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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奥斯曼帝国最终输掉了一战。这是一场国家灾难，但并非史无前例。自1699年起，奥斯曼帝国的大多数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帝国依旧屹立不摇。然而，一战后的和约谈判牵扯利益之广，对帝国来说是前所未有。一边是战胜方的主张，一边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奥斯曼政府被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与其说是因为一战惨败，还不如说是和约条款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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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3日，一支协约国舰队顺利通过清扫完水雷的达达尼尔海峡，驶进了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从开战以来一直都未被征服。现在它成了不设防的城市。42艘舰船由无畏级战舰“阿伽门农”号带头，驶向下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主宰了博斯普鲁斯水域。双翼机小队掠过英、法、意、希战舰，令人叹为观止。萨默赛特·高夫—考尔索普与其他军官一道登岸，由此开始掌管伊斯坦布尔。协约国士兵踩着军乐队的节奏，阔步走在该城街头，伊斯坦布尔的基督教居民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的到来。
在伊斯坦布尔山顶的人群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看着协约国舰船抵港。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历经万难，侥幸逃过了种族屠杀，于1918年9月回到了家乡。在那之前，他的母亲和姊妹以为他已不在人世，早放弃了寻找。由于害怕再次被捕，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巴拉基昂一直在母亲和姊妹两家之间来回躲藏。这几日，他趁那些悲痛的记忆仍未褪去，加紧撰写他的“亚美尼亚各各他”，记录下自己目睹耳闻的人间悲剧。尽管如此，巴拉基昂还是想亲眼看着协约国舰队抵达伊斯坦布尔，见证标志着亚美尼亚人战时苦痛终结的这一刻。
为了掩盖身份，巴拉基昂身穿双排扣长外套，头戴一顶高顶黑色大礼帽，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坐船前往欧洲部分。渡他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船夫，并没有察觉到自己载的是一位亚美尼亚神父。“埃芬迪，”船夫懊恼地说，“我们可真是生不逢时啊！过去那可真是暗无天日啊！塔拉特和恩维尔已经把祖国给毁了，他们倒好，自己跑了，留我们在这受罪。谁能想到一支外国舰队能这么耀武扬威地进入君士坦丁堡，我们这些穆斯林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巴拉基昂安慰船夫的话令他自己也吃了一惊：“这些黑暗的日子也都会过去的。”[1]
那天，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也在人群之中。他作为德国军团长官来到奥斯曼帝国已有5年，最后还被任命为巴勒斯坦的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指挥官。9月，他从英军手中侥幸逃脱，后撤出叙利亚。在阿达纳他将剩余的奥斯曼兵力交由加里波利英雄—土耳其将军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指挥。随后，利曼返回伊斯坦布尔，监督德国部队按照停战协定撤出奥斯曼帝国。
利曼和巴拉基昂二人虽然对当天发生的事件持截然不同的立场，但他们对协约国舰队接管伊斯坦布尔的描述却惊人相似。城中建筑挂满了希腊、法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旗帜，人们把帽子抛向空中，相互拥抱，尽情欢庆。当天晚些时候，人们举杯畅饮，当地群众和占领者彼此称兄道弟。利曼和巴拉基昂对这种纵酒狂欢的庆祝方式均嗤之以鼻。利曼不屑地表示：“没人会对这些庆祝方式报以敬意。”而巴拉基昂则遗憾地说：“土耳其首都已然变成昔日的巴比伦。”[2]
当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公开欢庆，绝大部分穆斯林则默默躲在紧闭的窗门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城市被协约国士兵占领，心中充满了羞耻和绝望。和帮助巴拉基昂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夫一样，他们的怒火都指向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领导层，是他们把战争的苦痛强加在无辜的民众身上，自己却在停战协定生效后随即逃之夭夭。
11月1日深夜，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登上一艘德国船，秘密逃离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塔拉特、伊斯麦尔·恩维尔和艾哈迈德·杰马勒与四名心腹顾问一道，乘船驶向黑海城市敖德萨，再从那里转陆路前往柏林。他们的德国盟友知道联合派将会面临战胜方的制裁，于是提供庇护，协助他们逃跑。另一边，奥斯曼帝国的报纸对联合派三巨头的潜逃行为公开表示愤怒，强烈谴责他们让整个土耳其民族为联合派的政策和战时罪行埋单—尤其是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3]
1918年11月，奥斯曼帝国议会与土耳其报纸围绕亚美尼亚大屠杀展开激烈讨论。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人被政府的战时政策残害致死，官方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经奥斯曼帝国议会成员审议，约有8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平民被杀。不管人们相信的是最低或是最高估值，抑或是这个区间里的任一数字，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场种族屠杀将会给奥斯曼政府与协约国之间的和约谈判蒙上厚厚的阴影。
协约国公开谴责奥斯曼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行径。对于土耳其人在战时所犯的反人类罪行，美国和英国尤其主张实施报复，以彰显正义。为了防止和约内容过于苛刻，新成立的奥斯曼政府决定成立军事法庭，对那些被控参与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人进行审判。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始作俑者青年土耳其党人身上，而不是整个土耳其民族。
1919年1月至3月间，奥斯曼当局下令逮捕了300名土耳其官员，其中包括多名行省总督以及联合派议会成员，还有一些较低级的地方官员。虽然逮捕行动事先并未声张，在深夜进行抓捕，但仍有许多人—像已流亡的三巨头及其顾问一样—缺席审判。主要的军事法庭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庭审对公众开放，政府的证据和法庭的判决在官方公报—《诸事历报》（Takvîm-i Vekâyi）上公布。
公开的起诉书中，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对屠杀亚美尼亚平民负有全部责任。公诉人坚称，“这些大屠杀是在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的命令下执行的，三人对此事完全知情。”他们引用阿勒颇一位官员的证词，这位官员称自己“从塔拉特本人”那里“接到了灭绝命令”，并相信“国家的福祉”取决于是否能将亚美尼亚人彻底消灭。一份作为呈堂证供的电报中，被控策划种族屠杀的巴拉丁·萨基尔博士要求马姆勒图拉齐兹（Mamuretülaziz）地区的总督“如实汇报”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清理”情况：“你在报告中称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已被清除，他们是被消灭，还是仅仅被驱逐出城，去往别处？”[4]
目击证人的证词揭露了当时的奥斯曼政府对这场大规模杀戮的组织模式：官方先是张贴流放告示，随后口头下令施行屠杀。有证据显示，大屠杀的执行者是一批刑满释放的杀人犯，他们被动员起来组成武装团伙，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公诉人找到有力证据，证明恩维尔的秘密情报机构—“特别组织”就是武装团伙的发起人。他们还提供有关大屠杀的大量证据，既有个人对数千人死亡负责的声明，也有行省放逐数十万人的报告。[5]
经过数月的审议，法庭判处18名被告策划实施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名成立。塔拉特、恩维尔、杰马勒，还有与他们一同流亡的巴拉丁·萨基尔和穆罕默德·纳齐姆等联合派重要领导人均被判处死刑。由于判定有罪的人中有15人缺席庭审，因此只有3名官职较低的被最终送上绞刑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指控约兹加特副总督穆罕默德·凯末尔杀害4.2万名亚美尼亚人，后者于1919年4月10日被处以绞刑。埃尔津詹宪兵队指挥官哈菲兹·阿卜杜拉·阿福尼于1920年7月22日被处死。第三名，也是最后一个被处死的是贝赫拉姆扎德·努斯雷特（Behramzade Nusret），他是巴伊布尔地区领导人，1920年8月5日被绞死。[6]
到1920年8月，显然军事法庭不打算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主犯绳之以法。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审判无法使奥斯曼帝国逃脱严苛的和约。虽然军事法庭一旦完成使命便被束之高阁，但庭审记录提供了极其全面的证据，证明土耳其当局组织并实施了亚美尼亚大屠杀。自1919年以来，这些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出版的记录便进入了公众领域。在这样的证据面前，任何试图否认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曾经策划组织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人都会显得十分可笑。
由于不甘心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就这样逃过追责，一组达什纳克的亚美尼亚民兵决定替天行道。自1921年3月至1922年7月，达什纳克人下令展开“复仇行动”，暗杀青年土耳其党的重要领导人。[7]
刺客首先瞄准了柏林，那里藏匿着许多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1921年3月15日，塔拉特帕夏被一位从埃尔津詹大屠杀中幸存的25岁青年击毙。索格门·特赫里瑞安（Soghomon Tehlirian），这位年轻的刺客随后被捕，并被送上德国法庭，但最终法院宣判无罪释放，理由是他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遭受精神创伤和个人损失，应减轻他对刺杀行为的责任。另一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21岁刺客是阿尔沙维尔·什拉吉安（Arshavir Shiragian），他于1921年12月5日在罗马刺杀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得手，后又参与刺杀巴拉丁·萨基尔博士和特拉布宗行省总督杰马勒·阿兹米的行动，两人于1922年4月17日遇袭身亡。
三巨头中的另两位—杰马勒和恩维尔分别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死亡。亚美尼亚刺客追踪杰马勒帕夏—这位战时叙利亚总督至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1922年7月25日在当地将其杀害。刺杀自己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亚美尼亚人，为此他本该感到震惊。在叙利亚，杰马勒由于杀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遭人唾弃，但他在叙利亚各个行省安顿了约6万亚美尼亚人—光1916年1月。尽管如此，他让幸存的亚美尼亚人为求活命改信伊斯兰教的做法，也等于是对亚美尼亚人另种方式的灭绝，这让他的人道行为劳而无功。昔日的执政三巨头中，只有恩维尔一人逃过了刺杀。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的一生，是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界的杜尚别附近完结。1922年8月，他在一场领导穆斯林民兵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身亡。[8]
截至1926年，当年被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8人中已有10人死亡。对屠杀负次要责任的其余8人，虽然逃过一死，但法庭判处的罪名使他们余生都活在报复的阴影下。
如何让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放宽对他们的制裁，新上任的奥斯曼政府实在无计可施。从战争一开始，英、法、俄三国就已经对未来如何分治奥斯曼帝国领土进行了谈判。虽然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撤销了领土主张，但后来的垂涎者随即补上。意大利和希腊都是较晚才开始与奥斯曼帝国为敌（意大利于1915年8月对土耳其宣战，希腊在1917年6月才加入战斗），但它们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一事上表现出来的热情，却一点也不比当年的沙皇政府逊色。1919年4月，意大利部队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港登陆；同年5月15日，希腊占领伊兹密尔。
1919年6月，当奥斯曼帝国的代表面对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时，他们不该期待在听证会上会有人同情自己。他们根据“威尔逊原则”—即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第十二条，规定将“保障奥斯曼帝国现有土耳其部分的主权”—提出自己对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设想。简而言之，他们是想维持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10月时的所有领土，但分为土耳其直接管辖区（即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地区）和隶属奥斯曼帝国的高度自治区（适用于阿拉伯各行省与有争议的爱琴海岛屿）。“没有一个土耳其人在那一刻不感受到沉重，”奥斯曼帝国代表团在备忘录中这样总结道，“不过，我们已明确表明了奥斯曼帝国民众的立场：我们不会接受帝国被瓜分或把帝国交由不同国家托管的结果。”[9]
1919年6月28日，即奥斯曼帝国代表团提交备忘录五天后，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开辟了协约国强加苛刻条款于战败同盟国的先河。根据条约规定，德国必须为发起战争负责，并承担战争导致的损失。除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外，德国还面临着超过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损失。另外，德国还需支付314亿美元（约合66亿英镑）的天价战争赔偿款，数额之高实属空前。[10]
协约国与其他战败国签署的条款与《凡尔赛条约》一样严苛。1919年9月10日与奥地利在圣日耳曼昂莱签订的和约使奥匈帝国就此解体。条约中，奥地利被迫为发动战争承担责任，支付高额赔款，其领土被分给了一系列的新生民族国家，其中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尼亚王国（后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19年11月，协约国与保加利亚在塞纳河畔签订了《讷伊条约》，该条约在保加利亚的国史中被标为“第二场民族灾难”（第一场是保加利亚在1913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条约迫使保加利亚割让色雷斯西部地区（最终给了希腊）及西部边境地区，并赔偿1000万英镑。
1920年6月4日，匈牙利与协约国签订《特里亚农条约》，其领土被缩小至昔日奥匈帝国战前领土的28%，它不但成了一个内陆国家，还被迫支付高额的战争赔款。
由此看来，奥斯曼帝国也没有任何理由奢望协约国能对自己网开一面了。事实上，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盟约》，其中规定国际法律的裁决交由托管体系处理，而这个体系就是特意为分治奥斯曼帝国设立的。《盟约》第22条写道：“先前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区域现已条件成熟，可暂时承认其独立，由一托管国向其提供行政咨询，并协助进行管治，直至该地区有能力实现完全独立。”[11]
土耳其代表团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战胜的协约国就最终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展开最后一轮谈判。1920年4月，英、法、意三国总理在意大利的度假胜地圣雷莫会面，试图解决“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及《贝尔福宣言》之间存在的矛盾，日本作为中立观察员参与讨论的全过程。经过六天的讨论，三国一致同意由英国掌管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法国掌握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意大利政府则暂不表态，直到其在安纳托利亚的利益得到满足。
协约国在分治阿拉伯土地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便立即开始拟定与奥斯曼帝国和约的最终条款。1920年5月，协约国向“高门”提交第一份和约草案，它对土耳其人来说简直糟糕至极。这份草案不但将阿拉伯各行省全部托管给欧洲国家，还企图分治安纳托利亚地区，在曾经低他们一等的民族和对他们不怀好意的邻居之间分配土耳其人的聚居地。
根据和约草案，安纳托利亚东部将被一分为二，分别由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支配。东北方的各个行省，包括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将被划给亚美尼亚人。这四个行省享有完全的自由，并经美国仲裁脱离奥斯曼帝国，加入在高加索新建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其首都为埃里温）。库尔德人区则相对较小，以迪亚尔巴吉尔为中心，与亚美尼亚人区的南部边界毗邻。和约规定库尔德人也享有完全的自由，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建国。
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港城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及其内陆腹地被交由希腊管理。希腊政府被要求协助当地希腊人选出议会，方便将来通过立法让士麦那与希腊王国统一。土属色雷斯大部分也同样割让给了希腊，包括埃迪尔内（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失去该地，后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将其收复）。奥斯曼帝国甚至还将失去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各条战略航道的控制权。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将被收归国际委员会所有，土耳其只有在加入国际联盟后才能加入该委员会。[12]
对安纳托利亚的分治并未就此结束。英、法、意三国之间还另外达成协议，要将安纳托利亚的地中海地区分给法国和意大利。奇里乞亚沿海地区至内陆的锡瓦斯被割给法国，意大利则要求获得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地区，包括安塔利亚港和内陆城市科尼亚。如此一来，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名义上虽然仍属奥斯曼帝国，但实则被法国和意大利殖民。[13]
这份和约草案留给土耳其人的土地微乎其微，奥斯曼帝国将仅剩安纳托利亚中部一些没有人感兴趣的地区：布尔萨、安卡拉，濒临黑海的萨姆松，还有首都伊斯坦布尔。就连伊斯坦布尔都是有条件授予土耳其人：如若奥斯曼政府不能信守条约，协约国便威胁要将君士坦丁堡从战后土耳其的版图中移除。
这些条款在奥斯曼帝国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外国军队驻留土耳其领土已经激起土耳其人的强烈憎恨。1919年5月，加里波利的英雄，全国最受尊敬的军事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被派往萨姆松，以确保按照停战条款遣散奥斯曼军。在意大利和希腊分别于1919年4月和5月占领奇里乞亚和伊兹密尔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违抗遣散军队的命令，转而组织抵抗力量，抗击外国部队入侵安纳托利亚。他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城镇安卡拉设立基地，并发起土耳其民族运动。该运动代表土耳其人民的政治意愿，其影响力开始逐渐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不相上下。
1919年7月至9月期间，土耳其民族运动分别在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召开会议，制定了《民族公约》，并确立了该运动的宗旨。《民族公约》寻求通过明确各项原则建立“一个安定的奥斯曼苏丹国”，达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民族公约》的框架制定者可以接受失去阿拉伯各行省，也愿意为确保海峡自由通行而进行谈判。但他们拒绝割让“居住着占人口多数的奥斯曼（即土耳其）穆斯林”的领土，声称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宗教、种族和目标都一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其割裂”。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议会在最后一次会议时，决定与安卡拉的土耳其民族运动站在一起，并于1920年1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民族公约》。[14]
然而，无论民族主义者的政策在议会多么受欢迎，“高门”始终都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视为对自身权威的挑战。自1920年5月协约国出台和约条款，在奥斯曼帝国引发国家危机以来，奥斯曼政府一直相信除屈从战胜国要求外别无选择。“高门”希望通过在短期内接受战胜国苛刻的条约，以换取长期较为有利的条件。而另一边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者则认为，奥斯曼帝国一旦签署和约，失去的领土和主权便再也无法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呼吁对协约国苛刻的条件说不，并抵制任何分治安纳托利亚的行为。
“高门”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经济都一蹶不振的情况下，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运动倡导对抗，将会招致灭顶之灾。根据和约条款，负隅顽抗可能连首都伊斯坦布尔都不保。于是，奥斯曼政府将穆斯塔法·凯末尔与其他几位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叛国罪告上法庭，并于1920年5月在审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同一个军事法庭上，缺席判处这位“加里波利英雄”死刑。
历史将证明当时的大维齐尔及其内阁的判断是错误的：只有拒绝和约才能保全土耳其的主权，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没有叛国。《民族公约》甚至没有用“土耳其”这样的字眼，而是用“奥斯曼”来描述国家。当奥斯曼政府使土耳其民族接受那份残酷的和约，并同意外国势力分治安纳托利亚时，凯末尔及其支持者终于忍无可忍。1920年8月10日，“高门”签订《色佛尔条约》，由此导致土耳其民族运动与其决裂。从那天起，凯末尔派便一直致力于撤销和约，并努力将签署和约的奥斯曼政府拉下台。
经过激烈的战斗，截至1922年，凯末尔派已在高加索、奇里乞亚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三条战线上分别战胜了亚美尼亚人、法国和希腊，至此他们击败了在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外国部队。1922年10月11日，与希腊签订停战协议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1月1日投票废除奥斯曼苏丹制。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仅在位四年（他于1918年7月，即一战结束前四个月，接替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穆罕默德五世成为苏丹）便遭流放，于同年11月17日被送上一艘开往马耳他的英国战舰。
1923年7月在瑞士洛桑，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土耳其政府与战胜国重新签订条约。新条约承认土耳其独立，并大致保留其现有领土。得到国际认可后，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国，穆斯塔法·凯末尔任国家第一任总统。后来，土耳其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字面意思即“土耳其之父”）的称号，以表彰他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如果当时的苏丹政府能够利用“阿塔图尔克”的运动抵制《色佛尔条约》的话，现在立于土耳其共和国版图之上的也许还是奥斯曼帝国。无论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遭受了多大的失败，接受苛刻的和约才是最终导致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1918年10月战争结束后，双方士兵都归心似箭。第一批从中东战场打道回府的是战败方同盟国的士兵。根据停战协议，利曼·冯·桑德斯负责监督德国士兵撤出奥斯曼帝国境内。一开始，已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德国与奥地利部队被船运至敖德萨，再取道乌克兰回德国。但接下来，美索不达米亚第六军的1200名德国和奥地利士兵花了数周才抵达伊斯坦布尔，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德奥士兵亦是如此。据利曼估计，到1918年12月下旬要运送约1万名士兵。他弄来5艘汽船，以便直接将士兵从伊斯坦布尔载回德国。1919年1月底，利曼与120名军官及1800名士兵一起登船，踏上了漫长的归途，返回他们被战争摧残的家园。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也就此终止。[15]
当时仍有大批奥斯曼军滞留在被协约国占领的土地上。法赫里帕夏—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总指挥—成了最后一位投降的土耳其将领。虽然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月里一直遭到围困，但他们还是靠限额供应补给挺过了那段日子，并遏止了任何投降的苗头。停战后，英国驻埃及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写信规劝法赫里投降，但遭到这位固执的土耳其将军斩钉截铁地拒绝。法赫里回复称：“我是一名奥斯曼帝国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是巴里贝伊的儿子，是一名军人。”法赫里对奥斯曼苏丹忠心耿耿，对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充满敬意，因此他绝无向英国人屈服的意愿。[16]
停战已有十周，但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仍在坚持。阿拉伯部队威胁要硬闯该城，法赫利帕夏便把自己关在藏有大批弹药的先知清真寺里，扬言称宁可将神龛炸为灰烬，也决不投降。然而，他手下的士兵因补给匮乏已经意志消沉数周，听闻战争结束，这些士兵更是将他们的长官抛诸脑后，向阿拉伯部队投诚。最后，刚烈激昂的法里赫于1919年1月10日被说服，将圣城麦地那交给哈希姆的部队。据埃米尔阿卜杜拉回忆称，法里赫从麦地那出来后“既压抑又愤懑”，“像困兽一样四处游走，却找不到出路”。他在延布港受到应有的尊敬，随后登上一艘驶往埃及的英军驱逐舰，从此沦为战俘。接下来数周，奥斯曼军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监督下撤离，其中的阿拉伯士兵被编入哈希姆麾下，土耳其士兵则被送往埃及战俘营，直到他们被遣返土耳其。
有些北非士兵在德国战俘营时被招进奥斯曼军。如今，法国殖民当局决心让这些人为他们在战争中向敌方投诚的行为付出代价。自1917年斯坦利·莫德少将占领巴格达以来，已有数千名奥斯曼军中的北非士兵被收押在英军战俘营。随后，他们自然会被送回法国。法国政府在法国南部设立多个营地，专门接收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来的“本土部队”。这些被怀疑对法国不忠的士兵被禁止回北非或与法国穆斯林交友。在所有参加一战的士兵中，很少人像这些北非战俘一样，几条战线上的大大小小战役都参与过，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
停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协约国部队作为占领军仍持续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阿拉伯行省被置于“协约国所持敌方领土治理委员会”（Allied 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的管控之下。当地民众与外来占领者之间不可避免地气氛紧张，经历枪林弹雨的英军及其自治领部队也迫切地想要返回祖国。
一名新西兰中士在巴勒斯坦被当地村民杀害，此事导致新西兰士兵于1918年12月中旬展开报复。关于新西兰士兵的具体人数说法不一，约有60至200名士兵将疑似藏匿杀害中士凶手的萨拉芬村重重包围。他们把妇孺老人都赶出村子，随后便开始攻击村里的男性。根据新西兰的消息，这些一心复仇的士兵杀死或弄伤了30余人后，放火烧了村庄和附近的一处营地。[18]
艾德蒙·艾伦比将军就屠杀一事展开正式调查。借宿在萨拉芬周边地区的澳新士兵们全都串通一气，默不做声，不给调查提供任何证据。士兵们的抗命让艾伦比勃然大怒，但为避免集体惩罚可能导致的更大动乱，这位英国将军决定命令澳新士兵返回埃及边境上的拉法赫。这是他们计划遣返澳新士兵的第一步。
在拉法赫，军队开始屠宰澳新骑兵的坐骑。大部分马匹被宰了，剩下的一部分留给占领军使用，还有一小部分好马被牵出来贩卖。对此，士兵们得到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说船只有限，不能将兵员和坐骑一并运回；有的说马匹状况不佳，捱不过漫长的归途；还有的称动物可能携带感染病菌，恐会传染给澳新士兵。但骑兵们难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奥克兰枪骑兵团的C. G. 尼科尔中士回忆称：“骑手不得不与自己的马儿分开，场面令人心中酸楚。”经过数年的战斗，骑兵与战马之间形成的牵绊比他们对同伴的感情还要强烈。[19]
虽然骑兵严禁杀马，但仍有许多骑手宁可亲手终结自己坐骑的生命，也不愿留它们在牲畜市场遭贩卖或被屠宰。澳大利亚士兵兼记者奥利弗·霍格，曾参加过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两大战役。他用“蓝桉骑兵”（Trooper Bluegum）的假名写了一首名为《驻留之马》的诗，其中描绘骑兵对自己的“威尔士马”（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军用驯马的简称，来自新南威尔士）的那份感情：
我想我无法接受我那高贵的老马
在旧开罗步履蹒跚，背上驮着个短工伙计。
也许某个英国游客会在巴勒斯坦发现
我那心碎的威尔士马，身后拖着沉重的木犁。
不，我想我宁可杀死它，然后这样骗自己：
“它跌进了毛鼻袋熊的洞穴，躺在里面死去。”
也许我会被军事法庭传讯；但我将遭天谴，如果我愿意
就这样回到澳大利亚，却把我的马留在这里。[20]
部队原定在1919年3月中旬离开埃及返家。但在他们登船之前，埃及爆发一场全国性起义，令澳新士兵又多滞留了一段时间。[21]
一战过后，埃及和阿拉伯地区翘首期盼进入独立的新时代。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中，第十二点向阿拉伯及其他奥斯曼帝国子民保证，他们“将会有绝对的安全，并有机会实现不受干扰的自治发展”。政治积极分子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关于不同政治愿景的探讨，他们再也不用像几十年来那样担心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在埃及，政治精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被英国占领36年后，他们希望埃及能够实现完全独立。[22]
一群著名的埃及政治家找到开罗的英国当局，要求批准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独立主张。1918年11月13日，即与德国停战两天后，英国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爵士接见了由资深政治家萨德·扎格卢勒率领的代表团。他仔细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却明确拒绝他们出席和会的要求。巴黎和会上讨论的是战败国的命运，与埃及并无关系。然而，扎格卢勒及其同僚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1919年3月8日他们被捕并被遣送至马耳他。第二天，埃及便爆发了示威行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阶级的埃及人民都一致要求独立。
在埃及的城乡，凡是可见的英军据点都遭到人们的攻击。铁路和电报线路被毁，政府办公室被烧，政府中心聚集了大批抗议者。英军派遣士兵重整当地秩序，但这些士兵无法有效控制群众，死伤率也开始上升。埃及人指控英军士兵犯下了滔天罪行—用明火威胁示威者，烧毁村庄，甚至还奸淫妇女。截至3月底，已有800名埃及平民在冲突中丧生，另有1600人受伤。[23]
为了恢复治安，英国只好让扎格卢勒回到埃及，并允许他于1919年4月率领代表团前去巴黎。在埃及代表团到达巴黎之前，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已经说服法国和美国，称埃及是“英国内政，不是国际问题”。埃及代表团抵达巴黎当天，威尔逊总统便承认英国是埃及的保护国。埃及代表团从未能在和会上得到正式的听证资格。战争也许是结束了，但英国对埃及的统治却并未终结。
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塞尔在巴黎也同样得不到信任。他相信自己率领阿拉伯起义与协约国一道抗击奥斯曼帝国后，就能得到协约国的支持。然而，他的诉求与法国对叙利亚的野心产生了冲突。
1919年1月，费塞尔将阿拉伯独立的主张正式提交给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考虑到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与谢里夫侯赛因的通信中，曾许诺给予阿拉伯人大片领土，费塞尔在和会上提出的要求已算非常节制。他希望在大叙利亚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与汉志即刻建立完全独立的阿拉伯王国，由他的父亲侯赛因出任国王。他可以接受外国势力对巴勒斯坦一事进行斡旋，以解决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他认可英军对美索不达米亚的主张，但同时也表明自己相信这些领土最终会并入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而他希望与会人士能批准阿拉伯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
虽然哈希姆家族认为自己要求的比英国盟友曾经答应的要少，但费塞尔在和会上的主张还是超出了英国的能力范围。劳合·乔治需要法国点头，才能确保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况且战争一开始，法国便摆明想要叙利亚。由于无法调和法国和阿拉伯人的领土主张，英国便选择支持它的重要盟友—法国，费塞尔只能自求多福。
1919年11月1日，英国从叙利亚撤军，将该地区交由法军掌控。针对这一举动，费塞尔的支持者和来自大叙利亚不同地区的代表共同举行了叙利亚全体代表大会，并于1920年3月8日宣布叙利亚独立，推举费塞尔为王。然而，费塞尔的叙利亚王国注定不会长久。法国从黎巴嫩派遣一支殖民地部队前去占领大马士革。在途中一座山关，他们遭遇费塞尔约2000人的余部。1920年7月24日，法军在可汗麦塞隆（Khan Maysalun）轻而易举地击溃费塞尔有名无实的部队，随后推进至大马士革，推翻了昙花一现的叙利亚王国，中途再未遇到任何抵抗。最终，费塞尔本人带着他破碎的阿拉伯起义幻梦开始亡命生涯。
费塞尔在大马士革设立的政府一经沦陷，巴勒斯坦便将直接受到英军占领，以及《贝尔福宣言》带来的后果。巴勒斯坦的地方政要在叙利亚全体代表大会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夏，巴黎和会派来美国调查委员会，当地百姓在委员会成员面前明确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6月10日至7月21日期间，金—克兰委员会到访大叙利亚的各个地区，一边搜集证据，一边考察当地民众如何看待该地区的政治未来。很显然，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希望巴勒斯坦能在费塞尔的阿拉伯王国治下。况且，金—克兰委员会报告中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反对意见”，“这是巴勒斯坦民众意见最一致的事”。[24]
受《贝尔福宣言》的鼓励，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到了1920年，巴勒斯坦局势开始紧张起来。1919到1921年间，约有1.85万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移居巴勒斯坦。在1920年4月的第一周，耶路撒冷爆发骚乱，致使5名犹太人和4名阿拉伯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921年，暴力升级，阿拉伯市民在五一游行时，介入了雅法港犹太共产党人和复国运动者之间的一场斗争。在接下来的暴乱中，47名犹太人和48名阿拉伯人遇害，200多人受伤。《贝尔福宣言》所引起的矛盾—即试图为犹太人建国，同时不损害非犹太人的权益—已暴露无遗。
伊拉克的政治精英一边关注着埃及和叙利亚的动态，一边愈发为自己的未来担忧。1918年，英法两国曾发表宣言，承诺支持在阿拉伯土地上通过自决的方式“成立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这给伊拉克的政治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事隔数月，当初承诺的自治政府仍毫无进展，伊拉克人日渐起疑。1920年4月，有消息传来，称协约国已经在圣雷莫将伊拉克作为托管地交与英国，这正是伊拉克人最担心的事。[25]
1920年6月底，伊拉克举国爆发了抵制英国统治的运动。过程井然有序，组织严密，对驻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的英军构成了威胁。其中心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什叶派圣城，那里也正是一战中奋起抵抗奥斯曼军的地方。随着起义不断蔓延，英军不得不调派更多的兵力进驻美索不达米亚，四处镇压决意抵抗到底的伊拉克人。从印度赶来的援军，加上曾参与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但还未解散的6万兵力，英军规模至10月已达10万人。猛烈的空袭和炮击，英军运用焦土政策击溃了抵御力量，重新征服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一名纳杰夫的记者在1920年10月写道：“近日来，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繁华城镇陆续被毁，朝拜圣地频频遭袭，这一切都令人为之落泪。”到10月底起义被镇压时，英军宣称自身损失2200人，并估计约有8450名伊拉克人死亡或受伤。[26]
当时，谢里夫侯赛因已经是汉志之王。他密切关注着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动向，越发觉得自己遭到背叛。他保留着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每一封通信，发现英国人背弃了当初许下的每一条承诺。当年，侯赛因立志成为阿拉伯之王，现在他只能囿于汉志，甚至或许连汉志也保不住。阿拉伯半岛中部与之竞争的另一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在西方又称伊本·沙特—威胁要踏平汉志。更令侯赛因气愤的是，英国与伊本·沙特签有条约，每个月还给他拨一大笔款项。
英国同样也对汉志的未来感到担忧。他们早在1915年就与伊本·沙特签订了正式条约，而与哈希姆家族只是战时同盟，一旦战争结束，盟友关系也随之终结。除非这位年迈的汉志之王能与英国签署条约，否则英国将无法律基础保护其在汉志的控制权。然而，要想让侯赛因国王签约，他们首先得让他接受圣雷莫的战后协议。于是，1921年夏，T. E. 劳伦斯接到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前去与侯赛因国王谈判，希望汉志能与英国缔结条约。
当劳伦斯与侯赛因国王见面时，英国已经开始弥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当初未能兑现的诺言。1921年3月，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开罗秘密召开会议，商议英国在新中东各片托管地的未来该何去何从。那次会议上，英国政要同意扶持侯赛因国王的儿子费塞尔为伊拉克国王，另一位儿子阿卜杜拉为外约旦的统治者（当时外约旦还未确定边界，直到1923年才与巴勒斯坦分离）。如此一来，哈希姆家族将分到除巴勒斯坦以外英国在中东所有的托管地。虽然这样的安排与麦克马洪的战时承诺仍有出入，但丘吉尔已可谓尽心尽力。
1921年7月至9月期间，劳伦斯一直在努力调和侯赛因国王与英国在战后中东的格局，但终未见成效。侯赛因的抱负绝不止汉志一隅，也拒绝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从其他阿拉伯土地中拆分出来交给法国托管。尽管自己的儿子会在名义上成为伊拉克和外约旦国王，但他还是不能接受英国将这两片区域收为托管地。另外，他还拒绝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如此一来，侯赛因国王不能接受英国战后协议中的任何一条，因此英国与汉志之间已无可能达成协议。于是，劳伦斯只好两手空空地返回伦敦。
1923年，伊本·沙特准备起兵攻打红海沿岸诸省。借此机会，英国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提出以提供保护为条件换取协议，但仍遭到侯赛因国王的拒绝。1924年10月6日，侯赛因国王将王位让给大儿子阿里，自己开始流亡生涯。1925年，沙特人征服汉志，阿里国王的统治也就此结束。和之前的奥斯曼军一样，哈希姆部队也在麦地那做了最后一搏，才于1925年12月交出这座圣城。此时，距法赫里帕夏投降已将近7年。
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奥斯曼帝国战线的重要性远超当代人的想象。协约国战争策划者们原本以为能在短期内击败实力较弱的奥斯曼帝国，从而促使同盟国早日投降。然而，他们发现自己反被卷入一系列持续到战争末期的战役：在高加索和波斯的战斗，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失败，遭到逆袭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还有在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漫长作战，分散了西线主战场的几十万兵力和战略物资。奥斯曼帝国这条战线非但没有加快战争结束，相反延长了战争。
协约国在中东的多数行动都是出于对圣战的惧怕。然而，这种担忧后来被证明是多余。对奥斯曼帝国苏丹以哈里发身份发起的呼吁，殖民地穆斯林置若罔闻，但欧洲列强仍然担心土耳其若赢得重大胜利，将会在印度和北非殖民地中掀起致命的伊斯兰起义。讽刺的是，这种担忧令协约国对哈里发号召的反应程度比穆斯林受众还要大。甚至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世界仍然相信穆斯林有可能同仇敌忾，做出狂热的举动。正如2001年9月11日“打击恐怖主义战争”所表现的那样，西方政治家对圣战的态度仍与1914年至1918年间战争策划者们的观点不无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对塑造现代中东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欧洲列强取代土耳其统治这片地区。四个世纪以来，中东一直团结在以奥斯曼穆斯林为首的多民族帝国周围。如今，阿拉伯土地被划分成数个新兴国家，接受英法两国的管治。另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自己划定的领土范围内实现了独立。但除此之外，欧洲列强按照战后协议，对中东大多数国家的疆域和政府体系都做出硬性规定。
整个一战中，协约国一直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战后分治方案进行激烈的谈判。回头看来，每一个分治协议只在其特定的战时背景下才有意义：1915年《君士坦丁堡协定》的背景是协约国期待尽快攻占伊斯坦布尔；1915年至19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是由于英国亟需与穆斯林达成联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圣战；1917年《贝尔福宣言》正值英国试图修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来确保自身在巴勒斯坦的统治。这些只在战争时期才说得通的古怪协定，不过是为了帮助英法两国扩张殖民势力。人们不免猜测，倘若当时欧洲各国有意建立一个稳定的中东，它们便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划定边界。
战后协定划下的边界格外持久，但由于这种划分而引起的冲突也一直如影随形。战后，库尔德人散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国。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跟相应的国家当局作斗争，以获取文化和政治权利。1920年由法国推动建国的黎巴嫩，一开始是基督教国家，但经历一连串的内战之后，其政治机构无法跟上人口变迁，穆斯林的数量开始超过基督徒。由于叙利亚的许多民族主义者始终认为黎巴嫩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黎巴嫩独立建国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也导致了叙利亚后来出兵参与1976年的黎巴嫩内战，并在随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占领该国。伊拉克尽管坐拥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但它在战后划定的边界内从未得到过安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拉克发生政变，并与英国产生了冲突；1958年爆发革命；1980年至1988年深陷两伊战争；自萨达姆·侯赛因于1991年入侵科威特后便战争不断；2003年，美国又入侵伊拉克，颠覆了侯赛因政权。
尽管如此，在诸多因战后分治而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中，阿以冲突才是将中东变成战区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分别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打了四场大型战役。虽然在那之后，以色列和埃及在1979年，和约旦在1994年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但给中东留下许多至今仍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分散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境内；以色列继续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黎巴嫩南部的舍巴农场；以色列尚未放弃巴勒斯坦境内的加沙和西岸地区。虽然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对冲突负主要责任，但他们冲突的根源还是要追溯到《贝尔福宣言》埋下的根本矛盾。
中东边境的合法性自边界初次划定以来就备受争议。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公开呼吁阿拉伯国家统一，舍弃现存的这些被视为是帝国主义遗产的边界。出于相同的目标，泛伊斯兰主义者也曾倡导建立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国。2014年，一支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民兵组织用推特向其支持者宣布，他们在叙利亚北部至伊拉克之间建立哈里发国，旨在“撕毁《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东边界在饱受争议的同时，也同样动荡不安。[27]
一战爆发已有百年，但中东并未举行什么纪念仪式。除了土耳其和澳新老兵协会成员聚集在加里波利，共同纪念战争死难者之外，人们都在这百年纪念之际关注着当代更为迫切的问题—比如埃及的革命动乱、叙利亚和伊拉克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的暴力事件，等等。曾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挣扎、牺牲的各国军队已渐渐淡出世人的记忆。尽管如此，只要一战仍被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所铭记，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不应被人遗忘。因为正是奥斯曼帝国战线将原本的欧洲大战扩散至亚洲，世界各地的士兵随之加入战斗，才最终使这场战争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至今日，一战的遗留问题对中东的影响，比对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1] Grigoris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New York: Vintage, 2010), 414.
[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321–325；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414–416.
[3] Vahakn N. Dadrian and Taner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The Armenian Genocide Trials(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1), 25–26.
[4] 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250–280.
[5] 1919年4月12日主要起诉书的文稿，发表在Takvîm-i Vekâyi 3540 (27 Nisan 1335/27 April 1919)，全文译文见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271–282.
[6] 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195–197；关于巴拉基昂对审判的反映，可对比Armenian Golgotha, 426–427.
[7] Jacques Derogy, Opération némésis: Les vengeurs arméniens [复仇行动: 亚美尼亚复仇者](Paris: Fayard, 1986).
[8] 近期基于奥斯曼档案资料有关杰马勒帕夏针对亚美尼亚人政策的研究，可比对 M. TalhaÇiç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Cemal Pasha’s Governorate During World War I, 1914–17 (London: Routledge, 2014), 106–141. 关于恩维尔的死，参见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1922 (London: AndréDeutsch, 1989), 487–488.
[9] “Ottoman Memorandum to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23 June 1919,” in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74–176.
[10] 对战后和平条约条款的分析，可参见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2001).
[11] “Article 22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28 June 1919,”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79–180.
[12] “Political Clauses of the Treaty of Sèvres, 10 August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19–225.
[13] “Tripartite (Sèvres) Agreement on Anatolia: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and Italy, 10 August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25–228.
[14] “The Turkish National Pact, 28 January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09–211.
[15]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321–325.
[16] 引自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174. 关于法赫利帕夏的投降，参见King Abdullah’s memoirs，174–180；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308–309.
[17] 关于关押变节北非士兵的营地，或Centres de regroupement de repatriés indigènes，参见Thomas DeGeorges，“A Bitter Homecoming: Tunisian Vetera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6), 45.
[18] A. H. Wilkie, Official War History of the Wellington Mounted Rifles Regiment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4), 235–236；C. Guy Powles, The New Zealanders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2), 266–267；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10), 492–496.
[19] C. G. Nicol, Story of Two Campaigns: Official War History of the Auckland Mounted Rifles Regiment, 1914–1919 (Auckland: Wilson and Horton, 1921), 242–244.
[20] H. S. Gullett 和Chas. Barretted., Australia in Palestine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19), 78. 参见同样感伤的诗“Old Horse o’ Mine,” in ibid., 149.
[21] 澳新士兵最终于1919年夏季中旬乘船撤离。第一批新西兰部队于6月30日启程，其余部队于7月23日。
[22] 本人提供了一份关于战后安置的更为详尽的分析，见The Arabs: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London: Allen Lane, 2009)第六章。另见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4), 173–201.
[23] 埃及的和会代表，White Book: Collection of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November 11, 1918 to July 14, 1919 (Paris: Privately printed, 1919).
[24] 委员会报告提到，在巴勒斯坦收到共260封请愿，其中222封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占总数的85%。他们称“这是该地区对任一观点所持的最大百分比”。“Recommendations of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on Syria and Palestine, 28 August 1919,”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91–199.
[25]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7 November 1918,”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12.
[26] Al-Istiqlal newspaper, Najaf, 6 October 1920, cited in `Abd al-Razzaq al-Hasani, al-`Iraq fi dawray al-ihtilal wa’l intidab [占领和委任统治:两个时代的伊拉克] (Sidon: al-`Irfan 1935), 117–118.
[27] Roula Khalaf引用了伊斯兰国的推特，题为“Colonial Powers Did Not Set the Middle East Ablaze,” Financial Times, 2014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