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奥斯曼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

加里波利之战很快由运动战转变成了堑壕战。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协约国终于将5万名战士成功送上加里波利半岛。然而，他们并未能完成先前野心勃勃的任务。英军本想逼退奥斯曼守军，拿下深入内陆5英里的阿奇巴巴高地，进而钳制土耳其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阵地。澳新军团不仅应攻占俯瞰阿尔布茹努周围海滩的山岭，还应占据横跨半岛，直抵达达尼尔海峡的麦都士高地，从而切断奥斯曼军所有的交通补给线。倘若协约国部队能顺利完成上述任务，他们便能征服达达尼尔海峡的岸炮组，为英法战舰打通海峡，并最终占领伊斯坦布尔。但事实上，他们遭遇了土耳其守军的顽强抵抗。土耳其人在澳新湾与赫勒思角周边地区拉开战线，奋力阻击入侵者向内陆挺进。

英法联军三度试图突破土耳其军在加里波利半岛尖角处的防线，抢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克里希亚村与阿奇巴巴高地，但均以失败告终。4月28日克里希亚的首场战役中，英法联军死伤3000人（伤亡率达20%），却未能前进半步。相隔9天后（即5月6日），协约国再度发起进攻，三天内折损6500名士兵（接近参战兵力的30%），却只向前推进了600码。克里希亚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战役中（6月4日），英军死伤4500人，法军2000人，也只是把一英里长的战线推进了250至500码。往克里希亚推进每一英里，协约国便要伤亡2万人，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根本无法承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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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半岛保卫战让土耳其军也伤亡惨重。克里希亚的三场战役中他们付出与协约国同等的代价，而在向英法军阵地发起的反击中死伤尤甚。由于恩维尔帕夏下令要将入侵者赶出陆地，奥斯曼军孤注一掷，向协约国军的阵地发起反攻。5月1日深夜至2日凌晨，奥斯曼军向驻赫勒思角的英军发动第一轮攻击，造成6000名奥斯曼士兵阵亡；5月3日至4日，他们在同一地点再次发动进攻，又折损4000名土耳其士兵—10小时内便损失了近40%的兵力。

5月18日晚，奥斯曼军动员5万名步兵，向位于阿尔布茹努滩头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迫使他们撤离海滩。英国侦察机早已向澳新军团通报了敌军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于是澳新士兵严阵以待。经过7小时的战斗，奥斯曼军一败涂地，阵前死伤1万余人。西线士兵早已知道，向挖壕固守、全副武装的敌军发起进攻没有半点胜算。而他们在加里波利的同伴却仍未总结出这一惨痛的教训。[2]

加里波利半岛上的混战持续了一个月，双方仍僵持不下。协约国与奥斯曼军均修起壕沟，坚守阵地，数万名士兵在堑壕里英勇作战，死伤无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盘踞澳新湾滩头，英法联军则在距赫勒思角不到3英里的半岛尖角处拉开战线。尽管土耳其人并未能将入侵者逼回海上，但他们还是成功阻止了协约国部队抵达高地。由于阵地狭小，协约国部队不断遭到敌军的大炮、榴霰弹以及躲在暗处狙击手的攻击，而土耳其部队也时常遭到英法舰队的重炮轰击。这正是西线士兵所熟知的堑壕战法，他们还同样熟知那伴随战争而来的种种恐怖体验。

英国政府审视加里波利当前局势，感到忧心忡忡。战争并未按计划进行：3月18日，英法海军突破达达尼尔海峡失败，温斯顿·丘吉尔所倡导的这次海上冒险行动因此被中止；基奇纳勋爵发动有限的地面进攻，也遭到奥斯曼军的顽强抵抗，最终铩羽而归；死伤率高居不下，地面部队中有生力量过少，不足以取得战斗胜利；而亚历山大港与利姆诺斯岛（协约国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的总部所在地）之间的航运线亦不再安全。

5月13日，奥斯曼军袭击英舰“歌利亚”号，英国战舰的弱点在这次行动中首次暴露。“歌利亚”号战列舰服役已久，当时正驻靠在莫陀湾（达达尼尔海峡内，靠近加里波利半岛南角的位置）为法军作掩护。土耳其“国家支持”号鱼雷艇逆行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朝协约国船只方向驶去。由于“国家支持”号行驶缓慢，且艇尾在前，导致执勤的协约国军官误把这艘奥斯曼战船当做英国船只，直到它向“歌利亚”号发射了3枚鱼雷，一切为时已晚。“歌利亚”号在短短两分钟内便沉没了，船上700名船员中的570名随之遇难，而土耳其鱼雷艇却安然无恙地悄然撤离。

 

5月末，德国潜艇抵达达达尼尔海峡，改变了该区域的海上力量对比。对此协约国无力回天。事实上，自英舰于1914年12月击沉奥斯曼“马苏迪”号战列舰后，英国、法国，甚至澳大利亚都已在达达尼尔海峡部署了潜艇。1915年4月25日，澳大利亚“AE2”号潜艇清除水下障碍物，成功抵达马尔马拉海。两艘英国潜艇—“E11”号与“E14”号也同样顺利通过海峡，在马尔马拉海巡航数周，击沉了数艘载满物资前往加里波利半岛的奥斯曼军运输船。但由于海峡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下威胁极多，协约国潜艇舰队也损失严重。“AE2”号潜艇抵达马尔马拉海不过数日，便被土耳其鱼雷艇击沉。截至5月末，因潜艇网与水雷，法国也已损失两艘潜艇—“蓝宝石”号与“焦耳”号。[3]

德国潜艇轻轻松松便让位于爱琴海公共水域的英舰蒙受损失。5月25日，正当英国“胜利”号战列舰对奥斯曼军在澳新湾的阵地发动炮击时，德国“U-21”号潜艇向其发射鱼雷并将其击沉。事发时正值晌午，交战双方视野都非常开阔—这对土耳其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却给岸上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沉重的打击，使其士气低迷。“胜利”号不到20分钟便彻底沉没，期间多数船员获救，但仍有75名水手与3名海军军官丧命。两天后，这艘德国潜艇又在赫勒思角击沉英国“威严”号战列舰，致舰上49人死亡。舰上的桅杆倒搁在大陆架上，支撑着倾覆的船体，提醒着协约国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经受的惨痛经历。由于在短期内接连损失3艘战列舰，皇家海军不得不将所有重型战列舰撤出达达尼尔海峡，改由小型潜水重炮舰（专为向岸上发动炮击而建造的潜水船只），及其他不易受潜艇攻击的小型舰船掩护陆地上的军事行动。尽管如此，对往返于亚历山大港与穆兹罗斯港之间运送兵员与补给的英法船只来说，德国潜艇仍然是很大困扰，令战局更加复杂。[4]

 

加里波利的一连串失利在英国国内激发一场政治危机。1915年5月，英国自由党首相H. H. 阿斯奎斯被迫与保守党组成战时联合政府。新内阁顺应政局的走势。保守党成员阿瑟·詹姆斯·贝尔福接替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海军大臣。英国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行动失败，丘吉尔作为该行动的倡导者也备受谴责，被降职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失去实权。英国政府新成立达达尼尔委员会，取代原先的战争委员会监管加里波利战事。1915年6月7日，达达尼尔委员会首度召开会议，讨论未来战事。

基奇纳勋爵留任陆军大臣，他依旧是会议中最权威的人物（基奇纳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决策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把英军在加里波利的失利归咎于丘吉尔）。他给了达达尼尔委员会三个选择：英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彻底放弃加里波利战役；或大规模派遣部队征服半岛；抑或继续向伊恩·汉密尔顿率领的小股远征军增派援军，期待稳扎稳打，最终征服加里波利。

委员会成员排除从加里波利撤军的可能性。他们担心承认失败会把摇摆不定的巴尔干列国推向对立面。届时，借用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在谈到这次战役时所说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几乎定将起事”，这也印证了协约国战争策划者仍非常忌惮奥斯曼帝国的圣战。但委员会成员在派遣大规模部队与维持现状这两个选择之间犹豫不决。他们不知道需要多大规模的部队才能征服加里波利的土耳其人，也不知道派遣这样的部队需要多少时日。他们每多拖延一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便多一天时间构筑防线，使加里波利更难以攻克。[5]

最终，基奇纳决定，派遣大规模的援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积极参战。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军一个师的编制在1万至1.5万人），以便协约国部队能打破澳新湾的僵局，进而攻下加里波利半岛。6月7日，达达尼尔委员会开会批准了增派3个师的请求。6月末，基奇纳决定再派2个师—共5个师—供汉密尔顿调度，助其拿下加里波利。第一批部队于8月初抵达前线。

 

1915年夏，英法士兵把加里波利半岛的农田挖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堑壕。法国士兵沿着一条宽阔的交通壕向前线推进，他们乐观地把这条交通壕称为“君士坦丁堡之路”，而火线士兵则沿着平行的“巴黎之路”撤回大后方。“摄政街”自前线向南伸展，穿过“皮卡迪里圆环”，与“牛津街”相交。一个极为复杂的战壕交汇处被称为“克拉珀姆交汇站”，与伦敦最大的铁路中心同名。还有十几条小战壕以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的团命名：“兰开夏街”，“马斯特尔街”，“埃塞克斯土墩”，以及“伍斯特平地”。最具讽刺意味的名字留给了前线：“海德公园角”，“主街”，还有最令人黯然的“希望街”。[6]

这些富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并未能掩饰堑壕的恐怖。那些既在西线又在加里波利服役过的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战线更难攻克。法国下士让·雷蒙尼西在1915年6月给家人的信中如此写道：“两条战线都经历过的那些人觉得这儿比法国要糟糕多了。”对此英国人也有同感。A. P. 赫伯特声称：“在法国，除了正式进攻之外，一个步兵几个月不开枪也能活，也根本不会挨枪子儿。但在加里波利的那些壕沟里，土耳其人和基督徒每天都用手枪和炸弹互相攻击，晚上还爬出战壕在黑暗中拼刺刀。那里的士兵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竖着耳朵，注意风吹草动，丝毫松懈不得。”[7]

战壕生活侵蚀着每位士兵的感官—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与触觉无一幸免。堑壕战对战斗人员的肉体与精神都造成严重损害。赫伯特描述的英军在加里波利各个战壕中的经历也同样适用于土耳其人。堑壕战中，入侵者与守军面对的脏乱与恐怖是相等的。

士兵一旦抵达加里波利，炮声便从此与他为伴。只是，遭炮击的多半是协约国部队。自从德国潜艇将英国战列舰逐出达达尼尔海峡入口之后，在海峡亚洲海岸的奥斯曼炮兵便可以无所顾忌地开炮，使法国阵线受损严重。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士兵占据制高点，俯瞰赫勒思与澳新湾，他们有条不紊地向协约国部队发射榴霰弹与炮弹。一位奥斯曼炮兵长称：“我们占据阿奇巴巴的最高点，因此能在任何时间开炮，发动对我们有利的攻击。”英法联军在定位奥斯曼军的枪炮位置一事上深感挫败。土耳其人运用伪装，让做诱饵的大炮故意冒出烟雾，以吸引协约国火力，再利用移动榴弹炮摧毁它们。奥斯曼军与德军朝在赫勒思与澳新湾聚集的入侵者肆意开火，炮火时强时弱，时近时远，不分白天黑夜地袭扰敌军。如此捉摸不定的威胁使冲突双方不时发生伤亡。[8]

 

整场加里波利战役中，土耳其人让入侵者领教了狙击的本领。最初，协约国部队对这些隐形杀手惊慌失措。奥斯曼狙击手把脸涂成绿色，躲藏在山地之中。这里的地形他们比入侵者熟悉万倍，所以他们能在敌军登陆赫勒思与澳新湾后渗入其后方。“就一直躺在那里狙击异教徒，直到他们自己也被打死，”A. P. 赫伯特如此写道，“他们都是勇者。”狙击手极大打击了入侵者的士气。“他们在训练中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继续写道，“他们痛恨这种‘盲目’的感觉；总是得担心头够不够低，总是得猫着腰走路，时时刻刻都得万分小心，这是很耗神的，但即使是片刻的放松都非常危险。凡此种种让他们提不起劲。”正如一位士兵在诗里写道：

 

狙击手成天狙击，
子弹成天呼啸，
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9]

 

入侵者及时从最初的惊惶中镇静下来，把自己也变成了神枪手。1915年5月中旬，惠灵顿骑马步兵团的G. T. 克鲁尼上士刚抵达加里波利数日，便与土耳其狙击手交火。他在5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把头抬起来，结果差点被击中，于是我换到另一个位置观察，发现他就在200码开外的土耳其战壕后面。然后我就开始开枪，他也朝我开枪。我们朝对方至少连打了十枪，最后我把他击毙了，不过天哪，他也差点让我没了命。”克鲁尼毫不隐藏他打死敌方狙击手的那份喜悦。慢慢地，土耳其人开始佩服起协约国枪手的实力。“我们没想到敌人枪法这么准，”易卜拉欣·阿里坎在日记中回忆道，“虽然我们是去猎杀敌人，但最后是他们在猎杀我们。”尽管如此，入侵者还是继续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这些藏在暗处的杀手会随时向他们开火。[10]

英军与澳新军团还非常诧异地发现，敌方狙击手中居然还有女兵。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女兵参加奥斯曼军一事并无任何记载。鉴于奥斯曼社会的性别隔离，女性参军至少是失当的。然而，不少英军与澳新士兵都声称有女性狙击手被击毙、打伤或被捕，所以此事不能仅仅当作是一个奇谈。一位英国医务员在日记中提到，有一位受伤的土耳其女狙击手被送进赫勒思角医院，“她手部中枪”—虽然他声称自己未亲眼见过她。一位新西兰二等兵目睹了这一切：“来了一位女狙击手，但起先我们只注意到她受伤了，并没发现她是个女的。附近有许多女狙击手，她们枪法都很准。”威尔特郡团二等兵约翰·弗兰克·格雷在澳新湾附近的巧克力山周围与狙击手交过火，称敌军中有女狙击手是他们部队“最神奇的发现”。他记载，这些女性持有武器，与男同事一起躲在树丛里。“其中一些女的像男人那样穿着裤子，有的则穿着长及脚背的灰色半裙。她们都瘦骨嶙峋，看上去像是几个月没吃过东西。”不过，仅凭上述描述，我们无法断定协约国士兵宣称敌军中有女性，是因为土耳其女人确实加入战斗，还是想把她们描述成战斗人员，来为自己对土耳其女人的暴力行为开脱。[11]

除了明处的炮火与暗处的狙击之外，协约国部队与土耳其人还时常在对方战壕下方挖通道埋地雷，把敌军送上天。雷蒙尼西下士睡觉时耳朵紧贴着掩体的硬地面。有一天，他半夜惊醒，听到他的下面有人在挖坑。他侧耳倾听，听到有尖头挖掘工具不时敲击泥土的声音。“肯定是土耳其人，”他断定称，“挖个坑想把我们炸飞。”他迅速找了一处安全些的地方睡觉。“我怕的就是从战壕里被炸。”他从未在那片战壕得到过片刻安宁，总是担心土耳其人有一天会在他下方引爆炸药。[12]

相比被炸上天，穆罕默德·法西赫中尉更怕被活埋。这位小心谨慎的青年军官在日记中述称，敌军引爆了一颗威力强劲的地雷，他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颤。他记载道：“爆炸地点就在我几天前听到有人挖坑的地方，最终7人失踪。”下午晚些时候，一名失踪人员成功地把自己挖出废墟，令这位奥斯曼中尉深感欣慰。“没有什么比这种死法更可怕的了，”穆罕默德·法西赫回忆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慢慢等死！……上帝啊，请让所有人都远离这悲惨的命运吧。”[13]

战壕里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等待，中间不时穿插着多次袭击。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交替向对方发动进攻，致使双方士兵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们害怕遭到攻击，”让·雷蒙尼西在法军前线待了一段日子后写道，“但我承认，我们更害怕的是自己不得不主动进攻。”虽然看到敌军向这边蜂拥而来确实令人胆战心惊，但堑壕战中最危险的，还是死命跑过无人区。[14]

皇家马丝特尔燧发枪团的莫里亚蒂上士侥幸挺过土耳其人于5月1日晚发起的攻击。“他们几千人爬到我军战壕处，战壕整晚都充斥着‘阿拉，阿拉’的叫喊声。”奥斯曼士兵一批批袭来，为了活命马丝特尔燧发枪团奋力抵抗。“当土耳其人到达近处，这帮恶魔便向我们扔手榴弹，最后我们只能凭兵籍牌（英国士兵挂在脖子上的圆形狗牌）确认死者的身份。”一整晚，莫里亚蒂都在战斗，待到黎明时分，他发现数百名土耳其人死在英军战壕上，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我相信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夜。”他回忆道。[15]

奥斯曼士兵那声“阿拉”的呼喊一直萦绕在澳大利亚战争诗人哈雷·马修斯（Harley Matthews）的脑海里。对协约国士兵来说，这种异国的呐喊刺痛着他们的神经：

 

我们又听到他们在山上集结，
他们大喊大叫，吹着号子。
“阿拉！”他们喊着。接着踩起重重的步子。
“阿拉！”左边枪炮声渐起，
一阵风似的，子弹便射向我们。“预备！
他们来了。开火！”再一次，
我们朝呐喊声与阴影开枪—接着……没了，
他们消失了，和以前一样消散不见。[16]

 

对所有士兵而言，“冲锋”才是真正接受枪炮的洗礼，也是幸存者永生难忘的创痛。“待在战壕里也挺不错，”法国雷蒙尼西下士略带揶揄地回忆，“就是会有可怕的白刃战。可冲锋时，士兵们还没来得及翻过胸墙，就被敌军的机关枪和神枪手像割草一样成片击倒。”[17]

曼彻斯特本土守备团士兵罗伯特·厄德利于6月抵达加里波利。7月12日，他首次对土耳其阵线发动进攻。他清楚地记得收到致命的冲锋命令前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真是度日如年，整颗心悬在半空。接着那位军官紧盯着手表，盯着那根（死亡）时针缓慢地，非常缓慢地，但毫无悬念地移向毁灭—也许只剩一秒的生命了—因为这就是去送死—这一秒我们都满心哀伤，心情沉重。这时你能听见周围有可怜的伙伴呢喃着祈祷，害怕下一秒的到来，因为虽然‘死亡’姗姗来迟，但定会‘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到来。”惶恐不安的士兵试图给伙伴打气，但他们的话语苍白无力，完全无法减轻那一刻的凝重。

“打起精神来，哥们！”

“握个手，老伙计，祝你好运，希望都能没事。”士兵们最后握了握手，终于，长官下达冲锋命令。

“上吧，小伙子，祝你们好运。”

厄德利爬出相对安全的壕沟，一头扎进枪林弹雨之中。他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奔跑过无人区，对自己还活着感到非常惊喜（他只受了点脚上的皮外伤，被坏了的刺刀擦破了鼻子而已），而他周围的同伴纷纷倒下。他听到伤者的求救声，与“濒死的伙计最后握一次手，我到死也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战斗经历—那几分钟简直就是地狱”。[18]

每一次进攻都使战场上又多出成百上千的阵亡将士。这些士兵倒在双方阵线之间，炎炎夏日令尸体开始腐烂，整个加里波利半岛都充斥着这种浓烈的死亡气息。交战的前几周里，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商定局部停火，用3至4小时的时间把这些尸体掩埋。由于此前土耳其人在澳新湾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进攻，致使数千人死亡，交战双方于5月24日停火长达9小时。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停火，但又担心对方会利用空当占了先机，于是便严密监视着对方战壕的动静，赶在重新开火之前，将兵员与物资转移到最佳位置。自5月24日后，战斗便再无停歇。死去的士兵曝尸山野，这开始影响到幸存者的士气，还有健康。

边境团（Border Regiment）一位名叫巴特尔·布拉德绍的青年军官，在寄给家人的信中如此写道：“战壕里肮脏不堪，一部分胸墙里埋着死了数日的士兵，他们的脚还露在外面。两边堆满了还没下葬的尸体，就这样在高温下曝晒着。我们竭力给他们撒上石灰，那股恶臭简直太糟糕了。你得意识到，你就睡在死人堆里，你的食物也是从死人堆里拿的，如果你不挥一挥手里的食物……”布拉德绍在此停笔，因为他不想写明，如果士兵不挥动手中的食物，不一会儿就会被苍蝇—叮过尸体的苍蝇—叮满。[19]

1915年，A. P. 赫伯特在加里波利写过一首题为《苍蝇》的诗，诗中反映了战壕的这种恐怖：

 

苍蝇！哦，天哪，苍蝇
它们玷污了神圣的亡人。
看它们徘徊在亡人的眼睛，
又想把那面包与生者瓜分。
我想我不会忘记，
战争的肮脏与臭气，
胸墙上的那些尸体，
还有那满地的蛆。[20]

 

成群结队的苍蝇把疾病从死者身上传给生者。双方士兵均染上大规模由空气和水传播的瘟疫。他们害怕被狙击，只能在同一条战壕吃、睡，就地解手。不久，痢疾就在壕沟里蔓延开来。法国炮兵军官雷蒙德·韦尔表示，他对军中肆虐的疾病忧心忡忡。法国士兵虽注射过霍乱与伤寒的疫苗，但这些预防措施对发烧与胃功能失调毫无作用。“最近几日，将士们成批病倒，在病痛面前，是官是兵都变得不重要了。”韦尔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尽管病假制度很严格，但数千名士兵必须撤下前线，他们严重脱水，虚弱得都走不了路，更别提出生入死了。夏季最炎热的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几百名病患撤出加里波利。他们被送往穆兹罗斯的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直到完全康复，重返战场。[21]

在战壕这片狭小的空间中战斗求生存，令士兵在精神上倍感压力。西线作战，士兵还能去附近村镇休息，远离战火片刻；然而在加里波利，他们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即使在海里游泳，也会不时遭到敌军炮火的攻击，轻者致残，重者丧命。他们睡觉时也不得安宁。炮弹那无休止的啸叫，发射后的余波，以及前线残酷的环境都使士兵难以入眠。士兵的日记中时常提到他们夜不能寐。“我们的人都很疲倦，”让·雷蒙尼西写道，“我也一样，虽然我还撑得住。”那一夜，他不过从凌晨2时30分睡到4时30分，奥斯曼士兵同样也只睡了两个小时。穆罕默德·法西赫称：“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还噩梦连连。”[22]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日的焦躁与不眠令士兵付出极大的代价，越来越多的人扛不住压力而精神崩溃，或患上炮弹休克。6月14日，即加里波利战役打响仅第7周，英军野战担架队的一位随行上士—亨利·科布里奇便首次目睹了一桩“神经紧张”的病例。他惊悚地发现，“这些精神病患者，个个都触目惊心。他们目光呆滞，没有一丝生气，就在那半瘫着，有的还在呓语”。有一个力大无比的人“失去了所有理智”，需要8个人才能把他制服，将他转移到医疗船上。整个夏天，科布里奇眼见越来越多的战士患上了炮弹休克。截至8月中旬，他记录的精神病例已比伤员多出4倍。[23]

奥斯曼士兵也同样受到战斗疲劳症的折磨。奥斯曼宪兵队的志愿兵易卜拉欣·阿里坎吃惊地发现，他那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坐在散兵坑里，全身震颤。“易卜拉欣，我的孩子，你要去哪儿？”上尉问道。听到之前总是对部下横眉竖目的长官居然叫他“我的孩子”，易卜拉欣知道大事不妙。上尉已经完全糊涂了，他让阿里坎陪着他。阿里坎回忆称：“他理智尽失，毫无意志。他的手颤抖得太厉害，没办法握住枪了。”即使是铁打的汉子，最终也敌不过加里波利半岛上那无休无止的轰炸。[24]

 

延续数月的战斗让入侵与防守双方加深相互了解。虽然在战斗的前几个月里，媒体的大肆宣传使协约国士兵对德军深恶痛绝，但他们对奥斯曼士兵却没有特别的仇视情绪。他们还给土耳其人取各种别名。英军士兵把奥斯曼士兵称作“阿卜杜勒”或“土耳其男人”；法国人把他们叫作“土耳其先生”。奥斯曼士兵自己也给伙伴们取了昵称—“小穆罕默德”（Mehmedçik）。不过，他们对入侵者便没有这种柔情了，直呼“英国佬”、“法国佬”，或者干脆叫“敌人”（duşman）。

交战双方的战壕有时距离非常接近，近到都能听见对方讲话。如此近距离使双方的士兵彼此体谅，停火时他们便往敌方战壕丢零食。一位土耳其士兵记得他曾把香烟、葡萄干、榛子与杏仁扔进澳新阵线。入侵者也扔以水果罐头与果酱表示感谢。埃明·彻尔觉得非常神奇，没有人会把礼物混着泥土扔给对方，也没有人用手榴弹回赠零食。双方的食物交换都出于一片好意。[25]

这并不意味着协约国部队与奥斯曼军能少打几场战役。双方都犯下了滔天暴行，但同时对敌方阵营又不乏同情。医疗队的亨利·科布里奇上士回忆称，他曾救治过一个土耳其人。当时埃塞克斯郡团的一位英国上士在交火中负伤，倒在两军阵地之间，这名土耳其士兵为了帮助他，自己手脚中弹。于是这名英国人把救命恩人带到英军的绷扎所，以确保他性命无虞。科布里奇与其卫生员“见证这位土耳其人在住院期间，得到一切应有的全力救治”。[26]

交战中，兰开夏燧发枪团的二等兵罗伯特·厄德利也曾有不同寻常的类似经历。8月初，该团向位于加里波利南角的克里希亚路两旁的土耳其军阵地发起攻击。冲过无人区，他眼看两边的同伴纷纷倒地，对自己能再一次幸免于难感到神奇。当他到达奥斯曼军战壕时，一位英国士兵还有一位土耳其人负伤倒在那里，毫无防御能力。

“你走开—他杀了我的同伴，我现在就要刺死他！”英国人咆哮道。

厄德利与这位同伴理论称，杀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是种软弱的行为。

“把你想成是他，哥们儿—也许会有这么一天—打起精神来，伙计—别那么干，那才是好样的。”他慢慢劝诱道。

最终，厄德利成功制止这位愤怒的兰开夏人，保住土耳其士兵的性命。他与这位负伤的土耳其士兵一同待在战壕里，两人语言不通，但土耳其人向厄德利清楚地表明自己很痛。“可怜的家伙。”厄德利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为他头部豁开的伤口缠上绷带。他把这位伤员安置在一个远离火线的安全地带，把大衣垫在他的头下当枕头，与他坐了一会儿，“互换着眼神，彼此打着手势”。受命去放哨之前，厄德利还给土耳其伤员一瓶水与一支烟。“我能看见他的眼睛在对我表示感谢，正如俗话说的，‘好人有好报’。”

兰开夏燧发枪团未能保住其攻下的土耳其战壕。不久，奥斯曼军大举反攻，把英军又逼回原阵地。厄德利留在其中一条被占领的土耳其战壕，掩护同伴撤退。只见数百名土耳其士兵举着刺刀朝他冲来。“气氛紧张到极点，弄得我满头大汗。敌人冲我们过来，企图一举把我们从这个世上消灭。”突然，一位土耳其士兵越过胸墙，给了他一刺刀。“我感到左肩背处一阵刺痛，我知道我被刺中了……我清楚感到刺刀插进我的身体，之后又被拔出来。”厄德利面朝下倒在战壕里的一堆死伤者之中，随后因疼痛与失血昏了过去。

几小时后，厄德利感到有人在往他的背上撒土，于是他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站立起来，眼冒金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发现自己被一圈充满敌意的土耳其人拿刺刀抵着胸部。他觉得他们毫无疑问是想杀了他。然而，这些人还没来得及动手，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土耳其士兵跳进战壕，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厄德利。厄德利一下就认出他—正是那位先前被他救的土耳其士兵。这位土耳其人自己还很虚弱—很有可能刚刚被反攻的同伴救出—但他却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地抓住厄德利，大叫着要见上士。

随后，奥斯曼上士赶到，这位负伤的土耳其士兵便把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那些要刺我的人都退开了。”厄德利回忆道。他听不懂他们之间的对话，但却从上士的表情中看出他存活的几率在快速增加。最终，上士向他走来，用糟糕的英语对他说：“‘英国人起来，没人会伤害你—你为这位士兵差点没了命—你给了他水，给他烟，你还（为他的伤口）止血—你，好英国人。’然后拍了拍我背上的土。”被带走之前，厄德利与这位土耳其朋友告别。“我跟这个土耳其人握了握手（我愿意倾我所有，再见上他一面）。当我们紧紧握住彼此的手时，我能发觉他懂了，他抬起眼睛说了声‘阿拉’，然后亲了亲我的脸颊（我的脸颊至今仍能感觉到那和善的举动，仿佛就像流进我的血液，令我终生难忘）。”他们从此再未能相见。之后，厄德利被一群奥斯曼士兵推搡着带往一条交通壕接受审问，还有一名充满敌意的奥斯曼士兵朝他的下巴挥了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后来，他加入其他英国战俘。对多数土耳其士兵而言，厄德利身上的那身英军制服就代表侵略军，是敌人。厄德利的战斗生涯就此结束了。接下来三年，他一直待在奥斯曼的战俘营里，或被派去做苦工。[27]

堑壕战使入侵者付出沉痛的代价。英法士兵陆续被奥斯曼军捕获，或被其炮火击毙，不过更多的人则因伤病或炮弹休克撤出加里波利。穆兹罗斯、马耳他与亚历山大港的医疗机构已人满为患，越来越多的客轮被改造成水上医院，帮助治疗伤患。许多仍在战壕的士兵已被痢疾折磨得失去战斗力，却因协约国阵线人手不够而无法脱身。与此同时，恩维尔帕夏继续从安纳托利亚及各个阿拉伯行省抽调新的奥斯曼部队，增援加里波利半岛。若非基奇纳派遣5个师的兵力前往加里波利，入侵者早已难以为继。8月3日，基奇纳的“新军”陆续抵达澳新湾，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一举攻占加里波利半岛。

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已花费数周改进8月的进攻计划。他意识到，协约国在赫勒思与澳新湾两地均处于不利地位。土耳其人在这两个位置均占据着制高点，俯瞰协约国部队，后者无法突破奥斯曼军战壕冲上高地。自4月25日成功登陆后，英军便一直被困原地，他们亟需突破。于是，汉密尔顿选择集中兵力，在加里波利半岛北部的澳新湾与苏弗拉湾（Suvla Bay）寻找突破口。

8月的进攻计划非常庞杂。首先，协约国会先发动牵制性攻击，以分散奥斯曼军在主战场的兵力。赫勒思的协约国部队将佯攻克里希亚南部的奥斯曼阵地，以防奥斯曼军指挥官，德国将军奥托·冯·桑德斯，从半岛边缘调遣部队增援澳新湾。协约国部队在赫勒思的进攻不会有任何援军，只能完全依靠已在当地登陆多时、疲于战斗的士兵。汉密尔顿集中基奇纳派来加里波利北部的3个师，把另2个师派往澳新湾以北、敌军疏于防范的苏弗拉湾海滩。他把新来的部队派往敌军最始料未及的地方，是希望能确保尽可能多的有生力量顺利登岸，重新恢复加里波利战役的机动性，让这些新到的健全士兵不受战壕的限制，进入开阔地，抵达澳新湾上方，被土耳其人称为安纳法塔（Anafarta）的那片高地，进而从侧翼包抄那里的奥斯曼军。

有一个师的生力军被派往澳新军团战线，参加在萨里拜尔山岭（Sari Bair Ridge）展开的多线进攻。这片山岭的三座山峰—“战舰山”（土耳其语为Düz Tepe）、“查纳克拜尔”（Conkbayırı），与“971号山”（Kocaçimen Tepe）—构成周围的主要地形。协约国指挥官将其视为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要道。新西兰少校弗雷德·韦特总结了上级的战略思路：“赢得山岭就等于赢得海峡”，即重兵把守的达达尼尔。“只要为海军打通海峡，君士坦丁堡就是我们的了！”倘若奥斯曼士兵被迫撤出这些山头，他们的阵地便变得不堪一击。一旦位于苏弗拉与澳新湾的部队加入战斗，整个奥斯曼第五军团便会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从而被迫投降。澳大利亚中尉奥利弗·霍格在写给妻子简的信中提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制定整个计划，非常令人佩服。各种细枝末节都考虑妥当。现在只需看我们的战术是否能与战略相匹配。”[28]

8月6日，英军在赫勒思发起第一次牵制性进攻。罗伯特·厄德利就是在这场战役中沦为战俘。先是兰开夏燧发枪团的进攻，而后是奥斯曼炮兵成批轰倒英军。进攻第一天，共有3000名英军士兵参与战斗，死伤却高达2000人。8月7日，英军再次伤亡1500名士兵，却未能前进半步。另一边，奥斯曼军蒙受的损失更大。8月6日至13日，他们在赫勒思一战中伤亡或失踪达7500人。尽管如此，这次牵制性进攻却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即分散奥斯曼军在主战场的作战兵力。利曼·冯·桑德斯准确地判断出协约国在赫勒思的行动只是佯攻，于是他从南线调派部队前往北线增援。[29]

第二场牵制性进攻位于澳新湾东南方的孤松（Lone Pine），交战双方在此死伤率依旧居高不下。澳大利亚士兵成功发起白刃战，将奥斯曼士兵逐出位于喋血山岭（Kanlısırt）的前线战壕。8月6日至10日，奥斯曼军与澳大利亚军展开肉搏战，土耳其人认为，这场战斗是加里波利战役中最难忘的厮杀之一。澳大利亚人也对孤松之战印象深刻。一名叫威廉·贝勒布里奇的骑兵写道：“澳新军团参加的所有战役中，孤松一役最激烈也最血腥。”据土耳其官方记载称，约有近7500名奥斯曼军士兵在这次战斗中死伤或失踪。澳大利亚称其部队在此损失1700人。然而，与其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协约国在孤松并未占得多少领土，但至少澳大利亚士兵成功地把相当一部分奥斯曼军牵制住，为协约国在北部的萨里拜尔山岭与苏弗拉湾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条件。[30]

 

由于火炮不足，澳大利亚士兵在其他三地的佯攻未能摧毁奥斯曼军的机枪，自己却损失惨重。他们对奥斯曼军一处名为“德国军官战壕”的阵地发起夜袭，结果两个排最后仅剩一人。澳大利亚轻骑兵团虽然一度在亡人岭（Dead Man’s Ridge）成功占领三条土耳其战壕，但因此后奥斯曼军大举反攻而伤亡惨重，最终被击退。尽管如此，真正体现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之无情的，是澳大利亚士兵在鞍状山脊发起的攻击。第一波派出的150名士兵，被炮火击倒在距敌军战壕仅几码的地方，之后澳大利亚军官盲目死守命令，又派出两批士兵冒死前去抢占山头。450名试图攻取内克山的士兵中，至少有435人死伤，而土耳其军却毫发无损。为分散奥斯曼军在萨里拜尔主攻击区域的兵力，澳大利亚士兵此次付出惨痛的代价。[31]

8月6日，澳新军团主力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向萨里拜尔三座山峰发动攻击。四路纵队深夜向971高地与查纳克拜尔周围陡峭的山谷进发。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廓尔喀人与英国人组成的联合部队虽未能驱散在971高地的土耳其士兵，但却成功占领山岭的中央峰—查纳克拜尔。这是此次攻击取得的最大成就，只是协约国部队最终未能保住这份成果。奥斯曼军从地势高于查纳克拜尔的971高地顶上朝入侵者发起猛烈炮击，他们于8月10日上午大举反攻，夺回查纳克拜尔。经过四天的战斗，澳新军团毫无斩获，只得等待已成功登陆苏弗拉的两个师与他们会合，以缓解压力。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英军都浪费了苏弗拉湾登陆这次机会。他们将两个师的兵力—共计2万余人—以轻微代价成功送上了只有1500名奥斯曼士兵把守的滩头。却由于组织不力与延误军机，攻势最终还是失败。

8月6日晚，英国战舰将基奇纳新增两个师的兵员送达苏弗拉湾周围的阵地。苏拉弗湾位于澳新湾以北5英里处，一批兵员乘坐配备有下水滑道的先进登陆舰，在该湾南角顺利登陆。然而，另一批被派往苏弗拉湾内中央海岸线的士兵，却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面临着地图上未标明的危险。许多登陆舰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结果驶往既定登陆点以南的暗礁。登陆舰因此触礁搁浅，一些士兵只得下船，趟着齐脖的水前进，而另一些士兵因等待登陆舰脱离困境，也被耽搁数小时—他们都偏离既定登陆点。更危险的是，3艘停泊的英军驱逐舰在奥斯曼守军发射的信号弹下暴露无遗，舰上士兵只得纷纷下水。此事惊动奥斯曼军总部，导致英军的奇袭还未开始，便已失先机。

太阳升起后，入侵者并没有趁敌军疏于防范之际立即朝俯瞰苏弗拉平原的高地推进，而是冒险花费了登陆后宝贵的数小时重整部队。一些营在夜晚遭受敌军攻击，折损了战斗力，但大多数仍完好如初。不过，部队登陆所费时间超出预期，造成火炮与补给的运送也往后推迟。上岸英军既无饮水又无火力支援，因此英军长官决定先缩小目标，占领距登陆点最近的几座山—这一举动背离了汉密尔顿此前制定的周详计划。更糟糕的是，由于这次意外的登陆延误，给奥斯曼守军赢得增派援军的时间。利曼·冯·桑德斯从赫勒思与布莱尔处调遣部队赶来消除苏弗拉湾的威胁。他任命精神抖擞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为安纳法塔战线指挥官，统领苏弗拉湾与澳新湾战事。

登陆24小时后，英军指挥官决定休整一天。经验不足的新军士兵在彻夜未眠后又战斗了一天，此时早已精疲力竭。他们死伤100名军官及1600名士兵，炎炎夏日缺水少粮，火炮亦未完全就位。许多战士在缺少火力掩护的贸然攻击中丧命，因此英军长官错误地认定土耳其军阵地有重兵把守，遂在士兵恢复战斗力与援军赶到之前，拒绝从他们拿下的海滩阵地向前推进。于是，英军在8月8日并未投入战斗，而是选择了游泳与休憩。讽刺的是，倘若英军马不停蹄地发起进攻，虽然士兵疲惫不堪，但却并不会遭到敌军实质性的抵抗。正如利曼在回忆录中指出，英国人此次延误军机使他有时间调派部队，以遏止这场入侵。英军这一天的休息可谓代价昂贵。[32]

8月9日，战斗重新打响，此时土耳其守军的数量已与入侵者基本持平。奥斯曼军阵地居高临下，因此在战术上占优。此外，奥斯曼部队中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对地形了若指掌，而英军士兵全是此前未经沙场的新兵，使用的地图也经常出错。英国官方历史如此总结这次战役：“苏弗拉计划，在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制定的那一刻，已注定失败。”[33]

8月9日至10日，英军与奥斯曼军持续激战，双方均遭受重大伤亡。8月9日，由于炮火攻击太过猛烈，树丛着火，大风助长火势，双方的一些士兵活活烧死，周围的同伴亦无能为力。虽然英军在8月10日伤亡较少，却未能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得寸土，也无法助被困于澳新湾的部队突出重围，成功攻取萨里拜尔山岭。两军在查纳克拜尔山峰周围激战四天，最终英军撤至原先在澳新湾的阵线，1.2万名兵员死伤，再无后备力量支持战斗。汉密尔顿计划在赫勒思、澳新湾与苏弗拉三条战线上实现突破，为实现这个目标，协约国部队四天内便共计死伤2.5万人。尽管奥斯曼军的损失也同样到了极限，代价同样惨重，但他们毕竟成功守住阵地。

8月10日苏弗拉湾与澳新湾联合进攻的希望虽已落空，但协约国部队依然持续发动攻势。8月12日，来自桑德林汉姆王室庄园的诺福克团有15名军官及250名士兵突然神秘失踪，据信他们落在了敌军战线之后，被尽数消灭。最终，截至8月15日，协约国部队的进攻被迫中止。奥斯曼军在加里波利的这三条战线上仍然牢牢占据制高点，而协约国部队的战线进一步拉长，又无法找到地方突破固若金汤的奥斯曼防御阵地。[34]

英军在苏弗拉湾与澳新湾的一败涂地，更削弱协约国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力量。汉密尔顿宣称，自8月6日起，英军的战斗与非战斗减员已达4万人。这意味着只剩6.8万人可用来防守拉长的战线。加上苏弗拉湾，协约国的战线已长达2.3万码。8月17日，汉密尔顿向上级要求增派4.5万名士兵，以使部队回到满员状态，另外再新派5万人前来助阵。基奇纳已经向加里波利半岛派出5个师，原以为凭借这样的兵力赢得胜利绰绰有余，因此他不愿接受汉密尔顿这个新的要求。在8月20日回复汉密尔顿的信中，他解释协约国部队在西线会有“大动静”，并警告汉密尔顿，“法国主战场不会调出大批兵力赶来增援”。汉密尔顿回复称，由于没有援军，他只得放弃澳新湾或苏弗拉湾。[35]

 

协约国部队在加里波利半岛损兵折将，此前亦未能强行打通达达尼尔海峡，这些失利开始对巴尔干地区动荡的政治产生不利影响，该地区列国逐渐倒向同盟国阵营。经过一年的举棋不定，保加利亚于1915年9月打破中立，与德国、奥地利签署战争盟约。当时，俄军不敌德军，土德联军亦成功保卫海峡，这些使保加利亚政府认为同盟国会赢得大战胜利。因此，保加利亚于10月15日加入奥地利与德国，共同对抗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参战对协约国的达达尼尔行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塞尔维亚与希腊请求协约国派遣15万兵力，以保两国免遭同盟国攻击。这意味着英法两国必须在短时间内动员士兵赶往希腊东北部的萨洛尼卡，其中许多要抽调自加里波利半岛。汉密尔顿非但未能得到有效增援来镇守阵地，相反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整师的兵力被调往巴尔干地区。

同盟国军队在塞尔维亚攻城略地，这对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军而言是个利好消息。11月5日，德国与奥地利攻陷塞尔维亚的尼斯，从而打通贝尔格莱德与伊斯坦布尔的铁路线（尽管铁轨受损，直到1916年1月才恢复通车）。奥斯曼帝国的欧洲盟友终于能将火炮与弹药直接运抵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力量对比也因此发生剧变。英法两国对事态的最新进展深表担忧。他们那些已经人困马乏、缺乏补给的部队将面临更频繁、更猛烈的炮击。

截至1915年10月，英国政府一直面临着是否放弃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定。8月进攻的失败极大削减协约国在加里波利的阵地。西线战况不利，萨洛尼卡又分散一部分战斗力，导致协约国已无机动兵力可派往加里波利半岛实施增援。炮轰和狙击继续使协约国部队频繁遭受伤亡，疾病的肆虐又使坚守战壕的士兵虚弱无比。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却从安纳托利亚运来强力火炮和新增部队，进一步巩固阵地。经过几个月的重大损失，英法两国已然无力回天，与其竭尽全力守卫终将失守的阵地，不如成功撤退减少损失。

10月11日，基奇纳勋爵向伊恩·汉密尔顿拍电，首度提出撤军：“据你估算，若以最安妥的方式从加里波利半岛撤军，将损失多少兵力？”汉密尔顿接到电报后非常震惊，他向部下吐露称：“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达达尼尔海峡一役就成了世上最血腥的悲剧。”汉密尔顿担心，第一批部队或许能避开土耳其人的视线，顺利撤出半岛，但全军撤退必然逃不过土耳其军的侦察，结果可能导致滞留岸上的军队被土耳其人围歼。汉密尔顿回复基奇纳，表示根据其个人估算，撤军会致使协约国损失35%至45%的兵力，并补充称根据其参谋长估计，这一数字将达50%。[36]

尽管汉密尔顿的估算如此悲观，但负责监管加里波利战役的英国内阁委员分会—达达尼尔委员会还是越来越觉得撤军无法避免。他们认为，协约国部队在加里波利连番失利，作为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的伊恩·汉密尔顿难辞其咎，他们不放心将撤军任务再次交给他。因此，汉密尔顿于10月16日被撤职，由查尔斯·蒙罗将军接替。有些人—尤其是基奇纳—仍提议将加里波利战役进行下去，称西线战况胶着，加里波利半岛仍是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的最佳战场，且若不能保证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俄军便会如瓮中之鳖，不堪一击。不过，即便坚持加里波利战役的人也意识到，只有等待冬季的风雪过去才能发起新一轮进攻。在此期间，协约国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守住阵地，而这些资源又是其他战线所亟需的。指挥官必须当机立断。

查尔斯·蒙罗爵士于10月末抵达加里波利半岛。在协约国三处孤立的阵线上，所见所闻令他大为震惊。他对一位参谋表示：“这就像爱丽丝奇境历险记，让人越来越好奇。”他询问赫勒思、澳新湾与苏弗拉的当地指挥官，是否认为其部队能顶住德国的重炮守住阵地，而这些师长最多只能保证尽力而为。这足以使蒙罗确信，撤军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在此之前，他需要说服基奇纳。蒙罗向英国政府作了汇报，达达尼尔委员会决定，基奇纳亲自去前线审查战况。[37]

基奇纳从法国由海路前往加里波利，决意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撤军。他后悔当初没有派遣更多兵力投入加里波利战役，也仍然认为协约国在东线更容易取得突破。然而，当他赶到位于穆兹罗斯的地中海远征军总部，他发现身边的官兵全部倾向于撤军。这位陆军大臣只消亲临加里波利的前线阵地，便能明白撤军势在必行。

11月13日，这位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主要推动者终于亲自来到前线，察看那片他曾派诸多英法及殖民地部队浴血奋战的土地。即使这些部队对他心怀不满，也没有表现出来。基奇纳所到之处，官兵们都欢呼雀跃。他匆匆到访协约国部队在赫勒思的总部，并在赛迪尔巴希尔与法军会面。他还走访澳新湾，攀爬拉塞尔顶峰（Russell’s Top），并察看内克的前线战壕，那里有许多澳大利亚轻骑兵团的士兵白白牺牲。基奇纳从苏弗拉湾的一处山顶眺望盐湖另一端的萨里拜尔山岭—971高地与查纳克拜尔隐约可见，在那里，新西兰人取得被很多人称为加里波利战役中最大的胜利，尽管转瞬即逝。视察完加里波利，基奇纳终于弄清局势。之后，他向达达尼尔委员会写信称：“这个国家比我想象的要难攻克得多，土耳其军的阵地……是天然的要塞，若最初偷袭时未能将其征服，它们便能抵御大规模进攻，即便投入比当下更多的兵力，亦难以将其撼动。”仅凭英军之力不足以征服加里波利半岛的奥斯曼守军。撤兵势在必行。[38]

 

然而，撤兵也不是说撤就撤。晚秋的狂风已让协约国部队的阵地灾难连连。咆哮的秋风卷走许多设在赫勒思、澳新湾与苏弗拉湾的登陆墩，它们原本就不太牢靠。英国“路易斯”号驱逐舰更是被大风吹向岸边，最终在苏弗拉湾失事。11月暴雨成灾，大量雨水涌进战壕，双方士兵均深受其害。除非天气能有所好转，否则兵员、马匹与枪炮的船运都无法完成。

协约国指挥官尤其担心如何瞒天过海，在敌军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撤退。一旦被奥斯曼军或德军发现，撤退中的协约国部队恐遭致命攻击。然而，英国议会成员在伦敦的激烈争执却使保密工作功亏一篑。议员就英军是否要撤出加里波利半岛一事展开讨论，这些消息被英国媒体报道，又被奥斯曼帝国媒体转载。11月9日，一位青年中尉激动地告诉穆罕默德·法西赫：“敌人要跑啦！他们要放弃加里波利战役了。”法西赫一开始表示怀疑，后来才逐渐相信，帝国报纸上所报道的英国议会争论预示着“英国人最终将撤出恰纳卡莱”。然而，法西赫的奥斯曼及德国上司却认为，英国的报道旨在蓄意提供假情报，是为达达尼尔海峡的新一轮攻击放出的烟幕弹。尽管如此，这次对绝密军事行动的公开讨论，使英军指挥官更加担心撤军中遇到的危险。[39]

战役已接近尾声，双方军队仍继续炮击对方战壕，不断有士兵死伤，情况触目惊心，两军士气都受到打击。11月末雪上加霜，狂风肆虐了整整3天，战壕严重进水，最后大风变成暴风雪，极度寒冷让战壕里的士兵面临着冻疮威胁。身处苏弗拉战壕的土耳其人与英国人更是被突如其来的洪流淹没。不过对土耳其部队来说，奥地利与德国重型武器和炮弹的到来，让他们多少有个盼头。11月9日，穆罕默德·法西赫中尉在日记中称有“好消息”，“300节火车”的榴弹炮与弹药已从德国运抵奥斯曼帝国境内。他写道：“我们现在对敌军的轰炸不仅是22小时，而是70小时。”这种火力上的日渐悬殊，使协约国部队试图加快撤军步伐，尽早离开这片大势已去的地方。[40]

11月末的这场风暴过后，加里波利一连三周风平浪静。12月7日，英国内阁最终决定，尽早撤离苏弗拉湾与澳新湾滩头，但暂且保留在赫勒思的阵地。撤离行动立即开始。12月9日，英军与英联邦部队在苏弗拉湾及澳新湾共有7.7万人。这两片滩头的所有部队将在11天内完成撤退。

协约国指挥官采取多种措施暗度陈仓。所有士兵与火炮均在天黑后才登船，12月有近12小时的黑夜可作掩护。白天，皇家海军航空队仍然在澳新湾与苏弗拉湾上空巡逻，防止敌机靠近。穆罕默德·法西赫曾在12月中旬目睹4架协约国飞机拦截一架德军飞机，阻止其飞入澳新湾与苏弗拉湾上空。就这样，协约国在撤离兵员之前，成功地将众多珍贵的战时物资撤出加里波利海滩。[41]

英军尽力让一切都看似寻常，在海滩维持一定的行动，并控制往来船只的数量。他们改变战壕的火力攻势，一阵猛烈炮击之后紧跟着长时间的沉寂，让奥斯曼守军难以揣测。这一战术卓有成效。法西赫在11月24日清晨的日记中记载道：“前线鸦雀无声。”当天夜幕降临时，他十分困惑：“前线非常安静，只有步兵零星的枪声，几乎没有手榴弹。”到第二天，协约国的持续克制使奥斯曼军大为不解，同时也令他们非常紧张。“我们的人，尤其是老兵，都十分担心，”法西赫于11月25日这样写道，“他们故意朝敌军战壕冒险开火，想激怒敌人，但那边还是没有动静。”焦躁不安的奥斯曼军一边派出巡逻队刺探虚实，一边继续向英军战壕发动攻击，试图激起敌方的回应。英军经过四天的沉默，终于在11月28日向奥斯曼军阵地骤然发起猛烈炮击。“这一突然的举动令我们猝不及防，”法西赫记录道，“我们一直觉得其中有鬼，但对它的到来还是没有准备！”从法西赫巨细靡遗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土耳其人虽然对协约国部队捉摸不定的行为感到奇怪，但却从未想到英军在撤退，最多只是认为他们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42]

最后撤离澳新湾与苏弗拉湾的行动分两晚进行，于12月20日凌晨结束。虽然协约国部队预计最多可能损伤2.5万人，但最终所有兵员全部成功撤离，未损一兵一卒。撤军行动经过缜密安排，志愿者负责在前线战壕朝奥斯曼军阵线零星开枪，让一切看似正常；用面粉在加里波利的深色土地上标出撤退路线，确保所有兵员都能在黑暗中抵达海滩；等最后一名士兵安全登船后，协约国舰船便瞄准先前留下的枪炮弹药开火，引发剧烈爆炸。土耳其人开枪还击时，协约国的战壕与海滩上早已空无一人。对此撤退的入侵者还算满意。

成功撤出澳新湾与苏弗拉湾后不久，协约国部队最终决定放弃赫勒思阵地。12月24日，部队接到命令，从加里波利半岛底部撤军。由于之前的成功撤离使奥斯曼军已有防备，此次撤退要更困难些。奥斯曼军监视着任何敌军撤退的蛛丝马迹，利曼·冯·桑德斯还下令，如若发现敌军从赫勒思撤退，便立即对其发起全面进攻。尽管如此，英法联军还是通力合作，用两晚时间顺利将所有兵员撤出赫勒思阵地，1916年1月9日凌晨3时45分，最后一名士兵完成撤离。

土耳其军两次都是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惊讶地发现敌方阵地已空无一人。撤离的澳新军团没忘给奥斯曼军留下点“意外”。一位新西兰机枪手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什么样的装置都有，有的用蜡烛绑住老旧、残破的步枪，有的则用装水罐，这样在所有兵员都撤离阵地后，这些枪还能继续朝奥斯曼军开火。炸弹都放在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靠发条引爆。总的说来，第一批前往敌军战壕的土耳其人肯定要遭受伤亡。”事实确实如此。易卜拉欣·阿里坎的部下就在收回海滩的过程中引爆隐蔽炸药。“我们受了不少损失。”他不无遗憾地表示。[43]

入侵者撤退后，海滩上留下大量物资，为饥寒交迫的奥斯曼士兵提供许多亟需的物品。那些原先得从死者身上扒衣取暖的人惊讶地发现，海滩上竟然有成堆的长衣、裤子与大衣。易卜拉欣·阿里坎在废弃的英军帐篷中走了一圈，入侵者留下的物资之多使他深感诧异。有一个帐篷“像个集市，里面堆满瓦片、锌片、盘子、自行车、摩托车及叉匙，真可谓琳琅满目”。岸上，他“看到食物与衣物堆得像平地而起的大楼，这些补给足够一个军团整整一年之用”。哈奇·苏纳塔及其部下接手其中一个废弃的帐篷，并用英军留在里面的橘子酱、奶酪、食用油和牛奶好好饱餐一顿。[44]

英军走后的那天早上，埃明·彻尔部队的士兵士气高昂。其中有个生性幽默的人扇了一下戴在同伴头上的英军帽子，假装在审问他。

“英国佬，你为什么没走？”

这位“英国人”也进入角色，让另一位同伴充当“翻译”。

“我睡着了。”他说道，引来一片笑声。

“我们用新的重炮朝你们开火后，你们怎么办？”“土耳其人”问道。“英国人”沉默着把头埋进两腿间，然后抬起头，话里带话地说：“要是那些火炮再打一两天，逃出这里的就不是我们了。”

“那会是谁？”他的土耳其审问官追问道。

“我们的灵魂。”周围所有士兵都捧腹大笑，他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从战争的屠杀中幸存下来，并最终赢得胜利。[45]

1月9日早上8时45分，利曼·冯·桑德斯欢欣鼓舞地写信给奥斯曼帝国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告知他这一好消息：“谢天谢地，整个加里波利半岛上的敌人都被肃清。”加里波利半岛之战最终落下帷幕。

 

从1915年4月25日登陆，到1916年1月9日最后撤离赫勒思，加里波利半岛地面战共持续259日。这场基奇纳勋爵最初希望只用7.5万人赢得胜利的战争，最终卷入了近50万人—英军41万人，法军7.9万人。奥斯曼军的规模最大达31万人（许多人负伤后又重返战场）。

在加里波利战斗的80万人中，有超过50万人受伤、被俘或阵亡。争夺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的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达8个半月，两军死伤人数几乎对等：英国及自治领军队伤亡20.5万人，法国及其殖民地部队折损4.7万名兵力，奥斯曼军则损失25万至29万人。14万人死在加里波利半岛，包括8.65万名土耳其人、4.2万名英国及其自治领士兵，以及1.4万名法国及其殖民地士兵。[46]

 

加里波利一役，英国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整场战役的人力物力都来自法国主战场，难免拖累西线战事。这次战役并未攻取伊斯坦布尔，未能瓦解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也没有打通连接俄国与其他同盟国的黑海航道。它非但没能加快一战进程，相反使战事大幅延长。土德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直通铁路线促进两国人员、金钱及武器的运输。奥斯曼帝国大胜还激励协约国殖民地内的穆斯林，使协约国战争策划者所惧怕的圣战威胁更为紧迫。英国需要动员更多兵力去征服奥斯曼帝国这个敌人—当务之急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对土耳其人而言，这场历史性的胜利弥补他们在加里波利蒙受的损失。在这场保卫海峡、抗击协约国入侵的战役中，奥斯曼帝国走出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以来，在巴士拉战争、萨勒卡默什之战与苏伊士运河之战接连失利的阴影。加里波利的胜利证明，土耳其人有能力击败当今最强大的国家，赢得现代战争。此外，新一代军事指挥官在加里波利之战中脱颖而出，将在未来率领奥斯曼军继续抗击英军并取得胜利。

英军与澳新军团从战壕撤退时，给奥斯曼军留下纸条，称后会有期。对那些击败他们的土耳其人，一位澳大利亚战争诗人表达自己同胞极不情愿的尊敬：

 

我想土耳其人是尊重我们的，我们也尊重他们；
阿卜杜勒是个作风正派的好战士，我们交过手，心中有数。
我们走时给他留纸条，将我们的感受与他倾诉。
没有说“永别”，而是“再会”！
战争结束前，我们会在某地再次相会！
但我希望那个地方会更宽阔，在地图上更大些，
能让飞行员在空中还能看见一点碎片！[47]

 

他们守住承诺。在加里波利半岛出生入死的许多英国与奥斯曼士兵，都将在巴勒斯坦战役中重逢。

[1] Casualty figures from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Heinemann, 1929), 1:294, 347；ibid. (London: Heinemann, 1932), 2:53.

[2] 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Barnsley, UK: Pen ＆ Sword Military, 2010), 92–114.

[3] 关于潜艇战事，参见 Henry W.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London: Nisbet ＆ Co., 1918), 145–146, 163–166；P. E. Guépratte,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1914–1915(Paris: 1935), 116–125. 战役后期，协约国又损失了数艘潜艇。Mariotte号于1915年7月被潜艇网困住，艇上32人被俘；参见Ahmet Tetik, Y. Serdar Demirtaş and Sema Demirtaşed.,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 [恰纳卡莱之战的战俘] (Ankara: Genelkurmay Basımevi, 2009), 1:198–216.

[4] 1915年6月，U-21潜艇击沉一艘法国运输船；8月13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英国运输船Royal Edward号；船上1,400名船员仅有1/3生还。截至1915年秋，地中海东部已有不下14艘德国潜艇。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37–39.

[5]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364.

[6] Nevinson 在The Dardanelles Campaign书后提供了一系列地图，其中一张是1915年7月详细的战壕图。

[7] Jean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sur le front d’orient (Paris: Pygmalion, 2003), 109. A. P. Herbert的伟大小说The Secret Battle，由Methuen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深受好评 （温斯顿·丘吉尔为该书后来的版本作序）。1917年Herbert在疗伤时撰写了该书，广泛汲取了自己作为皇家海军驻加里波利和法国的经历；引文出自1919 年版，48页。

[8] Mehmet Sinan Ozgen, Bolvadınlı Mehmet Sinan Bey’in harp hatiraları [Bolvadinli Mehmet Sinan Bey的战争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1), 26–27.

[9] Herbert, The Secret Battle，49–51；英国战争诗人John Still 被俘后，于1916年在Afyon Karahisar战俘营写下了这些诗句。Jill Hamilton, From Gallipoli to Gaza: The Desert Poets of World War One (Sydney: Simon ＆ Schuster Australia, 2003), 107.

[10] Kevin Clunie and Ron Austined., From Gallipoli to Palestine: The War Writings of Sergeant GT Clunie of the Wellington Mounted Rifles, 1914–1919 (McCrae, Australia: Slouch Hat Publications, 2009), 29–30，diary entry of 16 May 1915. Ibrahim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我的战争回忆录] (Istanbul: Timaş Yayınları, 2007), 53.

[11] IWM, private papers of H. Corbridge, Documents 16453, 对赫勒思狙击手的描述，in diary entry of 27 April 1915。他在1915年5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了受伤的女狙击手。Privat Reginald Stevens’s letter of 30 June 1915, reproduced in Glyn Harper, 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9. 其他关于女狙击手的内容，参见 Trooper Alfred Burton Mossman’s letter to his parents of 20 May 1915 (136) and Private John Thomas Atkins’s letter home of 11 June 1915 (148). Private Gray’s account was published in The Register, Adelaide on 24 May 1916, consulted o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s Trove digitised newspapers website (http:// trove.nla.gof.au/newspaper). 1915年7月16日，伦敦Times报刊登了一则报道，称一名女狙击手4日在W海滩附近被协约国部队抓获。

[12]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10–111.

[13] Mehmed Fasih, Gallipoli 1915: Bloody Ridge (Lone Pine) Diary of Lt. Mehmed Fasih(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1), 86–87.

[14] Letter of 20 June 1915, in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07.

[15] IWM, private papers of D. Moriarty, Documents 11752, diary entries of 1 and 2 May 1915. The last entry in the diary was 13 July 1915.

[16] Harley Matthews,“Two Brothers,” reproduced in Hamilton, From Gallipoli to Gaza, 120–121.

[17]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05.

[18] IWM, private papers of R. Eardley, Documents 20218, typescript memoir, 25–26.

[19] IWM, private papers of B. Bradshaw, Documents 14940. 布拉德绍的信是按照日记方式写的，引自6月6日至9日之间。他在1915年6月10日的行动中死亡。

[20] A. P. Herbert, reprinted in Hamilton, From Gallipoli to Gaza, 79.

[21] Diary of Raymond Weil, reproduced in 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 souvenir des Dardanelles et fronts d’orient, Dardanelles Orient Levant, 1915–1921 (Paris: L’Harmattan, 2005), 42. 另见the diary of Ernest-Albert Stocanne in ibid., 56, 60. Tim Travers, Galli poli 1915 (Stroud, UK: Tempus, 2004), 269.

[22]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22; Fasih, Gallipoli 1915, 66.

[23] IWM, private papers of H. Corbridge, Documents 16453, diary entries of 14 June, 28 June, 12 July, and 7 August. On 14 August, he recorded“17 W[ounded], 85 M[ental] cases today”. For the account of a man evacuated for shell shock, see IWM, private papers of M. O. F. England, Documents 13759.

[24]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54–55.

[25] Emin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bir erin anıları [达达尼尔和西奈战役: 个人回忆录](Istanbul: Nöbetçi Yayınevi, 2009), 53.

[26] IWM, private papers of H. Corbridge, Documents 16453, diary entry of 7 August 1915.

[27] IWM, private papers of R. Eardley, Documents 20218, memoir, 29–33. 关于厄德利的简要审讯记录，被奥斯曼当局保存在土耳其安卡拉军事档案馆；其中他提到：“我营第一和第二连于8月8日进攻Alçıtepe时被击败。我在土耳其部队的反击行动中被捕。”该文原件、誊抄本和译本，见Tetik, Demirtaş and Demirtaş, 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2:735–736. 虽然原件中厄德利（Eardley）的名字有清楚的英文和奥斯曼土耳其语标识，但编辑们误将草写的E看做S，誊写时把他的名字错写成了 Sardley。

[28] Fred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19), 219. Oliver Hogue,“love letter XXXI,” 7 August 1915, reproduced in Jim Haynesed., Cobbers: Stories of Gallipoli 1915 (Sydney: ABC Books, 2005), 256.

[29]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140–144;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168–177.

[30]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147–148. William Baylebridge,“lone Pine,”reproduced inHaynes, Cobbers, 249–252.

[31]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200–201. 1981 年彼得·威尔（Peter Weir）的电影Gallipoli讲述了澳大利亚士兵在内克的悲惨经历. 虽然一些澳大利亚军官想要制止冲锋，但被上级驳回。

[3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88–89.

[3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282.

[34] 诺福克团（即桑德林汉姆连）1/5人的消失，战场上传言他们消失在了云端。他们的故事是1999年有争议的电影All the King’s Men的主题，并见于Buket Uzuner的土耳其畅销小说Uzun Beyaz Bulut-Gelibolu，该书英译本题为The Long White Cloud-Gallipoli(Istanbul: Everest, 2002).

[35] Ian Hamilton, Gallipoli Diar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20), 2:132–136.

[36] Hamilton, Gallipoli Diary, 2:249–253.

[37]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02.

[38]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379–380页；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17.

[39] Fasih, Gallipoli 1915, 104, 130.

[40] 英国报道称，有200人被暴雨淹死或冻死，11月26至28日的暴雨导致超5000例冻疮病例。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34.I. Hakkı Sunata, in Gelibolu’dan kafkaslara: Birinci Dünya Savaşı anılarım [从加里波利到高加索: 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3), 184，其中提到一批奥斯曼军士兵在战壕中淹死。Fasih, Gallipoli 1915, entries of 9 November (p. 74), 14 November (p. 87), 19 November (p. 102), 24 November (p. 122), and 2 December (pp. 157–158).

[41] Fasih, Gallipoli 1915, 199, diary entry of 15 December.

[42] Fasih, Gallipoli 1915, 121, 124, 126, 148. Hakki Sunata在他的日记中提到，看到舰船齐齐撤离苏弗拉湾，他的长官们都认为协约国会有新一轮攻击。“5小时前我们认为敌人要登陆。现在他们突然就跑了。”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198.

[43] Letter from Douglas Rawei McLean, NZ Machine Gun Corps, to his father, 4 January 1916, reproduced in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 290;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61.

[44]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64;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200.

[45] Çöl, Çanakkale, 62–63.

[46] Official British figures from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84. Turkish figures from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94–95.

[47] 该诗由无名诗人Argent所作，见Haynes, Cobbers, 314–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