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页 |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金雁 & 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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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没有理论的运动：东欧“左派复兴”与社会民主主义

一、东欧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趋同倾向

走中间道路，避免极端化已成为东欧左派的一种共识，“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运作方式已遭到摒弃。这一特点使东欧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界线模糊，匈牙利的社会党一自由民主同盟联合政府自称为“社会自由联合政府”，克罗地亚目前最大的反对党是中左的“社会自由党”。这些名称可以说极富于象征意义。

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接近并不是东欧才有的现象。这一现象是一种全球化趋势。因为，从远处说，从劳工运动中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从市民运动中产生的自由主义都是市民社会孕育出来的，两者间除差异与冲突外也保存着许多共同的价值基础，无论是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还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反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双方都有合作与互相渗透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在战后，一方面罗斯福新政放弃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宪政基础上的民主国家干预与福利主义，另一方面以欧洲社会党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与“非意识形态化”为代表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化”倾向，这两大思潮的相互接近加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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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处说，新产业革命与世界迈向“后现代化”的进程也使这两大思潮间的许多传统矛盾趋于淡化。社会民主主义已日益变成了“社会自由主义”，它不但保持着原来对民主价值的认同，而且逐渐放弃了整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价值而趋向于接受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价值，在社会民主理想与社会改造方面也就是承认或至少容忍了市场经济、私有财产与自由竞争。用社民党当时流行的语言说：“市场的力量只能被管制，不能被消灭。”而另一方面自由派保守主义也日益变成了自由民主主义，它保持着原来对人性恶、私欲永恒、理性有限、理性不及等“消极自由观”的看法，但逐渐承认了或至少是容忍了对“消极自由”的积极调整，承认了具有社会公平意义的民主原则，在社会理论方面也容忍了一定范围内的国家干预与福利主义。于是双方的差别日益模糊，当然前者偏重于价值理性，后者偏重于工具理性的区别还是有的，因此形成的政策差异也还存在。

苏东剧变使国际范围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摆，与自由主义的共同之处更多。在随后几年间，东欧的政治钟摆又经历向左摆向右调整这样一个回合的摆动，议会民主制下左右轮流坐庄的局面形成，剧变初期的非理性现象已大大减少，但与自由主义趋同的基本逻辑倾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轨道。可以说，东欧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比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则是由东欧的一些特定条件造成的。

首先，在1991~1995年期间，东欧转轨进程中严峻的经济形势与财政状况，使肩负执政之责的社会党的回旋余地远比他们在西方的同志为小，巨额的赤字与空虚的国库使社会党无法实施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计划，资本极度稀缺的状况也使社会党难以实践其劳动优先、节制资本的思想。在资本稀缺而劳力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劳方在谈判时地位相对虚弱，左派政府作为社会协调人难以坚持“劳动高于资本”的原则，除非它放弃协调人角色转而鼓动阶级斗争，而这对今天的这些社会党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东欧便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几乎所有社会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的水平都很差，而至少在匈牙利这样的国家，社会党复出后这一水平甚至比右派执政时更差，反而是置身于“左派复兴”进程之外的，一直由自由派执政并在休克疗法与私有化方面都实行一步到位的激进政策的捷克，较快地越过了“阵痛”期，基本完成了最艰难的结构改革，使经济与国家财政状况大为改善，国家实施社会保障的能力也大大加强。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已属苏东地区最发达者，而它的失业率（2%~3.5%）不仅在东欧，就是在全欧洲也属最低者之列。以至于1994~1996年间的捷克自由派政府不仅被西方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赞为东欧的榜样，也为东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所肯定。而公开宣称要搞“不带任何副词的市场经济”和“标准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居然被保加利亚社会党的机关报称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¹1998年6月捷克议会大选中以批评公民民主党忽略劳工利益获胜的社民党，执政后难以使捷克维持社会保障居东欧之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匈牙利左派上台后的局面。

其次，东欧这些东山再起的社会党均为过去共产党的后继者。他们急于清理自己过去的历史，甩开沉重的历史包袱，以求自我更新。许多人表示“如果不对战后45年历史进行清算，我们就等于集体自杀”，这样就使得新社会党表现得极为温和、低调。如波兰社民党在成立大会上不仅取消了一切以前的标语，连社民党国际诸党在开会时挂的“自由、公正、互助”之类的标语也未挂出。整个会上唯一的标语是：“波兰是我们愿为之奋斗的唯一价值”。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11月当选为波兰总统的是宁讲“人性资本主义”而不讲“民主社会主义”的克瓦希涅夫斯基。与此类似的是波兰社民党前总理奥莱克西也是个自由主义化的社会党人。波兰报刊曾注意到：他在言论中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不提“第三条道路”，也不讲国家有效控制经济，不放弃严厉的货币政策，也不放慢“私有化”等等。拉科夫斯基曾感慨地说：联邦德国的勃兰特尚在天天讲“社会主义”，而我们回避这个词儿却如同回避病菌一样。其实何止波兰，匈牙利的报刊也曾提到，匈牙利社会党文献中“社会主义”一词出现的频率比西方社会党还要低。另一方面，这些党在提到“市场经济”、“私有制”时附加的限定词如“社会的”、“可调节的”概率也比西方社会党低。

就是那些没有通过“解散一改名一重建”程序，而是直接从剧变前共产党延续下来的党，实际上比起俄共来也已相当社会民主主义化了，就其正面纲领和内部组织原则而言，它们除了没有改名已与社会党区别不大。

这其中以捷摩共最为典型。捷摩共在990年11月的“十八大”上宣布与过去决裂，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与所有制非垄断化、回归欧洲。剧变前捷共中央的148名委员至此全部落职，党徽也由“锤子镰刀红星”换成了“红櫻桃”，许多新的捷摩共著名成员自称信奉天主教。捷摩共主席耶日·斯沃博达和许多人主张像东欧其他共产党那样更改党名，只是在党代会上未能通过而作罢。更有甚者，捷摩共由于在组织上实行党内有派的“多元化”原则，其内部已存在着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亲社会党国际”的社会民主派别。早在1990年捷共内部就出现了“共产党人民主论坛”其中一部分人于当年2月分裂出去，另一部分仍作为一派留在党内。该派宣布认同社会党国际的思想，支持激进的经济改革，不以“复兴”党，而以建立“新型的、非共产主义性质的”党为自己的目标。以后，“共产党人民主论坛”又与“社会和民主倡议”、“绿色论坛”等党内派别联合组建“捷共内部的社会党”一一捷摩共民主左派，并拥有自己的全国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和自己的纲领。1991年9月，民主左派以捷摩共某些领导人在苏联“8·19”政变问题上态度暧昧为由，宣布退出捷摩共而另建新党。但此后捷摩共党内的多元化与亲社会党国际的派别的存在并未有所改变，发展至今它仍是该党内的一个主要的流派。

东欧一些政党和组织仍然打着正统共产党的旗号，如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共盟、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等，但所谓“正统”也是相对而言，它们与俄罗斯的“正统派”组织差别很大。这其中波、罗两党在其纲领中已接受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许多内容。例如以民主和正义的文明社会为奋斗目标，以开放的哲学和意识形态以及人道主义进步的学说作为基础，坚决与独裁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划清界线；在政治上恪守政治多元化，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人权等原则；在经济上倡导社会市场经济，主张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自由竞争，在国家监督和非垄断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支持在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实行私有化，等等。这几年随着东欧转轨进程的逐步完成，部分“正统”组织发生分裂，少部分与极右组织合流，保留下来的部分为了自身的生存，则有进一步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的趋势。

由此可见，虽然具体情况千变万化，很难一刀切地予以划线，但一种大致的趋势还是可以看出，那就是，整个东欧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向无好感。在它们那里人为植入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一直没有扎根于本土的“异质文化”，它和俄国对“原生形态”的社会主义情感有很大差异，所以剧变后东欧的旧社会党、新社会党、半社会党、“正统”共产党依次向“右”倒，与自由主义的趋同现象又以这种排列顺序递减，但就其整体而言，东欧的左派比起它的东边（俄国）、西边（西欧）的同志们来与自由主义的界限更难以区分。

其实，就是俄国也并不是完全被排除在这种趋势之外的。如果我们把1996年叶利钦和政府与俄共的纲领口号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吻合之处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至于久加诺夫讽刺叶利钦拾人牙慧，而“民主派”说俄共的主张有“抄袭之嫌”。

俄共的政治主张：我们主张社会主义，但决不回到过去；我们反对政府的政策，绝不是反对改革；我们的方向是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回到社会主义。

叶利钦政府的口号是：西方模式不符合俄国国情，俄国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坚持改革，但并非不惜代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已经过时。

俄共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我们主张公有制占主导，但鼓励个人和私人经济在法律范围内发展；我们不反对私有化，只反对非法侵吞国家财产；我们不反对利用市场关系，但应加强国家管理，反对无政府状态。俄共主张社会公正和社会保护，但也保护个人和私人经营的合法收益；反对社会犯罪，保证每个公民、每个家庭幸福和安宁。

政府方面的政策是：政府从未主张完全取消国有经济，规定了一系列不准私有化的领域；不应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私有化应讲究效益；政府主张大力发展市场关系，但决不放弃国家调节。政府提出要调整分配政策，加强社会保护，提高低收入者、退休者的补贴；加强法制部门，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现象。

至于国际政策和外交方面的一致点就更不待言，政府对西方态度的强硬，恢复俄国大国地位的倾向日益明显，以致在北约东扩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对抗，撤换科济列夫，所有这些都非常符合民族主义化的俄共的口味。在“二战”五十周年纪念日上，叶利钦重新把过去苏联军队的红旗作为隆重纪念“二战”的象征。

不管是叶利钦变得“粉红色化”，还是俄共变得“温和化”，总之，两者也在向中间靠拢、向选民靠拢。普京上台后更是从俄共手中拿来不少主张，以至于使俄共的存在价值大大降低。这种变化并非一时性的，它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演化趋势虽然比东欧慢半拍，但社会思潮的总体方向还是有共性的。

最后，从自由主义阵营方面看，也存在着与社会民主派趋同的现实背景。应该说自由主义是东欧剧变进程的主导趋势。然而在政治操作上自由派却往往是弱者。这一方面是由于不少东欧国家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多为封建残余较多的保守政治、贵族政治乃至右派法西斯极权主义，因此缺乏自由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自由派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在缺乏社会契约的情况下易导致政治上的涣散性，除非面对某些非常挑战，自由派团体总是易分不易合，互不服气，内耗剧烈，因而自由主义思想的生命力与自由派组织的虚弱性便成为一种讽刺性的对比。即使在自由主义较强的西方，“典型的”自由派如英国自由党与德国的自由民主党也往往难以成为政坛上的强者。自由主义价值常常需要借助于其右边的保守党或左边的社会党才得以实现，在自由主义传统薄弱的东南欧就更是如此。

剧变之际，自由派一般都与右翼保守派结盟反对剧变前的体制，那时自由派对于“前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党的后继者敌意很深。但随着东欧政治钟摆向右摆到最高点，自由派日益感到来自右边的压力，缔结中左联盟的要求便应运而生。俄罗斯的“民主派”在1993年十月事件后甚至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以对付自民党的挑战，就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且像1994年以前匈牙利那样右派执政、自由派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国家，这种中左联盟不仅意味着左派的复兴，而且实际上也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势力。

由于以上原因，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在东欧比在西方更明显。因此社会党的崛起在这里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即一方面它反映了因转型期危机乃至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本身固有的危机而导致的人心思变，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左倾与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向东欧左派的渗透与左派运动的异化。事实上，东欧国家的社会党，不仅已与原共产党的过去决裂，而且与其他流派的社会民主思潮的关系似乎也比它们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疏远。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大选获胜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在采访该党主席霍恩时曾问道：作为前共产党人，你是如何可能“转向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霍恩答曰：“我不明白我担任党的负责人的经历怎么会影响我转向自由经济!”²可见，他并不打算否认自己“转向自由主义”也不想在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划出什么界限了。

但这当然不意味着西方的社会模式和东欧的改造型态已经无人提出挑战，只是这种挑战来自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当代欧洲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批评来自罗马教廷。教皇保罗二世发布通谕，抨击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方法：它企图坚持资本以及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占有者对人的劳动的主体性实行绝对统治，这是不能容忍的”。只要“资本主义在人道方面的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物对人的统治还没有消除”，就必须展开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德国左派杂志《社会主义》1993年第11期的署名文章对此感叹道：现在只有教皇才能不受拘束地对资本主义提出如此明确的批评，而不至于立即被当做“不可救药的人”扔到角落里去，这是对我们时代的讽刺。

而在东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立场的“正统派”组织。它们基于原来的主张对资本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但因历史包袱沉重，语言陈旧，缺乏时代感，“破”多“立”少，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转轨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故群众基础薄弱，很难有所作为，目前这类组织较少能够进入议会。另一方来自原来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不少是过去的“党内民主派”原来的矛头主要指向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剧变后批判对象消失，他们逐渐转向批判东欧的执政当局，转向批判转轨进程的不公正方式。平心而论，这些人因其“真信仰、真追求”的精神，在东欧民众中具有很高的“道德形象”，但因久居国外或年事已高，与现实有一定的隔膜感，对东欧的实际生活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至于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建树，我们将另章论述。

二、东欧“左派复兴”的逻辑意义及其结果

左派的快速崛起

东欧是个频频让人惊呼“没想到”的地方。1990〜1992年笔者在波兰不止一次地听人说：“共产党政权垮得这么快，连反对派都没想到，私有化这么难搞，连共产党都没想到。”1993~1995年时，人们又在说：“前共产党人重新崛起得这么快，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

的确，1990年后波党的后继者社会民主党党刊主编（前波党最后一任总书记）拉科夫斯基曾说过，波兰左派10年之内不可能掌权。1991年6月波兰著名左派理论家、前波党执政时期的波兰经济协会主席乌卡舍维奇教授对笔者说：未来大选后波兰或是维持自由派政府，或是出现以教会力量为背景的反共右翼极权，左派反正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仅过了4个多月，剧变后首次大选却以左派得票居第二令人刮目相看。1992年11月22日立陶宛共产党的后继组织一一立陶宛劳动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次年2月14日该党领袖布拉藻斯卡斯当选立陶宛总统，从而开创了剧变之后苏东地区“前共产党人”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东山再起的先例。1993年9月，以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为前身的波兰社会党为主体的“民主左联”在议会大选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37%的席位而“重新”执政。回想起1989年选举时波党在自由竞选的议席中竟然吃了零蛋，创了人类选举史上执政党参选惨败的空前纪录，真令人有隔世之感！

1991年10月，前匈党的后继者社会党名誉主席（前匈党主席）温尔什·雷热对记者表示“感到孤寂”，认为“社会党一党不可能重新执政”。社会党副主席塞凯莱什说：预计1994年大选中该党得票率不会比上届（即社会党以8.55%的得票率丢权下野的1990年大选）多，“也有可能被极右派击败，社会党根本不复存在”³。然而结果却与他们沮丧预计截然相反，这届大选社会党一举得票54. 15%，而且因得票过半取得了一党执政的资格。众所周知，东欧乍获“自由”之际，众党林立，通常第一大党也票不过半，需联合执政。因此匈牙利如此的“左派复兴”着实令人眼花！而民主论坛则一个跟头栽到了仅得票9.59%。4年之内，这左、右两大党以8. 55：42. 75和54. 15：9.59的悬殊对比朝野易位，堪称是剧变后的“剧变”、“没想到之后的没想到！”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领导的右派政府也于1993年垮台，以原民盟左翼贝罗夫为总理并得到社会党支持的中左政府取而代之，1994年11月社会党又以44%绝对多数的选票获胜。从而再为东欧左派创下新的成功纪录。这样，连同剧变以来一直由社会民主派执政的罗马尼亚与“小南斯拉夫”，东欧大部分地区又处于左派政府统治下了。至于独联体各国，“左派复兴”虽未达到朝野易位的程度，但也出现了左派在野力量的上升与参政机会的增加。以乌克兰为例，1994年3〜4月大选前中左派三党（乌共、农民党、社会党）计划争取20%议席的选票，结果夺到35%，而领导乌克兰独立的民族主义势力“鲁赫”声称要夺取40%的选票，结果仅得到5. 9%。俄国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摧毁旧议会，曾被认为是民主派对“前共产党”的胜利，然而到年底选出的新议会中，俄共及其盟友农业党得到的议席率反比“旧议会”时还多。

谁是“左派复兴”中的输家？

1990年前后东欧的“多米诺骨牌”似乎又倒了一次，只是这次是向左倒。面对如此局面，人们通常的解释是：几年来苏东地区转轨不顺，“休克”失败、经济滑坡、人民失望、渐生“怀旧”之心，于是导致了新一轮“多米诺骨牌”现象。还应指出的是，“政治钟摆”现象是议会民主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左右派轮流坐庄也属平常之事，社会民主派在西方国家执政并不稀奇，而人民在“休克”式的转轨中付出了代价，找个出气筒，也是自然的。“重新”上台的左派人士虽多为“前共产党”，但组织的性质、纲领均已改变，与西欧社会党类似，他们的上台并不会扭转东欧剧变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前后推动过剧变的人们中也出现了许多“反思”式的议论，如波兰团结工会的《选举日报》的一篇曾被我国传媒广泛介绍的文章，《资本主义出过力，资本主义可以走了》。

的确，现在人们可以相信，1990年前后的东欧剧变是“旧社会主义”的失败，但却未必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那样的论调如今已渐归沉寂了。然而在今日的东欧，资本主义果然“可以走了”么？之后又会有什么“主义”进来，是1990年以前的“主义”吗？显然不是，在“左派复兴”浪潮中，并不是所有的“左派”利益均沾的。一般地说，在“复兴”中崛起的主要是新社会党，举凡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等国莫不如此，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只有俄共成了气候，但也仍处于在野状态。曾一直掌权的塞尔维亚社会党是上述两类的中间型。关于旧社会党，则虽被社会党国际视为正统，终因基础太差，这些年来并无多大起色，除捷克、罗马尼亚两党外，它们在各国连议会都未能进入。“正统共产党”与“半社会党”则实际上继续处于衰落过程中。至于工联主义，则是“天生的反对派”只能依附于其他政治力量起作用，或是为其他政治力量上台做“嫁衣裳”因此可以说，目前东欧的“左派复兴”实际上主要是新社会党的复兴。而这些新社会党“从纲领上讲”，“恐怕处在英国工党的水平上”，甚至“在某些观点上比社会民主运动更加偏右一些”。⁴因此“左派复兴”“兴”的就不可能是1990年以前的“主义”。左派掌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回潮”和“复辟”若说有历史回应的话，那也是回到1948年以前的社会民主政治中，回到“人民民主”时期和“非斯大林化”阶段。东欧人历来对苏联模式无好感，他们坦言：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确已彻底“死亡”了，它不可能有再度“复兴”的社会土壤。

人们常说，“左派复兴”与其说是左派的成功，毋宁说更多的是中、右派的失败。然而到底失败的是中派还是右派？对剧变后的东欧，人们常笼统地认为诸多时弊皆为“激进改革”所造成，而“激进改革”又是右派意识形态的产物，剧变后各国都是右派掌权，然而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如前所述，剧变后东欧各国政府仍有左、中、右之分。如果以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三者的标志的话，那么罗马尼亚与（小）南斯拉夫一直是左派执政，而匈牙利、立陶宛和保加利亚则经历过右派政府，受到“鲁赫”支持的乌克兰总统派也可以说是偏右的。而波兰、捷克等国剧变后建立的则是中派政权。“左派复兴”在波兰打击的是中派政府，而在匈牙利、立陶宛、保加利亚、乌克兰打击的都是右派。另一方面，中派执政的捷克则置身于左派复兴进程之外。尽管无论就转轨的难度还是就捷克历史上左派传统的强大而言它似乎应当在这一进程中领先。⁵一来因为捷克转轨进程较为公正，二来由于捷摩共没有通过改名——重建，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捷摩共1993年6月三大上一分为三：即捷摩共产党、左派民主党和左翼联盟党，力量大为削弱，无法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一直到1998年6月捷克社民党（旧社会党）才在大选中崛起，这已是后话了，起码在1993~1995年东欧“左派复兴”的潮流中，它置身于这个趋势之外，是个令人注目的例外者。具体地看，东欧“政治钟摆”进程有以下几种形式：

1. 中——右——左波兰就是如此。剧变后头两届团结工会政府（马佐维耶茨基政府与别莱茨基政府）都是自由派领导的，而第三届即奥尔谢夫斯基政府则处在教会与右翼保守派的强大影响下。在第四届即苏霍茨卡政府任内左派势力迅速上升，直至左派重新上台，波兰进入“后团结工会时代”。

2. 右——中——左匈牙利与保加利亚属这种形式。剧变后直至左派复兴前匈牙利一直是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民主论坛政府执政，但反对派阵营的主流则依次由自民盟、青民盟（均为自由派）与社会党充当。最后社会党先取代自由派而执反对派之牛耳，再胜保守派而问鼎成功。在保加利亚，右派的季米特洛夫政府为中左的贝罗夫政府所取代，后者又为社会党政府所取代。在匈牙利以民主论坛主席安托尔为总理的政府是剧变后东欧国家中唯一的一个任期内没有被中途更换的政府，1994年社会党大选获胜后由社会党主席霍恩任总理到1998年7月。

3. 右（政府）→中

旧左（议会）→新左

乌克兰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乌克兰独立运动是以保守主义一民族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鲁赫”（乌克兰人民运动）为先锋的。从独立到1994年大选前，总统周围鲁赫的影响占优势，而议会中料84.4%的议员是前苏共，70%的议员是苏联时代的高官显贵，因而政治两极化十分严重，但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在两边都无法立足。表面上这一时期“左”、“右”对立，政府、议会相争十分激烈，实际上双方都无心于改革。致使“乌克兰病”越拖越重，苏联时代生活水平为俄国人所羡慕的乌克兰，现在反而欲求俄国的生活水平而不可得。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人心思变，以出人意料的高投票率（75%）对双方都说了“不”。大选结果，鲁赫固然惨败，旧议员也几乎全军覆没，议会中高官云集的状况为之一扫，而支持改革的经济学家与法学家所占比重则从3%跃进至20%以上。因此大选在一定程度上把“左”、“右”两种保守主义的对峙变成了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的并立。这样一种变化显然是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的。

4. 中⁶ ↗左——左

↘右——中

俄国就是如此。1991年“8·19”政变后以“民主俄罗斯”和后来的民主选择党为代表的自由派一度势力很大，但后来因“休克疗法”的失败与“民主派”的内讧很快走下坡路。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和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右翼则势力上升。1993年年底杜马选举后这一趋势很为明显。但随后由于自民党热衷于采取极端行动，且具有法西斯色彩，在国内外形象不佳，该组织的崛起也如过眼烟云，很快处于衰势。中派在经过调整以后，其政府面貌和政策倾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保证了1996年叶利钦的重新当选。而以俄共为首的左派则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从1993年占杜马议会的12.4%上升到1995年12月的35%，取代了自民党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团。

以上这四种“钟摆”进程中，右翼保守主义都是主要的失败者，作为中派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失，甚至在那些右派执政而中派在野的国家（如匈牙利与乌克兰），自由主义在“左派复兴”中通过中左联合政府或通过议会较前还有所得。因此从总体上看，“左派复兴”主要起到了防止右翼极权主义危险、遏制右翼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君主主义与教权主义）、民族主义与复仇主义势力的作用。

左派与“休克疗法”的关系

众所周知，原政权在经济上的失败是东欧左派复兴的主要原因。但由此得出的两个推论却未必是完全可信的，即经济失败缘于“激进改革”或曰“休克疗法”，而“激进改革”又是右派意识形态的产物。

实际上，“激进改革”并不是“休克疗法”的同义语。在东欧，前者指在以价格自由化与产权私有化为核心的转轨进程即建立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激进主义，尤其特指“大众私有化”这类激进措施。也有人把这种以“大众私有化”为中心的激迸改革称为“广义”、“休克疗法”，而后者在多数情况下是特指转轨进程中的一种财政政策，即以严厉的财政紧缩控制通货、抽紧银根、抑制需求，以治理通货膨胀并改善宏观经济平衡。在东欧由于转轨初期的特定财政形势这两者往往重叠，但并非一定如此。如民主德国地区在两德统一后由联邦德国指挥的转轨进程无疑是整个苏东范围内最“激进”的，但因联邦德国资金的大量注入，它并未出现财政紧缩，因此人们并不把民德的转轨称为“休克疗法”。反之，波兰一向被视为休克疗法的典型，但它的私有化却不能说是“激进”的，尤其是大众私有化在四届团结工会政府时期一直是议而不决，并未付诸实行。

其次，不少东欧国家的经济困境确实与“激进改革”或休克疗法的失败有关，但也并非罕有反例。以中欧地区较有可比性的捷克、匈牙利两国为例，号称走渐进道路、不搞休克疗法的匈牙利，经济相对糟糕，政权因此更迭而成了“左派复兴”的典型。而它的邻居捷克无论在紧缩财政的休克疗法方面还是在大众私有化方面都堪称东欧最激进者之一，经济状况却要比匈牙利好得多，截至1998年前政治上也无明显的左派复兴，相反地，在短暂的“阵痛”时期对克劳斯的自由派政府的批评在左派复兴高峰期的1994~1995年大为减少。乌克兰与俄国在独联体诸国中历来被视为可比性较强的一组对照。两国的经济形势都很糟，但不搞“休克”的乌克兰比搞了“休克”的俄国更糟，却是世所公认的。相应地，乌克兰的鲁赫在大选中的失利也远甚于俄国的“民主选择”等自由派，而乌克兰的“左派复兴”势头也比俄国明显。

最后，把“休克疗法”与“右派掌权”联系起来，看来也缺乏逻辑依据。剧变后左派复兴前的匈牙利是右派执政，而波兰、捷克是中派执政，克罗地亚是右派执政而斯洛文尼亚是中派执政，乌克兰掌权的鲁赫与俄国的自民党属右派，而俄国掌权的“民主派”则是中派。然而匈牙利的市场改革远不及波兰、捷克“激进”克罗地亚远不及斯洛文尼亚“激进”，而乌克兰也远不及俄国“激进”，可见“右派执政”与其说是“激进市场改革”的条件，毋宁说是这种改革的障碍更合乎逻辑。

“休克疗法”与其说是某种“主义”，毋宁说是一种技术性措施。东欧各国是否采用它以及采用的成效如何，往往是一种非常操作化的和回旋余地很小的选择，它更多的是各国具体的经济、社会形势而不是执政者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以“大众私有化”为中心的“激进改革”如果说与意识形态有关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自由主义在逻辑上要比保守主义更倾向于这种改革。而在改革的方式上，应该说“右派”在逻辑上更喜欢“反攻倒算”式的退赔（即“补偿”或“重新私有化”），而“中派”则更热衷于强调起点平等的“大众私有化”一一我们在匈牙利、捷克、波兰、保加利亚与立陶宛等国的政坛上看到的实际情形，与这一逻辑是不相悖的。

因此，“左派复兴”对于这种改革所起的作用，就要依它针对谁而定，很难一概而论。从逻辑上说，俄国的“左派复兴”是针对中派——“民主俄国”等的；而乌克兰是针对右派一一“鲁赫”等的；波兰是针对中派的；而立陶宛、匈牙利是针对右派的。因而如果说俄罗斯、波兰的“左派复兴”可能延缓转轨的话，那么乌克兰、匈牙利的“左派复兴”就有可能加快改革。

当然政坛的实践比意识形态逻辑要复杂得多。一般来说作为社会民主派，东欧各国社会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要强调弱者与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公平互助与公共福利这些传统左派价值，而且作为议会民主制下的反对派，他们在政治操作上也必须与执政势力唱反调，或者至少保持距离维持批评者立场，而不管执政的是右派、中派还是其他左派政党。

然而当社会党复兴而重新上台时，他们就面临角色的转换。在剧变后东欧的宏观格局下，他们在野时所抨击的许多政策，可能正是他们上台后面临的“别无选择的选择”。虽然转轨进程最困难的阶段在多数国家已在原政权下熬过，社会党上台时面对的形势已比他们的前任宽松，但部分由于右翼保守主义本身的问题，部分也由于在野左派的反对而未能完成的“不得人心的任务”，如今却摆在了在朝左派的面前。

以匈牙利为例，1990~1994年间民主论坛的右翼保守主义政府以咄咄逼人的“大匈牙利主义”使四邻侧目、私有化踟蹰不前，却热衷于为霍尔蒂与箭十字党（匈牙利1995年以前的法西斯一一君主派）“恢复公道”。1994年大选后，右派终于失败下台，重新上台的社会党却选择了主张走“捷克道路”的自由派政党自民盟作为合作伙伴组成联合政府，并立即宣布把加速私有化为中心的转轨进程作为工作重点。

在此之前，原右派政府因奉行保守政策而拒绝实行紧缩财政的“休克疗法”，在下台前还以扩张财政来促使经济出现复苏。当时的社会党在把这个政府抨击为十事九非的同时，唯独对这种“保守疗法”表示了欣赏。然而到社会党上台接任时，却发现银根太松所结下的酸果必须由自己来啃了。社会党总理霍恩惊呼：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匈牙利1994年的财政赤字将比1993年翻一番还多！他一连说了三个“没想到”：“我没想到匈牙利财政状况是如此之坏，没想到储备是如此之少，更没有想到国库是如此空虚。”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更警告说：如果不大力紧缩财政，“那么到1995年或1996年年初，匈牙利就会成为丧失支付能力的国家!”⁷于是，左派执政的匈牙利不得不在剧变5年之后进行“休克疗法”的补课——“博克洛什紧缩纲领”以“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强制性措施”，实行空前严厉的财政紧缩，停止右派政府时期一直维持的拨给亏损国营企业的财政支持，削减社会福利、冻结工资、放开物价，贬值货币，让企业破产、增加失业。为此，左派政府声称已经准备好“和工会将有激烈的斗争!”而最终解决这种困境“只能靠加速私有化”。⁸

于是，以批判“休克疗法”争取民心而“复兴”的社会党上台伊始，就已准备充当比其右派前任更为严厉的主治大夫，实施更猛烈的“休克”。

总而言之，在东欧经济转轨中最关键、争议也最大的“休克疗法”与私有化这两个问题，在野的社会党人一般都持反对态度，但他们一旦在朝，便往往对此乐而不疲，其积极性不仅超过右翼保守派，而且与中派自由主义相比也有青胜于蓝之势。波兰社民党的重要活动家谢米翁特科夫斯基的表白更令人吃惊，他说，我“主张牺牲雇佣劳动者（工人）、退休者、工薪阶层的利益而创造一个人数占15%~20%的中间阶层”。⁹看来，“重建”资本主义的羞怯已逐渐退去，走到台前的社会党人也公开承认其目标模式了。

理性政治与“钟摆机制”的造成

导致东欧“左派复兴”的又一个背景，是从魅力政治（卡里斯马政治）向理性政治转化过程中对政治素质提出的新要求。

东欧的剧变是以理性政治相标榜的，但是剧变本身采取的街头政治方式却包含了浓厚的魅力成分。一批并无政治经验的人因其魅力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如医生贝利沙（阿尔巴尼亚）、电工瓦文萨（波兰）、剧作家哈维尔（捷克）、音乐家兰茨贝吉斯（立陶宛）、诗人加姆萨胡尔季阿（格鲁吉亚这些人中不少是“魅力领袖”，他们不但自己以魅力取人，而且使一大批外行充斥了各政府职能部门。阿塞拜疆前总统埃利奇别伊的顾问竟是6个在校大学生，父子两代诗人的格鲁吉亚前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更是浪漫得可以，他管理下的各部消息闭塞，瞎指挥成风，外交部长在记者面前错误百出，被记者形容为“土皇帝”。俄国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就出访事宜请教前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得知从马德里到罗马必须办理签证时，竟然问道：“怎么，这两个城市不在一个国家里？”诸如此类的笑话层出不穷。因此，舆论日益要求熟悉政务的“管理专家”重新出山，而这些“专家”当然在曾长期执政的“前共产党人”中要比从街头进入机关的所谓“民主派”中多得多。所以连一些思想倾向并不左的传媒也欢迎“前共产党人”复出。有的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健康思想的逻辑要求”。有的把左派中的管理人才比做职业演员，他们“无论演英雄还是演坏蛋都会取得成功”。现在令人担心的不是左派复辟，而是“肯出山的旧人员太少，因为不少有经验的前官员都下海发财去了”¹⁰。经过几年的实践摸索，东欧国家的性质逐渐中性化、事务化，政府工作事业化、程序化，政治色彩消减，技能操作突出，其工作人员完全是一批不问政治的技术人员，政治派别转换，总理离任，部长交接，对政府工作的干扰越来越小，较少出现政府工作人员大批换马，工作衔接不上，政策突变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从“魅力政治”到“理性政治”的进步。

有人说，当今的意识形态冲突已经让位于文化冲突、“文明冲突”，民族一国家冲突和最“形而下”的具体利益集团的冲突。笔者并不完全同意此说，但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的确是存在的。因此东欧的左、中、右都不能理解为纯粹的“主义”结合，一方对其他方的“主义”也不是完全排斥的。因此比如说，“激进的”大众私有化曾被我国一些论者认为是右派的行为，然而在保加利亚，“大众私有化”恰恰是社会党提出来的；在罗马尼亚，也是一般认为属左翼的工联主义者提出了恐怕是全世界最“激进”的“100%的大众私有化”主张；而在波兰，别莱茨基的中派政府提出的大众私有化方案在议会中因左、右派都反对而被否决，然而在左派政府上台后公布的私有化方案中却又包含了大众私有化的内容；在俄国，大众私有化也是由中派推行而左、右两派极力反对，中派之中也不是没有持异议者。可以说在整个实行过程中怨声载道，但在1994年7月大众私有化结束后，却谁也不肯说要废除此举的结果了。因为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知道，把“分”下去的东西再收回来是要得罪人的。

再者，如今除极左极右两个极端外，政治上多党制、经济上市场化和尊重工会权利这些基本方向在东欧政坛上是得到左、中、右各方一致认同的。“钟摆”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摆动。在目前的东欧，竞争规则的建立远比竞争场上哪一方占优势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考察“钟摆”远比着眼于它的“摆向”更能了解其实质。

例如，俄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议会如果仅从意识形态上去分析，它的组成显然要比“十月事件”中被摧毁的旧议会更“左”，俄国内外的舆论也曾因此惊呼新议会比旧议会更难对付。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俄国的政局除叶利钦总爱心血来潮玩点花样外，总的来说要比十月事件前有序得多，曾身为杜马主席的雷布金与曾任议会两院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和斯特罗耶夫都出自俄共阵营，但他们与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等都能建立较好的工作关系。这与并非俄共的哈斯布拉托夫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这道理说来也简单，“左”的议会与右的或中派的政府并立，总比“两个政权并存”要好。新杜马尽管比旧“人大”更左，但重要的是它比旧“人大”更像议会。虽然国家杜马里也争吵不休，但不要把它当回事，杜马辩论如同论文答辩会，总有正反方，该通过的决议几经周折最后总能通过。因此，从1994年后俄政局一方面存在着“左派复兴”的趋势（与东欧不同的是，俄的“左派”民族主义色彩更浓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更淡），一方面其运作规则却比以前更为“西方化”如果未来不出现大的意外，俄的政治钟摆是不会改变转轨方向的。

俄国这种以民族主义色彩的“左”针对自由派的摆动，在整个东欧是绝无仅有的。俄国尚且如此，以社会民主派的上升为标志的波兰，以及以民族主义和右翼国家主义衰落为标志的匈牙利、立陶宛、保加利亚与乌克兰就更不用说了。既然造出了时钟，就自然会有钟摆，重要的不是这钟摆摆向何方，而是时钟毕竟造出来了。正如波兰《论坛报》的一篇文章所说，左派在议会民主范围内的复兴，不仅打破了“右翼崇拜”的神话，而且也证明了左派当初放弃政治垄断的做法是正确的。而对于那些断言放弃政治垄断就意味着死亡的“左派”来说，目前的这种复兴与其说是对他们的鼓舞，毋宁说是对它们的又一次打击。捷克总统哈维尔在波、匈这南北二邻左派上台后也说：当今欧洲威胁并不来自共产党人，而是来自民粹主义。¹¹后者可能把时钟砸碎，这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

三、俄国左派运动评析

在目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西欧、东欧、俄国各自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在西方，一国中的两个或多个社会党，一般都可以分为左、右翼，如日本社会党为左翼，民社党为右翼；意大利社会党为左翼，社民党为右翼。而东欧先以新、旧社会党的分野为特点，后以党内不同派别的纷争而突出。因为在缺乏传统共产党党纪约束的条件下左派组织上的多元化是长期性的，东欧左派的“团结”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很渺茫，但其发展趋势还是可以估计的，那就是缺乏思想纲领内容的纯粹人事性或政治游戏性纠纷将会逐渐淡化，以纲领划线而形成的激进程度不等的基本派系会逐渐稳定下来，最后形成类似的西欧左派那样的格局。俄国却是另一种状况，它既不存在西欧社会党的左、右翼之分，也不存在东欧社会党的新旧之争。它的特点是：从社会民主派的立场看，所有的政治派别都是从共产党演变而来，社会党似乎成为脱离共产党的第一步，成为向其他派别转变的中间站，因此其组织忽兴忽衰缺乏生命力，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就带有无定形的特点。从“左派复兴”的角度看，俄国的左派性质与东欧不同，它主要复兴的是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未复兴，这就使俄国左派的发展轨迹具有独特的“俄国特色”。

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俄国的情况不同于东欧，由于剧变前制度下社会党的消失比东欧要早30年，已经不存在旧社会党（在俄国一般指坚持第二国际正统原则的孟什维克）“恢复活动”的问题。只有1940年才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不同，如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就自认为是个旧党，其报纸就叫《孟什维克》，并与1940年后流亡西方的拉脱维亚孟什维克分子有联系。

而在俄国，剧变以后的社会民主派基本上都由剧变前苏共党内的“民主派”演变而来，其思想渊源则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它吸取了苏共自赫鲁晓夫以来“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某些思想成果和60年代以来持不同政见运动中“社会主义民主派”（麦德维杰夫兄弟等）的某些观点，而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并无直接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作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正宗”的地位似乎已得到承认，尽管他本人对实际政治进程的影响已几乎降至零。1992年社会党国际十九大特邀戈尔巴乔夫作为个人来宾出席，并作了大会发言。1994年10月俄国一批社会民主派组织联合成立俄国社民联时，戈尔巴乔夫也受到成立大会的“高度评价”，他“对发展俄国的社会民主思想作出的贡献”受到与会各组织的肯定。¹²

然而，或许正因为作为政治家而非思想家的戈尔巴乔夫，其观念随“改革”的进程不断变化，故以他为象征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也就呈现出强烈的无定形性。

从某个角度看，俄国社会民主思想在整个苏东地区是影响最大的。这不仅因为在戈尔巴乔夫统治后期，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内容的社会民主思潮曾载入党的纲领，成为“国家的思想”，出现了（尽管很短暂）信奉这一主义的一党政权，而且因为俄国从“左”到“右”的几乎所有政治家都曾在其政治生涯的某一时期是“社会民主思想”的主张者——可能只有像尼娜·安德烈耶娃那样的个别人物除外。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俄国社会民主思想又是最薄弱的。“社会民主思想”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转向其他思想的中间站：对苏共“民主纲领派”分子来说，是转向自由主义的中间站；对鲁茨科伊那样的人来说是转向民粹主义的中间站；而对俄共的许多活动家来说则是转向民族主义的中间站……也许对更多的人来说，宣布信奉社会民主主义只是表明他不再信奉正统的列宁主义，而不是表明他信奉了什么主义。俄国从政治多元化以来先后宣布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与团体之多，恐怕不在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数目之下，为任何别的东欧国家所不及，然而却很少有哪个党能把这一“主义”的旗帜打下去，像东欧的新、旧社会党那样。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派有左、右翼之分，东欧的社会党有新旧之别，那么俄国只有各领风骚若干月的先、后之别。

1989~1990年之交社会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组织是苏共内部的“民主纲领派”，它向苏共二十八大提交的“民主纲领”要求放弃“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关于无市场社会主义、关于无政治多元化的人民政权的可能性、关于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合乎规律的增大、关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高于民族等教条主义概念”，并提出了苏共改名的问题。二十八大拒绝这一纲领后，该派宣布退出苏共，成立俄罗斯共和党，并考虑与当时已存在但影响不大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并未进行，该派主要活动家以后都转入自由派阵营，而不再提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了。

1991年，鲁茨科伊为首的“共产党人民主派”议员团和该派退出苏共后建立的“俄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是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民主思想鼓吹者。“8·19”事件后，该党更名为自由俄国人民党，其主席鲁茨科伊在苏联解体后与叶利钦对抗，并在这一对抗中转向民粹主义、强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该党理事会主席利皮茨基仍坚持社会民主派立场并与鲁茨科伊分道扬镳，这个党也逐渐衰亡了。

1991年年底，一批苏共成员成立了劳动人民社会党，其主要理论家便是苏联改革前著名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他在改革年代得到平反，恢复党籍并成为苏共中央委员。这个党是苏共被禁后出现的各后继组织中唯一在党名中去掉“共产”字样并冠以“社会党”字样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它有些类似于东欧各国的新社会党。在俄共恢复前它一度是最有影响的“后共产党”组织，人数曾达8万。这个党中的麦德维杰夫可以说不仅是苏联，而且是整个苏东地区最杰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之一。他对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过几十年的理论研究，逐渐从“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者变成左派社会民主思想家，非借“社会民主”为中间站者可比。该党的另一些活动家如鲁緬采夫与雷布金等也有较明确的社会民主或民主左派思想。1992年，该党发起召开“左派民主力量大会”，人们认为它“企图重复东欧共产党的道路，即在旧结构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¹³。

然而，这个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些偏左的或“准共产党”的色彩：它不仅反对叶利钦，而且对戈尔巴乔夫的妥协主义颇有非议，同时它在组织原则上又有些偏右的或“超社会民主党”的色彩，它不仅无严密的组织，而且从领袖到党员都允许跨党，如雷布金同时为俄共党员和农业党党员、鲁缅采夫同时为俄国社民党领袖等。这种状况使无论何种倾向的人都难以把它看成自己的党。然而尽管它实际上是松散的讲坛，它的某些领导却又热衷于“机关式的工作方法”并追求一些只有“机关党”才适于追求的目标，因此难免碰壁。它的某些活动家有着明确的而且在俄国来说是十分纯粹的社会民主派意识形态，然而它的讲坛性质却使整个党的社会形象模糊不淸。它既宣布自己是“一个新型的共产党”，是“苏共的合法继承者”“不放弃共产主义”，又认为自己是“左派中心”，即按西方的标准属“社会民主党左翼”，同时还声称自己在价值观上“与立宪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按：这二者都属自由主义阵营）和社会民主党人最接近”¹⁴。它的现实政见也与它的意识形态形象一样模棱两可。从1991年的“8·19”到1993年的十月事件，它的活动家基本上都是以一种永无错误的姿态对有关各方都持“说风凉话”式的“软批评”立场。俄共恢复后，它既不与之划清界线，又不声明与之结盟，而只宣称“我们将帮助恢复共产党，但不会参加这个党”。对政府、对极右翼反对派它也持类似的模糊立场。

由于它的形象模糊，又允许成员跨党，因此俄共恢复后它的大批党员便转入了俄共队伍，其影响在俄共的竞争下不断削弱。结果，“这个党在两年时间内从一个有分量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对国内事态不能发生影响的、不甚活跃的小集团”。

继劳动人民社会党之后成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最重要组织的，或许是1994年10月30日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联盟（社民联它是由俄国社会民主人民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中心、劳动党、绿党和其他一些小党及俄国独立工会联合会代表联合发起成立的。其中，社会民主人民党是原自由俄国人民党理事会主席利皮茨基与走向民粹主义、强国主义的鲁茨科伊分手后以该党内坚持社会民主思想的成员为主建立的。基本上代表了原“共产党民主派”和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传统。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90年5月，是在苏共之外成立的一个“无瓜葛者”的党，曾参与发起建立“民主俄国”、“民主大会”等苏联末期反对派统一战线组织。该党人数不多，在大选中也没有什么影响，但因成立较早又与苏共无瓜葛，受到社会党国际重视，是俄国受邀派代表出席社会党国际十九大的唯一组织。该党被认为“就其精神而言更像自由党”¹⁵。以上两党在某些方面有些类似于东欧各国的新、旧社会党。

社会民主中心是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其主席奥·鲁缅采夫原为社民党两主席之一，并曾先后在“民主俄国”与劳动人民社会党中起重要作用。独立工联曾被人称为“苏联的团结工会”，1991年“8·19”事件时曾热烈地支持叶利钦，俄国进入“休克疗法”时期后它也逐渐转入工联主义反对派立场，其领导人有较明显的社会民主倾向。

与劳动人民社会党相比，社民联的政治定位要明确得多，它明确表示与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民主派”及其政府、与反对派中的右翼极端主义势力都划清界线。它的纲领宣称要“遵循工党政治模式原则，赞成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和市场改革的社会方向”，“联合社会民主力景，建立强大的工党运动，让俄国走‘第三条道路’”。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特点

综上所述，俄国近年来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具有先天不足、路途坎坷、形象不明、组织多变的特点。这表明它的发展水平与东欧各国相比（更不用说与西欧或北欧相比）是较为低级的。因而许多人对它的前景持悲观看法。历史学家霍洛德科夫斯基认为：“社会民主倾向在极权后的俄国注定运气不佳。”¹⁶而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一名“老资格”活动家，1997年“社会主义倡议”运动、1999年“新社会党人”运动和1990年苏联社会党的发起人、后来的独立工联活动家勃，卡加尔利茨基在总结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教训后更为悲观地认为，社会民主思想在俄国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形似而质异的“社会民主的党”。如果说，1991年时提出社会民主口号是为了掩盖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化，“那么现在用社会民主口号代替自由主义口号则是为了造成变化的假象”。他认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俄国的群众运动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哪怕是‘带有俄国特色的’。俄国左派若想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他们肯定是激进的”¹⁷。

这种悲观估计不能说没有道理。社会民主运动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而俄国的市民社会传统不要说与西方相比，就是与波兰、捷克一类东欧国家相比也要缺乏得多。在非市民社会的土壤上假如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话，那么也很可能与其说是“亚当·斯密与马克思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毋宁说是沙皇与民粹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正如一些俄国学者所总结的，“俄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走极端的国家。国家的精神史在颇大程度上曾反映俄国激进主义的历史，俄国激进主义总是要求‘在这里、现在、立即’就改变生活”¹⁸。俄罗斯民族的这种好极端化的思想特征，在历史上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专制管理形式，对世俗化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以及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等特点。因此，西化与反西化、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在俄国历史上都是用激进的方式来进行的，与此同时，妥协、渐进、温和、宽容等特征为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的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因此俄国人很容易从一种完整的信仰转向另一种完整的信仰”¹⁹。在这种历史环境中社会民主派难以在历史舞台上主导俄国的政治似乎便不难理解。

其次，社会民主主义如果抛开其抽象价值不谈，它首先是对有效运动的市场经济中的收入的调整和再分配。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是在有着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相对稳定的民主制度与传统的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其中许多党经历了尖锐的社会冲突时期，但它们的建立与初成气候均发生在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东欧的“左派复兴”也大都发生在转轨期震荡高潮过去、经济从谷底回升之际。而俄国的转轨震荡期持续较长，经济一直在“平底锅”里徘徊，这期间的左派复兴，必然具有与东西欧不同的特点。

最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理性具有国际主义特征，它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对立的。然而如果说历史上深受苏联压制的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带有右翼的或反共的倾向，那么俄国则相反，民族主义往往涂有“左派”色彩。因此如果说东欧的左派复兴是对右翼民族主义的遏制，它会为普世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运动创造条件的话，那么俄国的左派复兴却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膨胀，这显然也不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

尽管如此，俄国毕竟是在“地球村”之中，俄国过去也毕竟有过（虽然并非很强）孟什维克式的“传统”而现在也毕竟是在迈向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因此说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注定运气不佳”未免有些过于武断。从以上的状况中，的确可以看到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的无定形特点、“中间站”特点与社会民主组织倏兴倏衰缺乏生命力的特点，但是从“中间站”色彩最浓厚的“民主纲领派”与自由俄国人民党，到社会民主党的面貌较为模糊的劳动人民党，再到社会民主派政治定位明确、社民联与社民党出现合作趋势、上承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民主方向、旁有与社会党国际的联系渠道的打通，最重要的是各社会民主派合作和联合趋势的发展及其与工会运动的联系，不管社民联所体现的这一切还难说能有多大生命力，但毕竟表明：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几年来还是有所发展的，它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也仍然存在。

至于社会民主派在俄国的未来前途，则还有待于观察，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能否或何时克服转型期危机而达到社会稳定。历史证明，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自由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二元政治的形成，而像魏玛共和国那样的长期危机则是各种极端主义生长的最好温床。这个逻辑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跨文化的、有效的。因此，不仅俄国，整个苏东地区的社会民主运动与左派运动的未来都与此息息相关。

俄共的异军突起

1995年12月以来，俄国又一次成了舆论界瞩目的中心：在当月举行的国家杜马大选中，俄共雄踞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政党，一举夺得450个议席中的157个，占1/3强，比在它之后的另外三大党议席的总和还要多，俄共领导人谢列兹尼奥夫担任杜马主席，俄共议员在28个委员会的9个委员会中任主席职务，与1992年的上届杜马选举中俄共所得的65席相比猛增一倍多。而上届杜马中最大的民主派议员团“俄国民主选择”则遭惨败，所得议席从上届的76席猛跌至9席，不到原来的1/8。虽然这一趋向并不出人所料，然而它的幅度之大，仍然使许多人吃惊不小。

回想起4年前，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的“建议”下黯然解散，全国从中央到基层没有发生一次有组织的抗议。当时作为人民代表第一个起来抨击叶利钦“禁共令”的并不是那些久食党禄的衮衮高官，而是曾因持不同政见被开除出党、此时恢复党籍不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麦德维杰夫。他后来沉痛地提到：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然而他们不是去捍卫党，而是争着向离开大厦的苏共人员吐唾沫的。若不是当局组织了警察线拦住群众，保护他们撤离，他们就可能受到人身伤害”。麦德维杰夫叹道：党已经被人民抛弃了。

一年多以后俄共重建时，在偌大的莫斯科竟找不到一间会议厅，只得在郊外一所简陋的招待所礼堂里召开“二大”。在“二大”上主流的声音仍然是背着包褓“检讨”过去，而不是踌躇满志的行动宣言——当时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仅仅不到三年后，俄共就能“复兴”到如此程度。

1993年冬首届杜马选举时，俄共已经牛刀小试，然而那时当权的民主派担心的主要是招摇一时的极右派自民党，并没有太把俄共放在眼里，甚至还曾“高姿态”地表示愿意“团结”俄共以共同对付极右威胁。曾几何时，两年后便轮到俄共不把民主派放在眼里了。

当然，也许这种“没想到”在翻云覆雨的东欧不算稀奇，比起在1994年一党占有半数席位的匈牙利社会党，比起1995年议会、总统、政府都在其控制下而形成了“红三角”的波兰社民党来，俄共占有1/3议席似乎不算太惊人，而且俄国“左派复兴”的程度因下列事实而减色不少：俄共在大选中得票率并没有其杜马中的议席占有率那么高，仅为22.3%。这个数字还不及上届杜马中的日里诺夫斯基极右翼反对派，该党当时令人震惊地获得22.9%选票，但事实证明它的能耐并没有这一票数显示的那么大。另外，俄共的主要盟友农业党此次遭到惨败，议席从上届杜马的55席降为20席，而民主派中的“亚博卢”联盟一举获得45席，几乎比上届（25席）增加了一倍。这不仅部分地抵消了因俄共大胜，“民主选择”大败而形成的“左倾”局势，而且反映出选民投票的非意识形态色彩，即并非属“左”必盛、属“右”必衰。由于农业党的失利和上届杜马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党的衰落（得票率从22.9%降至11. 18%），因此“不妥协反对派”总得票率甚至还略低于上届大选。

同时还应指出各党选票的地区、阶层分布。在首都莫斯科及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等大城市，民主派仍居优势。如莫斯科有近20%的选票属“政权党”，15.13 %的选票属“亚博卢”,15.08%属俄共，名列第三。此外引人注目的是，军队中70%的选票投给了“我们的家园”，而俄共的支持率则在农业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边区为最高。最后，俄境外苏联各国的俄罗斯公民中俄共得票率也很高，这显然与其说出于共产主义，不如说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俄共在俄国政治中心地位和人群中力量较弱，这会使它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有所减色。

众所周知，按俄现行宪法，杜马权力有限。因此俄1996年6月举行的总统大选的重要程度要在杜马选举之上，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说：“杜马选举所涉及的是不同的经济改革战略，而总统选举所涉及的将是俄国的政治体制。”但俄共在总统选举中面临一些不同于杜马选举的条件，因而在1996年总统选举前我们就预料，“在杜马选举中俄共的选民未必是总统选举中久加诺夫的选民”。考虑到波兰的情况：在波兰议会中左派及盟友居绝对多数，而总统选举中左派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却仅仅以极小的优势险胜瓦文萨。那么在杜马中并不居多数的俄共及其盟友能贏得总统大选，自然是可疑的。事后的结局果然与我们的判断相吻合。

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虽然可以使那些不愿看到俄国回到过去的人得到自我安慰。然而这些人如果不是过分短见的话，就不能不看到，俄国的“左派复兴”虽然程度上似乎没有许多东欧国家那样高，但在性质上却与东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在东欧各国，“复兴”的左派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往往是比西方社会党人还要“趋同”于自由主义的新社会党人。东欧各国原共产党中反对“社会党化”的少数所谓极左派并无复兴的势头，而且就是在纲领上甚至比俄国的一些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还要社会党化。相应地，在东欧“衰落”的右派也主要是右翼保守党人，包括右翼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教权主义者。而自由主义并未衰落，在那些右翼保守党下台并代之以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联合政府的国家，自由派甚至还有所得分。因此“左派复兴”与“右派衰落”的综合结果就趋向于形成一种多元化政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二元为主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正是西方议会民主制中最典型的两党制格局。这样的“复兴”不过是议会民主制政治钟摆的正常摆动罢了。

俄国则有所不同，它的“左派复兴”主要复兴的是民族主义化的共产党，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未复兴，这样它的“左派复兴”就有可能向不同于东欧的另一个方向发展。

俄共本身在重建之初也带有一些社会党色彩。当时它的一些领导人经常抨击苏共历史上“压制民主”的“迫害”与“镇压”行为，宣布放弃马列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遗产，代之以“民主、公正、平等”一类口号，并表示赞成“混合经济”、多党制、政治多元等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但后来随着它羽翼逐渐丰满以及由于俄国经济迟迟走不上正轨，民众的“怀旧”情绪逐渐升温，俄共在理论上开始发生变化，回归传统的因素加大，向民族主义靠拢的步伐加快。到1995年1月俄共“三大”通过的纲领已经十分“正统”：它不仅明确规定以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目标，对苏联及苏共历史的总结中突出了肯定的方面，淡化了否定的方面，而且不再提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与人道主义这类苏共末期已认可的东西，也不再明确宣布放弃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纲领突出的非“正统”方面是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色彩。它不仅公然声言“苏联是俄国帝国地缘政治的继承者”，而且像当年的民粹派以至斯拉夫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与俄国人的民族性联系起来，宣称“‘俄罗斯思想’本质上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²⁰。久加诺夫曾坦言：俄共以民族爱国主义为支柱。俄共副主席别洛夫则说，爱国主义感情比阶级感情更悠久。²¹俄共还认为，俄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民族和爱国主义的危机。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则早已丢到“爪哇国”里去了。此外，俄共的另一个“非正统”特点是放弃“战斗的无神论”倾向于与传统的东正教一起抵御西方文化。

俄共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尚可商榷，但它不是社会党，或者说从俄共“三大”看它的社会党色彩已大大弱化，则是事实。俄共的民族主义当然首先是冲着西方的，但它对社会主义中国意味着什么则很难说。我们知道1995~1997年俄远东诸州因边界问题和所谓非法移民问题排华情绪强烈，并且常指责俄中央政府对华让步，而俄共恰恰在这里得票率最高，显然，远东选民们并不是出于对华友好之情才把票投给俄共的。

此外，1995年大选的另一个惊人之处是比俄共更“正统”的极左派“共产党一劳动俄国”联盟（安皮洛夫派）居然得到4.53%票数，接近了议会联邦议席的门槛，在43个竞选党中名列第六。这个从前没有多少人注意的极左组织竟然一举超过了曾雄踞俄政坛主流的“民主选择”，更超过所有的“中左”组织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也明显地反映了俄国“左派复兴”的独特性。

从表面上看。1994~1995年东欧与俄国都存在着“左派复兴”趋势，这似乎应当能拉近它们的距离。然而实际上东欧“回归欧洲”加入欧盟的进程并未放慢，而它与俄国的距离却拉开了，即使“左派”东山再起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所有的东欧国家（即使一直拒绝“西方”的塞尔维亚在1996年后也有所改变）都在努力西靠，并对俄国阻挠北约东扩表示不满。东欧与苏联在1991年前后曾经十分类似，1995年以后就逐渐拉开距离。虽然都在转轨，但东欧经济已普遍回升，而俄国仍在下降（1997~1998年在“平底锅”中爬行）；虽然都有“左派复兴”，但东欧兴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共产主义政党并无起色，俄国却是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独享复兴之果，而社会民主主义并无起色；相反地，东欧各国右翼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退潮，而自由主义仍然强大，俄国却是右翼民族主义与“左派”一起复兴，而自由主义在一度受挫后也强硬起来，接过“民族主义”的大旗，使其在整个俄国普遍化。这也许是北约东扩问题上“外交矛盾”背后的政治经济内涵。

总之，东欧和俄国之间的距离在逐渐拉大，东欧是在向中间靠拢，而俄国有渐趋极端趋势。以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若体制更新波折多难，阵痛延长，东欧靠拢北约后形成的地缘政治压力加大，则社会产生呼唤铁腕、怀念帝国的心理是难以避免的，政党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¹ 《捷克为何成为东欧的佼佼者》，[保]《言论报》1994年6月22日。

² 《匈牙利：走向市场经济的另一条道路》[法]《费加罗报》1994年6月2日。

³ 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页。

⁴ [波]兹•维克多：《波兰议会大选与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1期。

⁵ 苏文：《捷克模式》，《东方》1994年第6期。

⁶ 关于俄国中派、右派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虽同意“民主俄国”、“民主选择”党等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却把它们归为“右派”。

⁷ 贝凯希•拉斯洛：《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沉重的过去》，[匈]《人民自由报》1994年8月18日。

⁸ 《社会自由联合政府协议•联合政府纲领》[匈]《匈牙利新闻》1994年6月27日。

⁹ 兹•维克多：《波兰议会大选和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1期。

¹⁰ 《今日苏联东欧》1993年第6期，第18页。

¹¹ 《参考消息》1994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