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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民主政治中的左翼诸派系
一、东欧新旧社会党的关系
当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承认自身的多元化，因而一国之内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社会民主派政党并不足怪，诸如日本的社会党与民社党、意大利的社会党与社民党等。
但是，像东欧剧变后各国那种社会民主派山头林立的状况还是很少见的，这些国家一般都出现了四五个乃至八九个或更多的社会民主派政党，如波兰除了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外，还有社会民主联盟、劳动联盟、社会民主运动、波兰社会党、波兰社会党一复兴派、大波兰社会民主同盟等。在捷克除了捷克社会民主党外，还有争取民主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民主论坛、社会党、独立左派党、左派选择、社会民主者联盟、民主左派等。在罗马尼亚除民主救阵——社会民主党外，还有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团结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新社会党、社会民主正义党、社会民主工党、传统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康·迪·彼特列斯库党等。在匈牙利除社会党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修正党、社会民主党——蒂欧什德。在保加利亚除社会党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库尔特夫派）、新社会民主党等。在立陶宛除劳动民主党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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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派别间的矛盾很少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如果说西方国家中两个社会党并立时一般都可以分为左、右翼的话，那么东欧的这些党派在多数情况下难以以左、右区分，它们间的矛盾多属于历史旧账、人事纠葛与政治操作中的利益问题，其中又以新、旧社会党之分野最为突出。
所谓新社会党是指前共产党通过解散、改名、重建而形成的“后共产主义”政党，它们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原则都已社会民主主义化了。这些党中有的极力把自己与历史上的社会党联系起来，如保加利亚社会党改建后即召开“第三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1891年保社民党成立以来连同保共的历次代表大会累计，以显示其继承性。但多数党都自认是新党，已与原共产党决裂，脱胎换骨而新生，其成立大会称“一大”。而保加利亚社会党的那种“归宗”之举也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如社会党国际就仍把它看做是一个新党。
所谓旧社会党即“重建”的社会党。它们与前共产党并无渊源关系，而是1945年以前“历史党”的“恢复”。剧变后它们中的许多党回国“重建”，再次成为各该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力量。另外还有一些国家，由与“前共产党”无瓜葛的人在剧变前后成立了“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它们虽不是“历史党”，但与“历史党”一起得到社会党国际的承认，并以此有别于那些“前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是1994~1995年“左派复兴”前东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两大主流。
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除了继续确认波兰社会党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作为“中东欧社会党联盟”成员在国际中的资格外，还承认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捷克社会民主党、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为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党，阿尔巴尼亚社会民主党、蒙古社会民主党为咨询成员党，匈牙利社会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作为观察成员党。同时还邀请一些党的代表作为来宾列席大会，其中包括：亚美尼亚社会党、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白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克罗地亚社会民主党、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自由民主派、哈萨克社会民主党、吉尔吉斯社会民主主义者、摩尔多瓦社会民主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乌克兰统一社会民主党、乌克兰社会民主党和乌克兰民主革新党。
这一长串名单中，除了作为“观察成员”的匈牙利社会党外，没有一个新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声明说：目前东欧“政党激增，政治术语经常含混不清”，“前共产党人自称为民主党人或社会党人”，但人们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声明宣称：“在这个混乱时期”我们必须加强那些“与社会党国际抱同样见解和价值观的社会民主党”的团结。2显然，到此时为止，那些“前共产党人”建立的新社会党尚未被看做是“与社会党国际抱同样见解和价值的”真正的社会党。当然，社会党国际的这种态度有它自己的考虑。它这样做是怕在当时盲目的反共歇斯底里狂潮中造成对自己的误解。因为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受到冲击，社会党国际急于与东欧的新社会党拉开距离，以图避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应当说社会党国际的这种态度是十分狭隘的。实际上，东欧众多的社会民主派之间如果说有“见解和价值观”上的实质分歧的话，那未必是存在于“前共产党人”与“无瓜葛者”之间。“前共产党人”内部与“无瓜葛者”内部的分歧绝不更少。然而社会党国际却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出身”至上的标准，盲目迎合剧变之初的反共歇斯底里，使东欧各国的社会民主派增添了许多内部纠纷，给“左派团结”和反对右派的斗争增加了困难。剧变后头几年东欧左派陷入严重的危机，与此不无关系。
新社会党有前共产党的深厚根基为依托，社会影响、组织网络与从政经验都远非旧社会党可比，它们无一例外都是议会中的强大力量，1994~1995年又在东欧各国重新执政，应当说是东欧社会民主运动的主流。而旧社会党虽然有的也发展很快，但总的说来根基尚浅，在国内政坛影响不大。然而它们受到社会党国际支持，自居为“正统”大吃历史老本，傲气十足，结果是阻碍了自身的发展，除捷克社民党外，其余均与政权无缘，而多数党因在该国选举中得票太少，甚至未能进入议会。
因此，社会党国际及其支持的东欧各国旧社会党对新社会党的排斥不能认为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实际上，社会党国际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嫌”。因为东欧剧变后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也处于低潮，而西方社会党不从自己方面寻找原因，却把这全归因于“人们把民主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分不清它们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在一些共产党更改名称后，二者就更加混淆不清。对共产主义的否定导致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斥与摈弃”3，从而他们便要与“更改名称”后的“共产党”划清界限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东欧旧社会党则出于更实际的考虑。其实，回国“摘桃”的“政治侨民”与国内“种桃人”之间的矛盾恐怕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所共有的现象，正如当年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中也发生过这类冲突一样。“政治侨民”以及国内的“无瓜葛者”不愿屈居“前共产党人”之下，要争夺本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主导地位，便揪住“出身”问题不放，以显示自己才是根正苗红！因此，实际上它们之间矛盾的政治操作意义远远大于意识形态意义，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出于政治操作目的导致各种社会民主派之间的不合作乃至对抗，在东欧远比西欧明显。
这种狭隘意识给新、旧社会党都造成了不利影响，而旧社会党所失更多，因为“出身”的“纯洁”并不能解决社会民主党派面临的现实问题。一些东欧国家的旧社会党为了显示反对“前共产党人”的立场，还加入了右派政党领导的反共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新社会党。然而，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的不同使社会党在这种联盟里大多处境尴尬，并往往因而发生分裂，一部分留下继续做联盟的小伙伴，另一部分最后不得不退出，沦为夹在右派（或中右联盟）与新社会党之间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如捷克社民党之退出“公民论坛”、保加利亚社民党之退出民主力量联盟，立陶宛社民党之退出“萨尤季斯”，等等，其中以保加利亚的情况最为典型。
成立于1891年、恢复活动于1989年11月2 6日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本是东欧旧社会党中在本国较有影响的一个，它与其他12个政党发起组成民主力量联盟并向保共及其后继者社会党夺权时，本是民盟中在议会拥有席位最多的“大党”之一，但随着民盟日益激进化（实即右派化），它与民盟中诸右派党的分歧加深。而根据民盟章程，入盟党派不论大小在全国协调委员会中都是一党一票，因而右派诸小党虽在大选得票与国会议席上远不及社民党，却得以控制民盟全国协调委员会。在此情况下，社民党不得不退出民盟全国运动，并在此过程中发生分裂。“社会民主党（伊凡·库尔特夫派）”与“新社会民主党”一起仍坚持留在民盟中做右派的小兄弟，而退出后的社民党影响大为下降。到1991年10月大选时，民盟获胜上台执政，社民党却因得票极少未能进入议会。这样它便从一个“大党”沦为保加利亚政坛上的拉拉队了。
在东欧各国中也有新、旧社会党关系较好的，如匈牙利社会党（新党）与匈牙利社民党（旧党）就较能合作。因此两党在社会党国际十九大上都被吸收为观察员，成为东欧新社会党中被社会党国际接纳的第一例。新任社会党国际主席维·莫鲁瓦为此发表讲话说：“我们第一次有了这样的记录：一个伟大的前共产党承担了新的社会主义义务。必须说明，这个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已走上它自己的道路。这一演变当然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但这已引起了关于我们以什么方式帮助那些不再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党的演变的一些新问题。我认为我们对匈牙利的做法是实现了平衡的。但是有这么多的党在敲我们的大门，这显然将成为今后一个长期争论的题目。”4
由于东欧各新社会党都在重塑形象、寻求盟友、争取加入社会党国际，因此解决新、旧社会党矛盾的问题主要取决于旧党的态度。由于新、旧社会党都因这种矛盾而遭受损失，并且旧党的损失更大，也由于剧变之初的反共歇斯底里已为公众对于转轨危机的忧虑所取代，一味标榜“根正苗红”而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人日益为社会所唾弃，因而这一矛盾已出现缓和趋势。在匈牙利、波兰与斯洛伐克，新旧社会党人的关系中合作已占优势，并“存在着合并的前景”在捷克，原“复兴倶乐部”主席、1991年率该组织加入社民党的米洛什‘哈耶克也以社民党活动家和“1968年人”（指1968年搞改革并在苏军入侵后受迫害的前捷共成员）
的双重身份发表讲话，呼吁社民党放弃“非宽容的政策”，呼吁前共产党人向社民党靠拢，以实现左派团结。5
甚至连已经并入联邦德国的前民德地区，德国社民党的东部组织与前共产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关系也在改善。尽管来自西部的社民党全国领导人仍称民社党是“主要敌人”，但东部社民党组织创始人之一赖歇却称民社党主席居西为“我的朋友”。两党的一些基层组织甚至已“打得火热”。柏林社民党市府委员克吕格指责该党全国机构敌视民社党的政策不利于该党摆脱反对党地位的努力，萨克森一安哈特州社民党州长表示“寄希望于民社党的善意”。民社党在这些人眼里已经从变相的共产党变成了 “左派社会党”，而民社党心照不宣地支持社民党与绿党联合执政则被称为“马格德堡模式”而被引为经验。6在1995年德国民社党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民社党已明确表示社民党“既不是主要的敌人，也不是次要的敌人，而只是政治上的竞争者”民社党愿意与“它们进行实质上的合作”。
到1995年社会党国际调整了策略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更进一步的改善。1995年12月社会党国际理事会特地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会并发表“关于中东欧的声明”，表示“既支持已经成为社会党国际成员的那些党，也欢迎众多受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影响并且要求与社会党国际建立关系的党派和运动”，以便“加快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形成统一和有凝聚力的运动而进行重新组合”。这个声明显示出社会党国际经过几年犹豫后，决定向东欧各国新社会党敞开大门。从此，新旧社会党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转机，矛盾逐渐淡化，不再成为社会民主派内部的主要矛盾，但左派阵营内的派别斗争并没有随着这一趋势而减弱，这自然另有原因。对此我们在下一节论述。
二、东欧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
以社会民主党为主体的东欧左派在剧变后10年来，一直是各个国家里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按理说这些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党完全可以携手并进，共同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奇怪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经常相互敌视、攻击，且各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矛盾错综复杂，党内分歧表面化已成为普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左派的行动能力和战斗力。
左派内部的矛盾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以1994年“左派复兴”为界，第一阶段左派的分歧主要体现为新、旧社会党的矛盾。如前所述，一方面由于社会党国际为保持自身的“纯洁”对新社会党采取不信任的狭隘关门态度，从而给左派队伍平添了不少矛盾；二是旧社会党以正统自居，大吃历史老本，力图以“嫡传”身份来争夺本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旗手地位，但终因其从政经验少、组织能力差、社会根基薄弱而难成气候。1994年后东欧出现新一轮“多米诺骨牌现象”——左派复兴，新社会党又纷纷上台执政，无疑又成为各该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坚。社会党国际也及时调整战略，向新社会党敞开大门，此后新旧社会党矛盾逐渐成为过去的一页。各左派党内部的纷争便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左派内部的矛盾依然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实用主义”原则盛行。这和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趋同是同步的。这一特点导致东欧国家政党都在向中间靠拢，国家利益至上，实用主义大兴，政府工作专业化、程序化，政治色彩消减，技能操作突出，政治派别的转换对政策延续的影响逐渐减少。西方一些评论家认为，“左派和右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越来越具有误导性”，只要看看改革当中的东欧就会明白，“许多执政的前共产主义者比右派更急于实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阿尔巴尼亚政府前总理、社会党人纳诺说：“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既不是为了迎合左派，也不是为了迎合右派，而是由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我们必须在务实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波兰总统、前社民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说，“社民党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务实的政党”我们不能违背选民的意志，“开空头支票，靠空洞许诺取得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靠的是实干”。在俄国目前的三股政治力量中，第一股就是实用主义，其明显的标志是避开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问主义、只干实事。他们的口号是三个以“П”打头的词，即“实用主义——прамагизм”、“职业——профессия”、“秩序——порядок”。东欧其他国家的左派政党通过这些年的经验摸索也明白了，少谈主义，多干实事，是一条有效的经验。在野时着眼于争取选民，从平民阶级利益出发，调整战略力求东山再起，在朝时以议会制游戏规则为准绳，谨防出错，力保执政党地位。
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政治较量中的对手和盟友，并不完全以推行什么主义来划分，执政或反对派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的暂时结合。红黑、红褐联盟并不罕见，中左、中右乃至左右联盟都出现过。议会政治中的“执政联盟”与“反对派联盟”本来就不仅仅从意识形态上界定。在野的各党联手一起反对在朝的政党，在朝的各党共同对付反对派已是十分常见的政治景观，只要有利于争取选票、执政机会与议席，盟友是可以更换的。在共同对“敌”时，甚至连派别也淡化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多元的反对党（或执政）联盟，一旦达到目的，联盟很快就会发生分化。在这种情况下，左派阵营与右派阵营同样脆弱，常会为涉及具体利益发生冲突。
1997年9月的波兰议会换届选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4年前举行的上届议会选举中，曾经在团结工会旗帜下活动的一些组织和由团结工会派生出来的各个政党、团体独立参加选举，结果得票分散，只有4个组织跨过“门植”团结工会本身以0.1%之差被拒之于议会门外。这次“团派”组织吸取教训，组织大联合，一举成功地夺得201个议席（占总席位的44%左右）。但是“团派”内固有的“定位”问题并不因此消失反而更加复杂化了。是团结工会领导其议员团，还是议员团领导团结工会？“团派”是作为保卫企业职工利益的组织，不再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抑或继续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运动，既领导工人运动，又指导“自己的”议员团并干预政府的工作？团结工会主席克扎克莱夫斯基与布泽克总理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在竞选获胜后暴露出来，再加上原来许多政党的行动纲领和经济政策就不相同，只是为了“选举行动”勉强捏合起来的，所以，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内耗将是团结工会今后发展的突出特点，并会影响波兰政局的稳定。
这样为了选举而“拉郎配”的例子在许多东欧国家都曾发生过。在1996年11月的斯洛文尼亚的大选中，社民党不是与其意识形态上接近的“社会民主联合名单”组成“左派统一阵线”，而是甘愿尾随保守主义的基督教民主党，共同组成“春党”反对斯洛文尼亚最大的执政党一一自由民主党，从而分享权力。1996年7月原经互会国家的蒙古的议会选举也有类似情况。按理说蒙古社会民主党与人民革命党在意识形态上远比与民族民主党接近。人民革命党除了没有更改名称，就其实质而言已相当社民党化了，社民党若能在大选中与其结盟，完全可以保住人民革命党的执政地位，但社民党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民族民主党结盟，迫使人民革命党下野，并在上台后，在政府结构改革的名义下，大批解雇人民革命党的官员。
同样，执政联盟也是多元的。罗马尼亚上届政府执政的社民党也是与民族主义色彩极浓的大罗马尼亚党组成执政联盟，来共同对付反对派，而与它名称相同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历史党）却与反共最坚决的国家农民一基督教民主党、国家自由党、匈牙利民主联盟、生态党和生态运动站在一起。在东欧风云变幻的政治组合中，若仅用意识形态的模式去套，会处处发生疑惑。匈牙利社会党在1994年议会选举中一举夺得54.15%的席位，本可以单独组阁，但它却甘愿与1990年反共特别积极的自由民主联盟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就是在这几年合作过程中，社会党也处处迁就自民盟，常表现出“大党让小党，多数让少数”的姿态。波兰也是如此，最急于实现资本主义的是左派，而坚持公有制的除了传统极左派外，主要是极右势力。1995年导致团结工会政府下台的5月风潮就不是继团结工会政府之后东山再起的左派组织发动的，也不是团结工会中的“左翼”，而是它的右翼一与教会关系密切、反对社会生活世俗化并力主政教合一的那部分势力策划并鼓动的。目前，在转轨深入阶段，阻碍大众私有化的往往是左派工会与右翼教会势力。
其次，新社会党放弃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组织上承认自身的多元化和开放体系，这必然造成这些政党与组织的松散化，形成易散不易合的特点。甚至可以说在缺乏传统共产党党纪约束的条件下，左派组织的多元化是长期的、必然的。
这一特点在剧变之初东欧的政治钟摆第一次摆向右边时，对共产党组织的冲击最为显著。当时，东欧各共产党都以绝对多数通过“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多党制的决议。提出为“建设真正的民主社会，为了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贯彻政治多元化原则，任何人都有建立政党的自由”。与此同时，党内原有的矛盾一下全部公开，党内各派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被公之于整个社会，基层党组织与广大普通党员必然面临重新选择、重新站队问题。这时党内就会出现跨部门、跨地区的“横向结构”和以观点划线的派别组织。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90年1月末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上因政见不同分裂为以拉科夫斯基、苗多维奇和费什巴赫各自为首的三大块。保加利亚共产党则一分为六。匈牙利党内出现改革纲领派、人民民主派、马克思主义统一纲领派、农民纲领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团结革新派、捍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纲领派等派别。捷克共产党内仅就如何看待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歧见纷杂而导致重大改组，各政治派别纷纷出现。
几乎所有的新社会党在破茧而出之前，党内都有一番“激烈厮杀”在当时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各派别终于彻底分手，另立门户。一时间小党林立，党派多如牛毛，但多是些所谓的“沙发党”（指一条长沙发可以坐下全体党员）、“蝌蚪党”（谓头大尾细），既无明确的指导思想又无行动纲领。虽然在1994年的“左派复兴”浪潮中，各该国政治舞台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社会党势力有所恢复，一些小党又回并过来，但已远远不是昔日的规模和面貌了，而成立之初的景况就可想而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是东欧第二大共产党，有党员300万，而1990年4月波兰社民党成立时只有党员4.6万人。东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是罗马尼亚共产党，有党员380万，而1989年12月事变中成立的救国阵线和1990年11月成立的社会主义劳动党合起来的人数还不及原来的1/4。捷克共产党原有党员173万，在那场“天鹅绒式革命”中有半数以上的党员退党，1991年8月正式改名为捷克一摩拉维亚共产党时有党员43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后，原来的72万党员，有5.5万人加入社会党，约6.5万人参加了社工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后共产党组织的党员人数也比原来大为缩减，而且党内思想多元，组织松散，纪律松弛，基层结构也俱乐部化了。
剧变后的左派都放弃了源于俄国民粹派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模式。恢复了第一、第二国际的自由传统，仿效西方政党来去自由的组织原则，有些派别又允许跨党，这就更加剧了这些组织的不稳定性。例如，俄国在苏共解散后的次生党派中一度最有声势的是以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有较浓厚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劳动人民社会党，这个派别在意识形态上并未完全社会党化，但组织上完全放弃了集中制原则。由于它的组织极为松散又允许跨党，以致俄共重建后它的大批成员兼为俄共党员，并很快形成俄共为实、劳社党为虚的局面，最终把劳社党挤到了近乎消亡的边缘。
第三，带有旧体制烙印的权力之争。东欧一些国家从历史深层背景看，从君主制国家到共产党专政，缺乏议会民主传统，各派都处在不依法制行事的低层次政治中。左派队伍中有些领导人不适应议会民主的思维方式，大打消耗精力的私人争斗，另外门户之见也占有相当的比重。
斯洛伐克中左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内部斗争大体可以归人此类。总统科瓦奇原是“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副主席，是总理梅恰尔的政治盟友，并在梅恰尔的支持下当选为总统，后因政见不同两人分道扬镳。科瓦奇联合民主左派党等，将梅恰尔政府赶下台。1994年梅恰尔在大选中获胜，第三次出任总理，为报一箭之仇，多次制造事端。在一次总统讲话时，梅恰尔执政联盟的议员愤然离场，把总统一人“晾”在主席台第八草民主政治中的左翼诸派系上，致使科瓦奇含着泪水把讲稿读完。1995年8月斯情报局又策划了绑架总统之子小科瓦奇案，随后又爆出总统在国外诋毁斯洛伐克国家声誉、在奥地利存款2300万先令等新闻。双方矛盾越来越深，街头示威、媒介攻击不算，还把整个左派阵营都卷人其中。由于科、梅二人都在拉民主左派党，使该党发生分化，几度濒于崩溃。以主席韦斯为首的一派坚决反对与梅恰尔合作，但以副主席卡尼斯为首的另一派则主张进入政府并批评前者参与倒梅活动。科、梅两人的斗争导致取不同立场的左派队伍随之波动不已，并进而影响到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斯已从东欧经济状况较好的第一方阵中落了下来。
南联盟的黑山共和国内左派队伍的争斗与斯洛伐克有些相似，只不过又叠加一层塞尔维亚的插手和牵制，更加令人眼花缭乱。黑山总理、社民党副主席久卡诺维奇因不满于塞尔维亚干涉黑山事务过多与对米洛舍维奇言听计从的总统布拉托维奇素有芥蒂。1996年久卡诺维奇因批评米洛舍维奇取消反对派在地方选举获胜的结果而使其与总统的分歧公开化，双方对立情绪严重，相互指责攻击。1997年在第一个回合的斗争中，布拉托维奇借助于塞尔维亚情报部门的策划和干预，使久卡诺维奇丢掉了社民党的领导职位，导致社民党分裂。1998年在第二个回合中，久卡诺维奇在议长罗维奇的帮助下以及抓住米洛舍维奇惧怕黑山独立必会妥协的心理，于5月当选为黑山共和国总统，紧接着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久卡诺维奇退出社民党后组建的“争取美好生活联盟”的支持率为49.5%，在78个议席中获得45个席位，击败其对手布拉托维奇的“社会主义者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这一结果只会加剧不会缓和卡、布二人的矛盾以及黑山与塞尔维亚的冲突。
阿尔巴尼亚社会党主席纳诺与青年领导人迈塔之争个人因素也很大。纳诺在权力之争获胜后换上了一大批自己的亲信。目前，在社会党的成员中“纳诺的人”约占一半，作为纳诺政府发言人的布卢希是在1997年12月召开党代会的前一天突击入党的，第二天便被增补为领导委员会成员，据说布卢希是纳诺表姐的儿子。外电评论说，虽然阿社会党向右倾斜幅度很大，但其领导方式仍未脱胎换骨于旧体制。权力之争、私人杂念作祟占了很大的因素，因此窝里斗现象仍十分突出。
以上这些左派之间的内耗较少思想纲领之分，政治操作意义大于意识形态意义，个人恩怨、集团利益大于国家利益。这种争斗导致社会民主派之间不合作乃至对抗，队伍涣散，领导层混乱，这确实是东欧部分左派队伍中的特点。
同为左派，门户成见甚深也是影响其相互靠拢、携手团结的原因之一。如匈牙利社工党就宣布不会向“接受资本主义的右翼的社民党”靠拢；波兰团结工会左翼的劳动联盟就表示可以接纳一切工人和前共产党个人，但“坚决不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合作”以捷克为例，由于捷共始终没有改名完成“社会党化”，捷克社民党没有与之争夺社会民主派大旗的对手，因而在东欧各国的旧社会党中是发展势头较好的，但捷克社民党始终保持不与“前共产党人”合作的态度。在1996年6月大选中社民党获得的选票比上届增加三倍以上，获得议会中61个席位，由于不愿与捷摩共为伍，又无力单独组阁，不得不在总统哈维尔的斡旋下，举行了4+1磋商，放弃了左派唾手可得的执政机会。1998年6月大选，捷社民党获胜，两年前同样的选择又摆在了它的面前。
也还有因利益分配导致关系恶化的，如罗马尼亚在伊利埃斯库执政时期，为了安抚友党以便共同对付反对派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被迫向民主同盟让出四个政府部长席位，并在副部长和地方一级向执政联盟中的大罗马尼亚党和社会主义劳动党分权，后两党对这种削弱自己势力的行为颇为不满，同时为避免同社民党一起承担经济恶化的责任，在1996年选举前的关键时刻退出执政联盟，不再支持社民党政府。可以说，伊利埃斯库领导的社民党在1996年总统、议会的选举中失败与原执政联盟的破裂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四，转轨进程的深入引起的分化组合。随着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化，利益多元化、复杂化肯定会反映在组织结构上，尤其是当面临重大选择时，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分化组合都会加剧，不光左派如此，只不过与其他派别相比，左派的矛盾显得更突出罢了。
左派阵营内部经过剧变以来的多次分化，早已不是一个严格的整体，它包括有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联主义的各种政治力量。这种阵营本来就较脆弱，它们之间的分合是常有的事，当利益冲突和思想分歧来临时就更会矛盾四起。
如1995~1996年间随着俄国在车臣问题上的逐渐升级，俄共内部的分歧便公开化。1995年2月俄共在党代表大会上确定的政策是：既慷慨激昂地批评“血腥”的政权，又不妨碍政府实现具体计划所做的任何事情，尤其是对“振兴大国地位”的强国主义方针，持一种欢迎态度，因为这也是俄共的战略目标。在如何看待车臣战争的问题上，一部分坚持“国际主义”反对“新爱国者”的俄共党员对党代会的这种立场坚决反对。俄共中央委员、理论家斯拉温对俄共议员团投票支持战争的态度十分愤慨，他质问“把这个立场与‘一战’中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作一比较，你们就能看出过去的共产党人与现在的共产党人的区别”，俄共的这一套做法，“说明他们把社会主义看做是民族现象，而不是国际现象”，“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抛弃了共产主义立场，也抛弃了民主主义立场，这就是目前左派政党大量错误的根源”。以车臣问题为由头以及后来又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斯拉温等退出了俄共。
在参与变革的过程中，左派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在野时向左摆，要强调“回到工人中去”，强调公正平等，强调劳动者权益，反对失业，要求加大社会保障和福利力度；上台后要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便强调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妥协和务实立场。这样，就是基本利益一致的左派组织，在关键时刻其思想纲领方面的分歧也会凸显，党内“强硬派”与“妥协派”之间的争斗便易于表面化，有时甚至会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俄共在1996年12月、1997年12月、1998年5月，在是否批准国家预算、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任命新总理等重大问题上，所谓的“传统派”与“社会民主派”意见极不统一。久加诺夫等投赞成票者被指责为“背叛”广大党员。“屈从”于叶利钦，同政权党妥协。1997年5月1日和11月7日左派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久加诺夫，你作为共产党人不能动摇”以及我们要“同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机会主义者和妥协分子彻底划清界限”的口号。持相反意见的“妥协派”认为，“只有建立在理智妥协之上的协调一致才是俄国摆脱危机的唯一基础”。如果认为“只要推翻政权，一切就都会改变，改革制度的人就能完全控制局势”，那将大错特错，“这种斗争只能使国家遭受更严重的破坏”。俄共议员团支持预算草案的态度“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可行的”。俄共左翼激进领导人阿·克留奇科夫驳斥此说，认为坚持议会道路推翻不了反人民的政权，只有通过总罢工，再转变成起义，甚至武装起义，才能恢复“劳动人民的政权”。
捷克社民党在通过国家预算时就是把两名投赞成票的议员革出教门才压制下党内“强硬派”的反对怒火。保加利亚在1996年的经济危机面前党内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和公开化。在利洛夫一派的强烈谴责下，社会党试图以“换马术”渡过难关，以新社会党主席帕尔瓦诺夫取代维德诺夫来保住政府，但终因党内纷争造成的消极影响，失去友党和社会名流的信任而未能实现，保社会党也随之发生分裂。在1996年11月召开的有158名代表参加的特別党代会上，形成以现任主席帕尔瓦诺夫为一方、党内元老利洛夫为一方和前任主席维德诺夫为另一方的三大派，社会党的两名副主席和一名最高委员会成员因厌恶这种无休止的“内讧和争斗”而辞职，脱离社会党后另立门户，成立“欧洲左派党”。至此保社会党的支持率跌到近年来的最低点，只有8%。
匈牙利的霍恩政府因1995~1996年的紧缩政策和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发生接二连三的政府危机。其中以“托奇克事件”为导火线的私有化丑闻引起很大的振荡，使“博克洛什紧缩纲领”刚刚理顺的关系又陷于一片混乱。社会各界对政府及执政党的反感剧升，政府及主要领导人的威信跌至执政以来的最低点，社会党内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对政府批评激烈，社会党议员团对霍恩的独断作风严重不满，基层党员对前途充满忧虑。后来在社会党的大力整肃下，惩办一批官员，抛弃了紧缩法案的制定者财长博克洛什，又加大福利性开支，这才在1998.年5月大选中获得32.25%的选票，虽然已无法与4年前相比，但毕竟比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处境好得多。
罗马尼亚社民党在1996年总统、议会大选中失利，党内各派相互抱怨。在1997年6月社民党的代表大会上分歧严重，“改革派”和“保守派”发生冲突。以前外长特奥多尔·梅莱什卡努为首的改革派在会上散发新的党纲草案，要求改建社民党，对联合政府进行建设性对话，要与输掉选举的领导人划清界限。以伊利埃斯库为首的一派指责“梅派”挑起内部矛盾，“同情右派”争夺党内领导权。最后梅莱什卡努等6人退出社设党，另行组建新党，一批罗马尼亚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也随之退出社民党。
第五，东欧左派思想来源的多元化。当东欧剧变进程由“破”为主转向以“立”为主，后共产主义势力的思想来源的多样性也随之显露。目前东欧左派思想界由于缺乏权威性的定型理论，在批判斯大林模式时虽有一致之处，但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体系上却并不相同，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社会运动、新左派思想、新激进主义都对东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产生影响，战前东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传统、战后人民民主阶段的实践经验，乃至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都成为东欧左派汲取营养的来源。
1945年以前，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在一些东欧国家政坛上有相当的地位。如捷克在“第一共和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社会民主党都是联合执政党乃至主要执政党，第一共和国连任三届的总统马萨里克与接任的总统贝奈斯以及总理突沙等均为社会民主派人士。波兰“一战”后复国时首届内阁就由社会党人达申斯基任总理，“萨纳齐”时期的总统，著名的铁腕人物毕苏茨基也出身于社会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的社会党也曾参政。各国共产党多为社会党左派分离出来的，共产党成立后也往往与社会党分分合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党的人数与影响均超过共产党。1948年，东欧各国的社会党在政治压力下被迫并入本国共产党，不愿合并的那部分社会党人则流亡西方，但社会民主主义的潜在影响，包括对共产党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在苏联，代表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孟什维克虽然早就不复存在，但剧变前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也不乏如罗伊·梅德维杰夫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派”，他们虽声称要恢复列宁主义的真谛，实际上其主张与社会党人不无吻合之处。7而西方也把他们称为苏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观上一直试图与社会党保持某种界限。
第二种来源是人们不容易观察到，但其作用也不可低估，那就是持不同政见阵营的思想理论。东欧旧体制下的持不同政见中的许多人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歌颂者，相反他们正是把旧体制当做与资本主义一样的“现代病”当做异化了的工业文明的产物来反对的。如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作为持不同政见者时期，就以对西方社会的尖锐批评闻名。他断言东欧的种种问题不是过去的“罪恶”而是现代的“罪恶”；不是乡村的“罪恶”而是都市的“罪恶”；不是东方的“罪恶”而是西方的“罪恶”。他甚至认为旧体制的问题不在于无效率，而在于把人当做机器的“效率崇拜”不在于物质生活的贫困而在于“消费主义”中良知的失落。8鉴于这种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哈维尔的作品在当时的东欧被认为是“社会民主”概念的代表作。
这就是说，旧体制下反对派阵营的这一支不是把社会主义当做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来反，而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把社会主义当做资本主义的同一物来反对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讽刺与悖论现象：哈维尔与结束胡萨克一雅克什旧政权的斗争中起了作用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共同持有一系列亲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曾默默无言地为共产党服务过的人，如今却在起劲地推行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急于实现私有化。9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哈维尔又把他的指导思想上溯到社会党人执政的“马萨里克时期”。他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要“继承和发扬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民主传统，恢复马萨里克的政策观念”。他仰慕的是瑞典式的社会，主张通过民主和平和充满爱的道路实现这一目标。就是“捷克模式”在西方一片叫好声中，哈维尔并没有像我们的一些媒介所说，在为捷克建立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而是直言不讳地对当时执政的公民民主党主席克劳斯提出批评，认为他“片面强调经济，忽略社会道德”，独断专横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使“民众和其他政党无法参与社会事务”。捷社民党主席泽曼说，他“完全赞成”总统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哈维尔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少契合之处。
在东欧持不同政见运动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影响深远的大论战，如捷克的哈维尔一昆德拉之战，苏联的萨哈罗夫一索尔仁尼琴之争，等等。争论的双方都拒绝认同旧体制，但他们对旧体制的弊病何在却持不仅相异而且往往相反的见解。总之，旧体制的反对派并不都是资本主义的赞美者，其中不乏“现代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的批判家。而这种批判既可以为极右翼，也可以为左翼提供思想资源。一般地说，如果这一批判是民族主义色彩的，那么就多属前者，如果它是普世主义、人类主义性质的，就多属后者。社会民主派可以从中获得精神支柱。
除了历史资源外，现代思潮对东欧左派的思想理论建设冲击也很大。在这几年转轨进程中，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莱茵模式（社会市场经济）和北美模式（自由市场经济）之外又出现了受到左派特别关注的第三种模式——以荷兰为代表的社会自由市场经济。该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和劳、资三者之间达成协议，这样的合作有可能对已无力维持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而不至于引起强烈的反抗或劳资之间不可调和的争论。东欧转轨特定的环境和后起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决定了通过合作制这样的社会自治性的互助机制实现社会公正要比以国家干预的方式付出的代价少。目前中东欧诸国财政普遍紧张，国家承担社会保障的能力有限，而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传统与转轨阵痛又迫切需要一种保障机制，于是就呼唤社会取代国家来扮演这种角色，这就要求工会放弃对抗的传统运作方式，重新对其作用进行定位。
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东欧一些国家的工会已不再是好战、干涉主义、罢工浪潮的主角，而逐渐成为劳资对话和和解力量的“协调者”、“社会合作的倡导者”。波兰工会的转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随着“荷兰模式”的影响以及工厂转制的现实，波兰工会的工作重心从拒绝改造到参与改造、支持改造，转被动为主动。由于工会态度的转变和积极参与，转制过程更加公平，更加易为工人所接受。工会组织培训班，对下岗后另谋出路的工人进行技术训练；把经济学家请进工厂和工人们交朋友；支持工人参股，为进入市场的工人出谋划策。“团结工会一80”的发言人称：“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工会与其说应该成为一个社会运动、一个政党或候补管理者，毋宁说更应该关心工人日常面对的实际问题，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工会不仅不反对改制，而且原则上也不反对裁员，如果这确实是技术更新所必需的话，工会也应支持，但具体操作应该考虑周全。”10波兰的许多企业改造的重大决策都是在经理、外籍专家与工会的三方参与下形成的。因此，在1990〜1998年的转制过程中，合作的气氛始终占优势，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当然，并不是东欧所有国家的工会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变而对改革持认同态度的。不少国家的工会仍坚持“劳动高于资本”的工联主义立场，反对不论左派还是右派的任何改革方案。如罗马尼亚工会就一直保持着“天然的反对派”角色，谁在台上就反对谁，尤其是日乌河谷的矿工从齐奥塞斯库时期就存在的“反当权者”的强硬立场，至今令任何一派的执政者头痛不已。这种“工人利益至高无上”的“矿工综合征”一直是“敌视”转制和统治集团的强大力量。但因为这股力量缺乏理论资源，又成为谁都可以借助的势力，伊利埃斯库可以利用它来反对罗曼，公民民主党以它整倒伊利埃斯库，民族主义者又用它搞掉了贝尔乔亚。现在它又使罗新政府面临重大社会冲突的考验。罗政府也曾试图以波兰经验为鉴，让工会进入国有资产基金委员会，参与私有化进程，增加改制的透明度，但立即遭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坚决抵制，他们担心工会从“工联主义的利益出发”，“毫无理由地”反对使工人有一点损伤的任何私有化方案，反而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目前看来，工会的态度对转轨进程的是否顺利有密切的关系。荷兰模式的良性互动无疑是值得东欧诸国吸取的。
从现代思潮汲取营养的来源林林总总，其中美国新左派的理论也在向东欧渗透。美国“分析马克思主义”大师罗默最重要的创意就是“证券社会主义”即在经济中设立两种货币：商品货币与证券货币。前者是用以购买消费品的一般货币，后者用于在股市上购买企业的股票。两种货币不能互兑。国家把全部社会资产扣除公益性资产后，将生产性资产的价值以证券货币形式无偿地分发给每个公民。公民用它购买股票，并因此获得股东权益。股票与证券货币不能转让，也不能馈赠，只能以市场上的证券价出售。股票与证券货币也不能继承，持有者死后将上交国家重新分配。持有者可以用他的证券货币直接投资于股市，也可以通过投资中介进行信托投资以减少风险。
罗默认为，这样的体制保留了相对自由运行的市场机制，又实现了公平的产权分配，消灭了资本家阶级。由于禁止股权继承与证券货币在两代人之间的代际转让，个人积累资本财富的可能性很小。因此证券社会主义也叫做“人民资本主义”或曰“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11
把这种“证券社会主义”的设计与东欧转轨中的“证券私有化”相比较，其基本点的相似是一望可知的：它们都是一种“人民资本主义”模式，都强调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而容忍一定程度上的结果不平等；都以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公民无偿平分股权认购资本（不是直接平分股票）的思路作为设计的主线；都允许证券资本之外仍保留若干其他私有成分；都设计了证券货币、股市和投资中介（基金会）等一系列运作环节；都承认股市中的盈亏、竞争、风险与公民最后得到的股票价值不相等，等等。毫无疑问，这两种思路互有借鉴，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构想包含了来自东欧转轨实践的启示，而东欧的“证券私有化”也吸收了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的创意。
但仍有两点需要强调：
首先，东欧的“证券私有化”的思想是从“起点平等、自由竞争”的中派立场（即介乎右翼国家主义与左翼社会民主主义间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中导出的，它并不是左派的专利。而在现实政治中，它既可能为左派支持、右派反对（如在保加利亚），或右派支持、左派反对（如罗马尼亚久或中派支持、左右两翼皆反对（如1991~1993年间的波兰），也可能各派对此均无兴趣（如匈牙利）。因此不必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色彩。
其次，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与东欧的“证券私有化”也有许多区别。东欧实施的“证券私有化”只是诸种私有化手段之一，即它只把社会资本中的一部分拿出来以证券方式平分给全体公民，其他部分则以拍卖、折抵债务、企业内部私有化或退赔等办法来私有化。也就是说，罗默方案与东欧方案有“全部平分”与“部分平分”之别。另外，罗默方案要求割断商品货币与证券货币间的联系，不允许两者互兑，以免一部分居民为换取现金把自己的证券卖给另一部分人，从而破坏证券分配的平均，而东欧没有做到这一点。还有，罗默方案规定公段分得证券货币兑成股票可终身持有，但不能传给子孙，即它并非完全的私有财产，而东欧的证券私有化只在于以起点平等出发、在规则平等的条件下实行竞争，竞争结果的不平等是受到承认的。因此公民分得的股票即为完全的私有财产，可以继承。这也是罗默等人对东欧的证券私有化进行批评的原因。
总之，东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中断了40多年以后东山再起，而且发展势头很快，这就使它在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先天不足。东欧社会民主派中至今尚无像威利·勃兰特、彼特·格洛茨、米歇尔·哈林顿、贝蒂诺·克拉克西这样的理论权威，其思想来源的多元化比起西欧各国的社会党更有过之。这些思想在成为一体之前，相互间会不断地碰撞磨合，因此必然会导致左派党内派别纷争，这可以说是东欧左派的另一大特点。
1 杨元恪、陈刚主编：《1999年东欧中亚政党嬗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632页。
2 《社会民主党在变化中的世界上的作用：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声明》,《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年第4期所载德国社民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在京讲演。
4 《社会民主党在变化中的世界上的作用：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声明》，《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年第1期。
5 哈耶克：《统一的左派，但是怎样的左派？》，[捷]《红色权利》1994年6月20日。
6 《民社党：假朋友》，[德]《明镜》周刊，1994年8月15日。
7 罗伊•梅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8~119、193~309页。
8 《哈维尔选集》，香港基进出版社1992年版，第61~149页。
9 奥托•乌尔齐：《捷克和平革命的崎岖道路》，[美]《共产主义问題》1992年 5—6月号。
10 哈迪等:《重建中的森吉米拉钢厂——从列宁冶金厂到精干型企业》，《共产主义经济与经济转轨》1996年第2期。
11 赖特：《证券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美]《新左派评论》1995年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