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梅纳德·凯恩斯与货币威胁

哈里·怀特的美国旅程崎岖曲折、困难重重，而梅纳德·凯恩斯在英格兰的崛起则似乎轻而易举、命中注定。怀特感到，他的人生真正开始于他出生后近40年，从他获得美国最知名学府的博士学位开始。而凯恩斯从未在乎过什么博士学位，他甚至连经济学学位都没有。但是，1908年，凯恩斯被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选为教学助理，并于26岁时被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选聘为终生研究员。

凯恩斯在学术上获得的成功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惊讶。他的父亲内维尔在剑桥大学度过了40年，先是担任伦理学讲师，后来担任剑桥大学的高级行政管理员，马歇尔认为内维尔是他曾经教过的两三个最出色的学生之一。¹凯恩斯的母亲弗罗伦斯就读于剑桥大学纽因哈姆学院，后来成为剑桥市第一位女市长。弗罗伦斯22岁时生了凯恩斯，即1883年6月5日，后来她比凯恩斯还多活了12年。和人们称呼他父亲一样，大家都以凯恩斯的中间名——梅纳德——来称呼他（内维尔和梅纳德全名中的第一个名字相同，都叫做约翰，但是这个名字没有人使用，很可能是因为内维尔的父亲也叫做约翰）。

梅纳德与他的妹妹玛格丽特和弟弟杰弗里，在一个教养有方、生活宽裕的中上层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由一个厨师、一个客厅女侍和一个保姆照料，后来家里还请了一位德国女家庭教师。尽管如此，梅纳德仍然体弱多病，这种虚弱的体格后来折磨了他一生。他还承受着“确定的、经常的、无法改变的、摆脱不掉的想法”的折磨，因为他自认为长得很丑。²但是，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抽象推理方面表现出卓越超群的能力。到了12岁时，这种能力已经渗透进了家庭祈祷中：“让妈妈等于x，”他恳求道，“让杰弗里等于y。”³他在代数方面的特殊天赋后来表现为他更喜爱使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辩论。然而到了20世纪10年代时，他又转而尖锐地批评在经济学中过度使用数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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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童时期的梅纳德，和几十年后那个即便不是空古绝今也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创造力、最能挑战传统信仰的经济学家的梅纳德一样，做事很快但对细节缺乏耐心，更倾向于使用粗线条的方法和突然爆发的丰富直觉来攻克大难题。“当你使用了绝对准确的语言时，”他在1933年说道，“你是在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了让那些没有思考能力的人受益。”⁴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些运用更高等的数学方法得出明显错误结论的青年经济学家，往往会比那些通过合理估计得出大致正确结论的青年经济学家获得更好的奖励。如果在今天，像梅纳德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能否有机会在一所顶尖的美国经济学院获得终生教职，都存在疑问。

梅纳德于1897年9月进入培养精英的伊顿公学就读，时年14岁的他在入学考试中数学成绩名列第一。从那里，他通过奖学金竞争考试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毕业时他的名次位列其他11名数学家之后，但在全年级排名前10%的学生中，他的排名相当靠前。他只是在毕业后才正式学习经济学，且只学了很短一段时间。马歇尔同意担任他的家庭教师，每周辅导1小时，一共辅导了两个月，这多亏了梅纳德的父亲与这位伟大教授之间的亲密关系。梅纳德后来会骄傲地回想起他所选择的职业，经济学家“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⁵单独就其中任何一个职业来看，他都没有表现出罕见的天赋，但是他以一种天才的能力将这些职业综合在一起，在此方面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与他比肩。

有一个问题一直令凯恩斯的传记作者们争执不休，即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学者和一个政治家，凯恩斯的私人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认为对他的人生经历产生了影响。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挖苦道，凯恩斯那句“在长期我们都会死去”的格言，是一个没有子嗣的思想家自然而然的观点。应当指出，凯恩斯与他未来的夫人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曾经试图要过孩子。然而，更应当指出的是，称凯恩斯思想的重要元素是所谓隐秘冲动的产物并因此无视它们，这样做未能公正对待他的思想。

然而，如果无视凯恩斯私人生活中的重要元素——特别是凯恩斯的同性恋经历，就像凯恩斯第一个重要的传记作者罗伊·哈罗德那样，尽管这段历史充分体现在20世纪初期后近20年炽热而感伤的私人书信往来之中——这样做则是低估了凯恩斯在学院及政府的官方圈子以外的交往联系的重要性，特别是与男性秘密社团剑桥“使徒”的成员以及离经叛道的伦敦布鲁姆斯伯小圈子里的知识分子和美学家的交往。凯恩斯曾经就“使徒”留下著名的评论：“我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都是不道德的人。”他的意思是愿意为了追求有价值的公共目标而与习俗决裂。⁶凯恩斯的个人喜好不可否认地影响了他的道德世界观，以及他在官方环境下言辞犀利的表达方式。而这两方面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挑剔的观察家和谈判对手如何理解凯恩斯，又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6年，时年23岁的凯恩斯决定加入公职，目标是赢得头奖，即女王陛下财政部中的一个职位。由于只有一个空缺，需要通过竞争性考试进行选拔，考试科目涉及逻辑、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结果令他深感失望，他总分名列第二，于是选择了印度事务部作为安慰奖。与大多数管理大英帝国的英国官员一样，尽管他的职责是管理印度事务，但他对这一领域几乎没有任何第一手的知识：他人生中与印度人打交道的经验，仅限于那些他在伦敦和剑桥遇到的印度人。⁷鉴于他不喜欢早起和晚睡（“在时间的两端，我的蜡烛都是熄灭的。”他打趣道），这份工作的工作时间——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外加每年两个月的假期——正好合适。⁸但是，“十分之九的时间里我都感到无聊，剩下的十分之一时间里我感到非常不快，因为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⁹。于是，1908年，在他25岁生日的时候，凯恩斯辞职回到剑桥，接受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讲师职务。那时，渴望回到剑桥比开始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更加吸引他。他在经济学这门新兴科学中背景此时仍显单薄：他1910年才开始细读亚当·斯密，但第二年他便赢得了大学的亚当·斯密奖。¹⁰

论学习知识的速度，似乎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快，特别是当他的浓厚兴趣被激发之后。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印度近期的经济事件》于1909年发表于《经济学杂志》。这篇文章也许标志着他与货币问题终生不渝的精神爱恋的真正开始。通过“统计数据验证”印度价格水平变化与黄金流进流出之间的关系，令他感到“特别兴奋”，他在信中对他的情人——画家邓肯·格兰特——提到：“这就是我的理论。统计数据能够证实它们么？除了做爱之外，没有比这个更加迷人的东西了。”¹¹到了1911年10月，28岁的凯恩斯已经成为了这份期刊的编辑，一个他极度热爱并在余生中一直担任的职位。

凯恩斯第一次政府经历的另一个幸运的副产品是他的第一本书：《印度的货币与金融》（1913年）。虽然这本书在凯恩斯离开印度事务部5年之后，在他30岁生日过后不久才出版，但实际上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凯恩斯在1912年圣诞假期时完成的。书中主要是为印度式的金汇兑本位制度进行辩护。印度通过将英镑存在伦敦的方式将其货币兑换黄金的价格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凯恩斯反对印度实施彻底的古典金本位制度，他认为印度经济体系更加松散，黄金使用得很少，导致其货币供应能够对实际商业需求表现出更大的弹性。那些坚持认为储备货币需要以有形商品形式存在的人是受到了误导，是在支持“一种旧时代的残余，那个时代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不如今天的政府可靠，那个时代的风气就是不加批判地效仿这个在英国建立起来的、似乎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运行得相当之好的体制”。¹²当然，今天大众辩论的焦点常常是，政府在货币问题上是否不够可靠，或者，对金融市场的崩溃瓦解作出的反应是否过于死板。凯恩斯又进一步对银行业发表了一些尖刻犀利的评论，如果放在今天，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非常贴切，他问道：“相比社会其他服务人员普遍获得的收入，伦敦城的人获得的报酬高得离谱，但却并没有为社会提供更加有益或难度更大的服务，这种情况还有必要存在多久？”¹³

书中浮现的两大主题日后将经常出现在凯恩斯的思考之中。第一，理性的货币改革核心在于逐渐缩小黄金的作用。第二，伦敦是天然的全球金融中心，此类改革可以并应该以伦敦为基础（当时英国的贷款支持了全世界一半的贸易）。然而，1914年欧洲即陷入毁灭性的大战，这场战争颠覆了英国主流阶层所广泛认同的那个假设，即伦敦与英镑将能够无限期地发挥其在19世纪的基础性作用。

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凯恩斯在货币问题上还算不上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例如，1912年，他还在主张价格水平下降比上升好，因为前者对工薪阶层和债权人比对企业家和债务人有利：这将导致财富分配更加平等，他说道，因此也更加公正。¹⁴但他也显露出后来将对金本位发起全面攻击的苗头。他在一篇1914年发表于《经济学杂志》的文章中提出，金本位妨碍了以理性的方式管理货币政策，“关于这一问题，知识以及科学的方面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最终能够废黜黄金对我们暴君式的统治，并使其降格为立宪君主”，他以标志性的尖酸刻薄的口吻风趣地宣称：“历史将揭开新的篇章。人类将在取得自治方面又迈进一步。”¹⁵这段时期，他也正在成为一个出色的大众评论员，定期在报纸和周刊上就货币和金融问题撰稿。

虽然凯恩斯对于诸如自由贸易的价值、价格与货币稳定等问题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甚至反转，但是他的文章在一个方面保持了高度稳定：犀利地讽刺和蔑视那些执著于在他看来是旧有异端邪说或是过时传统观念的人。“通过关税保护在国家所需之物方面制造人为的稀缺，”他在1910年剑桥同学聚会的讲话要点中写道，“不可能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中获益。”¹⁶作为剑桥大学自由贸易协会的干事，凯恩斯当时认为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不应被视作经济学家。

凯恩斯很早就对英国自由主义政治产生了兴趣，并且一直保持了下去：他父亲反对社会主义，是个持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派；他母亲则是那种朴实自然、虔诚高尚、“乐善好施得很天真”的人。¹⁷自由党特别吸引凯恩斯的一点是，它在20世纪初的全盛时期持有兼收并蓄的折中主义立场，既支持与海外进行自由贸易，也支持在国内实行社会保险。1915年1月，时年31岁的凯恩斯决定重新加入政府部门。曾任印度事务部次官、现任财政部金融秘书的埃德温·蒙塔古在令人向往的财政部为他争取到了一个战时职位。凯恩斯立刻就被这里的氛围所吸引了：“非常聪明，干货很多，并且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愤世嫉俗；对于自身的才智非常自信，且不受制于那些自己都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知晓情况的人。”后来他又骄傲地将英国财政部与美国财政部作了一番对比，认为后者“除了负责税收之外，没有任何权威”。¹⁸

在一战期间，哈里·怀特满腔热情地应征入伍并在法国服役。凯恩斯则留在家中，只要他在财政部工作就可以免于服役。然而，他仍然于1916年2月令人费解地——而且从表面上看，纯属多余地——正式声明出于良心考虑拒绝服役，理由是征兵行为本身违反了他自由选择的权利：“什么是或者不是我的责任，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我不愿意将自己的决定权让渡给任何人，而且我认为这样做从道德上是错误的。”¹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凯恩斯受到强大的个人压力要他辞去财政部的职务并反对战争，这种压力来自他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朋友们，例如邓肯·格兰特、李顿·斯特雷奇以及他的剑桥小团体，特别是伯特兰德·罗素和D.H.劳伦斯。凯恩斯从未在原则上反对战争，尽管到了1916年1月他关于战争进行方式的立场有所动摇。显然，声明出于良心考虑拒绝服役的做法是一则保险措施，以防他从财政部辞职后失去豁免的保护。²⁰

凯恩斯成为了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最为信任的顾问。他将成功地进行战争视为一项对他个人才智的挑战，并全身心投入为英国的战时行动提供资金的各项复杂任务之中。凯恩斯努力应付英国在外部融资方面被迫承担的风险，当时英国在纽约举借了大量美元债务，其中一部分流向了信誉较差的盟国用来购买军火、食品、燃油和金属。到了1916年9月，英国在美国的支出达到了每月2亿美元（折合现在为41.5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资金通过减少黄金储备以及出售美国及加拿大的债券筹措，其余的则是通过借贷。²¹雪上加霜的是，在英国对美国资金的依赖性逐渐上升的同时，她与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恶化。华盛顿对英国海军干预美德贸易感到恼火，而英国人最重要的纽约银行家J.P.摩根则在反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竞选连任。11月，美联储指示其成员银行降低对外国借款人的信贷敞口，并告诫私人投资者不要接受协约国短期债券作为抵押物。这既是出于审慎的目的，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要促使协约国结束战争。由于来自美国国内反英选民团体和反俄选民团体的压力越来越强烈，威尔逊于1917年1月22日公开呼吁“要和平、不要胜利”。

凯恩斯的结论是，英国的外交政策需要“采取如下路线，不仅要避免美国人任何形式的报复行为或主动激怒美国人，而且还要安抚和讨好”。他不安地提醒道，一旦私人渠道的融资枯竭，威尔逊将“有能力把他自己的条件强加于我们，只要他愿意”。²²虽然英国的黄金正在以令人警觉的速度流失，凯恩斯仍然支持财政部的立场，即必须保卫英镑对美元的汇率。20年之后，他会认为：“如果当时放弃了汇率挂钩，这将会摧毁我们的信用并使商业陷入混乱；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实际的益处。”²³该政策当时的一个明显目标是避免向德国发出英国资源已近枯竭的信号。²⁴

假设德国政府看清了这一情况，它可能不会于2月作出如下这个决定命运的决策：重新恢复无限制潜艇战以阻断美国对协约国的补给线。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佩奇给国内发电评论道：“保持我们领先的贸易地位并避免恐慌的唯一办法就是对德国宣战，这并非不可能的事。”²⁵4月6日，美国宣战了，这对英国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美国参战似乎为英国战争行为继续获得融资提供了保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个新的、令人担忧的政治因素。纽约的银行家将对协约国提供战争融资视作一个取代伦敦同行、获得国际市场支配地位的机会，并将华盛顿视作实现该目标的一个障碍而非援手。本杰明·斯特朗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成立还不到两年，但已经将取代英格兰银行成为国际货币事务的领导力量作为其目标。然而，在华盛顿，国会中很多议员仍然对银行家表现出公开的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是银行家们将美国拖入了战争。在威尔逊的女婿、美国财政部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看来，英国、纽约和国会都是其政治对手，他决心对这三方都加以抑制。

在美国参战前，英国人已经成功地从J.P.摩根那里借到4亿美金，现在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华盛顿。4月9日，英国财政部金融秘书萨姆埃尔·哈德曼·莱佛向麦卡杜提出，在未来6个月贷给英国15亿美元。麦卡杜怀疑这笔钱将主要用于偿还欠摩根的债务并维持英镑美元汇率挂钩，而非用于购买美国货物，因此愤怒地驳回了这项提议。

在英国，政府的内部斗争更甚于美国。英格兰银行行长沃尔特·康立弗试图迫使凯恩斯抨击财政部对英镑美元汇率的处理方法，到7月的时候甚至发展到阻止在纽约的莱佛动用英格兰银行在渥太华的黄金储备。麦克纳的继任者，财政大臣博纳·劳则予以还击，迫使康立弗提前退休。

所有这些国内的勾心斗角掩盖了一个比这大得多的问题，即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战后政治和解的条件。英国财政部在此问题上处于外交的第一线，既必须争取到足够的资金，又不能以帝国特权或在欧洲均势中的核心利益作为交换。

凯恩斯起草了数封重要信件，向麦卡杜解释英国极端严峻的处境，后者则一点一点地向英国提供资金，从而使美国财政部能够控制资金的用途。7月20日，劳给麦卡杜发去电报，同样是由凯恩斯起草，称英国“可用于向美国支付的资源已经耗尽”，而且除非华盛顿能够填补这一缺口，“否则协约国整个金融体系都将崩溃瓦解。这一局面的来临不是未来几个月的问题，而就是在最近几天”。28日，凯恩斯为英国维持英镑与美元挂钩的做法划了一道底线，他成功地在内部讨论中指出：只有在有美元剩余的情况下才应当维系挂钩机制；一旦英国的美元储备耗尽，就应当停止英镑的可兑换，以保护英格兰银行剩余的黄金。他又起草了另一封发给华盛顿的电报解释汇兑困境，电报促使麦卡杜进一步释放了一些资金。

事实证明，作为外交笔杆子的凯恩斯比作为华盛顿实地参与者的凯恩斯作用更大。在9月的乞讨之旅中，他陪同首席法官雷丁（鲁弗斯·艾萨克）爵士拜访了麦卡杜，并立刻给英国驻美大使留下了深刻印象。大使对夫人说道，雷丁的财政部书记员凯恩斯，“言辞过于冒犯”。他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也是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我想现今这种人的规矩就是，鄙视外围与之不相配的人并碾碎他们可怜的尊严，以此来显摆他极大的优越性”。²⁶英国财政部派驻华盛顿的金融代表巴希尔·布莱克特爵士写道，凯恩斯在伦敦时就曾以“粗鲁、固执以及不合作”的态度对待美国人，现在则“将这种粗鲁无礼的印象带到了国外”。²⁷在此方面，直到下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改变。至于凯恩斯对华盛顿的印象，“美国唯一真正值得人喜欢和原创新颖的东西，”他对在英国的邓肯·格兰特写道，“就是黑鬼，他们很迷人。”²⁸

凯恩斯很排斥与作为战争暴发户的美国大老板讲道理。从1917年晚些时候起，他需要参加每月在伦敦和巴黎轮流召开的协约国理事会金融监督会议。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奥斯卡·克罗斯比主持该会议，并梳理和删减各国对美国资源的竞相索求。凯恩斯嘲笑理事会是一个巨大的“猴子窝”——他后来将经常用这个词形容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布雷顿森林集会的那群非盎格鲁-撒克逊人。虽然凯恩斯极端厌恶听命于会议上“自负、虚伪且喋喋不休的法国人和可恶的扬基佬”，但是他也承认，在白厅“挥舞克罗斯比的大名”能够极为有效地使“抗命不从的各个部门”听从指挥。

长久以来，伦敦一直都是欣欣向荣的世界金融中心，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现在英国对美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巨额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法国和意大利的美元债务进行担保，而这些债务永远无法偿还。凯恩斯设计了巧妙的机制想要扭转这一状况，甚至可能允许英国从其中转渠道的地位中获益。他从1918年3月起开始劝说美国财政部“接手法国和意大利未来所有的债务”，而让英国来做实际的全球采购——这可能使英国主导世界商品市场（例如小麦）并充当中立国家的垄断供应国。美国人拒绝就这样上当受骗，常常令凯恩斯感到愤怒。他气不打一处来地说道，他们似乎乐于“使我们陷入金融上完全无助和依赖的境地”。²⁹

虽然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似乎确保了协约国取得最终胜利，但显然，过去以英国为龙头的金融和货币秩序无法在这场胜利中幸存下来。这一经历使凯恩斯意识到了英国依赖美元在地缘政治上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并将影响他在二战期间与美国财政部进行的最重要的金融谈判。

凯恩斯非常敬佩前首相H.H.阿斯奎斯，甚至与他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当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辞职时，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时任军需大臣（也曾在麦克纳之前担任财政大臣）的大卫·劳合·乔治接任首相，他是一个更坚决果断同时也狡猾得多的政客，对凯恩斯战时顾问的作用评价很低。用新任首相的话说，凯恩斯“反复无常、性格冲动，不适合担任重大紧急状况的顾问。他以杂技演员的身手仓促地得出结论。而他又能以同样敏捷的速度匆忙倒向相反的结论，这不会让情况好起来”。³⁰劳合·乔治亲自将凯恩斯的名字从1917年2月最终的皇家荣誉名单中划掉（后来在博纳·劳的干预下，凯恩斯于5月授勋三等巴斯勋章）。凯恩斯则将首相的态度原样奉还：“我在为一个我所鄙视的政府工作，”他于12月对邓肯·格兰特说道，“为了一个在我看来有罪的目标。”对他的母亲，他痛惜地写道：“战争的延长……很可能意味着我们此前熟知的社会秩序行将消失。”虽然他又补充道：“富人的没落相较之下是令人安慰的，总之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其实这种观点针对的目标范围很小，他自己就是在仆人的照料下舒舒服服地度过了战争年代。至于世界事务，“一年之内，”他认为，“我们就将主动放弃对新大陆的权益主张，并将这个国家抵押给美国。”³¹

凯恩斯对战争的进行方式感到绝望，但这还及不上他对和约条款的愤怒失望。1918年11月11日英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后，他继续留在财政部，并成为该部门在1919年1月开始的巴黎和会上的主要声音。然而在6月28日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前三周，他“痛苦而愤怒”地辞职了。直到1940年，他才重新加入财政部，那时英国又一次需要借助美国的现金来挺过一场欧洲的战争。

三个与德国赔偿相关联的问题搅和在一口滚烫的政治大锅中，即使是用最透彻的经济分析也无法解决：哪些损失需要由德国承担赔偿责任？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有多大？协约国各方如何分配赔偿所得？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凯恩斯奋笔写下一本栩栩如生、震惊于世的谈判回忆录——《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书立刻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当然还有来自美国、英国以及特别是法国为数不少的愤怒谴责。他以铿锵尖刻的笔法刻画出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以及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这本书确立了凯恩斯的地位，使他跻身欧洲最才华横溢、最机敏深刻的辩论家之列。

凯恩斯嘲讽威尔逊“迟钝而且混乱”，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堂吉诃德”，这反映出英国人对美国人宗教信仰的总体观点，认为他们易受人左右、虚伪做作并且欠缺智慧。凯恩斯说道，威尔逊“不做不正直和不正确的事情；不做违背他伟大的政治信仰的事情。所以，尽管他的‘十四点计划’在文字上给人们的鼓舞并没有减少，但它变成了一个用于掩饰和解释的文件，成为所有有智慧的人自我欺骗的工具，我敢说，总统的祖先们曾经通过这种方式说服他们自己相信，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与摩西五书的每一个音节都保持一致”。论智谋，他比不上“邪恶”的欧洲人：即“怀疑”而“顽皮”的克列孟梭，以及“山羊腿吟游诗人”劳合·乔治，“说话压根儿就没有内容……空洞无物”，让人们嗅到一种“极度漫无目标、骨子里不负责任的味道”。³²

然而，凯恩斯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讽刺三巨头，而是要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准确的历史和逻辑分析让人懂得——条约的经济条款为什么是非常错误和危险的。考虑到他后来对国家经济规划，尤其是货币管理问题重要性的观点，凯恩斯在书中对欧洲经济自1870年至一战前发展状况的记述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他着重强调了欧洲自然演进的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而广泛的实质收益。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如下评论：“各种货币对黄金的价格及相互间的汇率都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和贸易的流动，其全部价值只有在我们今天失去这些有利条件之后才能认识到。”³³一战终结了这一切：2月，当美国对英国的官方援助被切断后，法郎和英镑都大幅下跌，结束了一百年固定汇率的历史。³⁴凯恩斯还指出：“使人类获益极大的巨额的固定资本，是在战前半个世纪中积累起来的，而在一个财富平均分配的社会中这永远不可能发生。”³⁵这个观点听起来像是自由意志论者。

在凡尔赛和会上，凯恩斯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努力想要说服会议的主要参与方：如果他们要从德国“那里‘榨取’一笔，……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把她毁掉”。³⁶他提出了一套巧妙而有远见的计划，用一个一揽子的宏伟方案，既解决欧洲协约国相互间及对美国的债务问题，同时在考虑德国资源和出口能力的情况下，合理确定要求德国支付的赔偿金额。其关键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协约国对德国的赔偿索求降低到一个在凯恩斯以及美国人看来可以做到的水平，同时削减英国对美国的债务。凯恩斯强调，如果找不到办法来削减对美国的债务，英国将暴露在“美国未来将会提出的、最难以接受的压力之下”，而凯恩斯的计划能够解决这一问题。³⁷虽然劳合·乔治很少接受凯恩斯提出的建议，但这一次他欣然接受。然而美国人并不上钩。“我意识到，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将我们与不牢靠的欧洲金融体系捆绑在一起，”威尔逊对他的主要顾问之一、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写道，“我要依靠你的帮助来挫败这些行动。”³⁸

凯恩斯估算出德国每年偿还赔款的能力，要大大低于其本国政府以及法国政府的要求。他所使用的经济学公式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同行的质疑。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反驳这些质疑，尤其是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在凯恩斯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观点。吕夫认为，凯恩斯在逻辑上混淆了德国财富转移对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影响。³⁹在近20年之后，吕夫将再次以相似的理由质疑凯恩斯最有名的学术著作——《通论》：他认为凯恩斯犯的错误是，将观察到的经济混乱状况归咎于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而非可以立即辨别并纠正的政策失误。

无论如何，《和约的经济后果》在国际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凯恩斯所运用的技术性工具关系不大，而更多地要归功于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和约条款背后狭隘而荒唐的政治短视。虽然早期从出书中赚得的大部分钱将被他投入到外汇投机这一新嗜好中并最终挥霍一空，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明星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活得也像个明星一样。1925年，他与离异的俄罗斯裔著名芭蕾舞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结婚。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洛波科娃1918年伦敦巡演期间的一次社交聚会上（这次相见并非一见钟情：“她是一个如此拙劣的舞者，”他对金融家奥斯瓦尔德·法尔克说道，“她的臀部是如此的僵硬。”）。⁴⁰在凯恩斯眼里，莉迪亚娇媚迷人、质朴率真、自由奔放，但是他的文学朋友圈认为她太没有文化。虽然这段看似奇怪的婚姻抬高了凯恩斯的大众声望，但也在他与布鲁姆斯伯里圈子的友谊中扎进一根永远的刺。尽管如此，他仍然真挚地、深深地爱着她，直到生命的尽头。

几乎所有成为著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人，都是先以学者身份出名。但凯恩斯不是。他直到1930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真正伟大的经济理论著作，那一年他47岁。但是，1923年时，他一年内就在报纸上发表了51篇文章（他产出的巅峰），这使他活得相当潇洒。他生活富足，并成为了一个慷慨的艺术赞助人。

凯恩斯生意兴隆的年代，正是英国经济濒临破产之时。1920～1922年的萧条使英国经济深陷泥沼。当经济于1923年触底反弹时，失业率仍然接近10%，并在20世纪20年代一直居高不下（到了20世纪30年代甚至每况愈下）。是因为对战前贸易体系遭到扰乱的情况适应得过于缓慢么？还是因为在货币领域错误的政策选择？或者经济学家关于市场自我恢复的若干神话的信念也许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个时期，凯恩斯还没有准备好在思想上进行一次大跃进，对古典经济学发起一次全面的正面进攻，但是他已经准备好发起一场持久的思想消耗战。

他的主要目标是英格兰银行。英国价格水平因为战争而被抬高，而英格兰银行则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对价格水平施加了强大的下行压力，目的是尽力将美元兑换英镑的平价恢复到战前4.86美元兑换1英镑的这个受人尊敬的水平。虽然英国的单位劳动成本确实有所下降，但是下降速度远不及价格下降的速度，这导致1922年底单位劳动成本比应有之水平高了约25%。英格兰银行认为，工资水平有足够弹性，恢复过去的美元平价仍然可行，并值得为此承受短期的阵痛。凯恩斯则公开抨击英格兰银行的观点。虽然他感到这项政策正在将英国带到“革命的边缘”，而且政府应该“让美元见鬼去吧”，但是关于为何这项政策应被认为是毫无希望、误入歧途的，他还未能提出任何革命性的真知灼见。⁴¹他关于工资比价格更有“粘性”的观点受到广泛认同，但是这本身不足以反驳致力于消除工资粘性的政策。

事实上，他此时仍然相信，由于被抑制的强大需求将得到释放，因此无论银行是否像他所极力主张的那样放宽货币政策，失业率最终仍然会降下来。而且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反对所谓关税和进口壁垒能够治愈失业问题的“保护主义的谬论”。他认为，保护主义只能暂时地通过推高价格增加就业。但是这种说法不禁引出下面的问题：为何当时他主张通过降低利率、英镑贬值来实现这个推高价格的目标？⁴²显然，他过去的思想信念还没有完全与他新的、更加激进的观念协调统一起来，但是大方向已经很明显了。“时局越纷乱，”他在1923年12月国家自由俱乐部演讲时说道，“自由放任的体系运行得就越差。”⁴³日后他将会提出关于长期不充分就业之谜的新观点。显然，观点的萌芽此时已经开始成形。

1923年12月，《货币改革论》出版，这是凯恩斯在总结他战后货币思想方面作出的第一次重要尝试。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它是凯恩斯最好的作品。弗里德曼是凯恩斯关于政府积极使用财政政策观点最著名的批评者，他这么说显然会让凯恩斯感觉到自己在抛弃货币管理问题的古典思想方面走得还不够远。事实上，在《货币改革论》出版后几个月，凯恩斯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闪耀出了凯恩斯独到的思想风格，将抽象的经济分析与对当代事务机智辛辣的评论混杂在一起。

书中最核心的理论观点并非完全由其原创，而是构建在欧文·费雪、克努特·维克塞尔等著名经济学家此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它提出，货币当局应当致力于稳定对货币的需求，而非货币供应。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主张最重要的含意在于，当局为了稳定价格——这应该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需要积极干预并持续调整货币钞票的供应量以及银行存款储备金的比率。这与金本位形成了强烈反差，金本位要求货币当局以更加机械的方式应对货币黄金储备的跨境移动：当黄金流入时放松信贷，当黄金流出时收紧信贷。在凯恩斯的著述中，金本位也成为和平最大的祸害。

当时，金本位仍然被广泛认为是所有稳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流砥柱。凯恩斯对金本位的犀利抨击使读者们感到了预料之中的震惊，引发了诸多对这本书的批评意见。“言辞就应该是略带狂狷的，”凯恩斯于1933年说道，“因为它们是智者攻击愚人的利器。”⁴⁴凯恩斯承认金本位在已经过去的19世纪表现得可圈可点，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战争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它将世界上大部分货币黄金都转移到了美国。凯恩斯断言，试图恢复金本位这个“野蛮的遗迹”，将会导致“把管理我们价格水平以及操纵信贷周期的权力交到美联储的手中”，后者已经“在金牛犊的基座^[7]上……建立了一种美元本位制度”。⁴⁵这种说法无论怎么有道理，总让人感觉有不止一点嫉妒的味道和民族主义的情绪。金融控制权从伦敦转移到纽约和华盛顿，这将成为凯恩斯长期的关注，伴随他职业生涯的余生，甚至反映在他的理论著作中。

《货币改革论》对在一系列问题上如何权衡取舍，提出了许多精妙而深有见地的观点，例如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关于汇率稳定性与汇率灵活性以及关于短期和长期（“在长期我们都会死去”），⁴⁶但是书中布鲁姆斯伯里式亵渎不敬的语言限制了其发挥实际作用，因为它冒犯了许多它希望转变思想的对象。而且，虽然凯恩斯讽刺的对象总的来说是保守主义者，但是他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也令诸如H.G.威尔斯等著名社会主义者感到如芒在背，他们将凯恩斯反布尔什维克的中间路线主义视作实现他们希望看到的更为彻底的经济政策改革的障碍。⁴⁷

不论怎样，英国国内政策辩论的议题迅速收窄，集中于政府是应该继续实施进一步刺激通货紧缩的政策以恢复英镑原有的美元平价，还是应该被动地等待平价重新出现后再采取措施固定住它。凯恩斯看到他对金本位柏拉图式的形象发起的攻击在政治上未能命中目标，于是便识时务地撤退了。在1924年7月的一次议会委员会会议上，他转而提出美国的经济繁荣将不可避免地抬高美元价格水平并恢复平价，而无需要求英镑价格水平下跌。届时，他将倾向于通过许可证限制黄金进口，以阻止英镑的美元价格进一步攀升。他小心翼翼，避免亵渎神圣的平价本身。

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作出了一个引发严重后果的决定，按照战前汇率使英国重新回归金本位。此时，凯恩斯再次改变立场，强烈反对对任何平价水平作出承诺。“我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他在8月1日致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中写道，“这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出于种种原因，在短期内非常僵硬，从而导致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调整工资水平来使之适应国际黄金信贷的流动状况，而我有意将汇率波动作为应对冲击的减震器。”虽然这也许看起来像是在捍卫浮动汇率，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凯恩斯更多时候往往是在捍卫汇率“稳定”的益处。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持续不断地调整立场将使他的支持者感到困惑，但同时也削弱了他的批评者。

在《泰晤士报》刊登了他来信的同时，借着他此前对《凡尔赛和约》的攻击所取得的商业成功，凯恩斯又出版了《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一书。这本书在英国很畅销，但是与他前一本《后果》不一样，它在美国销路很差。凯恩斯知道，丘吉尔对这一决定感到非常苦恼，因此后一本书虽然有一个恶作剧式的标题，但是在内容上，则很注意将责任归咎于财政大臣的“专家们”。丘吉尔并不理解复杂的货币问题，而且今后也理解不了。他最终还是受到了当时普遍观点的影响，即如果宣布放弃战前平价水平，就如同“背弃”英国维持英镑可兑换的庄严义务。⁴⁸在他看来，这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一行动，”他在宣布恢复金本位时说道，“大英帝国的其余部分全都会抛开我们采取相同的行动，而结果仍将是金本位，但是不是以英镑为基础，而是一个美元的金本位。”正如最后事态发展的结果所显示的，“美元的金本位”无论如何都将出现，而英国在1925～1931年维持了一个显然被高估的汇率并为此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并最终于1931年再次被耻辱地赶下金本位。事后看来，要反驳凯恩斯对丘吉尔决定的论断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一个仍然可以争论的问题是：丘吉尔是否应当寻求建立任何平价，甚至是一个低得多的平价。⁴⁹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史为鉴、对各种体制都很敏感的分析框架。用来思考经济良政的各个要素，并清晰地阐述了这个分析框架。但是在理论上他还没有什么突破——也就是说，没有提出一套定义清晰的、可以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一般原则的东西。与那些继续对19世纪自由放任模式抱有信心的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凯恩斯认为政府积极管理货币体系是至关重要的，目标是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社会不同团体阶层的惩罚及不公正待遇，并且不让变幻莫测的黄金市场左右此类问题。他认为，中央银行现在应当“被视作一种有益的、科学的控制技术，和电力以及其他科学的分支一样”。⁵⁰

他进一步认为，需要用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资本支出——来填补私人投资萎靡不振所留下的空白。在私人部门及市场竞争的问题上，他的观点模棱两可。一方面，他将商业信心视作对经济运行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他支持用大企业来取代企业家，并支持国家逐步介入大企业的运营。任何有助于促进遍布商界、政府以及大学的相互关联的社会精英“生产集中化”的措施都是受欢迎的。⁵¹

与社会主义者不同，重新分配财富不是凯恩斯的动机。他认为失业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危害，由于错误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某些工人团体（例如矿工）收入大幅下降也是一种社会危害。但是他从不鼓动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对某些团体的回报，来增加市场对其他团体的回报。虽然他与自由党逐渐疏远，但他对工党的敌视不亚于对保守党：工党是一个“阶级政党”，他写道，“而这个阶级不是我的阶级。如果我真的要去追求阶层利益，我将追求我自己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战争中，我将站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边。”⁵²

在他那个时代，凯恩斯关于在实现特定目标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的观点是相当激进的；对于那些囿于传统或因为担心不可预测的后果而建议限制政府作用的人，凯恩斯毫无耐心。但是，他也是一个伯克式的保守主义者^[8]：他相信在任何给定的时点上，经济政策的目标和方法必须建立在当时社会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而且社会永远不应该被迫向抽象的经济原则屈服，无论此类原则在指导过去的政策时是否行之有效。“我们必须为新的时代发明新的智慧，”他写道，“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要做点好事，就必须在我们的父辈眼中显得离经叛道、惹是生非、危害匪浅、忤逆不从。”⁵³对于精心策划社会变革能够带来的益处，他深感怀疑；但对于精心设计适当方法解决国家在任何时刻可能遭受的任何经济问题，他对专家的能力有无限的信心。“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的政府有原则，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他以其特有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写道，“它必须是投机取巧（取其最褒义的含义）的，依靠调整适应与良好判断谋生。”⁵⁴

货币的问题，包括货币的功能、历史、管理和心理，越来越令凯恩斯感到痴迷。这既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也是出于一种发自肺腑的强烈情绪。凯恩斯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孙辈经济状况的各种可能》的文章，这篇文章来自1928年3月他在温切斯特公学的一次讲演，文章中他有一句著名的批评：“对货币的喜好是一种有些令人作呕的心理变态，一种一半是犯罪、一半是病态的习性，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并需要交由精神病专家处理。”⁵⁵他还认为这种喜好是犹太人这个特殊人群的一种特殊病态——这是那个时代在他所处阶级中一种并不少见的观点。“我仍然认为，这个种族对收高利贷表现出了过度的兴趣，”他对一个对他的观点持礼貌批评态度的人士写道，“而且不是因为某些偶然的原因。”⁵⁶

凯恩斯本人对投机也有一种“过度的”偏好。那一年，他的这一偏好令他损失惨重。由于在橡胶、玉米、棉花和锡等初级商品上买空，而市场走势与他背道而驰，凯恩斯被迫抛售证券以补充保证金。1929年10月华尔街崩盘后，他的净资产从1927年底的4.4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约350万美元）暴跌至1929年底的7815英镑，尽管他并未持有美国股票。⁵⁷到了1930年，凯恩斯坚称，初级商品价格下跌并非因为过度投资，而是由政策引致的需求不足所导致。对于一个投机初级商品并损失如此惨重的人，这一观点也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⁵⁸

那年10月，凯恩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倒数第二部重要著作：两卷本的《货币论》。从1924年起，也就是市场崩盘5年之前，他就开始写这本书并在反复不断地修改。书的内容也反映出随着这个十年的发展，作者的关注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有时显得非常刺眼。出版后，凯恩斯随即承认这本书在文学上不是一件杰出的作品；而大萧条的到来将使他认识到，他需要在思想上再来一次大得多的飞跃。

与之前的《货币改革论》和之后的《通论》一样，《货币论》不是一本单纯解释或修正抽象理论观点的读物，虽然从标题上看似如此。三本书都试图努力解释的问题是，在其出版之前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什么是驱动英国经济的特定的、深层次的力量，特别是与货币和货币政策有关的驱动力。《货币论》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回归金本位，在凯恩斯眼中这是英国一次严重的失误，他将金本位定性为一种陈腐、落后的管理英镑的依据。尽管在已经过去的19世纪金本位曾经经历辉煌，但是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英国在世界中的发挥作用已经降低。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进步，货币管理唯一正当的方法就是将其交由中央银行的专家们管理，根据掌握的各类信息酌情予以调控。

在凯恩斯看来，《货币论》想要传递的一则关键信息是，一个中央银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际主导地位已经被美联储篡取的英格兰银行——实施避免黄金储备流失的货币政策，会对国内利润和就业造成严重和持久的损害，原因是某些价格存在普遍的粘性，主要是指劳务价格。这种粘性可能是由于“行业工会的力量或者仅仅是人们以货币作价考虑问题的倾向”——即，是体制性障碍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或者仅仅是因为心理上的怪癖。⁵⁹凯恩斯认为，是货币政策自身需要适应社会的“自然倾向”以及“现有的实际存在的工资体系”。⁶⁰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所谓的滞涨时期，这一争论又一次强力回归：高失业与高通胀率并存，这一组合令当时许多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感到困惑。

《货币论》读起来时而让人感到单调乏味，时而又令人感到活泼机智或顽皮可爱，它综合运用了理论、统计、历史和心理学的方法，来支持被凯恩斯不甚清晰地酝酿了多年的观点。这些观点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现今的财富以及伟大的文化丰碑和遗产，并非归功于我们生活节俭的祖先努力攒钱储蓄，而要归功于他们那些过度挥霍、积极进取的亲戚们的动物精神。“难道世界七大奇迹是节俭造就的吗？”凯恩斯反讽地问道，“我对此表示怀疑。”⁶¹为了证明他的上述判断，他写下了题为“历史上的例证”一章，从货币的角度来阅读世界历史，内容大胆而富有争议；他还写了一个更加晦涩难懂的章节，解释他关于彻底区分储蓄和投资行为的理论以及关于市场利率无法发挥古典经济学赋予其的平衡作用的理论。

《货币论》以关于国际货币管理问题的一章作为结尾，这一章非常重要。虽然内容并不扎实，但是富有远见。它发展了凯恩斯日后将在布雷顿森林支持和捍卫的观点。特别是，它提出了“超国家银行货币”（supernational bank-money，S.B.M.）的概念，即由一个新的超国家银行发行的国际储备资产，凯恩斯希望用它来取代黄金作为唯一的终极国际储备资产。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将把超国家银行货币更名为“班科”（bancor），而目标也不仅仅是取代黄金的地位，还包括阻止看似势不可挡的美元全球霸权。

1929年11月，在华尔街崩盘后不久，凯恩斯被任命为政府的麦克米伦金融与产业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就银行与工业的关系开展持续调查。1930年，凯恩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参加委员会会议和听证会，并主导了整个进程，屡屡令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的大人物们陷入被动守势，并为商业下行周期期间在货币政策和政府支出方面采取新的、更加积极主动的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模式在许多人眼中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

凯恩斯主张，中央银行必须“为系统中注入货币”并“喂哺囤积者”以迫使利率下降并恢复私人投资。⁶²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如果商业投资不足，政府必须自己承担这份工作。通过赤字支出来资助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这种做法不足为虑；新的支出将从失业救济发放金额的降低以及商业活动复苏中得到回报。这是现在被广泛引用的“财政乘数”的早期说法，凯恩斯是从他最喜欢的学生理查德·卡恩的研究中吸取了这个概念。其前任门生休伯特·亨德森等著名批评人士认为，凯恩斯方案的主要效果是使商人们预期未来将增加税负，由此导致进一步减少对私人投资的激励，并迫使政府提供更多的凯恩斯开出的危险药物。凯恩斯指责亨德森“缺少基本面的分析”；而亨德森则指责凯恩斯拒绝稳健的保守主义模式，例如降低英国工业的成本，是因为这“不符合你的自尊”。⁶³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凯恩斯在失业和工资问题上想法多变。当年2月他说道，他“解读历史时发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抗拒任何削减货币收入水平的事”。⁶⁴但是就在几天之后，他又提出，失业救济“降低了个人承受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会迫使个人接受不再是他想要的或他习惯了的工资水平和就业种类”，因此发放救济阻碍了工资根据下降的价格水平和上升的失业率进行调整的进程，“在过去”这种情况本应是普遍存在的。⁶⁵与此同时，他还对最低工资立法提出批评，主张通过以税收为基础的财富重新分配来帮助“社会中更加贫困的人群”，认为这是一种“更加明智”的方法，而不应该“将个人的工资固定在雇主支付不起的数字上”。⁶⁶

当然，最终他的主要结论是清楚的：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推高价格而非削减货币工资，因为这会引起“更少的社会抗拒”，而且更加公平，因为“食利者阶级和其他有固定货币收入的人”与挣工资的人一起分担了调整的痛苦。⁶⁷也许最有争议的一点是，凯恩斯提出，如果政府不能将价格推得足够高，不足以抵销英国商业界目前运营中面临的成本劣势——而且英国的“工资政策肯定是趋向于更加宽厚地支付工人薪酬（相对于其生产效率而言），高于许多其他国家通行的水平”——那么保护主义，特别是进口关税，以及阻止外国投资就是必须的。⁶⁸过去被他认为是奇思异想的观点，现在在他看来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曾经与亨德森和阿瑟·庇古一道作为凯恩斯的手下在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中任职，他后来接受了凯恩斯关于公共支出的观点，但是从未接受凯恩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异端邪说。

亨德森、罗宾斯以及庇古对委员会报告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并非常醒目地体现在了报告之中。这份报告对政策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每当发生金融危机时，这种思想对峙的僵局都会重现。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衰退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失衡的产物，需要进行稳健、耐心的结构性修复？抑或，可以通过注射一针财政的强心剂来恢复商业的乐观情绪并使经济迅速复苏，而不管导致病人倒下的根本原因？凯恩斯毫不含糊地支持第二种方法。他谴责“在一个充满需求的世界中出现大规模失业的不正常状况”，这句激动人心的话轻易地掩盖了病因及消除病因的问题。

虽然凯恩斯还未能提出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框架，来阐明为什么他强烈认为所有经济问题都应该有短期的解决方案，但是他十分反感这种观点，即危机必然需要承受痛苦和煎熬，历经缓慢的救赎，以此来补偿缺乏竞争力的罪过。他正处于寻找和确定一条激进的思想中间路线的过程之中，介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将在危机中灭亡的观点与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需要摆脱政治的障碍才能自行其善的观点之间。他谴责“革命家的悲观论调，他们认为情况是如此之糟，除了暴力变革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也谴责“那些保守派，他们认为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平衡非常不稳定，不能冒任何风险来进行实验”。⁶⁹

然而，与此同时，对政治一向敏感的凯恩斯认识到，即便他关于财政刺激的观点毫无希望胜出，但是他早先提出的、并无太大信心的关税建议仍然有可能获得支持。到了1931年初，他已经放弃了对公共工程的强烈支持，转而拥护进口壁垒。他提出，如果狂热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得势，就会引发一场信心危机，并导致发誓支持更多保护主义的部长进入内阁，这一观点令人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凯恩斯自己也是一个狂热的自由贸易支持者。⁷⁰令人惊讶的是，此时此刻，凯恩斯没有用经济学理论来支持他的立场。这纯粹是一个政治可行性的问题：“目前，自由贸易以及工资率的大幅变动，是一个在思想上站得住脚的主张，”他在3月份时写道，但是这些选项“在纯假设之外的其他领域并不存在。”⁷¹但是，凯恩斯将会在之后的《通论》中提出，在像英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所面临的状况下，降低工资事实上是一个糟糕的经济政策。凯恩斯职业生涯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不断寻找理由——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理论、实践——来支持他的直觉告诉他是正确的道路。

那一年晚些时候，《进口关税法案》得以通过，可以说凯恩斯在背后对此作出了些许贡献，或者说要承担一些责任。他还在广播上敦促英国的家庭主妇们停止储蓄并外出购物，购买英国货物：“每当你省下5个先令，”1931年1月他在广播上说道，“你就让一个人一天找不到工作……相反每当你购买货物，你就增加了就业——当然如果你想要增加这个国家的就业，你就必须购买英国的、本地生产的产品。……所以，你们这些爱国的家庭主妇们啊，明天早早地上街去吧，去参加那些极好的打折活动。”⁷²

此时，凯恩斯并未主张贬值，这也许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贬值是今天看来最没有争议的政策药方之一。直到9月10日，也就是英国退出金本位11天之前，凯恩斯仍然在《标准晚报》上公开主张将进口管控作为替代措施。这也是凯恩斯鱼与熊掌希望兼得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既树立其自由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时在英国承诺维持伦敦城以及英镑国际地位这个最最微妙的经济政策问题上，也不超越在政府看来属于负责任的公共评论的界限，因为是政府确保了凯恩斯能一直处于镁光灯之下。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对汇率问题出言谨慎，然而私下里相信英国需要切断与黄金的联系并重新获得对国内利率的控制权。⁷³

当然，英镑崩溃的速度也令凯恩斯感到非常惊讶，否则他也不会提出贸易保护这个权宜之计。9月16日，因弗戈登的一群水手发生暴动——有关他们的工资将削减多达25%的消息令他们勃然大怒，而这一事件引发了对英镑的挤兑。两天后，英格兰银行通知政府，英镑的可兑换已经维持不了几天了。9月21日，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宣布英国脱离金本位，到那一年年底时英镑兑美元贬值了30%。经济学作者格雷汉姆·赫顿回忆道，凯恩斯兴奋得忘乎所以。这是“一件极好的事”，凯恩斯在一段罕见的保留至今的1931年10月的影片片段中说道。现在，他坚称英国的商人和失业工人“一定不能允许任何人再将他们关进金牢笼之中——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困于其中”。⁷⁴英国已经“一举……恢复了对世界的金融霸权”，他有些乐观地称赞道。⁷⁵超过20个依赖对大英帝国出口的国家随着英国一起贬值，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英镑区”，凯恩斯认为英格兰银行和伦敦城能够在其中继续保持核心的国际地位。他公开放弃了对关税的支持。⁷⁶

如果说凯恩斯看起来有些像一个政治动物，随着政治必要性的潮起潮落而改变他的花纹，这是因为他强烈地渴望保持他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到了20世纪40年代，当他步入国际外交领域时，这一需要常常会变得格外的痛苦和明显，因为他试图说服英国内阁和上议院相信，他在与美国人进行关键的金融与货币问题谈判中获得了成功，即使是在他显然没有做到的时候。然而，就目前而言，凯恩斯发觉自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10月27日，由保守党主导的政府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与凯恩斯以前有很深感情的自由党现在成了一个外围的边缘团体。虽然有理由认为凯恩斯可能会支持工党，因为工党的政策与凯恩斯关于优先提高政府投资和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观点相吻合，但是他反对工党对资本主义的敌视立场以及为了重新分配而重新分配的痴迷信念。工党内部支持凯恩斯思想的主要人物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于当年2月辞职，后于1932年成立了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凯恩斯在工党内部一直受到歪曲而名声不佳，部分是因为莫斯利支持他的观点。

凯恩斯在政治上的边缘化，给了他时间与思想上的自由，来改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长期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基础，以及货币在其中的作用。诸如伦敦经济学院年轻的、冉冉升起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凯恩斯以前的学生丹尼斯·罗伯逊对《货币论》提出的批评意见，使凯恩斯相信，并不是他自己误诊了问题，而是他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方法来为他的诊断辩护。尽管英镑贬值、利率下降，1932年的失业率仍然达到了17%。他相信，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行纠正的观点中必然出了点问题，而他也同样相信，这点问题正是与经济以货币为基础的属性有关。但是他还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本质。“我们更多的是用天赋和直觉来反对传统学派，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准确地发现了他们的理论错在哪些方面。”他于1934年11月开诚布公地说道。⁷⁷但是在1935年新年致萧伯纳的一封信中，作为对萧伯纳敦促他更加严肃认真地看待卡尔·马克思的回应，凯恩斯写道，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经济理论的书，这本书总体上将彻底改变——我想并非是立即，但是会在未来的十年之中——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关于马克思，“除了偶尔一现的……洞察力”，他的经济学价值为“零”。⁷⁸

为了向经济学家同行们证明自由市场缺乏自动恢复功能，凯恩斯耗费了大量的智力和精力。尽管如此，他继续在大众出版物上极力宣传他关于政府赤字支出的主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本引起了广泛辩论的小册子《通向繁荣的手段》，书中运用卡恩的乘数思想来分析英国和美国经济萧条的状况。⁷⁹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每1美元新的公共开支将至少产生2美元的额外产出——这真正是称得上事半功倍。虽然提出了大胆的经济学主张，但是与凯恩斯早期的通俗作品相比，这本小册子的基调却是惊人的清醒和严肃，刻意避免使用犀利的语言鞭笞圆滑狡诈的政客。尽管如此，保守党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仍然公开拒绝了凯恩斯的强烈要求，毫不客气地宣称“从没有一个财政大臣会故意使他的预算失衡”。⁸⁰张伯伦为1933～1934财年制定了平衡的预算；经济恢复得也很好，1933年增长了3.3%，1934年增长了8.7%。⁸¹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凯恩斯提出，“假设有更多的政府贷款支出”，增长率“会更高，规模会更大”。⁸²是否会这样，我们永远无从知晓。

《通向繁荣的手段》在美国广为流传，就连新宣誓就职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收到了一本，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阅读过或者对这本书评价如何。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是，美国在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支持国际公共工程计划，要不是凯恩斯，这样的思想恐怕不会这么早出现在世界面前（他自己的政府拒绝了这一思想）。⁸³对于凯恩斯对罗斯福新政产生的影响，存在一些争议：新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都会突出凯恩斯的影响力，但是凯恩斯自己——他在1934年5月以私人身份访问华盛顿时第一次与罗斯福会见——公开批评了被总统视作核心计划的国家复兴署（“一项改革的计划，披着复兴的外衣，却很可能阻碍复兴。”用斯基德尔斯基的话说）。⁸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有信心地推测，小册子中提出的通过新发明的国际“黄金钞票”扩大全球中央银行储备的观点——既利用了公众对黄金的依恋心理，但又没有赋予黄金实际上的存在与否以任何意义——被阿普尔顿的某个经济学教授研究并吸收了，这个人就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凯恩斯的经济学观点一直在沿着许多方向改变，有的时候改变非常大。在1933年4月17日一场著名的都柏林讲座上，他就支持经济“国家自给自足”发表了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声明。看起来，保护主义思想不再是受教不足、智慧匮乏的结果。凯恩斯承认“逐渐将生产者和消费者收拢到同一个国家、经济和金融组织之下的好处”越来越大。他现在相信，国际劳动分工的收益是言过其实了。而且，他“支持……那些希望……使国家间的经济联系降至最低程度的人”，因为这将导致更少的“紧张和敌对”。所以“只要是合理且便于实现的，就让货物在本国出产”。而他的另一句结论则变成了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以及最重要的是，让金融以本国为主。”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各式各样的经济联系中，国际资本流动会产生最大的危害。⁸⁵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给凯恩斯发来贺信对讲座表示祝贺，令后者感到十分尴尬。

这番保护主义的田园思想绝不是凯恩斯在此问题上的最终观点。事实上，凯恩斯对各种经济政策的净成本和收益的声明，往往受情绪状况以及听众偏见的很大影响（他喜欢质疑他们）。无论如何，凯恩斯肯定没有听从他自己提出的金融应该留在国内的呼吁。1932年，他开始积极买入华尔街的股票；1936年，美国股票占到了他个人投资组合的近40%。那一年他终于发表了他的鸿篇巨著。⁸⁶

《通论》是有史以来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一部经济学思想著作，也可以称得上是思想上最大胆的一部作品。作为对19世纪自由市场促进社会团结的自由主义古典信念的批判，这部作品在分析上比马克思的《资本论》要严谨得多，产生的毁灭性效果也更大。但是它传递了一则完全不同的信息：虽然马克思和凯恩斯都从资本主义之中看到了导致其自身灭亡的种子，凯恩斯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被——而且从社会的利益出发必须被——拯救，通过明智而审慎的政府干预行动，特别是采取及时的大规模公共投资的形式。

对于《通论》对经济学这个职业的影响，特别是在美国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它实际上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并使之成为一门学科；这一术语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被使用。但是《通论》的语言风格不同寻常，就连专家读者也很难从书中分离出“真正”的实质内容。将这本书比作《圣经》，可能也只是稍许有些言过其实：它传递了强大的信息，充满了令人难忘、优美动人的段落；时而晦涩，时而枯燥，时而带有强烈倾向，时而前后自相矛盾；一部由直觉驱动的激情之作，用牵强的逻辑和无力的评论作为占位符，直到门徒们被召唤现身来提供证据。正如凯恩斯自己对他的杰作评论道的，“我更钟爱作为我理论基础的相对简单的基本思想，而非我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具体形式，并且我不认为在目前的辩论阶段应该使后者具体化。如果简单的、基础性的思想能够为人熟知并接受，时间、经历以及一些头脑的合力将发现表达这些思想的最好方法。”⁸⁷

这本书的核心主张是革命性的（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并不会自然趋向充分就业。如果政府不强力介入以提振消费需求，高失业将会无限期存在。仅靠中央银行供应廉价货币还不够。这与古典经济学完全背道而驰，后者认为非自愿性失业的延长是价格机制运行受到某种干扰的结果。古典经济学显示充分就业要求具有弹性的工资；而凯恩斯则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上表明，工资水平下跌实际上可能会使失业状况恶化。这些不同的假设涉及货币的性质、人的心理以及当代社会的习俗惯例。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足以证明他的观点，而他也没有特别强调其中任何一项。

如果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繁荣期，人们对这样一本响亮刺耳的著作的反应会冷淡许多。但是在大萧条中期，伴随着史无前例的高失业率，这本书即使对反对凯恩斯逻辑分析的经济学家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在美国，这本书还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为有争议的新政政策提供了思想上的依据。如果说今天的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政府应当在衰退期通过赤字政策稳定经济状况，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远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观点；正是凯恩斯使这则药方在思想上值得尊敬。

和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思想巨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凯恩斯有一种天赋的能力，能够从复杂的现象中看到与他之前数个时代的专家所看到的完全不同的联系。虽然数学是物理和经济学分析所使用的主要工具，但是爱因斯坦和凯恩斯在高等数学方面既没有超常的天赋，也没有过分的痴迷。他们有一种非常罕见的天赋：思想直觉。两人都运用类比这种工具来思考困扰他们的问题，例如骑在一束光线上（这激发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或者生活在一个只生产和消费香蕉的经济体中（通过这个故事凯恩斯“证明了”节俭储蓄是致命的）。凯恩斯非常崇拜爱因斯坦，1926年他们曾在柏林会见。他看起来似乎肯定是有意识地模仿了爱因斯坦的做法，即彻底颠覆全世界所认为他们已经理解了的永恒机制。凯恩斯认为他对经济学领域做了爱因斯坦实际上对物理学领域所做的事情。”阿瑟·庇古说道。庇古是古典学派的代表，凯恩斯通过这本书不仅要颠覆这个过时学派，而且还令它难堪。⁸⁸

艾萨克·牛顿曾经提出时间是绝对不变的，除了一个疯子有谁会质疑这一点？爱因斯坦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时间是相对的，并且他随后证明了这一点。凯恩斯声称他建立了一个新的通论，这个争议颇多的提法分明是在效仿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区别于他的“狭义”相对论）^[9]。⁸⁹古典经济学家——也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唯一得到世人尊敬的经济学家——相信萨伊定律，凯恩斯将其表述为“供应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而凯恩斯正着手证明这一点是错误的。⁹⁰

凯恩斯认为萨伊说过这句话，但其实萨伊的原话并不是这样。对于“萨伊定律”的准确内涵也有着无穷无尽的争论。萨伊确实写道：“只有在过多的生产方式用于一种产品的生产而另一种产品的生产方式不足时，才会出现供过于求。”这确实隐含着需求不可能小于潜在供应之意；供应出种类正确的货物和服务，需求就会在那里。这是因为“创造一个产品，这种情况本身就会立即为其他产品打开一个缺口”；创造者之所以供应是因为他有需求。⁹¹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把因果倒置了；事实上，是“支出为自己创造了收入”。⁹²是需求，而非供应，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水平。是投资——通过提振收入——产生了必需的储蓄；而不是储蓄导致投资。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工具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心理因素往往会抑制需求，在任何给定时点，需求可能会不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古典经济学在这一个核心问题上犯了错误，而遵循它开出的药方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凯恩斯作品有一个特别之处，”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卡利在对《通论》的评论中写道，“他似乎总认为收入增加是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不是消费增加的结果。”然而，卡利认为，如果他将重点放在消费而非投资上，但仍将他的分析冠以“凯恩斯主义”之名，“可能更容易被总统接受”。这种强调用联邦预算来操纵消费水平的做法就成为了美国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特征。⁹³

自从《通论》发表以来，经济学家们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即持续的大规模失业能否被定性为一种“均衡”，也就是说即使所有价格具备完全的弹性，大规模失业仍然能够存在。这个问题既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问题的答案对于政策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确实是一个革命性的深刻见解，因为它意味着市场并没有自我纠正的机制，一场衰退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直到政府投资介入，填补长期私人投资不足留下的缺口。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干涉行为非但不能通过所谓的乘数效应来启动一个可以自我维系的复苏进程，而且将使价格的信号减弱，阻碍将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更迫切需要的用途。在古典主义观点看来，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针对的是症状而非病因，因此延误了可持续的复苏进程。

这场辩论一直没有结论，双方都援引相同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于是，对于凯恩斯主义者而言，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萎靡不振是过早结束“财政刺激”的结果，而在古典主义观点看来，则是因为过度依赖“财政刺激”所导致。随着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同样的辩论再次出现。

自从放弃了《货币论》中提出的思想分析框架后，凯恩斯在很多年中一直试图努力归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解释在他心中沸腾的信念：即使在价格具备弹性的情况下，投资也有可能与储蓄不协调，从而使总收入无法最大化。在《通论》中，他认为他找到了这个理论解释。这就是所谓“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即人们可能会选择囤积死气沉沉的货币，也不愿消费他们的劳动果实或将它们用来投资。关于“货币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的坚定信念“几乎是《通论》的潜台词”，斯基德尔斯基评论道。⁹⁴流动性偏好是促使凯恩斯提出关于全球货币改革新思想的核心理论。法国的雅克·吕夫是凯恩斯的死对头，他们曾就德国赔偿问题展开辩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吕夫还将继续发难并成为凯恩斯和怀特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重要批评者。吕夫认为，“流动性偏好”不仅仅是《通论》知识体系的核心，也是它的致命缺陷。关于《通论》的批评意见不胜枚举、五花八门，但是吕夫所指出的一点肯定是对的：凯恩斯对货币体系运行方式的解释，是他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依据。⁹⁵

在一篇于布雷顿森林会议3年后、凯恩斯逝世1年后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文章中，吕夫证明了为何“对额外现金储备的需求”，亦即为凯恩斯所鄙视的“囤积的习性”，“其经济效果”逻辑上必然“等同于对消费品或资本品的需求”。如果吕夫是正确的，那么凯恩斯就未能超越《货币论》的范畴，也未能给他大胆的政策药方搭建一个理论基础。

在一个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例如战前的金本位体系，吕夫对古典经济学的辩护最容易被理解，因为对货币的需求必然等同于对采矿、运输以及黄金货币化的需求。但是吕夫提出，上述观点在一个法定货币体系中依然成立。在法定货币体系中，中央银行发行现金并换得证券——证券代表“被储藏起来的财富，或者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正在通向生产过程的财富”。对货币的需求并非如凯恩斯所说的是一种对虚无的需求，而是对实际财富的需求，这种财富能够在现有的货币体系框架下被货币化。所以，对黄金的需求增加，这种情况本身不会降低能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的购买力；同样，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本身也不会产生这种效果。

凯恩斯在货币问题上正确与否，这一点重要么？“假设凯恩斯开始……就简简单单地提出，他认为有事实依据作出如下假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货币工资存在粘性并抗拒向下的移动，”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1964年提出，“他的大多数洞见仍然一样的正确。”⁹⁶这才是今天大部分凯恩斯主义分析的逻辑基础，而非凯恩斯关于货币特殊威胁的理论阐释（凯恩斯对此非常执著和坚持）。“大多数仰慕凯恩斯的人，”约瑟夫·熊彼特挖苦地评论道，“只是从他那里挑选他们认可的东西，其他的一概不要。”⁹⁷

就吕夫而言，他提出凯恩斯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药方基础根本不牢固。相反，使用这些药方一段时间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以及导致私人生产机构供应能力不足，无法满足人们对货物与服务的实际需要。⁹⁸休伯特·亨德森和其他一些人赞同这一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之后，这一观点才得到广泛认同，反凯恩斯主义的思潮也随之反弹。到了那时，《通论》中提出的政府总是可以、并且是意料之中地改进自由放任体系的结论，显得不再是那么站得住脚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通论》再度复活，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信这是一本关于萧条经济学的可靠著述，而非一个事实上“通行的理论”，如凯恩斯所认为的那样也可以用于繁荣时期。

然而，在1937年初，《通论》还远谈不上对指导当时的政策有什么功效。英国经济自1932年以来一直保持增长，预算平衡、利率较低，私人投资非常稳定，特别是在建筑业上。1936年增长率为4.9%，1937年为3.5%；失业率虽然仍处在8.5%的高位，但是自1932年以来逐年稳步下降。⁹⁹正统的经济学似乎又重新活了过来，而且活得很好。但是，随着貌似已经复苏的美国经济于当年夏天急转直下，英国经济也再度陷入衰退。

凯恩斯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在那一年明显恶化，胸口的阵阵剧痛以及极度虚弱压垮了他。诊断结果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以及由此导致的心脏损伤。如果在今天，医生会开出抗生素的处方，但是当时抗生素还没有发明出来。凯恩斯的匈牙利医生雅诺什·普拉什给他注射了一种当时最新发明的抗菌素药物，使情况有所好转，但是没能完全治愈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虽然会断断续续地显示出一些恢复的迹象，但实际上他已经在一条长期下行的轨道上了。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乌云再度笼罩，凯恩斯有可能会活得更久一些，他的去世也不会那么令人瞩目。虽然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是一个持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世界主义者，但是凯恩斯并没有被他的国家抛弃，这使他对参与政治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凯恩斯是一个彻底的英国人，正是那个时代英国面临的问题驱使他不断形成自己的理论——通货紧缩与萧条的问题、支付战争以及艰难度过危险的和平过渡期的问题。而当战争再一次降临到英国人的头上时，尽管凯恩斯身体虚弱、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仍然甘愿驻守最关键的金融前线。

凯恩斯强烈地相信，《凡尔赛和约》种下了未来欧洲冲突的种子，而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证明了这一判断。内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接替了辞职的斯坦利·鲍德温成为英国首相。与张伯伦不同，凯恩斯不相信寻求与希特勒达成协议的政策能够成功。但他并不反对英国回避德国对欧洲大陆现状的挑衅行为。在1938年3月《新政治家》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凯恩斯敦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苏台德地区问题与德国达成和解，即使这要求“修正波西米亚的边界”。¹⁰⁰9月30日，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并宣称“争取到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凯恩斯则称之为“令人感到极大的安慰”。实际上，此时德国的军队正在准备进军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据点，这令这个国家猝不及防。凯恩斯对张伯伦在慕尼黑的表现提出批评是基于一个异想天开的观点，他认为既然“希特勒完全反对战争”，如果首相在刚开始时言辞能够强硬一些，应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捷克斯洛伐克人争取到更好的待遇。¹⁰¹

凯恩斯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对张伯伦大肆批评，但是这两个人对未来的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凯恩斯自己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张伯伦认为与德国开战将威胁到大英帝国的存亡；凯恩斯对帝国没有这么深的感情，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明白，鉴于再进行一场欧洲战争的代价巨大，大英帝国日渐衰减的经济联系构成了英国抵御在经济上对美国彻底依赖的唯一屏障。

当然，希特勒并没有认真遵守他关于尊重修改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承诺。1939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了布拉格，希特勒也迅速宣布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是德国的保护国。张伯伦突然转变了政策立场，承诺在波兰周围建立一道缓冲区来保证其边境和独立。这种承诺甚至比为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缓冲区的想法还不可靠，而张伯伦于前一年刚刚拒绝了这个想法。

英国阻止纳粹继续推进的行动姗姗来迟。对于苏联红军在此方面能够作出多少贡献，首相存在严重怀疑，但英国仍然与苏联展开了谈判。然而，8月23日，苏联与德国这两个意识形态上相互敌对的国家令人震惊地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也就是所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希望也随之灰飞烟灭。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对德国宣战。9月17日，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此后，世界大战（the Great War）就被称作一战；二战从此开始了。

英国的国防开支此前从未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7%；1939年达到了18%，1940年飙升至46%。¹⁰²这就是凯恩斯回到财政部的背景。

战争开始后，凯恩斯便集中精力制定正确的经济战略以赢得战争，这与他在一战时一样。凯恩斯时年56岁，身体状况欠佳，加之他个性上无法管控、难以融入白厅，因此最初并不在被征调为政府服务的经济学家之列。但这并没有阻止他通过在报纸上刊登文章或者亲自现身说法的方式，向政府中能够推动政策制定的人士强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议题涉及各个方面，从价格控制（他强烈反对这么做）到扰乱罗马尼亚的石油提炼。

他还继续在公开场合力推自己的观点。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他解释了为何在战争时期控制需求过剩而非克服需求不足是当前国内关键的问题，展示出了《通论》分析框架的灵活性。¹⁰³他对为何以及如何预防通货膨胀的强调（暂时地）使他与哈耶克的关系更亲密，但却激怒了工党的大臣们，特别是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这篇文章给他带来的关注度促使凯恩斯写了一本题为《如何支付战争费用》的小册子。小册子于1940年2月发表，内容上吸纳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观点来抵御左翼的抨击，但仍然忠于凯恩斯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念，提出应当允许价格体系尽可能正常地运行——甚至即使是在政府通过诸如强制储蓄等方式限制私人购买力的情况下，以确保在满足战争需求的同时不引发后续的通货膨胀。

1940年4月，英国第一次军事介入欧洲大陆，然而试图将德国军队驱逐出挪威的行动以惨败告终。由此引发了压倒性的政治压力，要求张伯伦让位于更受保守党支持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爱德华·伍德）或者更能赢得跨党派支持的丘吉尔。张伯伦选择了丘吉尔。5月10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召见丘吉尔并要求他接任首相。在多达五人的跨党派战时内阁中，丘吉尔委任保守党同僚金斯利·伍德担任财政大臣，后者于6月邀请凯恩斯参加一个谘商委员会。凯恩斯认为这是一个“超级无用的委员会”，但是仍然甚合他的心意，因为委员会只涉及极少的正规义务，同时还能给他直接接触财政大臣的机会。¹⁰⁴但是到了8月，他也回到了他真正渴望回到的地方：财政部。在那里，他作为不领取报酬的顾问开始加入各种委员会。但是给他的任命接踵而至：1941年1月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经济顾问，10月又被任命为英格兰银行的一名董事。这个言行肆无忌惮的经济学家，如今，令人惊讶地，牢固地进入了英国政治体制的主流。

《如何支付战争费用》对英国战时融资的具体问题产生的直接影响比凯恩斯期望的要小。例如，伍德1941年的预算更多依靠税收（特别是对富人的税收）、价格控制以及定量配给，而非凯恩斯关于递延支付的思想。但是，凯恩斯对他的母亲说，他已经引起了一场“公共财政的革命”，这显然也并非言过其实。¹⁰⁵国民收入核算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作为管理总需求的工具，这确实是革命性的。而且，虽然凯恩斯写小册子是特别针对英国的战争行动，但是它引发了大西洋对岸相当的兴趣。《新共和党人》7月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与凯恩斯方案》的文章，用凯恩斯的思路分析美国的情况。¹⁰⁶

凯恩斯从战争一开始就坚信，美国的合作，即使不一定是在军队方面，对于英国的战争行动是至关重要的。1939年11月，他不甚明智地写了几篇《关于战争致总统的便笺》，其中特别建议罗斯福“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宣布互不往来”。他写道，德国的“背信弃义部分是我们的过错。20年来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个混蛋一样”。¹⁰⁷凯恩斯进一步建议美国应当为同盟国提供用于战争行动的贷款，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后贷款将偿还给一个重建基金，用于拯救欧洲。¹⁰⁸前一年，凯恩斯曾经收到总统对他不请自来的第一封信件的冷淡答复，然而他的第二封信显然是石沉大海了，最后凯恩斯明智地决定不再继续发他的“便笺”。

在整个战争期间，凯恩斯持续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对英国的同情，并低估了美国公众以及国会反对美国援助或介入战争的严重性。在美国人看来，邪恶的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只是腐朽的西欧硬币的一面，令人深恶痛绝的英国帝国主义则是另外一面。而且，英国还是美国经济上的竞争对手，通过操纵帝国来干预美国的出口，英国的银行家和政府曾经合谋来动摇货币的稳定性，而且在偿还一战债务方面，英国人还曾不光彩地一走了之。

到了1940年底，凯恩斯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国内金融问题转向国际金融问题，并全身心投入到财政部战略制定的核心圈子的工作之中。他提出，罗斯福“必将提出要求获得一些政治让步、达成政治协议，还可能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作为援助的回报”。因此他认为“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够保留足够多的资产，使我们可以拥有行动的自由”——避免成为美国的卫星国。¹⁰⁹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爵士与大卫·维利在英国财政部负责海外金融事务。在一份10月27日致菲利普斯爵士的备忘录中，凯恩斯详细阐述了他关于英国通过外贸与投资维持其获取美元的能力的方案，这一能力对于为英国购买海外物资提供资金至关重要。这份方案的关键就是美国为英国在美的军事采购提供资金，凯恩斯坚持美国应当采取拨款赠与的方式，而非贷款。英国不能再次被迫承担“违约的耻辱和责难”，却允许美国随随便便地向此前由英国供应的市场进行销售，并由此切断英国偿还借款的手段。政府必须提防“当前的紧急状况被当作趁火打劫之机，夺走大英帝国最宝贵的东西。”¹¹⁰

这份备忘录背后的假设是，美国是战争中的一个盟友，但需加以训练以使其所作所为更像一个盟友。这一假设有两个缺陷：美国尚未与任何国家开战，以及美国也不会接受旁人的说教，按凯恩斯分配给她的角色做允许她做的事。这一点，他很快就将领教。1941年5月，凯恩斯自一战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华盛顿。

[7]根据《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十诫》时，山脚下的以色列人熔铸了一尊巨大的金牛犊异教雕塑，并要作为王位的基座，招引异教诸神。——译者注

[8]埃德蒙·伯克，1729—1797，是现代保守主义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9]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英文名称是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凯恩斯的《通论》英文名称是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