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库特之围

自从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奥斯曼帝国宣布参战以来，英国一直把它看成同盟国阵营中最薄弱的环节。英国的战争策划者们曾一度希望迅速打败奥斯曼帝国，取得在西线上未能取得的突破。奥斯曼军前六个月的表现也全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协约国战舰毫发无伤地打击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带；英军相对轻松地占领了巴士拉；奥斯曼军在高加索地区与西奈半岛发动的战役也最终落败。

然而，自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奥斯曼军便扭转乾坤。土耳其守军顶住协约国的猛烈攻势，坚守阵地，最终迫使外国入侵者撤军，颜面扫地。顷刻间，之前不断进攻的英军招架不住奥斯曼守军的反击，土耳其部队接连收复失地，还侵入英国在南也门的保护国，对亚丁这一重要港城构成了威胁。利比亚部落兵在奥斯曼军官的带领下侵扰埃及西部边境，迫使英军撤至距海岸线120英里处。此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特阿马拉，努雷丁贝伊还围困了英军一整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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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军这些攻势均未对英军本身构成严重威胁。英国人仍相信他们最终能战胜也门的阿拉伯部落兵，成功穿越埃及的西部大沙漠。他们觉得库特之围只是巴格达征途中意外发生的小插曲，并不影响最终的征服。此刻更困扰英军的，是他们在加里波利半岛的失利，以及在也门、利比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挫败。他们害怕这些负面消息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笑柄。他们相信，在中东与南亚一带活动的德国宣传者会充分利用奥斯曼军取得的每次胜利做文章。他们担心自己会在前线遭遇宗教狂热分子攻击，同时自家殖民地又爆发穆斯林起义。从这一角度来说，英国与德国对哈里发号召圣战的反应，比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或是中东、北非及南亚的穆斯林还要强烈。[1]

为了消除圣战威胁，英国认为必须再次确立对奥斯曼帝国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重新占领被帝国收复的势力范围，解救被困在库特的英军，并进一步攻占帝国其他领土。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土耳其人再次赢得胜利。

话虽如此，但英军在西线消耗惨重，能投入奥斯曼战线的兵力着实有限。1916年2月，德国对法国在凡尔登的阵地发起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发动一场他所谓的“消耗战”，其目标并非攻取凡尔登，而是要法国人为守住此地而流尽最后一滴血。十个月里，法国部队一直承受着德军猛烈的炮击，炮火最密集时达到每分钟40发。到德国人于1916年12月放弃进攻为止，德军死伤33.7万人，几乎与法军37.7万的伤亡人数同样多。正因如此，英军需在西线保存实力，以支援法国盟军，防止德国取得重大突破，赢得战争。

要如何部署军队，才能既不从生死攸关的西线抽调兵力，又能避免奥斯曼军取胜，防止掀起圣战呢？这可让巴黎与伦敦的战争策划者犯了难。在解救库特之围一事上，他们完全把实力对比搞错了。

 

被围困库特阿马拉的英军，很快便意识到自身处境岌岌可危，当时他们一定感觉自己就像瓮中之鳖。“土耳其人决意给这块土地来场炸弹洗礼，”隶属牛津与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下级尉官G. L. 希伍德回忆，“他们进一步贴近后，整片平地都被笼罩在枪林弹雨之下；从这天起，河岸上的狙击也愈发猛烈。”英军顶着敌军的炮火艰难地加固战壕，同时奥斯曼军正不断朝英军阵地挖坑道，“前几周里，土耳其人并未发动实质性攻击，但他们距我们非常近，我们晚上都无法安睡。”希伍德坦言道，最近的时候，双方相距甚至不到100码。[2]

奥斯曼第六军团指挥官—陆军元帅科尔玛·冯·德·戈尔茨前往库特巡视前线，并会见了努雷丁贝伊，二人共商对策。两位指挥官的意见大相径庭。一贯冲锋陷阵的努雷丁想要直接向库特发动攻击，一举消灭英军。而戈尔茨则试图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建议收紧对库特的包围圈，断绝城内英军供给，让他们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投降。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努雷丁趁戈尔茨赴波斯前线视察之际，擅自出兵向库特发动攻击。[3]

当时正值平安夜。那天，炮弹把要塞的泥砖墙轰出好几个大窟窿，英印军拼命击退一批批冲向自己战壕的土耳其步兵。希伍德的部队受到土耳其军主力部队的猛烈冲击：“黄昏后，他们还是不断地进攻、炮轰，就这样持续了一晚上……他们已经占领要塞的一个棱堡，并用成捆的干草、储存罐、面粉袋，以及任何随手能找来的东西搭建临时掩体，敌军在掩体的一边，我军在另一边。几乎整个晚上，我们都在炮击这些掩体，圣诞节最严重的伤亡全在这儿了。”交战双方均损失惨重，但与一战的其他战争一样，进攻方遭受的损失更大。当库特迎来圣诞日的曙光时，两军阵线之间已堆满土耳其军的死伤者。许多当时的英军幸存者都写到，他们曾试图帮助倒在两军阵地之间的土耳其伤兵。最后，他们给那些距离较近的伤兵扔了些面包和水瓶，只听伤员们疼痛难忍，不断呻吟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喧嚣的战场才又恢复了寂静。数周之后，许多奥斯曼阵亡将士仍然就那样躺在圣诞夜倒下的地方。

12月24日一战过后，努雷丁贝伊停止对英军阵地的攻击。他转而采取戈尔茨的战略，下令收紧对库特的围困，切断库特所有的补给线路，并不断用火炮、机枪和狙击枪朝城内射击。尽管如此，当戈尔茨从波斯前线归来，发现奥斯曼军竟遭受如此重大的伤亡，还是深感震惊。于是，他将努雷丁调往高加索前线，到了1月，该职务由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父辈亲戚—人脉广泛的哈利勒贝伊接替。

英军在圣诞夜一战中损失也不轻。面对这种围困，库特的英军指挥官—查尔斯·汤申德将军开始怀疑自己的部队究竟能坚持多久。根据汤申德自己在库特前几周的经验，部队每天因病或死伤减少的战斗人员按75人估算，至1月1日，部队就会从当前的7800人减至6600人，至1月15日将只剩5400人。当时库特仍与总部保持着无线电通讯，汤申德说服上级，敦促他们趁自己的部队仍有足够力量配合解围行动，尽快派援军前来营救。[4]

英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集结。第一批赶到的是乔治·扬哈斯本将军率领的第28旅。在确保了亚丁免受奥斯曼军的进一步攻击之后，扬哈斯本的部队被火速调往美索不达米亚解围。12月2日，他们在巴士拉登陆。援军的新指挥官—将军芬顿·埃尔默爵士于同一星期抵达。12月8日，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尼克松将军向埃尔默下达命令：击退底格里斯河的奥斯曼军，营救被困库特的汤申德部队。此刻，他们已经顾不上考虑征服巴格达了。

当时，印度军两个师还在从法国赶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途中。埃尔默相信待到1916年2月，他就能有足够的兵力实施营救。然而，被困库特城内的汤申德不相信自己能等到2月。每一周他手下的兵力都在减少，而奥斯曼军则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到。时间是关键，他们必须在敌军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之前发起突围。

英军已在加里波利半岛一败涂地，倘若在短时间内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折戟，恐对英国政局极为不利。英军高层对汤申德的处境感同身受。于是，1916年1月3日，在仅有3个旅、共1.2万名兵力的情况下，埃尔默下令扬哈斯本将军向底格里斯河的奥斯曼军阵地推进。后者不得不在援军完全赶到之前便投入战斗，十分沮丧。他在之后的回忆录中称，这个命令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过早行动导致之后四个月里一连串悲剧的发生”。[5]

在埃尔默的增援部队与库特的汤申德之间，奥斯曼军已筑起数道防线。还有两个师被派往巴格达，以加强其驻军的实力。截至1916年1月，奥斯曼第六军团在数量上已超过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英军—据英国统计，战场上的土耳其军已近2.7万人，而埃尔默与汤申德总人数不过2.3万人。这种情形下，英军如果仍有信心赢得胜利，只是因为他们依然瞧不起自己的对手。

1月7日，埃尔默增援部队首次遭遇奥斯曼军，地点在库特下游约25英里的谢赫赛义德村附近。土耳其军在河两岸均筑有数英里长的战壕，因此英军不得不冒着敌军精准的步枪、机枪及炮弹火力，在平地上正面发起冲击。经过四天的激烈战斗，英军死伤4000人才占领土耳其军的战壕。虽然蒙受损失，英军仍然赢得胜利，在谢赫赛义德建起了大本营。埃尔默拍电给库特的汤申德将军—被困期间，汤申德始终与外界保持着无线电通讯—称援军正从底格里斯河两岸向库特方向推进。当时，库特城内众将士已被困35天。军中牧师哈罗德·斯普纳在日记中描述，这个消息让他们“激动万分”。[6]

四天后，埃尔默的部队在底格里斯河一处名为艾瓦迪（al-Wadi，意为干谷）的支流遭遇奥斯曼军。英军在抗风暴雨中奋战，再次成功击退奥斯曼军。不过这次埃尔默部队1600余人死伤，兵员减至9000人。尽管如此，他们仍继续推进至汉纳（Hanna）。该片区域地形狭长，一边是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是难以逾越的沼泽，奥斯曼军最坚固的防守阵地就位于此地。

1月21日，埃尔默命其部队从正面的开阔地向防守严密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进攻。然而，连日的暴雨使土地泥泞不堪，英军一路打滑、踉踉跄跄，也没有灌木丛为他们在土军的猛烈火力下提供掩护。结果，这次进攻成为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伤亡人数首次超过歼敌数的行动。与奥斯曼军激战两天后，他们不得不撤出—以扬哈斯本将军的话说—“这梦魇般的汉纳”。第一次解围失败，埃尔默将军只得等待援军到来，增补兵员后再次尝试。[7]

“我感觉咱们部队没有力量向前推进，他们开始挖起战壕……等待更多援军。”斯普纳牧师在1月23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库特城中的士兵原本期待援军能不日赶到，但现在还得被困上好几个星期。“待到那时，土耳其人一定有大批援军赶到，这对我们来说再糟糕不过，”斯普纳预言，“但我们就此灰心丧气了吗？绝不！”以英国人惯有的口气他如此总结。

一直给埃尔默营救行动拖后腿的暴雨天气，此时也带来一线生机。连日的暴雨使底格里斯河水位暴涨，洪水侵袭两军在库特的前线战壕，双方只得后撤，中间相隔2000码汪洋。潮湿的环境苦不堪言，但至少土耳其军在水位下降之前，不可能对库特发动任何进攻或偷袭。汤申德所面临的挑战只是如何保存部队的战斗力，直到洪水退去，援军赶到。

当务之急是减少部队的物资消耗。1月22日，他下令所有的配额均减半。由于被困以来军民一直共用有限的补给物资，因此这一限令针对的不仅是他的士兵，还包括6000名库特居民。随后，他又命英军挨家挨户搜缴粮食以以备万一，共缴获900吨大麦、100吨小麦、19吨食用黄油和酥油。虽然库特百姓愤愤不平，但这些加上英军的储备，配额减半的话能令库特军民多撑22至48天。[8]

口粮的缩减还不是库特居民最大的麻烦。他们位于遮棚集市的店铺早已被军队征用改建成了医院，用以治疗伤病员。家里也时常遭到骚扰，英军士兵在墙上凿出大洞，便于部队在枪战中撤退，他们还把屋里的木制品抢走用来生火。老百姓同样面临着致命的枪林弹雨，就连做家务都有生命危险。斯普纳教士亲眼目睹整座城市的百姓哀悼一名去河边打水而中弹身亡的女子。这个可怜的女人不是例外，被困期间有将近900名平民死于意外。

库特百姓被夹在英军与奥斯曼军之间。英国人怀疑他们向奥斯曼军通风报信，而土耳其人则认为他们协助英军守城。围城的土耳其人但凡看见城中平民试图逃跑，就开枪射击。对奥斯曼军来说，库特居民的唯一用处，就是多几张嘴来消耗英军有限的粮食储备。

粮食限额给英国与印度部队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由于宗教和口味的原因，印度教士兵只吃素，拒绝配发的肉类，即使在面包与蔬菜供应日益稀少的情况下亦是如此。而英军士兵吃完了牛羊，竟开始屠宰马匹和骡子果腹，这也造成穆斯林士兵对肉的抵制。汤申德在一开始就为印度士兵配备较多的面粉与蔬菜，同时他也请求印度的宗教当局准许这些印度士兵破戒吃肉。尽管如此，粮食减少还是给印度士兵带来灾难。由于每天摄入的热量低于英国士兵，印度士兵更易受风寒与湿气的侵袭，病亡人数也更高。

奥斯曼军继续拿英军士兵的不同种族做文章。在察看因洪水被废弃的土耳其军战壕时，英国人发现了由巴格达媒体印发的几千份印度语与乌尔都语宣传册。据斯普纳教士称，敌军把这些小册子绑在石头上扔进英军阵地，劝诱“印度士兵杀害自己的（英国）长官，制造哗变，投诚土耳其人，来到真主阿拉的庇护下，还说过来后便会享受更好的待遇，得到更多的报酬”。

一小部分印度士兵果被煽动。汤申德将军在12月末汇报称，其印度部队中发生了“几起不如意事件”。其他士兵的表述则更为直接。“被困的时候，好几次我听说印度人（穆斯林）开小差投靠了土耳其人。”英国炮兵、绰号“炮手”的W. D.李回忆，“但有些人在逃跑过程中被抓，最后当众枪毙。”有证据显示，仅有很少的印度士兵成功逃往奥斯曼军阵线—在围困结束前被列为“失踪”的不到72人。不过很显然，不是所有印度士兵都愿意为英国出生入死。[9]

 

当英军正在竭力营救被困库特城中的部队时，埃及当局与利比亚接壤的西界仍面临着危机。1916年1月，英军驻埃及指挥官，约翰·麦斯威尔爵士，敦促伦敦的陆军部授权其发动战役，收复两个月前被赛努西部队夺去的领土。他解释称，从军事方面考虑，重新确立英军对西部沙漠的控制权并非必要，但从政治角度来说则是可取的。英军撤出加里波利半岛，再加上在西部沙漠不敌赛努西部队，这已足够令埃及的激进分子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经伦敦批准后，麦斯威尔组建了西界部队，旨在让英国重新控制与利比亚接壤的埃及领土。自加里波利撤军后，麦斯威尔便有更多的兵员可供调遣。他充分利用数量优势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步兵队伍，士兵来自英伦三岛、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地，甚至还有南非。这支队伍不仅配备侦察机、装甲车等先进技术装备，也有更适于在沙漠中行军的传统马匹和骆驼骑兵。

与赛义德·艾哈迈德·赛努西并肩作战的阿拉伯部落兵，由奥斯曼军官负责操练，并接受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兄弟—努里贝伊，还有伊拉克人贾法尔·阿斯卡里的监督。派遣努里和贾法尔前来的奥斯曼军领导层明确指示，二人应“潜入埃及，在当地传播恐慌情绪，制造混乱，牵制住尽可能多的英军士兵”。奥斯曼军与他们的德国盟友把赛义德·艾哈迈德—神秘主义组织赛努西教团的一把手—看做圣战的合作伙伴。他们于1915年末取得的胜利给英国人敲响了警钟，也激起埃及民族运动的热潮。[10]

1916年1月，赛努西部队在距英军驻玛特鲁港部队西南方约20英里的比尔突尼斯（Bir Tunis，意为突尼斯深井）安营扎寨。当看到一架英军飞机飞过阵地上空，阿斯科里明白英军即将来袭。他在赛努西营地四周布下哨岗，命哨兵们保持警惕。1月22日，是夜大雨如注，黎明时分一位土耳其军官将阿斯科里叫醒，急急忙忙告诉他“有一支敌军纵队正朝赛努西阵地推进，有步兵、骑兵、炮兵，还有装甲车”。这场令土耳其人头疼的瓢泼大雨最终却给他们带来了好运：装甲车陷入泥沼，为阿拉伯部落赢得了准备时间。

1月23日，双方在比尔突尼斯激战了一整天。奥斯曼军的非正规部队在英军的火力之下竟能保持井然有序，令后者感到十分诧异。努里率领一支骑骆驼的机枪手队从右翼向英军发起进攻，贾法尔·阿斯科里则负责率兵对付英军骑兵。赛义德·艾哈迈德带着大部分警卫，向南撤到20英里外的安全地带。赛努西部队由于一天之内战线拉长超过5英里，前线兵力越来越弱，最终被英军从正中位置突破，丢失阵地。英军将赛努西部队留下的帐篷及帐篷内的所有物品付之一炬，但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主力再一次侥幸逃脱。[11]

麦斯威尔将军有足够的兵力能够应对赛努西部队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战斗持续越久，这支由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混编而成的部队越是军心涣散。贾法尔·阿斯科里事后回忆道：“经过激烈的战斗，我们的兵力已大不如前。士兵加入或离开部队完全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食物与弹药。军中缺乏中坚力量。如果他们决意要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些圣战士离去的脚步。”正如以往一样，这些阿拉伯部落兵再一次充满变数。

撤出比尔突尼斯后，赛义德·艾哈迈德及赛努西的追随者与努里和贾法尔分道扬镳。赛努西部队向南推进，占领西部沙漠中的各片绿洲，使其阵地从毗邻利比亚边境的锡瓦一直延伸至法拉弗拉（Farafra）与巴哈利亚。后两片绿洲虽与尼罗河谷距离非常接近，却不在英军的攻击范围之内。另一边，贾法尔与努里在地中海沿岸平原继续袭扰当地英军。不过，由于这两位奥斯曼军官率领的部队不足1200人，且只有一门速射炮和三挺机枪，随着英军增援部队不断赶到，他们的影响也日益减弱。

英军一路追赶撤退的阿拉伯部队至阿卡齐尔（Aqaqir），这里位于沿海村庄西迪拜拉尼东南方15英里处。贾法尔·阿斯卡里没有料到，2月26日竟是他向英军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当敌军将他们的阵地团团围住时，为避免被俘，努里在未与贾法尔协商的情况下擅自率领正规军撤退，留下贾法尔和他的小分队独自面对英军。一名通讯员捎来努里撤退的消息，贾法尔目瞪口呆，随后他便发现，自己已完全陷入英军重围。

接下来的肉搏战如同从克里米亚战争再现：军官们拔出弯刀，奋马冲锋。贾法尔的右臂因严重的刀伤无法动弹，爱马又被人从后射杀，最后只能徒步杀敌。紧接着，英军指挥官休·苏特上校也因坐骑被杀，跌在贾法尔脚边。“我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贾法尔写道，“敌军的骑兵便将我团团围住，因失血过多我便晕了过去。”作为战俘，贾法尔·阿斯科里受到高级军官应得的礼遇。

阿卡齐尔之战标志着土耳其—赛努西的混编部队对英军在西部沙漠的控制权已再无威胁。西界部队一路推进，途中并未受到实质性抵抗。他们收复塞卢姆港，其控制区域与利比亚重新接壤。根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埃及对此反应非常热烈，之前在亚历山大港地区支持赛努西的示威也普遍平息。”随着英军在北部沿海地带重振威名，他们集中力量占领西部绿洲指日可待。1916年3月至1917年2月，英军成功将赛义德·艾哈迈德及其部队逐一从绿洲中赶出。[12]

在开罗，身处马阿迪战俘营附属的贾法尔·阿斯科里逐渐伤愈。他受到埃及苏丹侯赛因·卡米勒，以及英军指挥官约翰·麦斯威尔的接见。此外还遇见许多朋友与同事，这尤其出乎他的意料。这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西奈半岛被俘的阿拉伯军官隶属奥斯曼军，其中很多人跟他一样倾向阿拉伯主义。他的老朋友及同僚努里·赛义德也在其中，他是英军在巴士拉抓获的。英军情报机构企图充分利用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达成自己的战争目标。

随着赛努西在埃及境内开展的圣战遭到遏止，英国战争策划者再一次集中精力，解救被困在库特阿马拉的汤申德部队。

 

围城旷日持久，两军不时向对方开火。有一次，在一场特大降雨之后，冻坏的英军爬出洪水泛滥的战壕，将无处不在的土耳其炮火抛诸脑后，踢起足球。斯普纳牧师称，“土耳其狙击手被球赛吸引，纷纷放下枪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直到比赛结束。在斯普纳笔下的另一则轶事中，两军在各自战壕里罕见地互相开起玩笑。一名奋力挖战壕的土耳其士兵不时地冲英军阵线挥舞他的铁锹，仿佛在说“行不行啊英国佬”。忍无可忍，一名英国士兵终于抄起步枪，将这把挑衅的铁锹打出个洞。据斯普纳述称,“有一阵子毫无动静，直到后来对方非常缓慢地，似乎十分疲惫地伸出铁锹，上面缠了一圈绷带！”[13]

这些只是两军交火中为数不多的小插曲，奥斯曼军仍在不断收紧对库特的包围圈。1916年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库特城中百无聊赖的军民注意到一架福克单翼飞机在低空盘旋。“它的速度如此之快，大家都对它产生了兴趣，”阿雷克斯·安德森少校回忆道，“它在城南天空中盘旋，接着又朝西北方向飞去。人们看见它扔下了什么，那东西还在阳光中闪了一下—事实上，它总共扔下四样东西。人们更好奇了。”此前飞机只用作空中侦察，库特居民刚刚目睹的，是这个城市首次遭逢的空袭。

烈性炸弹坠地的那一瞬间，士兵们都吓呆了。这次空袭摧毁库特城内的一门火炮，哨岗被炸得埋进战壕。城内一处居民区被直接击中，但奇迹般地无人死亡。从那天起，单翼机（英军猜测驾驶这类飞机的是德国人，因此称其为“弗里茨”）就频频空袭库特，在当地投下重达100磅的烈性炸药。其中一枚炸弹击中英军在遮棚市场的医院，18人死亡，另有30人受伤。空袭大大地帮助了收紧包围圈的行动。[14]

经历了数周无休止的枪林弹雨，但2月18日那天，库特却一反常态，万籁俱寂。英国人一开始感到困惑，害怕此次停火预示着新一轮的攻击。第二天他们才得知，敌军停止攻击，是因为他们收到震惊的消息—埃尔祖鲁姆陷落。

 

俄国驻高加索部队参谋长尼古莱·尤登尼奇早就预料到，协约国部队撤出加里波利半岛后，奥斯曼军定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他估计恩维尔会借此机会重振奥斯曼第三军团。眼下镇守奥属高加索地区几百英里山地的11个师全部兵员不足，尤登尼奇决心赶在恩维尔着手巩固奥斯曼第三军团之前，趁其仍然虚弱将其一举歼灭。

尤登尼奇将军开始制定严密的作战计划。他对手下将领惜字如金，对士兵则完全保密。为分散自己部队与奥斯曼军的注意，他承诺会在1916年1月7日至14日期间，好好庆祝俄国东正教历的圣诞节与新年。他还散播谣言称俄国计划入侵波斯，以进一步扰乱奥斯曼军视听。这一假情报起了作用，奥斯曼军真的安顿下来准备过冬，认定俄军在开春之前不会来犯，而之后己方就会达满编状态。经历了1914年12月的萨勒卡默什战役，土耳其指挥官深信，俄国人会与他们一样厌恶继续在高加索的严冬环境中作战。[15]

俄军当然从恩维尔计划不周的萨勒卡默什之战中吸取了教训。作为战斗准备的一部分，尤登尼奇为步兵订购冬衣，给所有士兵分发皮毛大衣、带内衬的裤子、毡靴、厚上衣、保暖手套及军帽。他甚至为每位士兵准备两小段柴火，以免他们像此前许多奥斯曼士兵一样，在寸草不生的高加索山地死于严寒。最重要的是，尤登尼奇已经察觉到，在深冬季节奇袭毫无防备的敌军十分容易。恩维尔曾在萨勒卡默什令俄军猝不及防，差一点就因恐慌而一败涂地。尤登尼奇希望这次精心准备的绝密行动能够一举获胜，不会重蹈奥斯曼军当年的覆辙。

1916年1月10日，俄军向科普鲁克伊发动进攻，这是该地区爆发的第三次战争。1914年11月初，一战伊始时，奥斯曼军曾在这里击退俄军。1915年1月，萨勒卡默什战败后，奥斯曼军也是撤至此地重新集结。科普鲁克伊是阿拉斯河边的战略重镇，镇守埃尔祖鲁姆的东大门。由于科普鲁克伊周围都是奥斯曼军，尤登尼奇决定先分散敌军兵力。他先是在1月10日向该镇北部发起佯攻，1月12日又沿阿拉斯河故技重施。奥斯曼军共有9个师驻守科普鲁克伊，他们派出5个师的兵力阻击俄军的进攻。待到1月14日俄军主力部队向科普鲁克伊发起全面进攻时，城中奥斯曼守军只剩4个师。虽然土耳其人顽强抵抗，但眼看即将陷入重围万劫不复，他们还是在1月16日晚连夜撤离。第二天，俄军占领了该城。

科普鲁克伊一战失利，奥斯曼第三军团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高加索边境的奥斯曼驻军原有6.5万人，只有4万人成功撤至埃尔祖鲁姆。尽管如此，但他们仍相信埃尔祖鲁姆固若金汤。该城周围有两圈防御工事，共有15座要塞和炮台抵御来自东面的进攻。另外，截至1月中旬，恩维尔帕夏已从达达尼尔海峡调派了7个师的兵力，第一批部队预计将在3月初抵达埃尔祖鲁姆。奥斯曼军信心十足地以为，待到开春，他们便能击退俄国高加索部队。俄军则决定先发制人，在奥斯曼第三军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之前拿下埃尔祖鲁姆。[16]

尤登尼奇并未贸然向当地防守严密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攻击，而是为此次行动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下令拓宽通往科普鲁克伊的道路，以便机动车辆将火炮运送至前线；俄国铁路也从萨勒卡默什延伸至土耳其在卡劳干的战前边界；除此之外，他还首次出动塞尔维亚空军分队，为此次行动提供空中侦察。这些工作展开之际，尤登尼奇与手下军官也确认最终的进攻计划。

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军防御阵线旨在保护该城不受来自科普鲁克伊方向的进攻。为避免重大损失，尤登尼奇及其部下决定放弃正面进攻，而是在埃尔祖鲁姆以北的山区集结兵力，那里地势险峻，奥斯曼军防守薄弱。只要攻占4个东北面的要塞，便能打开从北边进入埃尔祖鲁姆的通路。

2月11日，俄军发动攻势。他们先用炮弹猛攻，再夜袭埃尔祖鲁姆附近最北边的两处要塞。一位名为皮鲁米扬的亚美尼亚上校率兵向达兰戈兹（Dalangöz）要塞发起攻击，经过数小时的白刃战后终于成功拿下。第二天，俄军继续进攻，将埃尔祖鲁姆城周围的要塞逐一攻破。奥斯曼守军退入城内。到2月15日，俄军空中侦察报告称，埃尔祖鲁姆城中有大动静，辎重队开始离城向西行进。很显然，俄军的进攻令奥斯曼军大受打击，埃尔祖鲁姆周围的防御已被瓦解，现在他们正全线撤退。

2月16日上午，一个哥萨克骑兵团冲进了埃尔祖鲁姆。之前，俄国与盟军在东西两线历经18个月的堑壕战，双方一直僵持不下，损失惨重。因此，此刻的进攻不禁令俄军及其盟友心潮澎湃。骑兵纵马驰骋，奋勇作战，迫使敌军仓皇撤退，他们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俄军如潮水般涌入这座昔日以防守严密为傲的城镇，俘虏了城中5000名奥斯曼守军。接下来两天里，俄国持续追击撤逃中的奥斯曼军，又擒获5000名敌军士兵。加上此前1万名伤亡人员与1万名左右的逃兵，奥斯曼第三军团的兵员已锐减至2.5万人。这一仗，尤登尼奇大获全胜。他成功摧毁奥斯曼第三军团，远在奥斯曼援军赶到高加索前线之前，就扩大俄国对土耳其领地的控制范围。

趁敌人溃不成军之际，俄国高加索军团乘胜追击。2月16日至3月3日，俄军攻占凡湖附近的穆什与比特利斯；3月8日，黑海港市里泽失守；4月18日，特拉布宗也被攻陷。当土耳其增援部队终于赶到安纳托利亚东部时，该地区的奥斯曼军阵地已是全线崩溃。

正因如此，也难怪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在得到消息后，一整天陷入沉默。作为战争开打至今丢失领土最惨重的一次，它警醒了奥斯曼军，对库特的围困力度更甚，势在必得不容半点闪失。每击退一次英军的援军，土耳其人就打出一张告示，用法语大大地写道：“库特已被征服，各回各家吧。”不肯向敌军低头的英国人便针锋相对地打出自己的标语：“埃尔祖鲁姆的代价你们忘了？看看你身后吧。”[17]

 

整个2月，协约国都有成批的增援部队从法国乘船赶来巴士拉，加入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远征军。他们三三两两地抵达，因运输太过匆忙通常与他们的大炮和马匹分开。巴士拉码头的混乱拖累了协约国部队的行动，致使他们在上前线之前，要花费数周时间归置武器与马匹。由于河运效率不高，大部分兵员只得从巴士拉跋涉200英里赶赴库特附近的前线。埃尔默将军好不容易等到此前承诺赶来营救他们的两个师。然而，救援部队姗姗来迟，数量上也不足以占有压倒性优势。

因此，埃尔默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理想状态下，他应等到援军悉数赶到才与敌军开战。然而，每过一周，奥斯曼第六军团就同样有新赶到的支援部队，而被困库特城中的汤申德部队则因缺粮少药而日渐衰颓。埃尔默的难题就是，如何在无充足情报预估敌我双方力量的情况下，选择最佳时机发起突围。时间步入1916年3月，库特被围已进入第三个月，埃尔默最终决定不再等待，于月初重新发起攻击。不过，他并没有选择此前底格里斯河的进攻位置，而是大胆提议经由陆路，朝库特以南的哈伊河（Shatt al-Hai）水道方向发动进攻，目标夺取位于高地的杜哈伊拉堡垒—奥斯曼军距离库特最近的一处大型据点。

为了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埃尔默决定让部队连夜奔袭，在黎明时分对杜哈伊拉发动攻击。他希望能先发制人，为汤申德部队在库特城南打通一条横跨底格里斯河的通道，令其与救援纵队会合。如果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他们也许能成功，因为3月7日晚，当协约国驻扎在底格里斯的军队出动时，土耳其军在杜哈伊拉的阵线由于先前水患弃置，还几乎无人防守。

然而山地崎岖不平，不熟悉地形的英军纵队在夜晚行进时迷失了方向，贻误战机。待到3月8日太阳升起，这些入侵者距杜哈伊拉堡垒还有4000码。英军指挥官以为，他们的纵队在晨曦中穿越开阔地带必会暴露行迹。埃尔默认定敌军已有所察觉，担心手下会因此遭到奥斯曼军的猛烈扫射。他并不知道，当时杜哈伊拉的战壕空空如也，土耳其军根本无法抵御攻击。

之前的教训让埃尔默清楚，在开阔地向挖壕固守的奥斯曼军阵线发起冲击会导致极大伤亡。因此，他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先向奥斯曼军阵地猛烈开炮以摧毁其火力。英国炮兵于上午7时向敌军战壕开炮，炮击持续了三小时。然而，此番猛攻并未使士兵免遭敌军枪炮攻击，相反却给奥斯曼军指挥官拉响警报。他们意识到协约国部队即将来犯，遂如潮水般涌向杜哈伊拉。当英军接到进攻命令时，杜哈伊拉原本空无一人的战壕早已挤满支援的奥斯曼士兵。

驻守库特以南地区的奥斯曼军指挥官是阿里·伊赫桑贝伊。1915年2月从高加索地区赶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头一个月的时间他操练士兵，使其熟悉新环境下的作战方式。3月7日晚他睡觉前，报告还一切正常。直到第二天一早，手下一个营长向他报告发生了炮击，他才明白英军的意图。

意识到事态严重，阿里·伊赫桑立即与山地炮兵队及机枪连的各位指挥官磋商。他在地图上指出英军所在的位置。“我让他们回击敌军的炮火，行进过程中但凡见到（向土耳其军阵线推进的）敌军部队，便立即开火。”随后，他向奥斯曼军第35师师长发出指令，命其将从伊拉克募集而来的士兵组成一队，让他们“拼死守卫杜哈伊拉以北山头”。阿里·伊赫桑对这些士兵的“纪律、状态及训练成果”都有所怀疑，因此“我告诉他们，我会将任何企图逃跑的人就地正法。他们对我在高加索战线上的名声有所耳闻，所以都相信我会言出必行”。他把信得过的安纳托利亚士兵部署在堡垒正中，认为他们定能守住阵线。[18]

英军还在炮轰空无一人的土耳其军战壕，而阿里·伊赫桑贝伊的部队已倾巢出动，赶赴杜哈伊拉。这位奥斯曼军官称：“敌军在开炮时并未让步兵冲锋，他们这一错误让我军受益匪浅，所有人员均成功赶到”堡垒，此后英军才命令进攻。他由衷地感谢英军将领给了他三小时的时间。

阿比丁·埃格是一位参加过加里波利之战的老兵。他的部队被派往美索不达米亚，英军步兵发起攻击时，就是他们守卫奥斯曼军的前线。看到数千名英印士兵向平原的这边跑来，他还在想仅凭他们一个营，如何能抵挡得住这么多的入侵者。“我们与敌人只隔了800米。双方交火，战斗就此打响。敌人想方设法接近，但他们在我们的全力反击之下溃退。”土耳其人的死伤人数也在不断攀升—埃格称“烈士们”一个个倒在他的身边。不过他们成功守住了阵线，直到下午援军赶来。到了晚上，英军再无力继续攻击，终于撤退。“我们彻底打败了敌人，”埃格洋洋得意地表示，“但我们也为此失去半个营的兵力。”[19]

奥斯曼军在杜哈伊拉—土耳其人称之为“萨比斯山之战”—取得的胜利可谓至关重要。此次战役中，英军的伤亡人数将近奥斯曼军的三倍。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军的士气，英军的解围计划再次搁浅。当然，最绝望的莫过于库特城内的士兵和百姓。“三天三夜，我们一直听到枪炮轰鸣，听见他们越来越近—这里的士兵都准备冲上前去—桥也备好了，就等待时机杀出重围，”斯普纳在日记中坦言道，“可就在这时传来消息，救援部队再次无功而返，这实在是一次残酷的打击。”[20]

城中英印军士气萎靡，这给奥斯曼军指挥官哈利勒贝伊可乘之机。3月10日，哈利勒派使者劝汤申德将军投降。他用法文写道：“您已英勇地完成军人应尽的义务。从现在起，不会再有人赶来替贵部队解围。据你们的逃兵描述，你们应该已弹尽粮绝且疾病肆虐。当下我方军势愈盛，您尽可继续在库特城中顽抗到底，抑或归顺我军，方识时务。”汤申德虽拒绝了哈利勒的提议，但也动了心。在提交给伦敦的报告中，汤申德表示，其部队到4月17日便将耗尽所有的食物。若届时仍未能解围，他请求伦敦方面能准许他与土耳其人进行谈判。[21]

 

愁云笼罩着美索不达米亚与英国政府。从在加里波利半岛蒙羞撤军还不到3个月，英军又将在伊拉克面临灾难性的失败。英国战争委员会不仅操心汤申德部队的安危，更对英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忧心忡忡。英国政府担心，奥斯曼军的胜利会在印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穆斯林的大叛乱。为了预防万一，哪怕是最不切实际的计划英国内阁也愿意考虑。

为解救汤申德及其部队，基奇纳勋爵提出两套方案，一套比一套天马行空。也许是受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带—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卡尔巴拉及其周边地区—普遍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启发，基奇纳建议派人在土耳其军后方煽动大规模起义。倘若规模够大，哈利勒贝伊便不得不调派围困库特的部队去平定内乱。如此库特的包围圈便会削弱，营救部队可一举将其突破。

基奇纳的第二套方案更加不着边际。他认为土耳其官员贪污腐化成风，提议用天价收买一位奥斯曼高级指挥官，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汤申德部队全体安全撤出库特。基奇纳命开罗军情处的英国官员提供最佳人选—既能兴风作浪，又能成功贿赂奥斯曼指挥官。由于没有高级官员愿意拿自己的声誉去冒险，如此考虑欠周详的任务最后便落在一位低级情报官员—T. E. 劳伦斯上尉的身上。劳伦斯精通阿拉伯语，与英军关押在埃及战俘营中的奥斯曼阿拉伯官员—包括贾法尔·阿斯卡里及努里·赛义德等人过从甚密，而且他坚信自己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22]

3月22日，劳伦斯从埃及启程，乘船前往巴士拉，4月5日到达目的地。当时，救援部队新任指挥官G. F. 戈林奇将军，正准备再次向奥斯曼军阵线发起毫无胜算的冲锋。劳伦斯知道，要在阿拉伯地区发起一场能够影响库特局势的叛乱，他只有很少的时间筹备。听完珀西·考克斯爵士与格特鲁德·贝尔等伊拉克英军情报官员的汇报后，他决意与巴士拉几位赫赫有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会面。第一个会见的是苏莱曼·费迪。

苏莱曼·费迪名声在外，之前担任过奥斯曼帝国议会中的巴士拉议员。他曾与巴士拉的政治领导人—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密切合作，还曾于1914年10月至11月陪同赛义德·塔利布前去游说伊本·沙特，但最终未能赢得对方对奥斯曼帝国战事的支持。之后，他又与赛义德·塔利布一起去了科威特。后者在那里向英军投降并被流放到印度，费迪则返回巴士拉，在英军的统治下生活。那以后他便淡出政坛，做起小生意，从此不问国事，也与之前其他秉持阿拉伯主义的朋友和同僚断绝了来往。[23]

在赶赴伊拉克之前，劳伦斯探望了努里·赛义德，以及其他关押在开罗、有阿拉伯主义政治倾向的奥斯曼战俘。当劳伦斯询问地下组织“契约党”（阿赫德）的成员，自己到伊拉克后应找谁协商，他们都推荐费迪。于是，劳伦斯谨记在心。当二人见面时，劳伦斯已做足了功课。

劳伦斯与费迪在巴士拉一英军情报处会面。这位伊拉克人惊讶于劳伦斯俊俏的外表，一口带有浓重开罗口音的流利阿拉伯语，但劳伦斯知道得太多了。这位英国官员对他是知根知底，这让费迪很不安。[24]

“恕我冒昧，”费迪开口道，“我们之前见过吗？如果有，我记不得是在什么场合了。”

“不，我们素不相识，但关于您与您的活动，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劳伦斯回答说。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您提到的活动又指什么？”费迪打起了马虎眼。当劳伦斯提及费迪在开罗战俘营中的旧相识，他才明白眼前这位英国人的消息来源。

最后，劳伦斯进入正题。他表示，阿拉伯人期望能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实现独立，而眼下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英国，也希望帮助阿拉伯人实现独立，来达成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胜利。英国政府愿意提供武器与资金，促成伊拉克境内的阿拉伯人发动大规模起义。“另外，我相信您的能力，”劳伦斯总结道，“希望能由您组织这次起义。”

费迪目瞪口呆。“先生，您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在巴士拉没有影响力，背后也没有部落的支持。没人会跟随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人。”费迪称，被流放的赛义德·塔利布更能胜任此次任务。然而劳伦斯知道，英国政府把塔利布看做危险的民族主义分子，绝不会同意将其释放。因此他回绝了费迪的建议。由于劳伦斯心目中能在伊拉克兴风作浪的人选寥寥无几，因此他决意要争取到费迪对此事的支持。

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坦诚交流，但最后劳伦斯仍然没能说服费迪接受提议。费迪做出的唯一让步，是同意与三位现被英军收押的旧相识见面，听听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再最终决定是否放弃劳伦斯的提议。其中一位就是1915年7月，在幼发拉底河流域被英军抓获的阿里·乔达特。

整整四个小时，这几位伊拉克阿拉伯主义人士聚在一起商讨劳伦斯别出心裁的提议，即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部落叛乱。鉴于英国对埃及与印度的殖民统治，他们没有理由相信英国人会像劳伦斯宣称的那样，在政治上对伊拉克并无兴趣。他们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阿拉伯同胞，尤其是那些贝都因部落。乔达特亲身经历贝都因人在幼发拉底河一战中对奥斯曼军的背叛，因此他最不愿与任何阿拉伯部落合作。谈话结束，这三位奥斯曼军官敦促费迪务必拒绝劳伦斯的提议。

回到英军情报处的费迪拒绝了劳伦斯的要求，两人和平分手。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劳伦斯述称“苏莱曼·费迪太过紧张，看不到任何”由他领导发起叛乱的“前景”。虽然劳伦斯并未在报告中写明，但费迪拒绝合作让基奇纳的第一个方案—在奥斯曼人后院煽动阿拉伯人叛乱，以分散围困库特的敌军—化成泡影。第二天，劳伦斯乘船启程赶赴前线，寻思着如何贿赂一位奥斯曼军指挥官。[25]

 

杜哈伊拉惨败后，乔治·戈林奇接替埃尔默，继续率领英国部队开展营救行动。1916年4月5日，英军对奥斯曼军阵地发动进攻。他们将土耳其人逼退至汉纳的狭径，即1月绊住埃尔默部队的地方，却在上游8英里处的桑奈亚特（Sannaiyat）被奥斯曼军阻击，损失惨重。英军休整了8天才开始下一轮攻击，他们取胜的自信也日益减弱。

库特的形势越来越不妙。被困城中的士兵开始显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他们每日的面包配额一周周递减，最后只剩6盎司，外加每日1盎司的马肉—只有英军才肯吃肉。斯普纳牧师在4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英国士兵已经形同枯槁，憔悴不堪，但印度士兵比他们更糟。”救援部队在桑奈亚特受挫后，汤申德再次把面包下调至每人每天5盎司。到4月12日，得到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权威特批，印度士兵终于开始吃马肉。汤申德将军告知营救部队的指挥官，城内的粮食储备将在4月23日耗尽，但马肉的供应或许还能坚持到4月29日。那以后库特城内将彻底断炊。

为给之后的军事行动赢得时间，英国人挖空心思给库特送食物。库特城中的士兵之前目睹了空中投弹，这一次又成为史上第一批收到空投补给的人。然而，由于气候恶劣，早期飞机的载重量有限，加之飞行员空投准确度差，最终这次尝试不算成功。斯普纳在4月16日写道：“飞机整天都在投放补给物资。水上飞机也加入进来，不过它们空投技术太差，包裹不是掉进底格里斯河，就是掉在土耳其军的战壕里！”根据土耳其一方的阿比丁·埃格记载，4月16日当天，每架飞机都装载了3包物资，从早到晚忙着把这些物资空投给库特。“有两袋面粉掉在我军战壕中”，这也印证了斯普纳飞行员“空投技术差”的说法。当天，飞机往返14次，成功空投了2500磅食物。但平摊到库特城中1.3万名士兵与6000名居民，每人才分到5盎司。显然仅凭空投不足以缓解库特城中的粮食压力。[26]

营救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4月17日，英军向拜特伊萨（Bait Isa）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进攻，却被敌军强有力的反攻逼退。阿比丁·埃格述称，英军在大开杀戒的土耳其军面前“溃不成军”。“敌军撤退，我们便乘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他们的主战壕。”4月22日，被牵制在拜特伊萨的营救部队向距离库特约15英里的奥斯曼军阵地，桑奈亚特，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结果仍是一败涂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交战双方均示意停火，以抢救伤员。停火一直持续到日落，两军的担架员都忙着将己方士兵抬回战壕。双方似乎都意识到，是时候结束对抗了。

至此，营救行动已持续了4个月。为解救库特城中的1.3万名士兵，救援部队已死伤2.3万余人。4月22日，戈林奇将军及其部下宣布停战，他们的部队已精疲力竭，无法再战了。

为争取时间，英军孤注一掷，用铁板加固“尤乐娜”号（Julnar）轮船，试图让它强行通过被奥斯曼军封锁的河道，载着食物与药品抵达库特。然而，可供库特城内的士兵捱过3周的补给物品重达240吨，加上身披铁甲，“尤乐娜”号只能以5节的航速前进。4月24日晚，这艘救援船载着志愿船员起锚上路。城外英军通知库特城内的同袍，要求他们为“尤乐娜”号提供火力掩护，以防河两岸的土耳其军对其发起攻击。不过，“尤乐娜”号并未能抵达库特的火力掩护范围。奥斯曼军在底格里斯河布下缆索，行动迟缓的“尤乐娜”号就在离目的地约5英里的地方中招，像落网之鱼一般动弹不得。

G. L. 希伍德少校与库特城中的炮兵一起等待着船的到来。“我们都听见为其提供掩护的枪炮声，都能看见它正向这边驶来，可突然间，它在以东约4英里的地方停住了，我们马上就意识到，最糟糕的事已然发生。”结果，“尤乐娜”号被奥斯曼军扣押，船上所有的物资也被统统缴获，船长被枪决，船员则被打入大牢。至此，库特厄运已定。

4月26日，汤申德将军获准与哈利勒贝伊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

 

持续数月被围困令汤申德及其部队付出沉痛的代价，他已无力再与土耳其人举行谈判。“我身心俱乏，”他给上司珀西·雷克将军这样写道，“我已尽到自己的职责，该出面谈判的应该是您。”事实上，没有一位英国高级将领愿意挺身而出，因为这次谈判势必成为英军空前的耻辱。雷克不愿砸了自己的声誉，他指示汤申德与哈利勒展开谈判，并派开罗军情处的劳伦斯上尉和精明能干的语言学家，情报员奥伯里·赫伯特上尉协助。[27]

在4月27日与哈利勒的第一次会面中，汤申德试图用金钱与战利品换取自己部队的自由。倘若哈利勒能够在英印军承诺罢战后，让他们安全离开，他愿意留下40门火炮，并向奥斯曼政府支付100万英镑。哈利勒清楚地表示，他个人更希望汤申德部队能够无条件投降，但他会将这一提案上报恩维尔。汤申德非常泄气地回到库特，因为他知道，恩维尔及其德国顾问更看重的是完胜而不是金钱。“接下来我军就要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展开谈判。”他向雷克如此写道，希望能说服上司承担接下来的谈判工作。可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仍然拒绝参与其中，坚持只派劳伦斯与赫伯特两位上尉前来协助。

4月29日清晨，两位青年情报官启程前去与哈利勒贝伊会面。他们举着白旗抵达土耳其军战壕，在那里等候了数小时。其间他们与一些土耳其士兵亲切交谈。赫伯特抱怨道：“土耳其人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勋章，让我们更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懊恼。”最终，劳伦斯、赫伯特及二人的上司爱德华·比奇都被蒙上眼睛，由人领着穿过土耳其军阵线去往哈利勒的总部。比奇与赫伯特被送上马背，劳伦斯则因为膝盖有伤不能骑马，与二人分开走。待他到达目的地时，赫伯特与哈利勒的谈判已经开始了。[28]

精通法语的赫伯特为英国求情。一战之前，在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使馆的一次舞会上，他曾与哈利勒有过一面之缘。据赫伯特描述：“他看上去35岁上下，就他担任的职位来看实属年轻。气宇非凡—一双能让狮子驯服的眼睛，方下巴，嘴巴犹如陷阱一般。” 赫伯特恳求哈利勒对库特的阿拉伯百姓网开一面。“我说，与汤申德一起的阿拉伯人只是做了任何处于弱势一方的人都会做的事……他们都惧怕他，所以才为他服务。”尽管如此，哈利勒明确告诉赫伯特，库特居民是奥斯曼帝国的子民，不需英国费心。哈利勒还拒绝保证未来“不会迫害库特居民或将其处以绞刑”。

具体的投降条款，赫伯特等到劳伦斯赶到才进入讨论。然而，他们原先计划用金钱帮汤申德逃出生天的愿望打了水漂。为了更有技巧地提起贿赂这个微妙的话题，比奇指示赫伯特“提出英军愿意承担库特城中百姓与阿拉伯人的生活费用”。但显然哈利勒把库特城中百姓看做包庇英军的同伙，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这个还未提起的）话题就被撂在一边”。

哈利勒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即由后者为汤申德及其部队提供船只，让他们乘船前往巴格达。“不然这些人就只能步行，”哈利勒解释称，“但以他们目前的状况来看比较困难。”哈利勒承诺一旦城中战俘全部转移至巴格达后，就会把河船归还给英军。比奇上校用英语对赫伯特和劳伦斯说，英军自己的船只都不够，恐怕不能同意这个要求，赫伯特应告诉对方自己要请示雷克将军。哈利勒本人，或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人会一点英语，听懂了比奇的意思。如果英军自己都不替自己的伤病员在转移过程中的安全着想，奥斯曼军则更不可能。

哈利勒在谈判过程中只发过一次火。他收到消息称，汤申德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把城内所有的火炮全部摧毁。“哈利勒显得非常生气，”赫伯特记录道，“他说他对汤申德十分敬仰，但没得到那些大炮很显然令他非常失望。”汤申德此举应是为防止这些大炮落入敌军之手，并被用于对付英军。然而，他摧毁这些大炮意味着哈利勒的战利品大打折扣，这更坚定了这位奥斯曼军指挥官的立场。

这些职位较低的英国军官没有什么筹码能跟赢得胜利的奥斯曼军指挥官讨价还价。一旦基奇纳的金钱诱惑失败，赫伯特与劳伦斯便拿不出任何更好的条件。他们还不知道，就在自己与哈利勒谈判的当天早上，两天前贿赂哈利勒失败的汤申德已同意无条件投降。库特尽在奥斯曼军的掌握之中，汤申德及其部队已经沦为战俘。尽管如此，哈利勒并未告知他的英国客人这一重大事件。他意识到劳伦斯与赫伯特上尉并无实权，又拿不出什么新方案，于是他打了个哈欠，示意结束这场谈判。“他说他很抱歉，说他还有许多要事需要处理。”赫伯特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道。对于哈利勒来说，那天的确发生了许多大事。

 

4月29日中午，库特城中饥肠辘辘、憔悴不堪的士兵开始集结，准备迎接接收他们的敌军。“就这样，漫长的厮杀、等待和希冀、猜疑和焦虑，还有饥饿，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阿雷克斯·安德森少校这样写道，“无法想象和不能接受的事情都已经发生，没有人不受到震撼。”话虽如此，英印军在震惊之余还有一丝宽慰。经过145天的围困、无休止的炮火，还有越来越无法忍受的饥饿，此刻他们十分庆幸这些苦难终于要过去了。他们认为，战俘的处境绝不会比他们这些天来的经历更糟。

英军郁郁寡欢，土耳其人却分外高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灿烂的微笑，”加里波利的老兵阿比丁·埃格，在4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被称为‘库特节’（Kut Bayram），以后它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他喜于奥斯曼军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敌军有5名将军、400名军官，还有将近1.3万名士兵被俘。“在其他地方，英国人从未遭受如此程度的挫败。”埃格的描述十分准确。在库特之围中，英军共损失13 309人，其中包括277名英国军官、204名印度军官、2592名英国士兵、6988名印度士兵，以及3248名印度后勤人员。这是英军有史以来最狼狈的投降。[29]

4月29日中午，英印士兵焦急等待着奥斯曼部队的到来。下午1时许，有人大叫一声—“他们来了！”—其他人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围观。“炮手”李在一机枪掩体处远远地看到“他们分几路纵队”，经过一片狼藉的库特要塞朝这边推进。“黑压压的部队像是在一路小跑。他们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我很惊讶他们竟如此急切地想要与我们见面，”李这样写道，“要不是他们长官厉声命令，他们早就乱哄哄地跑进库特城了。”

土耳其士兵很快就和自己长期鏖战的敌人打成一片。他们给英国兵递烟，尽管后者已虚弱得抽不动了。炮手李竭力组织着语言和俘虏他们的土耳其军交流—“法语、土耳其语，还有带了一点‘伦敦腔’的阿拉伯语，一股脑儿都脱口而出。”他发现不少奥斯曼士兵都曾在加里波利与澳大利亚人交过手。也许是为了回应澳新士兵撤退时留在战壕里的那些信件，这些土耳其士兵“似乎迫切想跟我军叙叙旧，所以就来了这么一场‘小仗’”。英国军官也和奥斯曼军官促膝长谈。皇家飞行团的T. R. 韦尔斯与两位土耳其军官从晚上七点半一直聊到深夜，“交流了许多最近发生的有趣细节”。[30]

然而对库特居民来说，围困结束只是噩梦的开始。正如赫伯特上尉所担心的，奥斯曼军对城中百姓一律处以极刑。斯普纳牧师称，许多被怀疑曾与英军合作的人都被吊在三脚绞刑架上，“让他们慢慢窒息而死。这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过是为我们做过翻译，有的根本是土耳其人想象出来的莫须有罪名。其中包括库特阿马拉的谢赫及他的儿子们。”奥斯曼军进城后，几天内“阿拉伯妇孺的恸哭和哀嚎”令炮手李感到骇然。据一位官员称，等到4天后英军离开库特时，城中百姓已有一半被枪决或绞死，“库特的树上挂满了尸体”。[31]

两军指挥官达成一致，交换伤残俘虏。约有1100名英国伤病员与数量接近的土耳其俘虏做了交换。其余战俘则需收拾行李，准备启程前往巴格达。普通士兵可带两条毯子及一套换洗用品，军官们则可携带重达200磅的随身物品和帐篷。军官和伤病员被安排乘船前往巴格达—许多人搭乘的就是之前倒霉的“尤乐娜”号。由于船只紧缺，英国人又不愿提供交通工具，许多士兵只得从库特跋涉100英里前去巴格达。

土耳其指挥官起草命令，由英国军官念给部下听。根据命令，他们将跋涉数百英里，中途还要穿越大沙漠，普通士兵带的装备越少越好。一旦掉队，他们将不会有任何交通工具和保护，到时就只能惨死在贝都因阿拉伯人手中。据炮手李回忆称：“听的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这次长途跋涉中凶多吉少。”命令宣读完后，军官被迫与士兵分开。那一刻不啻生离死别。“有些老兵哭着从我们身边走过，”L. S. 贝尔·赛尔上校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尤其是那些拉杰普塔纳（印度西北部一地区）的士兵，他们说自打与英国军官分离后，他们就放弃了所有希望。”[32]

作为第一批进城的俘虏，由水路抵达巴格达的英军士兵发现，那里全城都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塔利布·穆什塔克当时还是一名学生。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巴格达阿拉伯人，他对帝国一片赤诚，殷切期盼自己能加入奥斯曼军，保卫家园抵御外来侵略。英国战俘进城时，他就在人群中围观。“伊拉克的所有人都在庆祝，”他回忆称，“巴格达挂满了彩旗、灯笼和棕榈叶。”他看到一艘艘载满战俘的汽船停靠在河岸边。“我很轻松地就爬上其中一艘，亲眼见到那些倒霉的俘虏，他们对我们根本没有敌意，却不得不与我们战斗。”他向码头上的一位英国中士走去，“那个人憔悴不堪，被困库特几个月让他饿得骨瘦如柴”。虽然穆什塔克不会英语，但他发现中士会几个阿拉伯单词。

“你还好么？”穆什塔克问。

“还好，还好。”英国人用阿拉伯语回答道。

“你觉得土耳其军怎么样？”穆什塔克继续问道。

“英国人砰……砰更厉害，但没面包。”中士用糟糕的阿拉伯语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穆什塔克补充，“他是想说英军有更强的火力，但粮食没了，只好投降。”[33]

抵达巴格达后，战俘便按照军衔与种族分开。恩维尔帕夏前来视察，对他们许下承诺:“战士们，你们的苦难都过去了。”他如此安慰饥肠辘辘、虚弱至极的战俘：“你们将会受到奥斯曼苏丹的贵宾礼遇。”然而不久这个承诺就变得极为可笑，因为苏丹显然对他的宾客并非一视同仁。[34]

印度穆斯林军官受到最好的款待。奥斯曼军将他们与英国和印度教军官区别对待，让他们住最舒适的房间，提供精致的食物和上等烟草，还领他们去清真寺祈祷。“他们似乎被土耳其人打动了。”贝尔·赛尔上校这样写道。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每位向奥斯曼军投诚的印度军官都是苏丹圣战宣传奏效的标志。[35]

圣战的另一举措，是命投诚的阿尔及利亚士兵进驻巴格达，以增强奥斯曼帝国苏丹对殖民地穆斯林的号召力。这些北非士兵原本随法国部队在西线作战。被德国人俘虏后，他们被押往柏林附近的温斯道夫—佐森，在名为“新月营”的穆斯林战俘营受到特殊优待。随后，约有3000名阿尔及利亚士兵在柏林被土耳其军官收编，后被派往巴格达，驻扎在英军战俘营附近。这些北非士兵既为协约国效过力，现在又为同盟国作战，足迹遍布亚非欧三大洲。一战期间，很少有人有类似的经历。[36]

然而，刚抵达巴格达不久，不少阿尔及利亚人便后悔了。许多人向驻巴格达的美国领事寻求帮助。“有的人声称是因为苏丹承诺会优待他们，让他们与‘异教徒’作斗争才来的，”查尔斯·布里赛尔领事报告，“有的则说他们是被德国人送到这里。不过，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坚称自己被骗了。”尽管如此，这些自愿投靠土耳其军的士兵，美国领事除了能给他们少许钱财之外，也是爱莫能助。他们当中许多人随后便被派往波斯边境，与俄国人作战。[37]

相比普通北非士兵，印度穆斯林军官的待遇要好得多。这种优待也为奥斯曼帝国的圣战带来好处。1916年8月，伊拉克当地报纸报道称，已有70名在库特被俘的印度穆斯林军官向奥斯曼帝国苏丹投诚。苏丹称，这些军官都是被逼无奈才“与哈里发统治的奥斯曼帝国为敌”，因此他把军官佩剑还给他们，以示尊敬。报纸上说，“苏丹的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他们，他们纷纷表示愿为奥斯曼帝国鞠躬尽瘁。”如果报道属实，这意味着在库特被俘的印度军官（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内，有204名），其中的穆斯林几乎全被奥斯曼帝国成功纳入麾下。[38]

277名英国军官也依照军衔受到不同程度的优待。奥斯曼当局给每位军官都发放生活费，并准许有一位仆人负责其起居。虽然条件通常一般，但军官们至少没有露宿街头，生活还过得去。他们乘坐火车、汽船，或骑马从巴格达去往安纳托利亚拘留营。为了让他们正式承诺不逃跑（“俘虏宣誓”［parole］），奥斯曼当局给他们极大的自由，任其在附近城镇活动，甚至还允许接收家人的信件与包裹。[39]

年轻的E. H. 琼斯中尉被拘押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约兹加特（Yozgat），他详细记载了英国军官如何消磨那些被俘的时光。“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打发时间，”他这样写道，“我们组织四人曲棍球赛，还（在土耳其人允许之下）散步、野餐、坐平底雪橇、滑雪等等。我们写各类剧本，喜剧、正剧、音乐剧、闹剧、哑剧，室内娱乐应有尽有。此外，我们还有一支交响乐团，演奏乐器都是战俘制作的，配上战俘营自组的男声合唱团，还有音乐家为他们谱曲。”[40]

奥斯曼当局对待英国军官的态度与对普通士兵的残忍形成鲜明对比。普通士兵的故事鲜为人知，因为大多数“军官以外的人”已在死亡行军中罹难，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不愿讲述他们亲眼目睹的惨状。“关于部队在行进中遭受的种种苦痛和非人待遇，以及在穿过亚美尼亚人聚居地时所看到的一幕幕惨状，我不打算在这里叙述。”在总结库特之围时，炮手李如此写道。澳大利亚航空队的J.麦克·斯洛斯上士则直言不讳。“我们的人被枪托戳着，被鞭子抽着朝前走。有些人被一路鞭笞直到倒地，一个海军陆战队战士就因此再也没能爬起来。你要开口就会挨一顿鞭子。”走在“死亡之路”上，杰瑞·朗上士曾对一位同情他们的土耳其军官吐露了自己的恐惧：“我告诉他说，我们队伍的人数已经比原先少了一半……我们都开始怀疑这是土耳其政府的阴谋，想让我们一直走下去，直到统统没命。”[41]

奥斯曼政府对库特战俘的态度，常常被人拿来与亚美尼亚死亡迁徙拿来相提并论—这样做的不只是幸存者。他们在同样险恶的环境跋涉，押送他们的奥斯曼军同样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也没有任何生存所必需的食物、水和抵御曝晒的衣物，穿越如此险峻地势时竟然还打着赤脚。一路上，他们都面临着村民与部落的攻击，掉队的人最后也都曝尸路边。

尽管如此，两者还是有所不同。奥斯曼政府押解亚美尼亚人穿行叙利亚大沙漠，其背后是蓄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他们并无意屠杀库特的战俘，只是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他们保命。大多数时间里，负责押解的奥斯曼士兵对战俘的生死似乎毫不在意。这一点不难解释。库特城中数千名饥病交加的英印士兵会损耗他们的资源。奥斯曼帝国自己的士兵都缺药少粮，根本不能为数量如此庞大的俘虏提供足够补给，因此并不关心这些新来的入侵者是死是活。那些日渐憔悴、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奥斯曼士兵就会想方设法弄死他们—这样的人占了大多数。有记录为凭，从库特俘获的英军共有2592人，近70%，即超过1700人死于监禁和死亡行军。印度普通士兵的死亡人数并不明确，但被奥斯曼军俘获的9300名士兵与后勤人员中，不下2500人死亡。[42]

库特的幸存者被派去修筑安纳托利亚至巴格达段的铁路。印度士兵聚集在铁路线的尽头—艾因角，而英国士兵则被派去修筑托罗斯山脉与阿曼山脉间的隧道。自从亚美尼亚人被集中流放到叙利亚大沙漠、成批死亡后，铁路隧道的工程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16年仲夏，在位于阿曼山脉的巴赫切火车站，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遇到一队来自库特的英印战俘。

第一批英印士兵于夜晚抵达巴赫切火车站，大约两百来人。据巴拉基昂回忆，他们在夜间穿行，犹如“行尸走肉……佝偻着背，衣衫褴褛，满身尘土，瘦骨嶙峋”。他们抵达工作地点后，便向巴拉基昂及其他人寻求帮助。“这里有亚美尼亚人吗？”他们问道。“给我们一片面包吧，我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巴拉基昂及其同事很是惊讶。“他们说的是英语，我们都愣住了……他们居然是英国人……这些来自远方的朋友也遭遇跟我们同样的命运，现在在问我们讨要面包……真是太讽刺了！”[43]

这些英国战俘刚抵达工作地点时，根本无法干挖隧道的重活，他们被允许休息一周，以恢复体力。在此期间，巴拉基昂及一小批亚美尼亚幸存者与战俘见面并展开交谈—从任何角度来说，他们都同是天涯沦落人。“英国军官讲完他们在沙漠中那段令人揪心的遭遇，感同身受地向我们描述他们在代尔祖尔目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那一幕幕惨剧。”巴拉基昂得出结论，奥斯曼政府“对待英国战俘，正如它对待数千名亚美尼亚流放者一样—并不担心将来要承担任何责任”。

库特城内英军投降的消息被英国媒体通报后，英国内阁不得不对此事负责。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失利的余波未平，此次又在库特投降，自由党派领导人H. H. 阿斯奎斯为首的英国政府不得不成立两个调查委员会—一个负责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另一个彻查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6年8月21日，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正式建立。接下来的十个月里，该委员会共召开了60次会议。由于最终报告对英国内阁与印度政府提出严厉批评，政客们不得不将其推迟两个月才公开。最后，前印度总督暨战时内阁成员，位高权重的寇松爵士表示：“就我个人而言不得不遗憾地说，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政府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政治失误和政府失职。”[44]

1917年6月27日，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的报告公布于世。接下来数周里，议会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时任印度事务国务大巨的奥斯丁·张伯伦引咎辞职。然而讽刺的是，到了1917年夏天，巴格达已然在英军的掌控之中。只是这迟来的胜利终不能挽回美索不达米亚战役里，到库特城破为止死去的4万士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一如那些在加里波利半岛死伤的战士，没有缩短、相反是大大延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相比库特陷落对英国议会造成的冲击，英国战争策划者们更担心的，是奥斯曼军两次大胜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反响。开罗的阿拉伯办公室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行动，以动摇奥斯曼帝国苏丹作为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他们试图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结成战略同盟。此人是先知穆罕默德圣裔，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及整个伊斯兰世界中，其宗教地位仅次于哈里发。

[1] 关于德国加紧圣战的内容，参见 Peter Hopkirk, On Secret Service Ea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Plot to Bring Dow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ohn Murray, 1994)；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2]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G. L. Heawood, Documents 7666. Heawood’s account was drafted in 1917.

[3] `Ali al-Wardi, Lamahat ijtima`iy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伊拉克现代史的社会视角](Baghdad: al-Maktaba al-Wataniyya, 1974), 4:231.据Wardi称，两位将军关系紧张是因为努雷丁反对任命一位非穆斯林为第六军团指挥。

[4]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4), 2:194.

[5] George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London: Herbert Jenkins, 1923), 284–285.

[6] IWM, private papers of the Reverend H. Spooner, Documents 7308, entry for 9 January 1916.

[7] 对汉纳的第一次进攻发生在1916年1月20—21日。英军损失 2741人，奥斯曼军预计损失约2000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275–276;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90–291.

[8] 对镇民房屋的搜查始于1月24日。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 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215.

[9]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200. 斯普纳神父于1916年3月30日提到，第24旁遮普团（Punjabis）的一个连因“叛变被缴械”，且“许多穆斯林士兵投靠了敌军”。IWM, papers of W. D. Lee of the Royal Garrison Artillery, Documents 1297.

[10] 贾法尔关于赛努西战役的讲述，参见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85–93.

[11] 1月23日，英军在比尔突尼斯死伤312 人，估计阿拉伯士兵死亡200人，受伤500人；George McMunn 和 Cyril Falls 在书中将这次事件称为“Affair of Halazin” ，书名为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122.

[12]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134.

[13] 斯普纳神父记录了1916年1月26日的足球赛和2月1日的绷带铁锹轶事。

[14]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Alex Anderson, Documents 9724, 57–59；在描述第一次空袭时，Anderson提到飞行员“已经知道是德国佬”；关于对医院空袭的描述，参见 74–75.另见斯普纳神父3月18日的日记，在提到了伤亡人数后，他只写道“惨不忍睹”。

[15] 关于俄军占领埃尔祖鲁姆，参见 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320–372；Michael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4–139；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1–193；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20–137.

[16] Allen and Muratoff, in Caucasian Battlefields，342，声称奥斯曼军在科普鲁克伊有“将近1.5万人”死伤或冻死，另有5000人被俘，“逃兵数量与被俘人数大致相等”，损失兵力共达2.5万人。俄军损失同样严重: 1万人死伤 ，2 000 人因冻伤入院。

[17]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97.

[18] 阿里·伊赫桑贝伊后来改用土耳其名Dujaila，Sabis Hill是他的姓。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第一次世界大战] (Istanbul: Nehir Yayınları, 2002), 3:121–127.

[19] Abidin Ege, Harp Günlükleri [战争日记]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1), 275–278.

[20] 英军伤亡人数为3474人，奥斯曼军为1285 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525.

[21] Russell Braddon, The Siege (New York: Viking, 1969), 207–208.

[22] 关于劳伦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使命，参见Jeremy Wilson, Lawrence of Arabia: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T. E. Lawrence (London: Heinemann, 1989), 253–278;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250–253.

[23] 苏莱曼和塔利布战前事迹，参见第四章。

[24] 在苏莱曼·费迪的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他与劳伦斯会面的情形和二人的对话，见Mudhakkirat Sulayman Faydi (London: Saqi Books, 1998), 221–242.

[25] Wilson, Lawrence of Arabia, 268.

[26] Ege, Harp Günlükleri, 294.

[27] 引自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250–253.

[28]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4), 176–178. 奥伯里·赫伯特他们与哈利勒谈判的内容，来自Aubrey Herber, Mons, Anzac and Kut (London: Hutchinson, n.d. [1930]), 248–256.

[29] Ege, Harp Günlükleri, 307;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59. 在库特陷落之前，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失利，是Cornwallis将军率领超过7500名士兵在约克镇的投降（1781年）。汤申德在库特的记录后在1942年被打破，当时新加坡投降，8万来自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士兵被日军俘获。

[30]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T. R. Wells, Documents 7667, diary entry of 29 April 1916.

[31] Civilian casualty figures from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59.Reverend Spooner’s account is from IWM,“Report Based on the Diary of the Rev. Harold Spooner, April 29th, 1916 to Nov. 1918,” Documents 7308. See also IWM, Diary of Captain Reynolds Lamont Lecky, Documents 21099, diary entry of 2 May 1916.

[32]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L. S. Bell Syer, Documents 7469, diary entry of 6 May 1916.

[33] Talib Mushtaq, Awraq ayyami, 1900–1958 [Pages from My Life, 1900–1958] (Beirut: Dar al-Tali`a, 1968), 1:15. 他用阿拉伯语引用了英国中士的话，“Al –Inkliz damdam aqwa, lakin khubz maku.”

[34] As quoted by Sergeant P. W. Long, Other Ranks of Kut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38), 34.

[35] IWM, diary of Lieutenant Colonel L. S. Bell Syer, entry of 14 May 1916. 另见T. R. Wells少校的文件，他声称土耳其人对印度穆斯林有“好感”（5月8日和6月4日），以及斯普纳神父的日记，时间为 5月17日。

[36] “新月营”见第三章。在Other Ranks of Kut一书33页中，P. W. Long称有一整支“阿尔及利亚营”驻扎在巴格达英军战俘营附近，“他们声称是我们的朋友。”Long说，考虑到他们曾为法军效力，英国人“不接受他们的示好”。这些北非士兵后来被派去波斯，“代表土耳其人与俄国交战”。

[37] NARA, Baghdad vol. 25, Brissel report dated Baghdad, 9 August 1916.

[38] 这篇文章摘自 Sada-i Islam，newspaper of 29 Temmuz 1332 (11 August 1916)，保存在美国巴格达领事馆文件中，NARA, Baghdad vol. 25. 英国官方历史承认苏丹接见了英国穆斯林军官并交还了他们的剑，但称奥斯曼政府逮捕了“拒绝”为苏丹效力的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66.

[39] 许多官员在回忆录中，详尽地讲述了他们的被俘经历；参见Major E. W. C. Sandes, In Kut and Captivity with the Sixth Indian Division (London: John Murray, 1919)；Captain E. O. Mousley, The Secrets of a Kuttite: An Authentic Story of Kut, Adventures in Captivity and Stamboul Intrigue (London: John Lane, 1921)；W. C. Spackman, Captured at Kut: Prisoner of the Turks (Barnsley, UK: Pen ＆ Sword, 2008).

[40] E. H. Jones, The Road to En-Dor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21), 123.

[41] IWM, private papers of J. McK. Sloss, MSM Australian Flying Corps, Documents 13102; P. W.“Jerry” Long, in Other Ranks of Kut, 103. 在库特陷落后披露了普通士兵经历的一手文献。

[42]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140.

[43] 在Armenian Golgotha: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0), 294–298页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称，碰到这些英军士兵的时间就在1916年7月初，距离之前被驱逐的亚美尼亚人来到巴赫切仅两到三周。这意味着1916年6月底或7月初时，库特的幸存者已经来到火车站。

[44] 寇松的话引自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