然后再说服全世界其他国家支持，以便在国际上将这一制度确定下来。这一任务甚至比看起来还要艰巨。因为金本位实际上并非由某人所“创造”，而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尝试和失败后，才于19世纪早期在英国诞生，并在此后很久，直到该体系促进本地和全球商业的作用彰显之后，才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接受。

但是，1934年的世界深陷萧条之中。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下降28%¹⁷，贸易量骤降29%¹⁸，失业率飙升至22%。¹⁹怀特认为，美国经济复苏需要扩大美国商业界的贸易机会，而这种贸易机会的扩大相应地需要一套国际货币稳定的新模型。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怀特的责任和权力不断增长，上述观点也成为其基本的立场。

20世纪20年代末遗留下来的金汇兑本位制度支离破碎的残余在1934年彻底崩溃。作为19世纪金本位起源和基础的英国，于1931年9月极不情愿地、痛苦地放弃了它。此后不久，25个国家也纷纷效仿。美国直到1933年4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才宣布放弃。赫伯特·胡佛总统曾试图通过贸易限制的方式来维持金本位；罗斯福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货币方面偏离多边主义，而又在贸易方面尽力维护多边主义。

金汇兑本位制度最终崩溃的戏剧性过程将在此后几十年中令英美关系深受其害。在英国人看来，是美国和法国自私而短视的政策迫使英国耻辱地放弃了金本位，美国人实施了极为恶劣的进口关税，法国人则卑鄙地实施汇率贬值。而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是英国可恶的债务违约行为的无辜受害者。

诚然，公众和中央银行家仍然认为黄金具有特殊属性，在维持对纸币和贱金属钱币内在价值的信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古典金本位体系中，黄金追索权在各国间流动依据的是规则，而非由恐慌引发的囤积心理和行为，然而后者现在成为驱使黄金流动的动力。在放弃金汇兑本位制度的同时，罗斯福还禁止私人囤积黄金，并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4月5日，他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将所有的金币、金条和黄金凭证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并禁止黄金出口。6月5日，国会采取极端行动，废除了公共合同和私人合同中的黄金支付条款，从法律上切断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锚索。1935年2月，这一极具争议的措施在最高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勉强得以维持。

1933年6月，在美国银行专家与其英国、法国同行进行了数周秘密谈判之后，罗斯福确信英国和法国正在通过低估其货币汇率的方法寻求竞争优势。他决心不让他的国内经济复兴计划因为价格水平下降以及出口受阻而夭折，并利用一次重要国际政治聚会的场合来粉碎货币市场的任何怀疑。7月3日，作为一个有国际主义者背景、1920年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强烈支持国联的人，罗斯福以一则措辞强烈的口信震惊了有66个国家参加的伦敦经济会议。他谴责“所谓的国际银行家们老式的恋物情结”，并坚称“对于一国福利而言，一个健全的内部经济体系，比其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兑换时的价格高低更加重要”。总统严辞抨击主要货币国开展货币协调行动的功效，使欧洲各国期盼在议定基础上重新稳定汇率的希望破灭。据说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对这一讲话极为震惊；货币委员会特别报告人法国人乔治·博内勃然大怒。会议就此崩溃。从伦敦发回白宫的一则电文显示出，由于总统的语言被认为是“措辞严厉、不合时宜”的²⁰，而使美国代表团处于被动之中，后来罗斯福也承认他的措辞有些过激之处。

然而当时，总统对于修理英国人并没有感到不安，他对英国人抱有一种彻头彻尾的不信任感。“当你与一个英国人坐在一起时，他通常能够拿到交易的80%。”总统言辞刻薄地对亨利·摩根索说道，后者是他的长期密友，时任农业信用署署长。至于英国财政大臣、未来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罗斯福确信“他根本不喜欢美国人”。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认为罗斯福欺骗并出卖了他们，而这一认识危害到了罗斯福任内所有关于汇率问题的后续讨论。²¹

尽管罗斯福的口信令伦敦深恶痛绝，在经济逻辑方面也充满自相矛盾之处，但凯恩斯竟然称赞其“极其正确”。凯恩斯不仅喜欢其中犀利讽刺的用词，而且强烈支持其中关于将国民经济管理放在首要位置的观点。²²而另一方面，哈里·怀特已经开始幕后的努力，要在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与总统传递的信息相反，怀特认为货币问题对实现国内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在美国国内，罗斯福在货币领域的政策手段也是同样决绝和反复无常。财政部尝试了众多方案，例如购买黄金以压低美元并抬高国内货物价格。每天早晨，罗斯福都会躺在床上与顾问们交换意见，随后制定当天抬高金价的目标，虽然并非总是通过科学的方法。11月3日这一天，总统提议金价应该提高21美分。“这是个幸运数字，”他解释道，咯咯直笑，“因为它是3乘以7的结果。”²³

“如果有人知道我们竟然通过幸运数字组合等方法设置金价，”摩根索评论道，“我认为他们是会害怕的。”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森要求总统允许他在开始大量买进海外黄金之前通知英国政府。罗斯福表示反对：“每次我们告诉英国人一些秘密，他们都会收拾我们一下。”²⁴但是他还是让步了。接到哈里森的消息，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异常愤怒，罗斯福称他为“粉色老胡子”。“整个世界都会因此破产的！”他坚称。但外国金融家各种现实和想象中的反应令罗斯福感到非常高兴，他与摩根索想象着银行家们困惑不已的样子而咯咯地偷着乐。²⁵

由于财政部长威廉·伍丁长期患病，代理财政部长迪安·艾奇逊实际上取代了他的位置。艾奇逊认为罗斯福购买黄金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司法部长也认为总统无权越过法律规定、在每盎司黄金20.67美元的价格之上购买黄金。新闻媒体关于当局内部有人认为购买黄金计划违宪的报道激怒了罗斯福，并误以为是艾奇逊的错（罪魁祸首可能是预算办公室主任刘易斯·道格拉斯，第二年8月他就因为对货币和预算政策感到失望而辞职）。²⁶在11月13日的早餐会后，罗斯福对43岁的摩根索说他将取代艾奇逊，摩根索听到这个消息后“目瞪口呆”。²⁷货币政策并非摩根索的强项，但是他对总统的忠诚以及他所执行的计划大可以弥补这一不足。1934年1月1日，他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犹太裔内阁部长。²⁸

虽然总统喜爱凭着突发奇想设定每日黄金价格，但这种做法证明是不可持续的。由此引起的国内游说和国外抗议愈发强烈。于是在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根据前一天国会通过的《黄金储备法案》所授予的权力，将美元兑黄金的价格固定在每盎司35美元，比价较之前每盎司20.67美元的官方价格下调了59.06%（美元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直至1971年，至少是在严格限定的法律意义上而言）。摩根索宣布，财政部此后将按照每盎司34.75美元的价格买进黄金，并以每盎司35.25美元的价格卖出，但是交易对象仅限于执行金汇兑本位制的政府及其中央银行。²⁹该法案将美联储持有的全部的黄金所有权转移给政府，控制美国货币体系的核心权力也因此由纽约转移至华盛顿。这一努力日后将成为罗斯福当局的一项长期政策主张，一直持续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哈里·怀特决心在与维纳的合作结束后继续留在华盛顿，并再次接受了一项临时任命，从1934年的10月5日起担任美国关税委员会的特聘专家和首席经济分析师。三周后的11月1日，他又辞去了这一职务，因为他找到了另一个在财政部研究与统计局临时任职的机会，职务是首席经济分析师。这项“紧急任务”原计划于8个月后的1935年6月结束，结果却开启了他在财政部12年的戏剧性职业生涯。

1935年3月，怀特完成了一篇题为《对当前形势的概要分析》的备忘录，详细阐述了他的政策观点。他强调了1000万人失业的迫切问题，但同时也对反资本主义的极端人物越来越受欢迎而感到担忧，诸如令总统感到如芒在背的参议员脩义·龙以及电台神父考弗林等人，他们“极端激进的计划迅速获得支持”。

这份备忘录的大部分内容和另外一篇观点更加犀利、呼吁采取更为积极的“赤字支出政策”的备忘录，均带有鲜明的现代特征，当代的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容易就可以写出这样的文章。

关于“失去信心”的指责，大体上是某些保守主义者放出的烟雾弹，他们一贯反对几乎所有的政府开支，反对任何增税措施，并且过于短视，以至于不知道对他们自身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当前的失业水平将继续维持下去。……自从第一份不平衡的预算出现时，就有人提出债券市场无法容纳政府债券的观点，然而今天美国政府债券的价格比以往更高。³⁰……如果公司不利用失业者潜在的购买力，政府就可以这么做，而且几乎不会让社会付出任何代价。³¹

“1936年我们还能继续承担80亿美元的赤字并运行下去么？”怀特当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唯一的答案是，如果商业尚未恢复到足以允许政府削减支出的水平……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某些私人产业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重现繁荣。”³²

但是，进一步的大额赤字支出是针对疲软的商业投资的“唯一解决办法”吗？如果大额和持续的赤字确实导致“信心丧失”的局面出现，那么更多的支出非但无益，反而可能是有害的。评估哪些人的信心将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以及由于什么原因造成影响，这些问题自然非常具有挑战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至今为止，“财政刺激”措施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激辩仍在继续。

怀特从未对国内政策产生过重大的直接影响。但是，通过事实上将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捆绑在一起，他确实开始在国际政策领域为自己开辟出一个关键的位置。怀特强调“重建国际经济均衡”极为重要，并且应在“不损害我们在一个较高的实际收入水平上稳定国内商业的长期计划”的情况下实现国际经济的均衡，却只字不提总统在伦敦扔下的“炸弹”，当时人们就是这么称呼罗斯福的口信的。国内政策的方法“有赖于”国际政策的方法，且两者“相互影响。整个计划必须被视为一体，而非两个单独的计划”。³³在第三篇备忘录中，怀特强调“国内货币问题和国际货币问题，国内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是不可分割的。³⁴

怀特一方面全心全意地支持总统的国内目标，同时又坚称国内目标只有在与一个新的国际货币稳定计划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效力，而这一新计划将由怀特本人制定。他的逻辑是“恢复国际货币均衡将增加对外贸易，而外贸的增加是构成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对英国和法国竞争性贬值问题感到苦恼。“如果能够作出选择，”怀特称，“每个国家都倾向于使本国货币低估而非高估。”因此，如果不努力通过国际协定恢复均衡的汇率平价，各国就会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而制造进口壁垒，并将通过“各种双边贸易和汇兑安排”保护其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将减少国际贸易并使复苏进程陷入瘫痪。³⁵

罗斯福还没有改变他在伦敦会议上的立场，但是他迫切希望摩根索能够找到一种方法，避免主要经济大国之间再度出现竞争性贬值局面。这为怀特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机会。怀特在财政部已经获得认可，人们称赞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一个精力充沛、思维敏捷的人”。³⁶他正在从事有关货币稳定的研究工作，而此时白宫也开始认识到货币稳定对国内的益处。4月美国将派员赴欧洲开展厘清事实、解释立场的对话，而怀特则成为摩根索眼中执行此项任务的合适人选。

罗斯福的国务院和财政部关系并不融洽。在关于是由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是由财政部长摩根索领导新的货币外交行动的问题上，两个部门爆发了第一次争吵。最后的结果是，摩根索批准了国务院发给荷兰政府的一份电报的措辞，称怀特将前往研究货币状况，并且“他未获授权以任何方式谈判军事问题或就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双方这才暂时休战。³⁷

怀特欧洲之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他在伦敦的停留，从4月底直到5月中旬。其间，他与实业家、银行家、经济学家、公务员以及当选代表进行了不间断的会谈。他在6月13日提交了自己的报告。报告显示，怀特的欧洲之行以在美国使馆的一场会议开始，当时他对心存疑虑的美国大使说，他将告诉英国人，会谈将“在学术和理论基础上”进行，还将清楚地表明他“与当局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是前来观察经济现象”。他希望以此方式获得英国官员的合作。³⁸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怀特约见英国官员却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英国官员自然会对英国的政策闭口不谈，但是却迫切希望向怀特讨教美国的美元政策。怀特报告中写道，他在会谈中非常慎重，但是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在此问题上充满激情而又滔滔不绝的人，做到这一点可真是具有挑战性。

怀特发现，实业家们普遍反对任何将英镑与黄金重新挂钩的做法，他们认为将英镑与黄金挂钩的做法要为1925～1931年英国的经济困境背负主要责任。由于1929年以来世界贸易大幅萎缩，现在英国实业家的绝大部分出口都是流向使用英镑的英国自治领，因此他们对英镑汇率的波动不甚关心。他们对于汇率问题缺乏兴趣令怀特感到十分好奇，特别是那种小英格兰本土主义的思想，即“如果英镑价格相对于其他货币发生了变动，那肯定是其他货币的价格发生变动，而非英镑”。³⁹执政党工党的重要人物，诸如休·道尔顿和乔治·兰斯伯里，同样对固定汇率毫无兴趣，并且强烈反对回归金汇兑本位制的任何做法。与罗斯福一样，他们都认为国内价格稳定对经济复苏更为重要。在经济学家中，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和T.E.格里高利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主张英国“尽快”在1英镑兑换4.8美元左右的水平回归金本位。他们认为，不这么做会导致贸易继续下滑，引发人们对英镑的信心下降，进而使英镑区解体，以及引发全球范围内又一波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但在怀特将要举行的会谈中，最重要的一场是与罗宾斯的思想对头凯恩斯的会面。

凯恩斯泛泛地表达了支持稳定汇率的想法，掩饰了他在此问题上众所周知的反对立场。他主要提出了实现稳定汇率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英国政府关于美元币值低估、英镑汇率只应在一个更低水平上稳定下来的观点；以及在他看来，“国会中的某些团体”可能会否决罗斯福政府达成的任何协定的问题。他提议由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财政部门开展合作，这样可能能够避开来自议会或国会的障碍。在这件事上，凯恩斯确实表现出了对未来事件敏锐的判断力，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了事态的发展。而素来不为法律或官僚体制障碍所惧的怀特认为，这一观点与自己志同道合。事实上，他们会面后的次年，这一想法就付诸实现了。然而，他们此次会面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两人此后分别将成为各自国家在英美金融对手戏中的主要谈判者，而这场英美金融对手戏也最终定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欧洲之行对怀特接下来的职业生涯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一个开端，在这之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怀特成了亨利·摩根索权力范围不断扩张的思想基石。摩根索是总统的老朋友，他位于纽约州达奇斯郡的农场，与总统在海德公园的庄园相隔不远，即便如此，摩根索要想力压赫尔和国务院一头，前提必须是他的想法令人信服和务实有效，并能够得到有力的执行。但是，财政部长并不是一个思维特别灵敏或体质特别强健的人。⁴⁰怀特则是摩根索完美的补充。他抱负远大，但需要一位有权有势的贵人提携。他带给摩根索的则是关于新政国际化的清晰思路、不间断的能量、细节掌控力以及“将经济理论转化为行政措施的天赋”。⁴¹

到了1936年夏天，找到务实解决办法以停止毒害匪浅的报复性汇率贬值行为，或者至少是暂时停止这种以牙还牙的做法，直到找到一种能够取代已经支离破碎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更加长效的体制，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由莱昂·布鲁姆领导的法国左翼政党人民阵线组建政府后，黄金外流导致法郎大幅贬值，迫使罗斯福政府和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采取行动。经过数周的紧张谈判，美英法三国于9月25日达成《三方协定》，停止货币战争。⁴²摩根索将其定性为“君子协定”，生怕其中某些内容给人留下正式条约的感觉。美英两国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法郎贬值30%的结果，并承诺不以本国货币贬值作为报复手段。三国政府同意使用各自汇率稳定账户的资金限制三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法国曾希望得到更为坚定的承诺，即三国承诺通力合作恢复国际金本位制。但是罗斯福根本不想这样做，据摩根索讲，罗斯福坚称他在伦敦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坚持美国行动自由的声明“应当成为我们的教科书和圣经”。⁴³鉴于货币政策完全是政府的职责，总统还进而要求去掉所有提及“中央银行”合作的文字表述，这些表述将中央银行与“私人金融”联系起来，美国财长也提出相同的要求。⁴⁴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美国财政部还启动了另一项重大政策转变。《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规定，财政部只能向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出售黄金。但是在1936年10月，摩根索改变了这一政策，允许美国财政部向英国和法国出售黄金，售价每日一定。“负责任的人民政府，”摩根索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现在将展开合作，确保将汇率波动限制在最低水平上。……那些在商业经营中不对任何人负责任也不承认任何旗帜的国际投机者，今后将无法快速地将资金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从而无法通过挑起外汇市场混乱而攫取私人利益。”⁴⁵虽然与过去的古典金本位相去甚远，但是《三方协定》和美国恢复出售黄金加在一起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些许稳定。11月，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也签署了协定，从而有权以与英法相同的条件与美国进行黄金交易。美国在1937年后允许英镑逐渐对美元贬值，即便如此，她也依旧继续坚持这一政策。

然而，经济稳定的微弱迹象只是昙花一现。1937年10月，股市崩盘。1938年春，法郎再次贬值，随后法郎与英镑挂钩。英镑则维持有管理的浮动，直到二战前夜，当时汇率固定在1英镑兑换4.03美元的水平。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衰退，新政计划显露颓势。

尽管如此，到了1936年，如果说美国总统还没有做好准备，美国财政部已经坚定地致力于实现货币稳定目标，并已经使美国政府的黄金美元价格成为核心国际货币基准和锚。诚然，金本位已经不复存在，货币规则已经出局，各国政府自主决断大行其道，凯恩斯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欧洲民主国家急需稳定却无能为力之时，美国通过信守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重新建立了一个形似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一体系又不带有金本位所要求的、政治上难以接受的国内政策纪律。

尽管在财政部根基尚浅，怀特此时正不断巩固其作为摩根索最重要顾问之一的地位。1935年7月，他特别经济分析师职位的任期又延长了一年；1936年10月，他被任命为研究与统计局助理局长。然而，他的工资仍然需要从财政部的内部拨款中支付，资金来源是《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下设立的外汇稳定基金通过贬值所获得的利润。这一临时性的拨款程序竟然一直持续到1945年，直到那一年怀特才获得完完全全的公务员身份。

此时怀特已年逾四十，个头算是矮子里拔将军，身高不到一米七，身材壮实，圆脸盘、蓝眼睛、带无框圆眼镜，留一抹修剪过的黑色一字胡，时常让人想起德国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小胡子。他的步伐快速而急促，仪表举止也是如此。虽然包括赫尔在内的同僚们都对怀特的职业道德及对细节的掌控给予极大尊重，但是“他有时会不好相处”，摩根索多年后回忆道。怀特“脾气急躁、抱负过高，满脑子权力欲”。⁴⁶而且他还缺乏耐心，说话直截了当、冷嘲热讽。摩根索的儿子（与其父同名）曾经定期列席财政部长与幕僚的晨会，他评论道，怀特“连珠炮似的发表意见，听着就觉得他倨傲轻蔑、吹毛求疵”，只有在他直接对财政部长讲话的时候才是个例外，怀特向来都知道怎么巴结对他有利的人。他“总是对任何能够为他铺垫权力之路的人无微不至和彬彬有礼”。⁴⁷怀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要助手爱德华·伯恩斯坦将他描述成一个“性情多变”和“脾气暴躁”的人。从职业素养上看，怀特“其实并不是一个顶尖的技术官僚，但是如果要找一个对经济政策有想法的人，怀特就是这样的人”。⁴⁸怀特起草的备忘录显示出他具有一种近乎神奇的能力，能够把技术问题解释得清晰透彻和细致入微，并能够将经济学原理与实际的国际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虽然怀特的会议日程排得很满且干扰不断，但是他的备忘录给人感觉好像是在与世隔绝的静谧环境下雕琢而成。不难看出他如何能够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顾问，就算不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有哪个忙碌的内阁部长会认为这样的人没有价值呢？

但是，怀特并不听从指挥，而且“时常跳出正常的官僚渠道以规避反对意见”，摩根索的传记作者约翰·莫顿·布鲁姆评论道，“这一习惯可以被认为是偷偷摸摸的，甚至与颠覆混为一谈。”⁴⁹鉴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怀特为其自由职业而从事的外交活动，对他搞颠覆的指控也许并不总是混为一谈的结果。

怀特的同事们基本不了解他的私人生活，只知道他有妻子和孩子，并且他爱好国际象棋和音乐。⁵⁰1936年，怀特把家从哥伦比亚特区郊区、接近马里兰州西尔弗斯普林镇的地方搬到康涅狄格大道的一间公寓之中，当时他的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7岁。1938年，他们又搬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住进费尔法克斯大道上一座有8个房间的房子，直至战后。

在康涅狄格大道和费尔法克斯大道的家中，怀特有一块布哈拉地毯，按照现值美元的价格折算，价值可能超过3000美元。然而这块地毯的有趣之处不在于它的工艺水平或艺术价值，而是它代表了怀特人生中极其关键的一面，一段危立于其私人生活与华盛顿职业生涯之间的阴暗而模糊的人生。

根据有关这块地毯最详细的记录，这是怀特在1937年初收到的一份匿名圣诞礼物，一位名为乔治·西尔弗曼的铁路退休员工局的官员将它送到怀特家中，西尔弗曼后来调入财政部,并在怀特手下工作。⁵¹数年后，据说一位到怀特家中拜访的客人故意向怀特指出，它“看上去像块苏联样式的地毯”。怀特本就是一个神经紧张的人，这么一说之下他明显变得焦虑不安。之后当朋友们再来拜访时，这块地毯就不见了。

那位送地毯的西尔弗曼，最终被惠特克·钱伯斯指认为内森·格里高利·西尔弗玛斯特所控制的美国间谍圈的一名成员，钱伯斯是苏联情报机构与它在美国政府秘密消息人士之间的通讯员，而西尔弗玛斯特是一名财政部和战时生产局的经济学家。根据钱伯斯的陈述，那位指出地毯产地而使怀特受到惊吓的无名拜访者是“伊丽莎白·本特利组织”的成员。本特利也曾是一名通讯员，1945年成为美国政府的情报线人。

据钱伯斯称，怀特“显然”对这份礼物“印象深刻”。当时钱伯斯委托了一位专家充当中间人，一共购买了四块，这位专家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学教授梅耶·沙皮洛。钱伯斯听命于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乌鲁）的特工鲍里斯·贝科夫上校，后者提供现金让他购买“贵重的大地毯”，送给包括怀特在内的有价值的美国消息人士。⁵²贝科夫几乎不会讲英文，钱伯斯只知道他叫“彼德”。最初贝科夫想给他们“一大笔钱”，但是钱伯斯告诉他这是个愚蠢的主意：“他们是讲原则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不再信任你了。”贝科夫对此感到困惑，但还是作出了让步。他让钱伯斯告诉怀特及其他人，这些地毯“是在苏联织造的，是苏联人民送给他们的礼物，以表达他们对美国同志的感激之情”。⁵³而“乘着这四张地毯”，钱伯斯欢欣鼓舞地说道，“我们开启了活跃的间谍活动。”⁵⁴

按照钱伯斯的说法，怀特的秘密工作始于1935年。怀特是一名理想主义者，根据他的设想，未来世界事务将交由像他一样的开明技术官僚管理。怀特似乎乐于通过像钱伯斯这样的秘密步兵来加速那个新世界的到来。但是与钱伯斯不同，怀特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他按照自己的条件工作，不加入任何地下运动。如果确实有人认为他的知识和接触到的情报很有价值，他会乐于使用这些人提供的资源，从而使他的知识和接触到的信息能够物尽其用。他知道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低于他的才智理应获得的地位，因此他也渴望得到这些外人给予的认可和赞赏。⁵⁵

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中间人，怀特为钱伯斯获取了财政部的官方文件。钱伯斯在自己位于巴尔的摩的工作室翻拍这些文件，而后怀特再通过相同的渠道归还这些文件。⁵⁶怀特还每周或每两周为钱伯斯写一份备忘录，概述他认为有用的情报。⁵⁷

怀特对这份自由职业干得越来越努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与苏联的正式关系出现恶化。1936年9月26日，星期六，就在《三方协定》刚刚公布后的第一天，财政部就被迫介入外汇市场以支持英镑与美元的兑换价格，因为苏联通过大通国民银行抛售了一大笔英镑。摩根索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得到这一消息时脸色铁青。他确信苏联人试图搞垮这一协定，随即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以揭露苏联人的举动并显示美国使用货币稳定基金的决心。而苏联人则对美国财长的声明勃然大怒，并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苏联需要这笔钱，目的是为了履行一项在斯德哥尔摩的美元支付义务，而出售时间只是个巧合。

钱伯斯竭尽全力保护怀特，并为此撤换了一个代号为“威尔顿·鲁格”的中间人，因为这个人违反了地下工作中关于严格守时的纪律。1936年，与怀特推心置腹的密友西尔弗曼接替了鲁格所扮演的角色，但他一直没有将钱伯斯引荐给怀特，直到他确信钱伯斯“能够搞定那个怪人”。怀特很享受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会面，除了一点让他勉为其难，就是他得为会面保密，他通常会选择在康涅狄格大道的公寓附近找一个会面地点。

“我从来不都喜欢哈里·怀特，”钱伯斯直言不讳地写道，“我看见他在夜幕中沿着康涅狄格大道走过来，身材矮小，鬼鬼祟祟……他对接头十分紧张，走着走着不时往身后瞟一眼，显得过分警觉。”会面时，怀特显得焦躁不安，还有莫名其妙的朴实和单纯。他“不停地谈论财长”摩根索，财长的情绪也反映在怀特与钱伯斯会面时或兴高采烈、或郁郁寡欢的言谈举止之中。⁵⁸怀特清楚地意识到，他对世界的影响完全依赖于他与摩根索的私人关系，而摩根索的身份和地位则依赖于他与总统的友谊。显然摩根索没有努力提升怀特在白宫的独立形象。直到1942年8月,财长仍然称：“我可不认为总统知道哈里·怀特是谁。”⁵⁹如果怀特与摩根索的纽带，或者摩根索与总统的纽带被切断了，怀特将不过是官僚体制中一个精力充沛的过客，其华盛顿的任期有可能立即终止。他非但不再能享受在华盛顿街头秘密重塑美苏关系那种刺激的感觉，还随时有可能返回阿普尔顿去默默无闻地从事学术研究。

钱伯斯于1937年初将怀特直接引荐给贝科夫，因为后者抱怨怀特是他最没有用处的消息来源。钱伯斯称那次会面激发了怀特此前从不曾有过的热情，而这是因为怀特需要得到“重要的大人物”的关注。⁶⁰钱伯斯向匈牙利裔的共产主义者约瑟夫·彼德斯（又名“J.彼德斯”）求助，请他从财政部找一名共产党来“操控”怀特，并从他那儿得到更多东西。彼德斯推荐了哈罗德·格拉瑟。格拉瑟是在怀特的帮助下进入财政部工作的。不久，格拉瑟就对钱伯斯保证，“怀特正在交出他所经手的全部重要东西”。⁶¹

在受雇于美国政府所承担的工作方面，怀特继续扩大自己的职能。1936年2月，他被任命为财政部参加跨部门的外国贸易协定委员会的代表。1937年12月，摩根索派怀特代表财政部出席全国军火控制委员会会议。⁶²但在业余时间，怀特还主动开始了对苏联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研究，当然这件事他不会让行政当局知晓。

在怀特与钱伯斯秘密的街头漫步中，怀特关于货币问题云里雾里的言论令钱伯斯感到索然无味。“我告诉怀特，我对货币理论、金融或经济学一无所知，”钱伯斯回忆道，“但是，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不是在抱怨财长心情不好或感激财长心情很好，就是在对深奥晦涩的货币计划进行大段大段的独白。”怀特敦促钱伯斯将他关于苏联货币改革的观点告诉莫斯科政府。钱伯斯转告了贝科夫，后者同样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然而令贝科夫感到意外的是，莫斯科对由美国财政部的专家指点其货币事务的想法非常感兴趣。贝科夫迅速改变了态度，并让钱伯斯立即把怀特的完整方案弄来给他。然而此时怀特已经远赴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消夏，钱伯斯不得不驱车前去找他。

怀特给了钱伯斯自己草拟的苏联货币改革方案，但是对于方案的细节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激动。这令钱伯斯感到迷惑不解。“我还以为他的热心和急切表明了他对货币理论无私的热爱以及对苏联的关心。但是我自己有时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要为这个组织工作？他的动机总令我感到困惑。”⁶³

至于怀特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在今天，他的经济政策会被称为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他坚持政府应当在支持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程度上当然要比大萧条之前的传统做法积极得多；但是他从未强烈主张政府对生产资料进行广泛控制。他关于国际货币事务的文章显示出他关心建立一套体系，“以减少对私人企业进行限制……的必要性”。⁶⁴至于怀特的国内政治立场，都是主流的新政主张，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他赞赏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

一方面是怀特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众所周知的观点，一方面是他代表苏联进行的秘密活动，正是这种明显的差异，导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出现了大量对怀特其人说法不一，但并没有什么说服力的描述。⁶⁵《谁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怀特去世五周年后《生活》杂志问道，但这本杂志显然未能回答这个问题。关于怀特的记述常常令人不悦地分为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有的将怀特描述成一个对莫斯科无条件服从的仆从，暗地里苦心经营数年，意在颠覆美国的政策。⁶⁶还有的则将怀特描述成一个坚定不移的新政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偶尔出于好意而作出越界的行为，目的是努力建立与苏联的和谐关系。⁶⁷两个阵营都未能描绘出令人信服的怀特的形象。

官方记录的怀特与秘密行事的怀特之间缺失了一环联系，最能够补上这环联系的，是一篇手写在一张黄色线条信签纸上的、未曾发表也未注明日期的文章。这份文件深藏于普林斯顿大学怀特档案馆一卷厚厚的杂文卷宗里，显然被怀特的传记作者们错过了。然而，它就像一扇引人入胜的窗户，向我们揭示了一位志向远大、成就斐然的怀特，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在其声望的巅峰之际，所制定的宏伟计划。

文章的标题十分简练：《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ic Int.of Future）。文章开始就提出，二战使美国“如梦方醒”,美国可能是“自其建国170年以来第一次……有意识地朝着长期的国际联盟、国际承诺和国际责任的政策方向转变”。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是在美国、英国、苏联以及或许是中国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军事联盟”，“旨在维护国际法。……其他大国即使联合起来也没有希望战胜这四个国家”。

怀特认为，这类联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10年之后的世界里，“战败国将恢复其部分经济实力，并且更多地重拾其尊严。他们将再次萌生成为一个强国的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想要抹去其战败国和二流大国的身份。……有谁能不相信，在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败国中，那些有权有势的当权阶层将渴望恢复两国曾经的大国地位？在日本和德国历史上，有什么证据可以使人们相信这两个国家将会对长期的弱国地位逆来顺受”？

成功建立这种联盟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它的孪生兄弟，不断肆虐的帝国主义”。这一说法是如此之刺耳，以至于如果文件被公之于众，肯定会招致一片要求将怀特解职的呼声。怀特指责称，这种帝国主义“促使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金融主导权和军事实力，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

在财政部，怀特是带着一腔空古绝今的极大热情来追求实现美国对全球金融的主导权。有鉴于此，他居然在文章中对使用这种主导权以“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表示反对，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怀特希望美国与谁分享权势呢？文章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明确，它用了一半的篇幅讨论苏联，通篇都对美国对其崛起的大国对手的看法持批评态度。

怀特指责道，美国存在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天主教统治集团，很容易与反苏联势力结盟；而其他集团则担心与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任何同盟关系，只会加强社会主义而削弱资本主义”。同样，如果外界得知这份文件的存在，怀特对定义不明的“天主教统治集团”的抨击必然使他面临朝不保夕的命运。

怀特继续展开，指出美国及西方盟友在对苏联的态度方面像个伪君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充满敌意的对立状态……构成了一个危险的导致分裂的因素。”他对此感到痛心不已，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真正的经济与政治差异被夸大了。美国有许多公有制的著名案例，例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国家公园系统以及石油储备体系。在运输、电话服务、水务、燃气以及电力方面，价格被法律所固定。私人的市场竞争“受限于数不胜数的限制和资质要求”。与此同时，“在苏联，数以十万计的小农场由个人承租并运营；木匠、鞋匠以及各种各样的服务，都以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方式出售给消费者；人们可以获得出版物的版税，可以拥有政府债券并获得利息；工资价格虽由政府决定，但仍受供求原则的影响，且受影响的幅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然而关键的一点是，怀特预计资本主义国家将在战后发生转变，“而且所有的转变都将朝着加大政府对产业的控制、加大对竞争和自由企业运营的限制的方向”。因此，未来将朝着苏联模式的方向趋于大同。

接下来怀特问道，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要反对苏联？是因为政府的形式？怀特认为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既可以实践像美国和英国那样的民主制度，也可以实践像西班牙、葡萄牙、尼加拉瓜或者洪都拉斯那样的独裁制度。事实上，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波兰以及中国基本没有我们所说的民主，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任何对这些国家的根本性敌意，也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与它们的贸易和金融安排”。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既有可能像战前的苏联一样采取独裁统治（战时的政治模式不能构成一个公平比较的基础），也有可能拥有高度的民主，就像苏联于1936年通过但从未完全生效的宪法中所倡导的那样。……因此，政治体系的差别显然不能构成反对苏联的基础”。

怀特关于苏联“从未完全实施”“高度民主”的轻描淡写的评论颇为引人注目，这非常强烈地表明他对斯大林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观点过于乐观。关于宗教自由呢？“与流行的见解不同，苏联从未取消个人自由崇拜神灵的权利，”怀特坚称，“苏联的宪法确保了该项权利。”而且，“德国自1933年以来对宗教自由发起了更加恶毒的攻击”，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对德国提出异议，直到它们感受到了军事威胁。关于苏联在海外煽动社会主义革命呢？“第三国际的衰落，以及苏联当前采取的不积极支持其他国家开展此类运动的政策，应当有助于大大消除此类摩擦的根源。”

在西方反对苏联的真正原因中排除了内部政治、宗教和对外政策之后，怀特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根源一定是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那些真心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人，”怀特似乎并未把自己算在内，“担心苏联将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苏联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而且它成功了！”⁶⁸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战略家得出了这一结论，不能不令人震惊。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成功了”，资本主义国家将转向政府加大对产业和竞争的控制，怀特的上述结论，使人们更加相信一则关于怀特经济观点的颇有争议的记述。这是记者乔纳森·米切尔1954年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内务安全小组委员会上的一段证词。米切尔曾在1939年为摩根索写过讲话稿，他回忆起1945年8月与怀特的一次午餐会，就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据说当时怀特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在战争期间兴起的受政府控制的贸易体系将在战后继续下去，因为缺少资本（美元和黄金）将迫使政府严格控制私人跨境贸易。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无法改正这一问题，一个可以被称为基金组织之父的人说出这样的观点是令人震惊的。怀特继续说道，美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有能力使私人企业制度再延续5～10年，但是最终不可能在一个国营贸易的世界中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孤岛生存下去。据米切尔记述，怀特提及了英国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所著的《信仰、理智和文明》一书，这本书提出苏联创造了一个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制度，怀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写出的最有意义的一本书”，而且“以惊人的准确性和洞察力预见了世界发展的方向”。⁶⁹

拉斯基的书赞扬苏联的共产主义，称之为一种新的信仰，可以填补过时的基督信仰和道德上破产的资本主义所留下的精神和物质空白。“自十月革命以来，”拉斯基宣称，“更多的男人和女人们获得了更多自我实现的机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⁷⁰在冷战结束后几十年的今天，这类观点看起来显得怪异；但是1945年拉斯基是英国工党主席，属于西方政治主流的中心人物。怀特的文章虽然缺少拉斯基学者般的历史广度，但显然与拉斯基的论辩有观点相同之处，尤其关于资本主义盟国虚伪有罪的观点。两人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容忍德国和意大利对民主的镇压；直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始转向对外侵略之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才编造了保护政治和宗教自由的迫切需要。就苏联而言，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接受的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成功。

怀特的兄长内森于1956年出版了一本书，强烈质疑米切尔的可信度，为他的同胞兄弟辩护。鉴于当时怀特广为人知的思想印迹，米切尔的叙述确实听起来并不可信。但是，这篇新发现的怀特的文章表明，米切尔讲述的故事实际上是完全可信的。

“怀特与苏联人关系密切，这一点毋庸置疑。”伯恩斯坦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怀特时说道，而且“怀特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认为自己可以对所有人提出建议”。⁷¹但是，怀特并非只是提出建议，而是步入歧途并越走越远，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二战期间，有一批数量惊人的美国政府官员暗中向苏联提供了帮助，他们从未认为自己对美国不忠。按照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说法，“他们是一群被误导了的理想主义者，为了一些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那样做。……他们强烈认为我们和苏联是盟友，认为苏联承受了战争的主要冲击，因此苏联必须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政府里的人……没有向她提供我们本应提供的东西……那些我们提供给了英国却没有提供给她的东西。而且他们感到……自己其实有责任为苏联搞到这些东西”。⁷²

按照钱伯斯的说法，怀特在战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大约就在苏联于1933年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1934年加入国联之后不久。显然，怀特认为在未来几年中，美国的政策应该并且将会朝着与新近获得合法性的苏联政权更深入接触的方向转变。西尔弗曼与钱伯斯本质上是为怀特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怀特在任何官方的机会到来前，就能够证明他对这个仍然十分神秘的外域大国的真诚和善意。

贝科夫送给怀特一张地毯，这并不是苏联人唯一一次以失当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怀特努力的感激。钱伯斯声称，多年后，当他成为《时代周刊》杂志的一名撰稿人时，曾经听说了下面的故事。

有一天（很可能是在1945年），华盛顿的一个木匠在家中收到了一箱鱼子酱，之后又收到了一箱伏特加，再之后是一封刻印的邀请信，邀请他出席苏联大使馆举办的一场社交活动。木匠目瞪口呆。最后，他接到美国财政部一个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打来的电话。木匠的名字也叫做哈里·怀特。财政部的怀特追查到了他那些礼物被送错了地方。他提议木匠怀特把一半东西寄还给他，另一半自己留用。“我本打算全都寄还给他，”木匠对记者说道，“但是我想，”在回忆了他与财政部的怀特的对话后，“他应该是那种即便我全都寄回去，也会认为我留下了一半的人。所以我就索性留下了一半。”⁷³

1938年初，在得知斯大林开展大清洗运动之后，钱伯斯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因此他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脱离共产党。此时他必须唬住那些为他提供情报的人，让他们闭嘴。就怀特的情形而言，钱伯斯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走进怀特在财政部的办公室。但是他迅速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到了财政部大楼之后钱伯斯才发觉根本没法说通站岗的警卫放他进去：怀特只知道他叫做“卡尔”。所以他从附近的商店里给怀特打了电话。他本以为怀特会对这种违反规定的举动感到很震惊，但却奇怪地发现怀特很高兴听到他的消息。

怀特与钱伯斯在财政部附近碰头，随后两人开始散步。“要不要掉个头回去检阅一下岗哨？”怀特欢快地问道。他们走进一家饮料店坐下，点了咖啡。怀特异乎寻常地健谈，东拉西扯地讲了很多财长和西尔弗曼的事，之后才问起钱伯斯“回到华盛顿是不是有工作”。钱伯斯直截了当地提出，怀特必须脱离“那个组织”，不然他就会公开指认怀特。怀特一头扎在咖啡杯上。“你不是认真的吧？”怀特抗议道。钱伯斯保证，如果怀特按他说的去做，他就不会揭发怀特。两个人在尴尬中分手。离开时，钱伯斯发现了一个街头摄影师，于是迅速地推着怀特调转方向。错愕不已的怀特在被钱伯斯推着转身时，目光掠过他的肩膀发现了远处的相机，并庆幸躲过了镜头。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⁷⁴

根据伊丽莎白·本特利的陈述，在钱伯斯叛变之后，怀特对妻子保证“今后将远离间谍活动。他的妻子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喜欢他的革命活动”。⁷⁵他可能在之后的几年里确实信守了这一承诺。

关于怀特通过钱伯斯给苏联传递的情报的价值，在过去几十年中争论不休。有人说重要，有人说不重要，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钱伯斯自己总结道，虽然怀特和其他线人“非常想要提供帮助”，但是“众所周知，外交部门的秘密被大大高估了”。⁷⁶少许历史知识加上一些基本的政治想象力，能够获得的收益就至少不会亚于政治间谍行动。⁷⁷问题的关键在于，敌对外国势力的特工被安插到了一国内政和外交机构的核心部门。“有了阿尔杰·希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两个钱伯斯招募到的重量级人物，“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就像坐到了美国政府核心部门的旁边”。⁷⁸希斯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怀特成为财政部部长助理并在政策和人事上拥有巨大权力。怀特知晓财政部长的言谈和想法，并能在很多问题上对财长产生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怀特对苏联的好感与他多年来所执行的一些重要政策立场之间并非毫无关系。

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他的思想也迅速传到华盛顿。特别是关于政府应当果断使用赤字支出方式来对抗衰退的观点——这种观点今天已经成为主流，但是在凯恩斯之前一直被普遍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在美国当局内部获得了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包括联邦剩余物资救济署署长兼公共工程管理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他于1938年成为商务部部长）、财政部法律总顾问赫尔曼·奥利芬特以及美联储主席马瑞纳·伊寇斯（其思想要早于凯恩斯）。怀特自己直言不讳地反对平衡预算的传统观点。“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削减政府支出等通货紧缩措施来平衡预算是错误的。”1937年10月怀特在与摩根索和维纳的一次会谈中说道。⁷⁹但是，摩根索不为所动，没有被增加联邦支出的收益所说服，甚至多年后他也未能改变这一立场。他继续主张通过出台货币政策措施解决危机，而怀特则对此提出了具体建议，包括削减银行储备金要求、联邦储备银行更大规模地购买证券（这两项措施都将把更多的现金注入金融体系）以及美元进一步贬值等。⁸⁰

摩根索没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决定是时候通过支出措施使美国摆脱衰退了。这提升了怀特的地位。1938年是非常残酷的一年，经济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陷入衰退，幅度高达3.5%。摩根索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于是更加依赖怀特提供政策上的指引，并于当年3月将怀特提升为货币研究局局长。4月，他将怀特纳入高级顾问小组，这个小组又称作“9点半小组”。当月，总统宣布了40亿美元的紧急支出计划，包括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财政部当时的预测是，1939年财政赤字将达40亿～50亿美元，这令摩根索一度想要辞职，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考虑到这样做将会严重破坏总统所做的努力。

对于罗斯福而言，尽管他非常希望能够专注于国内事务，但是来自国内和国外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不得不对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军事侵略行为作出回应，特别是德国大规模的重新武装、德国与意大利干预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以及日本占领中国。1937年10月5日，他用一篇著名的《隔离侵略者》的讲话作出回应，表示美国的立场是反对轴心国，但并未具体点出国名；同时他还强调其治下的政府致力于实现和平，以避免激起美国人孤立主义的情绪。演讲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将和平与商业和贸易联系起来，自1914年一战以来，这一主旨思想在美国政治思考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摩根索稳步扩大了财政部在外交事务领域的职权范围，为怀特创造了新的责任和机会。中国便是这方面一个很早的例子。美国于1934年通过了《白银采购法》，这部法律是白银生产商、通货膨胀支持者以及对银行家强烈不满的人所组成的游说集团施加强大政治压力的结果。法律要求财政部大量购买白银并提振其价格。这一做法对中国的货币造成了毁灭一击，因为中国的货币与白银绑定。虽然中国国内并无白银供应，但是白银长久以来一直为这个国家所珍爱。⁸¹中国的白银储备被走私出境，并在海外销售，导致了货币供应的削减并进而引发了通货紧缩、信用收缩以及经济衰退。

对于日本侵略者而言，这一做法不仅使他们获利不菲，而且可以有效地破坏蒋介石政府。而蒋介石政府则恳求美国改变其政策。摩根索对此表示同情，他也将《白银采购法》视为一件头疼的事。但是他没什么可以操作的余地。赫尔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反对财政部的建议，迫使摩根索指责国务院过于在意日本的意见。而总统则无意改变美国的购银政策，也不允许财政部卷入中国货币改革事务之中。

1935年10月，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告诉摩根索，中国即将放弃银本位，并提议向美国出售其白银储备，而非在世界市场上低价抛售。摩根索将此事打上了货币问题的标签，并将它视作一次绕过国务院的良机。但他仍须谨慎行事，因为《白银采购法》要求美国支持白银的货币地位，而中国将要做的则是削弱它。

怀特支持购买中国白银的想法，但要求中国作出对等承诺，将中国元^[5]与美元挂钩。中国大部分贸易以英镑结算，而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下跌也带动中国元对美元的下跌。怀特希望结束这种状况，以有利于美国的出口商和制造商。⁸²

当时与今天一样，中国顶住了美国要求其改变货币政策的压力。摩根索愤怒地对施肇基回应道：

我们要为我们的政客、我们的公众和我们的未来考虑。我们投入了6500万美元，而你们却将货币与英镑挂钩，这种事我们是不会做的。……你们迈出了这一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成功。我们认为，对于两国而言最好的办法是：中国元以美元而非英镑的形式报价。你们这些人是在玩牌，你是在虚张声势。⁸³

但是中国仍然不肯让步。最后，摩根索在获得总统的批准后放弃了美国的主张。但是他也试图挽回些颜面，因此没有同意中国关于美国向其购买1亿盎司白银的要求，而只同意购买5000万盎司。协议最终达成。

摩根索仍然担心中国会与英国达成类似交易，并以将中国元与英镑挂钩作为交换条件。货币外交你来我往一直持续到1936年5月，其间陈光甫^[6]出使美国，强烈要求摩根索购买更多白银，而摩根索则反复抱怨中国元紧随英镑变动。财政部长强调，美国“感到帮助中国加强她的货币对世界和平非常重要”。⁸⁴陈光甫承诺终结中国元以英镑报价的制度，承认这种报价方式给人的感觉是与英镑挂钩。急于让国务院靠边站的摩根索最终同意由美国财政部与中国财政部达成一项安排，前者将按照市场价格再购买7500万盎司的白银，按月分期购买直到1937年1月，购银收入将留在纽约且仅供中国稳定中国元外部价格之用，协定细节对外保密。

与中国达成的货币协定加上《三方协定》，不仅巩固了财政部作为新政计划的外交政策分支的地位，还加强了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政策分支的地位。这就进一步赋予怀特更多的机会，使其个人职权范围扩展到外交政策的核心领域。在一份提交摩根索的长达44页、单倍行距打印的备忘录中，怀特报告了中国1936年的经济形势，并充满自信地谈及广泛的政治问题，称蒋介石“事实上是一个独裁者”（虽然“他实际的权力要比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小很多”）。怀特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美国的贸易竞争力，在这份备忘录中，他不厌其烦地详细阐述了导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顺差于1935年突然逆转的原因。不出意料，他所做分析的精华部分仍然是货币问题，将中国元的挂钩问题定性为更广义的英镑与美元全球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英国需要中国元与英镑挂钩，其迫切程度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元与美元挂钩的需要，“一部分原因是英国更加需要对外贸易，以及她在国际金融中的传统地位；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正在崛起，而英国正在走下坡路”。怀特提出：“如果召开一场国际会议，那么使用英镑的国家越多，英国在与金本位国家进行谈判时的地位就越强大。”⁸⁵他的这个想法比美国制定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立场早了8年。如何确保美元永久取代英镑在全球贸易、金融和储备货币中的地位，这将是怀特在财政部余下的时间里一直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在欧洲方面，1938年是提升怀特外交事务职权的关键一年。9月30日，英法德达成《慕尼黑协定》，这一协定现在已经成为对侵略行为可耻的绥靖政策的代名词。英法同意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为希特勒于次年3月占领布拉格铺平了道路。

10月初，摩根索指示怀特就国际形势问题起草一封致总统的函。怀特对此满怀热情：“比起我其他的所有工作，我更愿意干这件事。”⁸⁶怀特为摩根索起草的信函涉及了众多方面，虽然不清楚这是否出于摩根索的本意，但怀特所写的平铺直叙的大白话中的大部分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地变成了摩根索“在外交政策方面迄今为止冒险发表的最强硬声明”。⁸⁷

怀特毫不掩饰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强硬立场，一遍一遍地重复使用“侵略者”、“侵略”的字眼，并敦促“从未被一丝绥靖行为玷污过的”总统，“像钢铁一般坚定地”采取行动。信函条理清晰地陈述了财政部在这一问题上合情合理的利害关系。首先关注的是侵略者对国际贸易和货币事务造成的巨大破坏，认为它们严重损害了美国出口利益、推高了美元汇率、破坏了当局促进贸易和美元竞争力的计划。然而，信函随即转向敦促总统在政治上更加果断地采取除了战争之外的其他行动来帮助侵略行为的受害者（特别是中国），只要能够避免战争的话。信函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嗤之以鼻：“谁能够预料到……英国首相会急于觐见希特勒并恳求他不要过于苛刻或不耐烦，并且是以谦卑的口吻恳求，唯恐这位独裁者感到不快并要求得更多？”信函鄙视英国和法国，认为两国独立性的萎缩和影响力的崩溃是自身意志薄弱的结果。怀特通过他的老板恳求总统：“不要让下面这种不得已的情况发生，美国总统飞赴东京，以谦卑的姿态觐见日本天皇，恳求他收下半个菲律宾就适可而止，而不要为了整个菲律宾发动战争。”⁸⁸

信函于10月17日送给总统。11月14日，“在白宫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是摩根索给定的性——罗斯福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美国做好战争准备的必要性。总统指出：“德国的权势在慕尼黑复活，并彻底地改变了我们自身的国际关系状况；这是自1818年神圣同盟以来，美国第一次面临在大西洋一侧同时遭受北半球和南半球发起攻击的可能。……然而，将一支大规模的军队派赴海外是不可取的，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⁸⁹总统将当前的国际形势称为一种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无论多么巨大，都不能通过将部队开赴欧洲战场的方式解决，因此必须采取其他手段来化解。怀特1923年在斯坦福决心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时就认定“大部分政府问题是经济问题”，现在他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政府部门间的界限并不能构成对他的障碍。怀特在1940年8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怒斥国务院到处都是“崭露头角的张伯伦、达拉第和霍尔”，以上三人是英法在慕尼黑奉行绥靖政策的主要人物。“我相信，制定和通过一个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外交政策并交由国务院执行的时机已到。”⁹⁰美国的外交努力是“可悲的”，构成它的是“这种19世纪狭隘的讨价还价的行为模式，依赖的是难以捉摸、半真半假的承诺、各种恼人的小伎俩以及两面三刀的做法，一方面长篇大论地公开表达善意，另一方面又夹杂暗含的威胁，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掩饰本质上毫无价值的结果。我们的外交策略对于加强我们的国际地位或使我们远离一场艰难的战争毫无用处，一如波兰军队的装备和战略对波兰国防的作用”。怀特看不起那些民主国家的外交部门，并在一份于1941年5月末起草、6月6日提交摩根索的备忘录中，炮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务院及外交部门，抨击他们政策不力，或是误判形势，或是犹豫不决，或是工于心计，或是碌碌无能”。“外交和军事策略一样，一次‘全力以赴’的行动需要充分调动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资源。”⁹¹

这样的语句出自区区一个财政部研究局负责人之口，似乎应该令人感到惊诧不已。但此时，怀特在摩根索心中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他的官方职务。战争部已经处于待命状态，而国务院却还不紧不慢，摩根索急于填补缺口，为总统发出的行动号召赋予实际的意义。而怀特既有热情，又有想法。

一份1939年3月的备忘录体现了怀特很早就形成的一种坚定思想，即美国需要与“世界上另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苏联，开展紧密合作。⁹²怀特描绘了美苏之间深层次的共同利益，而他的总统则似乎没有看到这种明显的利益。怀特认为，需要对英国的张伯伦政府施压使其同意与苏联开展军事合作，以抵抗德国的入侵。他提议给苏联一笔2.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0亿美元）的10年期贷款，贷款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棉花、机械和制成品。即使在美国财政部冻结了波罗的海国家资产作为对苏联于1940年占领波罗的海诸国的反应之后，怀特仍然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推进，支持达成三方合作安排，由美国从苏联购买价值2亿美元的战略商品，苏联相应地则以赊销的方式向中国出售军事物资。怀特认为，应当把苏联与德国、日本之类的侵略者区别开，因为苏联“在近期内无意进行领土扩张。……苏联的侵略采取的是意识形态宣传的形式，而非军事入侵”。⁹³这听起来特别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反冷战斗士的言论。将这个观点与罗斯福四个月前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会议讲话作一个对比：

与你们中的很多人一样，我希望苏联能够找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方法，希望她的政府最终变成一个热爱和平的政府、一个人民拥护的政府、一个选举自由的政府，希望她不会干涉邻国的统一和完整。今天，这个希望已经成为泡影，或者说被束之高阁、等待来日。苏联，就像每个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所知道的那样，完全是由一个独裁政府统治的，这个独裁政府与世界上任何其他独裁政府一样。她已经与另一个独裁政权结为同盟，并入侵了她的一个邻国，一个小得不能再小、不可能对苏联造成任何伤害的邻国，一个拥护民主、自由和进步，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的邻国。⁹⁴

然而，总统的财政部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按照对苏联意图更为乐观的判断来执行外交政策倡议。哈里·怀特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行动的幕后推手。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夏威夷时间早晨将近8时，366架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袭击了珍珠港，向美军庞大而又脆弱得不可思议的军事基地发起攻击。结果是灾难性的：4艘美国战列舰被炸毁或击沉，另有4艘严重受损，11艘其他战舰被击沉或摧毁，188架飞机在地面被击毁；2330名美国人阵亡或奄奄一息，仅“亚利桑那号”战列舰这一艘战船上就有1177人被夺取了性命。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称1941年12月7日将成为“活在耻辱中的一天。……无论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有预谋的侵略，美国人民都将凭借正义的力量最终获得绝对的胜利”。

丘吉尔从总统处得知惨重的伤亡情况时，回应道：“这是怎样的浩劫！”⁹⁵但是私下里他将日本的袭击称为“一件幸事……大英帝国前所未有的好运气”。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美国参战了。“我在床上像一个获得拯救的人那样感恩地睡了一觉。”⁹⁶莫斯科的情绪与之相似。“我们感到解脱，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情报总局美国办公室负责人维塔利·巴甫洛夫回忆道。⁹⁷但这并不仅仅是场边啦啦队的喝彩。巴甫洛夫已经暗中成为这场较量游戏的一部分。

日本决定袭击珍珠港是一系列关键政治事件的结果，而且显然不能说是由单一的一件事、一次行动或是一个人引发的。但是，最近似的导火索则与巴甫洛夫以及他最重要的美国联系人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联。

11月20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使来栖三郎向赫尔提交了一份东京提议的“临时协议”，这是一份临时的工作文件，重点是缓解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紧张局面。接下来几天谈判持续进行，其间美国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日本发给大使的电报，电报以明确的语言要求他们必须于东京时间11月29日前解决分歧。美国海军部认为日本可能对菲律宾或关岛发动进攻，但不会袭击珍珠港，因为对美国领土发动攻击显然是“战略性失策”，必将导致美国全面对日本开战。

就在此时，怀特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并成为这一戏剧性事件的一个关键人物。11月17日，怀特向摩根索提交了一份长篇备忘录，题为《消除对日紧张关系及确保战胜德国之方法》。这篇备忘录迅速成为谈判接近尾声时疯狂混乱的外交行动的一部分。摩根索此前一直不是解决对日问题的关键角色，但是怀特再一次填补了财长知识的空白。摩根索在删除了引言部分对美国外交政策言语冒犯的批评后，将怀特这篇“令人惊叹的建议备忘录”转给了赫尔和罗斯福。

怀特希望总统提出一个包含具体条件的协议。如果日本接受有关提议，他激动地声称：“就会把一个危险好战的强敌成功地转变为一个爱好和平和繁荣昌盛的邻邦，全世界都会为这种转变而兴奋不已。总统在国内外的威望及领导力将因为这一重大外交胜利而迅速提高。”

赫尔以及一小部分美国最高级军事和行政官员与重要友邦政府的代表一起，着手起草一份美国的“临时协议”替代方案，其中纳入了怀特的主要诉求，即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停止支持除国民党政府以外的任何其他中国政府或政权。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对日本是否将给予合作表示怀疑，因为有关条款“非常严厉”。但是，怀特力主不放宽任何条款。他为摩根索起草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致总统的信函，警告不要达成一个“远东慕尼黑”、不要“以30块带血的黄金”将中国“出卖给她的敌人”、不要“令美国在民主国家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世界领袖地位变得黯然无光”。摩根索没有发出这封信，但是怀特在其他方面继续紧逼。他给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前任秘书长爱德华·卡特发电报，请他前来华盛顿游说，反对向日本作出让步，而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显示卡特支持苏联的立场和事业。⁹⁸

当罗斯福从史汀生那里得知一支日本远征军正从中国南下开赴印度支那时，形势转向了怀特这边。据史汀生所述，罗斯福“勃然大怒”，称这改变了整个局势。他要求将“临时协议”改为“总体基本建议”，并授权赫尔向日本方面提交一份后来称为“十点备忘录”的文件。11月26日，赫尔召见了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递交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包含了怀特在中国问题上的诉求，且没有作出任何让步。来栖三郎感到担忧，告诉赫尔如果将这样一份文件作为对日本停战建议的回应交给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将“举起双手表示放弃”。赫尔没有动摇。冲突已不可避免。

最后通牒中的核心要求是怀特提出的，这一点毫无争议。而日本政府在接到最后通牒后作出了袭击珍珠港的决定，这也是毫无争议的。虽然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战后提出假设称，如果谈判没有在1941年底崩溃，日本可能不会发动袭击，但一场袭击在当时可能已经在所难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和美国在欧洲战争中的盟国都急于确保这样一场袭击能够真正发生。“太平洋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的退休上校、荣获二战“苏联英雄”称号的弗拉德米尔·卡波夫在2000年写道，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近60年。他坚称：“斯大林是对日最后通牒的真正发起者。”

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卡波夫称：“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情报官员）阿赫梅罗夫和巴甫洛夫发起的计划行事。”“怀特起草了供摩根索和罗斯福总统签署的备忘录。”据卡波夫所述，苏联利用怀特来刺激日本攻击美国。这个计划甚至还有一个名字，叫“白雪行动”，白雪指的就是怀特。“‘白雪行动’的本质就是在日本帝国与美国之间挑起战争，并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她就没有资源再进攻苏联了。”⁹⁹

他们是如何执行这项行动的呢？巴甫洛夫就是在此时介入的。1941年春巴甫洛夫被派往华盛顿，年仅27岁。他是苏联情报部门的产物，而情报部门那些比他级别高的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大批遭受迫害。他的任务是激活一个“有影响力的特工”，名叫哈里·怀特；他要弄清楚在苏德签署条约之后，怀特是否仍然愿意合作；并且，如果愿意，他要确保怀特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上层组织机构中提议支持对日本发出足以引起战争的最后通牒。巴甫洛夫55年后在一本题为《白雪行动》的书中讲述了这段故事。¹⁰⁰

1941年5月末，巴甫洛夫致电怀特，称他捎来了中国的“比尔”给怀特的消息。比尔就是阿赫梅罗夫，但怀特只知道他叫比尔。阿赫梅罗夫与怀特是在1939年认识的，当时阿赫梅罗夫称自己是一名将要赴华的汉学家，介绍他们认识的是立陶宛流亡者、苏联情报联络特工约瑟夫·卡茨。¹⁰¹巴甫洛夫邀请怀特在老艾比特的烤肉店中共进午餐，此前怀特也是在这里与比尔碰面的。

在看到桌面上放了一本《纽约客》的杂志后，怀特向坐在桌前的巴甫洛夫打了个招呼，杂志是巴甫洛夫用来显示自己身份的标记。巴甫洛夫说自己刚刚从中国回来，比尔让他捎给怀特一封信，信中概述了比尔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担忧。巴甫洛夫为自己蹩脚的英语表示歉意，随后将比尔的信摆在怀特面前。怀特读完后惊讶地表示，比尔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非常相似。怀特想把信装进口袋，但是巴甫洛夫伸过手去示意怀特不要这样，于是怀特把信还给了对方。

巴甫洛夫说他很快就要返回中国，比尔急切地希望知道怀特的观点。美国是否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她是否下定决心要做些什么来反制日本的侵略？怀特对巴甫洛夫表示感谢，并向他保证比尔的观点与自己对该地区事务的观点和理解相一致。怀特说，既然自己的观点获得了像比尔这样的中国通的支持，他就可以朝着必要的方向展开必要的努力。怀特的语速很慢，在快讲完时还要让巴甫洛夫确认已经完全理解了他的意思。巴甫洛夫请他放心，并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怀特要带给比尔的信息。怀特点头表示认可。他为午餐结了账，两人就此而别。

在此次会面后不久，怀特就起草了上文提及的那封观点激烈的6月6日致摩根索的备忘录。除了对美国外交行动的瞻前顾后大加指责外，怀特还就两个国家提出了具体建议，即日本和苏联。有关苏联的部分，怀特提出通过经济激励拆散苏德条约。有关日本的部分，怀特提出与东京达成一套综合性的和解方案，美国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适度让步，换取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并承诺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管怀特是怎么想的，这些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日本人也绝不会接受。¹⁰²至少这一点正是苏联情报部门期望发生的。

比尔的信，也就是阿赫梅罗夫的信，显示出苏联希望美国向日本提出三项要求：停止在中国境内及其边境的侵略行动、将军队撤出亚洲大陆以及将军队撤出满洲。怀特明确地提出了前两项要求。¹⁰³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提议承认满洲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直到几个月之后才发生转变。

怀特在满洲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显示出他并非苏联情报部门的傀儡，这与卡波夫所说的恰恰相反；而且阿赫梅罗夫只能够影响怀特干预行动的大致轮廓和时机。白雪行动的意义不在于怀特因为受到提醒而做了他所做的事情，显然也不在于怀特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他所认为的美国利益；相反，其意义在于苏联人相信怀特有足够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受到影响，并认为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还在于他们选择利用怀特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无论如何，怀特的干预将在那年秋天产生重大影响。

6月的时候，摩根索还没有准备好亲自介入对日谈判，他仅仅是寄出了这份备忘录。但是这份备忘录确实促使不堪重负的财长将亚洲政策的钥匙交由自己热心的助手处理。“我对中国不感兴趣，”摩根索1941年7月对怀特说，“我想要找个人，能够处理这一事务的人。”

“您不想让我提出任何问题么……”怀特带着怀疑的语气问道。

“是的，你要搞定它们。”财长脱口而出。¹⁰⁴

怀特决定在11月17日的备忘录中重申他对日本的态度，这一次立场更加强硬。怀特现在提议美国不再承认满洲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而是应该要求日本从满洲撤军。鉴于自6月以来亚洲的地缘政治分量显著上升，财长比6月怀特提交第一份备忘录的时候更容易接受这些观点。

6月22日，德国撕毁了与苏联的条约，并发动大规模侵略。当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日本会向北进攻苏联还是向南攻击美国？巴甫洛夫和阿赫梅罗夫相信怀特会推进午餐会面时讨论的问题，而且看起来怀特确实这么做了。到了11月，日本已经一跃成为需要总统优先考虑事项中的首要问题，而摩根索现在认为怀特的建议是可行的，并有可能改变局势。接下来就是那段历史了；在这段历史中，怀特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正式职责。

怀特的职责就要发生改变。1941年12月8日，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第二天，摩根索在晨会上宣布，他准备任命怀特为部长特别助理（an assistant secretary，这是一个生造的职衔，不同于怀特直到1945年才升任的正式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即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这次非正式的提职认可了怀特在过去半年中为自己开辟出的外交政策职能，特别是涉及中国和日本的职能。¹⁰⁵“他将替我处理所有外交事务，”摩根索解释道，“我希望把这些问题都装进一个脑袋，而且我希望是装进哈里·怀特的脑袋。……当外交方面遇到问题时，哈里会介入进来并来见我，我会告诉他我的决定；当决定作出后，他会传达给你们。”¹⁰⁶

现在，怀特已经跻身华盛顿最有权力的人士之列。

[3]查尔斯河是流经波士顿的一条河流，河北岸是哈佛大学，河南岸是波士顿市区。——译者注

[4]波士顿一个著名的历史街区。——译者注

[5]此处指代的是法币而非银元。——译者注

[6]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