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入侵美索不达米亚

加里波利之役获胜，其他重要战线上的奥斯曼士兵也得以喘息。确保帝国首都安全后，恩维尔帕夏终于能够满足前线军官迫切的增援要求。先前在高加索地区遭受重创的奥斯曼第三军团迎来7个步兵师的援军，一同抵御俄国。杰马勒帕夏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奥斯曼第四军团被尽数派往达达尼尔之战，于是恩维尔帕夏派出4个师前往黎凡特（历史上一个模糊的地理名称，泛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将第四军团恢复至满编状态。此前，在美索不达米亚抵御英印军的奥斯曼士兵缺乏训练、装备老旧，如今恩维尔帕夏从加里波利调遣两个师的兵力赶赴巴格达，希望这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士兵能够扭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力量对比，令胜利的天平倾向于奥斯曼军。[1]

自1915年4月苏莱曼·阿斯克里在谢巴战败之后，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阵地便岌岌可危。在激烈的厮杀中部队伤亡惨重，先前招募的伊拉克士兵又大量逃离战场，这使奥斯曼军蒙受更大的损失，战斗力锐减。美索不达米亚的指挥官别无选择，只得以惩戒相威胁，试图召回各个城镇中的逃兵。他们此前就怀疑这些招募的阿拉伯人不甚可靠，因此根本不奢望逃兵回来后能在战争中派上用场。然而后者对奥斯曼军反抗之激烈程度，将出乎他们的意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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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5年5月开始，幼发拉底河中部城乡暴乱不断，一直持续到两年后奥斯曼帝国结束对伊拉克南部的统治。第一场叛乱发生在纳杰夫。这座城市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朝觐地，几百位伊拉克逃兵在城里寻求庇护。伊拉克的什叶派团体对奥斯曼逊尼派统治者越来越不满，后者将其拖入一场全球大战，致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动乱由政府镇压逃兵而起，应奥斯曼巴格达政府的命令，巴格达军官伊泽特贝伊率领大批军队前往纳杰夫，将躲在古城街区中的暴徒和逃兵团团围住，积怨由此演变成暴动。

这位奥斯曼指挥官宣布大赦3天，在此期间，任何回归部队的逃兵一律既往不咎。逃离战场按律当处以死刑，因此伊泽特贝伊有理由希望，这些伊拉克人能利用此次赦免的机会自愿回归。然而，大部分逃兵在伊泽特贝伊赶到之前就已逃离纳杰夫，城中投降的逃兵少之又少。

3天后，伊泽特贝伊决定派军队挨家挨户搜寻逃兵。奥斯曼士兵甚至掀开纳杰夫城中女人的面纱，验明不是逃兵男扮女装躲避搜索，这种行为大大激怒那些保守的妇女。城中民众纷纷抗议奥斯曼士兵对女性的不敬，并寻找时机报复。[3]

1915年5月22日晚，一群逃兵赶到纳杰夫，他们手持枪械，将当地政府大楼与营房团团围住。城中居民与他们里应外合，随后周围村庄的逃兵齐聚纳杰夫，公开反对奥斯曼政府将世界大战强加在伊拉克人民身上。战斗持续3天，叛军大肆摧毁政府办公场所及档案，周围部落切断通讯线路，放倒电报杆，致使纳杰夫与其他所有行政中心的通讯均被掐断。幸存的奥斯曼官兵被困在一些政府大楼中，镇上街区的负责人这才派人走街串巷，呼吁店铺重新开业。

此事给巴格达行省总督敲响警钟，他派遣代表前去与城镇居民接洽。政府代表称异教徒入侵奥斯曼帝国，当下国家面临“生死之战”，每位穆斯林都有义务参与斗争。但纳杰夫居民认为，奥斯曼政府应对战争全权负责，坚决拒绝政府代表的参战请求。最终，奥斯曼政府代表只得就被困官兵如何安全撤离纳杰夫一事，与对方进行交涉。他们搭了个空架子，表面上维持政府对纳杰夫的统治。然而，当地居民掌握实权，这个城镇从此获得高度自治。

受纳杰夫成功自治的鼓舞，1915年夏，幼发拉底河中游的数个重要城镇陆续爆发动乱。另一个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其居民把纳杰夫的自治看做民权的骄傲。他们自问：“难道纳杰夫的居民比我们更勇敢、更有男子气概吗？”于是，6月27日，又一批逃兵在卡尔巴拉发动叛乱。他们烧毁市政大楼和学校，甚至连新建的医院都未能幸免。镇上一片新街区有200多间房屋被付之一炬，波斯镇民大部分被迫迁去老街区避难。随着卡尔巴拉城中大乱，暴民与周边地区的贝都因人因分赃不均开始大打出手。这回，奥斯曼政府又一次被迫与民众谈判，同意当地有条件自治。[4]

此外，奥斯曼军在希拉孤注一掷，但因贝都因人与逃兵成批赶到，最终寡不敌众；萨玛沃的显贵曾手按《古兰经》向地区总督发誓效忠，但他们于1915年8月听闻英军来犯后，便抛弃当初的誓言。萨玛沃的居民与贝都因人背叛那里的土耳其士兵，当地一支90名士兵的小分队只好悉数出逃。一支180人的骑兵小分队被镇民收缴枪械，牵走马匹，还被扒光衣服，赤条条地赶出萨玛沃。类似事件还发生在库费、沙米耶及图韦里奇（Tuwayrij）。最终，奥斯曼政府为迫使逃兵归队所做的努力非但统统落空，还使帝国失去对幼发拉底河盆地的控制。

 

奥斯曼帝国内讧之际，英军继续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攻城略地。1915年4月在谢巴大获全胜后，印度远征军迎来新的部队与新指挥官—约翰·尼克松爵士。尼克松奉命占领整个巴士拉行省，他准备先向底格里斯河上游推进至战略港口—阿马拉。[5]

阿马拉位于巴士拉以北约90英里处，城中约有1万居民。经过数周的精心部署，尼克松命令第六师在查尔斯·汤申德少将的指挥下立即行动。为突破古尔纳北部的土耳其军防线，汤申德征调几百艘当地的小型船只作为临时运兵船，由载有机枪火炮的英国轮船掩护。5月31日，这支不大可靠的舰队—绰号“汤申德船会”（Townshend’s Regatta）—向阿马拉进发。在英舰的炮轰与运兵船士兵的猛烈射击之下，英军成功突破古尔纳以北的奥斯曼军阵线，向上游推进，途中并未受到奥斯曼守军的阻击。英军发现这片区域的人民对他们颇为友好：随着奥斯曼军的撤退演变成大溃败，底格里斯河边的阿拉伯村庄都飘起白旗，以示对新征服者的顺服。

6月3日，汤申德船会的先锋舰抵达阿马拉周边水域，发现约有3000名土耳其士兵正企图在英印军赶到之前撤离。一艘仅载有8名船员与一挺12磅重机枪的英国内河汽船朝阿马拉驶去，一路通行无阻。河中突然出现挂着英军旗帜的船，这令土耳其人非常泄气，11名奥斯曼军官与250名士兵当即投降，另有2000多名士兵撤退至河上游。当天下午，汤申德将军乘轮船抵达阿马拉，在海关所升起英国国旗，未等1.5万人的主力部队赶到，便宣布英军在当地取得胜利。几百名土耳其与阿拉伯士兵本可以轻易制服英军的先头部队，但他们却选择投降，这反映出奥斯曼军已军心涣散。[6]

夺取阿马拉之后，尼克松计划继续往幼发拉底河上游推进，攻占纳西里耶（Nasiriyya），从而完全占领巴士拉行省。纳西里耶是一座建于19世纪70年代的年轻城镇，是强大的蒙塔菲部落联盟的集市中心。与阿马拉一样，纳西里耶的人口也在1万左右。尼克松希望通过击败土耳其人来赢得幼发拉底河强大的贝都因部落支持。他认为，只要奥斯曼帝国在纳西里耶还有驻军，便会对古尔纳与巴士拉的英军构成明确威胁。6月27日，尼克松的部队在乔治·戈林奇将军的率领下，向纳西里耶进发。

幼发拉底河的下游水域变幻莫测，比底格里斯河更难以航行。河水深度在6月还能达到5英尺，到7月中旬一般就降为3英尺，到8月份更会低到无法通行。为确保船只能在浅水中顺利通过，英军被迫重新征用一些已废弃的明轮船，好将兵员送至上游的纳西里耶。其中一艘名为“苏萨”号（Shushan）的英国船只，在1885年就被用于增援戈登将军在喀土穆的战事。河水一周比一周浅，这些年代久远的英国轮船沿着标志不清的航道前行，挣扎着穿过连片的沼泽。

尽管纳杰夫与卡尔巴拉爆发叛乱，但奥斯曼军仍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区域顽强抵抗英军。4200名土耳其士兵在贝都因部落的协助下，固守纳西里耶城外的阵地。最初，他们的人数超过入侵者。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戈林奇不愿再继续推进，而是一边坚守阵地一边请求支援，直到7月的第三周，他的部队达到满编状态，即4600名步兵。河水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河段在7月末便已无法通行，额外的兵员无法及时输送就位。由于无法期待新的增援部队，戈林奇必须充分运用现有的兵力来攻占纳西里耶。

早在7月初，英军就已对纳西里耶外围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第一波进攻。抵御英军先头部队的奥斯曼军中，有一位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军人，名叫阿里·乔达特（Ali Jawdat）。他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巴格达军事高中与英才济济的伊斯坦布尔哈比耶军事学院，后加入奥斯曼军队。尽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乔达特对奥斯曼帝国并非一片赤诚。他对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越来越不抱希望，开始与阿拉伯行省中的许多精英一样，热衷于在奥斯曼帝国内寻求更多的阿拉伯自治权。他是“阿赫德”（al-Ahd，契约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地下党派在1913年巴黎阿拉伯代表大会之后成立。与“法塔特”（al-Fatat）,即青年阿拉伯协会不同，“阿赫德”侧重军事，在伊拉克势力尤甚，吸引诸多当地卓越的青年阿拉伯军官。“阿赫德”担心，若阿拉伯直接独立，最终会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因此他们同“法塔特”与反中央集权党一样，宣扬在奥斯曼帝国中实行改革，以获得阿拉伯的自治权。一战爆发后，乔达特投身奥斯曼军，与他的土耳其同胞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协约国入侵。

1915年，阿里·乔达特曾在谢巴之战中为苏莱曼·阿斯克里效力。他与阿斯克里一起撤至纳西里耶，后者自杀后，他被任命为纳西里耶附近一支奥斯曼军小分队的队长。极富影响力的贝都因部落领导人阿杰米·萨顿（Ajaymi al-Sadun）表示支持奥斯曼军，他手下的部落兵帮助兵力不足的奥斯曼军抗击英国入侵者。贝都因人要求奥斯曼军为其提供弹药，而乔达特的任务就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以便共同保卫纳西里耶。

当戈林奇的部队向幼发拉底河的土耳其军发起攻击时，乔达特看到这些贝都因非正规军由于形势不妙，纷纷倒戈。他看见部落兵袭击奥斯曼士兵，抢夺他们的步枪与弹药；他也看见他的部下因英军猛烈的炮击，死的死，伤的伤。“奥斯曼士兵腹背受敌，”乔达特之后写道，“受到贝都因人与英国人的两面夹击。”乔达特部队与奥斯曼军主阵地失去联系，他自己也中了贝都因部落的埋伏。他被缴了枪械，抢了财物，之后在纳西里耶附近的苏格舒尤赫村被英军抓获。[7]

从阿里·乔达特的遭遇推断，奥斯曼军根本无法抵御持续的攻击，守住幼发拉底河下游区域。他们缺少足够的正规军，而贝都因人只会与强者为伍。土耳其军官总是谴责阿拉伯及贝都因士兵立场不坚定，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阿拉伯主义倾向的伊拉克本地人士，乔达特的亲身经历显然更能说明问题。之后，他被遣送至巴士拉，并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直到战争后期，英国开始重视阿拉伯激进分子的力量，他才重获自由。

7月24日，英军开始用汽船上的火炮从河面向纳西里耶发动炮击。随后，英印军一批批地冲向奥斯曼守军战壕，展开白刃战。奥斯曼士兵寸步不让，迫使入侵者每前进一步都须进行殊死搏斗。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土耳其守军死伤2000人，被俘950人，之后在夜色的掩护下撤退。

第二天黎明，一群居民代表划船前往英军阵地，宣布纳西里耶投降。英军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此次居民前来投诚让他们如释重负。[8]

纳西里耶沦陷，标志英军已完全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行省。然而尼克松将军试图趁热打铁，夺取战略重镇库特阿马拉（Kut al-Amara）。库特位于底格里斯河一弯曲处，是沙塔亥河航道的终端，该河联通底格里斯河与纳西里耶南部的幼发拉底河。据英军情报显示，有2000名奥斯曼士兵已从纳西里耶撤退至库特，与当地的5000名驻军会合，对阿马拉与纳西里耶的英军阵地构成潜在威胁。尼克松宣称，只要奥斯曼士兵仍盘踞在库特，英军便无法确保对巴士拉行省的控制。

在中东的战争政策上，伦敦与印度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虽然两者皆属大英帝国，但印度有以总督哈丁勋爵为首的独立政府，并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响应英国号召，已派遣部队前往西线、加里波利及美索不达米亚。尽管如此，印度政府还是需要保留一支驻军，以确保国内的安全。随着德国特工在波斯与阿富汗一带活动，印度西北各省的穆斯林有可能爆发圣战，因此印度总督忧心忡忡，希望能够在国内保留一支强有力的威慑力量。鉴于印度对英国的重要性，伦敦也同样有此忧虑。

然而，印度与伦敦英国政府在如何部署军队上发生龃龉。对伦敦而言，重中之重仍是西线，加里波利次之，巴格达基本上可有可无。但美索不达米亚对印度的意义远大于伦敦当局。若能攻取伊拉克，英属印度则可将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况且，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部队里，有不少政治专员都设想着有朝一日，伊拉克能收归印度政府管治。因此，印度总督害怕印度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不愿再大规模增派部队，甚至试图调回西线的印度兵团，以巩固与扩大英属印度在美索不达米亚取得的战果。然而，伦敦方面安于伊拉克当下的形势，希望—用英国国务大臣克鲁勋爵的话说—“在美索不达米亚不要冒险”。[9]

占领纳西里耶后，印度政府敦促伦敦授权攻占库特，并称那样做出于“战略需求”。印度总督还进一步要求增派当时在亚丁的印度军第28旅，以扩充尼克松部队，助其夺取库特。尽管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但考虑到英军在南也门的阵地还不够稳固，它不是伦敦方面当前愿意采取的行动。[10]

 

事实上，也门迫切需要第28旅留守，以防亚丁这一战略港口被土耳其人攻陷。英军于1914年11月向谢赫赛义德发动袭击，结果只让自己在也门的阵地变得更加脆弱。伦敦与印度官员未与英国驻亚丁公使协商，便决意摧毁在红海入口居高临下的土耳其火力点。也门的殖民地官员认为，这次袭击考虑欠周，会疏远叶海亚伊玛目，而在萨那的也门统治者更将这个决定视为对其领土的侵犯。尽管叶海亚伊玛目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友，英国仍希望与其保持友好关系。然而这位伊玛目在1915年2月写给亚丁公使首席助理哈罗德·雅各布上校的信中，重申他对奥斯曼帝国的一片忠心，并暗示对英国的敌意。[11]这使英国此前与其交好的希望彻底破灭。

1915年2月，土耳其部队在叶海亚伊玛目的支持下，进入亚丁保护国的领土。最初，英国官员对土耳其军的行动不以为意，认为不会对他们在亚丁的阵地构成实质性威胁。然而土耳其人在各个部落不断招兵买马，驻也门的奥斯曼军规模逐渐壮大，英军开始担忧。截至6月，据英国情报显示，奥斯曼军已有6个营的兵力（奥斯曼一个营约有350至500人），其规模已超过英军。7月1日，奥斯曼军向距离亚丁不到30英里的拉季赫发动攻击，令英国在当地的重要盟友身陷险境。[12]

阿里·阿布达利爵士（Sir Ali al-Abdali）是拉季赫的苏丹，这个亚丁保护国内的小邦实行半自治管理。虽然他执政不满一年，但英国人将其视为也门南部的重要盟友之一。拉季赫面临奥斯曼军入侵，英国驻亚丁公使动员其规模不大且缺乏战斗经验的驻军前去驱赶土耳其部队。7月3日，一支250人的印度先头部队携带机枪与10磅火炮，连夜启程，于次日凌晨赶到拉季赫。由威尔士人与印度部队联合组成的主力部队晚了数小时上路，便暴露在也门酷热难耐的夏季高温之下。两名威尔士人在行进过程中中暑身亡，甚至连印度士兵也在如此的高温酷暑中败下阵来。这支部队一路蹒跚前行，终于在7月4日日落前赶到拉季赫，此时当地已是一片混乱。

夜幕降临时，效力于拉季赫苏丹的阿拉伯部落开始投入战斗。当时，一支土耳其纵队进入镇中央的广场，他们丝毫没有察觉此处有敌军。等回过神来，英军已抓获纵队的指挥官劳夫贝伊少校，并缴获一批土耳其机枪。不过土耳其人弄清局势后，便立即发起白刃战反击。混乱中，一名印度士兵误把拉季赫苏丹当成土耳其士兵，把这位英国想要保护的人刺死了。

身处拉季赫的400名英国士兵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奥斯曼士兵及其部落支持者相抗衡。因此，他们只得仓皇撤退。白天的艰难跋涉加上夜晚的激战，这些英国士兵已是精疲力竭。他们押着40名土耳其战俘抵达亚丁时，已战死50人，另有30人中暑身亡。此外，英军在撤退时还留下所有的机枪、两门机动火炮、四分之三的弹药，以及全部的装备。土耳其人现在牢牢控制拉季赫，而它与亚丁仅相隔咫尺。

前往亚丁的道路已是畅通无阻，土耳其部队从拉季赫推进至距亚丁仅隔一个码头的谢赫欧斯曼（Shaykh Uthman）。据第28旅指挥官，少将乔治·扬哈斯本爵士称，奥斯曼军从谢赫欧斯曼能够轻而易举地炮击“港口的建筑、船只、居民区、俱乐部、政府大楼”。更糟糕的是，亚丁全部的饮用水都来自谢赫欧斯曼的水井和处理厂。除非英军能够将奥斯曼军赶出谢赫欧斯曼，否则他们在亚丁的阵地将要不保，而失去亚丁对英国的船运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都将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13]

印度政府紧急要求从埃及调派部队增援亚丁，英国政府当即同意。1915年7月13日，扬哈斯本少将接到命令，直接率领第28旅赶赴亚丁，增援当地英军。5天后，部队抵达目的地，趁着夜色登岸，以免被土耳其人察觉。7月21日，英军跨过亚丁与谢赫欧斯曼之间的堤道，成功偷袭奥斯曼部队，使其撤回拉季赫。此行动中，英军伤亡轻微，而奥斯曼军在战斗中死亡50人，另有几百人被俘。

扬哈斯本巩固了英军在谢赫欧斯曼的阵地，决心坚守。夺回对亚丁水源的控制权后，他不愿再让部下冒险进攻，拒绝进一步扩大战线。他在写给埃及英军指挥官的信中提到：“一方面天气太热；另一方面，眼下离开安全要塞，贸然进入沙漠探险似乎不大明智。”这就是哈丁勋爵于7月末要求将第28旅调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协助征服库特阿马拉的大背景。因此，伦敦的战时内阁自然而然地拒绝印度总督的要求。据估计，拉季赫驻扎着4000名奥斯曼士兵，而英军驻亚丁部队仅有1400人，在无援军的情况下甚至不足以守住阵地—这一尴尬的局面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14]

土耳其人在加里波利战线已掌握主动，这对也门局势更为不利。这次英军明显无力守护亚丁保护国的统治者及其领地，不仅丢掉拉季赫，还在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颜面尽失，这使伦敦、开罗与西姆拉的英国官员忧心忡忡。哈罗德·雅各布总结称，英军“在亚丁不敌土耳其军，是我们威严扫地的主要原因”。英国一直担心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宣扬圣战，他们认为这次在亚丁的失利使敌军再次受益，也削弱了协约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地位。[15]

 

尼克松将军劝说印度总督，称即使没有援军，凭他在美索不达米的现有力量，也足以攻下库特阿马拉。他分析称，伊拉克的土耳其部队在经过一连串的失利后，早已乱成一团。相对地，英印军在经过战火的洗礼后变得更为成熟，多次的胜利也令军队信心倍增。只要休整好部队（占领阿马拉后，就连汤申德将军也因病被送回印度疗养），尼克松充满自信地认为其无人能挡，能够顺利往底格里斯河上游推进。他提议暂且停止行动，待到1915年9月再对库特发动袭击。哈丁勋爵批准尼克松这一作战计划。

汤申德将军的“船会”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阿马拉，此次征服库特的军事行动也将由他领导完成。然而，汤申德对英军战线的延伸充满顾虑：“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何时才能收手？”他的忧虑不无道理。印度军已在美索不达米亚战斗了近一年，亟需增援；而英国部队逐渐向纵深推进，汤申德担心补给线会受到威胁。每征服一地，交通线路就得相应延伸，而这些线路又完全依赖河运。但印度军可支配的内河船只无法满足运输需求。将补给线从巴士拉起延长一倍，又无充足的运输手段，这将使整支远征军都陷入险境。在印度疗养期间，汤申德与印度军指挥官比彻姆·达夫爵士会面，后者向他承诺：“在我让你的部队拥有充足的兵力之前，你不需要从库特往前推进半步。”因此，汤申德接受了尼克松的委任，于9月1日率领部队，顺着河往上游的库特行进。[16]

然而，那时汤申德还不知道自己还有其他方面需要担心：奥斯曼军已任命精神抖擞的努雷丁贝伊（Nurettin Bey）为驻美索不达米亚部队的新任指挥官。努雷丁贝伊是位骁勇善战的将军，曾在1897年的奥斯曼—希腊战役中服役，并在一战爆发前负责镇压马其顿与也门的暴动。努雷丁还通晓多国语言（阿拉伯语、法语、德语及俄语），正如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难得的人才”。在接到阻击英印军、保卫巴格达的命令后，努雷丁便开始全力重建军队，并成功吸纳新部队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就这样，美索不达米亚战线上形成对英军极为不利的变化：他们与奥斯曼军的实力此消彼长。[17]

 

英国与澳大利亚飞行员飞抵底格里斯河上空，对土耳其军在库特阿马拉的阵地展开侦察。空中侦察对汤申德及其部下制定攻击计划意义重大，能让他们得知土耳其军的战壕位置，从而调整火炮，令其比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任何一次攻击都要精准。不过空中侦察也并非没有危险。飞机有可能因夏日的高温和粉尘出现故障，且土耳其神枪手会让这些企图接近他们阵地的飞机受损严重。9月16日，一架英国飞机在奥斯曼军阵线后方迫降，机上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及其英国飞行观察员被俘。[18]

据空中侦察得到的情报显示，土耳其人已在库特下游约7英里一处名为辛恩（al-Sinn）的地方挖壕固守。他们的战壕分布在底格里斯河的两岸，夹在一片难以逾越的沼泽之间，绵延数英里。这意味着英军若要发起进攻，便只能冒险从开阔地发起正面攻击，抑或沿着沼泽绕行数英里，从侧翼袭击奥斯曼军阵地。此外，奥斯曼军还在河中设置障碍物，防止载有火炮的英军船只过河。努雷丁可谓处心积虑确保其部队的阵地固若金汤，让英军束手无策。

英军估计奥斯曼军在辛恩共有约6000名步兵，其中土耳其人只占四分之一，余下的四分之三都是阿拉伯人。汤申德的部队拥有11 000名士兵，且配有大炮与机枪，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认为他的部队击败奥斯曼守军绰绰有余。但他的一些部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雷诺兹·莱基上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得知敌军方位，阵地非常广阔，防守严密，周围布满铁丝网。我军得多费点工夫了。”[19]

英军连夜就位，并于9月28日清晨向奥斯曼阵地发起多头攻击。实施此次攻击计划需要精心配合，一部分军队负责吸引奥斯曼军火力，其余部队则绕到敌军侧翼实施包抄。然而，数支英军纵队在破晓前的黑暗中迷失方向，误入沼泽，延误了军机，迫使英军在太阳高照时才发动进攻，不但没能让敌军措手不及，相反令自己遭遇枪林弹雨。“今天真是糟糕透了，”莱基上尉在日记中记载道，“我们损失了很多人。土耳其人的榴弹炮在一处精确地瞄准我们。他们很显然做了最精确的校准，炮弹一直就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有一把离我仅5码的机枪被直接击中底座碎裂。花了一整晚挖沟，天亮时我们都累惨了。”据莱基证实，奥斯曼军坚守阵地，令发起攻击的英军伤亡惨重。两军从黎明一直激战到日落。筋疲力尽的英军安顿下来，准备在夜间守住战果，奥斯曼军却悄然退至库特。莱基上校不无敬意地提到：“土耳其人在晚间撤退了，非常巧妙，什么也没留下。”

英军用了数天时间，才从奥斯曼军撤离的辛恩推进至库特镇。奥斯曼军在河中设置的障碍虽被破坏，但仍一直给英军的船运带来不便。此外，河水过浅也妨害通行。兵员伤亡情况远糟于英国军事部门的预期，他们需要先将这些伤员送至下游阿马拉与巴士拉的医疗机构，才能继续对土耳其人发动攻击，抢占库特。[20]

最终，土耳其人放弃库特，英军也不必再战。9月29日，英国空中侦察发现，土耳其军已经有条不紊地撤出库特，退至上游的巴格达。一方面，这对英军是个利好消息，他们不用遭到任何抵抗便能占领库特；但汤申德虽胜尤败：奥斯曼大部分兵员和火炮成功逃出他布下的包围网。英军每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围剿奥斯曼军失败，都给予敌方重整军队的机会。况且，每取得一次胜利，印度军在伊拉克的纵深就更大，补给与交通线路亦随之延长。因此，印度远征军在伊拉克每赢得一次胜利，就益发脆弱。

 

英军于1915年10月在库特取得胜利时，伦敦方面正逐渐意识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大势已去。许多政治人士都担心英军在加里波利战败会动摇他们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英国内阁相信，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战败一事会被敌军作为圣战宣传材料。因此一些政治家认为，攻占巴格达能挽回协约国从加里波利半岛撤军的名声。

然而，前线指挥官对此看法不一。尼克松将军不仅认为他的部队能占领巴格达，还认定此举势在必行，否则他们便不能确保美索不达米亚阵地的安全。而率领第六印度师在阿马拉与库特取得胜利的汤申德将军则认为，英军已征服辽阔的领土，当下应先加固现有阵地。虽然他的部队攻取巴格达的赢面颇大，但他们需要大批援军助其守住该城。况且，他们从巴格达至巴士拉的交通线随变幻莫测的底格里斯河绵延数百英里，没有援军便难以确保这条线路的安全。汤申德坚称，若要攻取巴格达，则至少需要新增两个师的兵力。

10月21日，英国政府负责监管中东战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就美索不达米亚问题展开讨论。寇松侯爵支持汤申德的观点，认为眼下英国最应该做的是固守从巴士拉至库特的阵地。但叱咤风云的三大臣—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第一海军大臣阿瑟·贝尔福及温斯顿·丘吉尔（加里波利半岛战役失利后被贬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但在政府中仍颇有话语权）则赞同尼克松的看法，呼吁展开全面行动，攻占巴格达。基奇纳勋爵主张走中间路线，提出突袭巴格达，以摧毁当地奥斯曼军，随后实施战略性撤退，使英军前往更安全的阵地。“如果我军占领巴格达，又撤出加里波利半岛”，基奇纳解释称，“则敌军可能会调遣6到7万兵力”重夺巴格达，届时汤申德需要几个师的兵力以守住巴格达。也许是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连续失利让基奇纳在内阁的影响力有所减弱，此次他的主张未能赢得内阁的支持。正如记载这段战役的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所总结，政客把巴格达看成是一个机遇，他们能在此“获得先前在政治（甚至在军事）上未能取得的巨大功绩，且由此衍生的好处能惠及英国在整个东方的局势，不容错过”。[21]

最终，达达尼尔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既然没有明确禁止英军向巴格达进发，就是默认谁最坚持就由谁说了算，这当然非主张攻占巴格达的尼克松将军、哈丁总督，以及内阁中支持他们的格雷、贝尔福与丘吉尔莫属。得到内阁的允许后，印度事务国务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于10月23日向哈丁总督拍电，授权尼克松将军占领巴格达，并承诺尽快从法国调派两个印度师赶赴美索不达米亚。[22]

战争爆发以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首次拥有能够抗击英印军的指挥官与部队。1915年9月，驻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重新整编为奥斯曼第六军团，时年72岁、久经沙场的普鲁士陆军元帅，科尔玛·冯·德·戈尔茨担任该军团总司令。1915年12月，戈尔茨帕夏及其德国参谋抵达巴格达，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与他在伊拉克的前任比起来，这位普鲁士指挥官有着巨大的优势。他手下的土耳其将军在之前与英军的对抗中积攒宝贵的经验，加上新来的两个师，奥斯曼第六军团已逐渐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比肩。奥斯曼第51师清一色都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耳其人，战斗经验丰富，比即将在伊拉克遭遇的印度军军纪更严明。

1915年秋，新部队抵达巴格达，给当地百姓留下深刻印象，一位居民回忆道：“传令员奔走在卡济米耶（巴格达的一个区）的集市中，号召大家到河岸去欢迎进城的土耳其部队。大家赶到那里时，只见河上满是木筏，上面站满士兵。部队下了木筏，踩着节拍列好队。人们高声欢呼，就连女人们也不例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力量对比正在改变，奥斯曼军在质与量上都逐渐超过疲于战斗的印度军。[23]

汤申德的任务是率领约14000名士兵夺取巴格达。另有7500名英军士兵被派往底格里斯河从巴士拉至库特阿玛拉段，以及幼发拉底河至纳西里耶段沿途各个驻点。增派的印度师无法在1916年1月之前抵达巴士拉。捷报频传无疑增强英印军的信心，但数月的跋涉与激战，加上伊拉克夏季的高温与肆虐的疾病，已使他们身心疲惫。汤申德率领的英国部队有不少战斗力不足，而且他开始怀疑印度穆斯林士兵并非绝对可靠。

奥斯曼帝国积极利用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忠诚，企图策反英军中的教众。巴格达政府的喉舌媒体用印度语与乌尔都语印发宣传册，号召印度穆斯林离开“异教徒军队”，加入由穆斯林同胞组成的奥斯曼军。他们还提醒穆斯林士兵，为守卫巴格达，土耳其人已经在萨尔曼帕克修筑战壕，那里埋葬的可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忠诚的同伴之一—萨尔曼（Salman pak,“pak”在波斯语与土耳其语中意为“纯洁”，因此该地取名为“纯洁的赛勒曼”）。[24]

这些宣传手册起了一些作用，得知要向萨尔曼帕克推进，印度的穆斯林士兵异常缄默，英国将军也察觉到这一点。甚至已有哗变的个案出现，1915年10月，莱基上尉记录称，4名穆斯林士兵在靠近土耳其阵线的地方放哨时，割断了他们长官的喉咙，随后逃到奥斯曼军中。自此以后，第20旁遮普步兵团“由于逃兵事件”被派往亚丁。英军担心，奥斯曼军如此宣扬萨尔曼帕克是埋葬先知同伴的圣地，会引发更多的哗变事件。因此，为淡化萨尔曼帕克的宗教意义，英国人一律用当地在萨珊王朝时的名字泰西封代称它。[25]

泰西封宫位于奥斯曼军防守阵线的中心，这座规模庞大的宫殿始建于6世纪,至今仍是最大的砖拱建筑。数月之间，土耳其人一直在宫殿周围备战，他们的前线长达6英里，建有15处土木工事或防御要塞，均配有机枪大炮。复杂的交通壕网络方便兵员与补给运抵或撤出前线，每隔一定的间隔还装有大型水罐，以解决士兵的饮水问题。前线后方约2英里是土耳其军的第二道防御阵线，也同样修筑得极为精细。精锐的第51师作为后备力量驻守在第二条战壕。自1915年10月撤退到11月英军逼近这段时间，努雷丁及其部下尽其所能加固工事，这些阵地几乎坚不可摧。

关于奥斯曼军在巴格达的防御情况，英军指挥官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在他们准备袭击萨尔曼帕克之前，他们估计敌军约有1.1万至1.3万名士兵。11月初，尼克松与汤申德开始收到相互矛盾的情报，对究竟有多少奥斯曼援军从叙利亚或高加索派往巴格达说法不一，但他们认定这些情报都不可靠。此外，在一架侦察机被敌军火力摧毁后，尼克松于11月13日下令暂停空中侦察，这让敌方的状况更显扑朔迷离。据尼克松与汤申德猜测，奥斯曼军的兵力应基本与他们持平，或稍占上风。然而此前与他们交战时，土耳其部队由于压力过大而溃不成军，这让英国指挥官此次也充满信心，认为即使土耳其守军在规模上略胜一筹，他们也能获得胜利。[26]

1915年11月，战斗即将打响，汤申德下令两架飞机升空，对敌军阵地做最后一次长距离侦察。第一架飞机安全返航，报告称奥斯曼军阵线并无变化。第二架飞机飞往泰西封东部，发现那里的地面状况有大幅改变，似乎有大批援军赶到的迹象。飞行员飞近查看时，飞机引擎被奥斯曼军击穿，他只得迫降在敌军阵线后方，最后被土耳其人俘虏。虽然他拒不回答敌军的审问，但对方从他身上搜出了标有第51师位置的地图—这是关于奥斯曼援军的第一份可靠情报。据一位土耳其军官记载道：“这张价值连城的地图没有落入敌军指挥官手里……而是到了土耳其指挥官手中。”[27]

击落英国飞机不但阻止汤申德意识到敌众我寡、土耳其军已增至2万多人，还极大鼓舞了土耳其部队的士气。“这件小事被看成是一个好兆头，敌人的好运就要到头了。”这位土耳其军官这样写道。事实也确实如此。

 

11月22日清晨，4支英军纵队朝奥斯曼军阵线推进。他们错误地以为敌军毫不知情，结果一进入奥斯曼守军的射程范围，敌军火力便扑面而来。“几乎瞬间便是枪林弹雨，”莱基上尉在日记中这样记录，同时他还列出了第一次进攻时阵亡同伴的名字，“步枪火力持续不断，直到下午4时。战斗很激烈。”

英军与奥斯曼军展开数小时的白刃战与肉搏战，最终占领了奥斯曼军的第一条战壕。然而，还未等英军巩固战果，最骁勇善战的奥斯曼第51师部分兵力便发起猛烈反攻。双方激战到天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恐怖的一天，”莱基总结道，“死伤者遍地，没办法把他们救下来。”第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损失近40%，而奥斯曼军则折损近一半战斗力，这使双方的指挥官都极度沮丧。[28]

11月23日，战斗进入第二天，元气大伤的两军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一整天，伤者源源不断被送来，”莱基上尉记录道，“几百人仍未得到救治，没有担架，没有吗啡，没有鸦片，什么都没有。”尽管如此，但双方的近距离持续交战至深夜。“晚上10点左右，我们正沿着多赛特郡团的战壕匍匐前进，就遭到猛烈的攻击。伤者状态很糟糕，他们仍然在战壕后面毫无防备地躺着。我们端枪近距离瞄准、齐射，都能听到（土耳其）军官在激励士兵。真是可怕的一晚。”

一连三天，英印军都被奥斯曼军围困。他们守住了刚攻下的第一条战壕，但却缺少兵力攻下敌军的第二条战壕。更加困扰他们的是，没有及时得到救治的伤员越来越多（而奥斯曼军可将自己的伤者送至附近的巴格达救治）。英军没有预料到会遭受如此重大的伤亡，几千名士兵重伤令他们措手不及。莱基上尉描述称：“断腿甚至是没腿的士兵被人用大衣包裹着送来。他们的苦痛简直难以言表。”战斗持续不断，伤者哀嚎连连，还有关于土耳其援军的谣言，这一切极大打击汤申德部队的士气。

11月25日，汤申德及其部下终于意识到己方难以为继。印度军势单力薄，战线也太长。他们参战的人数有限，援军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早一批援军要等1月过后才能抵达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必须保留足够的战斗力守卫巴士拉至库特阿马拉的英军阵地，并亟需将伤员撤下前线。汤申德全力征调一切可用的内河船只，以运送数千名伤员至下游，而那些仍可继续作战的士兵则继续留在前线。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他们不得不面临所有士兵的噩梦—在敌军炮火中撤退。

 

英军从萨尔曼帕克撤退，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出现重大转折。奥斯曼军很快便转守为攻，战场上如此，战事宣传上亦是如此。

1915年9月至10月，英军向底格里斯河上游推进时，奥斯曼军与伊拉克民众的关系降至冰点。当时，巴格达居民在歌里已公开嘲弄哈里发—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及其军队：

 

雷沙德，你这个猫头鹰之子（一种象征着不幸的鸟），你的军队被打败
雷沙德，你这个倒霉蛋，你的军队都在逃。[29]

 

随着幼发拉底河中游城镇的叛乱日益激烈，以及巴格达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日益加剧，奥斯曼政府决定再次诉诸圣战。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伊拉克那些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什叶派穆斯林。奥斯曼政府展开“阿里的神圣旗帜”，希望煽动大众的宗教热情，从而赢得伊拉克什叶派对其战争的支持。[30]

阿里·本·阿比·塔利布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亲戚、女婿，也是伊斯兰教的第四代哈里发。自伊斯兰教诞生的第一个世纪起，什叶派穆斯林就只把哈里发阿里及其后裔尊为穆斯林社会中唯一的合法领袖（事实上，“什叶”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Shiat Ali，意为“阿里的支持者”，或“阿里党”）。因此，他们并不认可逊尼派奥斯曼苏丹以哈里发（全球穆斯林精神领袖）自居，对他以这种身份颁布的号令也充耳不闻。

奥斯曼政府希望借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对哈里发阿里的虔诚，动员他们加入抗击英国入侵者的行列。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策划在游行时高举一面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旗，诡称这面旗帜是哈里发（什叶派称为伊玛目）阿里的遗物，具有神力。奥斯曼政府人员在伊拉克什叶派居多的各个圣城之间来回奔走，把这面旗帜说成是一种秘密武器，虔诚的穆斯林将军若在阿里伊玛目的旗帜下战斗，定能战无不胜。

1915年秋，奥斯曼政府将“阿里圣旗”托付给一位高层官员，并派一支骑兵分队沿途护送，从伊斯坦布尔一直到伊拉克。谣传这支代表团一路上给更看重实利的贝都因领导人分发黄金，以确保他们对奥斯曼军的支持。队伍到达的第一站是纳杰夫—什叶派伊拉克的政治中心，也是埋葬伊玛目阿里的地方。1915年5月，叛乱最先爆发于此。奥斯曼政府计划在穆哈兰姆月，即什叶派伊斯兰历中最神圣的月份，在埋葬伊玛目阿里的清真寺展开这面旗帜。

在穆哈兰姆月的第11天，即西历的11月19日，这面旗帜与热情洋溢的纳杰夫居民见面了。什叶派显贵把抗击英国异教徒的圣战号召在语言上重新进行包装，称异教徒是“十字崇拜者”—这一称谓不单指英国士兵的基督教信仰，还与十字军东征挂上钩，它曾导致中世纪天主教徒与地中海东部穆斯林的敌对。

昌盛的武运也渲染了旗帜的神秘色彩。旗帜从纳杰夫到巴格达的10天里，奥斯曼军第一次战胜了英军。巴格达副总督很快便在演讲中将胜利与这面神秘的旗帜联系起来，于是圣旗更受到民众的爱戴。“就在这面圣旗离开纳杰夫时，敌人停止进攻，在萨尔曼帕克铩羽而归。”沙菲克贝伊如此赞美道，群众一片欢呼。奥斯曼军赶跑了英军，这令担惊受怕的巴格达人民深感安慰，他们开始乐观地期待胜利的到来—即便胜利需要神的介入。

 

奥斯曼当局在伊拉克升起“阿里圣旗”之时，一群奥斯曼官员早已在利比亚重启圣战。1915年5月，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阵营。青年土耳其党人趁机光复了自1912年被迫割让给意大利的部分利比亚领土。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在利比亚与埃及边境区域宣扬宗教极端主义，企图借此在英国与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策动叛乱，令两国后院起火。他们圣战运动的合作伙伴就是赛努西兄弟会的领导人—赛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赛努西。[31]

早在1911年，赛义德·艾哈迈德就曾率领赛努西的武装力量参与意土战争。赛努西教团是一支威震利比亚的苏菲派（或称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兄弟会，在北非有许多地方分会，成员遍布整个阿拉伯世界。自1902年担任赛努西兄弟会领导人以来，赛义德·艾哈迈德一直在与意大利人交战，即使在1912年奥斯曼军撤出利比亚，将当地交由罗马管治期间，他的斗争也未曾停歇。作为一支神秘主义派的跨国穆斯林军团首领，再加上他抗击外国入侵者的声誉，赛义德·艾哈迈德自然成为奥斯曼政府圣战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1915年1月，两名显赫的奥斯曼官员从伊斯坦布尔启程赶往利比亚。该使团的负责人努里贝伊是恩维尔帕夏的兄弟。与他一同赶赴利比亚的是一位名为贾法尔·阿斯卡里的官员，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与他众多秉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僚一样，阿斯卡里坚决反对英法两国征服和瓜分包括阿拉伯土地在内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他既希望抗击蚕食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欧洲国家，也希望保护阿拉伯人的权利不受土耳其人侵害。因此贾法尔·阿斯卡里并未觉得此次协助赛努西有何不妥。

努里与贾法尔首站抵达雅典，在那里购买了一艘小型轮船及一批武器，准备运抵利比亚。为躲避地中海东部的敌舰，他们先行至克里特岛，等待时机冲向利比亚海岸。船长按照他们的指示，将其带到利比亚图卜鲁格与埃及边境小镇塞卢姆之间的一片孤立海滩上。1915年2月，他们在距埃及边境约20英里的利比亚海岸登陆，随即与赛义德·艾哈迈德取得联系。[32]

两位奥斯曼官员发现，这位赛努西兄弟会的领导人正在艰难地与各方斡旋。一方面，他领导的运动只有唯一一条补给线，该线路西端受宿敌意大利的掣肘，东至法国控制下的乍得，因此他需要与驻埃及的英军保持良好关系，才能确保这条线路畅通无阻。而英国公开声明，希望赛义德·艾哈迈德在埃及的西部边境保持和平。而另一方面，奥斯曼政府不断提醒他所肩负的责任。作为一名有号召力的穆斯林领导人，他应当保卫圣战不受外国入侵者破坏。贾法尔·阿斯卡里称：“毋庸置疑他倾向于奥斯曼政府，但同时总也摆脱不了阿拉伯领导人一贯的悲观、猜疑与焦虑情绪。”

赛努西部落兵全是非正规军。一些按所属部落组织，其他人则从宗教学校中招募而来，其中400名穆哈菲兹亚团体（Muhafiziyya）的宗教学者精英担任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保镖。贾法尔·阿斯卡里回忆道：“在执行保镖任务时，他们不断用低沉雄浑的声音诵念《古兰经》，那场景震撼在场的每个人，不由得心生敬畏。”阿斯卡里与20名土耳其官员齐力把这些编外人士打造成一支合格的部队，派遣他们前去抵御埃及西部的英军。这支军队在战斗时表现英勇，就连英国人后来也承认，阿斯克里把他的士兵“训练得相当出色”。[33]

两位奥斯曼指挥官抵达利比亚东部已有数月，但赛努西仍然未能发起进攻，这让他们开始失去耐性。努里贝伊对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优柔寡断感到非常挫败，于是怂恿艾哈迈德的一些部下于1915年11月末向英军阵地发起攻击。部下未经允许擅自行动令赛义德·艾哈迈德十分恼火，但奥斯曼政府却满心欢喜—因赛努西的攻击，11月22日英军撤出他们在塞卢姆的前线阵地，退到了向东120英里的马特鲁港。

赛努西的行动得到广泛支持。阿瓦拉德阿里部落的贝都因人也投入战斗，开始攻击英军阵地。埃及骆驼军的一支小分队倒戈，加入日益壮大的阿拉伯运动。14名埃及当地的海防官员与120名士兵带着武器、设备与骆驼，投奔赛努西兄弟会。种种倒戈行为使英军开始怀疑埃及人的忠诚度。因此，为保险起见，他们从马特鲁港撤出埃及炮兵部队。事态如此发展，促使奥斯曼政府鼓动更大范围的埃及起义以对抗英军，从而提升赛努西战士的士气。

为了遏制赛努西圣战构成的威胁，英军迅速采取行动。1400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士兵共同组成西界部队，配备火炮、装甲车与飞机，奔赴马特鲁港，旨在重新夺回英军对利比亚边境的控制权。在危机四伏的1915年12月，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力量尤为薄弱，更要特别提防赛义德·艾哈迈德趁机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煽动更大范围的叛乱。

12月11日，英军西界部队从马特鲁港启程，向在以西16英里安营扎寨的阿拉伯部队发动攻击。当英军步兵进入射程范围时，赛努西人开火了，多名步兵应声倒地，进攻受挫。直到火炮和骑兵赶来增援后，战况才有所改观。战斗持续两天，其间阿拉伯人恪守纪律。但火炮精准的攻击还是将部落兵冲散，12月13日，他们被澳大利亚轻骑兵团成功逼退。第一次交战，双方均损失不大，不过英军西界部队的情报长官在战斗中毙命。[34]

1915年感恩节当天，英军在清晨对赛努西部队发动第二次突袭。突然出现的敌军令阿拉伯部落一阵恐慌。待到贾法尔·阿斯卡里赶到前线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发现他的士兵“与其说在有序撤退，还不如说仓皇而逃”。为了整顿军队秩序，阿斯卡里在日出之前审察时局，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我明白我军阵地已被敌军重重围困。”他只得竭尽全力，派出两个步兵营从西面突围，另派一支骑兵队伍从右翼冲击敌军包围圈，一支大型纵队则朝马特鲁港这一大方向突击，尽管那边有一艘停泊在湾内的英国舰船正向阿拉伯阵地开炮，而且命中率越来越高。“景象相当惨烈，”阿斯克里坦言，“从未料到让士兵坚守阵地竟会如此困难。”

经过一天的激战，英军成功将阿拉伯人从山顶的阵地上逐出。尽管新西兰士兵占领了贾法尔·阿斯卡里的军帐，缴获其所有文件，但他本人侥幸逃过一劫。“日落之时，我们开始撤退，”阿斯卡里记载道，“我们弹尽粮绝，连所有的死伤者也丢弃在原地，任凭敌军处置。”此次战败使阿拉伯战士士气大挫，自此之后，据奥斯奥官员记载称，便“陆陆续续出现逃兵现象”。

英军虽获得胜利，但未能剿灭已有5000兵力的赛努西部队。赛义德·艾哈迈德的阿拉伯部落仍掌握着从塞卢姆至马特鲁港英军驻地的沿海控制权，因此他依然拥有一些重要资本。德国潜艇在利比亚与埃及的海岸线之间来回穿梭，为负责利比亚战事的两位奥斯曼官员送去枪支、弹药与现金。况且，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撤逃，在美索不达米亚又遭逆袭的消息已经传开，许多埃及人都盼望赛努西部队掀起的动乱能助他们摆脱深恶痛绝的英国殖民统治。

 

对英国战略部门而言，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面临的逆转，远比埃及西部沙漠里的一小撮赛努西狂热分子更令他们头痛。之前取得胜利的第六印度师在萨尔曼帕克遇险，被迫在敌军火力下撤退。汤申德部队已遭挫败，但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指挥官无力提供保护。在援军抵达巴士拉之前，英军几无足够的兵力守住他们在战争第一年所攻占的城镇。

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中行进一周之后，英印军终于在12月2日疲惫不堪地抵达他们熟悉的库特阿马拉。库特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一马蹄形凹弯处，商业繁华，是当地粮食贸易的中心，当地的甘草根远销国际市场。这里有数层楼高的泥砖房，自带院落，里面的木雕装饰别具匠心。相比之下，公共建筑的面积稍大一些，包括政府办公楼、两座清真寺（其中一座有精致的宣礼塔），还有一处有挡棚的集市被英军征用，改成一所军医院。英军防线绵延于底格里斯河左岸、半岛狭长处，而固守库特西北方河段的泥砖要塞则是英军防线的基石。

汤申德的一些部下对部队是否应撤至库特充满疑虑。从地理位置来看，库特必遭奥斯曼军围困。一旦被围，对印度军和当地百姓都是灭顶之灾。尽管镇上的民众未曾反抗便向英军开城投降，但面对旷日持久的围困，英军也不能奢望他们给予配合。是驱逐镇上百姓，引发7000人无家可归的人道危机，还是强迫民众同他们一起面对围困的艰难险境，汤申德及其部下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利弊，最终认为，让民众待在家中的危害稍轻。但随后发生的一切表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汤申德承认，部队在此遭围困在所难免，但他认为一切很快就会过去。在萨尔曼帕克幸存的士兵，加上库特的驻军，汤申德此时拥有11600名战斗人员与3350名非战斗人员，粮食储备能供部队维持60天。他相信他的部队能够挺过这接下来的数周时间，等1月份援军赶到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便能解围，随后可继续征服伊拉克。

12月5日，由努雷丁帕夏率领的土耳其先头部队抵达库特，准备展开围城。12月8日，对库特城的封锁完成。过去一年，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接连败给英印军，如今终于乾坤倒转。随着阿里的圣旗在底格里斯河上空飘扬，奥斯曼军感到胜利在望。

[1]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23.

[2] 1915年4月谢巴之战的描述，见第五章。

[3] 关于幼发拉底河中部流域的叛乱，参见 `Ali al-Wardi, Lamahat ijtima`iy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伊拉克现代史的社会视角] (Baghdad: al-Mak- taba al-Wataniyya, 1974), 4:187–219；Ghassan R. Atiyyah, Iraq, 1908–1921: A Political Study (Beirut: Arab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1973), 80–81.

[4] Wardi, Lamahat, 4:193.

[5] Nixon’s orders of 24 March 1915, 30 March 1915, and 31 March 1915 are reproduced in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 1:194–195.

[6] 英国在阿马拉战役中几乎未受到实质性伤害—仅4人死亡、21人受伤—而奥斯曼军死伤120人，另有近1800人被俘。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260–262，265.

[7] Ali Jawdat, Dhikrayati, 1900–1958 [我的回忆录，1900–1958] (Beirut: al-Wafa’, 1968), 31–36.

[8] Moberly, in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297, 其中报道称英军死伤533人。 Captain R. L. Lecky是一名印度军官，他称英军死伤1200人；IWM, Captain R. L. Lecky, Documents 21099, diary entry for 24 July 1915.

[9] Crewe quoted in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03–304.

[10]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03–304.

[11] 对谢赫赛义德的攻击，见第四章。

[12] 关于英国—奥斯曼在南也门的敌对状况，参见Robin Bidwell,“The Turkish Attack on Aden 1915–1918,” Arabian Studies 6 (1982): 171–194; Harold F. Jacob, Kings of Arabia (London: Mills and Boon, 1923), 168–172. G. Wyman Bury, Pan-Islam London: Macmillan, 1919), 40–50; George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London: Herbert Jenkins, 1923), 274–277.

[13]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74.

[14] Bidwell,“Turkish Attack on Aden 1915–1918,” 180.

[15] Jacob, Kings of Arabia, 180.

[16] Both Townshend and Duff are quoted by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120. 值得注意的是，When God Made Hell一书作者—现代历史学家Charles Townshend，声称自己与Charles Townshend将军，即美索不达米亚第六师指挥官并无关联。

[17] 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and the Middle East, 1914–1918: From the Dardanelles to Mesopotamia (London: Amber Books, 2008), 133.

[18] 空军上士 J. McK. Sloss，隶属澳大利亚飞行团，他确认飞行员为Harold Treloar上尉，空中观察员为Atkins机长。他称飞机遭遇引擎故障，但其他消息渠道称飞机是被击落的。IWM, private papers of J. McK. Sloss, MSM Australian Flying Corps, Documents 13102.

[19] Reynolds Lamont Lecky上尉，是印度军队中的一名预备军官,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间隶属第120 拉吉普塔纳（Rajputana）步兵团。IWMIWM, Documents 21099.

[20] 虽然英军只死亡100人，但受伤1100人，其中多数伤势严重。奥斯曼军死伤2800人，另有 1150人沦为战俘。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37.

[21] Kitchener is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140–141;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4), 2:15.

[22]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28.

[23] Wardi, Lamahat, 4:224.

[24] 萨尔曼，先知的理发师，通常被称为Salman al-Farsi，或 Salman the Persian. Wardi, Lamahat, 4:224.

[25] IWM, Lecky diary, entry of 29 October 1915.

[26]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12–113;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9–58.

[27] From the article by Staff Major Mehmed Amin, cited by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59.

[28] IWM, Lecky diary, entry of 22 November 1915. 仅在战斗的第一天，即11月22日，英军便失去了240名军官和 4200 名士兵；奥斯曼军有4500 人死亡，4500人受伤，另有1200 人被俘。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13.

[29] 这组对句的阿拉伯语原文为: Rashad, ya ibn al-buma, `asakirak mahzuma / Rashad, ya ibn al-khayiba, `asakirak ha li-sayiba. Wardi, Lamahat, 4:233.

[30] “阿里的神圣旗帜”（阿拉伯语为 al-`alam al-haydari al-sharif）引自Wardi, Lamahat，4:233–242，其中提到haydar这个名字与哈里发阿里有关.

[31] 关于奥斯曼军在利比亚加紧圣战的内容，参见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259–274；P. G. Elgood, Egypt and the Ar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270–274；Latifa Muhammad Salim, Masr fi’l-harb al-`alimiyya al- ula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Cairo: Dar al-Shorouk, 2009), 290–296.

[32] 关于贾法尔·阿斯卡里讲述的1915年利比亚战役，参见他的回忆录，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54–85.

[33] 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106.

[34] 对贾法尔·阿斯卡里训练的正面评价，参见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112.英国官方历史称，英军在12月11日和13日的战斗中死亡33人，受伤47人，估计赛努西部队的死亡人数为250人，不过贾法尔·阿斯卡里报告称仅有 17 名阿拉伯战士死亡，30人受伤。在行动中遇害的英军情报官员，是埃及海岸警卫队的C. L. Snow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