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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红色三翼”：东欧左派走进二十一世纪
一、“现代左派”稳步前进
“粉红色东欧”的扩大十多年前东欧剧变之初，“政治钟摆”摆向右的高峰。当时很多人大讲“历史终结”认为“左右之争”胜负已定。但是后来的政治进程却让人大跌眼镜。自1993年立陶宛、波兰“前共产党人”赢得大选“重新”上台后，东欧的“现代左派”稳步前进，“传统左派”并未消亡，“另类左派”异军突起。其中，“现代左派”在议会政治的循环起伏中日渐主动，向左的“钟摆”一次比一次有力，而向右的回荡一次比一次疲软。“前共产党人”或曰“后共产党势力”在多数国家已经数轮执政，逐渐稳居政治舞台的中心，“粉红色东欧”已成主流政治景观。“传统左派”在某些经济社会转轨受挫的“危机国家”成为一种群众基础可观的社会政治运动，而在转轨较顺利的多数东欧国家虽然社会基础日益狭小，无法形成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但思想理论上的探索并未中止。“另类左派”即“反全球化运动”在西方正在涨潮，在东欧也已听到澎湃的涛声。
1993年兴起的第一次“左派复兴”被1997年前后的“东欧西行”中断后，到了新千年前后第二次左派复兴又再度形成气候。这种状况总的来讲符合成熟的议会民主制下左右轮流坐庄的“钟摆政治”常规，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变化。但从细部观察，与1997年的“西行”（其实应当说是右派或中派复兴）在多数国家都较剧变之初的“向右转大潮”势头为小相对照，新千年之际的第二波“左派复兴”却比1993~1997年的第一波更为明显。例如：在波兰，布泽克的第二次团派（由剧变前的团结工会阵营衍生的各种政治力量）政府不仅没有1989~1993年间那样一种“白三角”（总统、政府、议会均为团派控制）的声势，总统一职始终是左派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在位，而且这届团派政府矛盾多、政绩差。它下台后，作为团派联合组织的“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基本已经解体，右派要再次崛起需经历再组合过程。而第二次执政的民主左翼联盟不仅复现了“红三角”，议会中的优势也比第一次大。克瓦希涅夫斯基第二次竞选总统连任的优势也大于前一次，可以说波兰的第二次左派复兴基础更稳。尽管2004年3月农民党退出执政联盟曾一度导致政府危机，但是余下的民主左派联盟党和劳动联盟仍有能力联合执政，并且因6月初波兰加入欧盟的全民公决获胜而重新站稳了脚跟。由于到这个时期转轨进程的阵痛已经过去，它不需要出台多少得罪选民的“改革”措施，因而虽然不会超出议会政治“上台后声望下行，下台后声望上升”的规律，但声望的下降程度会缓和得多，下届连任也不是没有可能。总之，波兰在左右“轮流坐庄”的循环中，已显示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长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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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在东欧第一波“左派复兴”中是个未被波及的“右派孤岛”，但到1998年，东欧执政最久的自由派政府捷克克劳斯内阁终于下台，泽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执政。这不仅开了捷克剧变后左派上台的先河，在整个东欧也是“老社会党”（历史上的、而非共产党改建的社会党）上台执政的首例。
在匈牙利，第一届右派政府执政者公民论坛后来一蹶不振，第二届右派政府执政联盟为首的是自由主义的青年民主者联盟，而匈牙利社会党不仅在公民论坛下台后第一次执政，2002年4月又第二次赢得大选。而青年民主者联盟大选失利后内部互相埋怨，又在走向分裂。将来即便又有右派崛起，恐怕也是新一代了。因此，匈牙利虽然也是左右轮流坐庄，但左派政党比较稳定，可以轮数次，而右派政党则寿命不长，往往是下台后即发生组织解体，下次上台已经是另一个右派党了，但这往往需要右翼或中右翼力量的重新组合。显然，从长期角度看这种状况不利于右翼阵营政治资源的积累。
这种状况可以说在东欧具有代表性，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国都是如此。罗马尼亚两届右派政府阵营迥异，而三届左派政府都是伊利埃斯库一派，甚至包括像俄罗斯这样的左派至今未上台的国家，执政的右派或自由派也迭经重组，其主导力量从“民主俄罗斯”——“民主选择”——“我们的家园”到如今的“团结党”，一直没有形成稳定的代表性组织。而左派始终以久加诺夫的俄共为主体。总之，无论总体的政治气候向左还是向右，右翼政治组织的稳定性和政治资源的积累都较左翼逊色。笔者前曾指出这种“自由主义有生命力，自由党无生命力”的现象也是发达国家常见的，不仅东欧为然。但在东欧，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加上转轨进程形成的路径依赖，它对民主左派政治优势的形成起着更明显的作用。
新千年过后，民主左派一社会民主主义势力不仅在东欧大有起色，在过去一直形不成气候的俄罗斯也打开了局面。俄共内部一方面出现下文所述的某些派别向激进斯大林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其他派别也向社会民主化演变。俄共主要理论家、政治局委员斯拉温退出俄共而加入社会民主党，俄共内部以谢列兹尼奥夫为代表的“俄罗斯运动”体现出明显的“修正主义”实即社会民主主义倾向，都是例子。而在俄共外，继1991年的劳动人民社会党、1995年的俄罗斯社会民主联盟之后，俄罗斯众多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新世纪又开始了新一轮统一的努力。2001年11月23日5个社会民主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这个党如果最终能具有生命力，那将是俄罗斯产生东欧式“新社会党”的开始。
在整个中东欧地区，“新社会党”处境一般都比较好，处境最差的应属民主德国由统一社会党改建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了。由于民主德国转轨以“西并东”的两德统一方式实现，民社党受到联邦德国政治模式移入的压力，极难东山再起。但在世纪之交，即使是这个党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1990年、1994年、1998年三次大选中，该党在全德得票率从2.4%、4. 4%升到5.1%。在1998年首次组成了议会党团。而在民主德国地区它的得票率更从11%、17%升到22%，使得一些地区的“旧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地方选举的需要不能不冲破本党中央的禁令而与这个“前共产党人”组织合作。由于历史原因，这个党不像多数东欧新社会党那样比社会党主流更“右”而是比老的德国社民党更左一些。但这是按西欧标准，如果以俄共标准看，它已经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党了。
变浅的“粉红色”
与上一点相应，未来一个时期内东欧各国总的来讲在轮流坐庄的钟摆政治进程中民主左派或曰社会民主派会占上风，这与当今西欧的“粉红色欧洲”现象相似，实际上是欧洲政治一体化方向的体现。但作为政党的社会民主派占上风与社会民主主义占上风并不是一回事。在当今的欧洲，自由党无生命力而自由主义依靠右边的保守党与左边的社会党双方的“自由化”来实现其持久优势，已是历史悠久的现象。如今西欧各国一方面是社会党、工党政治前途不错，“粉红色欧洲”可望持续，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以社会党的自由主义化来实现，使“欧洲美国化、东欧西欧化、俄国东欧化”的趋势也同样明显，欧洲的“粉红色”正变得越来越浅。这一点在东欧也有突出表现。
世纪之交东欧各国社会党，尤其是执政的“新社会党”经过十余年的恢复，在政治上已经羽翼丰满，基本摆脱了“历史包袱”，反映在党派关系上已经不像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谨慎小心，到处求人合作，竞选获胜也得保持低调，有权单独组阁也宁可争取与别的党联合执政。如今这些党在国内政治上已可以挺起腰杆说话，理直气壮地当盟主；在对外事务中，也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成为名正言顺的“现代左派”，而得到了国际社会承认。但是，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传统社会民主色彩仍然比一般西欧社会党还要淡，“社会党自由主义化”在东欧仍然比在西欧更明显，尤其是处在执政地位后更是如此。波兰、匈牙利的“新社会党”上台后都比右派政府更积极地推行激进私有化、紧缩财政、削减福利。匈牙利社会党政府改变右派政府保住能源、金融、交通等基础产业国有成分的做法，实行“面向外资全卖光”，一年卖掉的国有资产比右派政府五年卖得都多。1捷克克劳斯政府是东欧最有名的极端自由派政府，整天把“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挂在嘴上，但实际上却实行了高税收、高福利、过度就业、保护企业避免破产的政策，号称“右派福利国家”而社会党上台后福利大缩水，外资购买银行等一系列禁区也放开了。为了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社会党政府还与下了台的公民民主党（即克劳斯一派）订立“反对党协议”以社会党推行自由经济改革为条件换取后者在议会的全面配合。实际上就是以“左派”向右转来换取右派暂时放弃“反对党”职能，两家共唱双簧。结果招来两党之外的其他议会小党的抗议。
在世纪之交这种状况并未改变，但东欧各国社会党政府这样做的动机则有了不同。如果说第一次“左派复兴”时社会党主要是由于历史包袱而刻意低姿态、争取自由派的支持，同时也有“休克”时期财政困难无法维持社会保障的因素，那么到第二波左派复兴时期这两个因素都已大为减弱：左派已不需要低姿态，国家财政也已改善。在这种条件下，促使社会党继续采取“超自由主义”政策的动力是一个新因素，即争取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与西欧讨价还价的需要。在加入欧洲一体化市场时，东欧的廉价劳动力是其主要优势，而西欧国家为了避免人盟后这些中东欧国家廉价商品的竞争，援用欧盟统一劳工政策与社会福利标准作为保护主义手段就成了关键问题。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在欧盟传统福利国家体制下连自由党、保守党人都不能放弃的福利标准，在中东欧却显得强人所难，东欧的左派政府不能不以发达条件不够为由力争降低福利门槛，以求人盟后保有一定的竞争力。这种“自由派要求福利国家，而社会党要求自由放任”的状况实际上是传统左、右之分渐趋失灵的一个体现。
二、“传统左派”并未消亡
“新斯大林主义”的兴衰
在一些国家，随着转轨期危机的延长，人民对“乱糟糟的民主”埋怨情绪上升，“魏玛化”的社会心理使得当年的铁腕人物重新成为一些人心中的偶像。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剧变初期那种一面倒地诅咒旧体制的世情民意也不复存在。这使一些东欧国家出现了多年未见过的激进斯大林主义的抬头。在那些长期陷于“魏玛化”困境的地区如俄罗斯这种现象最为典型。
复建后头几年俄共曾不断表白反省历史，许多人认为这意味着该党在演变为“半社会党”。但1996年后在俄共主流派那里这种情况已经消失，“反省历史”已经掉转了方向，即变成反省以往如何不够强硬和埋怨自己内部出了放弃旧体制的“叛徒”。其中最极端者由否定戈尔巴乔夫发展到否定赫鲁晓夫，公开提出在立法上翻1956年的案，重新打出斯大林主义的旗号。如以俄共为主体的“共产党联盟一苏共”在2001年7月分裂后，以奥列格·舍宁为首的极左派召开“三十二大”抨击俄共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并决议废除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二十二大关于斯大林遗体搬出列宁墓的决议，否定赫鲁晓夫改革，重树斯大林旗帜。在俄共主流派召开的另一个“共产党联盟一苏共”三十二大上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动议，久加诺夫等人以二十大决议“谴责的是个人崇拜本身，而不在于它与什么人有关”为理由没有通过这个决议，但也提出了“必须在思想、组织与政治活动中恢复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传统”的主张。2实际上他采取的是“不给‘个人迷信’平反，但给斯大林个人平反”的方针。
应当说即使在俄罗斯左派中，这样的典型斯大林主义也并未成为主流。但较传统的、拒绝社会民主党化的极左派在世纪之交的不少东欧国家都取得了剧变以来从未有过的进展。在摩尔多瓦，没有改名的共产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在捷克，捷克一摩拉维亚共产党（捷摩共）在2000—2001年之交影响大为上升，一度直追自由主义的公民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地位，这在苏联以外的地区未改建为社会党的传统左派中是仅见的。此外在一些国家，随着社会党执政的稳固与它的“中派化”，它左右两边的反对党势力也在上升，而比它左的反对党往往就是“传统左派”。包括“新社会党”在内的传统一翼，如今也有发生与俄共类似（但程度不同）的“逆变”的例子，如保加利亚社会党中的利洛夫一派。在“魏玛化”危机严重的巴尔干国家，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不过，以“魏玛化”危机作为存在的基础毕竟很难给“新斯大林主义”以真正的振兴希望。不仅当前东欧的“魏玛化”不同于当年真正的魏玛共和国，国内社会与国际关系同时持续紧张导致军国主义情绪或“革命情绪”不可收拾地蔓延，最终由强大的民意推出铁腕体制，这样一种当年的魏玛之路在21世纪的欧洲很难重演。事实上苏联东欧各国的转型期危机虽然有长有短，但即使俄罗斯，在“后叶利钦时代”也出现了危机由缓解而消退、经济由复苏而增长、人心由厌乱而思安、政情由“极化”而中庸的变化。新世纪里发生“新的十月革命”几乎是绝无可能，“新斯大林主义”的发展空间因而也十分有限。
更重要的是，无论魏玛共和还是1917年前俄国的危机如果导致铁腕体制，那也通常是由当时充满活力的新兴思潮来鼓动的。正如魏玛之后的铁腕并非“俾斯麦主义”而1917年之后的俄国也没有复现“斯托雷平主义”一样，如果东欧的“传统左派”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而只是维持“传统”的面孔，那么即使再度出现“危机引起革命”的机会，“传统左派”能否成为这种“革命”的旗帜、新的铁腕是落到“新斯大林”手里还是落到别人手里而拿“传统左派”来祭旗，也还是个问题。事实上，旧体制的一些负面“传统”尤其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腐败”，即使在如今的艰难处境下仍然使“传统左派”在权力所及之处表现得不能自持，使得对现状不满者也未必会把希望寄托在这类暮气沉沉的力量身上。
例如2001年乌克兰发生的反对库奇马政权的三·九政治风暴，无疑是乌克兰“魏玛化危机”的顶点。这场政治冲突的激烈程度和暴力色彩都超过当年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的独立与转轨之类所谓“剧变”。它反映民众对“乌克兰式转轨”中出现的“金权政治”、“腐败市场”已经忍无可忍。风暴中各种极端思想蔓延，宪政自由受到空前压力，这是剧变后十多年来民主化一市场化转轨最可能夭折的时刻。
但是，一向反库奇马的乌克兰共产党并未从这次风潮中获益，反而是准法西斯的右翼民族主义组织成为三·九风潮的核心。而库奇马当局的政府机构与乌共机关都在风潮中受到冲击。直接原因是库奇马近年来推动乌克兰向俄国资本开放，而俄国资本从苏联时期起就有依靠权力运作的“传统”，如今也有相当一部分俄资与俄共关系密切，因此俄共与普京政权虽然对峙，两者却都支持“亲俄”的库奇马。而乌共与俄共又保持着苏联传统式的依附关系。
俄共本身也是如此。“新斯大林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却不反对俄式的集权传统，然而在市场经济已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它与俄式集权传统的结合恰恰造成更加腐败的既得利益。与集权传统相联系的俄共不仅不能与这些既得利益脱离干系，而且深深地卷入了既得利益争夺中不能自拔。2001年以来俄共多次发生分裂，其基本原因与其说是思想分歧不如说是利益冲突：俄共内部的“国际派”接近石油、天然气进出口生意圈，而“民族派”则接近军事工业集团，双方的矛盾日益发展。
苏联各国中“传统左派”正式上台掌权的唯一国家摩尔多瓦更加典型。由于人民对魏玛化危机的不满，2001年2月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该党主席沃洛宁属俄罗斯族，剧变后他回到莫斯科加入俄共。1994年受俄共派遣，回国组建“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他的建党原则被称为“公安第一”路线，他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动员自己在内务部的部属帮助建党，不仅大力吸收原苏时代的公安干警，对剧变后的内务官员也特意大加罗致。他竞选时提出了“工业国有化”、以俄语为官方语言和加入俄一白（俄罗斯）联盟等“新斯大林主义”的纲领，但上台后看到市场经济不搞不行，便保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经济改革协议继续有效”、“烟草业、酿酒业和电视部门的私有化方向绝无更改可能”。
于是沃洛宁的“传统”便表现在“公安第一”的体制下工会活动在摩尔多瓦几乎绝迹，以致那些真正心系下层的“穷人左派”悲叹：“摩尔多瓦的工运消沉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不仅没有稍为活跃的组织，连一点点消息也没有。”3而与此同时该国居民每月房租、水电、燃气的开支竟超过平均月退休金的5倍之多。这样的结果令人心寒。曾几何时，俄罗斯的《真理报》曾标榜《摩尔多瓦的新领袖不是“前共产党人”,他是“现共产党人”、《共产党在摩尔多瓦掌权了》连日欢呼沃洛宁上台4，但不久就开始批评沃洛宁的政策。时至今日，包括除沃洛宁政府官员外的其他“新斯大林主义”者在内，已经没有什么人还把沃洛宁的上台看做“左派的胜利”了。
“新社会主义”者的思考而在那些转轨比较顺利的中东欧国家，“传统左派”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群众基础也日益狭小。但是作为一种学院思潮，仍然活跃在这些国家，而且与时俱进，常有理论创新。一般而言，这些国家的“传统左派”指与剧变前意识形态保持联系、不愿改宗社会民主主义的人。但在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剧变前的党就很“非斯大林化”。捷克剧变前的胡萨克政权虽然是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后扶植的保守派，通常被视为“斯大林主义者”，但剧变后的捷摩共一方面拒绝“社会党化”，另一方面也强调回归布拉格之春的传统，与胡萨克时代划清界限。因此这些国家的“传统左派”与苏联各国的苏共传统派区别很大，基本上都自我定位为既非社会民主主义、亦非“新斯大林主义”的“新社会主义者”。
“新社会主义者”尽管反对全盘否定过去，但都强调要与以前的“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成分决裂。如波共盟表示，它“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者”，而是“真心实意按照劳动人民真正利益改造社会制度的那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人”。“它将遵循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利益，从道义上更新和重建这一理想”。它宣布，“党必须摒弃极权主义的活动、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专制，同一切使得社会抛弃统一工人党的工作方法决裂”。罗马尼亚社劳党的宣言强调坚决与独裁的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划清界限，声称该党不是原来的罗共，也不是原罗共的继承者；该党是左派民主党，同欧洲社会主义左派相类似。该党对1989年12月的罗马尼亚的剧变持肯定态度，认为它结束了“使我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受到玷污和名誉扫地的现象”。但该党也强调，“12月起义”只反齐奥塞斯库的独裁而并不反共，反共是后来某些政党煽动的。
这些党都以反对把前共产党改建为社会党而著名，但它们对社会民主主义也并不像前共产党那样界限分明。如波共盟承认社民党与社民盟是“波兰左派的代表”，与共盟在思想上“更接近”，并在民主左派联盟中实际上接受了社民党的领导。罗马尼亚社劳党则宣称自己与欧洲社会党左翼类似。匈牙利社工党自以为是“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继承者”，它只是不愿变为“接受资本主义的右翼社会民主党”。换言之，这些党大都自我定位为社会党左翼，所谓反对社会党化，实际上只是反对社会党右翼化。尽管在“左派复兴”后，这些党对过去的评价有所反复，而在左派再度下野时，这些党大都批评左派联盟里的新社会党过于软弱。但这并没有完全消除它们自身的“半社会党化”特征。
在理论建设上，“新社会主义”者要回答的头一个问题无疑是对“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出总结，于是便有了“现实社会主义”（即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旧体制）是否社会主义之争。对反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与右派来说，旧体制当然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从否定旧体制得出否定社会主义的结论。对于拥护旧体制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说，旧体制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否则就不能从肯定社会主义得出肯定旧体制的结论。而对于社会党，尤其是东欧目前“复兴”的那种低调的社会党来说，他们对“姓社姓资”的问题已经毫无兴趣。只有那些一方面仍具有高调的社会主义理想，一方面又为旧体制的积弊所困惑的人，才会特别关心这一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通行解释是把旧体制分解为各个部分，例如经济与政治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们对这些部分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认为，旧体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是社会主义的。只是它们都不完善，因此有弊病。如波共盟现主席兹·维克多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忽视了市场，在上层建筑方面忽视了宗教。“‘同上帝作斗争’使我们远离信教的基本群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在他看来，过去在上层建筑上最大的错误不是忽视民主，而是敌视宗教。这与俄共把与东正教和解当做反思过去的最重要之点颇类似。
有人则相反，认为旧体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都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冒牌社会主义”在南斯拉夫各国活动的新共盟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就是如此，但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当年的“自治社会主义”则不同，这实际上是铁托时代的老主张了。南斯拉夫以外的一些带托派色彩的左派论著也持类似看法。这种见解认为旧体制经济上的国有制是“官僚所有”，而非真正公有（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才是真公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斯大林主义专制”而非民主（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才是社会主义民主）。
更多的人则把政治、经济分开。其中多数人都认为旧体制在经济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而在政治上（专政）则是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波兰思想家亚当·沙夫，他在剧变前被认为是非正统的异端，但又不同于库龙那样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剧变后他仍坚持宣传社会主义并拒绝认同社会民主党，因此他虽未加入波共盟，但仍被公认为是波兰乃至整个东欧最有影响的“新社会主义”者之一。他对旧体制在经济上虽有批评，但认为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毫无问题的。同时他认为政治上的旧体制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的。他的这种“共产法西斯主义”论早在剧变前就已形成，剧变后更在东欧左派尤其是社会党左派中影响极大。
沙夫宣称：“如果用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
的基本定义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上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现存的上层建筑却同公认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相矛盾冲突。我认为，正是这一矛盾给了社会主义拥护者以重要启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和消灭由资本家所构成的阶级并不是建设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在一定环境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甚至会出现一个具有共产一法西斯主义结构的社会。”
为什么会产生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如此大的反差？沙夫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搞早了。“当革命不具备必要的条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论述过这些条件那么就必须建立专制政权，甚至通过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怪胎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
沙夫对旧体制在政治上的几乎所有内容均持否定态度，与此同时他却是计划经济的积极辩护人。在这方面他与苏联与民主德国流行一时的所谓“电脑乌托邦”论者类似。这些论者崇尚数理经济学和最优化模型，相信电脑技术的发展会使处理巨量经济信息、提供经济控制的“最优解”成为可能。到世纪之交俄、德等国这种理论已经衰落，而沙夫对此反而更加坚持，他认为那些怀疑“电脑计划最优化”的人只了解老式电脑，而对具有“人工智能”的新一代电脑一无所知。依靠尖端电脑已经具备、至少是未来将会具备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过去不可能的“科学计划”将被证明是完全可能的。他强调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只是个理论的虚构，当代西方也没有这种东西。相反，那里实行的是跨国公司的大规模经济计划。而且随着全球化与微电子革命的进展，“经济计划，而不是自由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然，这种“电脑计划经济论”也会导出一个推论：在没有发达电子信息处理与控制技术的条件下搞计划经济注定要失败，“没有现代信息交通联系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经济计划的。尽管如此，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内还是采用了这种计划——多么无知啊!”这种“计划过早论”与“民主缺乏论”一起成为他认为的“现实社会主义”垮台的两大原因。
经济上肯定“计划”而政治上否定“专政”，这是对“现实社会主义”作分解式评价的东欧“新社会主义”者中最流行的观点。与这种“民主计划”论相反的“专政市场”论，即经济上否定计划体制而政治上肯定专政体制的人在东欧的社会党中是没有的，在“传统左派”中虽有，但要比“民主计划”论者少得多，捷克的兹德涅克·穆拉奇内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穆拉奇内剧变前为捷共中央副部长，剧变后是亲捷摩共（但未加入）的左派撰稿人。他认为旧体制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民主与否，而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平均主义，在于“对消除差别过分强调”导致没能“贯彻个人和劳动集体按劳取酬的原则”他现身说法称：“我曾在联邦中央机关担任了相当于副部级的领导职务，属于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工资也是较高的。但我担任的职务要求我一周工作65~70个小时，因此我妻子经常揶揄说，我平均计时工资甚至还达不到一个普通工人的水平。当然这仅仅是与手工业工人相比，而与工厂持平均计时工资（包括奖金）的工人相比，我的计时工资也还不到他们的两倍。这种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的做法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毫不奇怪，尽管搞了种种五花八门的运动，但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仍然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穆拉奇内对1968年后的政治镇压扩大化也作了反省，但却不像今日“民主左派”那样完全肯定“布拉格之春”而否定胡萨克时代。
总之，在对“现实社会主义”的评价上，“新社会主义”者中存在许多歧义，这与他们对未来的态度差异构成相关。
如果说东欧各社会党无论新老，都对转轨大体认同的话，那么不认同目前的转轨便成为“传统左派”的特点。其中，他们特别对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抨击最厉害，对政治转轨则批评较缓和，其中多数批评都是针对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禁共令”等不符合议会民主制规范的“右派专制”行为，而对议会民主制本身则非议较少。传统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连同“资产阶级民主”一词在今日东欧左派中已不常提，即或偶尔提及，也大都针对形式问题，如选举舞弊、金钱政治等。超越形式问题而从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哪怕十分规范的“民主”则是罕见的。
波共盟主席维克多就是这少数否定者之一。维克多指出波兰剧变后几届大选投票率逐次趋低，公众政治冷漠，参与热情下降等事实。如1997年9月的议会大选中，选民投票率仅48%，“它说明少数人的意志决定大多数人的命运，这是违背民主的基本原则的”。而进入议会的5个政党和政党联盟得票均不过半，第一大党团结工会选举运动仅得票33. 8%，这表明“波兰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所谓‘左派’领导的，受到群众拥护的程度越来越低”。维克多由此认为，波兰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
维克多还指出，在此次选举中团结工会的选民中38%是工人（其中36%是失业工人），而支持民主左联的选民中工人只占27%（其中24%是失业工人工人，特别是失业工人支持资产阶级政党这一事实说明波兰还未形成反资产阶级的、亲人民的、亲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失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只能被别人用来当做工具，为推行资产阶级政策服务。”
维克多的确看到了波兰民主的缺陷，但他却没有论证“非资产阶级民主”是怎么回事，是一党制民主，无政党民主，还是只要经济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多党制议会民主就可以成功？
多数“新社会主义”者与维克多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都肯定多党制议会民主，亚当·沙夫称：“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多元化的，即多党制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就应当是这样的民主。”而旧体制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搞好，它“把专政等同于‘我们的’民主，等同于高于一切的‘最高’形式的民主”，从而陷入了“反民主的伪善”之中，使社会主义运动为此付出了“高的代价”。他对剧变后“民主”的批评主要在于：光有“政治民主”还不够，还必须有经济民主，即经济平等，否则“‘民主’与‘改良’的目的就成了掩饰现实”。
这与沙夫对“自由市场”制度（包括以此为方向的转轨）的批评显然是一致的。实际上它提出了一个“民主与市场相矛盾”的命题，这在东欧“新社会主义”者中，尤其是“民主计划”论者中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对波兰民主看法与沙夫有异的维克多，在这一点上不仅与沙夫一致，而且讲得更尖锐：“人们通常认为，市场经济与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但它们之间与其说是相互支持和补充的，不如说是相互排斥和斗争的。”
有趣的是，这种看法自然与主张“市场与民主统一论”的自由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相冲突，但却与比自由民主更右的“保守主义自由派”颇有吻合之处，后者也极力强调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民主相冲突，只不过它们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价值，强调平等、民主只能以不损及这些价值为限。
对维克多谈到的“工人支持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沙夫注意得更早，也讲得更多。他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自己的政党”的问题不仅剧变后，而且剧变前就长期存在，它是“现实社会主义”中的一个历史性困惑。在他看来，剧变前的统一工人党与剧变后的团结工会在此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即“工人政党的社会基础”（显然，沙夫并未把团结工会看成“资产阶级政党”这与维克多不同。但沙夫也未料到1997年大选中工人又投了团结工会的票。他的论述发表于“左派复兴”时期，当时工人是抛弃了团结工会政府的，犹如他们早先抛弃了统一工人党政府一样。）他指出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都自认为代表工人，但它们在改革中都陷入了严重的尴尬：“代表团结工会的理论家采林斯基在《华沙生活报》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的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保守势力，成为改革事业的反对者。”而这个问题在80年代却曾由统一工人党提出，“当时，党的一些理论家在党召开第三次思想理论问题大会之前的讨论中也指出，工人，特别是传统的产业工人，已经丧失其进步性，变得越来越保守了。正是他们把波兰的改革事业拉向后退，成为阻碍波兰经济改革的势力。而他们的下一代，即现在的年青一代，成了不断制造社会紧张的主要势力，正是他们的活动导致一次次政府的更迭，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固定因素”。于是，无论统一工人党还是掌权后的团结工会都提出了角色重新定位的问题，它们在考虑代表“全体劳动者”甚至全民，而不再仅仅“代表一个阶级”。
对这一问题，沙夫没有像维克多那样简单地归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而是给出了两个原因，近因是制度缺陷导致的党的特权化，而根本原因则是新技术革命导致“劳动的消失”。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两人倒是有近似的提法，即改变转轨的方向。按维克多的说法是“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按沙夫所言，则是要向“新型社会主义”寻求出路。
“新社会主义”新在何处？
至于经济转轨，由于在几乎任何苏东国家它都是“代价最大”、“痛苦最多”的领域，自然也是任何反对派（无论什么“主义”者）都集中指责的领域。由于在多数国家右派与社会党都曾轮流执政，也曾因此轮流失去了指责的资格，而“新社会主义”者则一直处于批判者的位置。所不同的是，俄共等独联体国家中的左派集中抨击的是原始积累的野蛮性与寡头垄断性，而中东欧国家的市场转轨相对较为规范，所以“新社会主义”者集中批判的不是原始积累，而是自由市场经济本身。这又引出了他们对“后市场”体制即未来的“新型社会主义”的设想。
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与苏联地区的俄共一样对目前的转轨方向是否定的。但对未来的考虑，两者却有很大区别。俄共主流派认为目前的叶利钦体制是寡头独裁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实行“人民民主”，重建社会主义是久远的事。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尽管也抨击“右派专制”，但总体上并不否定东欧已实现民主——尽管是“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他们对“新型社会主义”更为关切。另一方面，俄共要重建的“社会主义”尽管也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但毕竟与旧体制乃至“俄罗斯思想”有更多的联系。而东欧的“新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则更多地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希望实现一种完全不同于旧体制的、建立在全球化而非民族传统基础上的“新型社会主义”。
虽然东欧“新社会主义”者更迫切希望搞社会主义，但另一个巨大的反差却是，他们的力量比本国的社会党和俄罗斯的俄共要小得多。俄共志在问鼎政权，而他们中的多数党连议会的门槛尚未踏入。因此他们一方面急于使自己在政治上取得成就，遗憾的是至今成效甚微，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淡化党与未来社会主义之关系的思潮，尤其是那些学者身份的无党派“新社会主义”者更是如此，沙夫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沙夫对以往的左派党，包括共产党和新旧社会党都不抱什么希望。他认为：“迄今为止波兰存在的执政党之所以成为特权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的活动经费由国库拨款，这就使在党的机关工作就是一项吸引人的工作；二是党统管国家干部的任命，使国家干部都控制在党的手中。毫不奇怪，这两大保证使党处于社会的特殊地位。制度变革后这两大保障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除了。这就使新型政党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境地。对于许多人来说，原来入党可以得到物质保障，也可以晋升到国家的领导岗位。现在呢？这一切都被取消了，入党还会有吸引力吗?”
而西方类型的社会党已变成了一种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的政党组织。“它使人有理由怀疑它究竟还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自‘二战’以后，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整个左翼力量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化。一些老牌的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它们的革命语句，占据战前左翼社会党的阵地，而后者又占领了自由党的阵地，并实际上把自由党完全挤出政治舞台。”
因此现在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左派党，它的存在方式依各国国情会有很大差别，但沙夫认为有三点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个新型政党不再是按照列宁倡导的专政原则办事的党，它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肯定是受人民拥护的（基于全民共识）制度，这种制度将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第二，在组织原则方面，它将遵循广泛的党内民主原则，给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留有充分自由；第三，至于入党目的，那将不再是为了获得私利，而是为了实现理想。换句话说，那种靠党员的特权吸引人们人党的动机将完全消失，人党不再是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手段。”
最近沙夫又强调，新左派不应当是一个政党，而应当是一种多元化的运动。“把新左派设想成政党的想法不仅无法实现，而且恰恰有害”。这与他不久前主张“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新型政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沙夫现在认为左派运动中无疑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组织，但更应当包容当代新兴的各种运动，如生态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革命宗教运动。尤其是后者，目前受到苏东地区“传统左派”的普遍重视，从俄共到南共盟，从“极左”诸党到非党学者，都主张与之结盟。
如果说俄共要重建的社会主义，其经验参考主要来自改革前的苏联史和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当代社会批判思潮的影响只占次要地位，那么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多数都受到西方左派思潮的影响，其经验参考在相当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当代社会的“社会主义萌芽”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跨国公司的经济计划与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都是他们所关注的。南新共盟主席克尔斯马诺维奇就是个典型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论者，他认为：“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了或者未实现，而应该说它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失败了。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下，使自己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价值。不管某些人喜欢还是不喜欢，现在世界上仍然有1/3的人口生活在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下。这个1/3的世界包括中国等未发生剧变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发达社会。”5
东欧新社会主义者大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与旧体制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有关，但他们也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观点，迅猛的新技术革命潮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变革，从而给“新社会主义”带来曙光，并且由于技术革命的加速发展，这个过程并不遥远。克尔斯马诺维奇称：“当年世界的科学技术成果是人类难以估计的推动力。据统计有90%的发明创造是近30年来出现的，可以预计今后10~20年内，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将会增加一倍，在旧的关系条件下拥有这种能量，如果没有对于未来发展的设想，这本身就酝酿着可怕的文明风险。只有更公正和更人道地拥有这种能量，才有可能消除风险，而这种更公正和更人道的承担者，就是摆脱了历史的羁绊和冷酷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力量。”
而沙夫更宣称：新技术革命出人意料的飞跃有可能把因“现实社会主义”垮台使社会主义损失的时间大幅弥补回来。30年代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兰普曾说，如果以（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它的破产会使波兰的社会主义推迟三四代人。“然而，现在的事态发展比兰普预计的要快得多，特别是世界上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迅猛发展，这个时间可能大大缩短……世界向新型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的名称是否再叫社会主义并不重要）发展的步伐亦将加快。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会到来，而且不会绕开波兰。所以，我们从现在就要孜孜不倦地努力迎接新型社会主义。”沙夫估计，尽管波兰“今天暂时还处在‘第三世界’行列中”，但只需20~30年，新技术革命就会使她“势必走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共同走的道路，即通向新型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为此大声疾呼：“20〜30年时间很快会过去，我们再也不能错失良机。”6
但这样一种“新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多数人心里并没有底，尤其是目前仍在向资本主义转轨的状况如何与技术革命的飞跃和“新社会主义”关系的出现相联系，更是令人困惑。基于目前尚处于“没有运动的思想”状态的“新社会主义”者在如此弱小的基础上如何迎接“新型社会主义”的来临，更是事关实践的大问题。一些“传统左派”的领导人坦承：“目前还未找到对如下问题的答案，即在利润还未成为基本推动力的社会里，如何既保证有效的生产，又保证没有剥削，没有屈从和没有不平等的公正的社会关系。”
沙夫在世纪之交发表《论新左派的必要性》一文，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新社会主义”者中最为系统的看法。
在思想史上，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早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了自动化的进展将导致“工人阶级消失”这样一种“劳动的终结”说。7沙夫接受并发展了这个观点并认为这是电脑时代“旧社会主义”消亡、资本主义终结和“新社会主义”兴起的最重要的动力。他认为，新技术革命的直接后果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亡”，由此将引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变革：随着蓝领工人阶级的消失，继之而起的白领阶层并不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是什么高技术时代的新型无产者。因为在新时代知识就是资产，白领知识阶层便是有产者、中产阶层。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等概念将会消失。另一方面信息革命提供的技术手段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也将使“科学的计划”成为可能和必要，“自由市场”体制将不可存在。
虽然劳动、剩余价值、无产者的消失改变了“剥削”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了社会矛盾。“因为这里不存在剥削人的劳动，但是却可以产生许多剥削人的新形式。”尽管“对人的劳动的剥削”将随着这种劳动的消失而消失，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将尖锐化，充分就业已经成为历史，采用现代化、自动化技术绝不意味着增加就业机会，而是减少就失业。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失业正在日益严重，欧盟经济理事会已经通过决议，要在欧盟成员国中实行最低收入制。已经抛弃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将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
然而沙夫认为，在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下用社会保障来对付结构性失业是行不通的。借助缩短工时，并把由此获得的富余就业机会在无业者中间重新分配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失业，只是一种治标之策，并没有触动问题的根本原因。甚至更加激进得多的做法，如欧盟开始实行的不管工作与否保证一份基本收入的措施，也不是解决办法。从失业者的短期利益来看，这种措施显然值得称赞，但它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一旦由此产生的负担变得庞大时，即使最富有的社会也无法承受。此外，如果长时间采用这种措施，对社会尤其是对年轻人恰好是有害的”，它将培养懒汉，“引起社会的道德败坏”。
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一种“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而不是产生利润的就业），也就是一种新式劳动，它以另一种方式从社会那里获得资金来源。这就需要新的社会产品分配制度，以便为那些被自动化和电脑化排挤出传统劳动的整个社会边缘大军提供资金保障。从而也就产生了一个“集体经济的因而在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
这就要求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只有当逐渐消亡的雇佣劳动被由社会给予适当报酬的就业代替时，人们才能应付现代转变的要求。这是一场改造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为社会所必需和认可的就业文明的转变。作为第一步，社会必须至少采取两方面的具体措施：（1）保障不再从事雇佣劳动（这是与失业不同的概念）的人们具有适当的生存手段；（2）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社会职业以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同时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是发达世界的问题。因为第三世界到2000年将拥有世界人口的85%，那里的结构性失业具有爆炸性，“不对全球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还会面临一场全球灾难”因此，“新型社会主义”一旦发生，便是全球性的。
新技术革命一方面导致了“小就是美”、“在家上班”和高技术个体生产的可能，一方面造成了宏观经济计划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公与私、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将不存在，由此产生的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走上这一社会的动力及所要求的左派组织也将与传统大不相同。
三、“另类左派”荷角初露
NGO反对WTO？
沙夫关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会消灭自由市场的说法如今认同的人大概不多，然而他的“劳动消失”论、“剥削转型”论和通过以“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取代“产生利润的就业”来实现“新社会主义”或曰“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说，却可以找到许多知音，其中包括许多以往不被看做社会主义者，甚至不被看做是“左派”的人。1996年美国学者里夫金发表《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来临》一书，他提出：由于技术进步，人类正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的工作会逐渐减少，新的工作机会主要将不是来自农业、制造业，甚至服务业，而是来自第三部门。8因此发展第三部门意味着向后“工作”时代过渡，它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改革，也有“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深刻含义。里夫金所谓的“后市场时代”实际上就是后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沙夫所说的“新社会主义”时代。
仿佛在为沙夫这种说法提供佐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第三部门发展迅速。“第三部门”是相对于国家一政府组织（所谓第一部门）和市场一企业组织（第二部门）而言的。以民间志愿工作者和自愿捐赠基金为基础的公益组织，一般又称为NGO（非政府组织）、NPO（非营利组织）、志愿部门或“公民社会”。这类组织从原先主要活动于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公益领域发展为广泛涉及社会公共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一种公民自治机制，并且具有突破民族国家界限的全球性发展趋势。在政治上它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意义，被一些前卫思想家称为“参与式民主”、由“市场一国家二元社会”向新型“公民社会”、由“权利的时代”向“权利一责任协调的时代”转变的“全球社团革命”。在经济上它控制的人力物力资源也日益膨胀。例如在美国，20世纪末它的NPO总收入已占国民总产值的10%，NPO拥有的财产也占全国的10%.美国70%的人口是至少一个NPO的成员，50%的成年人参加志愿活动。各种NPO组织雇员共达近1000万人，使用的义工（志愿服务者）折成全职工作者近300万。9两者合计要占到美国就业总量的14%.显然，“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而不是产生利润的就业，已经不仅仅是个理论概念，而日益成为一种现实力量。
就定义而言，“第三部门”只是个职能概念，它与“第一部门”即“政府”一样本身可左可右，并非某一“主义”所专有。但是过于强调某一“部门”职能，在思想史上却往往具有意识形态理由。在冷战时代，通常认为左派强调国家作用，鼓吹“政府神话”而右派强调企业自由，鼓吹“市场神话”第三部门运动则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为理念，其最积极者被认为具有神话”或曰“志愿者神话”的取向。这样的取向在冷战时代因其既反市场主导，又反政府主导，而显得不左不右，或曰亦左亦右。但是在“后冷战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退潮，“福利国家”质疑，自由主义成为优势、主流的趋势。在“政府神话”已经破灭，“市场神话”似乎成为唯一的“神话”这样一种情况下，第三部门运动“反市场”的一面便日益凸显，而那些原先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在旧社会主义既已没落、市场化又为己所不愿的情况下，便纷纷寄希望于第三部门，从而使第三部门运动具有了日益明显的“左派”色彩。10
尤其在世纪之交，以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为重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成为当代国际上左派运动抨击的中心，而在布迪厄、安德森、乔姆斯基、沃勒斯坦等左派理论家的思想批判同时，反对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则以跨国NGO联合行动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展开。另一方面，欧美地区近年来传统左派包括社会党、共产党均呈衰落趋势，而新兴的左派——以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批判理论、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权运动、文化多元主义与反全球化运动为内容的各种运动日趋活跃。尤其是1999年“西雅图事件”以后，“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景观。世界各地不断发生国际经济会议遇到各国反全球化非政府组织联合抗议的所谓NGO反对WTO”事件。
世纪之交这样的事也发生在东欧。实际上东欧第三部门运动早在剧变前已经有所发展，但是那时如前所说，在国际范围内第三部门运动并没有表现出“左派”色彩，而在东欧剧变前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所谓“非政府组织”更多少具有体制外价值取向。像波兰团结工会这样的“政治性NGO”成为剧变的推动力量自不待言，即便是在西方本属非政治性的第三部门，如环保生态类民间组织，在剧变前的东欧也有异端之嫌。如保加利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苏联末期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之后的反核环保运动，都与当时的体制发生过冲突。11
但剧变以后，在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趋势下，第三部门“非市场化”的一面便逐渐突出，从而成为剧变后新左派运动的一个活跃领域。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2000年9月2 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捷克召开联合年会期间发生的各国非政府组织大规模抗议示威。它成为继1968年“布拉格之春”以后捷克又一次吸引世界瞩目的大事，号称“布拉格之秋”在这个“布拉格之秋”运动中，各国抗议者15000余人包围会场、堵塞道路，并与上万名警察发生冲突，最后以会议提前一天草草收场告终。
这次运动的主力实际上是来自意大利、奥地利等西欧国家的反全球化新左派组织。捷克公民并非运动的主力。但在捷克内部，各种“左派”对此事件的态度大相径庭。当时执政的社民党泽曼政府作为会议的东道主，坚决反对“布拉格之秋”与著名自由知识分子出身的哈维尔总统及公民民主党控制的议会态度一致，受社会党控制的捷克最大工会组织CMKOS也拒绝参与此次抗议行动。但托派的“捷克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社会主义团结”运动与无政府工联主义团体“团结”则积极参加了抗议。而此次抗议的捷克发起人则是由无政府主义者与生态环保人士组成的自主反对经济全球化”组织与ASOL独立工会联合会）。捷摩共也支持此次活动，并通过其控制的规模不大的极左工会OSCMS与青年团KSM从提出了合作的要求。然而INPEG与人ASO均表示拒绝与“斯大林主义余孽”捷摩共及其附属组织合作，与此同时，他们都表示愿意与托派联手发动这次斗争。12
最终“布拉格之秋”在捷国内成为托派、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人士、部分工会与反全球化NGO的一场运动。这次“广场狂欢”式的运动连同在西雅图、热那亚、巴塞罗那等世界各地的反WTO示威一起标志着全球化时代一种不同于传统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另类运动的兴起及进入东欧。这场运动尽管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旗号而不愿自称为左派，但作为反对所谓“跨国公司与全球垄断资本主义”、反对“市场全球化”的运动，它事实上是一种新型左派。世纪之交，东欧NGO反对WTO”的事例当然不止于捷克。波兰农民组织响应“世界社会论坛”号召反对农产品自由贸易和转基因农业的运动、一些东欧国家“绿党”或绿色和平组织在全欧“红绿联盟”大潮流下与本国左派的合流，都是十分明显的。
“布拉格之秋”显示出这种“另类左派”在中东欧地区具有发展前景。尤其是在争取加入欧盟的谈判中，东欧各国已经感受到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这类左派目前还形不成什么大气候，但在今后的中东欧国家会有可观的发展空间。当今的中东欧，亚当·沙夫式的“新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运动的思想”。而实力强大却日益失去自己意识形态特征的社会党也逐渐变成“没有思想的运动”。而“布拉格之秋”这种以后现代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为背景的反全球化NGO联合行动，却有可能发展为既有“思想”又有“运动”的政治现象。人们对此应当有所关注。
但是这种“左派”之所以“另类”，乃是因为以是否反“全球化”为标准划分“左右”，如果在国际上会产生许多问题，那么在东欧它带来的趟尬就更多。
“反全球化”与左派重组：深度转轨后东欧政治一社会格局的重新洗牌
在东欧剧变十余年后，“左右之争”的核心问题已经与当年大有区别。事实上在当前围绕“市场经济全球化”进行的世界性斗争中，以是否反对“全球化”为标准形成的政治格局已经很难用传统的“左右”标准来衡量：1999年西雅图跨国非政府组织反WTO大示威受到当今国际上新左派的同声欢呼，被视为反对“国际资本扩张”、抵抗“西方价值霸权”、阻止“新自由主义之祸”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美国本土在西雅图事件中的主要动力源——以劳联一产联为代表的美国传统工会，过去不仅比商界更激进地反对共产主义，素有“美国工人比资本家更反共”的名声13，而且也并不认同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同时，不仅中国这样并未发生剧变的、仍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积极加入WTO，东欧多数国家执政的社会党人也是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热心推动者——至少比传统的保守党人更热心。
更有甚者，由于是否反对“全球化”的问题被极度强调，一些欧美“新左派”甚至开始追究马克思——他由于其国际主义立场并且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持某种历史主义的肯定态度，而被批判为“全球资产阶级的首席思想家”，而马克思主义则据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14。另一方面，不少人注意到在欧洲除了传统保守党人往往比社会党人（英国保守党比工党，法国戴高乐派比社会党，德国基民盟比社民党）更怀疑全球化外，一些极右翼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排外主义乃至准法西斯主义者如“黑帮（the Black Bloc）”、“黑色军团（the Black Army Faction）”等也混迹于“反全球化运动”，甚至往往在运动中扮演“最激进”的角色。所以恐怕要待潮头稍微沉淀，才能分出其中的鱼龙混杂。
而在中东欧，“反全球化”的另类左派能否成为左派整合的凝聚因素就更难说。除了“保守党比社会党更怀疑全球化”的欧洲现象在东欧也有表现外（例如，在对待WTO乃至加入欧盟问题上，捷克的前右派总理克劳斯比现在的社会党政府更保守，匈牙利、波兰也有类似情形），中东欧国家的工人对全球化的一般态度还与西欧明显有别。
这里的原因在于中东欧国家大都是所谓“低工资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国家在当前以自由贸易为标榜的全球化（当然，主导全球化的某些大国是否真愿意实现这一标榜，另当别论）进程中的利害关系既不同于高工资的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工业“幼稚”的发展中国家。她不像前者，因高工资导致资本外流而损害本国劳工利益，也不像后者，因工业幼稚担心外来竞争。在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普遍被“转移、升级、替代”的情况下，制造业发达而且成本低廉的中东欧国家只要完成了市场化转轨，在真正的自由贸易体制下应当是大有可为的。因此中东欧国家在世界贸易谈判中主要是反对发达国家（尤其西欧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15，这种立场与其说接近于西欧或发展中国家，毋宁说更接近于美国。如果说法国人热心于欧洲一体化，多少带有牵制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全球化的用意，那么对于中东欧国家，尤其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而言，他们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支持全球化是一致的，欧洲一体化在他们看来只是全球化的内容之一。而中东欧国家的工会也并不像发达国家工会那样激烈反全球化。像前述的捷克拒绝支持“布拉格之秋”,就不仅与社会党的态度，而且也与一般捷克工人的态度有关。尽管在转轨背景下“外资购并式私有化”常出现工会与外资方的激烈博弈，那也只是“如何分家之争”而不是反对私有化，与“反全球化”关系不大。
在中东欧，传统上农业是受保护的产业，因此“反全球化运动”在农民中远比工人中更有影响。但这种由“后现代知识分子”为理论引导、农民为主要社会基础、跨国从NGO为外援的另类左派运动如何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工会为基础的“现代左派”运动相融合，甚至至少不相抵触，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国内政治（而不是像布拉格之秋那样就国际影响）而言，进入新世纪后中东欧的左派重组至今主要还是体现在“现代左派”运动中。在世纪之交，中东欧“左右之争”的核心问题已经远不是当年的“非共化”问题，但也未必是今天西方国家时髦的“反全球化”问题，而仍然是在转轨及“后转轨”时期捍卫劳动者权益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新世纪里左派重组的势头也在加快。以波兰为例，原来的波兰团结工会本身，以及支持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团体“保卫工人委员会”（KOR）在剧变前都有浓厚的工联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背景，剧变初期转轨进程中的利益博弈使原先的团结工会阵营分裂，其中的左翼成立“劳动联盟”号召联合其他左派力量形成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文明左派”。但是在当时“非共化”潮流下，劳动联盟也无法放下历史旧账，虽然宣称“后团结工会势力”与“后共产主义势力”中的左派应当靠拢，但却表示“坚决不与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即剧变前共产党——统一工人党——的社会党化后继者）合作”。而实际上，后者除了“出身不好”外，在转轨中并不比劳动联盟更“左”。但是劳动联盟可以与波竺社会党（“二战”前的老社会党）联手，也可以接纳前统一工人党中的个人或由其派生的非主流派别加盟，唯独不能接受前波党主流派的后继者。
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左派各自为战难成大事。而社民党为摆脱“历史包袱”也首先采取了主动，1993年她联合其他一些小党，组织“民主左派联盟”首次竞选获胜，成为东欧“左派复兴”的先驱。此后，该党领导人便刻意突出“联盟”而淡化“党”最终在1999年干脆再次使用解散一重组的方式，宣布取消改建已经9年的社民党，而将民主左派联盟发展为“民主左派联盟党”（PSLD）。这样一方面再次表示与过去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顺势把原先与社民党结盟的那些小党都合并于其中。
劳动联盟方面也作出互动：1993年大选时她虽然仍作出不睬社民党的姿态，却已开始与社民党主导的民主左派联盟合作。2001年大选时社民党既已消失，劳动联盟更正式与“民左联党”结成竞选联盟，获胜后又自然成为执政联盟。到了2002年，劳动联盟不仅已不再忌讳与“后共产主义”的主流派结盟，甚至开始重新评价剧变前的共产党人晚期执政者了。先是波兰《直言周刊》2001年第18期刊登署名文章，称赞前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查克、拉科夫斯基等人顺应潮流与反对派一起推动了1999年的变革，甚至认为他们对变革的贡献大于当时的反对派（即团结工会）。接着，剧变前波党改革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将军撰文说，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不仅后来致力于使国家实现民主化，而且当初所以把反对派关进监狱也是为了保护他们，防止苏联人进来镇压他们。因此当苏联威胁消除后便把他们释放，直到1999年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反对派。雅鲁泽尔斯基也说：圆桌会议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是我们的共同胜利。“遗憾的是，这种胜利应该早几年来到。”
“后团结工会左派”至此已经完全与原来的对手尽释前嫌。劳动联盟的一些领导人甚至加入了民主左联党并成为其骨干，其中包括原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成员采林斯基。如今已经成为民主左联党副主席的采林斯基认为：现在左联党把当年波兰社会党（PPS）和保卫工人委员会领导人的画像挂在办公室墙上。难道雅鲁泽尔斯基、基什查克和拉科夫斯基的画像不也应该增加进来吗？
这样，“后团结工会左派”与“后共产主义左派”在历经十余年之后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走到了一起。左派的成功整合壮大使右派相形见绌。如果说1993年波兰第一次“左派复兴”，团结工会阵营虽然下野但仍然拥有议会党团，而且到1997年又赢得大选再次上台。那么到2001年他们再次下野时就输得更让人大跌眼镜：此前联合执政的“团结工会选举运动”与自由联盟两党竟双双得票达不到5%的门槛而被排除在议会门外。“后团结工会右派”至此大势已去。不少活动家包括原分属两党的前议会众院议长普瓦任斯基和参院副议长图斯克都纷纷退出。“团选运”不久即宣布解散，团结工会则发表声明退出政治并实行非政党化。波兰今后当然还会有右派，但与团结工会的遗产不会有什么关系了。
1 金雁、秦晖：《匈牙利转轨中的激进与保守》。
2 [俄]《真理报》2001年10月30—31日。
3 http://www.xinmiao.hk.st/sim/interesasteu/eeu005.html.
4 http://english.pravda.ru/cis/2001/03/03/2826.html.
5 拉•克尔斯马诺维奇：《只是停滞，而不是垮台》，[南]《战斗报》1995年10月24日。
6 A. Schaff, “Was gibt uns heute der Marxismus?”,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1995),Nr, 25.pp. 97-109.
7 Cf, John Milios and Elias Ioakinoglou, Who’s Afraid of Work ? Unemployment and the ‘end of labour’, http://users .hol.gr/joakim/CUBA-en.pdf.
8 J. Rifkin, The End of work, Technology, jobs and your future. 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u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 New York:Tarcher Putnam, 1995.
9 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81页。
10 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67页。
11 金雁：《转轨中东欧国家的民间组织》，见本书。
12 [捷]《工人权利报》2000年9月号。
13 国人未必注意到：甚至当年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仇共浪潮也是得到工会大力支持的，而美国的自由知识界倒是大都持反对态度。所以有人说麦卡锡主义与其说是寡头主义不如说是民粹主义，当然更确切地说，是右翼民粹主义。
14 F. Block, Deconstructing Capitalism as a System. Rethinking Marxism 12:3(2000). Pp. 83-98.
15 例如，在钢铁工业领域中东欧国家反对西欧贸易壁垒的斗争就成为这些国家“回归欧洲”进程中最大问题之一，剧变后订立的《欧共体与中东欧国家经济合作协定》就把钢铁业作为“敏感领域”，大谈出口限额与反倾销义务。此举曾对东欧产钢国家造成很大伤害，甚至影响了这些国家钢铁业的私有化进程。 J.Hardy, A. Rainnie, J.Kot, M. Dziura and E. Piasecka, Restructuring Huta T. Sendzimira- From the Lenin Steelworks to Lean Production, Communist Econom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Vol.8, No.2, 1996.
