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揭幕战：巴士拉、亚丁、埃及与地中海东部

奥斯曼帝国经过几个世纪的征服与冲突，终于换来今天的疆土，可谓身经百战。然而，帝国却从未像1914年11月参加第一场全球性大战时那样，陷入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境地。奥斯曼帝国边境线长达7500英里，其海岸线绵延经过黑海、波斯湾、红海以及地中海，因此有众多防御上的薄弱点。

帝国正式参战后不久，协约国便立刻对其分散领土的多个地方发起攻击。协约国舰队甚至在正式开战之前就已发动了第一轮炮击。1914年11月1日，英国驻红海舰队炮轰了亚喀巴湾湾头一处驻有百人的堡垒。两天后，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英法舰船对海峡的外围防御设施进行了轰炸。在短短20分钟的炮击中，协约国舰船击中一处弹药储备点，击毁赛迪尔巴希尔机枪堡并成功使其解除武装。奥斯曼帝国对协约国的这些袭击束手无策，其海岸防线之脆弱不堪和协约国的海上优势立现无遗。[1]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协约国认为土耳其是同盟国的薄弱环节，也是战争中最易击败的敌手。随着西线与俄德战线陷入僵持，协约国只剩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还有望旗开得胜。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英、法、俄三国的联合入侵定能使土耳其人迅速屈服。土耳其战线开战的前几日，俄国与英国均派出部队，越过奥斯曼帝国防守空虚的边界建立据点。

 

第一个对奥斯曼帝国发动陆上攻击的是俄国。在“戈本”号与“布莱斯劳”号舰船炮击俄国黑海港口，中断了该段航运路线后，俄国便派出特遣部队经高加索地区进入安纳托利亚东部。据俄国所获情报披露，奥斯曼帝国在埃尔祖鲁姆只有约七八万兵力，根本无法对俄军在高加索的阵地造成威胁。因此，俄国并未对帝国采取大规模行动，而只是沿着俄土边境设立了一片缓冲区域，以便集中更多兵力重点对抗德国与奥地利。

1914年11月2日破晓时分，俄国将军格奥尔基·博格曼（Georgy Bergmann）率兵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接下来的三天里俄军一路挺进，途中并未遭到任何实质性抵抗。至11月5日，俄军已深入土耳其达15英里。完成任务后，博格曼命其部下沿高地构筑堡垒，俯瞰帕辛谷，而有卫戍部队驻扎的埃尔祖鲁姆就在其50英里外。

或许侵占土耳其领土的顺利使博格曼放松了戒备，他未与总部协商就命令部队继续深入埃尔祖鲁姆行省。其麾下士兵奉命行至位于俄国边境与埃尔祖鲁姆之间，连接阿拉斯河两岸的战略重地—科普鲁克伊村。

博格曼不知道，其实土耳其高层指挥官一直在严密监视俄军动向。11月4日，奥斯曼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发电报给哈桑·伊泽特帕夏，驻埃尔祖鲁姆的土耳其指挥官，指示要向入侵俄军发起反攻。伊泽特帕夏尽管担心手下第三军团的实力逊于俄军，但他深知不该质疑上级的决断。于是，他派出大批部队。11月6日，两军在阿拉斯河畔相遇，开始了奥斯曼军在一战中的揭幕之战。[2]

被派往科普鲁克伊与法军交战的奥斯曼军队中，有一位名叫阿里·利扎·埃提的下士。身为军医的他来自土耳其东部城镇埃尔津詹周边的一个村落，受过正规教育。应征入伍时，他年方27岁，并已娶妻生子。埃提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然而他还是愿意放下一切投身到与俄国人的战斗之中。他的父亲曾参加过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在那场战争中的失败使这位老兵深受打击。于是在1914年，埃提奔赴前线与俄国人清算旧账。[3]

11月7日清晨，埃提所属的部队被送上战场。冰凉的秋雨把道路浇得泥泞不堪，士兵只得缓缓向前推进。当他们接近科普鲁克伊时，敌方的炮火变得愈发猛烈，硝烟弥漫，弹雨如飞，士兵个个胆战心惊。埃提在日记中记录了子弹飞行的声音：嗖嗖嗖。“那是我第一天（上战场），我很怕自己被打死。每当听到子弹的嗖嗖声，我就从头到脚直冒冷汗。”随着奥斯曼士兵推进至据点，他们已经无法在敌方密集的炮火中站起身来。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埃提与同伴搭起他们半是补丁的帐篷，试图在天寒地冻的夜里睡一会儿觉。他写道：“我们瑟瑟发抖，直到天亮。”

第二天，战斗继续。俄军对土耳其军队发起了凶猛的榴霰弹攻击，金属弹片四处飞溅，人畜无一幸免。“我写到这里时，一枚榴霰弹‘嘶—砰’，在我上面的山上炸开来。被炸死的人就像柳条一样散落在我的四周。”因为战斗太过白热化，医务人员无法到达伤员身边，于是埃提抄起一把毛瑟枪就往前冲。“利扎埃芬迪，卧倒，带上弹药！”他的上尉喊道。埃提带着两盒弹药与他的医护用品，瞄着山对面的俄国士兵一阵扫射。他枪法颇准，据他所说，他打了83轮子弹，打死了一名俄军中尉与3名俄国士兵，但他还是懊恼地说：“其他子弹都白费了。”

俄军试图从侧翼包抄土耳其士兵，但后者坚守住了阵地。他们的上尉一边给他们打气，一边来回走动着分发弹药。“他们的子弹打不到我们！”然而，话音未落，他就被子弹打中颈部，倒地身亡，留下他的部属面面相觑。“同志们，上啊，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上尉，是为了上帝！”另一名军官高喊着朝俄国人开枪。这些土耳其士兵顾不上沮丧，开始为生存而战。他们不断朝俄战斗部队开炮，几番精准的炮击导致数十名俄国士兵身亡，幸存者也被迫撤退。埃提记载：“十点的时候，敌军全线撤退。我们每个人都高兴坏了。”

随着炮火止歇，埃提的救护工作得以恢复，他在战场上一一辨识伤员，把他们运送到后方。许多医务人员都在死伤者中发现了自己的朋友。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战争伤亡，程度之惨烈使他们瞠目结舌。

在土耳其战斗部队的工作结束后，埃提冒险探访了俄军先前的阵地，想仔细瞧瞧被他打死的人。那位俄军中尉仍躺在当初倒下的地方。埃提一点儿也不同情这个被他打死的“家伙”（他一直用herif这个土耳其语中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还拿走了他的左轮手枪、背包、望远镜与佩剑。埃提在背包里发现了一沓信、一条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手帕、一只手套、一个小酒瓶，还有一些俄国货币。“真是天上掉馅饼啊。”他思忖着。他把望远镜上交给了团里的指挥官，把剑给了医生，又把背包给了指挥官的副手。回忆起自己的部队在战斗第一天所遭受的损失—一名中尉及5名士兵“牺牲”，另有36人负伤—埃提总结道：“那天早上，我们心中抱有的幻想已经破灭了。”

土耳其步兵团通过不懈抵抗，成功守住了战线。11月11日，俄军向土耳其部队发起最后一轮袭击，为此丧失了40%的战斗力。由于弹药告急，且奥斯曼军队从两翼包抄，俄军不得不在帝国军队的火力下撤退。博格曼的部队撤回到其于11月5日的控制线，即奥斯曼帝国边界15英里处。俄土双方都为博格曼这次的冒进付出沉痛代价。根据土耳其方面的统计，帝国在11月抵御俄军的战斗中死伤8000余人（1983人丧生，6170人受伤），另有3070名士兵被俘，近2800名士兵逃跑。俄军战死1000人，受伤4000人，另有1000人冻死。通过这场血腥的战斗，交战双方均在第一场雪到来之前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积雪使高加索高地几乎无法通行，双方都认为开春之前不会继续开战了。然而，恩维尔帕夏被这个“较为理想的开局”所鼓舞，决定在不久后亲赴高加索地区再次向俄军发起进攻。尽管如此，当时令奥斯曼帝国高层伤神不已的不是俄军，而是英军入侵美索不达米亚。[4]

 

阿拉伯河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注入波斯湾，河畔的巴士拉市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是航行于阿拉伯河的远洋轮船驶入大海前最终的要冲，也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湾之间的重要商业通道。巴士拉以南数英里，阿拉伯河还是波斯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线（今伊朗与伊拉克边界），河的两岸分属于两个国家。英国对波斯沿岸有着特殊利益，是因为早在1908年5月，英波石油公司在那里以商业规模开采石油。

1901年5月，出生于英国德文郡的百万大亨威廉·诺克斯·达西获得了在波斯开采石油的60年权限。一家英国财团为其公司提供金融支持，而皇家海军则为其提供政治支持，以确保舰队在由煤炭驱动转为石油驱动后能拥有可靠的燃料资源。在波斯南部城市阿瓦士成功勘探出石油后，英伊石油公司便寻找了一处地点建造炼油厂。该地点位于阿拉伯河的阿巴丹岛上，距油田以南140英里，成品油能够在此直通入海。阿巴丹与海上航线直接相连，是建造炼油厂的绝佳地点，且该岛的拥有者—附近穆哈梅拉（今伊朗城市霍拉姆沙赫尔）的卡扎尔酋长—受英国庇护。

卡扎尔会讲阿拉伯语，麾下有2万骑兵，在当地是个风云人物。1902年，英国承诺对卡扎尔酋长的小城给予保护，而作为回报，他必须遵守英国与波斯湾大多数阿拉伯首领所签订的条约。如今在卡扎尔的领地勘探到了石油，英国便更加重视与这位酋长的友谊。驻波斯湾公使珀西·考克斯爵士被派往穆哈梅拉，就在阿巴丹岛上建厂修码头一事与卡扎尔举行谈判。1909年7月，双方达成协议，英国获准在阿巴丹建厂，同时需向卡扎尔支付6500镑现金，并向其提供1万镑贷款作为用地补偿，协议有效期为10年。1912年，油气管道铺设完成，炼油厂也已竣工，石油开始源源不断地从阿巴丹输往外地。[5]

美索不达米亚石油充足，贸易繁荣，更有波斯湾百年来的优越地理位置。因此，无论欧洲列强战后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英国都意图把美索不达米亚据为己有。甚至在与俄法两国展开谈判之前，它就派遣了一支远征军确保其对巴士拉的控制权。

1914年9月至10月，伦敦当局与英属印度共同密谋入侵巴士拉。鉴于印度穆斯林把奥斯曼苏丹敬为伊斯兰的哈里发，英国担心过早入侵苏丹的领土会导致宗教骚乱。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奥斯曼帝国宣战之前先将英国部队安插在巴士拉近郊，且不让当时仍保持中立的帝国将此举视为冒犯。这意味着行动要彻底保密，就连被派往巴士拉的军队及其指挥官都将被蒙在鼓里。

10月16日，华特·德拉曼准将与部分印度远征军（IEF）一道在孟买登船，准备驶往西线。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密令，严饬其在72小时后方可拆阅执行。在海上行驶了3天后，德拉曼打开装有指令的信封，得知他受命指挥印度军第六师的一个旅（代号IEFD分队）前往波斯湾。5000名士兵及其坐骑（1400匹马和驮骡）组队上了4艘浅水运输船，以便在波斯湾水域航行。随后，德拉曼及其军队立即奔赴巴林，等待下一步指示。

10月23日，德拉曼及其率领的部队抵达巴林。与其接洽的是前任英国驻波斯湾公使珀西·考克斯爵士，他已被任命为印度远征军D分队的最高政治专员（chief political officer）。德拉曼直到抵达巴林后才得知，自己此行的目的是要前往阿拉伯河，守卫英伊石油公司在阿巴丹的炼油厂以及储油罐，并确保输油管道免遭土耳其人攻击。德拉曼还需争取英国在波斯湾湾头的那些阿拉伯盟友—卡扎尔酋长、科威特统治者穆巴拉克·巴萨赫酋长，以及阿拉伯半岛东部的伊本·沙特—支持他的行动。根据德拉曼接到的指令，只要这些盟友保持中立，他便应“在无印度政府命令的情况下，避免对土耳其人有任何的敌对行为”。然而，一旦奥斯曼帝国参战，德拉曼便有权自行“采取必要的军事及政治措施”巩固其阵地，且“若有必要，可攻下巴士拉”。在船停靠了6天之后，德拉曼于10月29日奉命前往阿拉伯河—同日，奥斯曼帝国舰队向俄在黑海的船只发起攻击。英军从巴林出发的消息很快便传至巴士拉，后者急忙展开军事及政治上的应对准备。[6]

 

早在英国部队抵达巴林那时，巴士拉便有传言称英军即将来袭。对于巴士拉民众来说，曾经远在天边的欧洲之战如今已到了自家门前，他们措手不及，不知该何去何从。据即将卸任的英国领事里德·布拉德报告称，10月末的巴士拉充斥着“强烈的反俄反英情绪”。然而，巴士拉主要靠贸易生存，如果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对峙使其与波斯湾其他地区失去联系，它的经济必将受到沉重打击。[7]

巴士拉人对奥斯曼帝国的情感最多只能算作不温不火。城中许多达官贵人都认为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奉行的政策有损阿拉伯利益，因此公开表示反对。巴士拉一群志同道合的领袖人物已于1913年成立了改革协会，其影响力在伊拉克的阿拉伯团体中首屈一指。与“法塔特”以及反中央集权党一样，巴士拉改革协会亦致力于维护阿拉伯文化权利，并在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下放中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协会的领导人是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Sayyid Talib al-Naqib）。

赛义德·塔利布是战前巴士拉最著名的风云人物。1908年，他首次当选奥斯曼帝国议员。最初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合作，之后他便逐渐倾向于公开维护阿拉伯文化与政治权利。在其议会职业生涯中，他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民族主义者们反目成仇，为自己树立了可怕的敌人。联合派认为赛义德·塔利布企图将巴士拉从帝国分离出去，遂公开威胁当地的领导者。虽然改革协会在1914年的奥斯曼议会选举巴士拉地区大获全胜，赛义德·塔利布却不敢前往伊斯坦布尔上任，唯恐遭联合派暗杀。[8]

苏莱曼·费迪是另一位代表改革协会当选1914年奥斯曼议会议员的巴士拉人。他还记得当初英国竭力拉拢赛义德·塔利布，试图让他在占领巴士拉的行动中助其一臂之力。就在印度远征军D分队（之后简称“D分队”）抵达阿拉伯河几天前，英国官员借用盟友卡扎尔酋长在穆哈梅拉的办公室秘密与赛义德·塔利布会面。英方提出，若同意合作，则可任命其为巴士拉行省总督，同时将巴士拉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并享受免税待遇与英国提供的发展援助。然而，赛义德·塔利布拒绝了英方的要求，称其不愿卖主求荣，为英国牺牲奥斯曼帝国的利益。[9]

看到附近的阿拉伯部落纷纷与英国签订休战条约，赛义德·塔利布决意与奥斯曼帝国一道放手一搏。然而事与愿违，联合派给他扣上了叛国的帽子，还发布了通缉令。赛义德·塔利布迫切想要向帝国表忠心，以扭转自己的命运，于是他致电恩维尔帕夏，承诺将争取到沙特统治者伊本·沙特的援助，共同抵御英军入侵巴士拉。这项提议对联合派而言有利无弊，因此他们表示，若赛义德·塔利布真能成功，他便有可能出任巴士拉总督。

英国人早已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度有所怀疑，一直致力于防止奥斯曼帝国任何拉拢波斯湾各酋长，抑或勾结阿拉伯各部落发起针对协约国的全球性圣战的行为。10月31日，英国驻波斯湾代表 S. G.诺克斯向“波斯湾的统治者、各位酋长及其子民”宣布了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的消息。“诸位与英国关系甚笃，”诺克斯提醒与英国结盟的阿拉伯各部落，“借此机会我向诸位保证，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将竭尽所能保全诸位的自由与宗教信仰。”为再次强调这一点，英国于11月3日签署正式协议，承认科威特脱离奥斯曼帝国实现独立，并受英国保护。作为回报，科威特统治者穆巴拉克酋长承诺与卡扎尔酋长、伊本·沙特，以及“其他可信赖的酋长”一同合作，帮助“巴士拉摆脱土耳其统治，实现独立”。[10]

珀西·考克斯爵士时任D分队最高政治专员，他一直与英国的各位阿拉伯盟友保持着稳定联系，协调各方行动，以确保英军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军事行动能获得当地的支持。11月5日，考克斯知会波斯湾出口处的阿拉伯首领，称英军即将抵达。他宣称英军此次前来阿拉伯河是为“保护（英国的）商贸及伙伴，并驱赶不怀好意的土耳其部队”。在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向奥斯曼政府提议拉拢伊本·沙特之前，英国早已将波斯湾的一切部署妥当。[11]

途经巴士拉、穆哈梅拉、科威特以及内志，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发现，每位当地领袖都反对他站在奥斯曼帝国这一边。卡扎尔酋长试图说服这位朋友重新考虑英国的条件；科威特领袖更是威胁要按英国的指示，将赛义德·塔利布及其同僚软禁起来。这令塔利布怒不可遏，他威胁穆巴拉克酋长道：“如果你非要把我扣在科威特，那我就亲自开两枪，一枪打你，另一枪打我自己！”虽然赛义德·塔利布与一些伙伴最终成功逃离科威特，但他们日夜兼程，还是花了9天才赶到阿拉伯半岛中北部卡西姆地区的布赖代，与伊本·沙特见面。 [12]

这位沙特领导人热情地慰问和接待他的客人。伊本·沙特并未隐瞒他与英国保持联络这一事实，并称英国正敦促他保持中立（直到1915年英国才与其签署正式协议）。伊本·沙特感到进退维谷。宗教因素对其自身统治甚为重要，他不能因支持非穆斯林的英国而罔顾巴士拉的阿拉伯穆斯林兄弟。然而英国在波斯湾威势甚大，伊本·沙特也不敢与之结仇。于是，他采取拖延策略，期待局势能在他被迫选择站队之前变得明朗。

伊本·沙特拖了9天，才动员500名骑兵奔赴波斯湾出口处。沙特骑手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日夜兼程，但他们与赛义德·塔利布同行时每日却只走4个小时。待到11月末他们终于到达第一个基地，却听闻巴士拉已被英军攻陷。这则消息对巴士拉一行人“犹如晴天霹雳”，苏莱曼·费迪说，“对赛义德·塔利布的打击尤为巨大，因为他知道英国对他恨之入骨”。然而对伊本·沙特来说，危机以这种方式化解使他如释重负。他向巴士拉的兄弟表示同情，随后又一心扑在自己阿拉伯半岛中部的事业上。[13]

巴士拉陷落后，赛义德·塔利布只得四处流亡。他辜负了奥斯曼帝国的希望，而英国人也不待见他。他回到科威特向英国投诚，随即被派往印度，一战期间都留在那里。大家都以为战争很快能结束，然而英国攻占巴士拉导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恶战，远比赛义德·塔利布预料的要久得多。

 

11月5日，英国正式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第二天清晨，印度远征军的英军部队进入土耳其的阿拉伯河水域。兼有蒸汽引擎和桅杆的“奥丁”号战舰驶到阿拉伯河河口位置，向位于法奥半岛的土耳其阵地发动炮击。不到一小时阵地指挥官就被炸死，其余400多名奥斯曼士兵仓皇逃窜。德拉曼派500名士兵登陆摧毁阵地上的机枪火炮，同时还通过水下电缆，搭起了一条联系法奥半岛与印度的电报线路。登陆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大浪使登陆舰难以靠岸，阿拉伯河河口处滩涂泥泞，又无任何船埠或码头，更让士兵、战马及大炮的登岸困难重重。不过，英国人仍在短时间内果断迅速登陆，中途未损一兵一卒，这在英军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4]

德拉曼留下一个连的兵力保卫法奥半岛的电报站，其余士兵跟随他继续朝阿巴丹炼油厂进发。部队在炼油厂上游土耳其河岸的萨尼亚（Saniyya）处登陆。由于缺少照明设施，他们费了两天时间才把运输船上的士兵、坐骑及战略物资用渡轮送上岸。运输难题将会一直困扰着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由于陆路不通，所有物资都必须船运。然而，阿拉伯河水位较浅，加上奥斯曼军队在河中布满了障碍物，河岸又泥泞不堪，这一切都给船运带来了困难。然而，随着D分队在萨尼亚安营扎寨，他们已占据有利位置，能够保护阿巴丹免遭奥斯曼帝国的攻击。

德拉曼决定先静观其变，等到援军抵达后再沿河往巴士拉方向推进。11月11日，奥斯曼士兵向英印军阵地发起进攻，D分队首次遭遇人员伤亡，并被迫在炮火中撤退。在这陌生的环境里，英印军只得展开防御，不敢贸然行事。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把阿拉伯河的河滩变成了沼泽，烈风卷起砂石，能见度骤然降低，通讯也因此中断。海市蜃楼是最令他们头疼的自然现象之一，让他们几乎没法看清战场形势。D分队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德·坎德勒是部队的“官方目击证人”。他回忆称，海市蜃楼令他们“难以分辨敌军到底是骑马还是步行，也无法估测敌人的数量。每支骑兵队都曾不时地把羊群误认为步兵团”。在等待的过程中，远征军谨小慎微，直到援军赶到后才继续往阿拉伯河上游推进。[15]

援军于11月14日抵达。中将亚瑟·巴雷特爵士（Sir Arthur Barrett）率领印度第六师的其余部队赶到阿拉伯河，接管了D分队。巴雷特有足够的兵力保护阿巴丹，同时也能够向巴士拉推进，因此他有信心在不冒额外风险的情况下继续对敌作战。皇家海军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增派了一批浅水运输船至阿拉伯河。该些船只既能运送士兵，还配备有重型枪械，能对奥斯曼帝国的阵地倾泻火力。面对突袭，奥斯曼军选择了撤退。巴雷特企图乘胜追击，不给奥斯曼军休整喘息的机会。

英印军在巴雷特赶到后的第二天就向奥斯曼军发起了进攻，造成160名奥斯曼士兵死伤，并迫使其残军撤出了防守阵地。两天后，即11月17日，英印军在瓢泼大雨、漫天风沙的恶劣环境里与奥斯曼军在萨赫勒狭路相逢。英印军再次成功占领奥斯曼军阵地并迫使其撤退，但在此之前双方都遭受了战斗减员—近500名英印士兵死伤，奥斯曼军则折损了约1500到2000人。巴雷特称这次行动已“证明我军实力在土耳其军之上”，且“屡次的失败”已使土军“偃旗息鼓”。[16]

在遭遇一连串失利后，奥斯曼军认为巴士拉据点已凶多吉少，遂于11月21日弃城而逃。政府军刚一离开，暴徒便在城中肆虐，砸毁政府办公室并劫掠商店。美国驻巴士拉代理领事约翰·范·艾斯曾通过河运给英籍指挥官送去一封信，呼吁其“派遣军队治理城中秩序”。巴士拉已完全陷入了无法无天的状态：“阿拉伯人昨天一整天都在抢劫原先的政府办公室，城中不断有人在放火。”[17]

皇家海军迅速派遣“淘气”号（Espiègle）与“奥丁”号机帆船前往巴士拉控制水域，等候第二天英印军由陆路抵达。11月23日，巴雷特举行了入城仪式，英国国旗在巴士拉城中升起，标志着该城改由英国控制。珀西·考克斯爵士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用他那带有英国腔调的阿拉伯语向巴士拉民众宣布：“英国现已占领巴士拉。虽然我们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仍在继续，但我们对广大民众毫无恶意；相反地，我们希望能与你们为友，给予你们保护。从今日起，本区不再听从土耳其的政令，英国国旗已在空中飘扬—在国旗下，你们将享有宗教及世俗事务的自由与正义。”考克斯的此番宣言令英国人与巴士拉民众同样感到困惑。英国人不确定自己愿意给予巴士拉人多少自由，而巴士拉人也不知英国人要在这里待多久。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已习惯于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统治，难以想象土耳其人一去不返后的生活。只要奥斯曼帝国还有收复巴士拉的可能，城中的民众便会与英国人保持距离，唯恐将来遭打击报复。[18]

对英国人而言，占领巴士拉意味着他们实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目标。他们已把奥斯曼军从波斯湾出口处逐出，并保全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巴丹炼油厂。珀西·考克斯爵士提议要追赶撤逃的奥斯曼军并一举拿下巴格达，被军事计划制定者与印度政府驳回。但英国政府准许英印军推进至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处的古尔纳地区，意图掌控整片阿拉伯河流域。

12月3日，古尔纳战役拉开帷幕。英印军士兵乘坐皇家海军船只，在古尔纳以南4英里处安全登陆。在沿阿拉伯河左岸推进的过程中，奥斯曼守军的抵抗越发激烈，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撤回底格里斯河对岸。奥斯曼军显然是想凭借底格里斯河这条天堑来阻挡印度远征军，从而赢得时间休整军队。然而，当入侵英印军成功通过浮桥跨过底格里斯河时，奥斯曼军便意识到大势已去。12月6日午夜前，3名土耳其长官乘坐一艘小型江轮，打灯鸣笛朝英军舰船驶去，准备谈判投降事宜。巴士拉行省总督苏卜希贝伊于12月9日举行交接仪式，将古尔纳地区交由印度远征军指挥官管控，并与45名军官及989名士兵一道宣布投降，沦为战俘。[19]

英国在阿拉伯河流域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以极小的代价迅速取得了胜利。法奥战役与古尔纳战役中，英印军仅死亡100名战士，另有675人负伤。而另一边，奥斯曼军死伤近3000人，是英印军的4倍。如此轻而易举的胜利使英国对自身实力产生了幻觉，从而低估了奥斯曼军。[20]

攻下巴士拉后，英国人开始掌管该地区。作为占领者，英国必须遵照战争法，保全当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设立的各个机构。然而，当地居民不愿配合新政府，这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英国人把当地居民拒不服从的原因归结为后者害怕奥斯曼帝国有一天卷土重来。但这也可能反映了当地人对外国占领者的抵触情绪，而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所采取的治安措施更加深了与当地人之间的嫌隙。

二等兵威廉·伯德隶属D分队多赛特营，他举例描述了英印军通常如何搜查村落。1915年1月，英印军对巴士拉近郊一处村落进行搜索。士兵在黎明时分到达村落，只敲一下门，若无人应答就破门而入，“把所有男子都囚禁起来，然后到处搜缴枪支，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们草率处罚了任何似有反抗举动的村民。“那些试图逃跑的被我们的人从村外抓了回来，”伯德说，“被当成战斗人员处以死刑。当然，那些朝我们开枪的最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捕后吊死在集市上。”这些治安手段自然很难赢得巴士拉人的拥护。[21]

此外，英国人也没有摆出以后会有更多政治自由的姿态来赢得巴士拉人的支持。1915年2月，印度总督哈丁男爵到访巴士拉与古尔纳。他淡化了考克斯先前对巴士拉居民关于“自由与正义”的承诺，改而保证“更优良的治理”与重振当地经济。英国占领巴士拉并不是为了给予当地人更多的自治，而是为了保证能统治此地。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并没有错：巴士拉人民只是换了个主人，从原先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英国。[22]

 

德拉曼带着手下的一个旅奔赴波斯湾后，其余印度远征军继续向埃及进发。舰队驶入红海之前在阿拉伯港口城市亚丁稍作停留。该城市位于英国一片狭小殖民地（仅8平方英里）的中央，并于1839年并入英属印度。皇家海军之前把亚丁当作反海盗行动的基地。但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亚丁为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蒸汽船提供了理想的加煤地。它同香港一样崛起为大英海上帝国的基石之一，并凭借自身条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已与亚丁周围的部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创建了名为“亚丁保护国”的特区。该保护国由9个独立小国组成，每个小国有其自己的自治首领。这些首领受英国保护，其统治区域位于阿拉伯半岛最南部的沿海地带，共计9000平方英里。“亚丁保护国”毗邻奥斯曼也门行省。1902年至1905年间，英土边界委员会为这两片区域划定了界限。然而，自1914年奥斯曼帝国参加一战后，位于边界两端的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迅速进入敌对状态，在此展开了第二轮角力。

奥斯曼也门行省与“亚丁保护国”的边界位于曼德海峡，是红海的重要通道。奥斯曼帝国的最南端是谢赫萨义德（Shaykh Said），土耳其人在那里的山顶上建造机枪堡，控制了海上航线的主导权。另一边，英国掌控下的丕林岛位于曼德海峡，亚丁以西约100英里的位置，面朝谢赫萨义德，总面积约5平方英里。

11月初，英国得到情报称，土耳其人正在谢赫萨义德集结兵力。有分析认为奥斯曼军队企图袭击英国在“亚丁保护国”的阵地，甚至攻占丕林岛。鉴于红海航道对于英国的战略重要性—所有从新西兰、澳大利亚与印度出发的运兵船都必须经过曼德海峡才能抵达苏伊士运河—印度的英国战略部署者决定驱散奥斯曼军，并摧毁其位于谢赫萨义德的机枪堡。11月2日，印度新派一批部队前往亚丁，协助英国守住海峡。

11月10日上午，英国舰船从丕林岛出发，炮击奥斯曼军在谢赫萨义德山顶的阵地。炮击一结束，第69旁遮普师的通信员H. V.盖尔中尉便迫不及待地与其他人一同登陆，执行“首次行动”。这些人坐上登陆舰，被一艘拖船牵引着向岸边缓慢前行；而另一边的土耳其射手占据制高点俯瞰海滩，枪法亦越来越准。当英国人眼看即将登陆时，一颗炮弹就落在距盖尔的船只有几码的地方，炸死了一名年轻的印度预备役军人。其他人顺利登陆，并重新组队，等候指令向奥斯曼军据点发起进攻。为躲避枪林弹雨，英印登陆人员在一隐蔽处等了4小时，方开始向土耳其阵地进发。“那时很少有人开枪，”盖尔回忆道，“只是偶尔有零星的子弹。”[23]

到英印军抵达第一座山脊时，他们发现奥斯曼军早已不见踪影。显然，英国舰船的炮击以及登陆人员的推进令奥斯曼守军断定他们已无法守住阵地。从留下的衣物、武器及弹药数量来看，他们一定是仓皇撤退的。盖尔在日记里写道：“唯一的遗憾就是让他们跑了，大概有500人。”虽然不知奥斯曼军在此次行动中的伤亡情况（他并未看见任何土耳其人牺牲），但他声称有5名英印士兵死亡，另有11人受伤。英印军夜宿谢赫萨义德，摧毁了奥斯曼军的掩体残部，随后于11月11日重新登船，继续向西往埃及方向前进。

虽然英印军在谢赫萨义德的军事行动获得胜利，却给英国制造了一个政治难题，这在此后的战争中一直困扰着亚丁的英国人。身在印度的军官是在未与亚丁当局协商的情况下拟定的作战计划，而后者一直在谨慎谈判，意图孤立也门中的奥斯曼军。他们多数外交工作围绕叶海亚伊玛目（Imam Yahya）展开。此人是萨那（今也门首都）高地的什叶派分支栽德派（Zaydi）的领袖，他于1911年与奥斯曼政府达成了停战协定，并于1913年同意与伊斯坦布尔共同治理也门。虽然叶海亚伊玛目并无实力与奥斯曼帝国决裂，但他热切地想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24]

然而，英印军炮击谢赫萨义德的行动打乱了所有的计划。英国驻亚丁官员哈罗德·雅各布这样写道：“伊玛目（叶海亚）怒不可遏，（奥斯曼）萨那总督还播报了一则宣言，称英国心怀不轨，意图吞并该城。我军的行动反而助长了土耳其的宣传。”伊玛目宣称：“谢赫萨义德事件已使各地的阿拉伯人忧心忡忡。”英印军袭击谢赫萨义德并未能使其确保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相反却令亚丁更加脆弱。驱逐500名驻守在孤立沿海堡垒的士兵并非难事，但若要保卫9000平方英里的“亚丁保护国”，防止1.4万名驻也门奥斯曼军以及叶海亚伊玛目的私人部队来袭，却非常困难。[25]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位于谢赫萨义德的火炮并不影响英国的船运。曼德海峡最窄处亦有20英里宽，因此英国船只根本无需进入土耳其火炮的射程范围内。相比之下，土耳其的水雷区与德国潜艇对英国船运的威胁更大，且应对这些威胁需要的是海军，而非陆上力量。皇家海军派遣战舰封锁了红海沿岸的土耳其港口，使海上通道只对友好船只开放。鉴于有数十艘货运船只及运兵船会满载着货物与士兵，从帝国各地出发沿红海去往苏伊士运河及其他战场，皇家海军此举可谓成功。

 

从1914年9月起，埃及便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士兵，他们来自英伦三岛及英治下的各片疆土。9月末，东兰开夏本土守备师率先抵达埃及，奉命接替被调往西线的正规军驻守埃及。印度远征军于10月底由孟买抵达埃及，随后被派往苏伊士运河区域内的各个城市。第一批3万名澳新军团士兵从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出发，于12月初到达埃及亚历山大港。接下来的几周与几个月内，数千名后援军陆续抵达。亚历山大港—开罗段铁路运送的，全是去往开罗周边营地的士兵与马匹：澳大利亚步兵团驻扎在开罗以西接近金字塔的梅纳（Mena）地区；澳大利亚轻骑兵团被派往植被繁茂的马阿迪（Maadi）南部郊区；新西兰人则赶赴开罗以北，驻扎在临近赫利奥波利斯的泽伊顿营地（Zeitoun Camp）。

英国部队进驻埃及有助于稳定其紧张局势。自从一战爆发以来，埃及的政治基础便被一连串重大事件所动摇：奥斯曼帝国宣战、哈里发号召圣战，埃及结束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统治、阿拔斯二世总督被废黜，以及苏丹侯赛因·卡米勒被英国扶植上位等等。埃及人民已日益厌倦英国对其长达32年的统治，并希望德国能助其摆脱现状。德军对英军在西线取得的胜利，例如比利时的蒙斯战役（1914年8月23—24日），让埃及民众更寄希望于德国。英国当局担心德国与土耳其间谍策反，害怕埃及民族主义者叛变，以及“容易激动的”群众掀起宗教骚乱。[26]

外籍士兵突然大批入境令埃及人民认为，英国在当地的势力之大难以被撼动。澳新军团训练营位于开罗四周，数以万计的骑兵与步兵在这片沙漠中操练，他们或许并不为开罗人民所知。因此，为了给开罗居民留下深刻印象，英国当局特意安排新抵达的部队在市中心游行。来自新西兰坎特伯雷的骑兵戈登·哈珀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几天前在开罗弯曲的街道上好好地游行了一番。我们穿过小巷、走过贫民区，途经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地方，就这样走遍了开罗本地人居住的所有老旧街区，总共有数英里之远。”哈珀懂得游行背后的政治意义：“当地人蜂拥前来围观。他们在传统与精神上仍然亲近土耳其人，而游行的目的就是想以我们的实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结果很有趣。街上满是戴着土耳其帽的男人与蒙着面纱的女人，他们就那样注视着我们，没有一丝笑意或一点欢呼，所有的一切都在暗示着他们被英国的统治吓呆了。”[27]

英军士兵一离开营地便成了游客。他们在斯芬克斯像前骑着马或骆驼照相，被卖法老古玩赝品的小商小贩纠缠不休。集市上的商店挂着拿澳新士兵打趣的标语：“别去其他地方受骗了，澳大利亚人。快来这儿吧！”以及“会说英语与法语，能听懂澳洲话”，诱惑着他们前去一探究竟。埃及的旅游贸易很快便随客户群的变化作出了调整，旅馆及饭店争相更名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各个小镇名，其中就有巴尔克拉萨酒吧和怀普库劳阅读室（Balclutha和Waipukurau均为新西兰地名）。[28]

围绕艾兹拜基耶公园的欧洲街区，为开罗的外籍士兵提供了休闲的去处。公园周围的饭馆，及诸如著名的“牧羊人”、“新酒店”与“布里斯托尔”等大饭店的露台上常能见到成群的军官。咖啡屋和酒吧位于公园北边小道上的“红盲区”（Red Blind Quarter）和“沃泽”（Wozzer，从阿拉伯语街道名Wasaa而来），那里是开罗的红灯区，也是普通士兵频频造访的地方。

“红盲区”的酒吧及妓院里人满为患，来此的士兵都想从枯燥的营地生活与沙漠操练中偷得半刻安逸。这种环境下潜伏着诸多不安因素：他们厌倦了战争，受够了廉价酒吧里出售给他们的“卑鄙假酒”，抱怨妓女传染给他们性病（当时仍无药可医），这些英军士兵威胁到了开罗的长治久安。[29]

澳新部队于1915年在开罗中心引起过至少两起骚乱。酩酊大醉的士兵曾两度袭击“红盲区”，一次发生在1915年4月，即他们启程赶赴加里波利的前夕，另一次是同年7月。骚乱的起因众说纷纭：士兵控诉妓女抢劫，或因染上性病而打击报复，抑或是因一位毛利士兵受到了种族歧视。每次的骚乱士兵都破坏了女人所营造的情致，她们的内衣裤与家具被一并扔出窗外，散落在街道上。衣橱与珠宝箱等尺寸太大的，他们便扛上5层的大楼，将这些东西从屋顶上扔下。看热闹的群众又把家具堆起来点燃，火势迅速蔓延至狭窄巷道边的大楼。[30]

1915年4月，英国当局派出骑警治乱，烂醉如泥、愤懑不平的暴乱士兵拒不服从命令。一位目击者描述：“他们往警察身上扔各种东西，水壶、家具，五花八门。”警察鸣枪警告无果后朝人群开了枪。“四五人倒下了，但其他人仍继续与警察对峙（他们离警察只有5码远），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5辆消防用车被派去救火。他们打开水管朝叛乱士兵喷水，暴徒于是捣毁了消防栓，破坏了平板车。最终，英籍士兵被派去控制局势。一位目击者回忆道：“后排站着，第二排蹲下，前排躺倒。指挥官警告街上的人群，称若他们还不肯散去，他就只好开枪了。人群立马散开。在你手无寸铁的时候遇到这三排人，你不会不害怕的。”骚乱从晚上8点爆发，造成5名澳新士兵受伤，50人被捕。英方报告中未提及埃及人在4月骚乱中的伤亡情况，只知有几处房屋被烧毁。但7月骚乱中被焚毁的房屋更多。[31]

对于开罗居民而言，这些危险的治安骚乱令他们更加仇视英军，以及将他们带到埃及的英国当局。埃及资深政客艾哈迈德·沙菲克对发生在“红盲区”的骚乱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之情，称澳新士兵纵火焚烧妓院，而其同伴却在一旁袖手旁观，毫不干预，对里面妇女的安危漠不关心。沙菲克断言道：“倘若这种情形发生在和平年代而非战乱时期，民众早就揭竿起义了。这些士兵，尤其是那些来自自治领的，对埃及人民非常粗暴。”[32]

英军进驻埃及并未使局势稳定，相反气氛愈发紧张。然而，英军在此后的几年里仍然驻留在埃及。英国在埃及、加里波利及巴勒斯坦的战役贯穿整个一战，而埃及是其重要的驻地、训练场，以及医疗基地。英法海军在地中海东部水域掌握着主导权，而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港与塞德港作为英法的海军基地，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14年11月，自奥斯曼帝国正式参加一战后，英法两国封锁了自色雷斯的德德阿加奇港（Dedeağaç，今希腊东北部的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至土耳其港口士麦那以南萨摩斯岛的爱琴海沿岸。被人称为东地中海分舰队的协约国联合舰队实力达到顶峰，拥有18艘战列舰、40艘驱逐舰、15艘鱼雷艇、12艘潜艇，以及20艘浅水重炮舰（装备有重型火炮的浅水舰，极不适合远航）。该分舰队的基地穆兹罗斯港位于奥斯曼与希腊有争议的利姆诺斯岛，距达达尼尔海峡仅50英里。[33]

在战争仅限于欧洲之时，奥斯曼帝国在达达尼尔的海防力量薄弱不堪，装备陈旧落伍。8月2日德国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秘密签订盟约后不久，德国船只便开始向该海峡运送人力物力，以加强其防御能力。1914年11月3日，协约国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炸毁了海峡入口处的赛迪尔巴希尔机枪堡，令同盟国在此的防御能力再遭重创。之后，奥德两国重新构筑起防御工事，几百名德军士兵与军事工程师重新在海峡的欧洲与亚洲海岸设计建造炮台，装备强力火炮以威慑敌舰，使其不敢驶入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域。建造于1876年，服役已久的“马苏迪”号（Messoudieh）战舰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之内，其重型炮对准海峡入口，严阵以待。土耳其还密密麻麻地布下数百枚水雷，雷区分布在恰纳卡莱海峡（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的称谓）以南水域，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一黑海入口。陆岬上的强力探照灯能使夜行船只暴露无遗，各军据点还配备了现代的马可尼式无线电系统，方便互相联络。

奥斯曼军在达达尼尔海峡集结其地中海舰队，以保卫他们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免遭协约国攻击。1914年8月转手给奥斯曼帝国舰队的两艘德国战舰—“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被安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防止协约国由北面进攻伊斯坦布尔的同时，也负责袭击俄国港口，破坏其黑海航运。土耳其于11月参战时，其在博斯普鲁斯与达达尼尔两座海峡的力量已今非昔比。然而，德国与奥斯曼政府都清楚，他们对这些海峡的防守并非滴水不漏。1914年12月，负责监督防御工事的德国上将报告称，他仍认为一支强大的协约国舰队仅需牺牲四五艘战舰，便可冲破达达尼尔海峡的防线。[34]

奥斯曼步兵是守护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道防线。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均认为，协约国若想占领伊斯坦布尔，必须出动地面部队—仅凭其海上力量无法达成目标。为守住首都及其腹地，帝国在色雷斯以及海峡区域集结了绝大部分兵力以防止协约国登陆，其规模接近25万人，其中包括久经沙场的奥斯曼第一军团（16万人）和第二军团（8万人），占1914年11月动员参军人数的一半。[35]

土耳其海军如此密集地布防海峡地区，导致奥斯曼帝国濒临爱琴海与黑海的城镇防守空虚。协约国趁机袭扰了那两片海域上的经济活动与交通。1914年11月17日，俄国战舰炮击黑海特拉布宗港。据目睹炮击事件的美国领事称，袭击引起了一片恐慌，造成“人员与财物的重大损失”。1914年11月至1915年3月之间，俄军6次袭击特拉布宗，击沉船只，破坏城市，当地居民纷纷逃往周围的乡村避难。俄军还炮轰了土耳其宗古尔达克煤矿区，破坏了对土耳其与德国舰船至关重要的燃料供应。另一边的爱琴海上，一些商船因航运封锁被困伊兹密尔港，也遭遇英法两军的炮击。奥斯曼军对此采取了报复行动，缴获3艘英国船只作为战利品，并在港口将其击沉，以阻碍协约国战船入港。这也使其他6艘分别来自美国、希腊、保加利亚、荷兰与德国的船只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困港内。[36]

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接壤的奇里乞亚地区，奥斯曼军担心所修建的铁路会遭袭击。由于所有海上交通都被迫中止，铁路便扮演了重要角色，负责将部队、物资及补给从大后方运至高加索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叙利亚等前线。毗邻阿达纳，与巴格达铁路相通的梅尔辛港在战争伊始时并无海防力量。1914年11月末，据称约有1.6万名协约国士兵与大批弹药通过梅尔辛—阿达纳段铁路。奥斯曼军无力威慑协约国船只，只得眼睁睁看着法国舰船毫发无损地驶入梅尔辛港，肆无忌惮地扣押或击沉他们的船只。[37]

位于梅尔辛港正东方向的亚历山大勒塔湾，是另一处铁路与海上交通的交会点。巴格达铁路在当时已修至地中海沿岸，但1914年时托鲁斯山脉的隧道仍未打通，而且阿曼山脉附近的工程也未竣工，该段铁路因此未能与阿达纳或阿勒颇连通。这意味着火车行至障碍路段时，必须卸下乘客与货物，令其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绕行至隧道的另一端，才能够继续搭乘火车前行。尽管有诸多不便，但亚历山大勒塔港仍是重要的中转站，为数万名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安纳托利亚地区之间来回奔波的土耳其士兵提供服务。

1914年12月，英国“多利斯”号轻型巡洋舰闯入亚历山大勒塔湾，从海上炮击了巴格达铁路。12月20日周日晨，“多利斯”号朝德尔特约尔村附近开炮。当时的美国驻亚历山大勒塔港代理领事H. E. 比绍普称：“船一边沿着亚历山大勒塔港沿岸徐徐前行，一边轮番轰炸铁路。”中午后不久，该战舰挂着白旗驶入亚历山大勒塔港示意停火，并向城中官员送去最后通牒。英军指挥官解释称，铁路把奥斯曼士兵运至前线，从而对英军（尤其在美索不达米亚）造成了威胁。因此，他要求奥斯曼当局上缴所有铁路设备及战略物资，由登陆的英军负责销毁。若当局拒不执行，则“多利斯”号将用其重炮对沿岸所有的办公、铁路及港口设施进行轰击。英军已遵照1907年的《海牙公约》，在袭击非军事港口之前先向其发出了合理警告，因此英军对此行动无需承担后果，而任何因行动产生的平民伤亡将由奥斯曼当局负责。[38]

三头执政同盟之一的杰马勒帕夏刚刚就任叙利亚总指挥。他接到亚历山大勒塔港地区总督提交的英国最后通牒后，冲动之下选择还击。杰马勒帕夏断然拒绝向“多利斯”号舰长交出铁道机车车辆或战备物资。作为参战国，他承认英国海军有权轰炸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大楼。然而他威胁称，若英军这么做，他将即刻下令摧毁英国在叙利亚同等数量的财产与机构。更火上浇油的是，杰马勒还告知英军指挥官称，他自战争开始至今已拘押了数十名英国子民，并扬言，“多利斯”号的敌对行动每导致一名奥斯曼帝国公民死亡，他便会击毙一名英国人。

杰马勒这种挑衅的回应，使亚历山大勒塔港事件升级成全面危机，最终美国出面斡旋，才使危机得以化解。美国当时仍是一战的中立国（直到1917年4月），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甚笃。同时，美国也同意在帝国境内代表协约国的利益。双方似乎都愿意美国出面调解，帮他们摆脱这种以牙还牙的紧张局面。

美国代理领事比绍普与驻亚历山大勒塔港的土耳其及德国官员共同确定了24小时宽限期，以便谈判达成决议。由于杰马勒帕夏拒绝将平民撤离，当地官员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免遭炮击。而对于英军指挥官而言，他非常希望能避免奥斯曼当局对英国子民的报复性杀戮。比绍普向“多利斯”号舰长报告称，“港内并无部队，且据……当地官员称，一切军需品已被运往内陆”（比绍普称他之后发现“港内当时确有其他军需品”）。他向英军提议，可争取奥斯曼帝国同意英军摧毁其在港内的两辆机车，并诡称那是“港内唯一的战略物资”，如此一来，“多利斯”号也能完成扰乱帝国军事交通的任务。

比绍普后来报告称：“经舰船官员、亚历山大勒塔港总督与本人的商讨，最终决定把两辆机车开往空地，并在舰船代表与本人眼前炸毁。”“多利斯”号为此准备了烈性炸药，而4名官员—一位奥斯曼上尉、港口负责人、一名“多利斯”号上的准尉以及美国代理领事—于晚上9点半出发，共同见证了两辆无人机车被毁的过程。爆炸过程“幸好无人受伤”，随后两辆机车经勘察已被“充分摧毁，无法操作”。比绍普在报告的最后稍带讽刺地写道：“10点45分时，我们再次抵达铁路码头，英军登陆指挥官向我传达了舰长的感谢，感激我对摧毁过程做了见证。随后英国人登上汽艇离岸而去，事端也就此告终。”

与此相比，英军在派出潜艇击沉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马苏迪”号战舰一事上，更为强硬地表现其海上霸权。在12月一个晴朗无风的周日早晨，英国潜艇避开侦察，顺利穿越4英里雷区，向这艘陈旧的奥斯曼巡洋舰的舰首部位发射了鱼雷。上午11点55分，“马苏迪”号战舰发生了可怕的爆炸，舰体立刻冒起了黑烟。烟雾散去后，“马苏迪”号战舰漫无目的地进行了两轮齐射，向躲在暗处的敌人报复，直到舰体太过倾斜，无法继续射击。随后，这艘奥斯曼战舰在一阵突发的颠簸后倾覆。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它在短短7分钟内就沉没了。由于“马苏迪”号战舰停泊的水域较浅且靠近岸边，它最终搁浅在海床上，只有小半部分舰体被海水淹没。十几名水手紧紧抓住舰船上的炮眼与舱面属具，救援船只亦纷纷赶来。工程师们从舰体上钻出逃生舱口，营救行动一直持续到夜晚。据称约有50至100人在此次袭击事件中丧生。[39]

敌军潜艇成功避过密布的雷区，帝国海军骤然丧失了一艘大型战舰，这些都对奥斯曼当局产生了极大震动。身为德国驻达达尼尔海峡指挥官，海军中将约翰尼斯·默腾（Johannes Merten）极不情愿地承认：“这招真是太高了。”然而，击沉“马苏迪”号战舰，与先前炮击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据点一样，都只是协约国在警告奥斯曼帝国，将来在海峡还会有更大的战役。[40]

 

奥斯曼帝国参战两个月后，其脆弱程度已为协约国及同盟国所洞悉。土耳其人无法同时守住所有的边境，帝国幅员辽阔，那种希望也只是痴人说梦。奥斯曼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失利，从高加索地区、巴士拉、也门、爱琴海到奇里乞亚地区，无不节节败退。俄国攫取了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英国将其埃及自治行省独立出来，把奥斯曼军赶出了波斯湾，还确保了英国在红海、英法两国在地中海区域的海上主导权。每月都有上万名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士兵涌入埃及，且协约国在爱琴海的威势也与日俱增。这些都标志着协约国正在构筑一道铜墙铁壁来对抗奥斯曼帝国。

面对德国的日益施压，奥斯曼帝国决定主动出击。他们需要几场胜利来振奋军心与民心，也需要检验奥斯曼苏丹的圣战号召是否灵验。

[1]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 1:34–35.

[2] W. E. D. Allen andPaul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245–247.

[3] Ali Rıza Eti, Bir onbaşının doğu cephesi günlüğü, 1914–1915 [东线下士的日记，1914–1915](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9)；关于他讲述的科普鲁克伊（Köprüköy）之战，见37–42.

[4] 奥斯曼军死伤人数见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72n4. 俄军伤亡人数见M.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战争] (Paris: Etienne Chiron et Berger-levrault, 1926), 381. Enver quoted by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1927), 37.

[5] Philip Graves, The Life of Sir Percy Cox (London: Hutchinson, 1941), 120–126；Daniel Yergin，The Priz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134–149.

[6] 德拉曼接到指令的内容引自 E. G. Keogh, The River in the Desert (Melbourne:Wilke ＆ Co., 1955), 39–40.

[7] 布拉德的判断引自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1:4.

[8] 关于巴士拉改革协会与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的内容，参见 Eliezer Tauber, 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London: Frank Cass, 1993). 同时代关于赛义德·塔利布的英语资料, 参见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18.

[9] Basil Sulayman Faydi, ed., Mudhakkirat Sulayman Faydi [苏莱曼·费迪回忆录] (London: dar al-Saqi, 1998), 194–196.

[10] 诺克斯在1914 年10月31日的宣言，见 Wilson. Loyalties Meso- potamia, 1:309；“1914年11月3日，英国承认科威特为受英国保护的独立国,” 见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6–7.

[11] 考克斯在1914年11月5日的宣言，见Wilson的Loyalties Mesopotamia, 1:310–311.

[12] Faydi, Mudhakkirat, 199.

[13] Faydi, Mudhakkirat, 203.

[14]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 1:106–153；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3–10.

[15] Edmund Candler, The Long Road to Baghdad (London: Cassell and Co., 1919), 1:111.

[16]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117–27；Ron Wilcox, Battles on the Tigris: The Mesopotamian Campaig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arnsley, UK: Pen ＆ Sword Books, 2006), 2–26；Townshend,When God Made Hell，30–40.

[17] NARA, Basra box 005, letter from John Van Ess dated Busrah, 21 November 1914.

[18] 珀西·考克斯爵士对巴士拉人民的讲话引自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311.

[19]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151–152.

[20] 伤亡人数来自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106–153.

[21] IWM Documents 828, diary of Private W. R. Bird, entry of 14 January 1915.

[22]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66.

[23] IWM, P 158, Documents 10048,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H. V. Gell, diary entry of 10–11 November 1914.

[24] G. Wyman Bury, Arabia Infelix, or the Turks in Yamen (London: Macmillan, 1915), 16–19.

[25] Harold F. Jacob, Kings of Arabia: The Rise and Set of the Turkish Sovranty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London: Mills ＆ Boon, 1923), 158–161.

[26] W. T. Massey, The Desert Campaigns (London: Constable, 1918), 1–3.

[27] Letter dated Zeitoun Camp, 4 January 1915, in Glyn Harper, 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48. See also the memoirs of Trevor Holmden, chap. 3, 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Wellington, New Zealand, MS-Papers 2223.

[28] Ian Jone,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Time-life Books [Australia], 1987), 25；Fred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19), 38.

[29] C. E. W. Bean是澳大利亚皇家部队的官方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描述了1915年4月2日发生在红盲区的骚乱，日记时间为1915年3月至4月，22–31。这些日记被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内容可在网上查到 www.awm.gov.au/collection/records/ awm38（下文代称为C. E. W. Bean diaries）。

[30]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方面对骚乱始末及其原因的描述，参见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50–51；C.E.W.Bean diaries，March–April 1915，30；Trevor Holmden memoirs，chap. 3，3–5.

[31] 引自 C. E. W. Bean diaries，March–April 1915，25–28.

[32] Ahmad Shafiq, Hawliyat Masr al-siyasiyya [埃及政治年鉴]，Part I (Cairo: Matba`a Shafiq Pasha, 1926), 84. 另见Latifa Muhammad Salim, Masr fi’l-harb al-`alimiyya al-ula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Cairo: Dar al-Shorouk, 2009), 239–243.

[33]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172.

[34] NARA, Istanbul vol. 282, Alfred Grech report from Dardanelles, 31 August 1914;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1:32–36; 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6–137.

[35]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47–48；Erickson, Ordered to Die, 75–82.

[36] NARA, Istanbul vol. 292, report of US vice consul, Trebizond, 31 March 1915.

[37] NARA, Istanbul vol. 281, report of US consul, Mersin, 2 November 1914; vol. 282, report of US consul, Mersin, 30 November 1914; vol. 293, report of US consul, Mersin, 5 March 1915.

[38] NARA Istanbul vol. 293包含多份有关Alexandretta Incident的报告、电报和文件，包括reports from US Consul Jackson in Aleppo of 21 December 1914 and 8 January 1915, and from US Consular Agent H. E. Bishop in Alexandretta of 24 December 1914, 26 December 1914, and 12 January 1915.

[39] NARA, Istanbul vol. 281, eyewitness report by C. Van H. Engert on the sinking of the Messoudieh in the Dardanelles, 14 December 1914.

[40] C. Van H. Engert在其1914年12月14日的报告中，引用了海军中将默腾关于奥斯曼军总部就马苏迪号沉没一事，以及协约国达达尼尔海峡策略的看法，参见General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第一次世界大战] (Istanbul: Nehir Yayinlari, 1992), 2:26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